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四光精神
李四光精神
他是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成员；他被称为“石头痴人”，这是通过这些石头，使我国摘掉“贫油”帽子；他是新中国地质事业中最明亮的一颗明星，为我国核工业和“两弹一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就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
他曾说过：不怀疑不能见真理。就是凭借着这样一种敢于怀疑，勤于探索的精神，他献身于地质科学，致力于造福人民，成为中国地质科学的重要开拓者，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他把一生奉献给科学，奉献给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给人民。他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他的名字就像一颗耀眼的北极星闪耀在我国科学界，从少年时励志为祖国的复兴而读书，到粉碎“贫油论”为我国的石油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从研究蜒科化石，到证明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再至临终前含泪求医生延长半年生命以完成周恩来总理交给自己的地震预报工作，他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称赞“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
他热爱祖国、时刻以“科学救国”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在祖国沉沦于外国列强奴役和凌辱的年代，他不甘屈辱，毅然投身革命；当革命遭到挫折时，他不随波逐流，奋发学习，把为富民强国而寻找和开发地下资源，当作终生奋斗的目标；面对那些藐视中国的外国人，他傲骨凌霜，不卑不亢，以显赫的科学成就著称于国际学术界，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我们纪念和学习李四光，就应该像他那样胸怀大志，热爱祖国、立志报国，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永远同祖国联系在一起。
他心系人民、追求真理的崇高品格值得我们赞叹。他的一生历经曲折坎坷，费尽千辛万苦，他顺应历史和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走过了一条为追求真理而坚持奋斗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我们纪念和学习李四光，就应该像他那样有着“咬定青山不放松”执著精神，充分发挥自己的能量，努力的推进社会的进步，始终不渝地坚持正确的人生方向。
时光让许多精彩故事沉淀为萧瑟的历史，唯有不朽的文化和精神，会在代代相传中愈发灵动和鲜活。回首新中国60余年的发展，我们欣然发现，无论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李四光精神从没有离开过那些为了国家而努力奋斗的人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曲折发展的地质事业。李四光的精神一直在鞭策我们努力学习钻研，不断精益求精，为如今日益强大的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愿李四光精神这面科学创新之旗，永远飘扬在每一位地质科技工作者的心里，永远飘扬在每位地质学子的心中！
G1415 刘扬
第二篇：著名地质学家—— 李四光
著名地质学家—— 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原名仲揆，黄冈（今团风）县回龙山香炉湾人。著名地质学家。1902年入武昌高等小学堂，1904年选送日本弘文学院留学，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10年回国，次年被清廷授予“工科进士”。不久参加武昌起义，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1913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和地质，1918年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次年任北大地质系主任，率学生在河北、山西实习时发现中国第四纪冰川遣迹。1922年被选为中国地质研究所所长，1929年被英国伦敦地质学会选为国外会员，任中国地质学会会长。1930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1931年被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34年应邀赴英国伯明斡、剑桥等大学讲学，1936年回国，继续进行地质考察研究工作。1946年获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赴英国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年会，在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辗转回到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古生物研究所所长、学会副会长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世界科协副主席、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等职。