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中国共产党诞生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论中国共产党诞生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今天，中国和共产党已经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回顾过去，在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无数人民深受本国封建压迫的同时也在饱受帝国主义的迫害，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追寻光明是人们的首要任务。但是，经过农民阶级的探索，经过资产阶级的改革，由于本身阶级的局限性，加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两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决定了两个阶级的失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经济，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世界，这句话都会有所适用。在新民主主义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渗入中国，这一思想给予了中国探索者已深深的启迪作用。于是，有了由工人阶级的产领导的革命运动真正崛起，其中又联合了农民阶级共同斗争。把握了社会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情以及经过无数的斗争不断地壮大了起来，并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新势力。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必然性：（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①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宣传新文化的报刊大量涌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纷纷建立；马克思主义课程开始登上高等学校讲坛；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陆续翻译出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队伍逐渐形成。
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斗争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开展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批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断扩大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阵地，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2）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五四运动中，他们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发挥了巨大威力，实现了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五四运动以后，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政党条件日趋成熟。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起，他们开始着手建党活动。在中国最早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在上海成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4）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从各方面给予的实际帮助，从外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伟大意义：（1）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2）中国共产党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新型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3）它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还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4）它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国家振兴进行过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但这些英勇的斗争成效甚少,屡遭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以先进的科学理论为指导、能代表人民利益并密切联系群众、组织上坚强有力的政党,作为凝聚和组织全国革命力量的领导核心。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一个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先锋队和坚强的战斗司令部,中国新的革命运动有了发动者和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很快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党发动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并积极开展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和其他各项工作。同时,党通过领导中国革命的初步实践和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在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下,很快制定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形式、任务和目标以及前途等问题;同时确定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即“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又一个重大进步和飞跃。党通过发展工农运动和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是一个有50多名成员的小党,但它代表着中国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中国共产党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坚定的信念为中国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经过80年的英勇奋斗,它已发展壮大为一个拥有64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并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里领导各族人民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开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开始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但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事件,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面对着许多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军阀割据，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等等，面对着这些挑战他们任然继续努力并取得了不同程度上的成功。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发展处于又一个紧要关头。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长期以来的东西方两极冷战结束了。世界的这种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此关键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中央迅速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传达到全中国共产党，国务院也相继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全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提出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中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很快波及整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面对这一冲击，中国共产党中央当即提出“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指导方针，果断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7年后，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相应改善，外贸出口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大幅度回升，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在周边许多国家因这场危机而出现经济衰退、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实现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为缓解这场影响全球的风暴承担了风险，付出了代价，作出了积极贡献。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确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稳定因素。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进一步提高。
