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族制度与社会学

第一篇：中国家族制度与社会学

姓名：王子琛

年级：2012级

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课程名称：文化人类学入门 论文完成日期：2013年12月19日

中国家族制度与社会学

——《金翼》读后感

作者背景及写作背景简介：

林耀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1910年3月生于福建省古田县岭尾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中共党员。1928—1935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2年获学士学位，1935年在北平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37年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4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任教，历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民族学系主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其传记已被《美国世界名人录》等十多部国际名人传记收录。2000年11月27日逝世，享年91岁。一代宗师，学界泰斗。

《金翼》成稿于20世纪40年代，作者通过小说的形式，以黄东林、张芬洲两个家族的兴盛和衰败我主线，向我们展示了从辛亥革命前后到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地区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宗教观念、伦理道德等思想。正如作者在书得序言中说道，作者在外求学、阔别家乡多年后，回到家乡后却十分震惊地发现在作者童年就与之关系密切的两家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5年前黄张两家人合伙做生意，也同样发达，两家都受到人们不绝的称赞。但是现在的状况却全然不同，黄家香火兴盛，在乡里既有钱财又有声望，而张家却只剩下一个寡妇和她的样子，房舍也全都破败了。这样的差距引发了作者的思考，为什么一度不相上下的两个家族为什么能在短短20年间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作者希望去探析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基于此，作者根据自己的田野研究的材料和经验写成了这部著作。

本书主要结构和内容：

对于本书的结构，林先生自己有过说明。他把东林和芬洲的成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青年时代的东林和芬洲都遭受农业贫穷和居无定所之苦。芬洲的一个主意使他们从此发迹：湖口的新店开张，送孩子出国深造，娶亲、祭祖、欢宴，荣耀乡里，直到沟通福州和地方的闽运业务，在稻米和咸鱼生意中扩大了 家业，于是社会与人际关系也展开了。第二阶段，两家都遇到了麻烦和不幸。芬洲对家事和世事的不适应，导致生理障碍和早逝，并且因他儿子的失误丢掉了重建家园的机会。东林也遇到了类似的内部和外部打击，但他能适应命运变故继续发展。第三阶段，芬洲已经退出了生活的画面，东林则扩大了生意的范围，并开始卷入联系地方政要的成功的商业——人事程序。但社会的政治与民族危机，迫使东林重归乡土。”

故事两个主要人物是黄东林和张芬洲，东林是芬洲的内弟，在东林的祖父去世后，他收到了大哥东明的排挤，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遇见了姻亲兄弟张芬洲。于是两人合伙在湖口开了一间店铺。两人便从纯粹的农业家庭中走出，将农村和城镇以经商的方式联系起来。而两人在共同经历了一些事情后走向了生活的两个极端。芬洲因为家庭成员的连续死亡，使他一蹶不振，最后无力管辖店里事宜，他所经营的“龙吐珠”之家日益衰落。东林却沉着冷静，心态平和，解决了一件又一件棘手的事，让自己的“金翼”之家逐渐兴旺。最后因为卢沟桥事变的战斗打响，一切又回归原点。

分析：

作为学术著作，作者试图通过对家庭历史的剖析来解释支配人际关系的原则。林先生用由竹竿和橡皮带所组成的框架结构来比喻人际关系。竹竿代表每个独立的人，橡皮带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任何时候任何一个有弹性的皮带和竹竿的变化都可以使整个框架瓦解”，“人类行为的平衡，也是由类似这种人际关系的网络所组成”。“每个个体的变动都在体系中发生影响，反之他也受其他个体变动的影响”。“有时候作用在这个体系上的干扰力太大，太深刻，以致在干扰力被取消之后，个人或群体却不能恢复原状，而是继续一种非平衡状态直至一个新的平衡状态的确立”。林先生把导致“变迁”的力量归纳为四种：物质环境，技林耀华的“金翼之家”得名于附近一座形状很像金鸡的山，山峦的一侧如翅膀一般伸向新的房合。看风水是中国占卜术的传统组成部分，认为这样做会使家族发达兴旺，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反应就全然不同了。以偶然事件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机遇：如突然死亡，与旧时学友重逢，幸运地发现一份文件从而赢了一场官司等，虽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命运存在于各个人的心中，一个人选择善或恶、聪明或愚蠢，确实不取决于兴之所至或偶然的机遇，而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些本来具备的爱好和习惯所决定。这些爱好与习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一个人的善恶智愚实际上早就选定了。

结论： 术原因，人物变换和体系外的因素。

这本书所记述的，从纵向讲，有其历史的连续性；横向则具有延伸的广阔性。《金翼》所描述的时代已经远逝了。但是，我们今天对于国内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还十分薄弱，对于汉族文化生活，对于汉族社会具体的调查研究及其系统化的科学成果，也还为数不多。两家的新居近在咫尺，一直是路经两家之间商道上的人们交口称赞的话题。后来两家的境况却完全不同，东林处于兴旺发达的顶峰，有许多直系和旁系的子孙。他既有钱财又有名望，而芬洲却死去了。他的家只剩下一位寡居的儿媳和她的养子。再后来张家的房舍破败了，寡妇陷入孤独、贫穷的境地。她和养子甚至被迫返回远方的娘家，和远方亲戚们过活。学者们说，人类的生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对刺激做出反应的过程。人的行为像所有的动物的行为一样，处在这些过程的控制之下。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是竞争法则，是整个社会的法则。他们适应实际状况、环境和种种事件以便学习和生存，只是张家除了芬洲在世的时候能对生活做出很好的反应并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也该是他们家族破败的原因。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去适应环境，适应环境的改变，随机应变，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成功。

