中国政府改革方向

第一篇：中国政府改革方向

中国政府改革方向

马亚翔08电气二班080405228 我国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在法律法规方面，全国性的相关法规、规章的清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废止和修改、制定了一批法律法规；在关税削减方面，从2002年1月1日起，我国关税总水平已由15.3％降到12％，涉及5300多个税目；在行政审批制度方面，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等部门取消了二十几项行政审批项目，行业涉及水、电、建筑、房地产、农林、金融等多个行业。

然而，与WTO的规则和我国经济内在发展要求相比较，我国政府在减政放权、解除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等方面的工作力度还很不够。从朱总理在“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难看出，今年八大工作重点中，有好几个方面都涉及减少政府管制和干预问题。报告明确提出：努力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通过政企分开和企业重组，打破行业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尽快实施电信、电力、民航管理体制改革，抓紧研究制定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继续理顺政府部门职能分工，防止有些事情互相推诿和无人负责。进一步改革和减少行政审批，必须审批的也要规范操作，简化程序，公开透明，明确责任。

可以说，管制改革已成为政府今后几年的头等大事，其进展将直接影响到与世贸规则的接轨，更关系到下一步的改革大局。这是一步“将军”棋，世人都在关注。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时期，从国内银行、证券金融、会计行业、国有企业等领域反映出的许多棘手的重大问题看，很多矛盾和冲击与行政管制有直接关系，因此管制这根链条到了非进行大幅度调整不可的时候了。基于此，本期报告我们选择政府管制问题进行探讨。为了行文的完整，首先概论政府管制的起因，然后深入分析当前在我国进一步解除政府管制过程中存在的障碍、难点，最后提出解除政府管制需要遵循的几个原则和今后的工作重点。

政府管制的形成经济学上把政府管制分为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两类。

1． 经济性管制。经济管制是指对价格、市场进入和退出条件、特殊行业服务标准的控制。一般来说，是对某一个特定行业、特定产业进行的一种纵向性管制。这些行业往往具有一些特点，如自然垄断性。像电信中的本地网络、电力中的配电和输送、铁路的轨道传输网络等，这些环节获得合法垄断，有合理意义和社会效应。如果他们的服务质量和价格不合理，很可能危及到购买并使用这些产品的人的利益，在这个时候，政府要在准入管制的同时进行价格管制。此外，对运输、金融证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的管制也属于经济管制。

2． 社会性管制。社会管制主要用来保护环境以及劳工和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主要针对外部不经济和内部不经济。前者是市场交易双方在交易时，会产生一种由第三方或社会全体支付的成本。像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和枯竭性开采等。政府因此必须对交易主体进行

准入、设定标准和收费等方面的管制。后者是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一方控制信息但不向另一方完全公开，由此造成的非合约成本由信息不足方承担。比如说假劣药品的制售、隐瞒工作场所的安全卫生隐患等。所以，政府要进行准入、标准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管制。

三、中国政府管制形成的特殊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制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市场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时代后出现一些“市场失灵”现象，政府才开始逐步加强对经济行为的管制。但是，我国政府管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因此，我国管制的成因与西方经典管制理论中的分析有很大不同。西方管制的出发点是维护市场秩序，而我们搞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取消市场，在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的管制。具体分析起来，我国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历史因素。这里要讲得稍为远一点，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否定了市场，认为市场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经济制度上就应当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依靠其权力“剥夺剥削者”之资产或政府直接投资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没有得到发展，而是由一个统一的国家来替代市场配置资源，替代企业家精神。

2． 政治因素。自建国以来，我们的资源就相对匮乏，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政府通过掌握国有企业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不能随便放弃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直接控制。

解除政府管制的障碍

打破国有经济垄断，开放国内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最终建立健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这些行业一度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供给短缺和投资不足，政府开始吸引社会资金和放松价格管制。尽管国家垄断体制相对放松，行业垄断势力却有所增强，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家和行业垄断越来越妨碍市场自由竞争体系的建立。因此，打破原有利益集团的垄断格局、消除现有经济体制障碍成为经济改革中最迫切的问题。

一、利益集团：解除政府管制的拦路虎

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管制形成的一些行业垄断者和各种利益集团利用政府给予的权利将一般的行为垄断逐步变成了法定垄断，致使这些垄断者为所欲为，很难去挑战它。众所周知，我国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垄断价格严重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政府也下决心破除这些行业的垄断势力，但最终结果多数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其他，如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进程也与其相似。这些行业的改革进程之所以如此缓慢，当然有牵涉范围广，没有现成模式供参考等方面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些行业的改革触及了当前某些个人、部门、行业或者地方上的利益以至受到百般阻挠。因此，改革必须深入下去，彻底打破即得利益者垄断。

（一）部门利益冲突：广电与电信——谁该入主互联网业

网络媒体，即“新媒体”，是基于IP协议的高速互联网，目前被公认为继报刊、广播和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它从根本上改变以往人们被动接受信息的方式。通过网上链接，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更加立体化，并且成为信息选择的主体。而使之成为可能的信息传播技术就是大家已不陌生的“三网融合”，即整合了声音（电话）、图象（电视）和数据（计算机）业务的宽带通信系统。这种宽带系统为受众提供的是需求导向和交互式的“一站购齐”的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如IP电话、图文并茂的新闻和专业信息、视频点播和网上购物等。

整合宽带系统的实现可以有多种技术渠道和市场方法。如现有的固定电话网，在其大覆盖的光纤干线网管基础上，利用电话调制解调器、数字技术对其以双绞电缆线组成的接入网进行改造，使其能够同时提供视频和数据服务；而新兴的网络运营商甚至已经开始独立建设全光纤入户的以提供IP业务为主要目标的新型骨干传输网，直接进入整合宽带系统。另外，固定电话公司、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传统媒体公司以及在线数据服务商之间通过互相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也可以成为各种高速户聯网的物理基础。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今后在网络媒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经过改造后的有线电视网。这不仅因为有线电视网的覆盖率与固定电话网不相上下，还因为它的光纤同轴电缆混合（HFC）网管系统，由于数字压缩技术和高效数字调制技术的应用，频道容量和多功能服务的能力得到大大的拓展，使其带宽远高于现有电话网的光纤双绞电缆系统。更由于其广播式传输有条件接收的技术特点与计算机网在逻辑上天然的兼容性，使它自身有无限的发

展前途。全世界的专家都一致认为，有线电视是解决信息高速公路“最后一公里”的最佳传输媒介。因此，有人把国内现有经过改造的电信网称为第一代低速因特网，而把光纤同轴电缆混合网逐步被光纤入户网取代以后的有线电视网称为第二代高速因特网。

