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反思我国的现行戒毒体系

第一篇：解析反思我国的现行戒毒体系

反思我国的现行戒毒体系

反思我国的现行戒毒体系 作者 姚建龙

(华东政法学院，上海 200042)[摘要] 我国当前实际吸毒人数已经远远超过鸦片战争前夕的吸毒人数，吸毒的危害盛于瘟疫，吸毒问题已经“涉及中华民族的兴亡”（江泽民语）。强调对吸毒成瘾者毒瘾的戒除是目前世界各国的普遍态度，但是我国现行戒毒体系还存在诸多不足，值得反思，高复吸率是我们不情愿承认，却不得不正视的严峻事实。目前应该统一制定戒毒法，改革自愿戒毒，完善劳教戒毒，把强制戒毒纳入劳教戒毒，建立以劳教戒毒为中心的中国戒毒体系。[关键词] 吸毒 现状 危害 戒毒体系 反思 完善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我国目前的戒毒体制概括而言包括强制戒毒与自愿戒毒两大部分。强制戒毒主要包括公安机关执行的强制戒毒和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的劳教戒毒两大部分。另外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实际上也要对吸毒成瘾的罪犯强制戒毒。（为了论述的方便，也为与一般情况下所用“强制戒毒”含义一致，除注明“广义”外，本文所称“强制戒毒”都专指公安机关强制戒毒。）自愿戒毒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在家庭或其他私人场所进行戒毒；二是在经有关机关正式批准的专业医疗机构中进行戒毒，不过目前的公安机关强制戒毒所和劳教戒毒所也收治部分自愿戒毒人员。本文所探讨的自愿戒毒主要是指第二种情况。应该肯定，我国目前的戒毒体制对于遏制毒品蔓延的趋势，挽救大批身陷毒海的吸毒人员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多种戒毒方式并存的戒毒体制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诸多弊端。衡量戒毒体制成败的最好标准是毒瘾戒断率的高低。以笔者在戒毒所工作期间的切身体会，综合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调查成果，我国目前的毒瘾戒断平均复吸率保守的估计也当在90%以上。笔者不敢断言我国目前的戒毒体制是基本 1

失败的，但是其弊端值得我们反思。

一、对自愿戒毒的反思

1、反思之一——自愿戒毒的合法性

自愿戒毒与强制戒毒之间在法律上是存在冲突的。在笔者所掌握和查阅的资料范围内尚未见到有哪个法律法规明确、直接赋予自愿戒毒这种戒毒方式以法律依据。以下几个法规中的规定似乎勉强可以看作自愿戒毒存在的法律依据。1995年国务院发布的《强制戒毒办法》第21条规定：“医疗单位开办戒毒脱瘾治疗业务，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批准，并报同级公安机关备案。医疗单位开办的戒毒脱瘾治疗业务，应当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督。”《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强制戒毒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第6款规定：“根据《强制戒毒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应当及时将批准开办的戒毒医疗单位情况通报有关地方公安机关，以便当地公安机关依法进行监督。各地公安机关均不得与医疗单位联合开办戒毒治疗场所或收取戒毒医疗单位报酬后强行送吸毒人员到该单位进行戒毒治疗。公安机关设立的安康医院，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批准，并经卫生厅、局按照卫生部制订的《戒毒医疗机构验收标准》审验合格后开展自愿戒毒治疗业务的，应按照卫生部的有关规定制订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公安机关在安康医院开设强制戒毒所的，按照强制戒毒所的管理规章制度进行管理。”1996年《卫生部关于加强戒毒医疗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及其所附的《戒毒医疗机构验收标准》，对戒毒医疗机构做了一定程度上的规范。2000年公安部发布的《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第47条规定：“强制戒毒所可以接收自愿戒毒人员”。这些“法律依据”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都属于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二是发布机关的级别较低（级别最高的是国务院，其他都是国务院各部门）；三是都没有明确、直接赋予自愿戒毒以法律依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4条第3款规定：违反政府禁令，吸食鸦片、注射吗啡等毒品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8条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并没收毒品和吸食、注射器具。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予以强制戒除，进行治疗、教育。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由此可见，对吸毒成瘾者一律予以强制戒除 2

是由我国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所规定的，是我国对待吸毒成瘾者的基本态度。强制戒毒（广义）与自愿戒毒在法律上是相抵触的，在实践中也会导致许多矛盾。譬如，对于自愿戒毒人员还要不要给予治安处罚？自愿戒毒与强制戒毒谁具优先性？等等。2000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第79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既然如此，自愿戒毒这种戒毒方式存在的合法性则颇值怀疑。

2、反思之二——自愿戒毒的合理性

在实践中，自愿戒毒也是弊端迭出，这使人又不得不怀疑其存在的合理性。（1）自愿戒毒往往成为吸毒者规避法律惩处的借口。笔者在戒毒所工作期间，有些吸毒人员就曾向笔者坦言：当禁毒斗争的“风声较紧”时他们就采取自愿戒毒的方式躲避风头，因为如果被抓获就可能受到拘留、罚款、强制戒毒甚至劳动教养1—3年的处罚，而在自愿戒毒机构里他们自由、安全、“合算”得多。另外，自愿戒毒对他们至少还有两个好处：一是降低对毒品的耐受性，重新吸毒时可以获得更大快感；二是暂时缓解缺乏毒源的危机。（2）自愿戒毒冲击着强制戒毒（广义）工作。我国有关法规规定开展自愿戒毒业务的机构是医疗单位（主要是在精神病院内设立），也允许强制戒毒所收治自愿戒毒人员，部分劳教戒毒所实际上也在以各种形式收治自愿戒毒人员。自愿戒毒相对而言，可以给强制戒毒所、劳教戒毒所带来较大的经济利益，实践中，自愿戒毒往往成了部分强制戒毒所和劳教戒毒所创收的捷径。有限的戒毒药物、经费、人力被用于谋取经济利益，强制戒毒工作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3）自愿戒毒在管理上存在先天不足和诸多弊病。自愿戒毒人员对于戒毒医疗机构而言，他们是病人，医生对待病人所采取的管理措施特别是强制措施必然受到很大限制。对吸毒人员的矫治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虽然不能说每一个吸毒人员都恶习较深，但是仅仅出于控制毒源、戒除毒瘾的需要也得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管理，甚至是人身、自由的控制。这是医疗机构所难以做到的，即便是采取了严格的管理、强制措施，在法律上似乎也缺乏依据。很多自愿戒毒所实质上无法控制毒源，边戒边吸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些自愿戒毒机构还常常出现医护人员被殴打现象。甚至有些自愿戒毒机构竟成了一些毒犯销售毒品的窝点。[1]（4）自愿戒毒复吸率极高。由于自愿戒毒的时间一般很短；采用的多是药物脱瘾治疗法，而目前的戒毒药物又有很大的局限性；自愿戒毒机构的管理还存在先天不足等原因，因此自愿戒毒的复吸率普遍非常高。有人对自愿戒毒、强制戒毒、劳教戒毒三种戒毒方式作过比较，结果表明，自愿戒毒的复吸率最高，例如，北京市某戒毒医院的戒毒者的复吸率在90%以上，[2] 另有资料 3