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二至第四届副主席，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在古生物蜓科分类方面有重大贡献，在冰川学方面确定了中国数次冰川时期的活动证据，特别是奠定了第四纪冰川地质学基础。在地质学理论上创立了地质力学，运用地质力学理论，指出我国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两湖地区蕴藏在丰富的石油，为我国石油资源的开发作出了贡献。晚年对地震地质和开发利用地下热能等新领域进行了有成效的研究。1971年4月29日在北京病逝研究。
第三篇：李四光简介 文档
李四光中学简介
回龙山下，绿树丛中，有一所以我国杰出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名字命名的，由前国家主席李先念亲笔题写校名的初级中学，她就是团风县李四光中学。
1912年李四光的父亲在回龙山新庙设新庙学堂，自任堂长，这就是李四光中学的前身，李四光兄弟4人均在此校就读。1918年，改名为新庙小学，李四光的兄长李佰涵任校长。1945年，改名为回龙山小学，李四光之弟弟李和淑任校长。解放后，先后更名为铁流中学；回龙高中。1982年12月，湖北省李四光研究会在黄州举行年会，决定在其家乡创办一所以李四光名字命名的学校来纪念李四光。1983年7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为该校题了校名。高中正式定名为李四光中学。
26年来，学校在各级领导关怀和指导下，以“努力向学，蔚为国用”为办学宗旨，锐意改革，努力创新，现已成为具有一流教学楼、科教楼、综合楼、运动场、广场等建筑。办学规范，师资雄厚，设施完备，环境幽雅，质量超群的市级示范学校。李四光之女中科院陆军士李琳，原石油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焦力人，原外交部副部长金湛，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董树文，省人大主任袁继凤，中国地大校长邓宗琦，中科院院士吴胜云（李四光生前秘书）华师大教授，李四光研究会秘书长景才瑞，原黄冈市委书记段远明，政法委书记杨智，原黄冈市市长罗海峰，原团风县委书记王定华，团风县委书记洪再林，副书记肖建军，县教育局局长易淑泉等各级领导都曾莅临李四光中学指导工作。
恢复高考以来，回龙高中的教学质量闻名遐迩。曾文涛、吴翀俊、王哲先、童鑫、袁华章、王之林等六百多名寒门子弟先后跨进了大学门，进入二十一世纪，寒门学子已事业有成了：曾文涛先生在武汉创建了五洲银海置业有限公司。吴翀俊在佛山建成了新 电业有限公司，童鑫先生在深圳创办了广和律师事务所，王哲先、袁华章、王之林也各自创建了大公司大实业„„。
他们出自寒门，在事业有成的时候，没有忘记回龙这一方乡土，李四光中学这一母校，纷纷解囊捐助，支援家乡建设，支助寒门学子读书，帮助他们依靠知识改变命运。
曾文涛先生从05年春季起，连续四年回母校捐资一百五十余万元。支助600名学子完成学业，得到家乡父老的一片赞誉。吴翀俊先生于06年捐资10万元、07年又捐资20万元支援母校建起了多媒体教室、语音自控广播系统、添置办公桌椅80套，改善了办学条件。中国矿业协会副会长陈长宏先生，出于对李四光先生的敬仰之情，捐资30万元兴建李四光科教楼。袁华章先生捐资李四光科教楼。
学校现有教职工88人，在校学生1000人，17个教学班。五年来，学校深入贯彻“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办学理念，加大力度建设：“尚德健体，博智求真”的校风，“文明载道，教学相长”的教风，“谦虚诚实，勤奋进取”的学风，教学教研成果斐然。3人次获省级论文、课件、教具制作一等二等奖。28人次获市级五优评选一等奖；46人次获县级奖励。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著述无数；九年级三科综合测评06年获第3名，07年获第5名，08年获第4名。中考综合评估06年获“优秀奖”，07年获“优秀奖”，08年获全县第四名，09年获乡镇第一名。08、09年中考连续两年被团风中学博智班予录6人，考取黄高1人的优异成绩。
李四光中学辉煌的历史离不开上级领导社会各届及众位校友的大力支持，美好的未来更离不开大家的倾心关怀和全力帮扶。我校领导班子、全体教师及广大职工有信心有能力把李四光中学建设成为名人名校，学校的未来会更美好！
李四光中学
09年9月
第四篇：李四光中学家长学校
李四光中学
家长学校管理机构及组织分工
一、管理机构：
校长：王玉堂（李四光学校长）
副 校 长：叶兵（李四光中学副校长）
副 校 长：殷世泉（李四光中学退休领导）
办公室主任: 孙火庭（李四光中学工会主席）
教务主任：夏基陆（李四光中学教务主任）
二、组织分工：
1、校长王玉堂
全面调控李四光中学家长学校人、财、物、事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做到宏观指导，微观掌控。
2、副校长校长 叶兵
全面贯彻教育局及县关工委的有关文件精神，在学校统一领导和安排下，负责李四光中学家长学校的组建，开办和运作。
3、副校长 殷世泉
全面负责李四光学生的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加强对学生心理沟通和安全工作的指导，特别是对留守学生的关爱、指导工作。
4、办公室主任 孙火庭
指导家长学校工作，督导校长全面贯彻教育局和县关工委的有关文件精神，保证学校运转正常。
