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占山：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政策与方向5篇

第一篇：刘占山：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政策与方向

刘占山：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政策与方向

中国正在大力、全力推进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2016年3月召开的两会、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特别是要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的状态，正在从高速的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粗放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益集约型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未来几年，中国将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变方式、调整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将更加扎实地推进经济加快发展。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中国正在推动实施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战略。要实现这一系列的经济战略，迫切需要培养数以亿计的高技能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需要加快建设一支宏大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的劳动大军，需要加快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素质。为此，中国对职业教育非常重视。政府采取了以下政策措施：

一、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定位、方针和方向职业教育定位上明确职业教育是一个类型教育，过去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认识。同时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终身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向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所以职业教育不仅是教育，职业教育也是经济，也是民生。

未来发展的方针就是强调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加快发展。总体的发展方向是强调要服务发展，促进就业。服务发展主要是要着眼于学生全面发展、长远发展，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及终身发展的能力，同时也要求职业教育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二、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明确到2020 年，我们要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同时强调要着力增强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努力使没有升入普通高中的毕业生都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学习，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劳动人口受教育的年限，同时强调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打通从中职到专科、本科进而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特别强调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发展。

三、进一步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国家强调要进一步实行办学主体多元化，政府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同时鼓励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的职业院校，鼓励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学校相互委托管理或者购买服务的机制。国家鼓励和激励企业参与办学，特别强调要允许发挥企业作为办学主体的作用，并且给予法律保障，鼓励多元主体组建教育集团，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推动实施现代学徒制。

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把职业教育发展转向内涵发展，着重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则要实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强调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特别是要求职业院校要坚持立德树人为本，教师为要，要把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高度融合，实行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我们今天强调的质量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下的质量，是全球竞争新态势下的质量，是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质量，要提高质量必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五、创新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快转变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管理方式，减少政府部门对学校教育具体事务的干预，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这是今后的大方向。同时也强调职业教育要加强行业对职业教育的指导，政府通过授权、委托、购买服务等方式把适宜行业组织承担的责任交给行业组织，行业组织具有发布行业人才需求、推进校企合作、参与指导教育教学、开展质量评价等职责，同时也要求进一步完善职业院校内部的治理结构。每所职业院校都要制订学校章程，要组建学校、企业共同参与的行业董事会、理事会，确保决策科学。

六、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保障机制和配套政策我们现在强调各级政府都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进一步改善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提高实习实训装备水平。到2017 年，高等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全部达到12000 元人民币，要求各级政府特别是省政府加快制定和修订中等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标准，逐步实现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支持一批职业院校争创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加强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大力提升职业院校信息化水平，同时也强调加强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以优秀的科研成果引领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还强调要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的督导评估制度，特别要引进第三方评价，建立奖惩制度，加强政府及有关部门对职业教育的督导。

七、着力促进协调发展当前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得还很不协调，特别是区域间，所以要进一步调整和改善教育结构。强调要进一步加快职业教育作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调整完善职业院校区域的布局，推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推进职业教育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政策倾斜、财政投入的支持、对口帮扶等多种形式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促进教育工作。特别是最近两年强调加快实施职业教育的扶贫，而且要实行精准帮扶，通过教育的扶贫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八、促进就业创业当前我们特别强调要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以创业带就业，建立面向人人的创业服务平台。同时国家也强调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和创业引领计划，带动青年就业创业，建立精准推送就业服务的机制，加强就业的援助，帮助就业困难者就业。国家现在也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实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开展贫困家庭子女、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农民工、失业人员和转岗职工、退役军人免费接受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行动。提高技术工人的待遇，完善职称评定制度，推广专业技术职称、技能等级等同大城市落户挂钩的做法，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促进劳动力在地区、行业、企业之间自由流动，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的制度。

九、加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强调要进一步完善中外合作办学机制，积极推动职业院校实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支持职业院校引进国（境）外高水平的专家，鼓励中外合作院校开展教师互派、学生互换；支持职业院校引进国（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包括专业课程、教材体系、数字化资源以及国际认可的标准等；推动中国有条件的职业院校“走出去”，到国（境）外办学，推动职业院校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国（境）外举办职业教育机构，培养符合中国企业海外经营需求的本土化人才。