伴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8年夏，中国又遇到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大洪水。受灾人口达二亿二千三百万。面对特大洪水的袭击，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正确判断，周密部署。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抗洪第一线，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奔赴现场，同广大军民一道顽强奋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三十余万官兵参加抗洪斗争，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上下万众一心，军民协同作战，终于夺取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由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终于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1997年7月1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期盼已久的时刻。在如期举行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升起，五洲四海，万众瞩目，神州大地，一片欢腾。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人民终于洗雪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1999年12月20日，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在澳门也如期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澳门的回归，标志着在中国国土上彻底结束了外国列强的占领。这是旧中国的政府不能也不敢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在香港、澳门回归过程中，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逐渐朝着“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台湾当局尽早结束与大陆的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同时还多次表明:不能允许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就现阶段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八项主张。这一讲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体现了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的决心和诚意，是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中国的科学也在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不管是以前，现在，还是将来依然会不断促进中国的发展，带领万千中国人走向跟辉煌的时代。
B13150220 杨楠
第二篇：论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论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朝鲜战争从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经历了3年多，以中朝两国人民的胜利，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失败而结束。这场战争无论是对中国、朝鲜、美国、苏联和日本，还是对远东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它对中国的影响更加突出、更加深远。第一，保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巩固了中国的人民政权。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当局不仅干涉朝鲜内政，同时，还令其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随后，美国操纵联合国纠合一支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大举进犯朝鲜北方，迅速向中朝边境推进，并出动飞机轰炸中国的边境城镇，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抗美援朝并取得胜利，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和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的迷梦，保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首要任务。这迫切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朝鲜战争及其胜利极大地改善了新中国面对的安全形势，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创造了基本的外部环境。正如章百家指出的那样：朝鲜战争进行的三年，也是新中国不断巩固的三年。由抗美援朝而焕发起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成为推动中国国内各项社会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动力。
第二，促进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推动了新中国的社会改革，为新中国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迫切需要集中精力医治多年战争造成的创伤，全力以赴重建家园。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破坏了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所迫切需要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使新中国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就是要取得一个进行长期和平建设的环境，得以保证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场战争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使经济生产、财政收入连续大幅度增长。可见，这场战争，因此，这场战争的胜利，有利地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中国50多年来的和平经济建设，赢得了良好的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
第三，锻炼了中国军队，促进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朝鲜战争是一场现代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装备处于劣势，但是参战军兵种之多是空前的，陆军、空军、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防空兵、通信兵、卫生部队和后勤部队等，都在这场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取得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尤其是进行现代化战争的宝贵经验。这正如毛泽东所说：“朝鲜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第四，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确立了新中国在解决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军队出兵朝鲜，敢于同不可一世的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作战，这一举动本身就极大地震动了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军队以弱胜强，在国际上更是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场战争的胜利，一扫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中国人民真正地扬眉吐气了，中华民族真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经过这场战争，不论是当时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不能不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了。美国军政首脑从此都承认中国是世界上的军事强国之一。美国官方在总结朝鲜战争时说，中国“再也不是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了声誉和提高了地位。美国从此不敢再轻视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不得不把中国摆到适当的位置。“联合国军”第二位总司令李微奇在他的回忆录《朝鲜战争》一书中总结的一条教训，就是美国当初不相信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不相信中国人说话是算话的，没有重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正是总结了这一教训，在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地面部队才未敢越过北纬17°。总之，正如彭德怀所说的：“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1954年国际上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中国理所当然被邀请参加会议。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中国在解决亚洲重大问题上的地位。新中国刚成立时，美国在外交上对中国采取孤立政策，联合其他西方国家拒绝承认新中国和拒绝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战争开始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6个，并且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朝鲜战争，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影响迅速扩大了。朝鲜停战以后，包括英、法、荷、意等在内的许多参加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的西方国家，于50年代中后期，先后恢复了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到50年代末，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就翻了一番。70年代中期，在朝鲜战争中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国家除了美国外已先后同中国建交，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到100余个。70年代初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70年代末中美正式建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有朝鲜战争这个因素在影响着。第五，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计划搁置起来，延缓了海峡两岸统一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计划着出兵台湾，解放台湾。但1950年朝鲜爆发内战，美国当局立即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随后又纠集“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杜鲁门还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他说：“台湾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并声称要“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美军登陆朝鲜后，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进犯朝鲜北方，迅速向中朝边境推进，并出动飞机轰炸中国的边境城镇，中国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此形势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是出兵援朝还是解放台湾？