通过这本书，我学到了很多，也懂得了很多道理，看到了近代社会生活的缩影，我想，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就该向东林一样，无论怎样，都可以好好地生活。

第二篇：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发展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发展

演讲者简介：

马戎,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系系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研究、人口迁移研究、城市化研究、民族关系研究、西藏研究。参加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优生科学协会（理事）,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国际人口科学学会（理事）。

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来谈一谈社会学。因为这个讲座是面向全校同学，有些其他系和专业的学生对于社会学可能并不了解，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社会学这个学科和它的作用。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介绍：

1．什么是社会学？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点？

2．社会学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人类社会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它所能提供的哪些启示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提供的？

3．在当前中国社会的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人们思想中也产生了许多疑问。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当前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为我们思考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社会学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一、什么是社会学？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说法，“社会学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更广泛的群体、阶级、民族、文化乃至人们通常所说的全部社会的宏观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2000：6）。换言之，凡是与人的社会性（而不是自然性，如医学、生理学等）相关的领域，都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但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也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那么社会学与这些学科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我认为，社会学与这些同样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学科相比，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它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而在于社会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当社会学用自己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中与经济、法律、政治、历史等相关的现象时，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分支，如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民族社会学、人口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等。

二、什么是社会学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

1.首先，社会学主张从综合和系统分析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现象，主张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机构、功能。人类比无机物、植物、动物要复杂得多，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也远比自然界要复杂得多。人类社会当中的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各种现象，都不是各自孤立发生、存在和变化的，所以不应该人为地用一些各自限定自己特定对象的学科（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把人类社会切割为几个似乎可以划分开的领域，而每个学科似乎只需要对其中某个领域予以关注。

例如：研究一个国家中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内容、教学方法等）是不能脱离开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政府关于教育的立法、历史上形成的民众对于教育的态度等等。

2.社会学重视人类社会的“多元性”，我们在谈到当今社会的“全球化”时，必须要注意到，在这个地球上自人类出现以来直到今天，各个国家、地区长期存在着“社会多样性”（如同自然界存在着“生物多样性”一样），不仅仅存在着白种人、黄种人、黑人、澳洲土著这些肤色、体质方面的差别和种族多样性，还存在着在几千年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个族群、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其中最主要的是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与文化多样性。欧洲的社会组织和宗教文化，与中国、印度的社会组织、文化很不一样。正是由于对于这些差异的认识，使得今天在一些国家里，“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思潮是并存的。

在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年代，空间和地理上的距离和旅行的困难，为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人员和文化交流造成了障碍，人们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中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轨迹，形成了在文化习俗、社会制度上的差别。应当说，在地球的不同地区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既存在共性和普遍规律，也存在着各自的特性、存在着多样化。

人类社会不但就地区、国家、群体而言，存在着多样性，每个个体也都有自己的特征，除非将来“克隆人”出现，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在我们分析具体个人的时候，也存在着一个多维角度的问题。

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是社会学常说的“角色论”，即一个人可能同时具备多种社会角色。这个分析视角，比单纯强调其中的一个角色、一重身份，在解释人们行为的时候会更科学、更有说服力。比如在解放前，一个资本家，他凭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存在着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他与工人之间是阶级矛盾，这当然是很本质性的矛盾；但同时他可能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会拿出一部分钱做慈善事业帮助穷人；同时他可能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反对当亡国奴，为抗战而奔走活动；在政治上他可能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重要职务，反对共产党；但同时他可能还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发现儿子是共产党后，没有做到“大义灭亲”，而是掩护儿子逃走或保释他出狱。在这个人身上，实际具有多重角色，他的观念和行为，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下，根据各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形成的。这应当说比简单地从他的“阶级成分”、“政治身份”这些单一的（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来对他下结论、做判断要更符合实际情况，在解释人们做出的看起来相互矛盾的行为方面，也更具有说服力。

3.社会学重视社会变化过程的动态分析。社会的结构和人们的观念行为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不断在变化，它绝不是用静态的视角所能够解释与分析的。一个政策出台，在制定时，决策者是有他的种种考虑的，有一些原因促使他关注到这些相关的因素；当这个政策在社会中实际推行时，社会成员会做出一些决策者预料到并且期待的反应，但是也会出现其他决策者没有预料到的反应；最后政策执行所造成的综合性结果，很可能与决策者最初的预期不完全一致。我们看到了实际出现的结果，但是只有深入观察、跟踪政策推行全过程中社会里各个群体的反应、他们之间的互动、控制或影响这些互动的机制（官方体制的或民间传统习俗），才能理解和解释这些结果，分析最后结果与最初设计的预期目标之间发生差别的原因。

