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背后解读

第一篇：权力的背后解读

权力的背后

专业:法学导论 姓名:罗向锦 指导老师:王祖志 晋宁事件:2014年10月14日,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晋城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的施工人员，与项目所在的富有村民发生群体性冲突。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的严重后果。经有关部门调查，晋宁村县富有村的征地纠纷达三年之久，部分村民从2012年初开始征这块地时，就多次到国土资源等部门上访要求公开征地手续，但至今没有结果。事件发生后，富有村一些村民反映：‚打过多次‘110’报警，警方也没到位。‛冲突起因：满载施工方人员的卡车，造成群体性流血事件；被征土地是基本农田，村民不同意土地被征收，多次向各级政府上访维权，但没有回应；征地差价流向不明；警方被指多次违令参与征地。

对于晋宁事件中政府的行为，应细思：权力从哪里来？ 在10月14日双方矛盾爆发。施工方事前组织的数百名持械着统一服装人员与村民发生激烈冲突。真是怵目惊心。云南昆明晋宁“10.14”征地冲突事件后的一晚上，云南省委主要领导高劲松主持召开昆明市委常委会议。高劲松提出要常给干部“体体检”“把把脉”，不能让“为官不易”成为“为官不为”的借口。然而这次官方会议并没有解开人们心中的疑窦。晋宁事件中，存在的违法行政、滥用职权、欺上瞒下、贪污受贿问题应严格查处。无疑，晋宁事件是征地拆迁和农民信访问题的典型代表。在农民面前，政府的承诺在哪呢？

平度事件：2014年3月21日凌晨2时许，山东平度市凤台街道杜家疃村农田里一处帐篷起火，致4名守地农民1死3伤。死者是63岁的村民耿福林。据平度征地纵火案现场群众反映，杜家疃村自去年以来就存在因征地引起的矛盾。据村民介绍，从2013年9月开始围上围挡，对方说是政府行为，但是拿不出任何手续。村民阻扰施工，双方多次发生冲突。

平度事件，又一次指向暴力拆迁。这并不是单

一、孤立事件，而是普遍的现象。为促进城市建设，满足城市用地，各地习惯于采取暴力、胁迫甚至是威胁农民生命安全的方式，强行拿走农村土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然而地方政府并没有主动、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给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社会矛盾愈演愈烈。非法征地，蹊跷火灾，抢尸火化，这些事件将矛头暗暗指向政府，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未公开解释，也未合理审判，不得想问，政府是在干什么？当初说好的为民服务呢？何必躲躲掩掩。

乌坎事件：2011年9月21日上午，乌坎村400多名村民因为土地问题、财务问题、选举问题对村干部不满，到陆丰市政府非正常上访，当日下午，上访部分村民在村里及村周边企业聚集、打砸、毁坏他人公共财物和冲击围困村委会、公安边防派出所。9月22日上午，部分村民组织阻挠、打砸进村维持秩序民警和警车，六部警车被砸坏。对此，汕尾、陆丰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调。与此同时，汕尾派出工作组到陆丰督导，陆丰市、东海镇组成工作组进村做工作、回应诉求、维持秩序，9月22日晚平息事态，23日，乌坎村内恢复了正常秩序。农民的愤怒不是空来：乌坎村村委会将一块集体土地卖给开发商，几年来在当地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3200亩土地陆续被政府贩卖，卖地款项达七亿多元人民币，而补助款只有500元，其余全部被当地官员私吞，盗卖村民土地准备兴建滨海新区碧桂园的开发商为祖籍乌坎的港商陈文清，他于80年代成为香港的广东海陆丰商会会长，同时也是广东省人大代表。当地居民屡次上访无果，近期仅存的一块土地被卖给地产开发商，激发当地人于21日游行示威，22日派出军警镇压而最终引爆骚乱

纵观2011年的乌坎事件，从中不难体现民众的权益受到侵犯。民主与监督的缺失,群众诉讼渠道的不畅通，群众问题不能依法合理及时解决，矛盾像一颗种子在群众心里萌芽，慢慢壮大。村务管理、村务监督不是说说而已，要切实关照群众，找出制度漏洞，公开透明农村资讯。在农民与村委的激烈矛盾中，不难发现，这一问题又在于政府的非法征地与拆迁！

