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层党建引领 创新社会管理 以农村水利改革助力脱贫攻坚(全市基层党建现场会)

第一篇：以基层党建引领 创新社会管理 以农村水利改革助力脱贫攻坚(全市基层党建现场会)

以基层党建引领 促社会管理创新 农村水利综合改革助力全镇脱贫攻坚

基层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化解矛盾纠纷的中坚力量、维护社会稳定的首道防线、应对突发事件的坚强堡垒和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纽带。鸡飞镇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探索创新社会管理，农村水利综合改革成效明显，为全镇实现脱贫摘帽提供了坚强保障。

一、联系群众聚民意，查找难点寻根源

以群众路线和“两学一做”教育为契机，建立党委班子成员联系村总支、总支班子成员联系党支部、支部委员联系党小组、党员联系群众的四级联系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群众优势，了解群众关心的难度、热点和焦点问题，及时掌握社情民意。

群众最关心，意见最大的饮水管道变“干管”、沃土良田常“口渴”的用水困难问题，引起了鸡飞镇各级党组织重视，并进行了广泛了解和分析，找准了群众用水的三“难”，为探索社会管理创新、深化农村水利改革找准了方向。一是资金难，水利设施建设及维修缺少资金，水利化程度底，水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二是管护难，管护水平底下，管护主体不清，群众投资意识缺乏，参与管护不积极，甚至人为破环，导致有限的水利设施作用发挥不明显。三是节约难，缺乏管理机制和节约用水措施，常常沟头任水流、─1─ 沟尾用水愁，不仅造成水资源浪费，还经常引发众矛盾纠纷，影响干群关系。

二、组建机构搭平台，五化建设促改革

针对群众用水“三难”，鸡飞镇围绕水利改革“亿、千、百、十”目标（即：到“十三五”末，合作社总资产量达到1亿元以上，全镇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年均1千万以上，群众年均参与工程建管、参与投劳100万元以上、镇级每年扶持专业合作社10万元以上），大胆探索五化建设，积极推进农村水利综合改革。

（一）专业化管理增强功能。围绕“搭建平台、整合资源、优化服务、提高效率”的目标，成立昌宁县源润用水服务专业合作社，组建10个用水协会。通过专业化管理，合作社及协会实现了政策宣传、技术咨询、资产管理、应急抢修4大服务功能；项目储备、资源整合、施工组织、建后管护4 大建管功能；项目支持、银行贷款、招商合作、财政奖补4大融资功能。

（二）社会化运作深化改革。围绕“政府铺路子，市场出银子、‘社’‘会’搭架子、群众做主子”的思路，形成群管为主、干管为辅、干群结合的新型农民用水服务格局。镇政府将各级下拨的水利专项资金划拨合作社，用水户协会将收取的水费全额上交合作社，镇财政对合作社进行以奖代补。合作社负责支付管护人员工资和日常维修费用，以资产、项目、现金流为本金向银行、社会融资，开展重点工程建设。合作社集中优势资源、统筹项目建设、集约节约发展的作用充分得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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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化投入促进保障。一是政府投入。积极争取项目投资建设水源工程、引水工程、蓄水工程、管网工程等水利设施。二是民间投入。农户、企业自主投资建设田间工程、入户管道，通过“民建、民管、民有、民营”模式，建成田间、村内沟渠、管网全覆盖的基础用水网络，同时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灌溉面积大量增加与水源不足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三是融资投入。以用水专业合作社、用水户协会为平台，增加投融资渠道，弥补财政投入不足。

（四）合同化管护落实主体。一是签订工程管护合同。聘请责任心强、有威望的群众为村级水务员，签订管护合同，划片负责库塘、坝渠、管网管理，明确管理范围和工作职责，镇水务站加强技术培训，确保作用发挥。二是理顺水利设施权属。水利设施所有权归镇人民政府、使用权归用水服务专业合作社、管理权归村用水户协会，田间工程、入户管道“三权”归企业和群众。协会负责水源工程、主管网、主沟渠、主储水设施管护，用水户、用水企业负责田间设施管护。三是签订用水节水合同。协会与受益小组、企业签订供水合同，并制定科学合理的供用水调配计划，加强人畜饮水和灌溉用水的科学调配，实现节约集约用水。四是制定用水及管护机制。建立健全工程用水、生产生活用水批准机制。年度检修、抢修必须由协会成员、水务站技术人员现场设计、概算，确定维修工程量及费用。