举一个例子，我们前几年在研究乡镇企业时，不仅仅注意政府对于乡镇企业的政策、这些企业印在书面上的规章制度和上报的各项统计数字，我们更为关注的是这些企业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组织和协调机制，以及企业职工中各类群体对于企业决策过程和日常工作运行的评价。

三、社会学在方法论方面有什么特点？

1.社会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和“实证研究”，反对一切教条主义

社会学在其创始时，主要的精神就是想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引入到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真正建立起“社会科学”。

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只能通过深入社会实际的亲身调查，从感性知识入手，经过归纳分析，使这些零散、反映现象的感性知识系统化并找出其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上升到

理性化的知识，成为对社会变化规律的总结。这一点，是一切真正以科学态度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人都会坚持的。当年毛泽东同志为了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各个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为了了解北伐时期农村中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演变，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说，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大量深入的实际调查中总结出来的，凡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冒进或极“左”的方针政策，都是在缺乏调查研究、脱离实际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也是根据中国农村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农民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本着实事求是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精神而制定出来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改革事业得以不断发展的保障。这也正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精神。

2.结合微观（个人）研究和宏观（群体）研究

经济学中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分别研究宏观经济现象和具体个人的经济行为。社会学不但研究这两个层次，同时十分注意把两者结合起来。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利益与个体也是密切相关的，群体的情绪也时常可以影响和感染个体的情绪。比如在北京有大约250万流动或暂住人口，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要分析他们来北京的原因，在北京从事的职业，他们收入来源的结构、数量与稳定程度，他们的消费，他们自身的组织和与北京市民之间的交往，等等这些情况，都只能通过对其中抽样选择出来的一定数量的个人进行调查才能够得到。通过个体的行为来认识群体，通过群体的行为来检验得自于个体的知识。

3.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这里有两点，一是作为科学的实证研究，所使用的各项指标必须能够量化，否则无法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只能满足于模糊的“印象”。比如有人告诉你说，一个地区的民族关系很好，过去很好，现在也很好，我们对于这个回答不会满意，因为这只是个“印象”，无法证明。如果他告诉你，1970年这个地方两个民族之间只有10%学习并掌握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有1%的婚姻属于族际通婚，而1995年有50%掌握了对方的语言，在登记的婚姻中有15%属于族际通婚，如果这些数字准确，我们就可以相信，这个地区的民族关系在这个时期内确实得到改善。因为根据国际上民族社会学大量实证研究的经验，这些指标可以说明民族之间交往和相互融合的程度。

第二个方面，就是通过科学的抽样方法，来确定微观层次的调查结果能否说明宏观群体。抽样方法来自数学的概率论，一个工厂生产10万个瓶子，如何检验产品质量的合格率？当然不可能把每个瓶子都测量一遍。数学概率论的发展向我们提供了抽样理论和技术，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和程序，抽选出50个瓶子，我们就可以有比如说95%的信心，认为这10万个瓶子的合格率有多高。这是数学证明了的方法，我们社会学的人拿来使用就可以了。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大量的数据已经完全用计算机来统计分析了。大量和及时地吸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是社会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特点，也是社会学得以不断发展的一个关键。

4.强调“比较研究”

大和小，高和低，冷和热，这些相对性的概念只有在具体事物的比较当中才存在，才有意义。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事物之间存在着的共性和个性，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模式的特点，都只有经过相互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鉴别和确定。这种比较，可以是横向的，在不同地域空间和群体之间进行比较，如我们常说“要符合中国国情”，什么是“中国国情”？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有哪些共性，有哪些特点？我国的国有企业与其他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企业相比有哪些特点？这些方面的比较可以提供许多启示。“比较研究”也可以是纵向的，比较我国今天的国有企业，经过了一系列体制改革

之后，与80年代初期的国有企业相比，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

通过实证性的比较研究，我们才可能获得可以体现在具体指标上的共性和个性的确定，提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和研究成果。

四、社会学的应用

下面我们试图通过一些例子，来具体说明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在视角和方法上有什么差别，在理解和分析实际社会现象中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帮助。

第一个例子：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政府开始重视经济生产，而且也重新反思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物质刺激”的极“左”批判。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工厂开始给一部分工人发“奖金”。从经济学的原理和在其他许多国家和社会中的实践来看，为一部分工作努力、成绩显著的职工发奖金，都可以起到“奖勤罚懒”的激励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社会，人们普遍保留着“文革”运动中被强化了的“平均主义”观念，所以奖金发下来之后，是什么结果呢？那时工人们当中通常是两种办法，一是大家商议好了轮流评“优秀”拿奖金，最后的结果是人人都有份；二是拿到奖金的工人把全班组请到饭馆里，大家一起把奖金全部吃掉。如果拿到奖金的人，不这样做，而真的把钱装到自己口袋里，他就会在班组受到孤立和打击报复。所以这个在其他社会通常能够起到“奖勤罚懒”作用的发奖金制度，在那时的中国企业里对生产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只是徒然地增加了生产的成本。