十、加强职业教育的舆论宣传，营造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环境国务院已经确定每年5月的第二周为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通过加大舆论宣传，“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引导全社会树立尊重劳动、尊重技术、尊重创新的观念，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行行出状元”的环境； 加大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表彰力度，倡导尊重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价值观，创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微信编辑器 构思编辑器

作者 | 刘占山来源 | 国际教育交流

第二篇：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

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txt如果你看到面前的阴影，别怕，那是因为你的背后有阳光！我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但绝不允许你在我的世界里走来走去。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新确认正规教育、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的功能

目前，国际上对终身学习的宽泛解释是：人们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培养的总和，包括各个年龄阶段的各种方式的教育，如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的各种教育，还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社区）教育等。欧盟、澳大利亚等采用的主要是广义定义。终身学习的狭义解释是：按照学习环境的变化，主要指学校教育以后不断扩展的学习环境和学习内容，具体指学校教育以后的非正规、非正式的教育。韩国采用的主要是狭义概念。尽管各国对终身学习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但并没有影响终身学习从概念到现实政策的转变。（表4）

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正规学校教育特别是公办学校教育，仍将是学习型社会的支柱。为了实现全民终身学习的宏伟目标，中国首先要促进各种正规学校系统与社会文化教育机构的相互沟通，开发和建设覆盖面广的、灵活开放并且多样化的学习的平台或网络，提供各种学习场所和机会，更大限度地方便全民学习；另一方面是以终身学习的理念，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和学习模式，形成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法规、政策和制度环境。通过试行“学分银行”等方式，记录公民一生中参与学校教育、非正规教育与非正式学习的经历与成果，并建立“学分银行”，对各种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成果进行学分认证和积累，并争取社会用人单位的认可与支持，逐渐使学习成为每一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和需要。

2．强化政府统筹公共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责任

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把教育作为纯“公共物品”和由政府包办的消费性公益事业，事实上也只能惠及城镇人口以及在农村地区维持很低水平，显然，这一模式无法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近2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原有相对单一的公办教育，也逐渐演变成为“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及“私人物品”的系列，特别是经过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入体制的改革，已经分化为基本由财政支持的教育、财政拨款与多渠道筹资相结合的教育、非财政性资金提供的教育等等。当中国签订ＷＴＯ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后，带有商业性质的教育服务贸易，还可以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来提供。况且，除了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外，公民参与终身学习的成本，很难完全由政府支付。因此，准确定位政府在教育属性发生新变化后应担负的责任，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

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看，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功能，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方向。由于从竞争性经济领域中撤退，政府从原来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转变成为只当合格的“裁判员”，当前中国的各级政府，应该有条件、有能力，在公共教育事业领域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

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框架内，政府的教育责任体现出一个特点，就是向促进教育公平倾斜。但是，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有意、无意地误读或曲解政府教育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体现在，简单比照经济领域体制改革的做法，借口所谓“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而推卸公共财政支持教育公平的义务，放弃对于公办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事业的法定责任。结果，在许多财政原本拮据的地区，由所谓公共教育转制后放大的教育资源，并未惠及中低收入阶层人群，这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新的建设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今后中国任何公共教育改革的实验，如果不能有效地增加处境不利地区群体的利益，也至少做到不应使他们原有的利益受损，一旦受损也有相应的修复补偿机制，政府必须为此负起足够的责任。

今后，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力度，也就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责任合理定位问题。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教育领域选取

不同的作为方式，一是“主动作为”，重点在于全力支付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促进区域内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确保国防建设和重大工程人才需求，保障弱势群体基本学习和发展的权利，以教育公平体现社会公平；二是“有所作为”，选择基础学科、边远艰苦行业、事关公共利益而市场又不好调节的部分教育领域，予以稳定的、有效的扶持；三是“委托作为”，选择政府该作为但力不从心的教育领域，或为了提高效率，明确委托授权给第三部门或民营机构来做；四是“不须作为”，引入社会参与和必要的竞争机制，政府仅制定规则和进行监管就可以了。而且，政府促进教育公平，也须包括规则和监管公平在内。

