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力量

第一篇：思想的力量

没想到朱维铮先生也去参加2008年11月杭州的马一浮研讨会。我们对马持论固异，见面交谈却能生出快意。我喜欢他的直言无隐的风格。其实我们吵过架，但很快重归于好。我因此说维铮是“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会后去沪，与维铮同行，候车闲话，得聆他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益增了解。复旦演讲后的餐叙，维铮夫妇在座，《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和《走出中世纪二集》两书，就是此时所赠。最近才断续读完。读维铮的书，如对作者本人，音容意气充溢字里行间。他气盛文畅，有时竟是“使气以命诗”。但理据充足，合于《诗》“大雅”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名物考史，诗文证史，非其所长，也非其所好。他相信在历史的陈述中可以发现历史的实相。

置于两书卷首接而相续的6万多字的长文《走出中世纪——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就是这种历史陈述的典要之作，最能见出维铮治史的卓识与功力。读时我心志清醒，眼睛极累，却又不愿罢手，只好一气了之。即使对明清史事尚不算陌生的笔者，也无法不被他的理据情采所折服。理缘于据，即历史事实本身。采缘于情，即作者的爱憎态度。他对明清的二祖（明太祖、明成组）三帝（康熙、雍正、乾隆）尤多恶感。被新旧史家一说再说而为不知情者所景慕的“康乾盛世”，维铮不以为然，这与鄙见不无针芥之合。增订本《戮心的盛世》、《满清盛世的“小报告”》和关于年羹尧、汪景祺、和珅诸案的文字，则是对此一问题具体而微的论述。如果说于康熙他还心存顾惜，对雍乾及其所效法的“二祖”，则发覆掘隐不遗余力。他认为“体制性腐败”、“权力腐败”是大清帝国的“国病”兼“死穴”。他说雍乾及“二祖”是恐怖政治的制造者，而“政治冷淡症正是恐怖政治的女儿”。致使清中叶惠（栋）、戴（震）等诸汉学巨擘，不得不扮演“锢天下聪明智慧尽出于无用一途”的历史角色。虽然他引用的是魏源的话，但他本人的态度朗若晨星。

维铮自然不会否定清代汉学的群体学术成就，这有他的《梁启超和清学史》和《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二集》）及其他关涉清代学术的论著可证。况且他的学术驻点原未尝离开过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现代诸学术硕彦，他们对清学的态度，维铮岂能完全知而不认。只不过他试图将思想和学术作一区分，似乎认为清中叶纵有名副其实的学者，却鲜有真正的思想家。也许写《孟子字义疏证》提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的戴东原是一个特例，但也止于《疏证》一书而已（戴《与某书》亦曾直言“後儒以理杀人”）。因此他对盛行于明清两代的程朱理学，不稍加宽宥的痛而辟之。甚至连程朱祖述宗奉的孔孟，也不肯通融缓颊。他对儒家殊少敬意与好感。《史》、《汉》两家对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的书写，他一再引为学术知己。而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的“求以合之当世”一语，他胪列众多今典予以驳正。不消说当90年代看到徐中舒的《论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一文，他是何等的惊喜。因为这一考古实证可以把孔子从儒的祖师的地位上拉下来，维铮当然乐观其盛。而且此公案直接牵涉康有为、章太炎、胡适、郭沫若几位名可惊座的大人物，即使是他们九泉之下的欣喜或窘态，维铮自必也乐于静观冥想。

然而维铮对儒家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有未能将汉以后渗入家国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儒学，和作为先秦思想家的孔子和孟子区分开来的嫌疑，也有未能将宋代的哲学家程朱和明清权力者装饰过的程朱理学区分开来的嫌疑。王国维、陈寅恪都指宋代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最高峰（措辞不同其意则一），陈寅恪更视宋代新儒学的产生与传衍，为我国思想史上“一大事因缘”。这些维铮必早已熟知。孔孟所建之儒家道统，是否如韩愈所惊呼的孟轲之后已不得其传？宋儒在重建儒家道统方面的建树，宜有哪些可圈可点？似还有绝大的探讨空间。我很高兴在《二集》里读到《百年来的韩愈》一文，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绝妙好词。只有朱维铮教授有这样的本领，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中心，串联起晚清以还那么多的人物与故事，曾国藩、严复、张之洞、谭嗣同、毛泽东、蒋介石、陈寅恪、俞平伯、冯友兰、刘大杰，都一一坐定位置，成为他用可信史料编排的舞台剧中的一个角色。他议论风生，举重若轻，剥蕉至心，是非分明。但他的冷峻的语言风格，容易让读者以为他只有了解，没有同情。清儒“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信条，他奉为圭臬，但钱晓徵告白于海内的“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廿二史考异序》），亦即前贤往圣著笔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陈寅恪语），我们的维铮似尚缺乏“了解之同情”。

章学诚有言曰：“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义》“答客问”）我读维铮书看到的作者，宜乎“独断之学”胜于“考索之功”。因此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高明者”。他看重思想的力量。他的学问是活学问，不是死学问。但如果有人以为他的学问根底不够坚实，那就难免犯不知人也不知学的错误。他的学问根底来自五十年如一日的文本典籍的阅读。他习惯夜里读写，上午睡眠。上帝虽未垂顾于他，却为他拨出比常人多的多的时间。疯狂阅读加上惊人的记忆力加上超强的理性分疏能力，成为朱维铮学问过程的主体精神结构。包括《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在内的他编的那些文史典籍，我们切忌以俗眼揣度，在他可是自己吞食原典资料的天赐良机。牵涉学术的理和事，他从不“尸位素餐”。如同钱锺书说“善述”不亚于“善创”，好的编选整理，与文献研究庶几近之，远非夸张篇幅的浮词空论所能比并。课堂上下，大会小会，维铮可以随时挑出时贤后生关乎古典今典以及时地人事的瑕疵舛误，就缘于他的记忆和阅读。