（五）合理化协商确定水价。一是明确水费确定原则。根据

─3─ 水利工程的投资成效、运行情况、管理难易、人工工资、维修开支情况，按照保本运行、正常运转、略有结余的原则协商确定供水价格。二是合理确定农户用水价格。通过协会组织村民代表“一事一议”，研究决定群众用水价格，目前按照人畜饮水1.5元/立方米、水田25元/亩、旱地20元/亩的标准收取水费。三是合理确定大户用水价格。科学测算用水定额，与云南中麒果业等公司签订供水协议，按季度以计量方式收取水费，目前收费标准为0.5元/立方米。四是财政以奖代补增加收入。镇财政按照当年收取水费10%的比例，以奖励的方式给予合作社补助。五是公开透明亮收支。水费由协会委托村民小组长代收，由合作社统筹管理使用，定期公示收支情况，接受社员及群众监督。

三、水利改革现效益，脱贫攻坚添动力

通过党建引领、探索创新和规范管理，鸡飞镇用水服务专业合作社和村农民用水协会正真走上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造血的发展路子，农村水利综合改革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齐增效，为脱贫攻坚增添了新动力。

（一）生态有效益。一是节约利用水资源。科学调配和高效节水有效推广，促进了水资源节约利用。二是有效缓解旱情。水利设施建设和管护，提高了农村水利化程度，使原先旱情严重的土地得到有效灌溉。

（二）经济有效益。一是农业增效。改善了群众灌溉条件，为发展柑橘等规模农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奠定了基础。二是农

─4─ 民增收。为群众发展果蔬、烤烟、香料烟等经济创造了条件，提高了土地种植收益，为群众脱贫致富增添了动力。三是村有收入。专业合作社及用水户协会通过收取水费和获得补助，保障管护支出同时，实现一定收入，补充了镇财政及村集体资金不足。

（三）社会有效益。一是改善了干群关系。通过农村水利综合改革，基层党组织和乡村干部工作得到群众肯定，群众满意率不断提升。二是促进了社会和谐。通过科学用水调配和严格执行管护机制，水资源得到科学节约公平利用，避免发生群众用水矛盾纠纷。三是促进了扶贫攻坚。通过五化措施落实，群众生产生活用水条件改善，增收和饮水得到保障，有力确保了全镇按时脱贫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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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结构耦合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

结构耦合：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

【内容提要】 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把握好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的角色定位、准确定位基层党建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对于和谐社会管理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文章梳理了建国后至今基层党建在社会管理中角色地位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了新形势下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与党执政理念创新的结构耦合，形成基层党组织和各类政治、社会资源有机整合的基层党建和社会管理新格局。

【关 键 词】基层党建 社会管理主体 多元化 创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革，社会基层治理主体日渐多元化，主要包括了政党、政府、社会团体和群众自治组织等。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厘清多元背景下社会管理的科学概念，准确定位基层党建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把握好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的角色定位，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对于和谐社会管理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

一、“社会管理”理念与党执政理念创新实现耦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社会管理”的概念，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概念。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11年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培训班上发表了关于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社会管理的难点在基层，基层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做细了，做到位了，社会管理中的各种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说明新时期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管理的创新，强化基层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群众及各种新社会组织，以及各项社会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以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社会的良性、科学、和谐发展。社会管理理念的提出是党和政府用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从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从概念上看，社会管理是指由政党、政府、社会团体、社会机构等社会多元管理主体要素按照某种特定规则参与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业，以追求最大化的管理效能，使社会运转科学、合理、有效，实现和谐稳定发展的最终目标。其中，党和政府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在社会管理中起着主导作用；第三部门、各种市场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广大公众起着协同和参与的作用，从而使社会组织在高度自律和有序的状态下得到充分的发展，最终达到化解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良性目标。