5、教务主任夏基陆
主持和负责家长学校的教务工作：组织制订学期和学年教学工作计划；组织家长学校的学员考勤、考核和考试工作；组织家长学校的教师按计划上课和组织考试；负责家长学校教务工作的全面安排和记载。
李四光中学
家长学校领导小组
组长：王玉堂
副组长：孙火庭殷世泉
成员：王阳春叶兵夏基陆凌凯徐春红
徐立新周高攀全体班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徐春红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李幼清
第五篇：科学家发明家李四光
科学家发明家李四光
2012年05月28日 04:58 科教网
提起中国的石油，人们就会把它和李四光联系在一起。这位独具慧眼的科学家，敢于向欧美地质权威挑战，运用他所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导地质勘探队，在人迹罕至的茫茫荒原，找到了珍贵的石油，为开发祖国的地下宝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求学与救国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父亲李卓侯是一位在破庙里教私塾的穷秀才，仲揆兄弟姐妹共6人，祖传的3亩地和父亲教书的微薄收入便是全家生活的依靠。仲揆边帮妈妈做家务，边抓紧一切时间勤奋学习。1902年，仲揆听说省城武昌开办的官费高等小学堂正在招生，便请求父亲为他借了路费前去投考。
武昌和汉阳、汉口合称武汉三镇，这里是长江、汉水交汇之处，汉口、汉阳位于长江西岸，分列汉水两旁，与在长江东岸的武昌组成“品”字形，是内河航运的中枢，故称“九省通衢”。李仲揆乘坐的小船先在汉口码头停靠，随后向武昌驶去。仲揆生平第一次出远门，他好奇地四处观望，江上船只穿梭来往，白帆点点，十分热闹。两岸建筑各式各样，有的楼顶上还安装着十字架。经过摇船老艄公的解释，仲揆才得知那些高楼大厦都是英、法、德、日等国租界。这一切都深深地震动了这位爱国少年的心。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高等小学堂，将来学到本领，为祖国服务。
经过大半天的水上颠簸，李仲揆在新河码头下船，来到久负盛名的武昌城，他甚至来不及仔细观看一下周围的景致，便匆匆奔向报考地点。
走进一座宽敞的殿堂，李仲揆在报名处买了一张报名单，也许是初来乍
到，也许是情绪紧张，当他坐在桌前提笔填表时，竟在姓名一栏里填上了“十四”两个字，把年龄错填到姓名栏，怎么办呢？再买一张报名单吧，衣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他静下心来想了想，先提笔将“十”改成了“李”字，可是“四”字如何改呢？总不能叫“李四”吧，多难听啊！他正在左思右想，忽然抬头看见大厅中央悬挂的一块横匾，上刻“光被四表”几个大字，仲揆从这块横匾得到启示，他立即提起笔来，在“四”的后面工工整整写上“光”字。从此以后，他的原名鲜为人知，而李四光这一名字却越叫越响亮，不仅传遍全国，而且名扬世界。
李四光以考试名列第一的优秀成绩被录取，在高等小学堂，他学到了算
术、理科、地理、体操等新课程。当时中国正值清朝统治末年，政治腐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恣意横行，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兴办教育，以便为封建王朝培养富国强兵的
人材，湖广总督张之洞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曾经指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材”。他主张“选真材，择时用”，并且认为“小学为急第一”。为此，他在武昌先后创办了几所高等小学堂，并且明文规定：凡成绩优秀者，均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日本去留学。李四光在学校勤奋刻苦，一连几次考试成绩都为榜上第一，按照学校的规定，他被保送到日本留学。
能够出国深造，李四光感到说不出的兴奋。在选择留学专业时，这位爱国少年不禁想起父亲给他讲述过的甲午海战，庚子赔款等历史事件，想起他离家乘船来武昌时，一路上看到洋人欺压中国百姓的情景，他天真地认为：中国屡受欺辱，其重要原因便是中国没有强大的军舰，他决心学习造船，为祖国造出第一流的兵舰，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怀着美好的愿望，李四光东渡日本，他先在宏文学院学习，后又进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他刻苦用功，准备学好科学知识，为国效力。
有一天，一位年岁稍长的同乡来学校找李四光，告诉他孙中山先生从欧洲来到了日本，并且邀请他参加明天举办的欢迎孙中山的大会，李四光满口
答应。
1905年8月13日，在东京富士冗楼，留学日本的学生及华侨千余人为欢迎孙中山举行盛大集会，李四光随同乡来到会场，只见屋子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他俩只好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李四光踮起脚尖，朝屋里望去，孙中山身穿西装，打着手势，正在进行演说，他那富有鼓动性的语言，不时博得人们热烈的掌声。年轻的李四光再也忍不住了，拉着同乡使劲朝屋里挤去??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经人介绍，李四光在一间秘密小屋见到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并被接纳为同盟会会员，当宣誓结束的时候，孙中山拉着李四光的手叮嘱道：“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李四光在日本学习6年，回国后在武昌一所中等工业学校任教。