至于文情词采，我是这次才发现的。当他的笔触行至清季的甲午之战，因日人长期预谋蓄势，一旦开衅，陆战清军节节溃败，要不要决战海上？翁同龢和李鸿章两个怨家争论激烈，而且都想得到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支持。作者于是写道：“岂知这时太上女皇突然„病‟了，连皇帝也拒见。她的行为，似乎可解读为听任皇帝自主决策。于是翁师傅也胆大了，亲赴天津逼迫李鸿章出战。既然慈禧心态莫测，那么面对今上对之言听计从的帝师的压力，李鸿章能不孤注一掷吗？果不其然，黄海一战，北洋舰队惨败。也许这正合满汉权贵之意。他们早将当年怀疑曾国藩的阴沉目光，移向实力最强的准军首领李鸿章，认定他有„不臣之心‟，„挟外洋以自重‟，所以不肯与„倭贼‟决战。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们反而弹冠相庆，以为李鸿章的赌本输光了。”结果“光绪帝和他的重臣因主战而忍诟，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因丧师而失权，恭亲王等满洲权贵从此退缩自保。至于„公车上书‟凸显的举国同仇敌忾，在太后更是觑若无物，她不是早就宣称，谁要扫了她„六旬万寿‟之兴，她就决不饶恕吗？”“倒霉的是李鸿章。他在甲午海战败后，便被皇帝下诏拔去三眼花翎，在当时外国人眼里，已如公鸡失去了尾巴。”（《二集》页46至48）这些诙奇跌宕而又语势流贯的文字，读得我们几乎要撇开历史故实，束手驻足来专赏史家的词采文章。

现在好像又有豪杰之士欲尾随为“则天武后”翻案的昔日时髦，也在替“狡诈的老太婆”慈禧说项了，包括称赞她的“美丽”。在这个问题上，即使不曾欣赏“郁郁乎文哉”的朱氏之论我也一定“从朱”。“狡诈的老太婆”是已故史学家翦伯赞给慈禧下的考语，见于他的《义和团运动》一文（新版翦著《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作“狡猾”，不知是后改还是原文本如此而维铮笔误）。维铮引来，甚获我心。也是这次才知道，维铮对《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还有如许的兴趣。苏州姑娘林妹妹的家政名言，也为他屡引而无倦意。关于耶教来华及西来学术和中外接触史的研究，也成为他关心垂顾的领域，也是这次所见识。我想他一定到徐家汇看过那些珍藏的相关史料。但清代汉学和西学的关系，窃以为至今还是假设多于求证的未竟课题。“盛清”的国力虽不弱，但近代科技远逊于西方，甚至不是“先进”和“落后”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中国近代科技的不发达，那是要走到历史的深层，借助文化与信仰的大背景来作诠释。新世纪曙光的不能应运而来，如果仅仅归之于“体制腐败”的“国病”，似尚嫌过于笼统。

总之维铮先生的学问结构，史学是其地基，经学是其屋棚四壁，近代人物是屋中暂住的过客，思想是其柱石。说开来，他所治之学主要还是思想史。他也是以此自负自居的。他的不可一世的书生意气，一则由于不为人所理解的思想的苦痛，二则由于“高明者”的知性傲慢，三则是性情的直率与天真，最后也许还要加上长期走不出“中世纪”的“闲愁胡恨”。

他优越地驱遣着入于他研究领域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他既不想充当历史人物的“辩护士”，也不想做历史事件的“事后诸葛亮”，但他不免相信自己对历史的清理（他偏爱马克思的这句话）没有为后来者留下多少空地。然则即使是“高明者”的“独断”，也有失手的时候。《二集》中《关于马一浮的“国学”》那篇，就是显例。想不到一向谨严的维铮竟这样立论：“他（指马一浮）对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一定要作价值判断，那么在我看来，如今此等老宿已近于无。”就是说已经没有价值。“是这样吗？”这里我套用一句几次出现在此两书中维铮诘问他者的俏皮话。而且说马先生“在政治上总随改朝换代而转向”、“越发坚持其„用世‟为归宿的所谓儒学教旨”、“可谓„与时俱进‟”，如果不是厚诬前贤，我以为也是言重了。马对释氏义学和禅学的洞悉达恉（许慎称《说文》有“究洞圣人之微恉”之意）并不弱于儒学。在蠲戏老人心目中，佛学和儒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宋儒的吸纳二氏而又在言辞中隐其来路的做法，马一浮不予认同。马的学术思想其实是儒佛并重，以佛解儒，儒佛会通。只以儒之一脉来匡马的思想，未免失却半壁江山。至于指抗战时期马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是想充当“帝师”，恐怕也是缺少足够理据支持的过当之词。我虽爱重维铮，但此篇文章的立论则期期以为不然。其实维铮完全可以不写这篇文章。当然文章纠正时人的一些舛误，自然是好的，抑又未可全然抹煞也。

第二篇：思想的力量演讲稿

思想的力量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思想的力量。

TED大会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知道，其宗旨是“用思想的力量改变世界”。思想，是一个相对比较抽象的名词，我们在赞美一个人有思想时，其实就是想说明他有自己的不人云亦云的想法。思想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当我们学会好好利用他时。

首先我想来和大家谈谈思想对于人改变一生的力量。莎士比亚曾说：思想，是自由的精灵。他的成功也多半来源于他不同于常人的思想。作为一个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被人看不起的人，莎士比亚用自己的思想征服了整个世界，给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一缕曙光。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就要看思想能带给我们多大的力量了。如果说莎士比亚沸腾了17世纪的欧洲，那么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无疑是让我们对当代社会思想的力量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从一个一名不文的小伙子到一个身家过亿的总裁，他的独到的思想带给了他机遇与力量。不得不说，Facebook 是继MSN之后在社交网站方面的又一创举。扎克伯格被称为“盖茨第二”也是由于其在思想上和经历上与比尔盖茨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作为IT行业的工作者，想要获得更多的产值，就必须想方设法的把自己的理念卖出去，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思想，并且运用到生活中去。当你的理念成功地植入到大众的生活中去时，你的思想也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拥有了无穷的力量。

