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社区矫正 完善非监禁刑罚执行的社会防控体系

第一篇：规范社区矫正 完善非监禁刑罚执行的社会防控体系

规范社区矫正 完善非监禁刑罚执行的社会防控体系

宜宾县司法局 侯廷刚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非监禁刑罚执行包括对下列5种即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的刑罚执行，上述5种罪犯的刑罚执行均纳入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上述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一、积极探索，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成效显著

社区矫正开展以来，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广大群众的一致赞同，试点工作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

（一）党政统筹领导，部门密切配合。一是加强组织建设。社区矫正试点开展以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形成了“党委政府领导，司法局组织实施，有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参与，司法所具体实施”的工作格局。各级均成立了党委政府领导牵头，公、检、法、司、民政、劳动保障、财政等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司法局内，负责日常工作。二是健全协调机制。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效的保障了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必要的人财物等的需要。各相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积极参与，密切配合，保证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有序推进。

（二）加强队伍建设，社会积极参与。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需要专业的矫正力量对罪犯实施惩罚和改造。各乡镇司法所积极履行组织社区矫正工作的责任主体职责，派出所主动配合，依法履行对罪犯执法主体职责。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组织相关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建立以司法所、公安派出所为主体的专群结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即以司法所、公安派出所为主体的社区矫正专业队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参与的社会力量队伍、社会志愿者参与的帮扶队伍。2009年，四川省司法厅为加强社区矫正工作，专门从监狱抽调了200名警察到区县司法局协助指导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增强专业队伍力量。切实发挥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依靠基层，依托村（居）组干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村（居）委会干部处在最基层，与人民群众联系最为密切，也最了解矫正对象的家庭、社会关系、生产生活等情况，能够全面掌握矫正对象的教育改造、监督管理等具体现状，利于有针对性的实施个案矫正。

（三）注重制度建设，规范矫正运行。一是完善制度，规范依法矫正。各级党委政府印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的实施意见及公检法司联合制定的工作方案。根据四川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各地结合实际作了安排部署。四川省法、检、公、司等部门联合签发了《社区矫正对象接收工作衔接规定》、《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印发了《关于依法办理罪犯减刑假释案件实施规定》、《关于依法办理“老病残”罪犯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规定》。四川省司法厅除了联合有关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提供政策支撑，还相继制定出台了《四川省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方案》、《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公用经费保障标准》、《四川省社区矫正工作衔接规定》、《四川省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四川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流程》等规范性文件，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规范运行。各级各地社区矫正组织机构建立健全了一系列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并严格按照各项制度开展矫正工作。二是创新工作方法，改进矫正方式。依法实施监管，确保刑罚的有效执行。结合实际，按照“依法实施矫正”、“突出人文关怀，实施人性化矫正”、“整合力量、依托有关部门和村（居）组干部”、“典型示范、致富引路”等要求开展矫正工作。对于农村矫正对象，以“分散矫正为主、集中矫正为辅”，注重培养劳动技能，引导自食其力。建立以乡镇司法所、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和有责任能力的矫正对象家属或近亲属组成的农村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网络，确保服刑人员不脱管、不失控。针对矫正对象的不同犯罪类型、心理特点、年龄结构和生活状况等情况，因人而异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个案，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针对矫正对象的不同刑罚类型，在教育矫正过程中，积极引入心理咨询、心理矫治等科学手段，进一步增强矫正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

（四）有效落实监管，试点整体推进。一是突出人文关怀，实施分类矫正。抓好对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服刑人员的分类矫正。青少年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是特殊对象，对青少年服刑人员的社区矫正，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往往更加关注，务必加强对这类人员社区矫正方法的探索和研究。对在读的未成年人，应协调有关部门，尽可能帮助其完成学业。对暴力型犯罪、侵财型犯罪服刑人员落实分类矫正。暴力型犯罪、财产型犯罪社区服刑人员对社会安全的影响比较大，做好这部分人的社区矫正，可以极大地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过失型犯罪，加强教育引导，做好疏导工作，使其走出阴影，做好消除群众的歧视、误解工作。对农村社区矫正对象，要注重培养其劳动技能，增强致富本领。二是针对个案，注重个性化矫正。矫正对象的行为习惯和心理健康教育是矫正工作应当掌握的重点，要逐步实现社区服刑人员行为习惯和心理健康教育常态化。努力提高专业化水平，对心理问题突出的社区服刑人员实施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积极探索建立专业心理服务制度。三是实施危险性评估，促进矫正工作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有效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社区矫正对象危险性评估采取科学测评方式，结合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劳动技能、收入来源、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教育改造情况、现实表现情况等三个方面，进行全面、客观地进行分析和评估，对其社会危害性和重新违法犯罪可能性，可确定矫正对象分别为高危险性重点矫正对象、一般重点矫正对象和一般矫正对象三个等级，分别由基层司法所、村（社区）和其家庭负责落实矫正监管，采取个性化教育改造措施，不断提高矫正工作的水平。

（五）促进社会和谐，各界充分肯定。首先，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是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第二，社区矫正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对罪犯改造方式的一种有益尝试，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社区矫正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积极推行社区矫正”精神的具体实践，是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司法行政体制改革任务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第四，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合理配置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率的需要。第五，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有利于动员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平安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社区矫正是世界行刑改革发展的趋势。

（六）法律保障滞后，矫正难以拓展。一是法律支撑缺位。目前虽有最高法院、司法部等四院、部的规定，但是社区矫正的法规体系尚未确立，法律、理论支撑仍然苍白。二是保障机制缺失。人员、经费不能满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三是管理手段缺乏。面对管理对象外出、不接受管理、不参加法规学习、不参加公益劳动等，缺乏强有力的惩治、处罚管理措施，矫正的效果难以保证。

实践证明，各级党委政府对试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广大群众对此拥护，罪犯对抗心理减少，受害者也能够理解和接受，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了重新违法犯罪，刑罚执行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明显，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应当深入、广泛、持久的开展好这项工作，迫切需要使之上升成为一项法律制度。

二、重在规范，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

落实对非监禁刑罚执行的教育改造，依法是前提，规范是关键，质量是核心。深入推进社区矫正，务必做好以下工作。

（一）立法刻不容缓，解决瓶颈制约。社区矫正是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必须有充分的法律制度作保障，否则，刑罚执行重要工作之一的社区矫正的瓶颈制约就始终无法解决。目前，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警察法》等对社区矫正均未作出明确规定，实施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是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在工作中承担了大量的责任，但是其刑罚执行的法定权力未得到确立，责权不对等，难以有效实施监管，缺乏强制管理手段。只有法律的修订完善，社区矫正才能纳入各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统筹安排，协调推进。社区矫正试点7年来得到普遍肯定和认同，深入推进社区矫正务必加快其立法进程，及时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予以修订，确立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刑罚执行主体地位，赋予其非监禁刑罚执行的职责和权力，确保刑罚执行活动的严格依法。要积极探索在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司法警察队伍，抓好社区矫正的各项规范化建设。实践证明，推行司法所专职司法警察或者由监狱警察实施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管理教育，成效显著，应当推广。