中国政府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朝鲜战争的爆发，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创造了良机，另一方面又使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从中朝两国人民的利益着想，认识到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政府最后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虽然中国取得了这场的胜利，但因此而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丧失了解放台湾的良机，使解放台湾的计划搁置起来。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一直坚持霸占台湾、澎湖、金马等岛屿。1955年1月24日，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要求使用武装部队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28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授权美国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1958年，美国进一步陈兵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炮轰金门、马祖岛。长期以来，美国不仅长期霸占台湾、金马等岛屿，而且美国军舰、军用飞机不断侵犯中国领海和领空，从1958年9月7日到1971年底，中国政府已先后向美国提出497次严重警告。可见，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政策一直阻碍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直到50年后的今天，台湾的统一问题仍是中国政府摆在桌面上的问题，也是海峡两岸关注的焦点。第六，导致了中美之间20余年的敌对。朝鲜战争挫败了美国妄图以武力压服中国的战争计划，也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侵略政策。但也使已经开始恶化的中美关系不可逆转，中断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可能，中美关系呈现全面对抗的态势。1950年夏，美国政府确定了敌视新中国的政策。首先，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第五届代表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10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禁止把313种战略物资运往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任何国家不遵守此法案，就不给这些国家以任何援助。在美国的高压下，在1953年已有45个国家参与对中国实行禁运。1957年5月30日，美国重申将继续奉行对华全面禁运政策。其次，美国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1953年6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共产党中国政府不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作为中国的代表”的提案。1954年7月7日，艾森豪威尔爱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完全而且无可改变地反对在目前局势下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1957年6月2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旧金山发表题为“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政策”的演说中说“如果我们同中共建立关系，那是愚蠢的，因为这种关系会增强他们，伤害我们同我们朋友的能力”。因而，在历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美国一直阻挠中国的合法权利，直到1971年仍把台湾蒋介石集团当作中国人民的代表。
总之，50多年来，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参考书籍：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李奇微回忆录》
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
约瑟夫•古尔登《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莫里斯·艾泽曼《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第三篇：论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影响
论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对世界时代潮流的积极回应，是中国主动应对世界发
展潮流的必然之举，从而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为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宝贵
经验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理论，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时代潮流的积极回应。30年前，我们国家面临十
分困难的局面：国民经济面临诸多困难，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
等方面的混乱现象极其严重。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
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国周边
国家和地区的异军突起。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党和国家形成了巨大压力。面对困
境和压力，我们党科学分析世界大势和国内状况，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反思和超越，是要以改革
开放为动力，打破旧体制的束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依次实现温饱、小康和中等发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摆脱贫困和实现现代化，这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要思考的问题或要面对的问题。一些
国外政党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在治党
治国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他们访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共
产党治国理政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
巨大成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贡献，也是对世
界人民的贡献。当然，我们党和国家历来认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
模式解决。我们高度尊重人类发展的差异性和文明进步的多样性。我们既然一再
强调走自己的路，就决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别国照搬照套我们的发展道路、发展
模式。但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发展进步的经验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
些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供了经验，这些理论成果不仅将对中国的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会惠及世界的发展。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我们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30
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
中国。在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世界
大势之下，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
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而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也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特殊性的过程，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的过程，也
是对世界做出中国独特贡献的过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中国将对
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所形成的经验将对促进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多的理论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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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论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吉林长春)摘要：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主要是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进而推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其中仁学体系、中庸思想和礼乐文化等观念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从春秋孔子开创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使得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国民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中国的国学。然而在今天大力倡导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如何正确认识儒家思想对我国的影响,不仅必要,而且对我国社会健康的发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关键字：儒家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仁学体系；中庸思想；和谐社会