其实思想的力量不仅仅是体现在对我们一生的改变，它更是蕴藏在我们生活的一点一滴中。有人曾说，最幼稚的游戏都蕴藏着最深刻的哲理。我们要学会在生活中去观察，领悟思想的真谛。就拿我们从小玩到大的俄罗斯方块来说，它告诉我们错误是会积累的。当我们犯下错误不能及时去弥补时，我们的方块就会越堆越高，直到量变到一定程度，发生了质变，我们game over.所以我们要及时清理未来有可能存在的隐患，用思想的力量去掌握自己的人生。还有愤怒的小鸟游戏，当我们卯足了劲去撞击目标却失败的时候，总有一两只猪在猖狂的嘲笑我们。人生亦是如此，指指点点、欺软怕硬向来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中一些人的乐趣所在。他们喜欢在我们成功的时候嫉妒不语，却在我们失败后冷嘲热讽。如此趣味性的游戏却在其深处向我们揭示了真正的处世哲学：做好自己，用自己思想的力量去征服人们世俗的目光。

命运可以摧毁我们的身体，却浇不灭我们的思想。思想上的努力，正如可以长出大树的种子般，在眼睛里是看不见的。但人类社会的明显的变化正发生于其中。用思想的力量改变我们，改变整个世界。

谢谢大家！

第三篇：智库——思想的力量

智库——思想的力量

智库——思想的力量

智库，也称思想库，是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理论依据、思想观点、策略建议的公共研究机构。据此标准，中国智库的发展历史与改革开放同步，只有30年左右时间。目前，中国智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2009年3月20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成立，理事长由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任，整合了原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超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智库发展质的飞跃。中国符合国际通行定义的智库，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一批学者放弃了铁饭碗，走出政府机关和官办社科研究机构，开始了中国智库建设探索———林毅夫离开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到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茅于轼、张曙光、盛洪等人离开中国社科院，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樊纲成立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温元凯成立了南洋林德咨询顾问公司；1992年，位于海南岛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向省政府提出“事业机构，企业化管理”的改革方案，主动退出财政事业编制供给，实行董事局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变身为股份制非营利性的法人单位，开创了中国官办社科研究机构整体改制的先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智库在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作用，越来越受到最高决策层重视。

近年来，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城镇医药卫生体系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分配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都能看到智库和专家们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十大著名智库

十大著名智库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报道说，十大智库排名是由国内知名的科研院校、学者专家和智业机构，根据这些智库为国家决策提供的政策和咨询的多寡，以及其提供的咨询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产生的影响而评出的。这些智库大多属于半官方机构，隶属政府不同部门，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均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智囊机构，从全国网罗了一批社科和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在国家内政外交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则侧重于外交政策的研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近年来积极外交政策的推动，这些以研究对外关系为主的研究所显得日益重要，并直接为国家的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则属于军方决策智库，为中国的军事战略，以及中国军队未来的建设与发展走向提供决策。

中改院——中国智库建设的样本 1991年11月1日，中改院在大特区海南成立。迄今只有50多人、偏居边陲的中改院，20年来，紧扣我国改革进程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为改革时代不断奉献智慧成果。20年间提交决策层140余份政策或立法建议，出版200余部专著，发表1500余篇论文，主题集中在两个字———改革。

中改院是中国智库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迄今，中改院已走过20年的发展历程，从天涯海角发出的声音，不仅推动了中国改革进程，也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智库的新形象。

他们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土地使用权的政策建议；作出我国社会已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的重要判断；建议实现发展方式的二次改革与二次转型；建议我国应确立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等等。

这些富有前瞻性的观点、建议，有许多大大超前于当时理论界的认识，一经提出，带给中改院的往往不是鲜花、掌声和荣誉，而是争议，甚至非议。但中改院人却以求真务实的坚韧精神，几年、十几年如一日耐住寂寞和孤独，谏言、宣扬、传播自己的改革理念和改革对策。最终，有些直接为中央决策层所采纳，写进了党和政府的文件，有些成为制订政策和法规的重要参考，有些在理论界逐渐形成共识，产生广泛的社会反响，获得包括“五个一工程奖”在内的多个国家级社科奖项。

他们长期承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研究课题和中德政府双边合作项目，与德国、挪威、英国、美国、印度等20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学术交流关系。20年来，举办了72次改革国际论坛，受邀参加在国外举行的学术会议300多次，向决策层提交国外考察报告近百份；与国际知名智库合作，定期举办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中挪社会政策论坛，发起建立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改革政策研究机构对话机制、中国-德国-巴西发展方式与发展合作交流对话机制。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长期的改革实践经验。在繁忙的中改院领导事务之外，他写就了500多篇论文，80余部书籍，120多份政策建议报告，向社会展示了他的学术和政策水平。

中改院海南研究所有5名研究人员，所长夏锋30出头，其余成员都是20来岁女孩，2008年来，却承担了海南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发展总体规划、西沙群岛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海南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完成《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行动计划》、《国际旅游岛政策需求与体制安排》、《海南文化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研究》、《海南海洋产业发展与体制政策创新》、《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战略》、《海南省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与政策研究》、《海南地方性商业银行研究》等政策咨询报告，显示了令人惊叹的团队能力。

中改院在成立之初被定为正厅级事业单位，有30个财政事业编制，但仅过半年，中改院就向海南省政府提出“事业机构企业化管理”的改革方案，主动退出财政事业编制，吸收政府机构、国内大企业为股东，转型为中国第一家非盈利性股份制研究机构，走上自主研究、自担风险、自求发展之路。2009年，中改院又获得中编办批准，成为公益性非营利事业法人，保证了在官方背景下发挥独立研究作用。