（二）完善配套措施，依法实施奖惩。一是落实文件要求。按照《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方案》、《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和《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等要求，细化奖惩措施，建立考核奖惩机制，充分体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二是规范日常监管。根据《社区矫正对象接收工作衔接规定》等规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在公检法司系统全面统一完善交接制度，落实交接手续，严防逃脱监控，及时接收矫正对象并纳入矫正。三是强化协调配合。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已有上述规范性文件确定，民政、财政、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应切实承担帮扶等工作职责，合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确立保障制度，稳定经费投入。一要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制度。社区矫正较之监狱改造有诸多优势，同样均属刑罚执行，理应纳入财政预算。二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建立工作基金，对热情接纳矫正对象的企业、社会团体采取给予税收优惠、资金项目倾斜、财政补贴等办法，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三要确立政策支持制度。通过建立长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切实解决矫正对象在就业、生产、生活、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增强专业技能，提高整体素质。一抓好司法所建设。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关于加强司法所建设的精神，积极开展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尽快达到组织健全、业务规范、人员充实、队伍稳定、设施完备的要求，为司法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二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抓好教育整顿，践行司法为民，不断提高司法行政队伍的整体素质。社区矫正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新的职能，刑罚执行的专业性强，要求高，责任重大。当前多数司法所都是“一人所”，承担着法制宣传教育、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刑解安帮等职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力不从心，增强力量、提高司法行政队伍干部素质，保障必要的办公、交通、通讯条件是当务之急。司法行政干部务必加强学习，提高法律知识、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三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志愿者作用。结合实际，挖掘和整合社会资源，重点吸收离退休老干部、社团组织、教育等部门的积极分子和有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才参与社区矫正的培训、帮教和理论研究等工作，不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前瞻性与实效性。

三、创新思路，健全非监禁刑罚执行的体制机制 建立适应社区矫正工作的体制，必须及时修订最高法院、司法部等四院、部的规定，使其适应社区矫正发展的需要，健全保障社区矫正规范、高效运行的工作机制。

（一）深化司法改革，扩大非监禁刑。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落实中央关于“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积极推行社区矫正”精神，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对社区矫正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大胆突破最高法院、司法部等四院、部有关社区矫正的规定，建立完善司法资源合理分工的司法体系，确立刑事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项职能分属公检法司各部门的相互监督制约机制。人民法院要大胆适用非监刑罚措施，及时修订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释，充分使用非监禁刑罚措施和减刑、假释等鼓励罪犯改造、自新的刑罚执行措施。监狱管理机关要积极适用暂予监外执行措施，对符合假释条件的人员要及时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假释，并积极协助社区矫正组织的工作。充分发挥社区矫正改造罪犯的职能作用，充分尊重社区矫正组织的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全面推行判处缓刑、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前征求罪犯经常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意见并形成制度，有效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二）健全体制机制，强化监督改造。一是完善领导体制。切实形成“党委政府领导，司法局组织实施，有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参与，司法所具体实施”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体制。二是建立社区矫正管理体制。进行科学管理，有效实施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检查、监督、评估、考核，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开展。三是统筹协调，建设长效机制。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建立和落实矫正对象预测评估、衔接、档案管理、社会保障、例会、培训、监督、信息通报、联席会议、考核奖惩等各项制度，规范运行，落实监管，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高效、有序运转。

（三）依法履行职责，健全社会防控。一是明确主体职责，落实分工负责制。要依法确立司法行政部门的社区矫正工作法律地位，建立依法、高效、顺畅的社区矫正管理体制。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履行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职责，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和基层组织、社会团体、社会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政法各部门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职能部门，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机关（包括监狱）应依法履行社区矫正工作的各项相应职责。二是有关部门履行职责。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配合，民政、劳动保障、教育等部门要切实承担起对社区矫正对象这类特殊群体的生活、就业等的帮扶责任。三是实行目标考核。把社区矫正与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促进平安建设有机结合，纳入对乡镇、各部门的目标考核，发挥和整合各界力量，齐抓共管，整体推进，共同搞好社区矫正工作。

第二篇：适用非监禁刑罚的审前社会调查报告

XX县司法局XX司法所关于XX适用非监禁刑罚的审

前社会调查报告

2014年月日XX县司法局收到诏安县人民法院《适用非监禁刑罚审前社会调查委托书》，指派XX司法所专职工作人员全面深入地对XX所在的村委会、家庭等进行了调查，初步对XX的个人情况、一贯表现和社会背景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和认识，现将委托调查获取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XX的基本情况：

XX，男，汉族，年月日生，住XX县XX镇村 号，身份证号，职业：。

二、XX的家庭情况

父亲 xx，汉族，岁，住XX县XX镇村号，农民。母亲 xx，汉族，岁，住址及职业同上。

配偶xx，汉族，岁，住址及职业同上。

儿子/女儿，三、调查情况

20年月日，XX司法所干警对 XX被取保候审前所在村委会、家庭、学校、邻居等开展调查，大家一致认为XX在本村的表现非常好，根本想不到他会犯罪，肯定是受了他人影响或迫于生计，希望人民法院从轻处罚，给予非监禁刑罚，也相信他现在非常后悔，相信他会痛改前非，会认真悔罪，同时不会再做危害国家和社会的事情，重新做人。

四、对罪犯XX适用非监禁刑罚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结合调查结果进行的初步分析评估，XX司法所认为：罪犯XX系因家境困难、经济压力极大而犯罪。其妻子没有职业又要照顾年幼的女儿，体弱多病的父母全靠罪犯XX一人赡养医治，家庭负担很重。且犯罪后，其能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并立功赎罪，自身更是万般后悔。因此对罪犯XX适用非监禁刑罚，应不致于会再危害社会，建议可以对其适用非监禁刑罚。

XX县司法局XX司法所

年 月 日

第三篇：社区矫正：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

社区矫正：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

摘要：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因而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问题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的根本目的是教育和挽救，社区矫正作为全新的刑罚执行制度，是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它对未成年罪犯的顺利改造与回归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体系已初步建立，但还存在立法滞后、观念陈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关键词：社区矫正未成年人犯罪优先选择再社会化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未成年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未成年人的明天就是祖国的明天。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研究是全社会的责任，并非一人或一些人所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工程，需要各个公民及部门的共同努力。本文就未成年人罪犯的刑罚执行问题进行一些简单的论述。

一、社区矫正的涵义

社区矫正，又称社区矫治，英文翻译为communitycorrection或community–based–corrections。目前，我国学者对社区矫正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中将法院参与社区矫正解释为，“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和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等非监禁刑案件中，坚持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原则，适当运用刑罚，并配合社区矫正组织从事教育转化工作，以达到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目的的活动。”2003年3月的两会期间，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对社区矫正做了这样的阐释：“我们所讲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小组和民间组织及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项制度虽然在我国尚未广泛采用，但在一些国家这是普遍适用的一种法律制度，有的国家非监禁刑的比例还很大。”还有学者指出，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改造犯罪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

社区矫正，在国外更多的称之为社区处遇或社会处遇，所谓社区处遇是指社区为基础的矫正、治疗罪犯的措施，包括缓刑、假释及各种重返社会的制度。结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社区矫正是指设置专职机构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利用专业方法，运用社区资源，在与社会不隔离的社区环境中对犯罪人员的矫正或改造活动。