但令人遗憾的是，广电系统至今没有取得互联网业务的经营许可，甚至在广电网通过加盟“中国网通”已经实际进入了因特网数据业务市场之后，国办[1999]82号文（《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中的规定仍限制广电和电信交叉经营。此外，信息产业部也在多种场合不断声明，广电提供因特网数据业务和电话业务是违法的，理由是广电没有完成网台分开。似乎只有当有线电视传输“网”完全从制作和播出电视节目的“台”中分离出来，由信息产业部统一管理并最好与电信网合二为一后才有资格提供基础电信服务。

其实从国际经验来看，作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所属的有线电视系统，其节目的传输和播出并不存在完全的分离。其次，为鼓励整合宽带通信网的尽快发展和维持有线电视产业的文化特殊性，一方面，许多国家的政府允许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自由进入电信产业，而严格限制电信企业提供视频服务；另一方面，为规避WTO对开放电信业的要求，有的国家还特意将有线电视从统一的电信业中分离出来，或专门建立独立的有线电视网，以抵御外国文化的肆意入侵。与此同时却并不限制有线电视网参与国内整合宽带通信网的建设和运营。因此，国内现行的对有线电视的管制政策，恐怕还是从保护落后的中国电信网的利益出发而制定的。

（二）地方诸侯经济：消除市场分割的最大难题

加入WTO后，我国中央政府为与国际惯例接轨，积极主动修改或取消原有的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法律文件，颁布新的法律法规。然而，正如有些海外人士所担忧的那样，加入WTO

后中国最可能出现的违反WTO规则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各级地方政府。目前，地方保护在我国仍然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过去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在发展单一的国有经济、在各地形成“小而全”的经济体系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它们在出发点上、管理体制上都体现了地方利益。尽管当前为加入世贸组织要求进行文件清理，但有些地方仍以落实中央对各省市的要求、加快本地经济发展为出发点进行清理，没有按世贸组织的要求来做，造成不仅老文件清理得不彻底，新文件的制定也有地方干预的痕迹。

2． 地方利益的驱动。我国实行的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政府负责制，地方政府要承担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职责。这种管理模式使地方政府存在管一方土地保一方平安，守土有责的思想，因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其他各个领域都成为地方领导的一种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垄断经营、封锁市场，抵制外地产品进入的情况。县与县之间，都不允许外县的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更不用说全省、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

3． 经济管理体制的产物。我们的企业一直都是由国家直接投资，企业有行业管理部门，有主管部门，还有地方政府各类政策的支持，考虑到企业的利润、产品的市场，行业保护、地方保护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甚至还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攀比：哪个行业保护得好，哪个行业利益就好；哪个地方保护得好，哪个地方就得到发展。

当前以上种种问题和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按要求需要破除地方保护，中国经济发展自身也需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市场。为此，2001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负起消除地区封锁、保护公平竞争的责任。但是，其执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以药品连锁经营为例，药品连锁经营既方便了群众，也降低了药价，然而目前在我国却很难发现有跨地区的药品连锁经营企业。

根据国家药监局调查，一些地区仍对连锁经营采取的或明或暗的地方封锁。部分地区对跨地域开办药品连锁经营明令禁止，有的以“换证期间不予受理”、“垂直管理未到位、不予办理”、“本地区未开始对外地申请的受理，不予办理”等为由拒绝受理；有的以“现在是整顿治理期间”、“本地区药品零售企业已经很多了”等为借口，对申请者进行推辞；还有的宣称“你们全来了，我们这儿的企业怎么活呀！”公开进行抵制。另外有些地区为“抵御”外来“势力”，采取暗地的保护措施。有的是省推市、市推省，相互推诿，无人受理；有的是嘴上答应得好，对申请人却一拖再拖，采取对付的办法；有的要么限制数量，要么收取费用，设置障碍；有的是在地区内先搞表面连锁，抬高自身价格，伺机以高价吓走外来者。

此类明令禁止或暗地保护的做法在啤酒、建筑、烟草等行业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道路、车站、港口、航空港或者本行政区域边界设置关卡，阻碍外地产品进入或者本地产品运出。今后一段时间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发展国内统一大市场将成为中央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不合理管理制度：解除政府管制的痼疾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加入WTO的中国政府将像全球市场中的一个“企业”那样面临激烈竞争，只不过竞争的内容由产品变为制度，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更清晰的法律环境，谁就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如何定位、职能如何转变、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管制制度以及如何改革我国的政府管制等有关问题将关系到未来我国政府和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成败。然而，由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存在一些不合理性，行政审批事项过多，审批周期过长；同时一些部门和行业的垄断势力强大。这些不合理的制度给本已不堪重负的企业又增加一道枷锁。

（一）行政审批制度过多、过严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使企业几乎丧失了自主经营的权力，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由于政府改革滞后，这种管理方式依然通过大量行政审批制度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大量以企业设立、经营资格、许可证等行业管理为名存在的行政性审批，不仅给企业的创立和正常经营增加大量负担，而且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创新活力，降低了企业运作效率。此外，行政审批为有关部门的官员和员工创造了权利“寻租”的机会，容易滋生制度性腐败。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我国行政性审批造成的特有危害性认识不够，没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到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更没有充分认识审批经济办事效率低下的危害性；另一方面，改革到了现在攻坚的阶段，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调整，掌握权力的行政部门，不愿意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这需要外界的推动。

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必须要下决心加快改革行政性的审批制度。要减少行政性审批，改革审批经济必须注意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央部门的审批多于地方；二是后进的地区多于发达地区；三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多于公有制经济。

由此，应该首先从法制理念上、从政府管理的理念上的创新上来解决。在制度上要有所创新，要弱化审批，该取消的一律取消，对确实需要审批的，简化程序，公开透明。政府在减少审批环节方面搞“一条龙”服务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条“龙”也不能过于臃肿、庞大。对于因政府部门职能交叉存在的“重复性审批”，应在统一权利和责任的基础上合并，这样才能真正减少审批。

（二）行政性垄断势力强大

行政性垄断是指中央、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及其授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者排除企业竞争的不当行为。其主要成因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以及贯彻执行不力；多元化的行政利益的趋动，国家对行政性垄断缺少必要的法律管制以及行政人员依法行政意识的淡薄等等因素。

目前，行政性垄断广泛分布于各行业和各类市场中；企业组织形式上表现为高度的纵向一体化（如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在市场占有率上，他们在全国市场上占有绝对的市场份额；在垄断行为上，主要体现为限制竞争（如中国电信以技术标准为理由阻碍其他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网络接入、排挤广电提供电信服务、国家电网限制地方电网的电能输入）和高额垄断定价（如邮资和铁路票价、手机双向收费），此外，如价格串谋（如民航的航线收入联