反映戒毒医疗机构的复吸率在95%以上。[3] 据广州市禁毒办统计，广州市1996年底有15间自愿戒毒所，戒毒时间仅为15-20天，复吸率几乎为100%。[4] 另据广东省有关部门对373名吸毒成瘾者的调查，自愿戒毒的复吸率为93.6%。[5]（5）自愿戒毒存在的目的与自愿戒毒机构赢利性目的存在冲突。我国之所以允许自愿戒毒制度的存在是出于矫治吸毒成瘾者、提高毒瘾戒断率的目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愿戒毒机构本质上还是一种赢利性机构，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屈从的往往是前者。实践中许多自愿戒毒机构为了经济利益对于毒瘾没有戒除者也允许出院，甚至还出现过个别自愿戒毒所为了经济利益向戒毒者出售毒品的恶性案件。

二、对强制戒毒的反思

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第21条规定对于吸毒成瘾者予以强制戒除。1995年国务院根据《关于禁毒的决定》制定发布了《强制戒毒办法》对强制戒毒场所的建设、管理、戒毒措施、生活保障等方面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之后公安部又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强制戒毒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等规定对强制戒毒制度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强制戒毒所746个，1991年至1999年期间，全国强制戒毒达90多万人次，仅1999年就强制戒毒22.4万余人次。[6] 强制戒毒已经成为我国戒毒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毒品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它在实践中所暴露出的许多不足之处，也值得我们反思。

1、反思之一——强制戒毒所的设置与管理

近年来由于戒毒的社会需求不断增长，强制戒毒所的设置与管理一度较为混乱。有些地方因为经费不足等原因，强制戒毒所名义上是由公安机关开办，实际上是与企事业单位、武警、军队、地方医院甚至个人合资开办；一些地方的强制戒毒所条件较差，实际是与看守所、治安拘留所、收容教养所合设；有些强制戒毒所以赢利为目的，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收费混乱，甚至只要交钱即可走人，社会影响很坏；有些强制戒毒所管理混乱，甚至不能控制毒品的流入，出现所内吸毒的严重问题；有些强制戒毒所仓促上马，条件简陋，缺乏甚至有些根本不具有必要的医疗设备和专业戒毒医护人员；有的强制戒毒所用药混乱，不遵守国家对戒毒药物和方法的规定，甚至导致新的药物滥用；有的强制戒毒所不仅治疗方法简单，而且根本无法做到从生活管理、毒品教育、心理治疗和康复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还有些强制戒毒所存在打骂、虐待戒毒人员现象。强制戒毒所的设置与管理混乱曾经 4

一度达到较为严重的程度，为此，公安部在2000年连续发布《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和《关于清理整顿强制戒毒所的通知》，对全国的强制戒毒所进行清理整顿。

上述不良情况的存在不仅会严重影响戒毒的质量和效果，而且往往使戒毒流于形式，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从短期角度看，它不能保障戒毒质量，不能从挽救吸毒者和预防复吸的角度有效地使吸毒者摆脱毒品；从长期角度看，其不良后果是使这些戒毒者重新流入社会，不利于有效控制复吸。多次戒毒失败的经历还会伤害戒毒人员的戒毒信心，产生逆反心理，使他们形成对戒毒的错误认识，非常不利于以后的戒毒和康复。另外它还会严重影响我国戒毒工作的声誉。

2、反思之二——强制戒毒并非完整的戒毒过程

《强制戒毒办法》规定强制戒毒的期限为3-6个月，特殊情况延期的实际执行的强制戒毒期限连续计算不超过一年。在实际工作中，强制戒毒的期限一般只有3个月，有些地方的强制戒毒机构在执行时还缩短治疗期限，短至1-2个月。[7] 在如此短的期限内要完全戒除毒瘾是不可能的。根据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和卫生部药政管理局1993年发布的《阿片类成瘾常用戒毒疗法的指导原则》规定，完整的戒毒过程应包括生理脱毒、心理脱毒和善后辅导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3-6个月内可以解决生理上对毒品的依赖性，第二阶段一般需要3-5年时间解决心理依赖性问题。而《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第43条规定：“对强制戒毒期满后，经检验已生理脱毒的戒毒人员，由强制戒毒所所长批准后办理出所手续，发给《解除强制戒毒证明书》，通知其家属或者所在单位领回。”也就是说，自愿戒毒也许还可能彻底戒除毒瘾，而强制戒毒则至多只能戒除生理毒瘾，不是完整的戒毒过程。生理脱毒至多只能说明毒瘾的暂时终结，有些戒毒专家曾经坦率的指出：病人出去后复吸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病人出去后心情烦闷，他会去找毒品，如果他身边还有“粉友”，他就能接触到毒品，如果他能接触到毒品，复吸基本上是早晚的事。[8] 这种并非完整的戒毒过程的结果必然是复吸率很高。据昆明市强制戒毒所对1990-1993收治的8000名吸毒者的调查，综合复吸率为85%，而另外15%并非都是戒除了毒瘾，其中吸毒致死、继续吸毒并以获取毒资为目的进行犯罪的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9] 也有许多资料显示强制戒毒的复吸率在90%左右或以上。另据广东省有关部门对373名吸毒成瘾者的调查，强制戒毒的复吸率为88.5%。[10]

3、反思之三——强制戒毒在我国戒毒体系中的地位

对吸毒成瘾者一律要由公安机关强制戒毒是我国对待吸毒成瘾者的基本态度，也是我国戒毒体制的主体部分，这一点在2000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禁毒》白皮书中有较为明确的说明。白皮书中写到“中国从国情出发，以强制戒毒为主体，采取多种办法帮助吸毒人员戒除毒瘾。”此处所言的强制戒毒是专指公安机关强制戒毒。当然，这还可以从有关法律规定、收容戒毒人次数量、强制戒毒所的数量、分布等方面得以体现。把以一种并非完整的、高复吸率的戒毒方式作为挽救吸毒者的主要方法，作为国家戒毒体制的主体部分，显然不合理。多年的戒毒工作实践也表明，这种以强制戒毒为主体的戒毒体系，既没能有效地挽救吸毒成瘾者，也未能遏制吸毒蔓延趋势。当然这是一个我们不情愿，但却不得不面对的客观事实。强制戒毒的高复吸率在此不再赘述。如果把1990年《关于禁毒的决定》的公布作为强制戒毒制度创建的起点话，那么与十年的强制戒毒工作实践相对的是我国官方公布的吸毒人数从1990年的7万人增长到1999年的68.1万人，十年几乎增长了十倍。因此，强制戒毒制度迫切需要改革，它在我国戒毒体系中的地位应该进行调整。