二、对未成年犯实施社区矫正的积极意义

未成年人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关键时期，鉴于其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我们对未成年罪犯判处刑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教育和挽救。社区矫正作为全新的刑罚执行制度，它为探索未成年犯的改造与回归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是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因为它既具备应有的矫正效果，又能很好的实现使未成年人罪犯回归社会的功能。因此，社区矫正制度对未成年人罪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1、可以有效地保护未成年罪犯。未成年罪犯往往是由于个人思想的不够成熟，加之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才走上犯罪道路，绝大多数都可以通过教育感化而痛改前非，因此，从教育、挽救未成年罪犯的目标出发，对未成年罪犯采用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刑罚，能够使未成年罪犯既受到一定的惩罚，又在社会的关心、指引和帮教下，重塑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养成适当的社会生活方式，从而最终达到保护未成年罪犯的目标。

2、能够避免过早贴上标签。标签理论认为，违规者一旦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就会在其心灵上打下耻辱的烙印，产生“自我降格”的心理变化，进而顺应社会对其的评价，“违规”甚至会被行为人“合理化”而演变成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如果过早将罪犯投进监狱，尤其是未成年罪犯，无疑是最深刻的“标签化”过程，他们会给自己贴上“罪犯”的标签，势必会影响他们幼小的心灵，他们会将自己归类到违法犯罪的人群当中，容易对社会产生反感与叛逆，就有可能再次犯罪。代之以社区矫正这种有效的教育与挽救措施，对于可塑性较强的未成年人来说，可以减少因这种“标签化”带来的负面作用。

3、避免交叉感染。未成年犯大多是初犯，其主观恶性并不深，但是与外界隔绝的集中关押，致使他们的交流对象局限于其他罪犯，交流内容往往也是社会的消极方面，不可避免的会对他们带来许多消极影响，这对辨别能力不成熟的未成年犯来说，刑满释放后很有可能再次犯罪。社区矫正属于非监禁刑，是将他们置于社会之中服刑，无需收监，从而克服了集中关押导致的交叉感染问题，更有利于他们的改造，4、有利于未成年犯的再社会化。再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重塑人格的过程，对罪犯的人格改造是

人道价值的主要体现。由于未成年犯的继续社会化过程一般较为短暂，所以，其再社会化的过程就更为重要。而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的行刑方式，兼具司法、教育、心理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功能，它能充分运用社区资源，努力促进未成年犯与社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未成年犯身上的“罪犯色彩”也明显淡化，为其再社会化提供了保障，从而达到再

社会化的目的。

5、体现刑罚社会化原则。刑罚社会化是开展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之一。传统上人们主张“恶有恶报”，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的刑罚观念也在不断进步，在刑罚中越来越强调教育观念、改造观念。我们对未成年犯判处刑罚，根本上是为了教育改造他们，让他们通过刑罚执行活动，转变成合法公民，从而顺利回归社会。社区矫正正是体现了这一刑罚原则。

三、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体系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实施社区矫正的时间较短，还没有完全建立，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了不少问题：

1、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通知》，提出了我国构建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路、任务和工作方法，标志着社区矫正正式在我国司法制度中有了一席之地，表明我国顺应世界刑罚发展的潮流，真正重视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问题。但是这个文件只是提出社区矫正的法理依据，还缺乏更具体的法律规范和配套制度的支撑。而社区矫正是一个严肃的刑事执法活动，必须要有相应的立法作为支撑，而我国现行法律与社区矫正发展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

一、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目前的做法是由“司法牵头、公安配合”，这虽然加强了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力量，但在实践中，却容易出现职责不清、界限不明、衔接不力、效率不高等一系列问题；二是现行法律中虽对某些问题作出了规定，但实际上形同虚设。例如在当前社区矫正的实践中，普遍存在失控、脱管服刑人员法律制约不力的问题。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对违反监管规定的缓刑假释人员可作出撤消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基本没有加以适用。三是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对罪犯在社区中进行监管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对罪犯进行必要的改造和矫正措施等。而且现行法律有关非监禁刑的规定是根据若干年前规定的，其规定也比较原始、粗放，随着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完全适应目前的实际需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从而把社区矫正变成是原有法律基础上的修修补补，导致在执法中的任意性，造成社区的不稳定或者侵犯服刑人员权利的后果。

2、观念陈旧。由于我国刑法长期受报应主义和重刑思想的影响，法律始终是以冷酷的面孔出现，所以难以使人们将刑罚执行与人文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在司法实践中，公众特别是司法人员崇尚重刑，迷恋监禁刑的行刑方式，这种观念在我国仍有相当的市场，不少人怀疑社区矫正的行刑效果。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有的人在社区矫正的探索方面不热心，对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制度的适用，仍然停留在过去的认识水平上。

3、机构不健全。由于受到现行刑法的限制，我国在实施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实行“司法牵头、公安配合”的管理格局，即由司法尽管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并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但问题在于：会同公安机关监督考察，不仅容易造成工作中的脱节，而且造成对人力、物力的浪费。司法所管理社区工作也存在一定问题，一是街道、乡镇司法所人员不能完全到位；二是街道、乡镇司法所专职人员都身兼数职，导致不能集中精力投入到社区矫正中去，服刑人员的失管、漏管和脱管，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三是基层司法所尚未明确为执法机关，在工作中容易陷入被动。同时，由于居委会的职责较多，使其力量有限，不能很好的参与到社区矫正中来。

4、相关部门配合不力。由于种种原因，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司法机关等部门对未成年犯的监管实际上难以到位，使得在社区中的未成年罪犯大多处于脱管状态，法院对缓刑的宣告往往也是“一缓了之”。这样既影响了刑罚目的的最终实现，也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同时，这也让罪犯感觉参加社区矫正就是放任不管，从而导致任其恢复“自由”。

四、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体系的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使社区矫正对未成年人罪犯真正取得实效，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制度化建设，必须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设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职机构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为此，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存在的问题，并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提出如下建议：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吸收实际工作中的成熟做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现有各级立法部门要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对现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以确定未成犯的处罚原则，规定具体适用的刑罚种类和具体量刑标准，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放宽减刑和假释条件。同时，在完善刑事法的基础上，按照当前国际通行做法，结合我国实际，在条件成熟时，加强特别法的建设，包括《未成年人事件处理规则》等，通过专门立法，规定专门的刑法制度，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开来，并设立相关配套措施，保证未成年人的权利得到有效执行，以受到最好的立法和司法效果。同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社区矫正机构的地位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职责，规范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活动。

2、更新观念。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刑罚及其执行制度也产生许多新变化，一是刑罚体系整体趋轻；二是刑罚在国家管理系统中地位和作用下降。在这种刑罚变化的趋势下，我国应该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因为单靠严厉的刑罚难以受到威慑犯罪行为的功效。而且，即使按照“恶有恶报”观念将他们送进监狱，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仍然需要社会对他们宽容、接纳。因此，我们应该改变以往的刑罚观念，从保护未成年和刑罚社会化、人道化的角度出发，将他们放在社区中进行矫正，将会受到更好的效果。