营）、掠夺性定价（前几年的寻呼价格大战）、价格歧视、指定购买、搭售、以及明显倾向于垄断的企业组合（如三大航空公司的“自愿”合并）也被广泛使用。

行政性垄断的普遍存在，使我国经济实际上被分割为相对不兼容的两个部分，经济运行中同时存在着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等领域，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并且通过行政性垄断阻隔、制约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其基础性作用，提高了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危害。具体来说，其危害主要表现在：

1.由于长期的供给不足和服务质量低劣，造成社会福利的严重损失；

2.限制竞争延缓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调整，降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3.由于企业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所有者缺位造成“内部人”控制现象相当严重，因而企业经济效率较低，带来社会成本的提高；

4.由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政府重复建设和企业重复投资无法控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由于缺乏基于充分信息的产业政策的正确指导，由此造成产业结构的长期失衡和低度化；

5.行政保护下的垄断行为，恶化了市场竞争秩序，延缓了公平有序之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

6.不利于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即便有了形式上的政企分开，政府过度干预（投资和人事权控制）的继续维持，还有可能产生危害性更大的政企同盟；

7.现有的国有大型企业监管制度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8.政府的直接垄断和对垄断企业的保护，实际上是对落后的保护，与WTO规则相悖，在全球竞争环境下不利于提高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9.政府对垄断行为的参与和政府决策的非“三公”（公开、公正、公平）做法，以及广泛的“寻租”和腐败现象，有损政府的威信和执法效率。

放松管制 减少干预

一、政府管制改革的原则

在改革和完善现有政府管制制度的过程中，通过借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制制度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把握如下几个原则：

（一）合理性原则

我国的政府管制，通过大量“合法”和非法的行政性审批和许可，其职能所及，可谓泛滥成灾。因此在管制改革过程中，对管制领域及其手段的设立，必须对上述管制的经济理由所建立的标准上，重新加以审定，并在制定监管政策时积极引入成本—效益分析。尽量取消和缩小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为此，为防止现存管制机构“自纠自查”过程中的机会主义，中央政府设立一个行政改革的临时调查机构是必要的。

（二）独立性原则

如上所述，在经济性管制领域，我国目前的行政管制机构大都存在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和政社不分的事实。它们的职能结构基本是宏观政策调控（如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微观管理和行政管制的混合体。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行政机构就很难具备独立性，很难摆脱部门偏好，从而难以在中立的立场上公正执法，或者难以有效利用有限的行政资源，难以从源头上遏制“寻租”和腐败的机会主义倾向。因此建立独立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管制机构是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的首要任务。

（三）公正性原则

合理设定原则和独立性原则并不能完全保证管制行为的公正性。管制机构在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的条件下，很容易做出不作为、滥用权力、歧视性执法和违背程序等行政违法行为。为防止这些行为的产生，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和外部监督机制；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强制行政机构公开其内部信息；再次必须加大行政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改变管制方式，促进管制法制化和科学化

如果政府仍要对某些方面进行管制，那就要考虑改变现行管制方式，尽量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来改变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式。有一些审批制度，例如土地的审批权，政府一时不能放弃，则应减少审批手续，简化审批过程，提高办事效率。就电信改革来讲，政府管制的重点应从直接对企业行为的管制——如价格管制，转移到对市场结构的调整——降低市场壁垒和导入竞争机制中来，以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在开放的国际电信市场中抢占优势地位。在政府管制法制化过程中，为避免管制部门被管制者“捕获”和政企利益同盟操纵立法，必须取消各类管制机构对立法的影响力，建立由各种利益集团代表正式参与的公开透明的立法制度；在建立制度化的立法审查机制，提高人大对国务院及其各部门的行政行为的监督力度；在涉及到申请相对人权利（如特许经营权）的行政审批程序中，除了广泛引入公开听证程序外，还必须建立特许权的公开拍卖或竞标制度；此外，要建立完整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3月25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2年会”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我国现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如行政性审批、地方保护、部门和行业垄断状况进行评论，并提出一些积极有意的建议和措施。国家计委副主任汪洋指出，加快电力、铁路、民航、电信、公用事业等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改革，破除行政和行业垄断，以及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削弱实行地方保护的行政职能，是必须继续推进的两项重要改革。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已经把消除垄断和地方保护、治理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和今后工作的重点。

第二篇：中国政府改革

简答：国家与社会关系？

关于中国的政治遗产

中国传统政治的制度遗产

1、治道发达与政道贫乏：正统观与政责合法性；反贪官（地方）不反皇帝（中央）；天命

观与儒家“革命”思想。

2、皇帝制度与皇权专制：军权—君权—相权—百官。

3、中央集权与大统一：抑封建重郡县，分与合4、礼治社会与国家仪式：弄假成真的神圣与庄严

5、官僚体系与日常治理：发达的文官制与科层制

6、精英更替与政治稳定：精英主义，对社会组织化的警惕，消除可能的反叛者。关于由

封建而郡县、关于叔孙通为刘邦制朝仪

7、强势政府与弱势社会：资源垄断与榨取，官本位，权力大—责任小

8、厚黑传统与官场陋规：优伶化与太监化，派系—倾轧—高调—腐败

9、城乡分治与政治平衡：重农思想与文化一体

10、文化网络与基层秩序：绅士的半正式治理

11、泛道德化与制度虚置：标榜与名实脱离

12、差序观念与血缘泛化：乡土社会与公共规则的难以确立

13、王朝周期率与制度衰竭立率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近现代遗产

1主权：从抗日胜利到1970年代。

2民主共和国：人民主权原则，选举，代议，分权，宪法，政治。

3独特的政党体制：列宁主义政党，先锋论，灌输论，武装斗争论，民主集中制。

4个能主义制度与国家—社会关系：延安道路，个人依赖于国家并受到国家的全面监制。传统政治

党的领导

央地关系（结构功能）

论述：基层治理

材料：轨道交通、十八届三中全会报道内容

第三篇：中国政府改革路线图

《中国政府改革路线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104页

迟福林，政府转型的深刻意义在于，使政府逐步从自身利益的制约和束缚中走出来，重返公共利益代表着角色，这是政府转型最具实质性和挑战性的重大课题，也是决定政府成败的关键性问题。政府转型最深刻的问题在于，通过综合性的改革，使政府逐步从利益的制约和束缚中走出来，更好地履行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职能。这是政府转型最具有实质性和挑战性的重大课程。第175页

政府作为改革的主要推动力，自身的转型和建设成为整体改革取得突破的关键。第217页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念，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及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它包括正式制度安排（也称正式约束或正式规则）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也称非正式约束或非正式规则）。正式制度安排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出来并通过国家等组织正式确立的成文规则，包括宪法、成文法、正式合约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则是指在人们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一些列约束，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第221页