三、对劳教戒毒的反思

一般认为劳动教养是对具有轻微犯罪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具符合劳动教养收容条件的人所采取的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教育改造措施，其目的是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遵纪守法的社会主义公民，进一步维护国家的治安秩序，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是我国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近50年来，它教育、感化和挽救了一大批违法犯罪分子，对于预防、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劳动教养成为一种戒毒方式和国家戒毒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缘于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该决定第8条规定：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其后有关法律法规又对强制戒毒后又复吸要依法送劳动教养进一步做了明确，如《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强制戒毒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第1条规定“强制戒毒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要依法送劳动教养。”随着我国吸毒问题的发展，吸毒劳教人员的数量不断上升，在全部劳教人员中的比例有的省高达80%以上，多个省份接近或超过50%。[11] 1999年全国戒毒劳教所(队)有168个，在所劳教戒毒人员达12万人。[12] 实践证明：劳教戒毒是禁毒斗争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教育、感化、挽救吸毒者，遏制毒害蔓延，净化社会风气发挥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劳教戒毒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一些地方的劳 6

教戒毒工作起步较晚等原因，劳教戒毒工作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能适应戒毒工作的发展需要，存在着不少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1、反思之一——劳教戒毒在戒毒体制中的地位与适用条件

虽然劳教戒毒已经在戒毒体制中居于重要地位，成为我国主要戒毒方式之一，但是它尚非我国戒毒体制的主体，这是与劳教戒毒的优势和治理吸毒问题的需要不相称的。据调查，在自愿戒毒、强制戒毒、劳教戒毒三种戒毒方式中，劳教戒毒的复吸率最低。青海省劳教局1995年末对1990年以来西宁地区解教人员的调查表明，复吸人数占调查总数的73.2%。其中复吸人员的58%被捕或重新被劳动教养，复吸后死亡的比例为7.5%；广西强制戒毒劳教所1997年对1995年以来两市、三县解教人员的调查，3年以内解教人员的综合复吸率为75%；[13] 云南省第一劳教所连续多年的跟踪调查表明，该所解教人员的复吸率一般在85%左右或略高。[14] 来自上海戒毒劳教所的一项调查：该所对1998年度和1999年上半年解教、居住在杨浦、虹口的172人进行调查，戒段率达到15.7%。[15] 毒瘾戒断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应该说这些数据是令人鼓舞的。前文已经述及，完整的戒毒过程应包括生理脱毒、心理脱毒和善后辅导3个阶段。根据国际上戒毒工作的经验和司法病理学研究成果，要彻底戒除毒瘾需要在无毒的环境中接受至少3年时间的心理治疗。劳教戒毒不仅在戒毒期限上相对较为科学，它所创造的良好的戒毒环境也是其他戒毒方式所无可比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制戒毒的高复吸率会导致劳教戒毒人数的不断增加，比重越来越大的复吸人员需要由劳教戒毒去应对。因此，劳教戒毒必然也应该成为我国戒毒体制的主体。目前，劳教戒毒的适用条件是“强制戒毒后又吸食、注射毒品”，这一条件规定不尽合理。强制戒毒并非完整的戒毒过程，其高复吸率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事实，而戒毒失败尤其是多次戒毒失败的经历会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严重挫伤吸毒成瘾者的戒毒积极性和信心。必须强制戒毒失败后才可能适用劳教戒毒，其结果必然是错失最佳戒毒时机。1996年对824名吸毒成瘾者的调查中，有87.5%的被调查者认为戒毒者的复吸率在90%或以上，认为在80-90%之间的有6.6%，认为复吸率在80%以上的只有5.9%。其中认为复吸率在95%以上的占调查总数的64.1%。[16] 这一调查表明：在经过长时间、反复的吸毒、戒毒经历后，吸毒者的戒毒动机会降低到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2、反思之二——劳教戒毒的性质

立法上，劳动教养的性质几经演变。创始之初，它既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也是一种安置就业的方法。[17] 80年代初，劳动教养的性质被确定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18] 这种提法放弃了安置就业的提法，明确了劳动教养行政措施的性质。90年代初，提出对劳动教养人员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针，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19] 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提出“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此后国务院又认定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20] 实际上又确认劳动教养是一种治安行政处罚措施。理论界对于劳动教养的性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教育挽救措施说，二是行政处罚措施说，三是变相刑事处罚说。[21]确立劳动教养的性质应该以立法为准，因此当前劳动教养的性质是治安行政处罚措施，这也是劳教戒毒的性质。因为劳教戒毒还承担了强制戒除毒瘾的功能，因此劳教戒毒还具有了强制戒毒措施的性质。

劳教戒毒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性质与强制戒毒措施性质地位是有区别的。目前，劳教戒毒主要还是一种治安行政处罚措施，强制戒毒措施的性质居于从属的地位。这一点首先可以从立法对劳教戒毒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关于戒毒的决定》第8条规定：吸毒成瘾者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强制戒毒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第1条标题是“严禁吸食、注射毒品，坚决依法查处吸毒违法人员”。其具体内容规定“强制戒毒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要依法送劳动教养。”其次，劳教戒毒本质上还是劳动教养，只不过是比普通劳动教养多了一个“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毒瘾的要求。再次，在司法实践中，劳教戒毒与劳动教养时实际也并无太多区别，其强制戒毒措施的性质并不明显。目前的劳教戒毒是劳动教养工作体制的一部分，它与普通劳动教养之间实际并无太多的区别。笔者曾经在劳教戒毒所工作，劳教戒毒所一墙之隔即是一普通劳动教养所。笔者切身的感觉是两者无论是在管理、教育、生活卫生、医疗、生产等各方面，实际区别不大。在许多地方劳教戒毒与普通劳动教养即便是在形式上也未区分开来，即没有单独设立劳教戒毒所，劳教戒毒放在普通劳动教养中，单独编为劳教戒毒大队或中队，少数地方甚至吸毒劳教人员与普通劳教人员混押混管。

劳教戒毒的性质主要不是强制戒毒而是行政处罚，这是一个误区。首先，毒瘾是否戒断是衡量劳教戒毒工作成败的关键。吸毒劳教人员解教后又复吸毒，能说劳教戒毒是成功的吗？其次，处罚无济于事。世界上许多国家，如 8

瑞典，曾经实践过以严厉的处罚措施来对付吸毒问题，结果并未奏效，它既没能遏制吸毒蔓延的趋势也无助于毒瘾的戒除。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改变对待吸毒者以处罚为中心的传统立场，而将注意力转向帮助和促使吸毒者戒除毒瘾上。再次，处罚吸毒者在法理上欠缺充足的依据。绝大多数吸毒者染毒的起因是好奇、赶时髦、摆阔、治病、赌气等，少有危害国家兴衰、祸及民族安危或者破坏社会秩序等加害动因。一项对426例吸毒成瘾人员的调查表明：吸毒的原因仅为好奇心驱使（65%）和他人影响赶时髦（19%）的，即占了84%的大多数。[22]吸毒在理论上被视为一种无被害人犯罪，吸毒者本身也是毒品的受害者，有些吸毒者还是被引诱、教唆、欺骗或强迫而染上毒瘾。可以说绝大多数吸毒者都是欲罢不能。这可以从吸毒成瘾者自愿戒毒的经历中得到说明。一项对1141例吸毒成瘾者有效个案调查显示：有859人自报曾经自愿戒毒，占有效个案总数的75.28%。其中，曾经自愿戒毒3次及以上者有435人，占有效个案总数的38.12%；自愿戒毒21次的有204人，比例为17.88%；自愿戒毒1次的有220人，比例数为19.28%。[23]