3、设置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专职机构，配备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职人员。要将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就必须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此，笔者建议在司法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管理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的执行也属于刑罚执行的范畴，因由国家公务员负责执行，但由于社区矫正是在社区内执行，必须得到社区内相关人员的支持和帮助。对此，笔者建议，应配备由专业人员和志愿者组成的执行人员。专业人员包括国家公务员和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员。社会志愿者包括专业社会工作者、离退休人员、大学生等，这些人员应当具有较高专业水平，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热心公益事业，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4、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资源。由于未成年人罪犯在社区内执行刑罚，因此建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应当以行政区域内的社会资源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资源。自1999年我国民政部开展社区建设实验以来，我国大中城市的社区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事务社区化管理模式的形成客观上为矫正罪犯过程中利用社区资源提供了可能。因此，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应根据未成年人的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制定专门的教育改造措施：（1）开展法制教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就是法律意识淡薄，因此，在社区内，聘请法院少年审判庭的法官为社区的法制宣传员，把法制引入社区，让未成年人罪犯知法、用法、守法。（1）开展思想教育和道德品格教育活动。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开展各种形式的思想教育活动和道德品格教育活动，培养他们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他们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克服不良的道德品质。（2）开展心理教育活动，不健康的心理是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应通过多种途径，如开展心理健康辅导等，引导他们形成健康的心理。（3）开展劳动技能培训活动。根据各自的特点和爱好，开展一系列劳动技能培训活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劳动态度，学会一定的职业技能，提高生存能力，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保证自己立足社会。

5、形成合力、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和全体公民都要高度重视社区矫正对未成年罪犯的重要性，明确自己在保护未成年人罪犯健康成长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增强责任感，齐抓共管，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网络。具体做法是实现四个结合，和家庭结合，家庭我未成年人罪犯最初和最重要的生活环境，未成年人罪犯的个性及世界观一般是在家庭中形成的，因此一定要重视家庭建设，确保未成年人罪犯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让其父母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对未成年人罪犯及时进行教育和挽救；和学校教育，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都处在适学年龄，学习对他们今后的成长非常关键，因此，要帮助他们获得重新学习的机会；和社区结合，让社区负责人想办法给他们以妥善的安置，以防止他们因无所事事流入社会再受不良因素的影响而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和法院相结合，法院做好延伸服务，为未成年人罪犯建立档案，实行专人专管、要求未成年罪犯在社区矫正阶段定期进行思想汇报，并走访、回访缓刑期间表现突出的人员，可以在当地社区开展“模拟法庭”等教育宣传活动，加强对未成年人罪犯帮教与感化。使得社区矫正真正取得实效。法院可以加强与工、青、妇联、教育部门、街道、劳动人事、宣传等部门的联系配合，就安置、就业、上学等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尽可能多地为未成年人罪犯创造一些就学、就业的机会，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学校乃至家庭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偏见、误解及不公平待遇。

五、结语

总之，对未成年人罪犯实施社区矫正工作，是对我国刑罚直性制度的一大进步。对未成年罪犯实施社区矫正，体现了对未成年罪犯的尊重和保护，顺应了现代文明的发展。但未成年人罪犯社区矫正的实施需要形成一套规范化、科学化的制度和方法，因此，要实现惩罚他们的同时，完成对他们的帮教和矫正任务的目标。最关键是通过立法及时填补法律制度中的空白，让社区矫正逐渐成为改造未成年人罪犯的一剂良方，从而真正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第四篇：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社区矫正性质定位思辨

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社区矫正性质定位思辨

史柏年

2012-11-5 15:41:05 来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09年1期

【英文标题】The Dual Natur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and Social Welfare

【作者简介】史柏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有关社区矫正的单一的刑罚执行性质说，虽然是国内理论界最流行的论述，但是在实践中已经越来越陷入困局。笔者尝试从人类刑罚观念和刑罚制度历史变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目的与任务，以及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相互关系等三个角度，阐明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定位：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

It is widely admitted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 provides only punishment sanctions for offenders, which in practice is merely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 plays.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ual nature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program as both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and social welfare for offenders by checking the perspective and history of human punishment system, the purposes and aim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work.【关 键 词】社区矫正/性质定位/刑罚执行/社会福利/社会工作Community Correction/Natur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Punishment/Social Welfare/Social Work

自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名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北京、上海等六省市率先开展试点工作以来，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已经走过了将近6个年头。近6年中，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不清晰、不准确。为对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的其他问题的厘清提供基础性认识，笔者尝试对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一、非监禁性刑罚执行：社区矫正的单一性质解说及其困局

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是目前国内有关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最流行的论述。两院两部的《通知》是持此种观点的最权威的法规文件。《通知》明确：“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北京市是最早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六省市之一，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吴玉华在论述社区矫正的基本含义时，也持非监禁性刑罚执行的解说。他说：“具体到北京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它(社区矫正)有三层含义：一是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二是社区矫正是针对被判处管制的罪犯、被宣告缓刑的罪犯、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被裁定假释的罪犯和刑满释放后继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的刑罚执行活动；三是社区矫正是由北京市的社区矫正组织来实施的针对五种人员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1]

除了司法部门领导的上述界定外，国内学界和实务界的许多人也持此种论述。例如，上海大学法学院刘强教授认为，对社区矫正的定位可以从三个层面上理解：社区矫正是一项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对特定罪犯的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在社区中的刑事执法活动。[2]

最早开展社区矫正理论研究的郭建安教授虽然主张社区矫正是刑种、量刑和行刑制度的结合，但是在三者中，他仍然偏向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的观点。例如，他与郑霞泽合著的《社区矫正通论》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两院两部《通知》所列举的社区矫正的五种类型中，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属于刑种范畴，而其它三类不属于刑种。因此，对社区矫正的性质的完整表述应当是，社区矫正是刑种、量刑与行刑制度相结合，但是偏重于执行的一种综合性措施、方法或者制度。[3]

上述有关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性质的解说在一般意义上来讲是正确的，或者说是没有错误的。在我国目前社区矫正尚处于试点探索的情形下，坚持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的性质，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又有利于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监督管理。

但是，问题在于有一些人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的性质定位，他们排斥和批判对社区矫正性质的其他角度的解说，因此，有意无意地将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窄化和绝对化的理解，由此也使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陷入了以下困局：

1.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所以在社区矫正的主体问题上始终没有形成共识，致使社区矫正各参与机构之间的职责分工始终没有明确界定，造成了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和工作实务中的矛盾和混乱。

例如，有的学者一方面主张，“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社区矫正工作的定位只能是刑罚执行活动，执行主体与执行对象不能改变。”另一方面又主张，社区矫正的“具体的执行工作与矫正内容，必须由国家司法行政系统的基层司法所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承担与负责落实”。[4](P30)既然强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那么就应该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规中有关公安机关是对被判处管制、缓刑或予以假释、监外执行等罪犯执行监督、考察等任务的主体的规定，而不应该主张“由国家司法行政系统的基层司法所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承担与负责落实”社区矫正的“具体的执行工作与矫正内容”，因为在上述法规文件中，没有任何有关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参与对监狱之外服刑人员实施执法任务的授权规定。而如果要落实两院两部《通知》精神，由司法行政机关来承担和发挥社区矫正的“牵头组织”的角色和日常管理工作的功能，就不能过分强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因为，作为一项司法改革的实践活动，社区矫正的试点本身就意涵着对现有法律制度体系的突破与革新，一味强调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运行，明显地会限制新的法律制度和刑事政策的创建。

上述认识上的困境必然会造成社区矫正实际工作上的混乱。因为对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作了窄化和绝对化的解说，将社区矫正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执法活动，因此按照现行法律框架，对管制、剥权、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任务只能由公安机关来执行。但是，除了监督、考察等事务之外，社区矫正还有大量的、复杂的教育矫正、福利服务等工作任务，完成这些任务又非公安机构及其人员的分内职责和能力所长，因此还需要有其他相应机构和人员来承担。于是就出现了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和人员分工上的奇怪局面：工作主体不做主要工作；非工作主体承担主要任务。就像有的地方当作试点经验所呈现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社区矫正中的刑事执法程序工作仍然由公安机关的派出所承担”，但是按照试点工作的要求，“社区矫正具体的监督管理与教育改造由司法行政系统的司法所负责”，基层司法所实际上成了“社区矫正工作的主导力量”。[5]