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覆灭。李四光是同盟会会员，在日本学过理工，又是南京临时革命政府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委员，因而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实业部部长。李四光走马上任后，立即翻阅往日的卷宗档案，亲自到各厂矿调查研究，然后拟定了雄心勃勃的振兴实业的计划。1912年4月，当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来武汉视察时，李四光还向他介绍了自己的计划，并陪同孙中山参观已经恢复生产的厂矿。
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大总统的职位，共和政体名存实亡。李四光的希望破灭了，他辞去了实业司司长（南京政府成立后，湖北省各部改为司）的职务，决定继续到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用科学拯救贫穷落后的祖国。
1912年，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部长，李四光因参加辛亥革
命有功，经本人申请，教育部批准，他和一批青年人一起前往英国官费留学。在英国，李四光和好友丁西林一同考上伯明翰大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改学地质专业。好友丁西林得知后非常惊讶，但李四光有自己的想法，他说：“要造船，就得有钢铁；要钢铁，就得靠采矿。我已经学了一年采矿，但我现在认为，光会采矿是不行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科
学落后。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找矿，将来就是给洋人当矿工。”
为了对地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征得校方同意后，李四光除了主学地质专业以外，又选学了力学、光学、电磁学等课程，特别侧重钻研物理系的力学课程。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中途赶上物理系的教学进度，是要费一番功夫的。李四光毫不畏惧，迎着困难上，为了弄懂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他常常学习到深夜。但是，李四光并不满足仅仅从书本上获取知识，他还要到野外去作实地考察。为此，他特意从旧货店买了一辆旧摩托车，自己动手加以修理，然后每逢假日，便骑车四处奔走。有一次，他不小心连人带车一起跌到山沟里，当他从地上爬起来，看到自己和摩托车都没摔坏，就又骑车继续赶路。
不久，暑假即将来临，如何度过这个难得的假期呢？丁西林谈了自己的计划：“我准备到海滨去，在那儿写作一个剧本。”然后询问李四光的打算，李四光告诉他自己打算去当矿工。丁西林听后疑惑不解地问：“为什么？矿工的生活很苦啊！你没听说过，矿工居住的地方，人们都叫它做‘黑乡’。”李四光答道：“我不怕苦。要搞地质，就得准备吃苦。伯明翰的采矿业很发达。我既然学地质是为了给祖国找矿，我就应该去实地考察一下外国的矿井是怎么采矿的。所以去当矿工最好了。”说干就干，假期一开始，李四光就
背起简单的行李，骑摩托车来到郊外的一座煤矿当上矿工，吃住在当地一位矿工家里，每天天还没亮，李四光便和当地的矿工一样，戴上安全帽，提着小鸟笼乘矿车来到矿井。小鸟对瓦斯很敏感，如果它晕倒了，工人们立即就离开矿井。在阴暗又充满危险的矿井，李四光和矿工们要从早干到晚，又脏又累。他亲身体验到了矿工生活的艰苦，也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当假期即将结束时，李四光和他的矿工房东一家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以纪念这段令他难忘的生活。
返回学校之后，李四光更加努力学习。学士学位考试日益临近，不巧李四光的腿上长了一个大疖子，疼痛难忍。丁西林劝他去医院诊治，但李四光认为花钱太多而拒绝。为了不影响考试，李四光取出他日常刮胡子用的刀片，在开水中简单消毒后，自己咬牙忍痛将疖子挖掉，然后抹上药膏，站在一旁的丁西林看着这一切不禁为李四光捏了一把冷汗。伤口还未愈合，李四光便去参加考试，他获得了学士学位，但腿上的疖子却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却留下了一块深深的伤疤。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同年李四光获地质学硕士学位，他的英国导师鲍尔敦教授希望他能在英国继续深造，等考取博士学位后再返回中国，但李四光婉言拒绝：“不，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尽快地贡献给我的祖国，这样更有意义。”鲍尔敦听了李四光的一番心里话之后，对这位青年学子的爱国之情深表尊敬。他问李四光：“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李四光回答：“我想立刻就走，先到法国和德国的一些矿井去进行一些考察，再去阿尔卑斯山看看那儿的地质情况。”
