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赋税与户籍制度总结（共5篇）

第一篇：古代赋税与户籍制度总结

中国古代史赋税与户籍制度总结

2017-06-24历史学考研和就业赋税与户籍制度 三代时期

特点：劳役地租→井田制下公田、私田的区分，先公后私的耕作顺序。

有亡荒阅：周文王时期，为稳定社会秩序制定了“有亡荒阅” 的法律。荒：大；阅：搜捕，是用以保证追捕逃亡奴隶，交还原主的共同规约。说明了周文王时期已经有了使用奴隶和奴隶逃亡的现象。

不籍千亩：周宣王时期，井田制难以为继，被迫废除借助民力耕作公田的制度，改将公田予以农民耕种，收取一定的田租，此即“不籍千亩”。由此，井田制下的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变，封建生产关系发展起来。

料民于太原：是西周晚期一项旨在补充兵员、开拓财源的政策，以征收赋税和征发兵役。料民，即调查核实户口。这一举措遭到了平民和奴隶的反抗。春秋战国时期

特点：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按地亩纳税，实物地租。初税亩：不论公田、私田，一律“履亩而税”。

作丘甲：前592年，鲁国在初税亩的基础上，实行“作丘甲”，以16井为1丘，按丘出军赋，增加了国人的军赋负担。

用田赋：前483年，鲁国季康子实行“用田赋”的政策，进一步增加赋税。

蒍掩书土田：前548年，楚国实行“蒍掩书土田”，即将土地分为9等，按照土地的面积、质量量入修赋，以增加军赋收入。

作封洫：前543年，郑国子产实行“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的改革，将井田上的居民按照什伍制编制，以便于履亩而税。

初租禾：前408年，秦国实施“初租禾”，大体上与鲁国初税亩相似。

上计制：上计制度是战国到秦汉时期，官员在每年的年终向中央汇报地方各项情况的制度。战国时期，中央的重要官吏和地方的长官每年将自己辖区的户口、垦田数、赋税等预算数字写在木劵上，上报国君，并把木劵剖分为二，国君持右劵，臣下持左劵。年终，官吏必须到国君处报核，国君持右劵亲自考核，或由由丞相协助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官员予以升降、赏罚。上计制的建立标志着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秦汉时期

上计制：秦汉时期，由县令将所辖地区的户口、垦田数、财政收支编为“计簿”，呈送郡国，郡守或者国相再加以汇编，送报中央。负责入京执行上计的人员被称为“上计使”。编户齐民：两汉时期对全国人口管理实行严密的户籍制度，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称编户齐民。为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保证赋役征派，两汉政府推行编户制度，以户籍作为政府收取赋税、征发徭役兵役的主要依据。编户齐民具有独立的身份，但不准无故迁移，对国家的负担主要是土地税（田租）、人口税（算赋口赋）、代役税（更赋）。由于西汉田赋较轻而人口税和更赋较重，这一制度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是不利的。

案户比民（案比制）：案户比民，简称案比，是两汉时期户口登记和核查制度。案比是户籍管理的基础，在案比的基础上，政府编造户籍，写明每个人的年龄﹑性别﹑体貌特征﹑土地 财产﹑社会关系等，每年例行检查。

算赋口赋：算赋和口赋是两汉时期按人口为标准征收的人头税。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是政府的税收。汉制，民15至56岁，无论男女，每人每年缴纳一算（120钱）的赋税以充军费，奴婢、商人加倍征收。口赋是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为皇室收入。口赋起初为3至14岁缴纳，后元帝时期改为7至14岁；税额最初为每人每年20钱，武帝时期改为23钱，沿用至东汉。算赋、口赋是封建国家最大的一项财源，在两汉赋税中居重要地位。人头税的负担者主要是农民，而封建官吏和地主则有免税的特权。

更赋：更赋，即代役钱。汉制，民20岁（昭帝时期改23岁）至56岁须服兵役、徭役。兵役分正卒（戍守地方）、戍卒（戍守京师或边境），各一年，不愿亲自服役的，每月出300钱，由政府雇人代役；徭役称更卒，每人每年到政府服役1个月，不愿亲自服役者，出300钱，由政府雇人代役，称“过更”。魏晋南北朝时期

曹魏租调制：200年（建安五年），曹操在人口流散，货币几近废弃的情况下，对汉代赋税制度进行改革，推行新的赋税制度，是为租调制。规定：每亩地征收田租四升，每户征收绢二匹、绵二斤，废除其余杂税。这一改革，以定额田租代替两汉时期的定率田租，以户税代替两汉时期的人头税。租调制下，田租较低，租额固定，增产不增租；户调以户为单位，增人不增调。这一赋税方法也被孙吴所采用。租调制的实施，免去了以物易钱交税的中间损失，符合当时军队的需要和经济条件，使得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有所恢复。

西晋户调制：西晋沿用曹魏的租调制，并有所发展。晋制：①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子或次丁男户减半；边郡征收额则为2/3或1/3；少数民族视距离远近则征收布匹一匹或一丈，米三斛或五斗或折钱28文。②另有课田制，即田租制。丁男无论占地多少，须纳50亩课田的田租共4斛。因此，西晋的课田制实际是以丁为对象的丁租，不利于小农而有利于地主。③缴纳赋税实行“九品相通”，即按照资产评定户等，按户等高低征收。东晋和南朝时期的租调制：①330年（咸和五年），东晋度田收税，即丁租和亩税并举，遭到了豪族地主的反对和抵制；362年（隆和元年），被迫降低亩税；376年（太元元年），取消度田收税制，实行口税制度，彻底向地主让步。②南朝宋、齐沿用东晋制度，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租调折钱缴纳的现象，反映了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③梁、陈的租调制，不仅亩税、田租并存，还增加禄米；户调则变为丁调，加征禄绵，对小农剥削日趋加重。④同一时期的北方，在十六国时期后，基本沿用了租调制，但是滥征滥发现象十分严重。⑤这一时期的租调制，虽然看似公平（计赀定课），但由于官吏和地主富户相勾结，使得大部分的赋税压力转嫁到小农身上，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加重了农民的困苦。

黄白籍、却籍：东晋、南朝时期①称政府的正式户籍为“黄籍”。②称南渡侨民的户籍为“白籍”。“土断”即是将白籍的侨民编入政府的正式户籍（“黄籍”）中。③对户籍的审查称为“却籍”。

北魏九品混通制：是北魏前期实行的赋税制度。魏制，每户平均纳帛一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实际操作中，则按照北魏政府的规定，由县令计赀定课，分为“三等九品”。三等指的是将赋税按等级送到不同的地区，而九品指的就是赋税的等级，上三品的进入京师，中三品的进入别的州的重要粮仓，下三品的留在本州，这就是所谓的九品混通。隋唐时期