这样一种将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职权与教育矫正职责绝然分开的做法已经严重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与效果。因为两个部门分别被赋予了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和“主导力量”的职责，而“刑事执法程序工作”和“具体的监督管理工作”的界限又不能绝然地分开，其结果是：一方面会造成两个部门工作内容的交叉重复，两个部门都要制定一套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的程序和要求，如定期或不定期的思想汇报、见面会谈，以及对矫正对象限制性要求的监督执行；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两个部门工作职责上的缺位和效率低下，因为具有执法职权的公安部门不承担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的具体任务，而承担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职责的司法行政机关不具有执法权威。笔者在调研中不只一次听到基层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埋怨：有些矫正对象在公安派出所民警面前表现得很驯服、很听招呼，可是在我们面前却总是百般抵触、状况不断，像我们这样“有责无权”的身份，很难把教育矫正的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2.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社区矫正三大任务的落实情况始终不平衡，重监管轻矫正的现象始终是众多试点地区的通病。

两院两部《通知》明确，社区矫正的任务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其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其三是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生活。

上述监管、矫正和服务的任务是三位一体的，它们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监管既是对社区服刑罪犯的惩罚，同时又能为教育矫正措施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矫正是社区矫正的核心和重点，矫正目标的实现又能最有效地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服务既能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实际困难，又能促进其自觉地、心悦诚服地接受监督管理和配合教育矫正措施的施行。

但是由于有人把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单一的刑罚执行的定位，所以在社区矫正的三大任务中，最偏重监管目标的实现，而把其他两方面的任务当作次要的、从属的、可做可不做的，即便关注对矫正对象实际工作和生活困难的帮助解决，出发点也是为了换取其对监管措施的配合与服从，似乎矫正对象不出事、不重新犯罪就万事大吉了。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开展的社区矫正的实际工作，一切围绕当下的“平安”目标，一切为了对矫正对象实施控制，根本无暇也无力去实现教育矫正的目标。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矫正对象摸准了矫正工作人员的思想脉搏，每逢重大节庆、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前夕或者期间，总会向社区矫正机构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为了确保“平安”，矫正机构总会想方设法来满足这些过分的要求，以换取自己对社会控制措施的配合。这样久而久之，看似实现了社会“平安”的眼下目标，但是矫正对象的不良心理和行为非但没有得到矫正，反而变本加厉，社会稳定的长期目标实际隐含着严重的危机。

3.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专业定位和素质能力大多不能满足社区矫正艰难和繁重工作任务的要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始终处于低水平运作的状态。

社区矫正是一个需要众多机构和专业人士合作实施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涉及的专业涵盖法律、心理、教育、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等领域，只有发挥各专业的特长，形成优势互补，才能实现社区矫正的全面目标。

但是由于有人(尤其是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人员)把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单一的刑罚执行的定位，认为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才是首要的工作任务，所以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业绩考核，只强调其能否承担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的任务，而不重视能否承担对矫正对象实施教育矫正的任务；对矫正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也仅仅停留在法律、公安刑侦等领域，不重视心理、社会工作等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运用。所以，一些试点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机构设置，只是简单地把基层司法所换牌变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工作机构”；“在人员的配置上，主要以司法所的负责人，专职矫正工作的干警和监狱、劳教场所调出并经过培训的司法警察为骨干”。[5]即便有心理学、社会工作学专业的人员参与，也只是把他们当作是社会的志愿工作者而非专职工作者来看待。

我们考察欧美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社区矫正制度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聘用和培训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时，对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是极其强调和重视的。例如：

1945年美国观护及假释制度协会公布的观护人与假释人员的三条遴选标准是：(一)特别知识：需要具备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之知识及实务经验，包括人类生理、心理及情绪变化之了解，以及处理家庭问题，运用社会资源之能力与经验；此外还需要熟悉有关法律之内容，以便行使职权；熟悉管辖区域内各机构活动之情况。(二)特别学历：具备学士学位并选读社会科学之课程(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三)特别经历：需曾在社会机构从事工作一年以上，但是在社会工作学院的实习或曾受有关训练被认同为实际工作经历。[6]

英国在1998年之前，是将具备“社会工作资格”当作担任社区矫正官的必备条件看待的。[7](P55)

在香港，社区矫正工作者被称作为“感化主任”，感化主任必须具有社会工作的教育训练背景，并经过一定时间的工作实践，再学习相应的法律知识才能胜任。

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有些地方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专业定位显得过于狭窄。他们从社区矫正是单纯的刑罚执行这一性质定位出发，把社区矫正需要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也简单定位在法律和公安刑侦领域，没有意识到：社区矫正虽然在本质上有刑罚执行活动的属性，但是因为其适用对象是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程度较小、再犯罪几率较低的初犯、轻型犯和未成年犯，所以其刑罚的惩罚性属性大大降低，教育、感化、矫正等工作任务大大突出，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而现实状况却是：大多数社区矫正工作者不具备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学方面的专业教育训练背景，不善于运用心理、教育、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去对矫正对象实施有效的教育矫正，社区矫正的内容和方法停留在低层次和低水平的状态。就像有的基层司法所人员所描述的：现行矫正制度包括了电话报到、思想汇报、谈话教育、学习培训、公益劳动、请销假制度等，在理论上基本涵盖了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受到各种制约。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顾虑，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公益劳动的时间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社区矫正的主要工作形式表现为报到、谈话及走访，由此，矫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高矫正水平的“教育”和“矫正”。[8]

二、社会福利：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社会学视角

在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争论意见中，有关刑罚执行活动的性质是具有较高共识的解说，在这一点上没有多大的分歧意见。有关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分歧意见在于：除了刑罚执行之外，社区矫正是否还有其它角度的性质定位。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观点，形成了所谓社区矫正的单一性质说和双重(多重)性质说之争。

与单一的刑罚执行活动的性质定位不同的是，双重(多重)性质说认为：社区矫正除了刑罚执行的性质之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给予性质定位。例如：

张昱教授主张：社区矫正具有“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和矫正罪犯的“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双重性质；[9](P112)

石晓芳提出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和社会工作的双重属性的观点，认为刑罚执行是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属性；而它的社会工作的属性，是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监禁矫正，作为一种具有开放性和社会性的刑罚执行所必须具备的属性。[10]

刘永强博士和何显兵博士持社区矫正多重性质观，他们认为：社区矫正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性质是专门机关工作与社会工作的结合体，是融合社区刑罚执行、监狱行刑社会化和出狱人社会保护等多方面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制度。[6]

综上可见，与单一的刑罚执行说持不同观点的社区矫正的性质解说中，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社会工作是社区矫正的属性之一。正因为如此，持单一刑罚执行性质说的人们也把反对和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属性说。其中，刘东根博士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明确表示对社区矫正是一种社会工作的观点“不能苟同”，认为：“社区矫正在性质上不能等同于社会工作。如果将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等同，势必会忽视或淡化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功能，影响刑罚的惩罚和威慑作用的发挥，导致社区矫正工作定位的偏颇。”[11]