智库的价值，是对政策决策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中改院在许多重大改革决策关头，适时提出建议，受到政策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其中，最引人称道的是他们超前提出的政府转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观点和建议。民间智库，在孤独中前行

30年来的改革开放，伴随着国内外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各个领域对决策和咨询都有着巨大的需求，形形色色的智库应运而生。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制定了很多改革方案，需要大量的政策智囊和分析者，“智囊团”、“顾问机构”、“思想库”等概念纷纷从国外引进中国。

在官方智库蓬勃发展之际，有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抱着成立中国独立智库的热情，从体制内走出来，“下海”组成了中国第一批民间智库。在当时，他们的魄力是令人艳羡的。然而，在中国大的政治环境下，仅有理想和热情还不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民间智库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几乎淡出了历史舞台。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民营企业遍地开花，民间智库又重新找到了生存的土壤。1993年前后，一批民间智库诞生，并开始活跃在各个领域。他们中间既有学术研究、政策分析，又有企业咨询和商业规划。民间智库以其独立的研究视角和社会影响力逐渐成长。

批评的声音总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消化过程的，更何况有些批评直指政治敏感中心。在东欧“颜色革命”的影响下，民间智库的生存空间再次受到挤压。2005年前后，一批民间智库被注销，只有一小部分存活下来的民间研究机构继续艰难地前行着。可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个不断推进民主建设的国家，在融入国际社会高度互动的环境下，必然需要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民间智库的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据相关统计资料，中国的智库机构目前约为2500多个，其中民间智库约占5%，也就是120多个，能够发出声音，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大概也就20-30个。

虽然，目前民间智库的生存环境已经有所缓和，但整个社会的开放程度仍然不够。尽管民间智库的生存空间有限，他们反映现实、表达民意、贡献智慧的执著不减。他们是孤独的前行者，可是他们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却一直在持续。

媒体看法——来源：《经济参考报》 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机构，贴上了智库标签。按照世界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的定义，智库是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以此衡量，我国目前近万家研究机构，能够跨过智库门槛的并不多。

但是，智库建设近年来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和研究机构追求方向，至少反映了改革、开放、转型、发展的中国，站在全球化视野上，文化的自觉和智慧的需求。从“世界制造车间”向“世界思想工厂”艰难迈进，中国智库发力追赶全球化的进程。“软实力”还比较软

在全球化的今天，智库不再局限于研究本国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也需要关注国际热点和难点问题；不仅要在国内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要在国际具有自己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一国智库的国际地位，被公认为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拥有近百年发展历史的美国智库，目前在世界事务和公共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当我们正在为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兴奋的时候，当我们致力于向世界输出商品的时候，美国智库却在以更加主动、有效的方式影响世界，在全球输出思想、理念和文化，制定规则、话题和议程。

与之相比，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我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对外经济和公共外交的实际需要，不利于中国软实力的构建。911事件发生后，以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对外关系委员会、传统基金会、美国和平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为首的美国著名智库，纷纷通过各种形式，为美国政府开展国际反恐行动，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政策建议和方案，并通过各自成熟的公共外交平台，对国际社会施加影响。

当发达国家智库千方百计、咄咄逼人影响他国公共政策的时候，中国智库的性格却比较“内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中国缺乏有影响力的智库与国际知名智库对等交流，在国外主流媒体上很少有中国智库的正面声音。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各国智库十分重视开展有关中国的研究，特别是探讨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的深远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外交、军事等一系列问题，也成为国外智库研究的主要课题；越来越多的国外知名智库直接参与了中国改革研究，将自己的思想、观点介绍给中国，影响中国公共决策，如卫生部和兰德公司合作开展了“中国农村健康保险实验研究”；亚洲开发银行、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合作开展了“中国农村卫生安全问题”研究，等等；国外智库还通过组织学术活动或设立专项访问研究计划，邀请中国专家前往国外智库开展短期访问和研究，培养在中国的理念传播者和代言人；跨国公司和对冲基金也充分利用智库的观点和声音，力图影响中国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汇率问题上兴风作浪，牟取利益。

反观中国智库，目前在国际话题上发挥影响力的领域，大多是一些相对比较边缘的问题上，而在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有重大决定作用的金融体系、贸易规则、地区安全、外交等方面，缺乏观点和意见。中国作为最大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却难以突破世界经济传统格局和规则，在经济竞逐中处于不利位置，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孤立主义的主要受害者。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经济循环的必然选择，由于缺乏智库的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身影，显得相当孤独和疲惫。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除了需要加强公司自身治理、加大国家政策扶持力度外，还需要智库为中国企业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包括中国国家形象包装、传播，企业与驻在国公共关系的改善，贸易、投资、服务便利化机制谈判和磋商，等等。但总体而言，中国智库迄今并没有较好的承担上述职能，因此，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方式显得非常笨拙，例如，在包装宣传海外项目时，动辄与“民族崛起”、“大国战略”相挂钩，壮了自己的胆，吓了别人，因此被拒绝门外不足为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认为，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胃口贪婪的经济怪兽，到处买矿藏、石油和资源，到处投资、攻陷市场来堆积G D P，经济能力很强大，但是在提供政治制度和公约、制定国际规则、提供方案上，却做得很不够。

此外，由于对世界经济运行状况和规律缺乏了解，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缺乏准确研判，中国智库常常对宏观经济决策发出错误信号。

独立性：智库生存和发展的一道门槛 目前，独立性成为中国许多研究机构难以迈过的一道门槛。我国大部分智库由财政供养，主要承担所在部门政策研究和解释角色；为数不多的民间思想库由于缺乏政府和社会资金的支持，往往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保障，不得不接受利益团体资金，包括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赞助资金，一些研究机构甚至为了大客户的利益，不惜刻意控制信息数据。

体制缺陷和经费不足，严重影响了中国智库社会功能的发挥。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智库要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敢于谏言，使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就要保持智库的独立性。

为此，中改院主动退出财政供养体系，建立了“官方背景、民间机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谋生存、自求发展”的管理模式，形成了高效、独立的研究机制。