大索貌阅：自两晋南北朝以来，由于赋役沉重，户口隐漏情况很严重，大大减少了国家赋税的来源。隋建立后，严厉检查户口。583年（开皇3年），隋文帝下令各州县“大索貌阅”，即根据户籍上登记的年龄体貌来核查户口，以防丁壮诈老诈小逃避租役，以彻底清查户口。结果得44万余丁，164万余口，使大量逃避租役的丁壮和隐匿户口重新编入户籍，增加了封建国家的户口和财政收入，加强了中央集权。

输籍定样：是隋朝制定户等和纳税标准的方法。为了防止地方官吏、豪强在户籍、户等、赋税方面营私舞弊，585年（开皇五年），隋文帝采纳高颎的建议，在全国实行输籍之法，即由政府规定各界民户所应负担的赋税徭役数目，并从轻定额，使之低于豪强地主对于依附农民的剥削，再由政府规定划分户等的标准，作为定样，颁发各州县，使依样划分户等。这一办法颁布以后，许多原来依附于豪强地主的农民纷纷脱离他们，向官府申报户口，纳税服役，成为国家的编户，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赋役的来源扩大，削弱了豪强地主的经济实力。隋租调力役制：隋朝的赋役制度包括租、调和力役三部分。隋制，18岁至60岁的男子为丁，要负担租、调、力役。租为田租，丁男一床（一夫一妇），每年纳租粟三石；调为户调，每年桑田者，输调绢一匹，绵三两，麻田者，输调布一端，麻三斤，无妻室的单丁与奴婢纳一半租调；每丁每年服役一月。583年，隋文帝规定丁男年龄由18岁提到21岁，受田年龄（18岁）不变；调绢输一匹减为输二丈；力役每年一个月减为20天；590年，规定年50以上者，可以纳布帛代替力役，是为“输庸代役”。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唐租庸调制：唐代的租庸调是按丁征收的。均田制下，农民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叫做“租”；每年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交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叫做“调”；每丁每年服徭役20天（若不服徭役，每天折纳绢三尺或三尺七寸五分，是为“输庸代役”）称为“庸”。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与隋相比，唐代“庸”确立并制度化，同时，隋制50岁以上的人才能输庸代役，唐制则不再受年龄的限制。唐中期赋税制度改革：两税法。

计账：为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唐代政府每年一造计账，作为户籍的底稿，三年一造户籍，作为推行的依据。

手实：是唐代在基层官吏的监督下，由居民自报户内人口、田亩以及本户的赋役承担情况的登记表，是制订计账和户籍的主要依据，每年申报一次。因其是按照一定的格式，由户主亲自据实填报，故称“手实”。手实制度在宋代熙宁年间也一度推行。

社邑：社邑是一种沿传很久的民间互助团体组织。社邑除了组织春秋两次社祭外，平时还起着基层政权结构的辅助组织作用，与乡村中的里正、乡长一起催督耕作，团练防盗，应付官差。除了官府控制的社邑外，唐代私社更为兴盛。其有两种类型：其一是从事佛寺活动的佛社，一种是从事经济活动和生活互助的民间社团。私社在乡间、城镇皆有，也有跨地区的职业性组织。这时期的社邑早已脱离了早期血缘关系的束缚，演进成为了从事共同事业的社会组织。

乡里组织：隋初沿用北朝旧制：三长制。开皇九年（589）改党为里，每里125家；500户为乡，设乡正管理；成为保里乡三级制。唐沿隋制，保里乡分别为5家、100家、500家，主体是乡里，故称之为“乡里制”。唐时整编户口主要以乡为单位，即一乡一册。这时的乡已经是自然村与行政区划相结合的组织。户口稽查、田地授受、赋役征发都要依据乡里编制。辽宋金元时期

五等户籍：宋代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五等户籍制度经宋初三朝逐步完备。主户指占有田地、承担赋役的人家。按照他们财产（主要是土地）的多少，分为五等，每逢闰年更造一次，第一、第二、第三等户称上三等户[1]，其中第一等户是大地主阶层，第二、第三等户属于中、小地主。第四、第五等户和客户属于农民阶级，其中第三等户中的一部分和第四等户属于自耕农阶层，第五等户多数属于半自耕农。客户指没有田地产业的人家，主要是佃户，但也是国家编户。主户和佃户的关系是由契约形成的地主和佃户的关系，表明了佃户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支移：为了移有余补不足，宋制，纳税人需要改变送交的地点，移此输彼，移近输远，称“支 移”。由于北宋边境战事频仍，税物大多规定送至周边地区，运输费用则由纳税者负担。不愿意支移的人，则须按照货物的数量，每斗交一定数额的钱，称“纳脚钱”。沿纳：是两宋时期在两税之外，形形色色的杂变之税的统称。

折变：宋代对交纳政府的税物类型有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官府按照实际所需，改变纳税 物品，或者以钱折麦、以麦折钱，或者以麦折绢、以绢折钱，是为“折变”。这样一折再折 后，农民负担愈发加重。

通检推排：金朝实行的对民户家庭资产总额“物力”进行评估核实的制度。始于世宗大定四年（1164），以后大体上十年一次。官方根据“物力”征收一定的“物力钱”，并结合户等划分上中下三等。金朝赋税之制，猛安谋克户缴纳定额牛头税，汉民根据地亩数缴纳两税。同时所有人都要缴纳物力钱。其余杂税与差役，再照物力钱多少与户口等级摊派，钱多多担，钱少少担。然而后期出现官吏为求速度而不究实情的情况。尽管其有种种负面影响，但其平均赋役的思想值得肯定。

元代赋税制度：①“五户丝”：元制，每五户出丝二斤供给本投下，称“五户丝”。五户丝主要推行在北方地区。②在北方推行“税粮科差”制：税粮即丁税，每丁每年纳粟三石，驱丁每人每年纳粟一石；科差则包括丝料（每两户出丝二斤供于政府，与“五户丝”合称为“二五户丝”）、包银（每户每年纳银四两，其中一半折为丝绢等物）、俸钞（每户每年纳钞一两，作为所在路的诸官吏俸禄）。③南方行两税法，沿用宋代旧制，按地亩分夏秋两税收取，夏税交布帛、丝绵等物，秋税纳粮。南方另有科差，包括包银、户钞（每万户交钞百锭，以供

份地主人，相当于北方的“五户丝”）。

元代户籍制度：①以民户为主体，其中上户和次户（即“中户”）一般是地主；下户负担沉

重的赋役，一般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占民户的大多数。②佃户分为官佃和私佃。③除民户外，元代还有军户、匠户、灶户、医户、儒户等。

诸色户计：元代各种人户的定称。色是种类之意，计是统计之意。元代居民按职业划分为若干户种，常见的有十种，如民、军、站、匠、盐、儒、道等等。其中军、站、盐、匠等户是国家强制签充的，儒、道、僧是通过考试或者其他方式认可的，每种户都对国家承担特定的封建义务。他们的赋役负担各不相同，统称为诸色户计。其户籍划定后，世代沿袭，不得移易。反映出了对普通百姓的人身控制加强。