3、反思之三——劳教戒毒的管理、教育等工作

劳教戒毒工作发展迅速，吸毒类劳教人员激增并成为劳动教养收容的主要对象只是近几年的事，而整个劳动教养制度，如工作方针、管教、生活卫生、医疗、生产等等大都是以普通劳动教养人员为对象，总结几十年的经验而构建的。但是，从近年来劳教机关收容教育改造吸毒劳教人员的实践看，吸毒劳教人员作为劳教人员中的一个新类型，他们的违法原因、思想表现、年龄结构、文化程度以及个性特征等方面与普通劳教人员有较大区别，尤其是在生理上、心理上和行为上与普通劳教人员明显不同。劳教戒毒工作的这些新特点，要求采取相应的，当然也是不同于普通劳动教养工作的管教、医疗、生产等工作模式。但是在对吸毒劳教人员的管理教育等方面，目前尚缺乏配套的规范性文件，原有的管理教育制度和措施有许多方面不适应，在实践中存在许多困难和矛盾。从某种程度上说，现行的以普通劳教人员为对象构建起来的劳动教养制度，尤其是在具体工作模式和规定上，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劳教戒毒工作。

4、反思之四——劳教戒毒的期限。

在期限上，劳教戒毒并无特殊规定。1979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要彻底戒除毒瘾，一般需要在无毒的环境中矫治不低于3年时间。劳教戒 9

毒相对于其他戒毒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戒毒期限上。但是由于缺乏适应劳教戒毒特点的期限规定，实践中各地对于劳教戒毒的期限在1-3年的幅度内适用不一。需要指出的一点是，1-3年尚仅为劳动教养的宣告期限，由于劳动教养在减期、提前解教等方面幅度较大，实际执行的劳动教养期限一般都不会有3年。以笔者在劳教戒毒所的工作体会，一般而言吸毒劳教人员实际执行的劳教期在其宣告期限的1/2至3/4之间。这意味着，劳教戒毒的期限优势大打了折扣。

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的客观事实是：毒瘾戒断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目前，国际上戒毒的巩固率只有9%，[24] 即使科技比较发达，戒毒技术比较先进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复吸率一般也在90%以上。[25] 戒毒工作颇有成效的新加坡，其复吸率也高达70-80%。[26]我国的复吸率同样不容乐观，专家学者们调查研究的结论虽然有一定差别，不过大致都在85%以上。有一项调查似乎更能说明我国目前的复吸率现状。这项对145名二次劳教的吸毒人员调查中：123人认为，在自己了解的人当中，没有人戒毒成功；22人认为有1-3人戒毒成功；认为4人以上戒毒成功的为零。而所谓戒毒成功也仅表现为1年以上，最长的为1年零4个月。[27] 在吸毒人群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吸毒的人一生只能坐两种车——囚车、灵车”。基于绝大多数吸毒者难以挽救的客观事实，当前劳教戒毒除了应该承担起矫治、挽救吸毒者的职能外，还应承担起让社会免受吸毒者危害的职能。《南方周末》曾经刊载过一篇文章，该文谈到既然戒毒总体上不会成功，那么戒毒所存在的意义何在呢？文章认为，因为吸毒者大都通过违法犯罪的手段获取毒资，因此吸毒者关在戒毒所内可以减少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这是戒毒所存在的主要意义，诚哉斯言。被誉为保安处分制度创始人的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有句名言：“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28] 这也应该成为我国劳教戒毒制度的价值取向之一。劳教戒毒1-3年显然难以实现这一价值取向。

5、反思之五——劳教戒毒的经费问题

毒品会严重损害吸毒者的身体健康，吸毒劳教人员大都食欲不振、体质很弱、抵抗力差，在其康复、治疗的过程中营养需求量远远超过普通劳教人员。因为长期、反复吸毒，吸毒劳教人员大都不同程度的染有其他疾病，需要治疗。吸毒劳教人员戒除毒瘾需要一定的药物，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然而，根据现行政策，国家对送劳教戒毒者没有收取戒毒费用的规定，劳教戒毒治疗费用又缺乏财政保障，治疗费用无来源。目前，在多数地区吸毒劳教人 10

员的生活、医疗费用与普通劳教人员并无区别。有些地方政府自行规定劳教戒毒人员的戒毒费用由其本人负担，暂时不问这种“土规定”的合法性，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落实颇值怀疑。长期吸毒耗资巨大，没有多少人可以承担得起吸毒的开销，再者，吸毒人员在劳教前都经过公安机关强制戒毒，大部分还曾经自愿戒毒，有的还是强戒、自戒多次，因此可以说绝大多数吸毒劳教人员都是一贫如洗。个别地方虽然给予劳教戒毒一定的财政补贴，但不过是杯水车薪。经费压力和困难是目前劳教戒毒工作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没有经费保障，劳教戒毒工作如何进行？

四、重构我国戒毒体系的建议

针对我国现行戒毒体系的不足，参考国外戒毒工作经验，提出如下建议：统一立法，改革自愿戒毒，完善劳教戒毒，把强制戒毒纳入劳教戒毒，建立以劳教戒毒为中心的中国戒毒体系。

当前，我国戒毒立法非常薄弱，缺乏戒毒工作的统一立法，自愿戒毒、强制戒毒、劳教戒毒各自为政，而自愿戒毒还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这种状况严重阻碍戒毒工作的发展，迫切需要改变。立法机关应抓紧制定我国的统一戒毒法，鉴于戒毒工作涉及吸毒成瘾者的人身自由，根据2000颁布的《立法法》，这一立法工作应由全国人大进行，不宜再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

目前的医疗单位开办的自愿戒毒机构主要是以赢利为目的，这是自愿戒毒弊端丛生的主要原因所在。建议不允许以赢利为目的的自愿戒毒机构存在，实现自愿戒毒向公益性质的转变。世界上允许自愿戒毒存在的国家或地区，自愿戒毒机构大都是由社会自愿人员、宗教团体等开办，非以赢利为目的，这值得我国参考。

以教养的方式戒毒，正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不久前美国政府为菲律宾和泰国的好几个以监狱为基地的戒毒中心提供资金，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在尝试用教养所戒毒方式对付毒品泛滥的措施。[29]我国戒毒体系的发展、改革方向应是以劳教戒毒为主体的，不过劳教戒毒还需加强完善。鉴于劳教戒毒与普通劳动教养的重大区别，建议劳教戒毒从普通劳动教养中分离出来，改革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强制戒毒措施，淡化其处罚色彩。建议把强制戒毒纳入劳教戒毒体系，作为劳教戒毒工作的第一步，其主要任务是实现吸毒成瘾者的生理脱毒。生理脱毒后再转入劳教戒毒所，进行心理脱毒和不良行为矫治。有些国家也有类似的做法，例如马来西亚规定，吸毒成瘾者要在强制性改造营接受为期2年的强行戒毒与劳动改造，而后转到戒毒护理中心进行为期2年的治疗、康复，再进入社会，重新就业。建议根据完整戒毒过程的要求和需要改革劳教戒毒期限，定为3-5年。加强劳教戒毒的“向后 11