首先，新形势新背景下对基层社会管理理念的创新提出新要求。当前，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既给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带来了巨大活力，也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一是经济社会转型对基层社会管理理念的创新提出新要求。我们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文化层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型期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落后了，社会矛盾急剧增多，群体性事件不断，社会的管理已经远远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很多地方与现实需求脱节，所以迫切需要改革和创新。二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提出新要求。当前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逐渐从单位制结构转向社区制结构转变，社会管理主体渐趋多元化，主要包括了政党、政府、社会团体和群众自治组织等。这对于以传统的以单位组织为党的社会根基的我党来说，党的工作很难再单纯依靠原来组织的手段、行政的方式有效地整合社会。三是社会结构模式的多样化对基层社会管理载体的创新提出新要求。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原有的单位组织管理网络被弱化，而新的社区管理网络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人，社会治理成本大大增加，社会事务自上而下的贯彻落实和社会问题自下而上的解决都受到一定阻碍，在部分地区和某些环节，在管理的载体上出现真空或覆盖不全面的管理缺失现象。四是社会转型的长期复杂化对基层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提出新要求。社会转型带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和重构，使得传统的政府和社会管理手段单一的模式已不适应新的要求。这就需要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相互协调发展，增强党的社会基础和基层社会的发展活力。五是公共需求的多样差异化对基层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提出新要求。由于各利益主体价值取向不同，公共需求的呈现多样差异化的状态。如何整合不同利益群体，引领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需要有方法和载体的创新，需要政党与社会相互调适，基层党组织与社会自身的结构相互耦合，以保障基层社会的良性、稳定的转型和基层党组织对于基层社会的有效领导和整合。基层党组织针对这些新形势新背景，也逐步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调整。

其次，加强社会管理对基层党建创新提出新要求。基层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领导者和推动者，新形势新背景对社会管理的创新提出了要求，同样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也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对党组织转变工作理念提出了新要求。加强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寓管理于服务，在服务中体现管理。二是对党组织改进工作方式提出了新要求。现代社会管理服务人、尊重人的特点，要求从控制性管理，更多地变为协商式、服务式管理；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的、道德的手段实施管理；从传统封闭式管理变为更多地依靠现代信息技术实施及时化、便捷化、开放透明的管理。三是对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提出了新要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人员的频繁流动，使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出现“真空”地带，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不断拓宽工作领域，探索创新组织设置模式，不断扩大覆盖面。四是对基层党员干部社会管理能力和作风提出了新要求。群众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社会矛盾的复杂化，要求基层党员干部不断提高应对复杂矛盾、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转变工作作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五是对党组织统筹运用社会资源提出了新要求。加强社会管理不仅要发挥政法、民政、劳动、教育、卫生等职能部门作用，更要引导群团组织、中介组织、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这就要求党组织不断增强凝聚力，充分整合运用各类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第三，新时期“社会管理”理念与党执政理念创新实现耦合。党的执政理念是指执政党执掌政权的宗旨、价值取向、治国方略、执政方式、领导方式、社会力量配置以及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进行党自身建设等观点的总和[1]。执政党执政理念关系到执政党执政方式的改善、执政能力的提高、执政规律的科学把握和执政基础的巩固。面对社会转型特殊背景下政治统治方面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党的执政理念适应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服务型政府理念的要求，逐渐实现执政理念的创新。改革开放前，我国党政机构是基层社会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党和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政治与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实现了对社会高度整合；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社会分化加快，整个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也在不断产生和积累，旧的社会管理模式难以应对新形势下面临的种种新事物和新挑战，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不能继续通过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有效地实现整个社会体系的整合而导致体系整合能力下降，“大一统”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基层出现“梗阻”，从而造成社会管理成本的上升和管理的无力、滞后或被动现象。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公共事务纷繁复杂性，加上政府自身难以逾越的低效屏障，民间社会力量不断崛起，社会管理主体走向多元化成了必然的趋势，客观上形成了对政府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功能的诉求，新的公共管理模式逐渐由传统公共行政转向现代公共管理的变革，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应不仅局限于政府，还应包括居于特殊地位的执政党和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公共组织，亦即第三部门[2]。其中，政府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核心成分虽然还是公共管理的核心组织，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但却不再是唯一承担公共管理责任的组织，而市场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以其自身的特质和各自的优势分别承担起了社会管理的相关职能，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愈益积极的作用。在多元化主体之间，必然要求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第三部门的有效合作。