四等人制：元朝建立后，为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与维护蒙古人对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统治，根据民族被征服的先后将全国人口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中亚、西夏、回回等。第三等是汉人，指金朝统治区域内的汉、契丹、女真等。第四等，南人，指南宋统治区域内的汉人和西南各族。四等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拥有不同的权利。四等人制是元朝统治者利用民族矛盾及制造等级差别，来达到统治全国的目的。明清时期

赋役黄册：是明朝的户口册，每10年更造一次。明制，110户为一里，每里之中推选丁粮最多的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分编为10甲，每甲之中推一人为甲首。每年轮流由一户里长统领一甲服役。户口册上载明各户的姓名、籍贯、丁口、年龄、田宅、资产数等，鳏寡孤独者附于册后，不派徭役。户口册由里长、县、府、布政使司层层造册，最后统报于户部。因送给户部的户口总册封面用黄纸，故称黄册，又因黄册是政府征派赋役的依据，因此又称赋役黄册。黄册的编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矿监税使：是明代统治者为摆脱财政危机而派往各地开矿征税的宦官。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起，明神宗派遣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分往各地开矿征税。这些宦官无不疯狂掠夺，或借口开矿强占土地，或巧立工商税名目横征暴敛，甚至随意捕杀人民，处置地方官吏，引起了一系列城市居民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

三饷：“三饷”是明末征收的三种附加税，即辽饷、剿饷、练饷的合称。其中，辽饷是用于与后金作战的军费开支，剿饷和练饷则用于镇压农民起义。万历时期为与后金作战，每亩加赋银增至9厘，三年得银520万两，相当于全国总赋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称为辽饷；1637 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为镇压农民起义，增派田赋银280万两，称为剿饷；1639年，明政府加派练饷730万两，用以大量练兵镇压农民起义。三饷的加派，使广大人民群众深陷绝境。带征与预征：带征指历年拖欠未完的钱粮，于征收当年正额时带征若干份。预征是指应纳当年的赋税外，提前征收来年的一部分钱粮。征税时，地方官又往往趁机加派，满足私欲。赋税加征，使百姓不堪重负，被迫逃亡，走向对抗官府的道路。明中期赋税制度改革：一条鞭法。清代赋税制度改革：摊丁入亩。

耗羡归公：是清雍正年间推行的财政措施。1724年（雍正二年），清廷推行“耗羡归公”，规定火耗每两不过二钱，将原属官吏自行处理的耗羡银收归政府控制，一部分弥补官府亏空和补助地方经费，大部分分配给各级官吏做养廉银。火耗遂变为朝廷的一项收入。这一改革集中了征税权力，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外官的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积极作用，但州县官于征火耗外，又暗中加派，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吏治。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即从春秋战国到唐代），户籍制度一直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即统治者一直把调节土地占有、征发赋税徭役与户口联系在一起，依照人头征收的赋税额度远远超过依照财产（主要是土地）征收赋税的额度，这使得自耕农在丧失土地以后无法依靠佃耕地主的土地过活。加之佃农的政治社会地位一直没有得到确立，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恶性发展，出现了地主贵族化的趋势，瓦解了封建统一国家存在的社会基础，所以出现了统一与分裂的周期性更替。而在封建社会后期（从宋至清代），统治者征发赋税的主要依据是资产状况，人头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下降到次要地位。再加上佃农地位的合法化，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被置于封建国家的控制之下，地主贵族化的趋势得到遏制，地方分裂趋势不再成为中国封建国家生存的主要威胁。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即使是在王朝交替的间隙之间，也不再出现长时期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王威海：《中国户籍制度——历史与政治的分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229页。）

第二篇：古代户籍制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与作用分析

古代户籍制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与作用分析

关键词：户籍制度、人口管理、社会治安、户籍改革

摘要：随着我国现代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户籍制度成为倍受人们关注的焦点。不了解历史，就不能掌握未来。事实上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户籍制度始终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尤其是对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时刻，了解古代户籍制度的形成及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正文：

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源于三代、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正式建立于秦朝，此后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成为了中国社会中影响最久、意义最深远、历史作用最大的社会制度。(一)中国古代户籍制度萌芽时期

我国古代最早实行的是人口登记制度，考古发现早在商代，就有关于人口清查统计的记载。在甲骨文中如 “八日辛亥允，灾伐二千六百五十人。”“以人八千，在驭。“等数字比比皆是。随着奴隶制度的不断发展，到了西周时期，奴隶主为了能牢固控制奴隶、扩大耕地，必须对奴隶数量及具体情况有所了解，人口登记制度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周礼》上的一些记载，后人推测，西周设有“司民”这一官职，掌理户籍、计点民数；三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数字上报周王，以辅佐其施行政治。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是对户籍管理十分重视的一位古代政治家，他推行了一系列关于户籍制度的改革措施。首先，要求户口登记范围广泛，据《商君书·境内》记载，国内的男女户口全部登记在册；其次，要求出生的登记入册，死亡的注销户口，这是中国最早的人口出生和死亡的动态登记。此外，还将全国的人口进行身份和职业的划分。这个时期古代户籍制度的雏形已形成。

(二)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时期

到秦朝建立时，户籍制度已略有规模。户口册上除了写明户主的姓名、籍贯、身份及家内人口的情况外，籍册中所有成员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也必须在户口册中标明，便于官府区分不同身份和不同地位，以此来控制社会秩序。户籍管理制度作为剥削和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成为一项社会制度也随之确立下来，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户籍管理模式。汉代实行“编户齐民“制度，户口登记内容要求非常详细，并且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户籍管理的专职官员。丞相萧何制定了《九章律》，其中的“户律”规定了详细的户籍管理办法，成为历史上首次用法律来规范的户籍制度。中国古代战争频繁、人口流动性很大，长期战乱造成死亡、脱籍或沦为流民等情况，都会导致户籍不实，影响国家的经济收入。到了隋唐时期，统治者为防民户逃亡，在继续推行北魏时期“三长制”的基础上，加强基层管理，整顿入户编制，用“三长”这个基层组织实行“大索貌阅”。到唐朝时户籍管理已相当完备，实行“团貌”和“输籍定样”，一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管理较为缜密。户籍制度经过宋朝和元朝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明朝推行了户帖制度。为防假冒、伪造，每份户帖上有编号，加盖官印，一式两份，一份交于百姓留执、一份上交户部。明政府还在里甲制的基础上编造黄册（即户口总册）。

(三)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完善时期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最终作为体系而确立清初沿袭明制，直到光绪年间，对户籍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效仿日本警察户口编审制度，成立了警察局，发布巡警清查户口条规，并制定户