机构独立，使中改院能够以非政府组织机构的形象，与国际组织开展广泛的合作与交流，组织各种研讨活动。中改院形成了企业政府投资入股、研究咨询、改革培训、资产经营、国际合作项目支持等多元的融资渠道，为机构独立提供了经费保障。

研究独立，使中改院能够始终以谏言改革为己任，研究成果紧贴改革实际，广泛运用于改革实践。中改院十分重视改革研究的国际合作，既形成了课题研究的国际视野，又充分利用国际研究资源，拓宽增加经费来源，在国际合作中，研究独立始终是中改院坚持底线，建院20年来，中改院执行的国际合作项目均为多边或政府间双边项目，中改院研究的课题，均是根据我国不同时期改革的现实需求，由中改院自主设定。

人事独立，使中改院建立了员工利益共享机制，有效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吸引了一批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人才加入中改院。

迟福林院长表示，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有作为、有远大追求的研究机构，都会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和交流，中改院的体制特色使之更容易和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沟通和合作。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已成为未来中国思想库实现影响力并保持独立性的关键。

西方国家的智库除美国有各大基金、项目招标、捐助、政府合同和自身产业运作等形成的多渠道融资机制之外，大部分主要还是得益于政府的支持，才能获得繁荣与发展。德国和英国的智库主要分为接受政府课题的研究所和政党组建的研究性基金会；在日本，政府多采用委托研究的形式采纳思想库意见。

因此，政府要建立有效制度，保障思想库获得多元化的经费来源，改变官方智库垄断资金、信息和渠道的局面，形成思想自由竞争的市场。包括政府加强对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采购，设立公共政策研究基金，鼓励各类思想库自由申请；通过法律或政策鼓励社会公益捐助；鼓励民间资本作为政策研究基金的有益补充；鼓励思想库专家的公益探索研究等等。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思想库就大大减少了迫于生计而依附于少数别有用心的资助者的可能性，独立性才有保障。对智库而言，应把握好思考独立性与扩大官方影响力的平衡。扩大官方影响，并不意味着失去了思考独立，坚持思考独立，也并不意味着就不能支持政府观点。智库要得到长足的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产生更大的影响，就必须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获取一手的信息资料，建立畅达的沟通渠道，提供可行的智力产品。

完全依附政府的智库固然会丧失独立性，日渐远离政府的智库则会失去影响力，坚持官方影响力与思考独立性的统一，是当前中国智库建设必须坚持的根本方向。美国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和传统基金会都与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人员在从政和研究中来回旋转、进出，既能掌握政府信息，又能清楚政策需求，因而能够成为美国对公共政策最具影响力的智库。

迟福林认为，中国式智库对决策的影响，未必都要通过批判性的意见来实现，中改院与决策层的关系，是建设性、合作性的关系，一方面，中改院坚持研究的独立性，把握改革的政策需求，进行前瞻性、实用性、战略性、客观性的研究，另一方面，中改院的研究独立，是建立在同中央对改革的总体部署保持高度一致的基础上的，这一立场使中改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报告，既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进程的需要，也符合中央确定的改革基本路线和基本理论。

第四篇：思想的力量(十月围城)

思想的力量

——之观《十月围城》有感

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

——题记 《十月围城》是一部以民主思潮兴起发展为背景，将香港发生的思想传播革命冲突放大，来表现“新思想”传播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阻碍的一部革命题材的影片。

虽然思想的传播者是孙中山，但面对“新思想”的到来，不同阶层的广大群众对于民主革命的态度和他们内心的纠葛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人们的内心想法不断改变并且不断进步，促使了剧情的发展。

全剧以杨衢云到港遇刺开篇，以陈少白鼓动李玉堂参加革命为事件发展，以李玉堂的思想转变和身边人们的经历为情节冲突，以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为主线。构成了一部革命发展的牺牲史。

面对一部革命题材类的影片，我们不得不细说一下其中的角色和他们背后的故事。

 李玉堂—王学圻（饰演）

①革命人的形象：李玉堂从一个只为革命提供资金的富商形象，慢慢的受到身边逝去的人影响从而加入革命的大军。我们可以从他的言语中看到这些，如他为自己的爱子取得留洋机会开办宴会，建议儿子着洋装等等。表现了他具备的先进的思想。

②朋友的形象：面对陈少白苦苦恳求，得知少白出事后的转变，那支钢笔的特写镜头更深刻的表达了对朋友的那份感情和遵守诺言。

③父亲的形象：李玉堂身为一个普通的父亲，用最简单的表达方式来彰显父爱，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也加入充满风险的革命队伍，最终儿子为了革命牺牲，抱住儿子大哭更表达了全天下父母的那份质朴的感情。 陈少白—梁家辉（饰演）① 地方革命传播者形象：陈少白作为在香港地区的革命的传播代表，他的任务不仅是传播“新思想”更多的是为了新革命更好的发展贯彻下去而努力。联络、沟通、实施，都是为了革命。

② 长辈的形象：在选择作为孙中山的替身的时候，发现了隐藏在被选人群中的重光而动怒，是为了保障李家的后代而愧疚，而难过自己的心坎。

③ 师长的形象：作为报社的灵魂人物，他的师长的力量是不可小视的，报社的工作者多数的知识新青年。而面对闫孝国这样的一个学生的反面角色的诞生更是推高了剧情的发展。角色是剧情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部分，但是其中也是不同的感情线交织，有李玉堂和李重光的父与子的感情纠葛，有阿四和阿纯的爱慕感情线，有李玉堂和陈少白的朋友的患难情，更有闫孝国扭曲的爱国情，此起彼伏的感情线构成了一个丰满的作品。