李四光离开英国，按照计划先到法国和德国几个有名的矿区进行考察，接着又沿莱茵河而上，到达瑞士，考察阿尔卑斯山的冰川遗迹。当他结束考察，返回伯明翰大学时，看到了一封电报和一封信。电报是印度友人拍来的，表示想聘请他去当工程师，待遇优厚；他又打开了那封信，它是蔡元培从国内寄来的，当时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正在四处招揽人才，当他得知李四光在英国学成毕业时，便来信聘请他为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谢绝了印度友人的高薪聘请，毅然远渡重洋，回到祖国怀抱，为他科学救国的理想奋斗。
二、揭开地层的奥秘
1920年的一天，李四光来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几位教授在理学院的办公室迎接他。互相交谈片刻之后，蔡元培便领着李四光到地质系巡视了一遍。李四光看到教室破旧，设备简陋，便向蔡元培建议将这里整修一番，蔡元培立即表示同意，并将改建环境之事全权委托给李四光操办。在得到校长的全力支持后，李四光便亲自进行设计规划。他将理学院后面的大殿改建成一个大讲堂，又将大殿前的院子改造成一座小花园。院子两边栽上了四季长青的松柏。院子中央安装一个日晷（guǐ，按照日影测定时刻的仪器）。以日晷为轴心，修建了伸向各个方向的几条放射形道路。这样，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休息的幽雅环境。随后，李四光改造了实验室，添置显微镜，修理了桌椅，又将西廊下的几间旧房子改建成洗澡间。
李四光在地质系主讲岩石学，他不照搬外国课本，而是自己编写适合中国情况的讲义。为此，他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他在教学时，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常常自己动手磨制各种岩石薄片，并将它们放在显微镜下，教学生辨别不同岩石的不同折光。每逢考试，他不仅要求学生答题，还发给学生几块岩石，让学生写出这些岩石的名称、成分、生成原由及与其他矿产的关系等等。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李四光还经常带学生们去野外考察。1921
年3月，他首次带领学生来到北京西郊，对南起中心坨，北至大觉寺，西起
金庄，东至玉泉山一带的地形地貌进行考察。这次考察，学生们收获很大，因为这里的岩层走向与我国北部地质上岩层的走向大体一致，了解这里的地质状况，对于了解整个中国北部山脉和地层具有典型意义。
长期的野外考察，使李四光走路养成一个习惯，他每跨一步大约是85
厘米，这样一来，在填写地质图、测量地层露头的长度、宽度之时，他只要迈上几步，就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了。他还要求学生也都能记住自己一步的大致距离。
为了弄清中国煤矿的分布情况，李四光从1921年开始从事对“蜓（tíng）
科”化石的研究。“蜓”是一种微体古生物，中间大、两头尖，形状似纺纱用的纺锤，所以日本人称之纺锤虫。在我国，人们习惯称纺锤为“筳”，李四光以此为根据，在筳旁加个虫字，给这种微生物化石起了个新名“蜓科”。由于它体积很小，用肉眼只能大概看到它那橄榄形的外壳，要分析它的内部结构，必须将它们磨成薄片，放到显微镜底下观看。
八月的北京，骄阳如火，酷暑逼人。李四光利用暑假，加紧对“蜓科” 的研究。在薄片磨制室，李四光和助手磨薄片的工人朱师傅忙得不可开交。朱师傅先用金刚石切刀将“蜓”化石切成磨片，然后放到配有粗细金刚砂的磨盘上，精心磨制。当磨到一定程度时，李四光便接过来亲自研磨，他手拿显微镜，将薄片放到显微镜下，看一看，磨一磨，必须磨到约0.03毫米的厚度，使它变成一张形同薄纸的石片。这样光线可以透过薄片，使其内部结构清晰可见，这种厚度当时并没有工具可以测量，只能依靠经验和技术。
树叶绿了又黄，春天去了又来。李四光年复一年，坚持不懈钻研“蜓科”。通过显微镜，李四光终于看清楚“蜓科”的内部结构，那是一些蜜蜂窝状的小格子，他根据小格的不同排列，鉴别它们不同的种属，判定出它们的进化阶段，进而推断出含有这些不同种属的化石岩层的时代。例如“蜓科”是石炭二迭纪地层的标准化石，石炭二迭纪是产煤地层。由此可以根据这些已经
划分出层的岩层，考察它们如今的分布状况，从而寻找出煤矿分布的规律。这门学科称古生物地层学。
李四光将已经鉴定出来的“蜓科”的不同种属，拍成照片，接着便投入了紧张的论文撰写之中。他将自己多年研究成果写成《中国北部之蜓科》一书。在这部学术专著中，他根据不同种属的“蜓科”化石，解决了多年争执不下的地层划分问题。他的科学论证，不仅平息了中国北部含煤地区石炭纪地层划分的争论，而且对北美石炭纪地层的划分，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此之后，许多中外地质学家都开始采用这一科学方法。李四光也因为这一优异的研究成果获得伯明翰大学授予的科学博士学位。
1926年，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大会上，李四光宣读了他的论文《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要原因》。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大陆车阀”自动控制地球自转速度的学说，明确指出，地球自转速度发生了时快时慢的变化，才是引起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要原因。李四光提出的这个观点与美国地质权威提出的“大洋造山说”截然不同。“大洋造山说”认为太平洋底不断陷落，使它的边缘向大陆方面挤压，这种垂直升降运动，产生了环绕太平洋的美洲山脉。李四光则认为，东亚各种构造型式形成的山脉与美国西海岸边边缘山脉产生的原因大不相同。东亚许多山脉并不限于大陆的边缘，它们延伸的方向，也不与大陆边缘平行。例如阴山至天山，秦岭至昆仑，还有南岭等山脉，所以它们生成原因不是由于太平洋底的陷落，而是由于大陆本身的运动??