籍法，进行户口调查。户数调查按照民政部所定的门牌号码来编订，门牌号一旦确定，若要迁移，户主3日内需报巡警机构注册。警察作为户籍管理的新的机构，成为中国户籍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与基层乡里组织承担户籍编制与管理的体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因而警察制度已经彻底取代和改变了中国古代户籍制度。“[1]自此，中国户口统计日渐形成规模，户籍管理制度渐入正常轨道。清宣统三年(1911年)颁布了户籍法，这是我国第一个现代户籍法。

经过对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了解，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具体如下： 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通过户籍制度，对人口进行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和随意迁徙，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延续性与稳定性。

中国古代的生产工具简单、生产力落后，生产效益的高低只能依赖于劳动力数量的多寡。作为古老的农业国家，中国农业人口的增减一直为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为了保证有足够数量的农业劳动力，每个朝代的户籍制度都制定界线分明的等级制度，来保障农业的生产。所以户籍制度也有利于农业的生产，维护社会稳定。但是把人民限制在土地上，不利于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久而久之，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古代的户籍管理制度是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割据势力，减少了封建割据战争的发生。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通过层层管制、控制人身自由的连坐制度，将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毫无遗漏地编入国家行政网络之中，以此加强政府的统治基础。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治安，有效地减少了不法的行为出现。户籍制度加强了古代人民之间的亲缘关系，社会相对和谐。所以户籍制度为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在客观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古代的户籍制度是统治者征收赋税、征发徭役、提高经济收入的保证，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赋税、徭役制度是统治阶级及其国家占有社会劳动和财富的基本手段，也是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进一步体现。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户籍管理作为重要的统治工具，作用越发显得重要。户籍制度有利于国家财政的稳定，所以整个社会的建设机构得以运转，国家的进一步建设对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也带来了好处。但是如遇到果天灾还是人祸，阶级之间的矛盾容易显现出来。

4古代户籍制为本已森严的等级制砌上了厚厚的保护墙，稳固了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有利于“各守本分，各司其职”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古代的社会秩序。在古代户籍制下，人被严格的划分等级，统治者眼中的“贱民”是没有资格被列入国家编户之内的，他们承受更多的义务，权利却被严格限制，而且身份的世袭使得“贱民”的世代都要承受着比编户齐民重得多的压迫与剥削。户籍制度为等级森严的社会砌上了一层厚厚的保护墙，进一步降低了古代社会的流动性。整个社会结构就像一座金字塔，处于顶端的统治者希望下层的百姓各居其位、各司其职，接受出身带来的贫贱地位是不可更改的理念。这倒巧合的类似于了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的理念了，他认为国家应当确定一种界分严格的三个等级间的劳动分工，任何人都必须固守自己的天职而不干涉任何他人的事务，即“各守本分、各司其职，就是正义”。但是，在当今世界，这与现在提倡的人权还有民主是背道而驰的，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古人曾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所以我们应当认真正确对待古代的户籍制度。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所呈现出的保守性与封闭性是与古代保守封闭的社会形态相联系的，所以以前的良好的制度不一定就适用现在的社会。现代的中国日益开放，现行的户籍制度却依然有着顽固的保守和封闭的地方，虽然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原由，但历史却不能成为我们固步不前的借口。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来改革现行的户籍制，最终还户籍以本来的面目。而现行户籍制所企图达到的目标，如城市的稳定、农村的发等展等可以通过其他更具合理性与正义性的经济、政治多种政策来实现，如大力推进城市化、加大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以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等。而且这些政策不仅可以有助于实现现行户籍制的目标，同时其本身也是值得追求的社会目标，是我们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命题中应有之意。只有当所有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机会时，只有当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的努力和才智而不是取决于他的出身时，整个社会才可能充满活力的良性运转。

第三篇：古代的谦称与敬称总结

古代的谦称与敬称总结

语言是人们日常交流、交往的主要方式。文明的语言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礼仪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礼貌”的体现。这在人们相互的称谓，即称呼上，体现得最为突出。

谦称自己，敬称对方，是中国古代语言文明的具体体现。使用谦称词汇来称呼自己，实际表现了说话者的谦逊和修养，也是对对方的敬重和尊敬。

古人常用的谦称词汇有：愚、鄙、敝、卑、窃、仆等。这些词都含有愚笨、无知、阅历较浅的意思。使用这些自谦词时，是以说话者的自谦来提高对方的身份。读书人或文人常使用小生、晚学、晚生等词，表示自己是新学后进之辈。还使用不才、不佞、不肖等词，谦指自己没有才能或才识平庸。官吏一般自谦为下官、小官、末官、小吏等。老人自谦时，常使用老朽、老父、老汉等词，以示自己已进入暮年，衰老无用。

中国古代使用的自谦词，数量很大。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在相互交往时，都使用自谦词，所以中国社会一直能保持谦逊文明的良好风尚。

在谦称自己的同时，古人又以敬称来称呼对方。敬称词多带有敬重、敬仰、颂扬的感情色彩。古人常把品德高尚、智慧超群的人才，称为“圣”。如孔子就被尊称为“孔圣人”，孟子则被尊称为“亚圣”，意为仅次于圣人者。后来又专门用于对帝王的敬称，如称皇帝为圣上、圣驾。甚至与他相关的事物，均被冠以“圣”字。如称皇帝的身体为“圣体”、“圣驾”，皇帝的谕旨为“圣旨”、“圣谕”。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诸多敬称词中，陛下、阁下、殿下、麾下、足下等词，是使用最为普遍的。“秦汉以来，于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将军言麾下，使者言节下、毂下，二千石长史言阁下，同类相与言足下。”(段成式《酉阳杂俎》)

陛，即台阶，但专指皇宫主殿前的台阶。群臣向皇帝上言时，“不敢直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蔡邕《独断》)“陛下”的原意是指站于台阶下，引申为借自己地位的卑下，转指帝王地位的高尊，因而成为对帝王的敬称。

阁，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建筑，一般常作为达官贵人的官邸或官署。这些权贵或长官手下的属官、属吏便以自己官位之卑，反过来敬称阁中之人为“阁下”。不过，“阁下”称谓的使用范围比较宽泛，也没有严格的限制。除称呼有社会地位的人士之外，为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古人也常使用这个敬称。

“殿下”所指的殿，是指皇太子居住的东宫主殿。皇太子常在此殿接见臣僚，处理父皇交办的事务。由于该殿的规格形制在皇宫里仅次于皇帝的主殿，因此“殿下”便作为对皇太子的敬称。同时，也用于敬称皇室的其他成员，诸如亲王和其他皇子、公主等。

麾，是古代军队在出征、作战、演练时，用于指挥行动的旗帜，代表和象征主将、主帅。“麾下”因此成为对军队统领者的敬称，随着历史的发展，“陛下”、“阁下”、“殿下”3个敬称词在使用上约定俗成，逐渐规范化。时至今日，在外事活动中，凡对方是国王、皇帝或君主，均敬称为“陛下”；对方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均敬称为“阁下”；如对方是皇太子或王储以及其他皇室、王室成员，则均敬称为“殿下”。