樊纲，如何使政府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

政府职能转变有两个方向，一是政府要做正确的事情，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二是政府要有效地做事，有效地做自己该做的事，这就要对政府的内部管理制度方面做很多的改革与改进。要想使政府真正做、而且是仅仅做自己该做的事，在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深化体制改革，从而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确保政府能做正确的事。

第305页

我们要建设诚信政府，要树立起政府这个“榜样的力量“。有了诚信的政府，才有诚信的企业，才有诚信的个人，才有诚信的社会。政府怎样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呢？一要公正。公正的政府，在依法行政上，没有远近亲疏，一样的政策，一样的法律，在公正中树立政府的形象，让人民群众从心里感觉到政府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政府。二要廉洁。廉洁是形象，是榜样，是力量，是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坚实基础。有了廉洁的政府，才谈得上办事公正，才谈得上效率和效益。三要高效。高效是竞争的需要，是建设的需要，是发展的需要，是进步的需要。因为只有高效才能带领人民群众如期奔小康。四要勤政。勤政为民，是人民政府取信于民的可靠保证。

第四篇：中国政府预算改革60年

中国政府预算改革60年：历史演进与制度创新

陈少晖,廖添土(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来，政府预算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公共财政基本目标框架的确立，政府预算改革逐渐成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重心。在这种宏观背景下，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厘清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政府预算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分析总结其阶段性特征和经验教训，对于我国财政体制尤其是公共预算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预算制度演进的历史脉络

我国的政府预算制度改革是与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型和财政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相适应的。按照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以及政府预算制度自身的发展变化特点，可以把新中国60年来的政府预算制度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预算制度的产生与缓慢发展阶段（1949-1978）。

新中国的政府预算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建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的有关规定，中央政府着手编制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1949年12月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1950年财政收支概算编制的报告》，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财政概算，标志着新中国政府预算制度的诞生。1951年8月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基础上，政务院又发布了《预算决算暂行条例》，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国家预算的专门法规，规定了国家预算的组织体系，各级人民政府的预算权，各级预算的编制、审查、核定等执行的程序，决算的编制与审定程序等。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级政府预算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这就使政府预算具备了向立法机构负责的特征。随着上述各种预算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我国的政府预算制度初步建立起来，在筹集建设资金和促进社会主义改造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预算制度建立后经历了20多年的缓慢发展期，这是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传统的计划型财政与国家预算存在和发展的时期。在这种计划型财政下，预算只是计划的附庸，其地位和作用都不显著。预算跟着计划走，编制简单粗放，没有法律性、权威性和严肃性。1978年前尽管预算活动作为政府管理活动的一部分确实存在，但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预算活动也难以正常，出现多年的赤字（见图1）。在这一阶段，政府预算制度出现过几次严重的挫折和失误。如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财政的综合平衡被认为是“右倾保守”，主张超预算的“积极平衡”，结果造成1958年、1959年和1960年三年严重的预算赤字，赤字总额分别达到20.74亿元、56.05亿元和71.39亿元；受到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活动的影响，1961年、1962年没有正式编制的国家预算；1966-1977年期间，由于“文革”的冲击，人民代表大会活动被迫中断，这期间也没有正式编制的国家预算和国家决算，财政赤字也比较严重。

这一时期的政府预算特点表现为：在预算形式上采用单一预算，预算编制原则上贯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原则，长期沿用基数法编制预算，预算编制程序上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逐级汇总的方法，预算管理总体上比较粗放，预算编制透明度不高，存在着非程序化和非规范化等问题。而具体到不同的部门、单位以及不同类别的支出，预算管理的方法又不尽相同。当然，受到经济体制的制约，作为管理政府工具的民主化预算活动，这一时期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整个预算过程由行政权力主导，预算内容主要是对国有企业利税收入的匡算和对投资于国有企业的计划安排。从政府间的纵向关系看，中央政府统一编制国家预算，地方政府负责执行统一的预算计划，本级政府制定的预算只是执行统一国家预算的分解细则。

（二）体制转轨时期政府预算制度改革的起步阶段（1979-1998）。

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开始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一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根本性变革。这一经济体制的转型也决定了我国财政模式经历了一个由计划型财政模式向市场型财政模式的转化过程，与此相适应，政府预算制度改革也开始了艰难的起步阶段。

从1979年开始，政府行政部门正式恢复预算编制，并履行向全国人大提交国家预算报告经审议批准后予以执行的法定程序，从而在内容和程序上恢复了预算的本来面目。1980年起，随着“分灶吃饭”财政体制改革的进行，：各地方政府对自己的预算主动权越来越大，中央政府此时只起汇总各地预算为国家预算的作用，不具有决定和修改地方政府预算指标的权力与能力。这样，原先实行的中央统一编制国家预算、各地方负责执行的做法终被放弃，从此实现了一级政权一级预算的原则。这表明预算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现代预算制度的基本要求。

1992年初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浪潮。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这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为了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公共财政体制，强化预算管理，我国开始对传统的政府预算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第一，制定并实施《国家预算管理条例》。1991年发布的《国家预算管理条例》规定，我国国家预算采用复式预算编制方法，分为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从1992年起，中央预算按复式预算形式编制。该条例的贯彻执行，对于加强预算管理，强化预算职能，发挥了积极的法律规范作用。第二，颁布并实施《预算法》。1995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对预算管理的基本原则、预算管理级次、预算组成体系、预算、预算管理职权和预算收支范围等预算基本问题以及预算编制、预算审查与批准、预算调整、决算、监督等预算环节作出明确规定，对预算违法行为具体表现和对违法单位的处罚措施也作出了原则规定。这就使我国的预算制度步入了法制化轨道。第三，实施新的预算会计制度。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1997年，财政部出台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试行）》在内的新的预算会计制度，并于1998年1月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第四，完善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国务院于1996年7月发布《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将预算外资金严格定义为财政性资金，要求各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向财政部门报送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并提出“收支两条线”的基本管理模式。与此适应，财政部先后制定了《预算外资金管理实施办法》、《中央预算资金财政专户管理暂行规定》等配套文件，从而使预算外资金的规范管理具有可操作性。此外，这一阶段部分地方政府开始实施政府预算改革创新。如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云南省、深圳市等省市结合自身的财政预算现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突破传统的采用“基数法”编制预算的框架，实行零基预算改革，取得探索性成效。

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预算制度相比，这一阶段的政府预算制度改革是在改革开放后市场因素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改革的措施和力度均较大，也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效和经验。但改革总体上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并未从根本上触动政府预算制度的计划经济本质，改革还仅停留在起步阶段。政府预算制度仍然存在着预算约束软化、预算透明度不高、预算资金效率较低等一系列问题。