何为政府！何为民主！公共利益岂能当作嘴边语、耳旁风？若政府连自己都管制不好，何来管制民众？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心为民所系。再想起这些党与政府印烙与心的话，简直羞愧无比。当矛盾不可避免时，暴力与退缩，沉默与躲避不是解决方法。

众多暴力拆迁问题频频出现，可见，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维护社会主义应引起高度重视。在这些看似粗暴的事件前，背后更有着不为人知的黑色、灰色利益链。政商勾结？利益输送？政府决策规划违法违规？这些似乎不言而喻。面对利益冲突时，一些基层政府在治理方式上依旧走舍弃法治的老路，没有塑造法治威信，使路越走越窄，甚至陷入政府违法行政、开发商暴力拆迁与公民漫天要价的死循环。依法治国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征地过程中，如何合理科学保障被拆迁农民的权益考验执政者的智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土地财政必须要进行改革。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除了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规定征地款的使用方式等一些最基本的制度性变化外，还应在征地范围上做到“两个区分”：一个是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用地的区分，另一个是重大公益性用地和非重大公益性用地的区分。党国英说，只有重大公益性建设需要使用农村土地，才可以通过征收办法将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征地过程应有市场价格参照，充分透明了才能避免冲突发生。同时，政府有必要压缩一定的征地范围。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多元，矛盾高发，各级政党官员应当更加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履行职责、对于法治轨道上的信访问题，无论是普通信访事件还是涉法涉拆信访案件，接访单位、接访人员都应当满腔热忱地接待、公正诚信地处理，积极主动向信访者讲清法理、讲明事理、讲通情理，使信访者既感受到官民贴心，又感受到法治权威，从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一个政党，只有牢牢扎根于人民，才能保持旺盛的活力，一名党员，只有常常行思与一线，才能摸准时代脉动。田间地头、城市社区、厂矿校园、边疆牧场一线的变革总是那么生动活泼，一线的创新总是那么强劲有力。农村基层建设事关农村的发展和稳定，事关党和政府在基层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甚至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解决种种暴力事件暴露出的深层问题，迫切呼唤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同时也再次证明，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之弦时刻不能放松。我们说重视民本，就得切实维护好农民的切身利益，从而在根本上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畅通民意诉求渠道。群众的诉求渠道畅通了，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得到依法合理及时的解决，矛盾就不会那么突出。但具体做起来并不容易，它要求基层干部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群众一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

第二篇：“权力清单”背后

“权力清单”背后：政府干预过多阻碍改革

“权力清单”管住“政府的手”

本报记者 邓全伦 发自重庆

从中央到地方，正在打破权力“暗箱”。

2014年3月17日，国务院60个部门集体公布“权力清单”，涉及正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共1235项。按要求，各部门将不得在清单之外实施行政审批。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这是权力清单首次出现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权力清单制度由此进入公众视野。

2014年年初，李克强在各级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加快推进权力清单制度，界定权力的边界，防止滥用权力。这被舆论解读为中央政府申明依法治国和市场主体的决心。

时代周报记者获悉，此次晒出权力清单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部门，各地亦密集推出地方版的权力清单：3月30日，武汉市公布55个市直部门4530项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查询。浙江省宣布2014年起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安徽省实施省级政府机关行政职权清理试点改革，并要求试点单位晒出权力运行图。

而早在2013年11月下旬，广州即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首个亮出权力清单的城市。政府干预过多阻碍改革

权力清单所指向的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实上，这一改革已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着力最重的领域。权威统计数据显示，一年来，中央政府下放、取消审批事项达416项，任务完成过半。

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李克强承诺，“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1/3以上”。“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行政审批是政府部门权力的直接体现。其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早在十几年前便已起步：2001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行政审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自2002年开始，中央共进行了6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改革，共取消2016项行政审批项目。尽管行政审批制度历经多次改革，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在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看来，我国各级政府管理中干预过多，管制过严，越位、缺位、错位并存现象仍然存在，而简政放权往往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而要从根源上解决行政审批制度顽疾，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管住“政府的手”。姚先国表示，相比前几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新一轮改革不仅在密度和力度上空前加大，更是首次采用权力清单这一概念。这是富有新意而又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改革举措，将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抓手和突破口。