李四光这一崭新的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与会者的不同反响。正在北
大执教的美国地质构造学权威维理士流露出明显的不满，周围一些国内学者也小声议论：人家英美学者研究了那么多年，也没人像李四光先生这样标新立异！
面对周围的种种议论，李四光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外国专家反对自己提
出的新观点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一向看不起中国人。但是某些中国学者缺乏独立思考精神，只知一味附和英美专家，这实在可悲！不过从另一角度看，自己的理论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它所使用的依据还不够严密，这个理论也只是像刚刚出土的幼芽，还不成熟，还有待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想到这里，李四光又为自己制定了一个新的研究计划，他把已经达到的高度，作为新计划研究的起点。
没过多久，李四光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地质学会议。在 火车上，李四光仍然没有停止研究。他展开地图，用地质学家独具的敏锐眼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当火车越过乌拉尔山脉时，他惊奇地发现：这座著名的山脉，褶皱强烈，南北蜿蜒，耸立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平原。这一奇特的地质现象引起他的思考：这座南北走向的山脉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孤立存在，还是与别的地质现象有联系呢？一路上，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李四光头脑中。
在莫斯科，李四光见到了苏联一些地质学专家，他将自己思考的问题提出来和同行们进行探讨。当时传统地质学称地壳上褶皱强烈并隆起的地区为“地槽”。因此，苏联专家听完李四光的问题后，不假思索地回答：“乌拉尔山脉，它是由一个南北地槽在返回阶段中转变而成的。”李四光对这个简单的回答感到不满足，他认为乌拉尔山脉是在上古时期由一次巨大的构造运动而形成的，这次运动不可能只形成一个孤立的乌拉尔山脉。他打开苏联地
质图仔细察看，发现在乌拉尔山之南有一座东西延伸，而又向南突出的巨大弧形山系，这座东西走向的弧形山系与南北走向的乌拉尔山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山”字。李四光对着地图反复思考：这种山字型构造是否是在地球自转速度加快时引起地壳广泛运动而产生的内部有联系的一种构造体系？为了论证自己的想法，回国之后，李四光着手实地考察。
1927年，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中央研究院，聘请李四光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第二年，李四光率领一个小组来南京、镇江一带考察，发现宁镇山脉为一座大致东西走向的弧形构造，弧形的顶部向北突出，李四光认真思考起来：如果山字型构造确实是地壳在自转速度变化中形成的一种体系，那么这种地质现象一定具有普遍意义。宁镇山脉走向与山字型构造的前弧十分相象，那么在它的南面应该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山脉。带着这种设想，大家四处寻找，最后在南面果然找到了南北走向的茅山山脉，它与宁镇山脉恰好形成了山字型构造。此后不久，李四光又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许多山字型构造。由此他得出结论：山字型构造是地壳表面运动时产生的一种专门类型，只要发现有南北走向的脊柱，就可以在它的东西方向找到一个大致为弧形的山系。反过来，只要发现了东西走向的弧形构造山系，在弧顶便可以找到南北走向的山脉——山字型构造的脊柱。
在对山字型构造体系的研究中，李四光逐渐发现，地壳上除去山字型构
造体系外，还存在着其他各种以不同型式组合的构造体系。这些构造体系的发现，说明地壳上的褶皱和沉降，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其自身生成规律和内在联系，即：它们都是因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影响地壳运动也出现相应的变化，由此产生出各式各样的构造体系。
1929年，李四光发表“东亚一些典型构造形式及其对大陆运动问题的意
义”，这篇文章标志着他开始进入了研究地壳构造体系的新阶段，这位不知疲倦，勇于探索的青年学者，终于揭开了地层的奥秘，向着新的研究领域进发。
三、向权威挑战