如果对当时人们普遍的观念比较了解，通过“试点”考察一下在发奖金过程中人们的反应和实际效果，可能就不会大规模地采取这种激励的办法。

第二个例子：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来，沿海一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得很快，经济效益也很好，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占到差不多三分之一，在出口中几乎占到一半。后来被邓小平同志称为“异军突起”。没有乡镇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的经济实力，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很难下决心的。人们长期讨论一个问题，当时许多原材料还没有在市场上完全放开，乡镇企业在购买这些原材料时比国有企业付出的价格要高，它们也不能像国有企业那样得到大量无息或低息贷款，它们向国家交纳的税金也比国有企业要高，在进口设备原料等方面在审批、价格等方面也得不到政府给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那么为什么在这种种不利的竞争条件下，乡镇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还能够低于国有企业产品，而且还能够赚钱、有积累和发展，而尽管各级政府千方百计支持和补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还是严重亏损？

这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是很难解释的。因为经济学重视抽象的概念，见数字不见活人。而社会学最关注的是对活生生的人群的研究。我们1992年在江苏和山东调查了30个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乡镇企业，详细了解了它们的创立过程、日常管理、分配制度和推销产品的办法。通过这些个案的剖析，我们发现，这些乡镇企业以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不能真正称之为现代企业，它们是社区所有的经济实体，在土地的获得、贷款的争取方面得到了基层政权组织的全力支持，在分配制度方面也非常灵活。农民计算自己的劳动与城里工人是不一样的，作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他们没有其他的就业机会，而饭总是要吃的，所以到本村的厂子里干活，能挣到一点钱，他们就认为比在家里闲呆着要好。而乡镇企业如果破产，他们就连这个挣钱的机会也失去了。所以我们发现，当一些厂子在财务上面临困难时，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可以给乡镇企业工人少发工资甚至不发工资，而企业照常开工运转，这在城里的国有企业或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乡镇企业可以廉价得到本地的土地和其他资源（如粮食加工），可以说服职工少拿工资，这样就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形成资本积累。

这些情况，不到实地去调查，不与当地企业职工具体交谈，是不可能了解到的。经济学家如果根据经济学的定理出发，根据“经济人”假设（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很难理解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现象，因为人们除了经济考虑（收入额）之外，还有其他考虑，如社会人际关系、道德形象等等。

第三个例子，我国自80年代以来，深感“文化大革命”时期法律秩序的破坏，提出“法治”建设的问题。这些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无数的法律，但是许多法律条文的名称、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西方国家的现有法律制定的，这些法律产生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之中，带有其传统政治观念的内涵，而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中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很不相同的传统。西方的法律注重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作为个人有过什么权利？以保护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法律和法治精神，要在几千年传统的中国社会扎下根来，是单凭全国人大通过几个法律就可以完成的吗？

可能有些法律条文，它们指的是什么？它们在西方国家被制定出来是为了限制什么？我们对此还没有搞清楚，就匆匆忙忙地拿过来并且通过了。大家也因此认为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了。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在基层社区、法院的调查来分析一下民事纠纷、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你可能会发现，群众当中的纠纷，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按照老传统，在社区内通过地方权威人物或中介人寻求调解，调解不成才告到法院，而到了法院，法院的人员也首先是试图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在宣判的时候也必须充分注意当地民众传统的“公平”、“公正”观念，尽管这些观念与正式法律不完全吻合。民众当中，传统上有自己的“乡规民约”，有民间的习惯法。汉族有，少数民族也有。在执行政府官方制定的法律时，可能在公文上走的是官方规定的程序，实际调解、判案的过程还是参照了当地的习惯法，否则就会与当地大多数民众的预期相脱节，而带来社会上的其他问题。电影《被告山杠爷》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我们在考虑中国基层社会的“法治”问题时，不但要观其名，更要察其实。

第四个例子，民族关系问题。民族意识并没有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族群之间交流的加强而弱化，而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交流的增加而强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族群之间利益的再分配，一些民族原有文化的逐步消失，国际力量对于一些国家民族矛盾的利用与介入，在不同程度上都促进了民族矛盾的强化和发展，危及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政治局势出现重大变动的时候，民族矛盾甚至会导致国家的解体和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苏联和南斯拉夫就是典型例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问题始终存在，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深入调查这些地区民族关系的现状以及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因素，分析这些因素的作用，对症下药地制定各种可行性措施来切实改善当地的民族关系，实在是当务之急。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长期以来为种族问题所困扰，在政府的鼓励下，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发展得很快，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系列计量一个地区民族关系的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如在居住地和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程度、相互学习语言和接受对方文化的程度、族际通婚的比重、分配方面的各种族之间的群体差异，等等，这些都可以为我们在研究中国各地区民族关系的现状和预见未来发展趋势时予以借鉴。这样的系统化的、可用具体量化指标测度的研究结果，与简单地听取当地干部的工作汇报和部分民众代表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相比，无疑是更符合实际、更深入和可信的。

第五个例子，教育问题。教育学的研究，一般把眼光集中于现有的学校（学校体制、教师、教材、教学方法等），通常是就教育谈教育。但是社会学在研究教育时，是把学校放到社会中，作为社会运行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

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是为了升学和升学率？还是为了使学生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能够发挥作用的人才？我们的教材在什么程度上重视了基本素质的教育？农村初中生毕业以后，回村参加劳动，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在生产活动中哪些能够发挥作用？哪些完全用不上？这两部分的比重各占多少？为什么有一些农民不愿意送孩子上学，或者在小学三年级学会认字和简单算术之后就让孩子辍学？政府规定了职业中学的比例，这些“职业