社会转型期提出社会管理理念与党执政理念创新的耦合，其实质是政党与社会的调适，即政党在价值宗旨、组织机构以及制度规范等层面与社会现实和社会诉求的相互协调和契合。党和政府掌握着管理国家与社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必须坚持政府作为最大的社会管理主体的权威地位和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但党和政府应逐渐转变执政理念，调整自己管理方式和领导途径，以公共管理主体的身份，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参与到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当中。党的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管理有着很强的共性。一是党的基层执政与社会管理存在着工作对象上的重合性。作为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组织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渗透于各级、各类社会组织中，对各种社会管理服务资源有较强的整合能力和便利条件，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进步。二是党的基层执政与社会管理存在着工作方式上的互补性。“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社会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性、根本性工作。社会工作中以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专业知识为基础提炼而成的科学的手段和方法，为党的群众工作提供有使用价值的借鉴；而我党有做群众工作优良传统，当前基层党组织继续发挥着“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带领群众”的领导作用，二者有很强的互补性。三是党的基层执政与社会管理存在着工作内容上的一致性。社会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全面性的大问题，而社会服务、社会救助、社会稳定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党组织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组织力，充分发挥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作用，实现二者的吻合，使工作于不同岗位的党员在社会管理服务方面起到带头作用。

基层党建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内容，理顺和调试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实现二者自身建设和发展的结构耦合，即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的创新，社会管理的创新强化基层党建的创新，并能够进一步展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成果，这两者结合、竞合、互动的关系。构建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是实现基层党建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二、基层党建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角色定位的历史演进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根据政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互动关系来看，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制度沿革以及基层党建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角色地位的演进进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从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一元治理格局。这段时期我国的社会管理是党领导下“国家主导的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执政党和政府是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国家成为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全能国家”，所有权力集中于唯一的权力机构。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党和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不仅管理着国家的政治和行政事务，也管理着全部社会事务和经济事务，直接导致政治上的专权和管理上的极端低效，社会缺乏结构和功能的分化而成为“总体性社会”，个人成为缺乏自主性只能被动服从的个体，牺牲了个体的自由和权利，窒息了社会的创造活力，极大地扼杀人们的创造性和自主性。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是现代社会管理体制起步时期。这一时期传统社会管理体制趋于解体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党和政府逐渐开始适度分离，党主要负政治领导责任，政府则主要负行政责任，政府率先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治理主体。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开始推行村民委员会制度，城镇逐渐推行居民自治制度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基层民主自治体系逐渐建立。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发展经济，全能型政府之下的社会以及社会组织开始发生深刻的变革，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对经济进行管理。这一时期，中国执政党的社会功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推动社会服务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发展受到的限制和控制较多，但仍然属于社会管理的对象，在社会服务方面发挥有限的拾遗补缺的作用。

十六大至今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基本思路逐渐形成阶段。2002年十六大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革：个体和私营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私人经济部门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阶层与新组织不断涌现，单位也不再是配置资源的唯一途径；民间组织管理从定期清理走向依法登记管理，获得很大发展；城市社区建设提上了党和政府的议程，农村村民自治走上规范化管理的轨道。所有这些都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概念，从而明确了现代社会管理的领导体制。由此，“社会管理”概念也逐渐走进社会管理活动之中，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