是否具有社会工作的属性似乎成为了社区矫正性质定位争论的焦点。对此争论意见，笔者的观点是：不赞同对社区矫正的单一的刑罚执行的性质解说，赞成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说；不赞同将“社会工作”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赞成将“社会福利”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基于上述见解，笔者对于社区矫正性质的理解是：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和社会福利双重属性。理由是：

1.社区矫正是现代刑法观念、刑罚制度与现代福利思想、福利政策发展交汇的产物，其中既蕴含了对罪犯惩戒的社会公义性要求，又蕴含了维护罪犯权益和尊严的人道主义精神。

人类社会对罪犯的处置，从最初“以牙还牙”式的血亲复仇，到中世纪“杀鸡儆猴”式的威慑阻吓，期间经历了数千年的观念转变和制度更迭，变化虽大，但是用严酷的惩罚给犯罪人以报应，始终是刑罚的核心理念和目的。到18世纪末，人们才开始采用感化、矫正的理念和方法来对待罪犯，而不再以残酷的刑罚惩治罪犯而后快。引起这一根本性变革的，首先是刑罚观念上的“报应主义”刑罚观逐渐消退，“功利主义”的刑罚观逐渐抬头。

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为了惩罚罪犯而存在，刑罚的正当性在于犯罪的不正当性。功利主义则认为，刑罚的价值在于其满足国家追求一定功利效果的积极意义，这种功利效果就是犯罪预防，预防犯罪才是刑罚存在的正当性根据。预防犯罪又分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以社会一般人为对象，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刑罚的威慑，警示和预防社会一般人，使之不致犯罪；特殊预防以犯罪人为对象，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剥夺或者教育，使犯罪人不致再次犯罪。对于剥夺或者教育功能的不同侧重，特殊预防又可再分为剥夺犯罪能力主义和矫正改善主义。由于纯粹的矫正论与剥夺能力论都失之片面，于是就产生了融矫正与剥夺犯罪能力于一体的综合论的问世。

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社会改革家边沁是功利主义创始人，其功利主义学说所涵盖的功利主义原则、福利最大化主张为近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边沁把功利主义学说运用于司法改革，成为近代第一位在特殊预防领域的综合论者。他说：“尽管犯罪已被制止，被害人也得到补偿，但仍然需要防止出于同一罪犯或者其他罪犯的类似的犯罪。有两种途径达到这一目的：一种是制止犯罪意图，另一种是消除行为能力。消除其犯罪意图称作改造；消除其行为能力称作剥夺能力。”在此，他把“矫正”和“剥夺伤害能力”视为刑罚的必备特质。[12](P51)

风靡于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的特殊预防论对刑罚理论和刑罚制度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促成了人们认识到刑罚的真正目的应当是矫正或剥夺犯罪能力以保卫社会，而不是用报应或威慑的手段以惩罚罪犯；促进了刑罚的宽容、轻缓和对犯罪人的人道化、个别化处遇。当然，特殊预防论也有其局限。在理论上，由于其排斥和抹杀报应刑论主张的刑罚对罪犯的惩罚功能而丧失社会的公义性；在实践上由于没有能为刑罚提供一套限制原则，而容易为扩张国家刑罚权和侵犯公民人权提供口实。

通过历史考察发现，现代刑罚目的理论已经不可能仅仅采纳报应论或预防论中的单一观点来作为自身的全部内容，而应该兼容报应刑论和预防刑论各自的长处来建构刑罚的目的理论，并由此设计刑罚制度。使得刑罚措施既具有报应的功能，以满足公众对犯罪之恶进行必要惩罚的社会公义诉求；又具有教育矫正的功能，以实现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的目的。我国当前试行的社区矫正制度，就应该建立在上述综合刑论的理论基础上。

一方面，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措施，应该具有对罪犯惩戒、监督、考察等监管性功能，通过限制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自由让罪犯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作出报偿；另一方面，社区矫正作为一项面向罪犯的社会福利措施，应该具有教育、矫正、服务的功能，让罪犯通过接受特殊的福利服务得以矫正自身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顺利回归社会。

2.现代刑罚制度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社会福利的政策导向，两院两部《通知》的相关条文充分彰显了社区矫正的社会福利属性。

“福利”一词的简单涵义就是“好的生活”。社会福利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通过国家治理，达到全社会不虞匮乏、充分就业、安全、健康、快乐、受教育、社会平等及有序生活等有关人类幸福的目标。而贫困、疾病、失业、无知、懒惰和犯罪则是反福利的社会病态。从这一理解出发，如果将济贫、医疗、就业、教育、扶老、助残等社会政策措施都看做是社会福利的话，那么对罪犯的教育矫正同样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别只是在于接受福利服务的对象不同。

在古时候，人们把犯罪看做是当事人对神的意志的冒犯；后来，犯罪人类学派把犯罪归咎于“天生犯罪者”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特征；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把犯罪看做是当事人自身原因和社会环境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社会适应欠佳、心理冲突、行为偏差、社会关系失调的结果。由于其社会化过程的阻断或弱化造成社会功能的弱化甚至缺失，他们无法通过社会公众所认可的途径和手段来维持在社会中的正常生活，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罪犯属于社会中的特殊的弱势群体。而当他们的行为被社会判定为违法或犯罪、受到社会的制裁和惩处时，其社会地位更处于与社会主流背离的不利境地。因此，对罪犯施行福利服务，使其恢复重建社会功能以摆脱弱势地位，既可为服刑者谋求幸福的生活，又有利于全社会福利目标的实现。

在现代世界各国的刑罚制度中，无论是监禁性措施还是非监禁性措施，都兼具惩罚性的刑罚执行功能和教育矫正性的社会福利功能，两者的分量因犯罪的性质和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在社区环境中实施的刑罚措施，其适用范围是一些初犯、轻刑犯、青少年犯以及经改造有悔改表现的、对社会危害性较低的人群，因此，社区矫正措施的惩罚性功能相对较弱，而教育矫正等社会福利性功能是其主要的、处于核心地位的属性。

两院两部《通知》对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定位有充分的体现。例如：

《通知》在阐释社区矫正的涵义和性质时，在明确社区矫正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的属性之后，又指出：“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通知》在论述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意义时，特别强调社区矫正“有利于对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者继续监禁的罪犯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化的矫正，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并且把“坚持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予以严厉惩罚，积极探索对罪行较轻的罪犯进行社区矫正”，当作是推进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目标。

《通知》把教育矫正、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与监督管理放在一起，共同列为社区矫正的三大任务。在这里，接受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不良心理和行为，成为守法公民；以及接受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帮助，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从而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更主要的是它们被看做是社区服刑人员应该享有的福利待遇。较之以前的偏重于监督管理的社区刑罚，社区矫正更注重对服刑人员的服务、帮助、干预、救助。充分保护犯罪人的人权是社区矫正追求的美好价值目标之一。社区矫正不仅仅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服刑人员的一种权利。[13]

综上可见，两院两部推进社区矫正的试点，其出发点不仅是为了节约行刑成本，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蕴含社会福利理念的新的刑罚制度。

3.社会工作是社区矫正工作中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专业之一，但是把它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会窄化社会福利的涵义。