延伸”工作，劳教戒毒机构和社会帮教组织要注重对复归社会后的戒毒人员的善后辅导、监督工作，避免戒毒成果功亏一篑。

戒毒工作的经费保障是一个重大问题，它关系着戒毒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应该力争建立国家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家属或者吸毒者个人的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戒毒经费保障体制。当前应着重加强对禁毒工作的宣传力度，让全社会都积极参与戒毒工作，加强戒毒经费的募捐工作，扩大戒毒经费的社会来源。建议借鉴“希望工程”的成功经验，开展类似的活动。参 考 文 献

[1] 戒毒挣钱两不误 戒毒所内贩卖毒品[Z].[2] 京城戒毒一瞥[N].北京日报, 1996-6-7.[3] 林仕权.试论戒毒的几个问题[J].青少年犯罪研究, 1999,(2-3).[4] [5] [10] [11] [14] [16] [23] [26]郭建安、李荣文.吸毒违法行为的预防与矫治[M].北京：2000.320、233、233、330、233、255、143、232.[6] [12]国务院.中国的禁毒[Z].2000-6-26.[7] 张潘仕.大陆复吸毒品的原因与预防对策探讨[J].犯罪与改造研究, 1998,(10),.12.[8] 江苏吸毒问题调查[N].扬子晚报, 2000-6-25.[9] 何飞.“毒瘾”为何难戒[N].中国青年报, 1997-5-8.[13] 广西强制戒毒所1997年戒毒改造质量调查报告[J].犯罪与改造研究, 1998,(8).[15] 张纬、李晓宝.关于戒毒劳教工作的认识和几点做法[J].中国劳动教养, 2000,(1).[17]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Z].[18]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Z].[19] 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1992年）[Z].[20]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1995年）[Z].[21] 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766.法律出版社, 12

第二篇：我国现行税收制度

浅析关于我国税收制度的缺陷

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国情、适应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现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我国税收制度正在不断完善，论文从税制结构、立宪、环保3方面分析了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税收制度经历了数次改革，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仍存在着一些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一、税制结构的缺陷

（一）税种结构不科学

经过多次税制改革，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以资源税、财产税、行为税为辅助税种的多层次、多环节的复合税制体系，且现行税制已经实现了与世界接轨。

但是，从主体税种的收入上看，所得税收入近几年仅维持在20％的低水平；流转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近几年一直维持在近70％的高水平。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在充分发挥收入功能、保障税收大幅增长的同时，也弱化了所得课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此外，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薪阶层，而来源高收入者的比例还很低。2002-2004年，来自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当年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6.35％、52.32％、54.13％，3年平均为50.93％。据统计，2001年中国7万亿元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比例，其所交个人所得税却不及总量的10％。如今，这一情况并未得到改变。

（二）主要税种存在的问题

以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为例：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税制结构优化中应该格外注意的一个税种。对于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分人、分所得项目分别征收方法，不同项目之间的税率不同，税负轻重不一，存在问题很多。在整个税制结构中，个人所得税是纳税人偷逃税范围最大、各方面干扰最重、征收难度最大的一个税种。而增值税的主要问题突出表现在增值税的设计与征管环境不配套，致使偷税、避

税、逃税现象大量存在。从我国目前的法制建设水平和税收征管环境状况看，增值税征管成本较高，税收损失严重。

（三）税负结构不合理

与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消费型增值税相比，我国增值税的税负设计明显偏高，个人所得税税负设计虽然不算高，但由于税收级距较小，实际起到的调控作用倾向于一般收入水平者，边际税率水平显得偏高，从实际税负水平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占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

产业税负不公平，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不相适应。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中，在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化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

（四）征管方面不合理

我国现阶段的税收征管环境不完善，征管手段落后，征管人员素质偏低。

自1994年新税制运行以来，随着征管模式的变革，各地都在征收管理上下了不少功夫。但是从实际运行状况看，许多地方还停留在征管大厅的建设层面，计算机的配置既不能满足需要，使用效率也不高，在税收干部队伍中，征管人员能力偏低，征管过程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扭曲现象。由于各级政府存在着事权与财权的划分，过于关心本级政府能使用的税金的现象普遍存在，越权减免税、截留、拖欠中央税收，鼓励多入地方金库的做法相当普遍，从而使现行税收管理体制的正确执行大打折扣，税收弱化问题相当严重。

二、税收立宪的欠缺

目前我国宪法中只有第56条对税收进行了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从税收立宪的起源及其本质来讲，税收立宪重在规范国家征税权、保护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而我国宪法的这一条规定显然是从维护国家权利、保证人民履行义务的角度出发的，很难说我国已经进行了税收立宪。

我国宪法关于税收立宪的缺失导致了我国税法领域行政法规占主导，而法律

占次要地位的局面，这一立法现状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在我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之时，大力加强税法领域的法治建设势在必行。

三、环保设计的缺陷

我国现阶段补偿环境侵害、调节污染者行为、筹集防治污染资金主要是通过排污收费制度现的。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一些污染企业为了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千方百计逃避监管。排污费的征收主要是集中于大中城市的企业，大量小型企业和非企业污染主体，由于涉及面广，监控难度大，缺乏有效的监管。排污费的征管主要由地方环保部门负责，实施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督。

目前资源收费政策着眼于微观环境，征收主体偏重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收费标准低，征收面较窄，渠道单一；征收管理混乱，主管部门职能交叉，部门利益冲突严重。

我国目前的税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已不能与我国日益发展的经济形势相适应，我们应认真研究当前的问题及形势，从而扎实有效地完善我国现阶段的税收制度。

环境税发展才刚刚起步，严格说来，还不存在真正法律意义上的环境税。与环境有关的税费有消费税、车船使用税、资源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现已暂停征收）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在资源税方面，其性质被定位于一种级差调节手段。一方面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销售量或自用量，而不是开采量，客观上鼓励了企业对资源滥采滥用，造成了资源的积压和浪费。另一方面，税率过低，税率之间的差距没有拉开，缺少以引导资源的合理利用为目的的专门税种，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过窄。优惠措施注释单一，主要限于减税和免税，受益面比较窄，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影响了实施效果。

也正因为如此，在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这一战略构想。将这一战略构想付诸实施的基本路径，就在于通过税收改革，在保证宏观税负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减少由企业缴纳的税，增加由居民个人缴纳的税，从而建设一个融间接税和直接税、企业法人纳税与居民个人纳税为一体的大致均衡的税收体系格局。