（三）公共财政建设时期政府预算制度改革的深化阶段（1999年至今）。

1998年我国政府正式提出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标志着财政体制深化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新一轮的政府预算制度改革也随之启动。1999年9月，财政部在《关于改进2000年中央预算编制的意见》中指出，2000年将选择部分中央部门作为编制部门预算的试点单位，细化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草案的内容。这表明，预算制度改革逐渐成为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其目标是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重新构造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1.实行部门预算改革。部门预算改革解决的是财政性资金的分配问题，可以综合反映部门预算及部门所属单位全部财政资金收支状况并细化预算编制，在编制方法上采用零基预算、滚动预算等先进的方法。在河北省部门预算编制经验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于2000年起在中央本级预算试行部门预算。安徽、浙江、海南等省和个别地区，也在中央部门预算改革前后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和探索。随后，部门预算改革在中央本级和全国各地方政府普遍铺开。这一改革将把分散到各个部门的预算分配权逐渐集中到财政部门，从而在政府内部增强行政控制和预算的透明度。

2.实行国库集中收付的财政体制改革。在部门预算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于2001年正式启动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并在全国逐步推开。到2005年，中央一级国库单一账户制度已在政府所有部门全面推开，地方的国库管理制度改革也在积极推动中。国库集中收付改革的目的，是在部门预算确定后，确保严格和规范预算执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政府部门通过建立一个以单一账户为核心的集中型国库管理体制，来取代分散型财政管理体制，由财政部门从外部对各个部门的支出决策和支出活动进行控制，确保财政资金运行的安全和高效。

3.实行政府采购制度。2002年制定并颁布实施的《政府采购法》，在集中国库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集中、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以解决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方式问题。在这之前各支出单位的采购是分散进行的，弊端非常明显。政府集中采购方式建立后，构建了以《政府采购法》为核心的法规制度体系，扩大了政府采购规模，建立了中央单位政府采购预算制度，有力确保了财政资金使用的公平、公开和效益。

4.进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我国原有的政府预算收支科目分类方法是计划经济时期参照苏联模式确定的，后来虽做过一些调整，但其基本分类方法一直与市场经济国家存在较大差别。自1999年起，财政部开始着手研究如何构建适合公共财政管理要求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2004年，财政部完成新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的前期设计工作，2005年3月，开始在中纪委、科技部、水利部等中央部委和天津、河北、海南、湖南、湖北等省进行试点，并于2007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

5.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加大了“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的力度。1999年颁布的《关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若干规定》，对收支两条线管理办法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2001年，国务院转发《财政部关于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2002年，34个中央部门已进行了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推行该项改革。2004年，收支两条线的管理范围、清理整顿收费项目、将政府非税收入纳入管理范围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

6.建设“金财工程”。财政部自1999年下半年着手建立“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简称GFMIS），并于2001年开始试点。2002年初，国务院将“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定名为“金财工程”，并将其列为国家电子政务十二个重点工程之一。“金财工程”是利用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支撑预算管理、国库集中收付以及财政经济景气预测等核心业务的政府财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是我国财政工作信息化和财政管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上述各项预算制度改革的实践表明，我国1999年以来实施的各项预算改革措施相辅相成，规范了预算资金范围界定、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等预算管理环节，初步建立起与公共财政相适应的政府预算制度框架，并在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加强预算约束方面显现出良好效果。

二、公共财政框架下政府预算制度改革的制约因素 1998年以来，政府预算制度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在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加强预算约束方面显现出良好效果。但应当看到，我国的预算改革是沿着由易而难、逐次深入的路径展开，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这种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往往容易受到传统路径依赖的影响，使得我国的政府预算制度改革面临一系列的制约因素，与公共财政体制的规范要求还有着较大差距。

第一，预算制度改革涉及利益关系调整，受到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的制约。近年来的政府预算改革主要是侧重于解决预算规则与程序层面的问题，即主要着重于预算技术层面的改革。但是从渐进预算理论的观点来看，政府预算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包括立法机构、预算管理部门、预算资金使用部门、利益集团和社会公众等各预算参与者之间利益的调整，而且后者往往对预算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更大。英美等国家预算制度的演进就是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政治权力对比均衡调整的一个过程。预算制度改革是以一定的政治制度为基础的，财政与其他部门的协调、部门分配权的协调是通过立法来进行的。而我国的预算改革主要是在行政部门中推行，是以行政部门为主体，尤其是以财政部门为改革主体，这意味着预算改革的安排和实施主要是由财政部门在目前的行政管理框架下来完成的。但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框架下，财政部门并无那样的地位可以协调部门的利益矛盾，因此，预算制度改革受到的牵制就比较多。

第二，政府预算的法治化水平不高，预算监督机制弱化。法治性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特征，而财政的法治性是直接通过政府预算表现出来的。我国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简称《预算法》）。虽然《预算法》对国家预算总原则、管理职权、预算收支范围、预算编制、预算审查与批准、预算调整、决算、监督和法律责任等事项作出了全面、准确的规定，但其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我国的预算法案在执行中只是粗线条的原则框架，缺乏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因而造成预算执行机关和人员的实施行为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严格按《预算法》进行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的意识和氛围还远未形成。由于法治化水平不高，导致预算监督机制的弱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只是对预算进行总体性和一般性的审查，“只决不议”，审批预算流于形式；地方政府在预算执行中追加预算或改变拨款用途仅凭领导意志或政府决定，人大对预算调整的监督虚有其名；预算超收收入的使用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这些现象的存在表明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第三，政府预算公开性不够，透明度较低。作为政府收支计划和国家立法文件，政府预算是反映政府活动的重要窗口，也是公众了解政府活动，监督政府正确使用公共资金，评判政府活动成效的主要依据。这就要求政府预算的全过程，包括预算的编制、执行、结果及其相关规则情况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政府预算的一切活动应能够让公众了解、参与和监督。但时至今日，有些地方和部门还习惯性地把政府预算视为高级机密，政府预算的透明度还远远不够，预算资金运行过程信息反馈不全面、透明度不高，难以为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分析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可靠的依据，而且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也难以对预算实施有效监督。更应该看到的是，提高政府预算的透明度，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政府高层坚定的政治意志。