纵观全剧的剧情和剧集的内容，是感情中伴随着纠葛，泪水中伴随着欢乐，牺牲为了更好的明天。

音乐和音响的有机结合更使剧情丰满，情感深入，视听并茂。共同创制了一部革命史诗。

所以，请相信思想的力量是不容小视的，思想是行为的前提，更是行为的准则。更是我们发展未来的根基。面对我们的未来，我们要转变自己的心态，要乐观的对待前方道路的坎坷。幸福的定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而我更相信只要关于面对，做真是的自己。唤醒沉睡慵懒的心境，那就是幸福吧。

或许，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为此幸福，革命是那个时代的必须。 闫孝国—胡军（饰演）

他的角色也很明确，是一个清朝武将的角色，同样是一个为了保护中国的角色，认为孙中山是反派，而效忠祖国。消除一切所谓的反对清朝的势力。 李重光—王柏杰（饰演）① 新青年的形象：重光作为一个获得留学证书的青年，思想的进步性是明显的，看到陈少白的到来露出灿烂的笑容，天真的向少白要“礼物”更体现的了他对革命的向往和对未来的希望。

② 儿子的形象：父亲对自己的不理解，到最后看到转变的父亲。内心的欣慰最后使父子和好。

③ 孙中山替身的形象：一个孩子的害怕，一个人内心的纠葛。都在逃亡中展现的淋漓尽致。但最后经过了多次惊险使得泪水换笑容体现了一个革命人的成长，一个孩子的蜕变，一个希望的来临。

 史密夫—曾志伟（饰）、沈重阳—甄子丹（饰）、邓四弟—谢霆锋（饰）、方红—李宇春（饰）、王复明—巴特尔（饰）、刘郁白—黎明（饰）

上述的角色都是生活中小角色，但是他们都是各个阶级的代表，同样也是社会广大群众的代表。他们不管是因为什么而参加护送，或是可以说是参加革命。他们的行为都是向往新生活，向往未来的新的力量。关于《十月围城》的影视评析

导演及演职人员介绍： 导演：陈德森 监制：陈可辛

编剧：秦天南/阮世生/郭俊立

主演：王学圻（饰演 李玉堂<商人>）、梁家辉（饰演 陈少白<革命党>）、胡军（饰演 闫孝国<刺客头领>）、王柏杰（饰演 李重光<商人之子>）、谢霆锋（饰演 阿四<车夫>）、甄子丹（饰演 沈重阳<赌徒>）、李宇春（饰演 方红<戏班主之女>）、巴特尔（饰演 王复明<小贩>）、黎明（饰演 刘郁白<乞丐>）、范冰冰（饰演 月茹<商人妻>）、曾志伟（饰演 史密夫<警察司长>）、任达华（饰演 方天<戏班主>、周韵（饰演 阿纯<照相馆女>）、张涵予（饰演 孙中山<革命传播者>）、张学友（饰演 杨衢云<兴中会前会长>）、李嘉欣(饰演 刘郁白爱的人)、吕中（饰演 孙中山母亲）

第五篇：领航,思想的力量开辟新时代

领航，思想的力量开辟新时代——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考（上）

（一）政党的责任。

这是刚刚在北京落幕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世界各国政党领导人关注的主题。

这次对话会的会标上，五彩飘带环绕“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PC，共同构成地球的造型。恰如这个会标寓意的，世界最大政党、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与来自世界五大洲的政党一起，肩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民建设美好世界的重要责任。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这片近40年来进行着全世界“最有勇气的制度实验、发展实践”的土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写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过去5年，这个创造“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的政党，在中国大地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个多月前，中共十九大再次标定一块里程碑，当代共产党人以巨大勇气、巨大智慧和巨大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为5年变革最直接的思想动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被写入党章并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成为一面高高飘扬的精神旗帜。

这是中共十九大的重大历史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最新思想境界。当社会主义国家赞叹这一理论创新，“不仅照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方向”，也将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提供强劲动力”；当西方世界感慨“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最好的选择”“这一思想必将引领中国共产党继续走在时代前沿”，人们看到马克思的伟大学说藉由中国道路展现的“真理之光”，让更多人向“一种严谨的学说，一种科学的制度，一种深邃的思想，一种美好的理想”脱帽致敬。

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从历史的山巅回望，若干年后，将会更清晰地看到，我们写入历史的那些成绩，莫不源于点亮时代的思想光芒。

（二）有日本学者研究中共的话语体系，发现两个意象出现频率颇高——“道路”与“航行”。两个词所折射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承的接续奋斗。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共产党人开创的“道路”上“航行”，取得了堪称伟大的成功。从68年前建立人民共和国，到39年前开启改革开放大幕，再到5年巨变迈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总能形成对发展方位的准确判断，在时代的激流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航道，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正是在这一前后相继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探索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过去5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划时代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理论上的又一次飞跃。这条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由此抵达一个新的起点。

德国诗人海涅曾写到，“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虽然十九大才正式提出，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容、深刻内涵，早已写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成为熊熊燃烧的火炬，照耀着十八大以来党和人民创造性的探索实践。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评价，习近平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了中国，中国目前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在习近平领导期间增长了近40%，亚洲的新秩序“不是正在显现，而是已经到来”。而对于这5年最生动的视角，还是来自于这个民族富有历史感的自我审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1980年，面对除旧布新的中国，诗人艾青借用春天万物复萌，说明“解放了的思想”所造就的时代洪流。今天，我们再次在中国大地，感受到一种新思想的磅礴之力。回首“极不平凡的5年”，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理解这一思想的几个维度——

没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不会有中国5年来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这一思想的实践意义，在于把中国的发展带到了新的历史方位，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没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不会有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思想的历史意义，在于让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的梦想，让我们前所未有地有信心有能力去实现这一梦想。

没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这一思想的理论意义，在于把握追寻理想社会的真谛，为人类通往真理之路树立起新航标。

没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不会有“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一思想的世界意义，在于打开了现代化的更多可能性，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10月24日，举世瞩目的十九大落幕。被译成多种外语的十九大报告，迅速成为国际社会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强有力读本”。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评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习近平把中国带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就让我们沿着这几个维度，追寻思想的火炬，如何照亮一个民族走向富强的历程；感受思想的光芒，如何产生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力量。