地质专家的研究表明，在地球发展史上曾先后出现过几大冰期——大地被冰雪覆盖，后来地球转暖，冰雪融化，形成流动的冰川。根据专家们推算，距今年代最近的一次冰期发生在二三百万年前的第四纪，故又称第四纪冰川。在欧美许多国家，都发现了第四纪冰川的遗迹，但那些身在中国的欧美专家在没有经过详细考察的情况下，就断定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对于这种结论，李四光不肯轻易相信。1921年，李四光带领学生到太行山麓的沙河县考察地质，发现一些颇为典型的冰川条痕石。后来，李四光在山西大同盆地口泉附近，又发现了一个冰川U形谷，在谷底也有许多典型的冰川条痕石。李四光将条痕石标本带回北京，并特意去找瑞典地质专家安迪生进行鉴定，没想到这位洋专家不屑一顾地将标本扔在一边，说：“李希霍芬是德国有名的地质专家，在中国做了30多年考察，都没有发现冰川??”李四光耐心地等他把话讲完，然后指着自己从太行山背回来的条痕石标本说：“请你看看这又深又长的条痕??”。然而安迪生的回答却令人气愤，他轻蔑地说：“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你们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发现！”听了这话，李四光立即站起身，搬起标本石头毅然地走出房门，他相信真理是掩盖不住的。1922年，他将自己的发现撰写成一篇论文，题目为《华北晚近冰川作用的遗迹》在伦敦发表。然而，李四光并不满足已有的发现，他还要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于是，他带领学生翻山越岭，先后考察了太行山、九华山、天目山、庐山等许多地方的冰川遗迹，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资料。他在课堂上和文章中，不断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但一些国内外学者对此仍持怀疑态度。1934年春，由丁文江、翁文灏设法筹集一笔数目不小的款子，邀请在华的外国地质学者到庐山参加第四纪冰川遗迹讨论会，应邀参加这次讨论的有瑞典地质学家安迪生、美国的古气候学家巴尔博、瑞士的诺林、法国的德日进及特茵哈兰等人。李四光和几位青年学生参加了这次辩论。为了用事实证明自己的结论，李四光带领这些外国专家登上庐山进行实地观察，当人们登上小天池时，李四光指着小天池下的U形谷说：“先生们，请看冰川流动铲削成的U形谷！”这时，法国人德日进却指着U形谷下一道深深的水沟说：“这条水沟可以说明，这道山谷是过去的流水冲刷出来的。它与冰川没有什么关系。”李四光立即反驳道：“先生们，请你们注意这条水沟的位置，水往低处流，这是普通的常识。可是这条水沟，为什么不在谷底，却在谷底偏上的一侧呢？如果这个山谷是流水冲刷出来的，谷底就应该成为V字形，为什么它现在是U字形呢？”李四光的一席话使在场的外国专家一时无言以对，因为李四光谈到了问题的本质。在场的人都清楚：古代冰川遇到气候转暖时便会融化，由于冰块表面将大部分阳光反射出去，所以它吸收的热量较少，而冰块两侧的山谷所吸收的热量则远远超过冰块，因此，冰块首先是从与山谷两侧岩石相接触的地方开始融化，这样在冰块两侧形成冰川排水道，而且山谷的阳面冰块融化快，冰水量较大，这面的水沟越来越深，所以冰川形成的水沟不在谷底，而是比谷底略高一些。面对事实，德日进稍稍沉吟了片刻，又辩解道：“我是说，那宽阔的谷底，是古代的流水冲刷出来的；而那深深的水沟，则是今天的流水切割出来的。”这番回答使李四光感到好笑，他幽默地反问道：“古代的流水竟能冲刷出宽阔的谷底，而今天的流水倒只能切出深沟。请问，这古代的流水和现代的流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截然不同的结果呢？”德日进
被李四光的反问弄得十分尴尬。随后，李四光又用大量事实，驳倒了几个外国专家的诘难。他的论点鲜明，论证有理有据，几位傲慢的外国专家再也找不出反驳的理由，但又不肯服输，以至辩论无法继续进行。另有几位欧美学者在确凿的事实面前开始转变态度，瑞士学者诺林在鄱阳湖畔看到石灰岩表面的条痕时，低声对李四光说：“假如在我们国家，这就是冰川造成的遗迹。”美国学者葛利普也私下承认：“这很像我在美国时所看到的冰川地形。”
作为一名正直的科学家，李四光坚持真理，伸张正义，从不肯向黑暗势力低头。当国民党特务暗杀进步民主人士杨杏佛，制造白色恐怖之际，李四光不畏强暴，毅然冒着生命危险从南京奔赴上海，参加在万国殡仪馆为杨杏佛举行的追悼会，并且将自己在研究“蜓科”中新发现的一个属取名为“杨铨蜓”，以此来纪念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献身的杨铨（即杨杏佛）烈士。1934年底，应英国剑桥、伯明翰等八所大学的邀请，李四光携夫人及女儿前来英国讲学。
在伯明翰大学，李四光讲演的题目是《中国地质学》。他一口纯熟、标准的英语，使在座的不少人为之倾倒。在讲演中，他首先介绍了中国的自然区划，接着讲述自己研究的新成果，如中国第四纪冰川的遗迹，几种地壳构造体系等，并且进一步指出，造成地壳运动变迁的主要原因是地球自转的速度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发生了时快时慢的变化。李四光的很多观点，与传统地质学观点大相径庭。当他的讲演一结束，立即被很多听众团团围住。人们对他的新理论态度不尽相同，有些人向他请教问题，也有些反对者提出各种质疑。对于各种疑问，李四光都非常从容地加以解答，也驳斥了一些荒谬的观点。他的论证逻辑性强，即使是反驳也显得很有分寸，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赢得了许多学者的钦佩。
讲演结束后，李四光立即动手整理自己的讲稿，他亲自打印、拍照、校