3．加强非义务教育投入效益监管与教育质量评估

目前，在教育规模不断扩展，财政支持能力滞后的形势下，中国某些地区甚至以收学杂费冲抵财政拨款，提留挪用教育正常收费，随时设置专项，教育经费拨款与使用的种种随意性很大。从部分地区公办学校行为看，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向商业银行贷款，向施工单位欠债，巧立名目乱收费，不向社会实事求是公开收支状况等。政府财政拨款“缺位”而导致学校收费“越位”，则是一些地区公办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同时，非义务教育的质量问题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在大规模扩招以后，虽然在学人数总规模居于世界第一，但由于学龄人口基数庞大，毛入学率仍排在全世界70多位，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校均规模、学生层次、经费收支结构均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其中一个不良的信号是，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在逐年下降：2000年7310元，2001年6816元，2002年6178元，2003年5773元，2004年5553元。同时，学费水平却未大幅上涨，结果是培养费用总额有所减少，由此引发公众对于教学质量疑问是可以想象的。教育质量问题将是今后的一个关键问题，并不是由政府指令学校如何定位和提高质量，而是学校未来生存、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预计到2020年，当中国的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接近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40％时，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还会显得更加突出，可能迫使部分故步自封的公办或民办学校“重新洗牌”。

公办学校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政府是公共服务的管理者，今后，中国必须明确公办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财政经费分配使用的权责，完善并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完善财务公开和校务公开制度，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审计结论要向政府和人大报告，向社会公众公开，将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和使用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同时，随着现代学校制度的探索和实验，中国将明确区分公共教育领域中的政府、学校和社会的行为边界，政府依据国家行政与教育的法律法规，进行管理、拨款、指导和服务；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依法自主规范办学。而且，还要引入更多的社会监督元素，建立政府委托评价、学校自我评价、社会中介评价、公众参与评价等多种途径相互结合的机制，健全教育质量评估和监测的体系。

4．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ＯＥＣＤ报告显示，大多数ＯＥＣＤ国家的富裕程度和财政教育经费的水平远高于中国，但是其公民参与终身学习仍然以谋生和就业为主要导向，尤其是具有较高个人回报的活动，而由闲暇、兴趣、爱好所驱动的学习只能是支流。通常的终身学习活动大都在正规学校、企业培训部门和工作岗位中进行。所以，建设一个学习型社会，学习者的年龄、身份等差别将逐渐淡化。中国要想建设学习型社会，就一定要找到符合基本国情的恰当切入点。中国公民参与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必然越来越体现出以谋生为最主要动力的特点。

中国现阶段社会有两大阶级，即“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还有六个社会阶层，是指“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然而，中国的高校已经迈进了“大众化”的门槛，许多理念却还停留在“精英化”阶段，培

养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对于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不屑一顾，殊不知，这部分人是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拼搏而出的，他们对大学能够提供的继续教育需求很大，而且有着足够的成本支付能力，忽略其需求将是很大损失。同时，中国既然有信心来建设世界一流研究性大学，也应有信心来创办世界一流的职业学校和培训中心。中国的职业教育要办出特色，不仅要面对普通学校应届毕业生的需要，而且要把视野拓展到社会上其他人群，包括为工人转岗培训、农民致富、向城镇或非农产业转移服务，实现更大面积的覆盖，这样的活力才会更强。

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在一些地区的职业教育在校生中，中低收入家庭比例较高，职业教育仍然处于弱势境地，还有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也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从世界银行的模式看，若让公共教育服务惠及经济贫寒学习者，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自行调节，可能有三种方式：一是提供基本知识、技能训练的基础学校或者职业学校，政府需要尽可能提供贫穷学习者的基本资助和财政补贴；二是有一定市场回报率的教育，政府应通过贴息贷款或奖学金等予以资助；三是有很高市场回报率的，政府应对成绩较为优异的贫穷学习者提供全额资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中国政府一定会在资助处境不利群体接受终身学习包括职业教育培训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第三篇：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显示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显示：7265万技能型人才助

推经济高速增长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显示：7265万技能型人才助推经济高速增长

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2012-10-29 21:45 来源: 中国教育报

从党的十六大到现在，我国职业院校培养的7265万名技术技能型人才，成为实体经济产业大军中的主体力量，为我国持续10年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是记者从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今天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02—2012年）》中获悉的。