（三）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年前，当“中国号”航船再度扬帆起航，继承的不仅是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发展的成果，还有累积下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更有“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犹记2012年，许多人的预期并不乐观。那一年，中国经济增速自新世纪以来首次低于8%。“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在罗列需要跨过的一系列栏杆后，外媒一叠声唱衰中国，即便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信心的人也不得不提醒，“解决不好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题，中国就会前功尽弃”。在这样一个破旧立新、世代交替的“艰难时刻”，所有人都在观望，中国共产党如何引领这个曾经几度辉煌的东方古国，在历史的又一个转折关头走向自己的梦想？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中国发展历程中这5年，正如习近平的豪迈宣示：“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5年奋进，面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腐败问题严重，习近平铁腕反腐、从严治党，彻底扭转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亲自挂帅中央多个领导小组，加强对事关全局的重大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党中央成为坐镇中军帐的“帅”。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传统动能减弱，不踩大油门、不搞强刺激，而是以强大的魄力和定力推行改革，在波澜不惊中实现了发展理念和经济结构的全方位转变和历史性转折。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以超过30%的平均增长贡献率，成为世界经济引擎。

密集推出1500多项改革举措、贫困发生率降到4%以下，中国共产党脱胎换骨、人民军队浴火重生、人民群众获得感增强、意识形态主导权大大增强、大国外交全面推进……十九大报告十个方面的总结，寥寥数语后蕴藏多少运筹帷幄的胆识，涵盖多少波澜壮阔的变革，凝聚多少惊心动魄的转变。一个微信公众号征集这5年“万万没想到的那些事儿”，结果应者云集。不过1800多天时间，变化之巨、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影响之深，让身处其中的人无不为之感奋。

是什么让中国逆流而上击水中流，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因为我们有了习总书记这个核心，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灵魂”，十九大精神宣讲团行至广西，一位基层老党员的心声，道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感受，也印证了邓小平的那句名言，“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逆风飞扬的中国交出的这份漂亮成绩单，也让媒体感慨，“习近平是具有长远战略思维的政治家”“在他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展现了非常宏大的战略视野和娴熟的政治运作才能，很快就跻身于能够主导国际事务的领导人行列”。一些外国观察家给出了这样的判断，“习近平正在唤醒中国”。

5年砥砺，被“唤醒”了的中国，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回首5年，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不仅是一个发展进程的概念，更是一个思想演进的概念。

以民族复兴中国梦重构“时间逻辑”，以“五位一体”“四个全面”重构“战略逻辑”，以经济新常态重构“增长逻辑”，以新发展理念重构“发展逻辑”，以全面深化改革重构“治理逻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构“精神逻辑”，以美丽中国建设重构“生态逻辑”，以全面从严治党重构“政党逻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构“世界逻辑”……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在领导全党全国推进伟大事业的实践中，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系统性地回答了当前中国和世界面对的问题，战略性地设计了国家未来和人类未来，创造性地推动了民族复兴事业，预见性地判断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情况，以高远的视野、深邃的思考，写下当代共产党人的时代答卷，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这是一套严密完整的逻辑体系，也是一个体大思精的思想体系。5年来，亿万人民一次次从习近平的讲话中，感受到执政党的深谋远虑，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芒。“没有思想的时代，就像没有舵的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其与时俱进、不忘初心、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展真理之旗、掌时代之舵、扬复兴之帆，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中国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也是一个被世界高度关注的新时代。十九大期间，美英联合制作的纪录片《中国：习近平时代》首播，主动解读习近平领导下的5年。主创人员坦言，整部纪录片的核心是，“所有这些变化的背后，都有一个最初始的力量源泉，就是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和政策方针”。当一种思想在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激发历史性的成就、在亿万人民生活中书写下历史性的变化、在全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产生历史性的影响，这样的新思想，足以标定一个新的时代。

（四）在亿万人民的记忆中，这个新时代，起航于习近平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打开了一个古老国家对于未来的想象。

这是一组必将载入历史的画面。2012年11月，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集体出行，是去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刚刚当选为总书记的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7年10月，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集体出行，是去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追寻中国共产党的“根脉”，再次当选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从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十九大号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习近平在历史的大视野中，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描绘亿万人民同心同行的奋斗目标。在新思想开启的新征程上，国家的现代化与民族的复兴成为前后相续的目标，几代共产党人开辟的中国道路，在这一进程中不断向前。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华民族对历史的兴替有更深切的感受，没有哪个民族在连续两千年领先于世界之后突然堕入“国土沦陷，水深火热”的苦难，因此也没有哪个民族如此渴望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回望过去，面对沉沦日久的神州，是中国共产党高举复兴大业的旗帜，从毛泽东誓言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到邓小平强调“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共产党人初心不改、使命不变。5年来，习近平对民族复兴这一重大命题，作了迄今最集中最系统最深刻的阐述，使之成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唤醒中华民族奋斗激情的精神旗帜。

首次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简练地喻作“中国梦”；首次明确揭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系统阐释中国梦的实现路径、精神支撑、力量源泉；首次阐明伟大梦想与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的关系；首次诠释中国梦与世界的关系，明确宣示“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想相通”……这些阐述，不仅为世界感知当代中国开启了一扇大门，更以体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梦想，构思出堪与中国古代辉煌或欧洲启蒙时代媲美的复兴路径，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复兴这“千年一叹”的深切思考。难怪已过鲐背之年的基辛格在聆听习近平演讲后如此感叹：“有光荣的梦想，才有伟大的成就。”

湖南山村，一位村民贴出对联：“雪梅映红中国梦，紫燕衔绿万家春”；异国他乡，旅美华侨写下心声，“他邦夜夜家国梦，天涯朝朝总相思”。过去的5年，在民族复兴的大棋盘前，习近平以中国梦这一核心概念，重塑中国信仰、重筑中国理想、重聚中国力量，极大地焕发出亿万中华儿女奋发进取的激情，推动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从5000年悠久文明走来，历经170多年艰辛的探索历程，终于走到了最为接近梦想的今天。