对，完成了《中国地质学》一书之后，便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为了考察西半球的地质状况，李四光在归国途中特意绕道美国，他没有去游逛繁华的都市，而是翻越了崇山峻岭，在人迹稀疏的荒野之中不辞辛劳地进行考察。正是这种抓住一切时机进行研究的可贵精神，使李四光逐渐攀上了地质学的高峰。
1936年4月，李四光一家回到上海，将妻女安排妥当之后，他独自回到
南京地质研究所，随后，带领学生，出发到安徽黄山进行考察。他们爬上海
拔720公尺的慈光寺，寺中的大殿飞檐斗拱、金碧辉煌，一位身披袈裟的小和尚热情地向他们介绍着这里的风景：“先生们请看这北边五座山峰，多像五匹马呀。据说，从前每到夜晚，这五匹马就到这殿前石头池子里饮水，所以这池子叫‘五马饮槽’??”“现在呢？”人们好奇地问道。“自从修起这道围墙，它们就不来喝水了。”小和尚边说边用手指点着，人们顺着小和尚所指的方向望去，忽然李四光眼睛一亮，他大声对学生们说：“你们看！”他指着左面的珠砂峰和右边的紫云峰，用右手在空中划了个大半圆形，“这就是‘U’形谷。古代冰川沿着山谷往下滑动，铲削力相当大，常把山谷削成深槽，谷壁陡直，谷底平缓，切面是‘U’字形。”说完，还没等小和尚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李四光已经带领学生冲向那个令他们兴奋不已的“U”形谷。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冰川的确凿证据，李四光指导学生们绘制地形，挑选标本，拍摄照片，然后满载而归。根据这次黄山考察的发现和研究，李四光用英文撰写《黄山第四纪冰川流行的凿据》，送到国外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李四光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了中国没有冰川的谬论，在不可否认的事实面前，那些过去持错误观点的地质权威也不得不低头认输。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授的澳洲专家费思孟，读了李四光的文章之后，亲自跑上黄山，但他却什么也没有找到，最后只得来找李四光，请求李四光陪他再上黄山，李四光慨然应允。费思孟从黄山回到南京，立即发表了《中国第四纪冰川》一文，承认“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而那位曾经非常顽固的安迪生，这次也特意从瑞典赶到中国，当他看到李四光手里大量的资料后，再也没话可说。他跑到西康找到一些冰川材料，返回瑞典后便大做文章，吹嘘自己如何在中国发现第四纪冰川的遗迹，却闭口不谈中国人取得的巨大成果。但不管怎样，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终于成为举世公认的事实。为了进一步开展第四纪冰川的研究，李四光和同行们继续四处考察，并且在鄱阳湖的白石嘴上建造了白石陈列馆。但是，不久陈列馆便接到南京政府的电话，说鄱阳湖是军事要地，要求陈列馆立即搬迁。地质研究所派人到鄱阳湖与当地国民党驻军交涉，然而无济于事，陈列馆被炸成一片废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在攻陷上海之后，立即进逼南京，国民党政府机关随蒋介石迁往重庆，当时南京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命令各研究所也一同迁往重庆，否则停发经费。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及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等人一向对蒋介石独裁不满，他们经过反复商量，决定不随蒋介石去重庆，而是南迁广西，并且以广西文化落后，迁去几个学术机关有好处为理由搪塞朱家骅。随后，李四光带领下属亲自打点行装，将研究所的资料仪器全部装好运走，自己偕妻女及全体工作人员乘船向广西桂林进发。
来到广西后，研究所起初设置在桂林环湖路一座二层楼房，不久楼房被
日军飞机炸塌，研究所便转移到桂林郊外的四川会馆，但这里也很快被日寇的飞机炸为废墟，这样地质、物理研究所迁到远离桂林的良丰，而社会科学研究所则已搬到昆明。良丰地处山区，日寇飞机轰炸次数较少，李四光在这里开办了广西实验馆，并附一座工厂，生产小型科研和教学仪器。为了方便生活，他还亲自设计、建造许多简易住房，并且带领大家打了一口水井。住宿问题刚刚解决，由于物价飞涨，研究所的科研经费和生活费都发生困难，李四光幼年患过肺病，如今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使他又开始不停地咳嗽，尽管如此，他仍然以顽强的毅力率领工人努力生产，他们的产品很受欢迎，第二年工厂不仅自给有余，而且增添了设备。李四光还经常与研究所的同行四处奔波，为广西、湖北、江西、福建等省找矿，把挣来的钱用于解决科研经费和职工生活困难，有时公家费用不能按时发放，李四光就将自己的钱拿出来，供大家使用。就这样，李四光领导大家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继续从事着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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