权力清单是依据国家法律，对政府职责和权力行使进行“确权勘界”。通过清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和权力种类、数量，权力使用的对象、条件与方式，权力使用的约束、责任承担等。

“权力清单有三大特征，„规范、透明、追责机制‟。”姚先国分析说，此次改革的目的是有效管住政府的手，将之置于阳光下，形成自我约束机制，依法行事，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政府改革将激发市场活力。过去是有红头文件才可以做，把政府权力压缩在权力清单里后，其他的没有明确不能做的事情，将由市场主体、民众自己去定;另一方面，通过权力清单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管住政府之手，审批流程清晰透明，也就管住了腐败之本，遏制政府官员的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权力腐败。

“从提出简政放权，到公开权力清单，政府自身改革在加速推进，速度之快、透明度之高，大大超出预期。”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亦认为，此次改革将对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从根本上确定了市场的主导地位。“政府自我改革，建立权力清单，简政放权，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内在要求，更事关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聂高民说，在经济进入增速换挡、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激发市场活力是我国当前非常急迫的任务。

他表示，2014年7.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市场活力的进一步激发。从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出口难以掌控，消费一贯平稳，清理地方政府性债务制约了政府投资的空间，激活民间投资就成为能否实现全年增长目标的关键。

权力清单无疑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应运而生，释放了深化改革的强音。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政府改革被放在第一位，“因为经济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等每一项改革都和行政体制改革有关系，如果政府自身改革不能有效推进，那么其他改革也就难以顺利进行。”

在汪玉凯看来，整个改革面临着很大的阻力。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一是政府本身。尽管未来7年的改革，还是以经济改革为前沿、重点，但在很多问题上，障碍不在于经济层面，而在于行政，“如果不改变700多万公务员的观念，不下大决心改革行政审批，不改变政府的部门利益，政府自身或将成为这次改革的阻力”。“金鱼缸政治”的地方探索

在中央政府各部委自动“割肉”时，地方也在全力跟进，密集推出地方版的权力清单。2013年11月21日，广州宣布共有3705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接受社会监督，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首个晒出权力清单的城市。

2014年1月底，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取消和调整294项行政审批事项。浙江省和江西省先后宣布，2014年起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安徽省也实施省级政府机关行政职权清理试点改革，45家省级行政机关清理取消行政职权1461项，同时要求试点单位晒出权力运行图。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徐少华3月30日透露，该省正在制定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在横向层面，界定政府不同部门的权责边界，实现一件事情由一个政府部门主管;在纵向层面，划清省、市、县三级政府不同层级的权责边界，建立事权与财权相适应的运行规制。

同一天，武汉全面公开了权力清单，将55个市直部门的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从8197项减为4530项。该市负责人透露，6月份还将公布“程序清单”、“责任清单”。

事实上，多年来，国内各地在权力清单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力图将公权力导入一个四壁通透的“金鱼缸”内，让其运行轨迹一览无余。

河北省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者。2005年春，该省悄然启动被称为“对权力机关进行自我革命”的宏大举措—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改革。

这项改革由一起震惊全国的腐败大案引发。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副厅长李友灿在一年多时间里，利用审批进口汽车配额的权力，收受贿赂高达4744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列内地贪官之首。2004年该案被查处时发现，李友灿的领导以及外经贸厅的其他班子成员，竟无人知道李的手中握有汽车配额这个权力。

“权力不透明，就容易导致暗箱操作，产生腐败。”河北省决策层决定在省内推出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试点，试点单位包括邯郸市政府、省商务厅、省国土资源厅和119个县处级单位，规定这些单位的行政权力“除涉及国家机密和法律规定必须保密的之外，必须全部公开”。