第四，预算编制缺乏科学性，预算效率不高。从预算的完整性来看，政府预算应该涵盖政府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反映政府的全部收支计划。但长期以来，我国在财政分配中把财政性资金分为预算内与预算外两种资金。这种双轨制运行既违背了预算的完整性原则，又削弱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由于对预算外资金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预算外资金演变为获取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的小金库，成为蚕食公共利益的巨大黑洞；从预算编制方法来看，目前政府预算编制基本上还是采用原来的基数法进行，各部门获得预算经费多少，不是取决于事业的发展，而是取决于原来的基数，基数的大小对于预算经费的多少至关重要，预算单位原有的支出基数很难打破；从内容上看，预算细化程度不高。尽管预算单位编列了部门预算，但预算所预留的机动指标偏大，部分预算支出仍没有细化到具体单位、项目和用途，一些专项补助尤为如此；从预算收支科目看，科目的分类标准不统一。目前，按经济性质、支出功能、部门设置进行交叉分类的做法，因其内在逻辑关系不够严密，导致预算收支科目体系较为松散，不便于进行统计分析，也与国际上通行的分类方法不衔接。由于预算编制过程中缺乏科学性，使得预算管理粗放，效率低下。

三、政府预算制度公共化改革的路径选择

按照公共财政的规范要求改革政府预算制度，是我国当前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由于这项改革涉及政府各部门利益格局的变化与调整，因此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不仅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预算技术问题，而且还将受到行政管理甚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制约，所以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改革进程只能是一个渐近的、逐步完善的过程。笔者认为，要进一步深化公共预算改革，必须突破传统预算体制的路径依赖，着力进行制度创新。

1.强化政府预算的法律效力。首先，要积极推进政府预算立法的修订与完善，在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吸取国际上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增强预算法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为预算改革提供坚实的法律框架。其次，在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的基础上，着手制定我国的《预算法案》，依法管理当年收入和开支。再次，在不断加强预算立法的同时，还应加强执法力度，保障预算活动严格遵循既定的政府预算程序。

2.改革预算编制方式，建立科学的预算编制体系。一是要改进和完善预算科目体系以及收支标准的确定方法，对预算科目进一步科学、细致地划分，使预算科目的设置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财政职能，体现政府的所有收支活动。二是根据各部门履行的职责、发展目标和人员合理推行零基预算。三是改进预算编制的方式。按照《预算法》的要求编制复式预算，构建以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相并列的多重复式预算，以便更清晰地反映不同性质预算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四是改革预算编制、审核程序，严格执行法定编审程序，且编制要经过预算编制部门的预算政策制定、预算方案论证、评估以及经人大专门委员会的修订。

3.硬化预算约束，充分发挥人大在公共预算改革中的作用。适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对现有的政治结构进行调整，尤其是要加大人大的作用，并以加强人大作用为核心，调整当前的政府治理模式。也就是说在公共预算的改革中，要充分发挥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使其从“橡皮图章”的地位转变成为一个可以对政府财政预算实行包括否决权在内的具有决定权的主体，并以此为契机，把公共预算的改革作为推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政府治理模式的一个主要动力。

4.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预算制度与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奠定体制基础。预算制度是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建立公共预算制度就必须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是进一步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进行公平竞争；二是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包括产权、土地、商品、劳动力、资本等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三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四是深化诸如财政体制、税收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金融体制等具体体制的改革。总之，只有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为公共财政制度建立，预算制度重建奠定体制基础，才能建立起符合公共财政制度要求的公共预算制度。

来源： 经济研究参考 2009年第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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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政府预算改革60年

中国政府预算改革60年：历史演进与制度创新

陈少晖,廖添土(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来，政府预算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公共财政基本目标框架的确立，政府预算改革逐渐成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重心。在这种宏观背景下，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厘清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政府预算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分析总结其阶段性特征和经验教训，对于我国财政体制尤其是公共预算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预算制度演进的历史脉络

我国的政府预算制度改革是与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型和财政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相适应的。按照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以及政府预算制度自身的发展变化特点，可以把新中国60年来的政府预算制度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预算制度的产生与缓慢发展阶段（1949-1978）。

新中国的政府预算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建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的有关规定，中央政府着手编制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1949年12月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1950年财政收支概算编制的报告》，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财政概算，标志着新中国政府预算制度的诞生。1951年8月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基础上，政务院又发布了《预算决算暂行条例》，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国家预算的专门法规，规定了国家预算的组织体系，各级人民政府的预算权，各级预算的编制、审查、核定等执行的程序，决算的编制与审定程序等。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级政府

预算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这就使政府预算具备了向立法机构负责的特征。随着上述各种预算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我国的政府预算制度初步建立起来，在筹集建设资金和促进社会主义改造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预算制度建立后经历了20多年的缓慢发展期，这是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传统的计划型财政与国家预算存在和发展的时期。在这种计划型财政下，预算只是计划的附庸，其地位和作用都不显著。预算跟着计划走，编制简单粗放，没有法律性、权威性和严肃性。1978年前尽管预算活动作为政府管理活动的一部分确实存在，但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预算活动也难以正常，出现多年的赤字（见图1）。在这一阶段，政府预算制度出现过几次严重的挫折和失误。如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财政的综合平衡被认为是“右倾保守”，主张超预算的“积极平衡”，结果造成1958年、1959年和1960年三年严重的预算赤字，赤字总额分别达到20.74亿元、56.05亿元和71.39亿元；受到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活动的影响，1961年、1962年没有正式编制的国家预算；1966-1977年期间，由于“文革”的冲击，人民代表大会活动被迫中断，这期间也没有正式编制的国家预算和国家决算，财政赤字也比较严重。

这一时期的政府预算特点表现为：在预算形式上采用单一预算，预算编制原则上贯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原则，长期沿用基数法编制预算，预算编制程序上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逐级汇总的方法，预算管理总体上比较粗放，预算编制透明度不高，存在着非程序化和非规范化等问题。而具体到不同的部门、单位以及不同类别的支出，预算管理的方法又不尽相同。当然，受到经济体制的制约，作为管理政府工具的民主化预算活动，这一时期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整个预算过程由行政权力主导，预算内容主要是对国有企业利税收入的匡算和对投资于国有企业的计划安排。从政府间的纵向关系看，中央政府统一编制国家预算，地方政府负责执行统一的预算计划，本级政府制定的预算只是执行统一国家预算的分解细则。

（二）体制转轨时期政府预算制度改革的起步阶段（1979-1998）。

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开始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一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根本性变革。这一经济体制的转型也决定了我国财政模式经

历了一个由计划型财政模式向市场型财政模式的转化过程，与此相适应，政府预算制度改革也开始了艰难的起步阶段。

从1979年开始，政府行政部门正式恢复预算编制，并履行向全国人大提交国家预算报告经审议批准后予以执行的法定程序，从而在内容和程序上恢复了预算的本来面目。1980年起，随着“分灶吃饭”财政体制改革的进行，：各地方政府对自己的预算主动权越来越大，中央政府此时只起汇总各地预算为国家预算的作用，不具有决定和修改地方政府预算指标的权力与能力。这样，原先实行的中央统一编制国家预算、各地方负责执行的做法终被放弃，从此实现了一级政权一级预算的原则。这表明预算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现代预算制度的基本要求。