三、加强基层党建，引领社会管理创新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是实现社会良性有序运行的基本手段和保证，也是一种政治过程[3]。党的基层组织是基层社会管理的核心主体，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建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工程。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基层社会的各个层面的急剧转型，城市、农村以及各行各业和各领域不断发生关系重构和结构重组，这主要体现为基层社会的重新组织化。在社会重新组织化中不断涌现的新的组织化形式与基层党组织自身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钩，新的组织化要求与党组织管理模式出现一定程度的脱节。在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引领社会管理创新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首先，构建服务型政府，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政府实现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目标和有效保证。一是明晰政府角色，从管制型政府的行政理念转变到服务型政府的行政理念，树立顾客导向的服务理念。当前，社会管理的核心就是要改善和保障民生。改善民生问题，不仅是履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更是政府行政必须优先实现的基本职能[4]。二是要改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这就需要在强化基层党组织有效形式监督职能的同时，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对政府的监督，要进一步加强中央、地方和民众之间的互动，加大社会力量对公共权力主体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实现基层社会善治。三是要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伴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日益发展与成熟，改变了传统的全能政府控制基层社会的管理局面。这就要求基层政权的公民社会管理工作进行变革与创新，采取有效对策努力扩大公民社会的积极影响，以公民本位的精神实现政府再造，促进党和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

其次，培育社会自主性，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当今社会管理主体多元运作的态势注定单一的某种力量无法完成基层社会管理重任。因此，培育和建设城镇社区居委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是发挥基层社会管理资源作用的重要途径。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核心在于培育社会多元主体力量，特别在培育其社会自主性的同时要给民间组织发展以足够的空间，给多元的社会利益以足够的保护。实现民间社会管理资源与党和国家管理资源的对接与互动，将会大大提高基层社会管理的实效。

再次，引入协商民主，建立健全公众政治参与的机制与平台。基于当前政党组织、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缺乏有效的互动的问题，强调引入协商民主，能够为基层自治注入新的活力，以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实现群众需求表达和回应互动的动态型社会管理。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5]。协商民主既是一种治理形式，也是一种决策形式。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方面，必须更多地引入协商民主的方法，更加积极地探索协商民主的新形式、新路径，建立健全公众政治参与的机制与平台，使广大群众有足够的政治机制、渠道和平台来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意见，要借助这些政治参与机制、渠道和平台，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平等地进行讨论、协商求同，不断地以真正的公开、真诚的协商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理解和支持，进一步促进党和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

最后，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全方位服务型社会管理。随着当前社会管理要素日趋增多，难度不断增大，单靠传统手段已经难以实施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因此，要充分认识并进一步发挥信息化手段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将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管理事务与高速发展的信息网络紧密结合起来，构建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提高新形势下社会管理信息化水平。

【参考文献】

[1]周尚文.共产党执政理念论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5).[2]薛辉.浅析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政治学意义[J].中国行政管理，2004，(4).[3]杨春寿、池巍巍.社会管理理论的若干问题探讨[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3).[4]潘小娟，白少飞.中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思考[J].政治学研究，2009，(2).[5]Maeve Cooke.Five Argument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 2000, Vol 48, p947～969.

第三篇：以党建引领基层队伍建设

以党建引领基层队伍建设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兴，党就生机勃发；基础牢，党就坚如磐石。全面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扩大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必须坚持党建引领，严格按照落实党建要求，坚决做到听党指挥，履职尽责，成为党在基层的定盘星和人民群众的主心骨。

加强作风建设，严格落实各项制度规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严格落实在党的领导下，以党建引领这条主线扎实推进城乡基层治理，严格落实好各项制度规定，全力打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通过加强基层党建、夯实基础、增强活力，不断焕发党内组织和党员的生命力，基层党建的战斗力才会永远强大，党的基础才会永远牢固，群众对党才会永远信任和拥护。

第四篇：基层党建助力脱贫攻坚典型亮点材料

基层党建助力脱贫攻坚典型亮点材料

X市X区发挥组织部门职能作用，探索实施“三个三”机制，推动基层党建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相互促进，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三大行动”稳脱。开展村集体经济“清零、倍增”行动。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扎实做好集体经济“清零、倍增”行动，创新“众筹”模式，实施“众筹”项目X个，带动X个薄弱村集体收入达到X万元以上。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试点全域土地流转，探索“三变三化三集中”，提高“造血”能力。目前，已完成土地流转X余亩，X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开展“村村到”大调研行动。发挥脱贫攻坚中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将X年定为基层党建“攻坚突破年”，在全区X个村中开展“村村到、找短板，抓落实、求突破”工作调研，从村班子建设、村集体经济收入等X个方面入手，细分X小项，全面摸清村班子现状，找出贫困村问题症结，制定整改措施。