随后不久，全国首个“市长权力清单”出炉，时任邯郸市市长王三堂的权限被定为92项。这92项权力随即被汇编成目录以及运行流程图，向全社会进行公开。

继邯郸之后，河南省郑州市也公布了市长的权力清单。四川成都、北京西城、浙江富阳等地相继启动了晒权力清单的试点工作，并在本区域内成功实现了权力清单的部门或层级全覆盖。其中，北京西城区政府经过普查，全面摸清了全区68个部门所掌握的6000多项行政职权，实现了部门全覆盖。成都市不仅公布了市级政府的权力清单，还公布了各区(市)县、乡镇(街道)的权力清单，实现了政府层级的全覆盖。河北省万全县甚至进一步向基层延伸，为村干部开出了权力清单。

给外界更大惊喜的是，地方基层公权力“祛魅”的试验进程，还悄然从行政权力的自我革命，走向了党委权力的自律自省，标志着权力改革开始触及核心领域。2009年，中纪委、中组部主导在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等三地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削权”县委书记。

试点之一的河北成安县，曾形成国内首份“县委书记权力清单”，明确规定县委职权50项，县委常委职权185项，县委书记职权27项。此外，成安将县委中效力最大的人事任免权作为突破口，实行了公开预提名制、认可度测评制、公开通报制等6项制度。

江苏睢宁县独创了议决权、否决权分离制衡机制，提出对于重点工程、规划的审批等由县政府研究决定，县委常委会只保留否决权。成都武侯区则在四川省第一个明确提出取消书记办公会，形成了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全委会向党代会负责、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多年来持续关注着上述地方在权力公开运行方面的积极探索。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些探索无疑为今后全国性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这些基层试验充分证明：制定和公布权力清单在技术上完全可行，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制度或技术障碍，应尽快向全国推广;权力清单适用于各个政府层级和部门，应成为对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统一要求。权力清单仍有缩减空间

从2005年河北邯郸市探索性地在国内公布首份市长权力清单，到如今国务院集体亮出权力家底，在程文浩看来，无疑是一场“透明革命”。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国务院部门晒出权力清单确实透露出敢于从自身“割肉”的决心，但从目前清单的内容来看，仍有缩减空间。

此次国务院60个部门汇总的1235项行政审批事项中，非行政许可审批374项，比重仍高达30%。事实上，非行政许可审批因为没有法律依据，难以监管，成为边减边增、先减后增等行政审批改革痼疾的温床。

“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比取消行政许可审批难度还要大，很多社会组织直接靠这个吃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非行政许可审批的最大问题是审批过程中对权力监督制约少，暗箱操作空间大。由于没有法律约束，行政许可取消和下放不易;而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增设却更容易，此消彼长，很难说行政审批改革的效果不被打折扣。非行政许可审批应该全面清理，而不是取消和下放，确实应该保留的，要纳入行政许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而开列权力清单，让权力公开透明，自然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必要一环，也是建设廉洁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受访专家们认为，并非有了权力清单就能管住权力，如果相关制度设计得不到落实，权力清单仍旧只是“一纸清单”。要切实发挥权力清单作用，应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做文章。就广度而言，权力清单制度既要实现国务院部门全覆盖，还要在地方普及开来。国家应将政府权力清单公开纳入法治和责任轨道，要求地方政府列出公布权力清单的时间表，责令其限期公布，这是规范权力公开行为的关键。

同时也有专家表示，公开行政审批事项，主要涉及行政许可权、行政确认权，还不能算是完整的政府权力清单。应循此路线图，开列政府权力的完全清单。而权力清单的制定宜广泛听取社会各方意见，同时应秉持“市场决定”原则，把宏观调整与行政审批职能严格分开。权力具有天然的侵略性、扩张性。有人质疑：一个权力清单、一个流程图，就能给权力套上“缰绳”?因此就深度而言，关键在于监管。

如何加强监管?程文浩的建议是，尽快构建起上级监督、同级监督、群众监督三位一体的立体监督体系，以确保中央放权地方后监督到位、制约有力，并严格控制权力行使的自由裁量权，建立对违规用权的监督问责机制。

浙江省省长李强最近在《求是》杂志也撰文说，监督行政权力运行光靠政府自身力量远远不够，各级政府部门要主动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把各类监督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制度合力。