报告显示，我国中职和高职的就业率分别达到了95%和87%以上。中高职占据了高中阶段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中职占高中阶段教育 招生数的48.89%，高职占普通高等教育的47.67%），初步实现了中央提出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规模“大体相当”的目标。职教对我国主要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1%。

报告披露，10年来，职业教育为农村和农业产业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国家重点建设的1000个县级职教中心和一大批涉农院校及农业专业点，构建 起了覆盖农村的职业教育培训网络。“十一五”期间，为农村和农业产业输送了300多万名毕业生，有2500多万名农村新生劳动力在接受了职业教育后进入城 镇工作。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1.85亿人次。

报告将职业教育10年取得的成就概括为5个方面：建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了基本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体系；探索了行业企业 办学、集团化办学、行业与学校对话协作等灵活多样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确立了覆盖广泛的职业教育学生资助体系，90%的中职生和20%的高职生享受到国家 资助政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

第四篇：中国留学政策发展与演变

中国留学政策发展与演变

贾江涛 卢义婷

 2012-08-20 11:12:14

来源：《中国信息报》2012年08月17日

出国留学活动起源于相对落后国家、地区或领域培养紧缺人才或高层次人才的需要，在当代发展成为接受不同模式教育的一种选择。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是中国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决策层根据一定时期的基本国策、国际关系、价值标准与合理性原则，对出国留学活动实施管理、服务、控制和调节的制度性规定。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渐进性和相对独立的阶段性特点，其主体内容和实施导向是由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中国对外关系所决定的。因此，出国留学政策的变革，实际上就是中国出国留学活动历史演变的写照。

新中国各发展阶段的留学方针导向

我国的留学政策不断出台，同时又反哺性地支撑和培育着出国留学活动的发展，并影响着出国留学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化和不断走向成熟。留学人员及其留学活动是出国留学政策形成、变革与发展的基本原动力。

20世纪50年代，公派留学的政策要点是：严格选拔，宁少勿滥；严格审核，争取多派，理科为主，兼顾全面；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学生；保证重点，兼顾一般；保证质量，争取多派；既要派研究生和大学生，又要派短期进修生与实习生。鼓励在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政策要点是：不论先后，一视同仁，来去自由。

20世纪60年代，公派留学政策的要点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试行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停派留学生。

20世纪70年代，公派留学政策的要点是：恢复派遣语言类进修生；主要向西方国家扩大派遣留学人员；抓紧时机，积极选拔，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科技为主，兼顾其他。

20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政策的要点是：公派--积极主动，择优选拔，保证质量，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突出重点，统筹兼顾；自费--对自费留学人员在政治待遇上与公费留学人员一视同仁，但在申请条件上有一定的限制；公派--探索扩大选拔派遣博士留学生的数量和途径；自费--申请自费留学如手续合法则不受任何限制；公派--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加强管理；回国--提供各种服务，创造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拓宽就业范围并实行人才流动；在外--采取适当灵活的政策和通情达理的作法，并给予合情合理的解决。

20世纪90年代，出国留学政策的要点是：自费--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以限制自费出国留学；公派--博采各国之长，按我之需，取人之长，精选精派，定向定人，力争保质保回；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出国留学工作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其要点是：公派--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自费--开辟自费留学中介市场，并实施预警和监管。与此同时，鼓励回国的政策体系也在持续地改革中不断完善。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留学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是“来去自由”的留学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一体化的发展，人们把是否具有国际交流背景作为人才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条件，这将激发人们出国留学的积极性。二是出国留学的经费资助渠道日趋多样化。过去的留学教育基本上属于精英教育，能够出国留学的主要是一些社会、科技精英和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人员的子弟。而随着我国经济贸易和科学研究的国际化的发展，出国留学的经费资助渠道将会由单一的公费和自费渠道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三是出国留学渠道将会更加顺畅。实际上，目前对出国留学的限制主要不是来自于国内，而是国外签证机构。“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作为参与WTO的国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将会对国外的限制起到软化的作用。因此，可以预料，在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留学教育发展将会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阶段，其规模与速度将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提升。

各时期留学政策分析

1978～1986年：恢复阶段

1978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与外国的教育交流迅速发展，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带动了出国留学生的派遣工作。1978-1986年，可以说是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恢复和起步阶段。1978年8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提出要高度重视留学人员的选派工作，选拔的出国留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专业主要为理工科相关专业。这实际上是恢复和起步时期规定的派遣方针。