“足下”一词是源于晋文公悼念介子推。晋献公晚年十分宠爱妃子骊姬，欲传位给骊姬所生儿子奚齐，遂设计逼死长子、已立为世子的申生。申生弟重耳深感自身亦难逃厄运，便与幕僚介子推等人出逃，在外流亡19年之久。期间，他们历经艰险、困苦。一次，重耳等流落荒野，数日无食。重耳饥饿难忍，不欲活命。介子推见状，毅然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煮熟后给重耳充饥。直到公元前636年，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等人才返回晋国，做了国君，是为晋文公。

重耳即位后，对曾随从自己在外流亡的臣僚论功行赏，却唯独遗忘了忠心耿耿的夼子推。介子推十分郁闷，深知与重耳只能共苦”，不能“同甘”，遂背上自己年迈的母亲，来到绵上(今山西介休境内)乡间隐居。晋文公得知后，十分后悔、内疚，即派人赴绵上，请介子推回官。但介子推因重耳的富贵忘义，不愿再与他共事。见此情景，晋文公只得亲自前往，请他能宽恕自己。待他来到介子推庐舍前，已是人去屋空。晋文公推想介子推可能背老母躲入山中，便令士兵进山寻找。有臣僚献计，称茫茫大山，何处去寻介子推?介子推是位孝子，如果放火烧山，他定会背负其母出山。普文公以为此计可行，就下令烧山。但大火连烧三天三夜，整座山变成一片焦土，也不见介子推的踪迹。大火熄灭后，晋文公率群臣进山，才见到介子推背着自己的老母，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干，早已死去。晋文公拍打着介子推死前抱着的焦树干，哀痛不已。随后，他命手下伐倒这棵焦树，制成一双屐，穿在自己的脚上。此后，晋文公每天穿着它，经常低头凝视，痛心道：“悲乎足下”，意在自责。遂有了“足下”一词。

“足下”之称，最初是对品德高尚、品学超群者的敬称，后也用于同辈或同仁之间的敬称。

与这些敬称词意思相同的，还有“在下”、“门下”等，这些称谓都借用了中国传统的假借、转注等语法关系，以自己之卑微，转指对方的尊贵，以此表现自己对对方的敬重、尊敬、仰慕之情，故而成为一种特定的教称词。

在称呼自己一方的亲属时，常使用家、舍、先、亡等作为谦称词。“ “家。专指比自己辈分大或年长的亲属，如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家公，母亲为家母、家慈，兄、嫂为家兄、家嫂等。“舍”专指比自己辈分小或年幼的家人，如合弟、舍妹、舍侄、舍婿等。

“先”和“亡”，含有哀痛、怀念之意，专指已经故去的亲属，且也有辈分、年龄的区分。先”用于比自己辈分高或年长的家人，如先祖指巳欹的祖父，先父、先考、先人则指已故的父亲，先母、先妣同指已故的母亲。“亡”专指比自己辈分小或年幼的家人，如亡弟，亡儿、亡友等。

在称呼对方的亲属时，常使用令、尊、贤敬重之称。“令”，含有善、美之意。在使用时，不受对方辈分和年龄的限制，可通用于对方的亲属。如称呼对方的父母时，可称作令尊、令翁、令公和令母、令堂、令慈；称对方的妻子为令妻、令正；称对方的儿女为令子、令郎和令爱、令媛；称对方的兄弟姐妹为令兄、令弟、令姊(姐)、令妹；称对方的女婿为令婿、令坦等。

“尊”和“贤”在用于称呼对方亲属时，则有严格的辈分和年龄区分。“凡与人言，称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长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则加贤字。”(《颜氏家训·风操》)。即“尊”用于称呼对方叔父以上的亲属。如称呼对方的祖父为尊祖，父亲为尊父、尊翁、尊公、尊大人，母亲为尊堂、尊上、尊夫人。“贤”则用于称呼对方叔父及以下的亲属。如称对方的叔父为贤叔，兄弟姐妹为贤兄、贤弟、贤姊(姐)、贤妹，还有贤侄、贤婿、贤友等；称对方的妻子为贤阁、贤内助。

【特殊称谓】主要有以下四种：

(1)百姓的称谓。常见的有布衣、黔首、黎民、生民、庶民、黎庶、苍生、黎元、氓等。(2)职业的称谓。对一些以技艺为职业的人，称呼时常在其名前面加一个表示他的职业的字眼，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人的职业身份。如《庖丁解牛》中的“庖丁”，“丁”是名，“庖”是厨师，表明职业。《师说》中的“师襄”和《群英会蒋干中计》中提到的“师旷”，“师”，意为乐师，表明职业。《柳敬亭传》中的“优孟”，是指名叫“孟”的艺人。“优”，亦称优伶、伶人，古代用以称以乐舞戏谑为职业的艺人，后亦称戏曲演员。

(3)不同的朋友关系之间的称谓。贫贱而地位低下时结交的朋友叫“贫贱之交”；情谊契合、亲如兄弟的朋友叫“金兰之交”；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叫“刎颈之交”；在遇到磨难时结成的朋友叫“患难之交”；情投意合、友谊深厚的朋友叫“莫逆之交”；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异性好朋友叫“竹马之交”；以平民身份相交往的朋友叫“布衣之交”；辈份不同、年龄相差较大的朋友叫“忘年交”；不拘于身份、形迹的朋友叫“忘形交”；不因贵贱的变化而改变深厚友情的朋友叫“车笠交”；在道义上彼此支持的朋友叫“君子交”；心意相投、相知很深的朋友叫“神交”(“神交”也指彼此慕名而未见过面的朋友)。

(4)年龄的称谓。古人的年龄有时不用数字表示，不直接说出某人多少岁或自己多少岁，而是用一种与年龄有关的称谓来代替。垂髫(tiao)是三四岁至八九岁的儿童(髫，古代儿童头上下垂的短发)。总角是八九岁至十三四岁的少年(古代儿童将头发分作左右两半，在头顶各扎成一个结，形如两个羊角，故称“总角”)。豆蔻是十三四岁至十五六岁(豆蔻是一种初夏开花的植物，初夏还不是盛夏，比喻人还未成年，故称未成年的少年时代为“豆蔻年华”)。束发是男子十五岁(到了十五岁，男子要把原先的总角解散，扎成一束)。弱冠是男子二十岁(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表示已经成人，因为还没达到壮年，故称“弱冠”)。而立是男子三十岁(立，“立身、立志”之意)。不惑是男子四十岁(不惑，“不迷惑、不糊涂”之意)。知命是男子五十岁(知命，“知天命”之意)。花甲是六十岁。古稀是七十岁。耄(mao)耋(die)指八九十岁。期颐指一百岁。

【贱称】表示轻慢斥骂的态度。如鸿门宴》：“竖子不足与谋!”