2005年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总结第一阶段试点经验基础上，又把社区矫正试点地区的范围扩大到河北等十二个省(市、区)。两院两部联合颁发的《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明确提出：“社区矫正工作是将罪犯放在社区内，遵循社会管理规律，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使其尽快融入社会，从而降低重新犯罪率，促进社会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在这里，特别提到“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显示两院两部对社会工作专业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视与推崇。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活动，是面对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弱势人群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渠道和专业。在司法领域尤其是社区矫正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常常被当作对服刑人员实施福利服务的专业力量。但是，社区矫正工作所依托的专业力量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工作，还需要心理、教育、社会、社会保障和法律等学科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所以说，社会工作只是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团队中的一支力量。尽管由于社会工作善于整合资源以服务于人们的多样化的福利服务需求，而在社区矫正专业团队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将它视作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

在逻辑学意义上讲，社会福利是大于且基本涵盖社会工作的概念。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社会工作被当作是体现社会福利理念和政策的具体化的实施方法和途径，但并不能全部替代和体现社会福利的内容。把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的替代性概念解说成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就会窄化社会福利的丰富内涵，就会降低其他相关专业机构和人员对社区矫正事业的关注和资源投放，最终会损害矫正对象的权益。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社区矫正作为一个新的刑罚理念和制度，其性质定位可以从多角度给予解说，其中刑罚执行和社会福利是最基本的性质定位。

【参考文献】

[1]吴玉华.社区矫正工作初探[J].法学杂志，2003(5).[2]刘强.社区矫正定位及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J].法治论丛，2003(3).[3]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M].法律出版社，2004.[4]王顺安.中国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与立法呼唤[Z].对轻刑犯的非监禁矫正措施中英研讨会交流材料汇编，2004.[5]王顺安.社区矫正的“北京模式”[N].法制早报，2005-06-06.[6]刘永强，何显兵.关于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定位及其队伍建设[J].河北法学，2005(9).[7]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M].法律出版社，2004.[8]张毅林.试析社区矫正现状及发展方向[J].中国司法，2005(3).[9]张昱.试论社区矫正的理念[J].法治论丛，2005(1).[10]石晓芳.社区矫正实质正当性和基本属性[J].中国司法，2005(6).[11]刘东根.公安机关与社区矫正——兼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构建[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2]周国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3]杨明，林宇虹.对我国社区矫正机构设置的思考[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7(1).

第五篇：如何建立和完善治安防控体系

现如今，我国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财物流动的数量剧增，经济文化发展的快节奏，违法犯罪活动日益猖獗，***部长在第二十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因此，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新形势下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实现社会治安良性循环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应在党委、政府统一的领导下，整合警

力资源和社会治安资源，建立和完善以预防、打击、控制违法活动为基本目标，以指挥中心为龙头，以派出所民警、巡警、刑警、交警等多警种合成为主体，以群防群治力量为依托，以社区警务、阵地控制和单位内部防控为基础，以快速反应机制为保障，以科技手段为支撑，集打击、防范、控制、管理、教育、改造的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形成多警联动、点线面相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一、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

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在实践中一直比较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公安的警务运行机制改革不到位，防控网络没有建立起来，传统重打击轻防范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因此，要实现公安机关报的保驾护航作用，构建和谐社会，打造平安中国，必须建立以打造治安防控网络和改革警务运行机制为切入点的新型的治安防控体系。

（一）治安防控体系中防控网络的建立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而不是靠派出所几条枪就可以完成。公安机关要通过对人、地、事物和时空的全方位管理，通过人防、物防、技防等防范措施的运用，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防控网络。主要由社区治安、街面治安、卡口治安、单位治安以及其他治安等网络构成。这些网络既自成系统又相互支撑，构筑起点线面有机结合。

1、立足社区，整体防面，编织社区治安防控网络

社区是派出所预防、控制违法犯罪的主阵地。社区应以社区警务为重点，深化派出所工作改革，切实强化社区防范管理工作。社区警务战略是以治本为主、治标为辅的预防犯罪战略，是把握防控结合的关键。公安机关应大力推行社区警务战略，规范社区警务室建设，充分发挥社区民警的作用，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社区各种群防群治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治安防范活动，及时发现整改不安全隐患。派出所要实行向社区群众通报治安情况的制度，定期、不定期地发布警情预报，实行警务公开。要认真做好重点人口、暂住人口、闲散人员的管控工作，及时发现打击违法犯罪分子。尤其是对流动人口情况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即：及时掌握、核对流动人口的底数及流向。对流动人员的姓名、年龄、原籍住址、流动时间、详细地址、从事职业、经济情况、现实表现、发复函情况一一作了登记，建立完整基础台帐。

2、布建严密的治安巡逻网，建立街面巡逻防控网络

巡警、交警部门是街面、路面巡逻防控的主力军，要最大限度地把警力推向街面路面，切实增加街面路面有警密度和有警时间，以动治动，提高发现和抓获现行犯罪的能力。在交通繁华、治安复杂的重点路段和时段以步巡为主，在其他路段和时段以车巡为主，提高巡防效能。在主干道，以交警为骨干，既管交通又管治安；在次干道和主要街区，以巡警为骨干，加强巡逻控制。要针对街面路面抢劫、抢夺犯罪日趋突出的动向，有重点地加强对犯罪高发区域和路段的巡逻控制，全力遏制犯罪案件多发的势头。要把巡警、交警街面巡逻防范工作与派出所社区巡逻防范工作有机衔接起来，做到不漏防、不失控。

3、科学合理地设置防控点，建立卡口治安防控网络

卡口防控是根据交通发展情况和犯罪规律特点，以城市出入口、交通要道和案件多发地段为重点，通盘考虑，合理布局，分类设置治安卡口或查报站，形成严密的堵控网络。要加大治安卡点和查报站的投入，配备必要的通讯、交通、路障等设施，对重点卡点要配备比较先进的设备，有利于及时准确地识别违法犯罪嫌疑人。要加强与卡点周围单位和群众的联系与沟通，发挥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的积极性，争取群众的广泛支持，增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与运行的群众基础，提高社会治安防控的有效性。

4、严密阵地控制，建立单位内部防控网络

健全组织，落实责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依靠各企事业单位的党政领导，充分发挥单位内部保卫部门的作用，建立健全各项安全防范制度，落实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安全保卫工作责任制，确保各项安全保卫措施落实到位。要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适时开展企业、学校及周边地区治安秩序整治活动，净化治安环境，维护良好的生产、生活和教学秩序。

（二）治安防控体系中的警务运行机制的建设

打击现行犯罪，提高驾御治安局面的整体能力，就必须运用各种社会控制，建设规范化警务运行机制。要积极探索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警察行政资源配置、使用、管理模式，彻底清除影

响这种模式形成并发挥作用的意识观念和扭曲的资源配置、使用、管理政策和制度。加强警务运行机制规范化，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其中包括指挥快速反应机制、信息预警机制、勤务运作机制、整体作战机制以及绩效考核机制等。

1、强化实战功能，进一步完善以110指挥中心为龙头的快速反应机制。

以前我们破案的基

本方式是“从案到人”，大多数案件主要依靠调查摸底、现场分析确定嫌疑对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破案的基本形态也由“从案到人”发展到“从人到案”，案犯随机作案，与事主之间没有深层次的社会联系，大量的案件通过现场抓获后扩大线索，串并案件，抓一批人，破一批案，这种破案方式是当前的主流形态。因此，应该强化110的龙头作用，构建快速反应和紧急救援的指挥协调机制，进一步提高各警种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作战水平。要积极推进城市应急中心建设，逐步实现110、122、119三台合一，并网运行。关键是把110指挥中心建设成为接处警、突发事件指挥处置，紧急警务活动组织协调与一体的“合成式”指挥中心，充分发挥其信息汇总、实战指挥、参谋决策的作用，统领协调治安防控体系的有效运作。