1980年10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召开了出国留学人员管理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出国留学人员管理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派出留学人员的方针，即“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争取多派一些，并在最近几年内保持派遣数量相对稳定”，并第一次提出单位也可派出留学人员，提出了有关计划、选派工作的改进意见。1980年11月，教育部等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对派遣人员做出调整，提出应多派研究生，少派或不派本科生。1978年以前，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很少，国家没有统一的政策。

1981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等7个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性文件，明确规定了自费出国留学的性质、自费留学与公费出国留学的关系等。该文件指出：自费留学人员是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组成部分；对自费留学人员和公费留学人员在政治上应一视同仁。这一规定奠定了我国自费出国留学事业发展的政策基础。

1981年9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在校研究生自费出国留学问题的通知》，对在校研究生自费出国留学问题做出了严格规定。根据这个规定，真正意义上自费出国留学的只能是高中毕业生出国读本科和大学本科毕业生出国读研究生。但实际上，大量在校本科生和在学研究生也利用各种途径自费出国留学了。针对出现的问题，中央于1982年3月和7月分别出台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若干问题的决定》和《自费出国留学的规定》。相对而言，1982年的自费出国留学政策比1981年的政策更严格，除了高校在校学生不准自费出国留学外，还规定了自费出国留学的年龄限制以及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进行政治审查等。这一政策的实施，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认为自费出国留学政策太严，不利于更多的人自费出国留学。

1984年，中央检查了几年来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和工作，提出“对自费出国留学，要坚决大胆放开”的要求。1984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新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其中规定凡我国公民个人不受学历、年龄和工作年限的限制，均可申请自费出国留学。

1986～1991年：调整阶段

198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1986年12月，国务院批转原国家教委《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的通知，即著名的107号文件。这是在总结我国留学教育恢复和起步阶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留学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制定的重要法规。它是我国第一份公开发表的、全面阐述出国留学教育政策的法规性文件。该文件提出：我国公民出国留学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必须长期坚持有计划地发展各种形式的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工作应密切结合国内生产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应坚持博采各国之长的原则，兼顾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以应用学科为重点；应坚持“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方针。《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应保证质量，着重派出进修人员和访问学者，适当减少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增加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并积极开辟通过中外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和培养博士的途径。通知还包含了对自费出国留学教育政策的全面阐述和规定，其中有关“高校在校生获准自费出国留学的，可保留学籍一年”等政策性规定的原则直至今天仍被广泛适用。

1992～1999年：规范阶段

1989年以后，出现了大批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现象，国内有些人也对现行的留学政策产生了一些疑虑。如何对待学成未归的出国留学人员以及是否要坚持既定的留学方针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1992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在外留学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全面阐述国家对滞留海外的留学人员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并明确把“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作为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总方针。围绕这个总方针，国家公派留学选派管理体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自费留学政策进一步调整和放开，从“鼓励回国工作”到“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44号通知指出：党和政府一贯关怀、团结广大出国留学人员，期待他们早日学成回国，建功立业；重申了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有义务为国家服务；同时鼓励留学人员以各种方式回国服务；国家保证留学人员来去自由。自此，“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成为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总方针。

2000年至今，快速发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对出国留学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出国留学迈入快速发展阶段。一是根据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实际需要设立了若干专项。2000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设立了“重点高校系主任、研究所/实验室骨干出国研修项目”。2002年，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中国加入WTO后对人才的需求，增加了对信息、生物技术及经济、法律等学科的资助名额。设立了“高级研究学者”类别，大幅度提高资助力度。2005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出国选派规模进一步扩大；资助方式多样化。二是从2003年起提高公派留学资助金。2002年12月13日，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调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将现行标准平均提高了44%，涉及88个国家和地区。1993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放宽自费出国留学政策。该政策也是国家新的出国留学方针在自费出国留学问题上的反映。这大大满足了许多欲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愿望，使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数量急剧增加。

中国加入WTO后，教育部就简化对大专以上学历人员自费出国留学的审批手续发出通知，不再向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高校在校生和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但尚未完成服务期年限的各类人员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不再对上述人员进行“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这一时期，中央非常重视出国留学人员学成回国的工作。一方面，调整回国政策，从“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到“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回国政策更加灵活且务实；另一方面，致力于落实政策，创造条件，真正发挥留学人员的作用。