第四篇：古代诗歌知识总结

诗歌鉴赏知识总结

一、诗言志（抒发什么情感）●山水田园

1美好田园山水 喜好与向往 2恬淡闲适之情 3退隐山林之心 4不满现实

●边塞征战：1征战之苦 2奇异风物 3思念故土亲人 4同仇敌忾 报效祖国

5报国无门 壮志未酬 6不满帝王穷兵黩武 ●怀古咏史：（咏古迹 咏故事 怀古人）

1物是人非，国家兴亡之感 2褒贬古今人物，评判历史事件 3 感慨个人遭遇

4讽刺显示后来者（刺今、劝今）5对现实不满和抨击 ● 忧国伤时

1、揭露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如：杜牧《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2、反映离乱的痛苦如：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3、同情人民的疾苦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卖炭翁》

4、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如：杜甫《登楼》 ● 建功报国

1、建功立业的渴望。如：曹操《龟虽寿》、陆游《书愤》

2、保家卫国的决心 如：王昌龄《从军行》

3、报国无门的悲伤 如：辛弃疾《京口北固亭怀古》《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

4、山河沦丧的痛苦如：陆游《示儿》、文天祥《过零丁洋》

5、年华消逝，壮志难酬的悲叹 如：苏轼《水调歌头·赤壁怀古》

6、揭露统治者穷兵黩武 如：杜甫《兵车行》

7、理想不为人知的愁苦心情 如：屈原《涉江》 ● 思乡怀人

1、羁旅愁思如：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温庭筠《商山早行》

2、思亲念友 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3、边关思乡如：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4、闺中怀人 如：王昌龄《闺怨》、欧阳修《踏莎行·候馆梅残，溪桥柳细》、李白(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生活杂感

4、青春易逝的伤感如：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5、仕途失意的苦闷 如：白居易《琵琶行》、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6、告慰平生的喜悦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辛弃疾《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

● 长亭送别

1、依依不舍的留念如：柳永《雨霖铃》、王维《渭城曲》、李白《金陵酒肆留别》

2、情深意长的勉励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3、坦陈心志的告白 如：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诗人感情的词语：喜悦、欢快、激动、沉痛、悲愤、哀伤、赞美、凄凉、仰慕、惜别、依恋、闲适、恬淡、惆怅、寂寞、伤感、孤独、烦闷、激愤、坚守节操、忧国忧民等。

二、诗歌形象（借助什么抒情）： 形象 意象 意境

① 诗中的主人公形象。如唐代诗人张志和《渔歌子》中塑造了一个“斜风细雨不须归”的从容自适的渔父形象。② 诗人自己的形象。如《山居秋暝》，通过山村清幽明丽景色的描写，我们也窥见了诗人闲适超逸的隐者形象。

③ 诗歌中所描写的景和物。湖光山色、田园桑麻、大漠孤城之类，都是诗歌中的形象。

□常见意境：雄浑壮丽、幽清明净、和谐静谧、开阔苍凉、高远辽阔、恬静自然等。

□描写意境的词语有：苍凉、雄浑、莽苍、辽阔、高远、壮阔、深远、空寂、幽静、幽美、宁谧、朦胧、高亢、繁华、淳朴、暗淡、萧条、荒凉、冷寂等。

三、语言风格：平淡、质朴、含蓄、深沉、直率、自然、奔放、沉郁、清幽、雄奇、庄重、严肃、诙谐、风趣

形象、生动、缜密；犀利、平和；细腻、委婉、俊爽、热烈、凝炼、厚重、绚丽、明快、平淡、悲慨、洗练、典雅、清新、工丽、豪放、清幽、温婉、明白如话等

四、1炼字 如“推、敲”“绿”“闹”“咽、冷” 炼句是对整局的锤炼，多为名句。

2诗眼（诗中最能表现情感意味、精神内涵的词或字）；诗骨（诗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统帅作用的句子）

五、①诗歌流派：现实主义、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精确细腻地描写现实，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

源头：《诗经》；代表作家：杜甫、白居易、陆游等。

浪漫主义：善于抒发对理想的热烈追求，用热情奔放的语言、奇特的想象和夸张手法、神话故事来塑造形象。

源头：《楚辞》；代表作家：屈原、李白、李贺、龚自珍等。

②词的流派：豪放派、婉约派

派豪放派：气势磅礴，格调高昂，意境雄浑，感情激荡。代表人物：苏轼、辛弃疾。婉约派：笔调柔和，感情细腻，委婉缠绵，韵味深远。代表人物：刘永、姜夔、秦观、李清照。

□诗词曲的特征分别是“诗庄” “词媚” “曲俗”。

六、中国古典诗歌以含蓄蕴藉见长，诗歌鉴赏从本质上说是对诗歌语言的品味，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① 动态词语形象鲜明。动态词语，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又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所以要高度关注。如“红颜弃

轩冕，白首卧松云”中的“卧”字，就真切体现了作者对人物气韵神情、寄情山水的赞许。

② 体察细节，见微知著。细节，是人、事、景、物的局部特征或细微特点。如 “归来自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嗅”字，勾画出了梅的精魂，写出了作者为清香所醉而流露出会心喜悦、玩味不倦的神态；同时，还凸显了“道不远人”的哲理，极大地拓展了读者的想象空间。细节之妙，可见一斑。

③古典诗歌的形象是意蕴和情感的载体，他与作者思想感情、审美倾向之间有着相对固定的意义对应关系。如“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中“行舟”，抒发了羁旅行役、沧桑漂泊之感。而在“他年却棹扁舟去，终傍芦花结一庵”中，则表达了一种放行天下、天马行空的自由感。

【以下可以都叫做“艺术手法”“表达技巧”“表现手法”】古典诗歌表达技巧可从七个方面梳理

① 从名句角度，着重分析该重点句句的情感哲理所在，对主旨所起的作用。

② 修辞：《考试大纲》明确了八种修辞格，比喻、比拟、借代、双关、衬托、排比、设问、反问；另外，尚有对偶、夸张、倒装、互文、顶真、反复、叠词、用典等辞格。

③ 从表达方式。记叙、描写、抒情、议论。重点是抒情和描写。④ 抒情方式：直接抒情（直抒胸臆）间接抒情〖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寓情于景（哀景写哀、乐景写乐、乐景写哀、哀景写乐）〗

⑤ 描写：工笔细描、白描勾勒、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点面结合、动静结合、虚实结合、欲扬先抑、欲抑先扬、比兴、渲染、烘托、衬托、对比、拟人化、夸张、象征、化用典故等。

⑥ 从音韵的角度。如长短句错杂的，读起来错落有致，好似大珠小珠落玉盘；多用叠词的，讲究押韵的，则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音乐性。⑦ 篇章结构：开门见山、卒章显志、首尾呼应、以小见大、跌宕起伏、伏笔照应、承上启下、过渡铺垫、抑扬。