中学”实际上如何在运转？在什么程度上达到了政府设置职业中学的目标？这些也都需要社会学家通过基层学校的实地调查，根据第一手资料来回答。

而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为现代化培养新一代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目标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第六个例子，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以政府体制改革和精简为例。我国许多地区的政府财政是“吃饭财政”，即是说，当地政府预算中的几乎全部或绝大部分是用于支付国家雇佣人员的工资和事业的基本开支。全国两千多个县，如果每个县的政府能够真正裁减下来5%—10%的人员，全国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的围困当中不得不实行“精兵简政”。今天中国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怎么减，减哪一部分人？开开一般的座谈会是议不出结果的，只有对于一个乡镇政府、一个县政府的下属各个机构和人员以及他们的工作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的实地调查，进行量化分析，确定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哪些工作是应当从政府机构转出来给社会的管理机构的，哪些是完全不需要管理的，哪些是现有机构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人为“创造”的？在这些对于工作职责和工作量的具体调查和计量之后，才有可能提出有充分说服力的机构改革方案。

最后一个例子，腐败问题。从80年代后期开始，贪污腐败成为我国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检察院设置了“反贪局”，制定了一系列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法律，民众对贪污腐败更是深恶痛绝。但是许多年过去了，似乎腐败分子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为什么？政府干部队伍是十分庞大的，腐败分子（揭发出来的）与公认的廉洁自守的干部之间，存在哪些不同？他们各自有哪些特征？反腐败十几年了，这些问题并没有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过去常常用来审查干部的一些指标，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虽然有些“政审表”中还保留这些填写项目，在建国50年后已经不能说明问题了。成克杰、胡长青似乎出身都不错，也都在党旗下宣过誓，为什么沦为腐败分子？

要分析腐败的产生，要从制度因素、单位小环境、个人因素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调查。“权力”的行使能够使得其他某些人在经济上获利，那些人为追求利润就有足够的动力来行贿，在制度上逐步缩小“权力”作用的空间，也因此势在必行。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但是多年来进展不大，为什么？

现在许多单位（政府各部，地方上的省、市），都在以各种名目发奖金福利，而且明显地向领导干部倾斜。许多做法是“抢黄灯”，“踩线作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领导干部在自己管辖的单位、部门里明显地占有许多额外的好处（金钱、住房、公费旅游等等），这种大量长期存在的现象，无疑使一部分领导干部分不大清楚什么是“合法的干部福利”，什么是“违法的腐败行为”。“间接地”接受（如吴文英自己没有拿钱，儿子拿了；成克杰自己没拿，情妇拿了），他们认为没有责任，如果装钱的信封上写的不是“贿赂款”，而是“介绍费”、“董事津贴”、“股票分红”，似乎在“市场经济”中也无可厚非。各个单位向领导干部倾斜的滥发福利现象，今天仍然比比皆是，营造了向腐败迈进的环境和气氛。这一点，政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此外，还可以对揭发出来的腐败分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分析和比较，仅仅总结为“学习不够，党性不强，放松思想改造，被资本主义思想侵蚀了原来健康的肌体„„”是很不够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话，等于什么都没说。当然，这个方面的调查研究，是很难开展的，因为腐败现象、“准腐败现象”太普遍了，人们往往会“对号入座”，十分警惕。前几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重建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问题，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被“五四运动”和革命所摧毁，而共产党一度提倡、在“文革”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化”，随着对“文革”的批判和“伤痕文学”的流行也失去了事实上的威信，在这样的“道德真空”和文化氛围中，大力提倡经济致富，很容易使人们“见利忘义”（甚至没有了“义”的概念），这是社会腐败的文化土壤和群众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口号、措施（反贪、严打、扫黄、质量万里行、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中国社会在过去一百年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社会的许多基本制度（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都在发生重大的变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在变，变得用传统的理论（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公有制绝对比私有制先进的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中国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不对体制进行变革，不及时吸取国外的发展经验，中国就会落后挨打。正是这种非常实际的考虑、非常负责任的考虑，使得我国的领导人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体制在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也必然随着各种激励机制的改变在变化。国家在改革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经验，是在摸索中前进，“摸着石头过河”。民众在面对新的体制（所有制结构、企业破产重组）和新的激励机制（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时，也没有经验，也在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很多人，特别是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少的年轻人，“跟着感觉走”。

这样大规模深刻的社会变动，为社会学提供了研究社会变迁的最好的研究对象，既可以通过这些研究在学术上做出极有价值的成果，也可以用这些成果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应用性价值。我们可以研究的重大专题有：国有企业改革、乡镇企业改制、产权制度变化、土地制度的变化、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学校体制改革、农村基层组织变化、城市流动人口、民族关系演变、犯罪问题的演变、宗教组织变迁，等等。这些研究专题都是与我国的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在这些重大专题的研究中，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使民众的认识和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更加符合社会实际。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事业在呼唤社会学，改革事业也将造就中国的社会学，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在这样一个天地里是大有可为的。