2、建立预警性的情报网络，强化预警机制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公安工作对情报信息的依赖和需求越来越强。只有信息灵，情况明，反应快，才能掌握工作主动权。要建立覆盖面广、反应灵敏的信息网络，各警种、各部门和各基层单位都要在工作职能所涉及的范围内，分系统、按行业分布建信息员，把工作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广泛搜集情报信息，做到耳聪目明。要加强对各类信息的分析判断和运用，增强观察问题的敏感性。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各部门要普遍建立情报信息分析研究和情况通报制度，研究治安动态和犯罪规律，充分利用情报信息为实战服务，提高治安防控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3、实行勤务制度改革，强化勤务运作机制

各级公安机关要实行勤务制度改革，基层派出所和一线实战部门要打破传统工作模式和常规作息制度，针对夜间案件多发的规律和特点，因地制宜地实行两班制、夜班制以及弹性制、错时制等警务模式，把警力向案件多发的时段、路段和部位延伸，根据各警种的工作性质，综合安排警力部署及工作时间，增强治安防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实现由机关型警务向实战型警务的转变。各部门、各警种要针对各自的业务特点，确定相应的勤务模式，最大限度地将有限的警力和防控力量投向街面和社区，走向群众，服务群众，实现由被动反应型警务向主动服务型警务的转变。

4、强化整体作战机制，加强各警种合成作战的能力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涉及到各个警种各个部门。各级公安机关、各警种要树立整体作战的意识，在防控体系履行相应职责的同时，要从防控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打破区域、警种、各部门之间的界限，加强协同配合作战，形成整体合力。要以指挥中心为龙头，以情报信息为纽带，采取民警个体间的搭档，警种部门的联勤，机关基层间的联动等形式，实行基础共建、信息共享、责任共担、捆绑考核，推动防控各个环节工作的有机衔接，完善防控一体化的整体作战机制。刑侦体制改革与派出所工作改革要从全面出发，配套进行，在管理体制上来，应该把刑侦、治安两部门的工作统一主管，以保障打击防范工作的协调和公共安全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

5、坚持正确导向，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

尽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基础工作和防范工作的重要性，但在很多地方却长期得不到落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出在导向上，尤其是在考核评估方面。目前，从公安部到地方，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科学、严密的考核机制。考评方法对基础工作往往缺乏量的标准，可操作性差。相反对打击处理人员和破案的数字却一目了然，易于操作。因此，把极其复杂的公安工作考核标准简单化，不切实际地制定发案、破案或控制指标，以此作为公安机关工作考核的主要指标甚至惟一指标，并与公安工作的实绩相结合，与单位的评优评奖以及工资金挂钩，以此为导向，必然出现盲目追求和攀比“打处”数字的倾向，进入“案多则喜，案少则忧”的怪圈。这就背离了预防犯罪、减少犯罪这一防控工作的终极目标。因此，要坚持正确的导向，探索、建立针对不同对象自成体系的系统、科学、严密的考核机制，准确、客观、全面地评价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乃至每个民警工作的实际效能。这是解决重打轻防、基础工作薄弱等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像目前正在创建的“平安零发案”活动就是很好的尝试，以可防性案件发案率、抓获现行、提供破案线索数和群众安全感为主要指标，按照“结果性考核与过程性考核相结合，以结果性考核为主”的原则，客观评估各警种、各部门及各位民警的治安防控工作实绩，并以此作为单位评价、人员提升、立功受奖的依据和标准，营造出实事求是、公平竞争、凭绩效实际定优劣的工作环境。

二、治安防控体系的完善

完善防控体系是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重要保证。各级公安机关必须整合各方资源，充分挖掘潜力，把警力、民力、科技装备等各种战斗力要素置于防控责任区中有机整合起来，追求防控效能的最大化，形成全民参与，全警参战的整体防控局面，以巩固和完善治安防控体系。

(一)合理调整警力部署，充分挖掘现有警力资源

要立足内部挖潜把有限的警力用足用好，大力精简压缩机关非实战人员，减少非警务活动，科学调整警力部署，把公安机关各种战斗力要素置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全盘中有机整合，最大限度地充实基层实战警力，解决一线警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同时要从政策上保证一线民警的政治和生活待遇。要坚持科学用警，把有限的警力用于防控工作最需要的地方，合理布局警力，增强整体的战斗力。

(二)开发民力资源，充分发挥群防群治的作用

社会治安的各项工作，公安机关不可能包揽，失去群众的支持，治安防控体系将无从谈起，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充分挖掘民力资源，把群众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参与维护社会治安，才能打牢治安防控体系的根基。重点要抓好专业化的保安联防和义务性的治安志愿者两支队伍的建设，进一步加强警民联防站和警民联系点的建设，着力提高新形势下群防群治工作的组织化水平。同时，进一步拓宽思路，加快推进报案服务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进程。同时，还要从解决社区成员的思想认识入手，提高社区成员参与治安打防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树立和强化公众治安意识，让社会公众经过长期的公共选择,真正理解、认同和接受它们，并把它们内化为自己的观念、价值准则和态度，外化为治安行为。一个社会只有真正重视并切实加强公众的治安意识培育，才能保证自己在社会安全维护和治安秩序建设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有效配置，并产出高质量的社会治安成果。

(三)实施科教强警战略，充分挖掘科技资源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犯罪分子的知识水平越来越高，作案手段日益科技化、智能化，公安机关要有适度的超前意识，用战略的眼光看待警务科技建设，大力推进现代科技在警务工作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的科技含量。要加强防控装备的现代化建设和提高民警运用高科技警务装备的水平。要完善公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尽快建成覆盖所有基层单位的宽带、高速信息通信网络，提高信息通信技术手段的普及应用程度，全面推进治安的科技化和信息化，大幅度地提高工作效率。社区治安信息网络建设绝不仅仅是现代网络技术在社区信息工作中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实现观念上的更新，用现代网络观念来改革传统治安信息工作，是现代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在社区治安工作中的综合运用。因此，要加强公安信息化、数字化的建设，把更多的科技手段运用到治安打防控工作中去，不断扩大技防覆盖面，努力形成规模效应。

(四)广开财源，增加经费的投入

开发社会治安资源必然要涉及经费问题。应该说。充足的治安经费不仅是开发警力资源、科技资源的前提和基础，而且筹措治安经费本身也可纳入治安资源开发的范畴。要合理运用经济学原理，积极寻求并营造更主动，更有效性的融资体系，特别是用服务战略赢得资源投入渠道的畅通，是社会犯罪控制诸主体在社会治安结合治理领域里既构成政治一体，也构成经济一体。一方面，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对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视和支持，争取经费投入；另一方面，要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谁出钱，谁受益”的原则，本着“自觉、自愿”的精神，引导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对防控体系建设进行投资，用于防控第一线，营造“社区治安社区台，社区安全共同担”的良好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安全需要的不断增加，“花钱买平安”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对治安经费资源的开发也将逐渐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和支持。另外，还应注重资源开发和节约并重，提高资源使用效益，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以较少的控制资源消耗产出较高的社会治安效益，以实现治安打防控战略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