开展村级活动场所“改造提升”行动。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活动场所管理维护工作的通知》，将全区村级活动场所建设列入重大建设项目范畴，按照“新建一批、利用一批、改造一批、提升一批”的要求，投入资金X余万元，累计完成X多个村级活动场所改造提升，实现X个省定贫困村、X个市定贫困村全覆盖。

“三项机制”保脱贫。实施“X+X”包联机制。出台《关于组织开展“X+X”包联工作的实施意见》，对每一个贫困村，指定X位区级领导、X个区直部门、X名第一书记、X位乡镇干部、X个骨干企业定点帮扶，推动各类力量向扶贫一线聚焦。X年以来，累计为基层协调、争引各类项目X个，争引资金X余万元，新建、修缮水利项目X个，整理、改造道路项目X个。

建立关心关爱机制。坚持教育培训向脱贫攻坚一线干部倾斜，将脱贫攻坚业务知识纳入干部培训内容。加强谈心谈话，结合“村村到”工作调研，深入脱贫攻坚一线与干部面对面开展谈心谈话，倾听干部心声，纾解不良情绪。制定《X区党政干部容错纠错实施细则》，明确合理容错情形，旗帜鲜明地为在脱贫攻坚一线敢于担当的干部鼓劲撑腰。

落实激励鼓励机制。加强政治激励，坚持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标尺，把脱贫攻坚一线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赛场”。近年来，X余名扶贫一线干部得到提拔重用。加强物质激励，开展“X面红旗”争创活动，从脱贫攻坚等X项工作中评选出“红旗村”，每获得一面红旗，党支部书记岗位补贴每月上调X元，其他村“两委”成员每月上调X元。

“三路人才”助脱贫。锻造“管理人才”。引导村级党组织将后备干部编入村重点工作攻坚组，结合其实际能力和特点，在脱贫攻坚、产业发展等一线工作岗位中设置相应实践岗，有针对性地给后备干部交任务、压担子。今年以来，累计有X名政治素质过硬、工作能力突出、群众反响较好的在外人才被纳入后备人才库。

培育“乡土人才”。充分发挥党校优势，通过定期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开设特色林果、农机维修等专业课程，分批、分类对扶贫工作队、贫困户进行实用技术培训，着力为脱贫攻坚积蓄“人才力量”。实施“X雁归·乡情引才”工程，建立X籍在外人才数据库，广泛吸引X籍人才回乡创业，助力脱贫攻坚。

引入“高端人才”。推行“产业+人才”引才模式，围绕绿茶等产业，从X大学等单位“柔性”引进X名优秀人才，为区域现代农业发展把脉会诊、建言献策。借力X区（北京）协同招引中心等平台，多渠道引进省内外各类高端人才来X贡献才智。同时，紧盯高学历、高素质“队伍”，通过公开招考、现场招聘等形式，引入X名急需紧缺专业人才，为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力人才支撑。

第五篇：加强基层党建 创新社会管理

加强基层党建 创新社会管理

以构建和谐党群、干群关系为目标，创新社会服务管理，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使基层党建创新与社会服务管理新有机融合起来。

第一，以换届选举为抓手，夯实社会管理基础。从严格换届程序、严肃换届纪律、严保换届质量上下功夫，选出作风好、能力强、素质高的优秀人才进入党政领导干部队伍。第二、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增强社会管理参与度。着力提高党员干部参与创先争优活动的积极性，将创先争优活动落到实处，落到日常工作中来。

第三，以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为重点，完善社会管理格局。选择一批思想觉悟高、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党员进行政策宣传、法律援助、创业培训等活动。然后是党员干部主动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让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着力解决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关注的问题。

第四、进一步创新基层组织工作方法，提高社会管理水平。通过推进基层党组织信息化建设，以开展网络党支部、党建QQ群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积极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