第五篇：古代政变、叛乱总结

【每日一练】中国古代的政变﹑叛乱总结

2017-05-09历史学考研和就业 三代时期

太康失国：启死后，其子太康继位。太康只知田猎游玩而不恤民事，使得夏朝的势力有所削弱，东夷势力在部落首领羿的率领下趁机西进，迁到夏的腹地穷石，称“有穷氏”，得到夏民的拥护而夺取了夏朝政权。太康死后，其弟仲康继位，但政权被羿把持。仲康死后，其子相外逃，羿遂独揽夏朝大权。

三监之乱： 武王灭商之后，将商代的王畿分为三部分，分别由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和殷王子武庚管理，称“三监”[1]。武王死后，按照兄终弟即的宗法顺序，应由管叔继位，但管叔却连同蔡叔被派往商王畿地区，周公当政称王，由此引发管叔、蔡叔不满，勾结武庚公然叛乱。在召公的协助下，周公很快平定了三监之乱，武庚和管叔被诛杀，蔡叔被流放。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公趁势东征，消灭了殷在东方的残余势力，使得周的势力到达东海之滨，巩固了周的统治。

国人暴动：周厉王时期，政治衰败。他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将山川林木渔猎之利全部统归王室，大大损害了崛起中的中、小贵族和平民阶层的利益，使得“下民胥怨、财力单竭”，引发国人强烈不满。民众对暴政的指责引发厉王不满，使卫巫监谤者，并对不满者予以诛杀，致使国人只能“道路以目”。前 842 年，广大国人和部分官吏、贵族以及士兵进行暴动，袭击厉王。厉王被迫出逃，死于彘（今山西霍县）。国人暴动是一次有广泛社会阶层参加的行动，予以厉王暴政以致命打击。暴政后，厉王居彘不敢归，朝政由共伯和管理，称“共和行政[2]”。

徐州相王：马陵之战后，魏国实力大大削弱，魏王只好“折服变节而朝齐”，向齐国寻求妥协。前334年，魏惠王到徐州朝见齐威王，尊齐为王，齐威王不敢独自称王，又尊魏为王，史称“徐州相王”。从此，魏国的霸权彻底丧失。

秦汉时期

沙丘之变：前210年（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巡游到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时病故。赵高伙同李斯，伪造诏书，废公子扶苏，另立胡亥为帝，是为秦二世。赵高由此控制了政权。另：2015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首发，其中第三卷《赵正书》有载胡亥继位是在李斯等人建议下，并得到秦始皇认可的。孤证不举，但可提供参考。

七国之乱：七国之乱是汉景帝时以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一次同姓诸侯王联合大叛乱。导火线是汉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于前154年下令削藩。刘濞乘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诸侯王发动叛乱，还勾结匈奴、东越、闽越等贵族，以“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举兵西向。景帝听信谗言错杀晁错，以求刘濞退兵，未果。于是派太尉周亚夫率军前往平叛，仅用三个月就平定了叛乱。朝廷借叛乱平定之机，将王国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诸侯国的影响力大大削弱。

巫蛊之祸：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发生的一场宫廷政变。传统迷信认为“巫蛊”之术可以害人，汉武帝晚年多病，疑为左右人巫蛊所致。征和元年（前92），丞相公孙贺用巫术诅咒，在驰道埋木偶人的事被人告发，公孙贺父子后来死于狱中。次年，江充诬告太子宫中埋有木人，太子捕杀江充，武帝发兵追捕太子，太子兵败出逃，皇后卫子夫随即自杀，后官吏欲捕杀太子，太子自尽，两皇孙亦死。这一事件史称“巫蛊之祸”。

董卓之乱：189年（中平六年），汉灵帝死，外戚、宦官两大集团火并。并州牧董卓乘乱勒兵进京，废少帝，拥立献帝，诛杀异己，把持朝政，并纵兵在洛阳烧杀抢掠，史称董卓之乱。各地州牧、太守及地方豪强以讨伐董卓为名，拥兵自立，开始了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

高平陵事变：高平陵事变是司马懿为夺取曹魏政权而发动的一场政变。曹芳继位后，司马懿与曹爽共同辅政，被明升暗降为太傅，实际权力被剥夺架空。司马懿由是称病，暗中积蓄力量，以寻求消灭曹爽集团的机会。249年，曹爽陪同曹芳谒魏明帝高平陵，司马懿伺机在洛阳发动政变，将曹爽集团一网打尽，由此获得朝中大权。

淮南三叛：淮南三叛是曹魏末年高平陵事变后，地方将领反对司马氏的三次兵变的统称。分别是：251年，太尉王凌在扬州起兵；255年，毌丘俭、文钦起兵；257年，诸葛诞起兵。三次兵变均被司马氏平定。

八王之乱：八王之乱是西晋皇族内部因争夺政权而引发的**。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后，惠帝司马衷继位，西晋政局开始动荡。300年（永康元年），皇后贾氏杀死非自己所生的太子，引发**，先后有8个宗室诸王为夺取中央政权进行大规模的混战，历时6年之久。306 年东海王另立怀帝，改次年为永嘉元年，八王之乱结束。这次战乱，严重破坏了北方地区的社会生产，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激化了阶级和民族矛盾，也使得五胡乘虚而入。

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是西晋怀帝时期匈奴入侵而引发的**。304年（永兴元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于离石，国号汉。刘渊死后，其子刘聪继位，随即派兵消灭西晋。其针对西晋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史称“永嘉之乱”。永嘉之乱后，大量人口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地区，史称“衣冠南渡”或“永嘉南渡”，为东晋偏安一隅做了准备。

侯景之乱：侯景之乱是南朝萧梁时期发生的军事叛乱。548年，东魏降将侯景勾结京城守将萧正德举兵谋反。当时正值梁朝政务松弛，防备松懈之际，侯景军队很快攻陷建康，梁武帝被软禁后饿死，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傀儡皇帝，后又自立为帝。552 年，梁元帝派大将王僧辩、陈霸先攻下建康，侯景兵败被杀。侯景之乱历时五年，在此期间，各方势力连年混战不止，致使百姓流离失所，死亡无数，南方社会经济遭到破坏性打击，南弱北强的局面由此形成。

河阴之变：河阴之变是北魏末年统治集团间争夺中央政权的一次变乱，因事件发生在河阴县，故名。北魏末年，胡太后专权，朝廷内乱。528年（元泰元年），胡太后毒杀孝明帝元诩，同年，尔朱荣勒兵进京，立元子攸为帝，将胡太后及小皇帝元钊沉于河阴，并召集文武百官加以诛戮，被杀者两千余人，北魏诸王皆遇害，史称“河阴之变”。尔朱荣由此控制北魏政权，北魏政局更加动荡。