“权力的下放，绝不是一放了之，决不能一放就乱、一乱又收、一收又死。”李强说，政府管理方式要与审批权力下放、职权事项清理结合起来，重心要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做到“放”和“管”两个轮子一起转，不能在权力下放的同时留下大片“监管盲区”。链接：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史

2001年9月24日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成立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成立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2001年10月18日 国务院下发《国务院批转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2002年4月

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审批制度进行课题研究的实施方案》，确定了15个大中城市率先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课题研究。2002年5月

全国首次行政审批制度研讨会在河南省焦作市举行，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围绕如何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展开讨论。2002年6月25日

国务院召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会议。2008年8月5日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2011年11月14日

国务院召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研究部署下一阶段行政审批工作，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2012年8月23日

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十二五”时期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胡非非 资料整理）

地方“权力清单”出炉记

2005年春

河北省启动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改革。试点单位包括邯郸市政府、省商务厅、省国土资源厅和119个县处级单位，“除涉及国家机密和法律规定必须保密的之外，必须全部公开”。2005年8月

全国首个“市长权力清单”在邯郸出炉，邯郸时任市长王三堂的权限被定为92项，向全社会进行公开。2005年9月 郑州市政府公布“权力清单”，市政府可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4122项。2008年

浙江省富阳市8个部门在当地媒体晒出“权力清单”。此后，全市各部门均列出了清单，这是该市政府首次摸清自己的“权力家底”。截至现在，7800多项权力已减少到2500多项。2009年3月

中纪委、中组部主导在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等三地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权力改革开始触及核心领域。2009年10月

四川省成都市公布市级“权力清单”，涉及49个市级部门和单位的行政权力7437项。随后，成都市还陆续公布了各区(市)县、乡镇(街道)的权力清单，实现了政府层级的全覆盖。2010年7月

河北省万全县将“权力清单”向基层延伸，明确村干部20项权力。2011年

宁夏编制县委书记“权力清单”。2011年

北京西城区委公布“权力清单”，并规定市民短信举报干部滥用权力两个工作日内将获答复。2012年2月

四川省首批14家省级部门行政权力清单网上公示。2012年8月

北京西城区政府经过普查，全面摸清了全区68个部门所掌握的6000多项行政职权，实现了部门全覆盖。2013年8月

安徽省公布45个部门3814项行政职权，清理取消1461项。2013年11月

广州“晒”出行政权力清单，共有3705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接受社会监督。广州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首个公布“权力清单”的城市。2014年1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取消和调整294项行政审批事项。2014年3月10日

浙江省宣布该省今年6月全面公布省级部门“权力清单”，10月公布市县级部门“权力清单”。2014年3月30日

武汉全面“晒”出权力清单，涉及55个市直部门4530项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2014年3月30日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徐少华透露，该省正在制定政府部门权责清单。

第三篇：奇葩证明背后是权力的嚣张

奇葩证明背后是权力的嚣张

据《人民日报》报道：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他需要提供他母亲是他母亲的书面证明。据了解，这样的奇葩“证明”不在少数。很多人在办事过程中遇到过类似令人啼笑皆非的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要证明你没买过房……

其实这样的奇葩证明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如卖房在出示离婚证和结婚证之后还要出示单身证明，还有前几年曝光的某老太还活得好好的，由于社保机关自己的工作出了差错，将此老太的信息搞丢了，停了其社保，现在，她站在社保人员面前，可社保人员非要她出示她还活着的证明，另外，许多人员在就业时要你出示未犯罪证明……

如此太多的奇葩证明，确实让我们啼笑皆非，可面对现实，我们却往往笑不出来，无论你如何有理，无论你如何合乎法律，无论你认为这是不需要证明的事实，可相关部门没有所谓的证明就是不给你办，他们的理由往往很简单，你说你就是你，谁证明？他证明你就是你？谁证明他的话是真的？你所有的证件虽然是根据各种法律和制度办理出来的，但谁能证明你的证件是真的？即使你的所有证件是真的，是符合法律程序办理出来的，但要在我这办事，你就必须要出示证明，因为这是我们这里的规定……所以，你必须天南海北的找相关部门去给你证明，即使这些部门根本不了解你的情况，所以，你要找关系，或明或暗的要花明规则或潜规则的钱才有可能得到这一纸证明。面对生活中要办理如此多奇葩证明，说明了什么呢？其背后又揭示了什么呢？丁丁认为，至少揭示了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揭示了中国诚信的缺失。我要证明我就是我，要证明我还活着，要证明你妈是你妈，你爸是爸，这恰恰就是中国人不相信一切的根本表现，也是诚信缺失的一种表现，更说明了中国人不讲诚信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常识。所以，树立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诚信观已成为迫切的需要。