一、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 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所逐渐培养出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其内涵是深邃而丰富的。通过学者们不懈的思索与追问,人们对其具体内涵的认识已是愈益全面。十六大概括的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等,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而像厚德载物、创新求变、理想人格、民族忧患、历史借鉴等等,也都是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养育出来的重要的民族精神。中国精神的形成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中, 儒家思想居于主流地位。因此, 中国精神, 不可避免地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可以认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较大程度地涵括了中国精神的主要方面。
（一）中国精神之仁爱传统
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孝梯也者, 其为仁之木与”。（《论
语·学而》〕孟子也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推崇仁爱原则、崇尚和谐、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仁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影响并制约着当代中国人际关系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推动作用,这是当代德育应该吸取和借鉴的。
（二）中华民族精神之爱国主义传统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由儒家思想里“忠”的伦理范畴演化而来的。“忠也
者,„——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
明章第一》里作如是说。朱熹在《四书集注》
解释忠的涵义“尽己之谓忠。”都是对“忠”
字的正确理解。孔子认为：君子行事以忠信为主（《论语·学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份》）。到了西汉经文经学大师范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所谓的“王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之后“忠” 由
原来的儒家〔孔子〕的伦理范畴而一跃成为重要的政治道德范畴,其含义主要是指对君主忠诚。可见，儒家思想陶铸已久的中国人早已把“重视整体精神、强调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注重国家、注重整体的整体趋势同观念是中华民族独特的道德传统,注重个人服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传统道德的重要特点。整体观激励人们自觉维护整体利益，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形成克己奉公的美德，而整体观则孕育了最宝贵的爱国情结, 形成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自觉
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关心天下兴亡，具忧国优民的博大情怀；形成了同仇敌忾、不屈不挠的反压迫、反侵略精神。我国历史上涌现出了许多忧国忧民、以身殉国、忠贞报国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增强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造就万众一心,激励同舟共济, 成为团结、维系和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伟大精神力量。
（三）中华民族精神之诚信观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 为政》）。说明孔圣把“信”看重到何等程度。《论语》中“信”字共出现过38次,其含义用作“诚实不欺”者24次,用作“相信”或“值得相信”者11次，用作“使相信”或“使信任”者1次，其他用法仅2次。其实,《论语》“信”字的诸多含义中，与“诈”相对的“诚实不欺”应是最基本的规定, 其他如“相信”、“信任”, 乃至通常所说的“信用”等,都不过是“诚实不欺”的引申和拓展、像《论语》说的“弟子入则孝, 出则弟, 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以及“恭、宽、信、敏、惠”，“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等,都表明“信”的基本要义在于“开心见诚,无所隐伏”《后汉书马援传》。
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来具有诚信的优良传统, 许多杰出分子在贫弱危难之际之所以仍坚持讲诚守信,就是山于不断进行诚信的自我修持所熔铸成的。因此,一个人如果真诚地注重诚信的内在修养,他必定可以成为一个有德性、有同情心的人,也必定在己与人、己与社会的交往中怀着诚实不欺、真实无妄的理念去行动,从而堵住诸如坑蒙诱骗、背信弃义、制假销假等不道德事件的发生。不仅如此,由于儒家诚信观念的修养总是与理想人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其诚信的运用不在于取得工具性价值,而在于给人以心理的需要和自由的扩展 即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精神世界的理解予以提升和拓展。这种诚信道德的修养思想,尽管在历史流变中往往被当作引申制度原则的依据然其梢神却可以游离于实际的制度而存活于人的心灵世界,从而在中华文化的演进中传承不坠。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具有相当高的超越性,所以它完全有助于消解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精神价值被贬低,而物质财
富价值越来越受尊崇的“金钱拜物教”的异化现象，以便建立起一个以诚换诚、以信任换信任的良性的社会生活环境。故而,儒家以加强心性修养而确立诚信的致思取向并没有过时,它对促进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仍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以市场价值的效用性或实用性去全盘否定它。
（四）中国精神之“和”为贵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著名命题,肯定差异性事物间的和谐关系。荀子则进而把“和”的观念引申到万物生成的高度“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和而不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博大的胸襟去容纳万物。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使人们注重和谐维护整体,谦让宽容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人际关系的和睦,社会的和平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思想。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奉行这一伦理原则,与人为善,推己及人 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中华各民族始终互相交融,和衷共济,形成了团结和睦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始终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与世界其他民族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推崇仁爱原则、崇尚和谐、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最具民族特色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
二、儒家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建设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传递的过程。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才能站在一种新的高度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发展。
（一）治国方略
孟子从孔子的“仁”学观念中得出了实施“仁政”的治国理念。“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贵君轻”都强调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仁,人心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以人为本才能促进国家的兴旺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就是对该思想的现代诠释。“以力服人为之霸,以德服人为之王”；“大学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二者辩证的统一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建设。
（二）经济建设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说、“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体现了“无过无不及”的方法论原则,既不冒进、也不保守,既勇于开拓创新、又有所不为,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带动发展,先富带动后富,不急不躁、稳步前进,迈向小康社会的理想目标。不能以环境的牺牲促进经济的发展,不能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三）文化教育
儒家思想最注重的就是人的思想的改造,“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被称为君子,又有君子才能对国家的建设作出贡献。而知识是常学常新的,要学以致用、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才能最大化的发挥知识的效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无疑是对儒家教育观念的新尝试。
（四）思想道德建设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心怀祖国,把社会的进步当作个人前进的动力,只有社会进步了,个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将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有机结合起来的现实主义道路。“五伦”中的“朋友有信”强调了诚信的重要性。要做到“爱人”,就先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人独立于世,不仅要胸怀远大理想,而且要有独立的人格意志。“知天命而用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行不言之政,处不为之事”,要有积极进取的开拓。只有做到了以上几点,才能达到“仁”的最高境界,成为一个思想道德涵养高的人,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间的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不能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有所敌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西方资本主义落后的方面我们要引以为鉴,不能在发展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重复他们的老路;他们进步的方面我们要积极借鉴,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正如孟子所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和平促发展”应该是各国都遵循的有效原则。
（六）儒家思想与创新