2007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进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工作若干意见》，意见将“海外优秀留学人才”界定为三个层次；提出编制海外优秀留学人才需求目录，建立和完善海外优秀留学人才信息库；搭建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双向选择平台，为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回国工作和创业服务；充分利用国家科技、教育、人才资助项目，引导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创业。教育部和科技部还定期举办“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活动，建立由海外优秀留学人才、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区、风险投资机构共同参与的创业平台。通过“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充分调动海外优秀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热情，鼓励海外留学人员积极申报创新创业项目，创造条件支持参赛者与大学科技园、留学人员创业园和企业进行项目对接，根据项目技术水平、投资前景、效益预测和产业化情况，组织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机构和国内企业家对项目进行评审、洽谈和择优颁奖，推动留学人员回国创办高新技术企业。

进一步推动我国留学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留学教育事业发展，在新形势下，我国出国留学政策应当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

一是坚持“三个一流”的新的公派留学指导思想，不断提高质量与效益。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是相对自费出国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而言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高级人才方面的需求，其实质是一种精英教育。尽管国家公派应当着眼长远，兼顾一般，但最重要的是它要力求满足国家最紧迫的那些需要；应当着眼全局，注重公平，在相当长时期内，应当突出重点，坚持效益优先的原则。应当坚持国家公派主要培养国家急需人才的目标和原则，注意选派一流的留学人员，派到国外一流的学科专业中去，力求让其师从一流的导师，在国际学术前沿接受一流的训练。

二是加强自费留学的服务与管理工作。自费留学人员目前已成为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主体，应在进一步做好公派留学的派遣和回归工作的同时，关注自费留学工作。国家有关部门应当不遗余力地为申请出国留学的人员特别是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开辟一条更加顺畅、便捷的“绿色通道”。要坚持改革、扩大开放，同时也要加强服务与管理，为自费留学提供一个健康的政策环境和坚实的法律基础。应更多关注、跟踪并研究在外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状况，注重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进行感情投资。

三是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和国内的信息交流，完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服务体系。要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和国内的双向交流。应当由教育部、外交部和公安部联手合作，建立一个准确、权威、高效的“出国留学人员信息统计系统”，这是吸引留学人才的基础性工作。要设立留学人员创业风险基金，完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服务体系。要加强以“项目资助”为主导的人才引进项目建设。

第五篇：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摘 要：我国高等职业 教育 经历了一个曲折的 发展 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高职教育界对其认识逐步提高的过程。梳理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 历史，分析 其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可以提高我们对高职教育发展趋势的认识,，更加明确如何处理当前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中的 问题。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回顾；展望