1992年初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浪潮。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这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为了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公共财政体制，强化预算管理，我国开始对传统的政府预算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第一，制定并实施《国家预算管理条例》。1991年发布的《国家预算管理条例》规定，我国国家预算采用复式预算编制方法，分为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从1992年起，中央预算按复式预算形式编制。该条例的贯彻执行，对于加强预算管理，强化预算职能，发挥了积极的法律规范作用。第二，颁布并实施《预算法》。1995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对预算管理的基本原则、预算管理级次、预算组成体系、预算、预算管理职权和预算收支范围等预算基本问题以及预算编制、预算审查与批准、预算调整、决算、监督等预算环节作出明确规定，对预算违法行为具体表现和对违法单位的处罚措施也作出了原则规定。这就使我国的预算制度步入了法制化轨道。第三，实施新的预算会计制度。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1997年，财政部出台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

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试行）》在内的新的预算会计制度，并于1998年1月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第四，完善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国务院于1996年7月发布《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将预算外资金严格定义为财政性资金，要求各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向财政部门报送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并提出“收支两条线”的基本管理模式。与此适应，财政部先后制定了《预算外资金管理实施办法》、《中央预算资金财政专户管理暂行规定》等配套文件，从而使预算外资金的规范管理具有可操作性。此外，这一阶段部分地方政府开始实施政府预算改革创新。如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云南省、深圳市等省市结合自身的财政预算现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突破传统的采用“基数法”编制预算的框架，实行零基预算改革，取得探索性成效。

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预算制度相比，这一阶段的政府预算制度改革是在改革开放后市场因素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改革的措施和力度均较大，也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效和经验。但改革总体上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并未从根本上触动政府预算制度的计划经济本质，改革还仅停留在起步阶段。政府预算制度仍然存在着预算约束软化、预算透明度不高、预算资金效率较低等一系列问题。

（三）公共财政建设时期政府预算制度改革的深化阶段（1999年至今）。

1998年我国政府正式提出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标志着财政体制深化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新一轮的政府预算制度改革也随之启动。1999年9月，财政部在《关于改进2000年中央预算编制的意见》中指出，2000年将选择部分中央部门作为编制部门预算的试点单位，细化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草案的内容。这表明，预算制度改革逐渐成为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其目标是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重新构造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

1.实行部门预算改革。部门预算改革解决的是财政性资金的分配问题，可以综合反映部门预算及部门所属单位全部财政资金收支状况并细化预算编制，在编制方法上采用零基预算、滚动预算等先进的方法。在河北省部门预算编制经验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于2000年起在中央本级预算试行部门预算。安徽、浙江、海南等省和个别地区，也在中央部门预算改革前后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和探索。随后，部门预算改革在中央本级和全国各地方政府普遍铺开。这一改革将把分散到各个部门的预算分配权逐渐集中到财政部门，从而在政府内部增强行政控制和预算的透明度。

2.实行国库集中收付的财政体制改革。在部门预算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于2001年正式启动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并在全国逐步推开。到2005年，中央一级国库单一账户制度已在政府所有部门全面推开，地方的国库管理制度改革也在积极推动中。国库集中收付改革的目的，是在部门预算确定后，确保严格和规范预算执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政府部门通过建立一个以单一账户为核心的集中型国库管理体制，来取代分散型财政管理体制，由财政部门从外部对各个部门的支出决策和支出活动进行控制，确保财政资金运行的安全和高效。

3.实行政府采购制度。2002年制定并颁布实施的《政府采购法》，在集中国库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集中、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以解决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方式问题。在这之前各支出单位的采购是分散进行的，弊端非常明显。政府集中采购方式建立后，构建了以《政府采购法》为核心的法规制度体系，扩大了政府采购规模，建立了中央单位政府采购预算制度，有力确保了财政资金使用的公平、公开和效益。

4.进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我国原有的政府预算收支科目分类方法是计划经济时期参照苏联模式确定的，后来虽做过一些调整，但其基本分类方法一直与市场经济国家存在较大差

别。自1999年起，财政部开始着手研究如何构建适合公共财政管理要求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2004年，财政部完成新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的前期设计工作，2005年3月，开始在中纪委、科技部、水利部等中央部委和天津、河北、海南、湖南、湖北等省进行试点，并于2007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

5.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加大了“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的力度。1999年颁布的《关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若干规定》，对收支两条线管理办法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2001年，国务院转发《财政部关于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2002年，34个中央部门已进行了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推行该项改革。2004年，收支两条线的管理范围、清理整顿收费项目、将政府非税收入纳入管理范围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

6.建设“金财工程”。财政部自1999年下半年着手建立“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简称GFMIS），并于2001年开始试点。2002年初，国务院将“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定名为“金财工程”，并将其列为国家电子政务十二个重点工程之一。“金财工程”是利用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支撑预算管理、国库集中收付以及财政经济景气预测等核心业务的政府财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是我国财政工作信息化和财政管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上述各项预算制度改革的实践表明，我国1999年以来实施的各项预算改革措施相辅相成，规范了预算资金范围界定、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等预算管理环节，初步建立起与公共财政相适应的政府预算制度框架，并在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加强预算约束方面显现出良好效果。

二、公共财政框架下政府预算制度改革的制约因素

1998年以来，政府预算制度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在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加强预算约束方面显现出良好效果。但应当看到，我国的预算改革是沿着由易而难、逐次深入的路径展开，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这种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往往容易受到传统路径依赖的影响，使得我国的政府预算制度改革面临一系列的制约因素，与公共财政体制的规范要求还有着较大差距。

第一，预算制度改革涉及利益关系调整，受到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的制约。近年来的政府预算改革主要是侧重于解决预算规则与程序层面的问题，即主要着重于预算技术层面的改革。但是从渐进预算理论的观点来看，政府预算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包括立法机构、预算管理部门、预算资金使用部门、利益集团和社会公众等各预算参与者之间利益的调整，而且后者往往对预算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更大。英美等国家预算制度的演进就是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政治权力对比均衡调整的一个过程。预算制度改革是以一定的政治制度为基础的，财政与其他部门的协调、部门分配权的协调是通过立法来进行的。而我国的预算改革主要是在行政部门中推行，是以行政部门为主体，尤其是以财政部门为改革主体，这意味着预算改革的安排和实施主要是由财政部门在目前的行政管理框架下来完成的。但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框架下，财政部门并无那样的地位可以协调部门的利益矛盾，因此，预算制度改革受到的牵制就比较多。

第二，政府预算的法治化水平不高，预算监督机制弱化。法治性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特征，而财政的法治性是直接通过政府预算表现出来的。我国自1995