怎样才能在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化世界竞争中取胜? 无疑得靠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儒家思想由于在世界观上不像资本主义国家受特定宗教的限制,能够比较自由的思考和探讨问题,对新事物的接受速度快,容易吸收新理念形成独具自己特色的创新体系。这无疑是现代化背景下,儒家思想最具时代意义的特征。
三、儒家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一）仁义之德为和谐之基
“和”是儒家哲学中重要的思想范畴之一。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充分说明了人与人之间,思想观点具有差异性,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谐的前提下, 携手并进, 团结起来一起做事。“和”的思想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能起着积极作用,要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儒者讲“仁、义、礼、智、信”,其中“仁”与“义”的思想观念在创建和谐社会中要起到基础性作用。
1.“仁”者“爱人”
1.1“仁者,爱人也。”《论语·颜渊》儒家仁学思想中的“爱人”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这就是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其实质就是“修己”与“克己”。在儒者看来,无“爱人”无所谓“和谐”;爱人,就要处处为他人着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处事做人的准则。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1.2“仁则荣,不仁则辱”是儒家哲学中世人的荣辱观,不仅是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而也是社会对个人的基本要求。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意为,一个力求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人最引以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自己的名子还不能被世人所传颂。这关键就在于一个人应去追寻什么样的荣誉。儒家思想要求人们应该有荣誉心、耻辱感,所谓:“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矣;士不知有耻,为国家大耻。士荣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龚自珍《明良论二》)“仁则荣,不仁则辱”充分概括了儒家荣辱思想的精神实质。这种观念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对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同样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2.“非义不居”
“非义不居”是儒家思想中实践精神的代表,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儒家哲学思想认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儒者们提出了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义与利是对立的两个概念,二者的轻重取舍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对人生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儒学更强调义的获取,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义。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与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一个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应该是“义”,而一个无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是“利”。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和道德境界。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儒学倡导“舍生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义。只是说明,当义利发生矛盾激化时,人的行为要去追逐义而放弃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
(《二程论·河南程氏外书》)有高尚德性的人,不是不计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操作。儒家“非义不居”的思想,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道德标准和方法论依据。
（二）礼乐文化的辅助作用
仁学中的“爱人”思想也表述一种最基本的实践主义精神,它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功与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所以弃“礼”而只讲“仁”,肯定无法建构和谐社会。所谓“礼”,是社会的道德规范、条规和人类生活准则。也就是说,礼的社会功能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正如孔子所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有了以礼节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说得上“和为贵”《论语·学而》。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它以“礼”与“乐”的相互支撑来追求和谐的统一,并以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儒家思想认为,“礼”的本质是“序”,“乐”的本质是“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和”,意味着和合、和谐;“序”,意味着等级、秩序。和谐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世间没有无序而又和谐的状态,也没有不和谐而有序的事物。“礼”规定了家庭、社会、国家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提供给社会生活稳定的发展秩序。“乐”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在内的综合艺术的总括,是声音、情感、动作的和谐统一,可以抒发情感,调节性情,感化人的心灵。“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所以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是以一个和谐社会状态为根本指导原则的。而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但人际和谐还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相互对抗,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因此,“大乐与天地同和,大官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儒家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为一体,通过人人“兼善天下”来实现“天下为公”,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中庸思想为和谐之准则
中庸思想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庸”即“用”,“中庸”即“用中”,就是按“中”的标准去做,中庸不是折中,也不是中立,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处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处,是一种“中正”的象征,而“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中庸之道”是一种追求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行为准则,一种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与“和”有着密切关系,东汉郑玄对“中庸”解释为: “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一词的含义为按“中”的标准去做事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表现,也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化状态。《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中和”,不仅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这正是众多儒者梦寐以求的为政之最高境界。《礼记·礼运》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是对“大同”社会状态的描述,也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明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准则可以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言行等各个方面,在为君治国方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为端正,为人处事必求合乎“义”。在经济上,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坚决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要做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中庸准则要求个人在履行道德职责时“无过无不及”,一旦过了应有的度,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变质,所谓物极必反。掌握中庸准则,个人必须崇德徒义,但也必须兼德。所谓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补。所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庸准则在树立个人 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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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专业：地理科学 姓名：葛禹彤 学号：1256408031 指导老师：李娟老师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诞生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诞生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继失败了。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组织。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各地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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