第三篇：戒毒反思

戒毒反思

对于毒品每个人的认识都不一样，特别是对于我来说，因为只有亲自接触过你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可怕，在还没接触它之前，我也不清楚它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不过正因为自己的好奇心以及不理智，我接触了毒品，触摸了这条高压线，在接触毒品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不在稳定，家人离我而去，我陷入了无尽悔恨中，内心受到极大的折磨，因此我决定戒毒，在戒毒所民警的帮助下我开始了我的戒毒生活，在这期间的也有了自己的认识在这里进行一下汇报。

回想到过去的自己，很怀恋和家人一起的快乐的生活，但是因为自己的不争气和糊涂，去接触了毒品，在接触过后，我的所拥有的一切都开始慢慢离我而去，为了吸毒我把自己的积蓄全部都花的干干净净，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一切，毒瘾发作的时候我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家人也会受到我的暴力行为，导致每一次的毒瘾发作，都会使我和家人受到伤害，为此到今天我都十分的懊悔，我到现在对于毒瘾发作时的那种痛苦都还是感十分害怕，身体的那种疼痛以及难受，用通俗的话语来描述就像有几万只蚂蚁在我身体爬来爬去的，那种感受我这辈子都不在想体会到，真心觉得那种生活不是人过得，有钱时我可以买毒品，但是没钱时我只能去借或者实在借不到了，就只能在毒瘾的驱使下触犯了法律的底线，之后的那种生活让人无法想象，我觉得我的世界是处在一直天昏地暗的状态，基本上那段时间的日子每天都是浑浑噩噩的度过的，什么也不关心、什么也不想管、什么也吸引不了我，一心就只有吸毒然后在吸毒，到了后面我越陷越深，直到完全沉迷于毒品的酒杯中。

那段时间也是我最不想回忆的，因为说实话很不光彩，也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为了戒掉毒瘾，我来到了戒毒所。在这里我很感谢我的家人以及戒毒所里的民警，正是有家人的支持以及戒毒所里的警官们的帮助，我今天才能够站在这里，对自己的戒毒过程进行这么一个反思，我能成功的戒掉毒瘾，在这里我很感谢戒毒所所做的一切，还有所里面的警官们，为我们戒毒人员搞的阳光工程活动，让我们有事可做，同时能够自食其力，通过劳动达到改变自己的目的，不过所里面的警官在整个解毒的过程中，一直鼓励着我们大家，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取得成功，在我们遇到问题时也积极陪同我们谈话交流，疏导我们的心理疾病。在内有警官们的帮助，在外有家人的支持，为最终下定决心一定要戒除毒瘾，最终我取得了成功，在戒毒所的教导员指导下，我也认识到整个过程的不易，也让我倍感珍惜现在的时光，我也清楚因为我自己吸毒，对家人以及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我决定痛改前非，在此也感谢大家给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对自己的戒毒过程进行这么一个反思。谢谢！

第四篇：浅论我国现行劳动法缺陷

浅论我国现行《劳动法》的缺陷

内容摘要: 本文从我国现在社会经济中比较突出的劳动争议问题为切入点，引出现行 《劳动法》中存在的缺陷问题。文章先从《劳动法》产生的背景说明了劳动法已不适应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而后分别从《劳动法》的法律冲突、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不完善、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不够和其他一些法律需要补充的地方来分析现行《劳动法》中存在的缺陷。最后文章提出了针对缺陷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 《劳动法》、缺陷、法律冲突、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涉外劳动关系 序言： 去年年底，温家宝总理帮农民工讨薪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一方面我们为总理关心百姓疾苦而感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当前因为劳动关系引发的争端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社会热点问题，媒体不时可以看到相关的报道。在当前大力提倡依法治国的环境下，我们不禁要问，我国不是有《劳动法》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吗，为什么类似问题要通过政府以各种规定或命令的政治手段去解决矛盾，而《劳动法》这个本来的主角却会缺席呢？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社会现象从法律的角度分析现行《劳动法》的缺陷，并提出个人的解决问题的建议。

一、现行 《劳动法》的立法背景

说起我国现行《劳动法》的缺陷要从它产生的背景说起（注释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关心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出台了多项相关的的法律和规定。其中，1986年10月《国务院关于发布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的通知》明确规定改革用工制度，扩大企业用工自主权，作为国营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劳动用工方面将传统的固定工制度向劳动合同制度转变。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诞生，从此广大劳动者有了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切身权益，也为社

主义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劳动法》制定颁布时，我国刚进入市场经济初期，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处于起步阶段，积极的就业政策尚在探索之中，劳动关系调整方式正由行政管理向依法调整转变。《劳动法》的立法依据还是计划经济下的劳动关系调整准则，对市场经济下将出现 的问题缺乏处理经验。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劳动法》对社会保障、促进就

业、企业工资宏观调控的规定比较原则、简略，对劳动关系的规范比较单一，对法律责任设定较轻。10年后的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深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正在进行；城乡协调发展已经提上日程，农民进城就业规模越来越大。由此影响到经济成份、就业方式、用工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劳动关系远比10年前复杂，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任务远比10年前艰巨。由于我国劳动关系发生巨变，变得

复杂化、法律化；非公有制劳动关系不断加重，出现性质多元化的局面；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相比更处弱势。因此，《劳动法》存在薄弱环节，其中的 一些现行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出现无法调整或难以有效调整的尴尬局面，迫切要求尽快进行修改和完善。再加上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处于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种过去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随着改革深化出现的新问题交织在一起，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劳动保障工作，使《劳动法》的贯彻实施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现行 《劳动法》的主要缺陷

（一）法律冲突问题

我国《劳动法》和现行的其他法律法规和地方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使得《劳动法》在执行中援引法律存在困惑。

1、在司法实践中《劳动法》和我国制定的其他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比如，2004年北京首例工会主席被炒案引发了许多的社会争论。大致情况是：2004年8月30日，北京市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以“工作严重失职”为由解除了公司工会主席唐晓东的劳动合同，而唐晓东则认为这是公司借机报复自己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的行为，他以“公司违反《工会法》及不支付工会经费”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二审终审，法院均裁定驳回“违反《工会法》”的起诉，口 头通知不受理“不支付工会经费”的起诉。在此案中，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正是依据《劳动法》第25条第3款的规定，认为唐晓东工作严重失误，据此解除唐晓东的劳动合同。然而，根据2001年修改的《劳动法》第17条规定除非在任的工会干部在工作中出现重大过失或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公司不能解除工会干部的劳动合同。在企业解除与工会干部的劳动合同问题上，《劳动法》与《工会法》出现了交叉，在究竟应该依据哪一门法律出现了争议。（注释二）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多项其他法律中。

2、我国除了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外，各省还制定了地方性的劳动法规和劳动规章。从法律效力上说，《劳动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依据宪法制定的调整劳动关系的规范性文件，其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而高于其他法规。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劳动法》和地方性劳动法规的冲突，使得《劳动法》在执行中援引法律存在困惑，也使得有些法官在司法判决时无所适从。例如： 2001年12月24日，北京市政府以第91号令发布了《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如果劳动合同期限届满，而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没有续延劳动合同，应按原来的条件履行，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法院应予以支持。而北京的规定却明确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不得终止劳动关系。二者存在着冲突。（注释三）