以时间节点为标志，十九大报告擘画了新蓝图。接下来，中国将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并走向共同富裕，将提前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创造人类历史上第一个10亿以上人口共同迈入现代化的奇迹。而在这些宏伟的国家目标之下，“每一个中国人都将经历历史性的重大改变，获得更多梦想成真的机会”，多少志士仁人泣血浩歌的复兴大业指日可待。放眼未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将成为人类发展进步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

（五）这一标志性事件最为突出的影响，是让社会主义这一绵延500多年的进步思想，经过几轮高潮和低谷的交替，在世界的东方展现出强大生命力。

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贡献，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无上光荣。11月7日，十月革命100周年。俄罗斯《真理报》刊发的纪念文章《十月光芒指引未来》指出，虽然“十月革命的主要成就”早已不复存在，但中国的成就让人们依然相信“十月的光芒”。另一篇《观点报》纪念文章，在分析“共产主义的幽灵”为何重新在欧洲徘徊时，明确提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所取得的难以置信的成果”，中国“已成为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从而理所当然地为全球众多趋势定调，思想领域亦不例外”。

中国成就成为世界支撑，中国理念在为世界定调。今天，很多90后年轻人开始走进马克思，感叹“马克思靠谱”；在欧洲，“马克思主义再一次成为了时髦”，有报纸头版整版刊出大红底色的马克思头像，政要们开始到《资本论》中寻找智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则在短短数年内，以24个语种、27个版本、660多万册的发行量，热销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且“影响的大都是主流人群”。这一切，恰如一部火爆网络的专题片片名——《社会主义“有点潮”》。今天的世界，虽然社会制度有差异、意识形态各不同，但一个观点已成共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中国让社会主义学说重新伟大”。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实践是最硬的标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5年社会主义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世界影响、所赢得的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雄辩地证明了“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习近平曾系统梳理社会主义500年的思想源头和演进，不断强调我们党要努力“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过去五年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激荡，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正是我们党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贡献。而这种贡献最为突出之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思考。

十九大期间，一位外国记者来到中国，偏见让他“主题先行”地想做一组报道，挖挖中国“贫富分化问题”，没想到稍一深入，就被中国扶贫的巨大成就吸引，最后他决定好好写写“中国的脱贫故事”。过去5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5500多万，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的人口，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贫困斗争，被联合国誉为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也提供了一个观察“习近平时代”的最好视角。中国这5年，是社会主义本质得到空前体现的5年，是制度优势与活力得到空前发挥的5年，是共产党的宗旨信念得到空前强化的5年，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得到充分实践的5年。看到了这一点，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习近平为什么要不断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为什么要反复宣示“一个都不能少”，为什么要始终坚持“共同富裕”，为什么要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为什么要以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将社会主义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书写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

毛泽东说，“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邓小平说：“马克思有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我们有我们时代的语言。”习近平以强大的思想力、原创力，以巨大的政治智慧、理论勇气，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和发展，将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成果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理论惟有“常新”，才能“常青”。这一划时代的理论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中国的奋斗，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十九大期间，165个国家452个主要政党发来855份贺电贺信，这些贺信不仅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也来自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越来越多的人断言“全球新未来最好的希望来自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认定“世界2030年时的面貌取决于中国”。有海外网站刊文称，在中国模式中，许多人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光明未来。对全世界雄心勃勃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项。

2017年，十月革命过去了100年；2018年，《共产党宣言》将迎来发表170年，中国改革开放也将迎来整整40年。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并没有进入“历史的博物馆”，而是在持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手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六）习近平正在领导中国完成三大治理——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美国学者主编的《习近平复兴中国》一书如此评价。的确，今天的世界，正经历“4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面对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世界，作为“站在世界地图前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从一开始就把思考“人类命运”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职责所在。一位法国东方问题专家在梳理中国“令人瞩目的成就”后慨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次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地应对跨区域问题，慷慨地与全人类分享发展经验，审慎地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正确义利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之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宽广深邃的历史视野、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勇于担当的大国胸怀，提出对世界发展、对人类未来的中国方案。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让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走向现代化路径的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来自东方的思想力量，实实在在地在改变世界。过去5年，“一带一路”犹如两只翅膀，以中国为原点，沿着古老大陆和大洋铺展开来。从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到中巴经济走廊风电项目，在这条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上，伟大的思想推动伟大的实践，让昔日“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地方”再次成为沿线人民的福祉。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表述，“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的铿锵誓言，让世界感叹“中国的新时代将影响世界”。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曾对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形象进行全球公众调查，在受访者对本国领导人认可度、30国受访者对10国领导人认可度、以及受访者对本国领导人正确处理国内及国际事务信心度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排名第一。有国外学者评价，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以有所作为的积极态度让世界各国重新认识中国，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今天的世界，不仅深深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命运”，也日益深刻地体会到，世界已经从与中国共享“经济发展红利”，走向了更高层次的共享“思想理念红利”。这只“睡醒的狮子”是真正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它“长远的目光和对时代需求的精准把握，对世界发展大有裨益”。

（七）共产党人的目光，总是望向未来。

20世纪30年代，当国内革命遭受重创，仍然坚信革命是“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20世纪90年代，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在世界陷入低潮时，仍然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当中国昂首走进新时代，更加坚信我们会“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1975年9月，《延安通讯》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北京知青习近平带领陕北梁家河村村民办沼气的故事。标题意味深长，叫《取火记》。今天，思想的火种点燃了新征程的火炬，引领8900多万党员、13亿多人民，向着历史深处的一个个时间节点迈进。

在这伟大的征程中，思想的火焰将绽放更耀眼的光芒，照亮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坚实步履，照亮我们更为美好、更值期待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