谢谢大家。

第三篇：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一生是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连在一起的，其对社会学发展的伟大贡献，奠定了其在学术上不可动摇的地位。费孝通先生虽然如今已离我们远去，但是其留给我们的是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仍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追溯费老的学术历程，理清费老的学术轨迹，深思费老的学术启迪，对我们这些社会学的后辈来讲是非常必要的。

一追溯费老的学术历程

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学术努力是与其毕生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追求分不开的，费孝通从事学术研究70年，学术历程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三四十年代对中国乡村的研究；社会学重建以后到九十年代对中国小城镇的研究和区域发展的研究；九十年代后期对文化自觉的研究，费孝通每一次的学术贡献都是社会学中国化曲折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进步。

（1）对中国乡村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江村经济》（1939）《禄村农田》（1943）《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1948）《江村经济》是在吴文藻先生所倡导的实地的社区研究的方向指导下，运用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取得的卓越成果。《江村经济》“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等体系的书” 该书“将说明变化着的乡村的经济动力和问题”（注费孝通：《江村经济》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这本书在社会学中国化上有两个突破：一是打破了模仿或者照搬西洋模式的状态，开始“企图运用西洋传过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理论去观察中国的现实生活，更进一步想对中国会有这样的德问题作出解释”（注费孝通：“中国社会学的成长”载《社会学研究》第七期）二本书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开拓上亦有重大突破。它离开传统人类学对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首次开创了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政治上占有重大地位的民族较先进文化的研究。（注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P142）

《禄村农田》是《江村经济》的姊妹篇，同样以村落为单位的社区为研究对象，但是以土地制度为核心，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江村经济》中重描述相比，重解释，更具有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生育制度》一书主要对中国得乡村婚姻家庭、生育、性等各种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作者在此开始转向了微观社会结构的研究。

《乡土中国》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等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社会结构，这是社区学派研究的重大突破。

费孝通在早期的研究中提到：“从乡村研究里，我曾想逐渐踏进更复杂的市镇社区，可是因为种种限制，我没有如愿以偿。我计划的街集调查并没有实行。一直到现在，我还在找机会去实地研究一个市镇。至于比市镇更复杂的的都会，我还不敢做一个具体计划。但是我明白如果不了解乡村以外的各种总不同性质的社区很容易像摸象的瞎子，把象形容成四根大柱子。”(注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p152-p153)这个愿望终于在社会学恢复以后如愿以偿。从此费孝通开始迎来了第二个学术高峰期，费孝通把研究的重心放到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

（2）对小城镇的研究

费孝通形迹踏遍大江南北，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小城镇大问题》（1984）《小城镇四记》（1985）《论小城镇及其他》（1985）《行行重行行》（1992）等。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费孝通把小城镇的研究重心放在了江苏，对小城镇作了系统的研究。其研究思路，在《小城镇大问题》中费孝通作了概括“类型、分布、兴衰、发展”。在这一时期，费孝通提出了“苏南、苏中、苏北”的划分。后期，费孝通把研究的视野逐步扩大，踏遍中国，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发展模式，比如温州模式、民权模式、珠江模式等，并在宏观上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战略。

（3）对文化自觉的研究

90年代末。费孝通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文化自觉上。比较能够体现其学术思想的就是《百年北大与文化自觉》，系统地阐述了其文化自觉地思想。

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科学地相互认识是人们建立和平共处的起点。

人文学科就是以认识文化传统及其演变为目的，也就是我常说的“文化自觉”。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费孝通，百年北大与文化自觉，中华校园网）。

费孝通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对其文化自觉思想作出了精辟概括。

二.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勇担社会学重建的重任，开辟社会学恢复的艰难之路。

从1953年取消社会学到社会学重建，社会学会受到了20多年不公平待遇，在此条件下，恢复和重建社会学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这一重任责无旁贷的落到了社会学界元老费老的肩上。

1979年，胡乔木找费孝通先生商谈社会学恢复事宜。1979年3月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随后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费孝通被推选为会长，从此社会学走上了艰难的重建之路。

2.提出社会学科建设的疾病呢思路，为社会学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

费孝通在谈到社会学学科重建时，曾经形象地称作“五脏六腑”。所谓“五脏”，是指五个组成部分：学会、专业研究机构、社会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和出版物。“六腑”是指课程设置的六种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心理学、西方社会学理论、经济社会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比较社会学。

这在当时，社会学学科薄弱，社会学界普遍迷茫的的情况下，提出了社会学科重建的基本框架，这无疑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在事实上，我们的学科建设，也确实是按照了费孝通先生规划进行的，表现出了费老的高瞻远瞩。

3.在社会学研究上，费孝通先生提倡实证的风格。

这种风格在当时是必要的。我们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绝对不能照搬西方社会学理论，而是要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开展实地研究，解决社会问题，验证理论假设，发展开拓理论。

“如果我们对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能有领导有计划的进行调查研究，寻求比较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法；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较早的有所观察，有所准备，也就有可能减少或避免一些社会损失。”（注费孝通：“为社会学在说几句话”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第1期）

在费孝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比如对江村的追踪研究，对小城镇的研究。在调查中，年轻的知识分子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保证了社会学的代际接替，为社会学准备了人才。