年1，月1日起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简称《预算法》）。虽然《预算法》对国家预算总原则、管理职权、预算收支范围、预算编制、预算审查与批准、预算调整、决算、监督和法律责任等事项作出了全面、准确的规定，但其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我国的预算法案在执行中只是粗线条的原则框架，缺乏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因而造成预算执行机关和人员的实施行为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严格按《预算法》进行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的意识和氛围还远未形成。由于法治化水平不高，导致预算监督机制的弱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只是对预算进行总体性和一般性的审查，“只决不议”，审批预算流于形式；地方政府在预算执行中追加预算或改变拨款用途仅凭领导意志或政府决定，人大对预算调整的监督虚有其名；预算超收收入的使用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这些现象的存在表明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第三，政府预算公开性不够，透明度较低。作为政府收支计划和国家立法文件，政府预算是反映政府活动的重要窗口，也是公众了解政府活动，监督政府正确使用公共资金，评判政府活动成效的主要依据。这就要求政府预算的全过程，包括预算的编制、执行、结果及其相关规则情况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政府预算的一切活动应能够让公众了解、参与和监督。但时至今日，有些地方和部门还习惯性地把政府预算视为高级机密，政府预算的透明度还远远不够，预算资金运行过程信息反馈不全面、透明度不高，难以为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分析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可靠的依据，而且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也难以对预算实施有效监督。更应该看到的是，提高政府预算的透明度，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政府高层坚定的政治意志。

第四，预算编制缺乏科学性，预算效率不高。从预算的完整性来看，政府预算应该涵盖政府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反映政府的全部收支计划。但长期以来，我国在财政分配中把财政性资金分为预算内与预算外两种资金。这种双轨制运行既违背了预算的完整性原则，又削弱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由于对预算外资金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预算外资金演变为获取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的小金库，成为蚕食公共利益的巨大黑洞；从预算编制方法来看，目前政府预算编制基本上还是采用原来的基数法进行，各部门获得预算经费多少，不是取决于事业的发展，而是取决于原来的基数，基数的大小对于预算经费的多少至关重要，预算单位原有的支出基数很难打破；从内容上看，预算细化程度不高。尽管预算单位编列了部门预算，但预算所预留的机动指标偏大，部分预算支出仍没有细化到具体单位、项目和用途，一些专项补助尤为如此；从预算收支科目看，科目的分类标准不统一。目前，按经济性质、支出功能、部门设置进行交叉分类的做法，因其内在逻辑关系不够严密，导致预算收支科目体系较为松散，不便于进行统计分析，也与国际上通行的分类方法不衔接。由于预算编制过程中缺乏科学性，使得预算管理粗放，效率低下。

政府预算制度公共化改革要在政府预算的规则下进行,本着政府预算的原则开展.其中政府预算的原则主要包括:(一)完整性原则,预算完整性原则要求政府的预算应包括政府的全部预算收支项目,完整地反映以政府为主体的全部财政收支活动,全面地体现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不允许在预算规定范围之外还有任何以政府为主体的资金收支

活动;预算的完整性有利于政府控制、调节各类财政性资金的流向和流量,完善财政的分配、调节和监督职能;预算的完整性也利于立法机关的审议批准和广大公众的了解,对政府的预算收支起着监督和控制的作用.(二)

公开性原则,公开性原则是指政府预算应该是对全社会公开的文件,其内容应为全社会了解.政府预算的本质内涵表明他始终承担着公开政府财政的职责.通过预算将政府财政决策公之于众,可以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使公众了解政府的财政决策,了解他们提供给政府的收入用于何种支出,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不仅如此,通过预算向公众公布政府决策的过程,也体现了民主化、科学化的决策方式,这种决策方式的公开化反过来更能促进决策程序的民主化,更能充分地预算的监督约束作用.(三)

效率性原则,效率是对行为效应的一种评价,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济学迄今给予明确界定的经济效率概念就是“帕累托效率”,效率的标准就是配置资源的帕累托状态,是指资源的配置达到了这样一个状态,如果再改变它,就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利益有所增加而不影响其他人的利益,这就是最有效的状态.(四)

性原则,预算的性原则是指各国政府的百年之和执行预算所依据的法规限定,通常为一年.具体形式一般有历年制(公历1月1日至12月31日)和跨年制.预算工

作按时序通常包括预算编制、执行和决算等环节,各化解在预算内依次递进,在间循环往复.(五)

统一性原则,预算的统一性原则是要表明一国或一级政府预算应按照统一的政策和程序进行,而不论是集权制国家政府预算还是联邦制国家.按照公共财政的规范要求改革政府预算制度，是我国当前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由于这项改革涉及政府各部门利益格局的变化与调整，因此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不仅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预算技术问题，而且还将受到行政管理甚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制约，所以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改革进程只能是一个渐近的、逐步完善的过程。笔者认为，要进一步深化公共预算改革，必须突破传统预算体制的路径依赖，着力进行制度创新。

1.强化政府预算的法律效力。首先，要积极推进政府预算立法的修订与完善，在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吸取国际上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增强预算法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为预算改革提供坚实的法律框架。其次，在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的基础上，着手制定我国的《预算法案》，依法管理当年收入和开支。再次，在不断加强预算立法的同时，还应加强执法力度，保障预算活动严格遵循既定的政府预算程序。

2.改革预算编制方式，建立科学的预算编制体系。一是要改进和完善预算科目体系以及收支标准的确定方法，对预算科目进一步科学、细致地划分，使预算科目的设置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财政职能，体现政府的所有收支活动。二是根据各部门履行的职责、发展目标和人员合理推行零基预算。三是改进预算

编制的方式。按照《预算法》的要求编制复式预算，构建以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相并列的多重复式预算，以便更清晰地反映不同性质预算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四是改革预算编制、审核程序，严格执行法定编审程序，且编制要经过预算编制部门的预算政策制定、预算方案论证、评估以及经人大专门委员会的修订。

3.硬化预算约束，充分发挥人大在公共预算改革中的作用。适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对现有的政治结构进行调整，尤其是要加大人大的作用，并以加强人大作用为核心，调整当前的政府治理模式。也就是说在公共预算的改革中，要充分发挥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使其从“橡皮图章”的地位转变成为一个可以对政府财政预算实行包括否决权在内的具有决定权的主体，并以此为契机，把公共预算的改革作为推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政府治理模式的一个主要动力。

4.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预算制度与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奠定体制基础。预算制度是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建立公共预算制度就必须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是进一步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进行公平竞争；二是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包括产权、土地、商品、劳动力、资本等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三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四是深化诸如财政体制、税收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金融体制等具体体制的改革。总之，只有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为

公共财政制度建立，预算制度重建奠定体制基础，才能建立起符合公共财政制度要求的公共预算制度。

来源： 经济研究参考 2009年第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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