隋唐时期

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是唐初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而发动的政变。唐高祖李渊称帝后，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但在唐建立过程中，李世民战功卓越，大大威胁李建成的地位。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李建成拉拢四弟李元吉共同对付李世民。双方结党营私，斗争愈演愈烈。626年（武德九年），李世民先发制人，在太极宫北门玄武门策动兵变，射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太子之位。

安史之乱：原因：①均田制破坏及土地兼并盛行。由于官僚贵族授予的土地数额高，而平民授田不足，加之永业田、口分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买卖，就给土地兼并和大土地所有制提供了机会。高宗武后时，均田制逐渐破坏，土地兼并抬头，社会矛盾加剧，唐朝统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②府兵制的终结及“外重内轻”局面的形成。均田制瓦解，农民土地减少，府兵出征成为一种负担，故而农民想方设法逃避兵役，府兵兵源减少。同时，府兵受到不公正待遇，加之服役期限增加，府兵纷纷逃亡，使得府兵军事力量下降，玄宗从而改征兵制为募兵制，成立中央“彍骑”，边疆设立“长征健儿”。久而久之，中央彍骑腐朽不堪。边疆士兵因长年征战，训练有素，且与边将关系密切，边将又由节度使掌握，故而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③天宝政治危机。统治阶级腐朽，玄宗怠政，杨国忠擅权。④军事危机：高仙芝怛罗斯之战。过程：安史之乱是755—763年间唐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一场战争。755年（天宝十四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与平卢兵马使史思明伪称奉密诏讨杨国忠起兵叛乱。叛军连败唐军，攻入洛阳，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随即，叛军攻打长安，唐玄宗逃往蜀中，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登基，是为肃宗。肃宗即位后，派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军平叛。至763年，史朝义被逼自杀，安史之乱结束。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唐朝逐渐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周边少数民族不断侵犯唐朝，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四镇之乱：德宗年间，德宗欲裁撤藩镇引起的四个藩镇的叛乱。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袭位。德宗欲裁撤藩镇，加强集权，故不予批准。于是李惟岳与魏博、淄青、山南东道三镇节度使反叛。德宗调诸镇节度使兵力镇压，诸镇反而又叛乱，发生泾原兵变。虽然最终平定叛乱，但此后，德宗只能采取姑息政策。

泾原兵变：德宗建中四年（783）泾原节度兵在长安发动的兵变。783年，德宗为解救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围困的襄城，征发泾原兵及诸道兵马驰援。泾源节度使率兵抵达长安。因犒赏太少，泾原兵拥立朱泚为主帅发动兵变，攻入长安。兵变至兴元元年（784）平定。兵变后，唐中央权力进一步削弱。德宗此后不再相信宰相、将领，开始重用宦官。

甘露之变：甘露之变是唐文宗联合朝官诛杀宦官未遂的政治事变。面对宦官专权，文宗任用郑注和李训来打击宦官势力，835年（太和九年），在文宗朝见百官时，李训等人奏告文宗，称金吾卫厅中的石榴树上有天降甘露，诱骗仇士良等大宦官前往观看，企图将其一网打尽，不料被仇士良看出了破绽，急忙回宫劫持文宗，并派禁军捕杀郑注、李训等朝臣。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更为强大，成为国家事务的实际决策者。

辽宋金元时期

陈桥兵变：陈桥兵变是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所发动的兵变。后周显德六年，赵匡胤领兵出征，大军刚出开封，军队便在陈桥驿发动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回师都城，周恭帝被迫禅位，赵匡胤称帝，定国号为宋，史称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陈桥兵变为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靖康之变：靖康之变是指金兵攻陷开封掠走徽宗、钦宗，北宋灭亡的事件。靖康二年（1127），金兵在开封城内大肆劫掠，掳走徽宗、钦宗和后妃、太子、宗戚、侍女等3000余人以及城中全部财物，开封及其附近州县惨遭浩劫，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

南坡之变：元朝中后期，皇位争夺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元英宗在位三年，被御史大夫铁先杀于南坡，史称“南坡之变”。

天历之变：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卒于上都，宰相拥立太子即位。而手握兵权的钦察贵族燕帖木儿却发动政变，迎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尔，改元天历，是为文宗。史称“天历之变”。

明清时期

靖难之役：靖难之役是朱棣发动的争夺皇位的战争。明太祖死后，长孙朱允炆继位。时太祖时期分封的诸王势盛，建文帝遂采纳齐泰、黄子澄的计策，实行削藩。1399年，燕王朱棣遂以“清君侧”为名，誓师北平，起“靖难军”。双方军队相互征伐达4年之久，史称“靖难之役”。1402年（建文四年）南京陷落，建文帝下落不明，靖难之役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1403年，朱棣即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

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是指1449年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所败，明英宗被俘的事件。1449年，瓦剌兵分四路大举南下，进攻大同，宦官王振挟英宗领兵50万出征。八月初，明军抵达大同，听到前线兵败，便惊慌撤退。行至土木堡时，被瓦剌军所袭，兵士死伤过半，英宗被俘，王振被杀，此即土木（堡）之变。

夺门之变：夺门之变是明英宗争夺皇位的一场宫廷政变。1449年土木之变后，明英宗被俘，于谦等人遂拥立其弟，是为明代宗，以稳定政局，全力保卫京师。次年，也先以英宗要挟明朝的计谋未得逞，遂将英宗放回，代宗将其禁锢于南宫。1457年（景泰八年），代宗病危，不能视朝。石亨、徐有贞等率兵入南宫，拥戴英宗夺门（东华门）入皇宫，夺回皇位。这一事件称“夺门之变”，也称“南宫复辟”。

庚戌之变：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俺答汗入侵京师引起的事变。1550年，蒙古俺答汗率大军绕过大同直抵北京城下。后各路勤王军队赶到。兵部尚书丁汝夔执行严嵩的不战政策，俺答汗在城外焚掠八日而退。事后严嵩杀丁汝夔以塞责。因此年为庚戌年，故名。此次事变反映了当时明朝军队的军事力量的下降。三藩之乱：三藩之乱是指清朝初期，以平西王吴三桂为首的三个藩王叛乱的事件。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为了限制和削弱三藩的势力，康熙借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之机，于1673年下令“撤藩”，同年11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接着尚可喜和耿精忠起兵响应，广州、四川、湖南的一些督抚也加入叛乱阵营，史称“三藩之乱”。康熙采取坚决打击吴三桂但对其他叛乱者实行安抚的措施，历经八年，平定三藩之乱，维护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1] 有说法认为，武王封武庚于殷地，统领殷遗民，委派其弟管叔、蔡叔、霍叔就近监视，号为“三监”。

[2] 有说法认为，共和行政是指“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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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小武

三监之乱是周公辅佐成王吧。上面写的周公称王。不怎么准确啊

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