三对费孝通先生学术启迪的深思。

1.费孝通医生学术轨迹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独特思路。

费孝通的研究主线先是农村，随后转到了小城镇，最后定位于文化自觉。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不论是研究农村还是小城镇，始终没有脱离其研究的核心乡土社会。农村是乡土社会最好的标本，小城镇研究不过也就是农村研究的拓展，这始终没有从乡土社会剥离出去。这使我想到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不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乡土社会吗？不论是三农问题等直接的问题还是制度转轨等间接的问题，似乎都与乡土社会脱离不了干系。

最后费孝通强调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使其思想精髓。各美其美就说每个民族都有其优秀的文化并发扬这种优秀文化；美人之美就是每个民族都要看到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并虚心的学习；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强调文化多元，“和则共生，同则不济”。

如果把上一个思考归结为问题意识，那么这个思考我想归结为解决思路。这个解决思路用郑杭生先生的话说就是“开发传统、借鉴国外、立足实际、开拓创新”。

2.费孝通启迪我们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并重。

费孝通强调社会学实证的风格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当时中国社会很多问题都没有反映到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学很大程度上没有与本土衔接。而社会学要发挥其效用就是分析社会问题，解释社会问题、破解社会问题。如何实现社会学与社会问题的对接，那就要靠社会调查研究。

费孝通在研究中同样注重理论发展，提出了差序格局、小城镇等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思维框架。

如今社会学是重实证、轻理论，重经验研究、轻理论研究。在此讲这个问题并不代表，中国的经验讲究已经做得很好，而是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经验研究的发展严重割裂，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经验研究多是低水平重复，换枪不换药，研究的材料趋异，研究的内容趋同。

为什么强调理论研究呢？因为它的重要性。理论研究位经验研究提供指导和框架，经验研究要用来严重验证理论发展理论，找出蕴含在社会事实后的普遍规律，可以说经验最后要回归理论。

3费孝通强调社会学的科学和人文的双重品格。

费孝通认为社会学价值不仅仅在于工具性，“社会学人文性，决定了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注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第3期）

“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都多是我们社会至今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要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是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研究应该达到这个层次，不达到就不是真正的,„学‟。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坐下来，认真梳理这些传统的宝贵的遗产，真正在这方面获得一些突破，那将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跃进。”

郑杭生先生在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发言中也提到“社会学研究既要发扬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情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实际开展对策性的参与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注郑杭生在2006中国社会学年会上的讲话）

我们在中国社会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中国社会学界学者是应该好好反省的时候了

第四篇：中国社会学史读后感

中国社会学史读后感

如果从孔德1938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提出“社会学”（sociology）一词算起，社会学已有170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学如果从1903年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群学肄言）算起，也有了100多年的历史，当然无论中外，社会思想古已有之，但这里是作为学科的社会学而言的。中国的百年社会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这就是以新中国的建立为界，分为前一段近50年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和后一段50年的中国当代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存在着两大传统，一是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另一个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这两大传统的社会学，在早期的50年表现为以孙本文集大成者的经院学派（综合学派），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主要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费孝通、吴文藻为代表的社区学派，以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从本质上说，中国社会学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种被动的转型。这一转型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鸦片战争翻开了多难与动荡的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后来的甲午战争的败北，以及战败后的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的狂潮，是中国人民保守丧权辱国之苦，使中国社会日益陷入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之中。传统的中学已无力挽救江河日下的中国，西方社会学的传入适应了中国仁人志士为挽救近代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运行状态的需要。对19世纪末的维新派和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在为救亡图存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首先将社会学这门学科传到中国，这是由于孔德系的社会学正好适应了维新派人士进行社会改良的迫切需要，他自然成为改派知识分子引进和介绍的首选目标。而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学习的同时，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入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学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学，并非很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首先非常注重社会调查，这在一直崇尚“精英文化”，讲究贤人政治的中国社会中，这触及了整个思想观念上如何着手认识、解决中国的问题。陶孟和、李景汉曾经大大致力于实地社会调查。杨开道力主“以农立国”，并在清河设立了一个社会学“实验室”，著有调查报告《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代表了中国当时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晏阳初主张“民族再造”，中国人有愚、穷、弱、私四大缺点，需要有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分别救治，通过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梁簌溟主张从社会组织构造上重建文化体系。陈达深入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开中国现代人口普查之端。吴景超提出了一套工业化与社会建设理论，并进而探索出了一条融合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新路。以“社区研究”为方法、以“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形成了鲜明的“燕京学派”，在吴文藻的主持下，尝试建立比较社会学。吴文藻“请进来”“走出去”的做法，体现了他宏大的学术抱负，他对派哪个学生，去哪个国家，哪个学校，拜谁为师，吸收哪一派的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做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这实在是让人敬佩！费孝通《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云南三村》等等著作中的观点和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复兴乡土工业，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土地问题，还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集聚工业化所需资本，解决人多地少，重建乡村，重建中国。孙本文将文化看成是 社会形成的基础，编著《社会学原理》，号称迄今为止最翔实精细的社会学概论教材。潘光旦用生物因素解释文化现象，提出著名的“位育”论。