（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不完善

现行的劳动争议制度已不能适应目前日趋复杂的劳动关系，主要是“仲裁前置程序”的不合理性、劳动争议处理时间过长、仲裁水平有待提高、劳动争议仲裁缺乏有效监督等一系列问题。

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目前的劳动争议处理是采取“一调一裁二审”的单轨体制。仔细考虑，发现在实践中此体制存在如下的弊端（注释四）：

1、“仲裁前置程序”的不合理性。

它妨碍了劳动争议当事人行使解决劳动争议权利的自由，不利于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其享有法律赋予的不可剥夺、不可让予的请求中立的司法机关给予公正裁判的权利。而我国的“仲裁前置程序”却妨碍了劳动争议当事人行使解决劳动争议权利的自由。

2、劳动争议处理时间过长，“一调一裁二审”的处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者“有冤有处申”，但事实上，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从调解，到仲裁，再到人民法院的两级审理，此程序的完成，正常情况下所需时间为一年左右。从实践来看，这一处理机制程序过多，时间过长，不利于案件及时了结。

3、仲裁水平有待提高，仲裁员的素质普遍偏低，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目标之建立相背

4、劳动争议仲裁缺乏有效监督。虽然我国《劳动法》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了劳动争议仲裁的基本制度，但对劳动争议仲裁如何监督却缺乏必要的和有效的机制。

（三）现行《劳动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不够

对于在劳动关系双方中明显处于劣势的劳动者一方来说，劳动法律提供的保护不够。由于劳资双方在经济地位、信息获取、供求关系等方面的不平等，从而使得劳动者一方处于明显的弱势，这在农民工、私营企业工人、低收入阶层表现尤为明显。现行的《劳动法》规定过于笼统，劳动监察力度也不够，从而未能给劳动者提供的有力的法律保护。主要表现在：

1、劳动双方在签订劳动合同时的不平等地位。由于在就业市场上资方处于有利的地位，就在劳动合同上大做手脚，主要表现在：拒绝或拖延签订劳动合同、在合同中任意延长试用期限、对工资标准制定模糊等。尤其是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更是极少有签订用工合同的，这使得在劳动纠纷中劳动者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2、任意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主要表现在：任意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不按照国家正常假期休假、工作环境不达标、不按照国家规定为劳动者交纳保险金、强迫劳动者抵押现金或证件等。

3、正因为劳动争议被当做民事案件审理，举证责任也要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来分配，这对劳动者来说，显然是勉为其难。在劳动诉讼中，因物证一般为用人单位或雇主掌握（如考勤记录、加班加点手续、工资发放凭证等），劳动者不能举证。在诉讼费用方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诉讼过程中的优劣态势则显而易见。因此，多数国家设立专门的劳动法院或者劳动法庭来审

理劳动案件，在举证责任和诉讼费用上都明显体现出保护劳动者的倾向。

（四）其他一些法律需要补充的地方

1、涉外劳动关系的法律适用空白。非常遗憾的，《劳动法》作为一个基本法律，未设立涉外劳动关系的法律适用一章。

涉外劳动关系的适用是指劳动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具有涉外因素时对于法律的选择，是冲突法律规范。近年来，涉外劳动关系的问题日显突出，尤其是外国人到中国工作和中国人到外国工作的数量增多。《劳动法》要确定准据法，还要考虑不同劳动法律规范对于劳动者权利的影响。

2、对于企业违反劳动合同的处罚不够严厉。在现行的《劳动法》中，对于企业违反劳动合同的处罚规定比较笼统或处罚过轻，比如现行《劳动法》 第十二章第八十九条和第九十条规定明显规定过于笼统，对企业的违法行为的认定和赔偿责任没有细化。我国《劳动法》对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中，用人单位出现违反规定情况时，绝大数情况下就是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只有在延长劳动时间、使用童工、暴力侵害劳动者人身三种情况下可能被处以罚款或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营业执照后用人单位完全可以重新注册继续经营；罚款和赔偿等后果出现的前提是被裁判或被查处，而劳动者由于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大多会忍气吞声，并且由于劳动监察不到位等原因，使得这些后果的出现概率少之又少。这样用工单位违法成本实在是很低，这样就造成了一些企业的侥幸心理，从而造成更多的对劳动者的侵权行为。（注释五）、另外《劳动法》中一些法律条文规定比较含糊。比如《劳动法》第二十条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一条的规定就比较含糊了，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可以各取所需、任意解释。劳动者可以理解为：我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十年了，就有权力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却认为，前提是“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我根本不同意和你续延劳动合同，连短期合同都不和你签，哪里谈得上无固定期限的合同？我马上就要解除你的劳动合同，你又能怎么样？这样就会造成理解上和法律执行中的困惑。（注释六）

三、针对现行《劳动法》缺陷的一些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已不能适应我国新形势下复杂的劳动关系特点了，建议的解决对策包括：

（一）统一法律规定，对于现行《劳动法》和现行的其他法律法规和地方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的进行统一规定，确定在现行《劳动法》和其他现行的法律法规关于劳动争议有冲突的地方，建议以现行《劳动法》为依据；地方的劳动法律法规在具体条款上和现行《劳动法》有不一致的地方，遵从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尊重《劳动法》的在调整劳动关系方面的权威性,对于一些地区为了在劳动制度上的进行新的探索，出台的更加严格的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地方法律法规，如果确有冲突的可以考虑以地方的法律法规优先考虑，这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行《劳动法》的缺憾。

（二）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这是现行《劳动法》改革的重点。鉴于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越来越不适应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的要求，对其进行修改就显的比较迫切。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做法，实行“裁审分离，各自终局”的新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即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在未能和解，而又不愿或调解机构调解不成时，对于仲裁和诉讼只能选其一适用，对首次裁决（判决）结果不服的，可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上一级仲裁机构（法院）重新审理，第二次裁决（判决）是最终结果，发生法律效力。

另外建议建立劳动基层法院，将劳动争议案件集中由其管辖，并规定全部适用简易程序，取消劳动争议仲裁，其理由如下：

1、有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节省诉讼资源。

出现了劳动争议，当事人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减少仲裁的环节。而且法院可以适时地采用查封、扣押和先于执行财产等措施，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业内部规章制度以及各种保险费用交纳、财务等情况都由用人单位掌握，一旦发生争议，劳动者在证据取得与占有上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设立劳动法院后，人民法庭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查取证，以弥补劳动者举证能力较差的欠缺。