一、中国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一)早期职业大学和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的探索与发展 为适应 经济 社会 发展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我国东南沿海及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率先创办了一批新型地方性大学——职业大学，这就是我国最早具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性质的学校。从1980年到1985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各地共兴办了120多所职业大学。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自费、走读、不包分配。多年来，这些学校通过校际协作会等多种形式不断加强校际合作，共同 研究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发展时间不长，经验不足，重视不够，以及职业大学在办学中尚存在着政策不配套、发展不平衡、办学条件不足、专业特色不明显等问题，结果多数学校把高等职业教育办成了普通专科，或者说，办成了“压缩饼干式”的本科。近年来，经过改革和发展，部分职业大学逐渐从“压缩式”模式中走了出来，经过改革已经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战线上重要办学力量。相对于早期职业大学的发展，初中起点的5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的探索，却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成功的发展道路。1985年，中央确定了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方针，提出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要求。为落实这一精神，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原国家教委决定在上海电机制造技术专 科学 校、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和北京防灾技术高等专科学校这三所中专学校基础上试办5年制技术专科教育。实践证明，5年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便于统筹安排教学计划，实现了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有机衔接，并且由于学生年龄小、可塑性强、有效教学时间长，为学生职业意识和职业能力的养成创造了良好条件，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从总体上看，5年制高等职业教育适应了经济建设和生产第一线岗位对高等技术 应用 性人才的需要，适应了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的需要，受到了用人单位和社会的认可与欢迎。(二)“双起点”、“双证书”的探索与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社会主义 现代 化建设目标对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经济的发展又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在这种背景下，探索一条高中毕业程度起点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之路，成为职业教育战线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1991年1月，经原国家教委和总后勤部共同批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 工业 学校基础上，建立邢台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率先在全国试办高中起点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当时，国家对试办学校的基本要求是“双起点”、“双证书”，即学校招收普通高中起点和相当于高中阶段的职业学校起点的毕业生，学生毕业时既获得大专学历证书又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两种证书。经过几年的探索，邢台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双起点、双业制、双证书、订单式”高等职业办学道路，被原国家教委称为“邢台模式”。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通过“三改一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方针。这一举措整合了现有高等教育资源，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政策转变，也是高职教育界对高职教育认识更加深入的体现。1997年，为了明确高职学校的发展方向和规范校名，原国家教委明确提出新建高等职业学校一律定名为“x x职业技术学院”或“x x职业学院”，同时鼓励其他通过改革、改组、改制发展高职教育的学校照此更名。3月，原国家教委首批批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和邢台职业技术学院挂牌。1998年，教育部提出“多渠道、多规格、多模式发展高职教育”的要求，并拨出了11万个招生指标，在20个省市用于试点发展高职教育。这一时期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以职业能力教育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初步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之路。(三)办学规模快速扩张阶段 1999年1月，为了逐步把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计划、入学 考试 和文凭发放等方面的责权放给省级人民政府和学校，便于省级人民政府在国家宏观指导下，对本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现有资源进行统筹，教育部提出：毕业生不包分配，不再使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国家不再统一印制毕业证书内芯，以学生缴费为主(简称“三不一高”)[1]的政策。此项改革的目的是改变传统的专科人才培养模式，加快专科教育向高等职业教育转变的步伐。“三不一高”政策是我国高职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2000年1月，为大力推进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加强学校教学基本建设和教学管理，教育部提出了我国高职高专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人才培养工作重点和工作思路[2]，它成为此后我国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性文件。2002年7月，第四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并逐步完善“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要形成政府主导，依靠 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这次职教会议与其后颁发的配套文件，构成了新世纪初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基本政策思路和总体改革方向。会后，教育部指导各高职院校从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 内容 体系改革、专业试点、实训基地、产学研结合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2004年2月，教育部部长周济在第三次全国高职高专教育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会上，概括了高职教育界对高职教育形成的共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从1999年到2006年，我国高职教育的规模得到迅速扩大，已经占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到2006年底，独立设置的高职学校数量为1147所；高职院校招生人数为293万人，超过了普通本科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为796万人，接近普通本科在校生人数。在办学原则上，我国高职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机制、多种模式。这一举措整合了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资源，有利于高职教育快速发展。现阶段，我国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有：短期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普通高等专科学校，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本科院校内设立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二级学院)、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民办高校等六类院校。(四)示范院校建设 1995年12月，原国家教委为推动职业大学的改革与发展，首次开展了示范性职业大学建设工作。2000年9月和 2001年6月，教育部先后启动了国家首批15所和第二批16所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建设项目，推动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建设和发展。2005年10月，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迫切要求，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国务院提出国家在“十一五”期间建设100所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计划[3]。2006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为贯彻落实该文件的精神，开始共同组织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重点支持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2006年12月和2007年8月，教育部、财政部先后评选出了首批28所和第二批42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立项建设院校。这些学校的示范性建设带动和 影响 了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的改革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五)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 2001年6月，教育部首次对沈阳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教学工作优秀学校进行了试点评估。这次试评旨在逐步在全国树立一批高职高专教育的先进典型，运用典型的样板作用，进一步推动高职高专教育的发展。为了加强对高职教育的质量监控工作，教育部决定，从2003年开始，在高等学校中建立5年一轮的高校教学工作评估制度[4]，2004年至2008年为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的第一个周期。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的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极大地促进了高职院校的发展。评估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校，为适时地推广它们的经验，提升它们的办学水平，在全国范围内起示范作用，2005年6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和邢台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院校进行了全国示范性高职高专院校遴选工作试点。这次遴选对这两所学校的建设过程、建设结果和办学水平进行了阶段性评估，为建立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全国示范性高职高专院校评估方案》奠定了基础，为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示范性评估和建设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