他们作为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学者,他们也曾苦苦探索,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和社会问题,试图在大动荡的时代中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为了坚定理想和信念,他们付出了青春、有的乃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精神可歌可泣，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社会学的本土化，他们为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界赢得了地位，使中国成为除北美和西欧以外的世界上社会学最繁荣兴旺的地方。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学学派。

19世纪末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出现在中国思想界。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已经不陌生。但是应该看到，这段时间对马克思的介绍和讨论还是比较零碎的。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不同但又统一的形态。一种是革命批判性的形态，以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致命的弊端为主要任务，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另一种是维护建设的形态，以维护改善社会主义为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然而社会学并未如社会学者期待的那样发挥作用，把原本是一门维护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学认为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伪科学”，并在1952的院系调整中被取消了，直到1979年方才开始重建。1949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曾有过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在此情况下，倘若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新政府重视并采纳社会学者们积数十年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套社会建设方案，逐步建立起稳定而有效的现代管理体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能少走一些弯路，一个没有社会学参与的社会建设，无疑走了很多弯路或者错路。中国社会学被取消了整整27年，27年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时，他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学，这需要接下来几代社会学者的努力，才能与西方缩小差距，跟上时代的步伐。曾经与社会学休戚与共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则在这场厄运中饱受批判与摧残，他们对新时代的热情、对国家建设的参与感受到重击，最终带着遗憾走向了凋零。

当下的中国正是经济转轨同社会转型的关键敏感阶段。尽管我们的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矛盾，一定时期的矛盾积累必然需要一个发泄口，社会学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较为合理的用较小的代价将这些矛盾弱化。从而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这些矛盾问题并不妨碍我热爱我的祖国，他只能激发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去运用我们所学的社会学知识来实现社会的良性与协调发展。

社会学是一门处于上升阶段的学科，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充斥着各种日新月异的问题，社会学就是一个合格或者趋向于合格的修补匠，解决或趋向于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社会学，一方面要本土化，另一方面要国际化。中国社会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风雨兼程的曲折道路，我们如果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必将大放异彩,中国社会学最终能如先驱者所期望的那样，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作出贡献，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所建树。

第五篇：中国社会学史读书笔记

11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Z01114155

丁贤兵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读《乡土中国》有感

当我在图书馆翻阅费孝通先生所著的《乡土中国》时，我发现人们对于这本书的评价总是用这样的字眼：“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我想，这两者间一定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吧，于是我就满怀好奇，打开《费孝通文集》，找到这篇文章细细品读起来。

今天，我们来谈“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这个话题，不时能看到历代先贤为之孜孜不倦的身影。应该说，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先后提出并铺垫好的。1947年，费先生完成了《乡土中国》的分析，现代经济的诉求被抽出去了，只剩下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静态的模型。同年，他远赴欧洲对西方人谈起了“乡土重建”。他在这次演讲中触及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秩序建构的问题，明确指出中国文化的特性在于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位育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导致资源利用上的克己。晚年的时候，他谈到了“文化自觉”：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能不能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

今天，中国的乡土和文化正日益成为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规则指导下的在建和待建的“社会工程”，人被这些工程剥离，家园在丧失，内心不得宁静。现在，千百年来中国人凭自己的勤劳、智慧和 勇敢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民族经济、文化体系的躯体尚在，然而在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潮流席卷之下，这些让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却要被这“三化”的理想模式按照它们的生命周期从小到大重新来建造，这是何等的挑战！当初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并尝试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问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乡村变了很多，但没变的东西我们似乎还能在《乡土中国》中找到。今天我们谈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所面临的时代任务就是在这个家底面前如何消除近代以来畸形经济发展观所产生的乡土中国社会文化失所的影响，使中国的社会发现道路不至于偏离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文化是上层建筑，它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世界上并不存在统一的文化，虽然在人类发展的各个大阶段中，有大致相同的核心内涵。在全球化中保持文化独特性，或是多样性的问题是很重要的。费先生认为，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地球越来越小”。处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将会不断地接触交流，互相碰撞、融合。正因为如此，我们尤其要提倡“文化自觉”，要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文化，认识其他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共同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点和它发展的趋势，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 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反思当前国际上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要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自己认识自己，才谈得到让人家来认识我们和我们去认识人家，科学地相互认识是人们建立和平共处的起点。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理想，就是要实现一个人类和平共处并共同发展的世界，不同文化之间不应互相冲突，而应相互协调。

正是因为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之间的断裂和接续才使我们发现多重现代性发展经验与知识积累的不足。这种不足在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层累的诊断报告上一览无余。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的式微时节，王国维对乡土中国的呼告是要我们记住这个传统文化是有生命的。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性追求的行动时期，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的时候只不过是让人们思量一下往现代化前进的时候不妨看看脚下的大地。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呼喊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的时候，不只是为了要缅怀前辈先贤，而是我们也要面对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根据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人们所刻意追求的似乎是西方19世纪的发展模式。这个讽刺性极强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些年来既不讲历史也不问世界埋头拉车的必然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源自农村，礼失而求诸野，乡土中国仍然保持着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汁，从乡土中寻找中国现代性的智慧，是一条可能的路径。20世纪乡土中国多样现代性的发展摸索的道路上，梁漱溟先生所进行的乡村建设实践就是这方面的努力。费先生认为，在经 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要“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面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成为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