3、有利于当事人诉权的保护。

根据《劳动法》规定，当事人必须在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的60日内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超过60日的，不予受理。根据200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60日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那么如果当事人超过60日才提起仲裁申请的，将永远不能获得司法保护。相反，如果设立了劳动法院，在处理劳动案件时则可依民法通则的规定为两年的诉讼时效，从一定程度上讲，更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三）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针对劳动关系双方的特点和我国的现阶段现实情况，《劳动法》除了要发挥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协调劳动关系的基本作用外，应体现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原则，这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也是广为采取的。具体来讲，主要是加强《劳动法》的普及和监查工作，使得弱势群体懂得用《劳动法》这个最有力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加强对弱势群体利益维护的条款，并加以细化。在国外的劳动法律中，对于劳动者的权益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描述，比如关于劳动者在性别、宗教、政治派别等方面不得进行歧视，劳动者工伤标准的确定十分的详细，关于劳动者尤其是从事危险职业的劳动者在职业保护方面的规定很严格等等。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借鉴。

（四）对法律中其他不完善的地方进行补充和修改。比如：对涉外劳动关系进行专门的规定，这也与我国入世后涉外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的背景有关；对于企业违劳动合同的处罚更加严厉一些，规定更为详细，加大监查力度。对于《劳动法》中条文规定比较含糊的地方进行细化。

第五篇：我国现行会计制度名称汇总

企业会计制度：

我国现在并行三套企业会计制度，具体如下：

一、1993年发布的分行业14个企业会计制度。该制度主要在部分老国有企业实行。1993年我国根据会计准则的要素，结合不同行业特点及不同管理要求，将国民经济各部门划分为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农业企业会计制度等14个会计制度，企业可根据从事行业特点选择不同的会计核算制度。

（1）工业企业会计制度 凡在中国境内从事各种工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无论其所有制是何种形式都采用工业企业会计制度。

（2）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 适用于在中国境内从事商品流通企业或以商品流通为主营业务的企业，主要有商业粮食、对外贸易、物资供销、供销合作化，图书发行企业等。

（3）旅游、饮食服务企业会计制度 适用于所有的旅游、饮食服务企业，包括旅行社、饭店、度假村、游乐场、歌舞厅、餐馆、酒楼、旅店、理发、浴池、照相、洗涤、修理、咨询等。

（4）邮电、通讯企业会计制度 适用于中国境内所有从事邮电通讯的企业。

（5）施工企业会计制度 适用于设立在我国境内的从事建筑安装、生产经营的施工企业。

（6）交通运输企业会计制度 凡从事远洋、沿海、内河、公路、海河运输、仓储、外轮代理、城市电汽车、出租汽车、轮渡、地铁等业务的企业。

（7）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制度 适用于在中国境内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

（8）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会计制度 适用于从事对外经济合作业务的企业，各国内公司驻外机构，国内公司和境外分公司所属从事制造业、饮食服务业、技术咨询业务等多种经营业务的独立核算单位。

（9）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适用于设立在我国境内的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性质的企业。

（10）农业企业会计制度 适用于在中国境内从事农业企业以及所属的单独核算的工业、商品流通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

（11）民航企业会计制度 适用于在中国境内从事航空公司、机场、民航局、航站等运输企业。

（12）铁路运输会计制度 适用于在中国境内从事铁路运输业务活动的企业。

（13）保险企业会计制度 适用于在中国境内从事独立核算的保险企业及其所属分支机构。

（14）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适用于按企业设立方法设立的各种股份有限公司。

二、2000年12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于2001年1月1日起暂在股份有限公司范围内执行。现在执行该制度企业包括股份有限公司(不包括上市公司)、外商投资企业、2003年以后新成立企业。

《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会计制度》、《个体工商户会计制度》、《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旅游饮食服务企业会计制度》、《勘察设计企业会计制度》、《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制度》还有《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三、2006年颁布的39项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科目，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执行，同时鼓励其他企业执行。它是我国最终统一执行的企业会计制度。

财政部制定的会计制度：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是指国务院财政部门根据《会计法》制定发布的关于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以及会计工作管理的制度。它是国务院财政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制定、发布的会计方面的法律规范，包括各种会计规章和会计规范性文件。

1．《企业会计制度》。财政部于2000年12月29日发布了统一的、适用于不同行业和不同经济成分的《企业会计制度》。它适用于除不对外筹集资金、经营规模较小的企业和金融保险企业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所有企业。

2．《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于2001年1月27日发布的，它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各类金融企业，包括银行(含信用社)、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该制度于2002年1月1日起在上市的金融企业范围内实施；同时，也鼓励其他股份制金融企业实施《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3．《小企业会计制度》。于2004年4月27日发布的，它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不对外筹集资金、经营规模较小的企业。不对外筹集资金、经营规模较小的企业是指不公开发行股票或债券，符合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统计局2003年制定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中界定的小企业，不包括以个人独资及合伙形式设立的小企业。

4．《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于2004年8月18日发布，自2005年1月1日起执行，适用于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等。

5．《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于2001年2月20日发布并开始施行，是财政部为了规范财政部门会计监督工作，保障财政部门有效实施会计监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会计法》、《行政处罚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的。它适用于国务院财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财政部门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执行《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行为实施监督检查以及对违法会计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6．《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于1996年6月17日发布并开始实施的。它适用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组织的会计基础工作。其内容主要包括会计机构的设置和会计人员的配备、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会计工作交接、会计核算的一般要求、会计凭证规则、会计账簿规则、财务报告规则、会计监督的内容和要求、建立和健全单位内部会计管理制度的内容和要求等。

7．《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它是财政部为了促进各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建设，加强内部会计监督，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会计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所制定的一套会计监督管理制度，运用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其制定目的主要是为了规范会计行为，差错防弊，从而保证其他会计法规的执行。内部会计控制是指单位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等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

8．其他会计规章和会计规范性文件。国家统一的其他会计规章和会计规范性文件包括《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2005年3月1日发布并开始实施)、《会计档案管理办法》(1998年8月21日发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1994年6月30日发布，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代理记账管理办法》(2005年1月22日发布，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等。

企业财务制度：

国家统一制定的财务制度对企业资金来源、资金使用、费用开支、利润分配等有严格规定，其中包括《固定资产折旧条例》、《成本管理条例》以及有关成本开支范围、费用开支标准的规定。改革开放以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按照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政府部门管理职能的要求，对国家统一制定的财务制度进行了根本性改革，1992年国务院授权财政部发布的《企业财务通则》是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纲领性规章。2006年12月4日，财政部颁发了新的《企业财务通则》，以后相继制定了一系列配套办法，逐步建立起了以《企业财务通则》和行业财务制度为内容的、新的国家统一财务制度。其中，《企业财务通则》是基本的财务法规，它规定了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了财务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指导思想以及企业财务目标，也是国家管理企业财务活动、处理与企业财务关系的法律依据；行业财务制度是以《企业财务通则》为依据，根据行业财务特点制定的，用以规范某一行业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包括《农业企业财务制度》、《铁路运输企业财务制度》、《邮电通信企业财务制度》、《施工企业财务制度》、《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制度》、《对外经济合作企业财务制度》、《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旅游、饮食服务企业财务制度》。另外，针对股份制试点企业财务的特殊性，还制定了《股份制试点企业财务制度》。

2010年12月28日，根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8号）和国家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相关文件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点，制定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制度》《医院财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