二是揭示了权力在信息时代仍然在各自为战。我站在你面前还不能证明我活着，我的离婚证不能证明我是单身，我的结婚证不能证明我的婚姻状况，这不仅是基本信息不相互贯通的表现，更是权力嚣张的体现。其实，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一个人的基本信息应该能够做到共享，可是，事实是一个人的户籍、学业、婚姻等信息往往是相互独立，互不联系，如户籍证明由公安部门掌握，学业证明由学校掌握，婚姻证明由了民政部门掌握，房产证明由房产部门掌握，而且有些证明完全一纸证明，一旦丢失，要补办就相当不容易，如果这些基本的证明能够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更新，达成共享，就不会需要这些奇葩证明了。如我在公安机关办理户籍证明之后，将来我取得什么文凭，这个信息就由主管机关能够输入，自动更新我的身份信息，如我结婚办理结婚证明之后，相关部门就将信息输入，自动更新我的身份信息，如我购得房产，相关部门输入信息之后能够自动更新我的身份信息，如我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后，同样在我的身份信息中自动更新……这样，我无论到哪里，办理什么事，只要报上我的信息号，相关部门查一下，我的所有基本信息就能够显示出来，一目了然，根本不需要我再去找相关部门来办理我是谁，我妈是我妈，我爸是我爸等一些奇葩证明了。所以，奇葩证明的背后实际上是权力在信息时代依然各自为战，互不共享。门办理的一纸证明难道不涉及个人信息吗？只要相关部门保守秘密，同样不存在隐私外泄的情况。三是揭示了权大于法的嚣张。许多证件是按照法律程序办理出来的，是应该得到承认的，如我拿出结婚证或离婚证就应该能够证明我的婚姻状况，如我站在你面前还不能证明我是谁，我还活着等等，现在，你却要求我另外办理所谓的证明，这其实是权大于法的典型表现，是权力背后的寻租，是权力的嚣张，因为我们再去相关部门办理各种所谓的证明，至少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而且办理这些证明要花费各种费用，如公证机关办理公证肯定是要花钱的，更何况在中国，只要找各部门办事，就需要关系，需要暗地里花钱，所以，这也是各种证明满天飞的根本利益所在，更是各个部门要求办理各种证明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各种权力在相互勾结，相互寻租的根本体现，其实就是权力嚣张的根本体现，是权大于法的根本体现。其实，我们能够生活在信息发达时代，应该是我们的福音，是享受科技进步的表现，然而，我们反而却背各种信息所累，相关部门还局限于过去的思维，还局限于一纸证明，还需要事事办证明，让老百姓跑断腿，花冤枉钱，疲于应付各种证明，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既是诚信缺失的表现，是权力各自为阵的表现，更是权大于法、权力嚣张的一种表现。现在，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技术有办法打破这种权力壁垒，让权力的嚣张变成便民的服务，让诚信成为一种时尚。可是，这种完全可以轻松得到的证明却为何在现实中总是那么困难呢？这除了体现权力的嚣张还能体现什么？

第四篇：权力对道德思维的影响解读

权力对道德思维的影响

2010020735 毛重琳 应用心理学

摘要

本研究包括三个实验研究，考察了人们思考或拥有权力（Power）对道德两难问题解决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权力启动会增加基于规则的（道义论的）道德思维，而低权力启动会增加人们对行为后果的（结果论的）道德思维。具体而言，当人们进行某种道德行为判断时，高权力启动的人倾向于考虑行为是否违反了规则，低权力启动的人则倾向于考虑行为的后果。三个实验都证实了，当要求被试思考权力时，就会增加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而减少基于行为后果的道德思维。

关键词：权力和道德思维，基于原则，基于行为结果，义务论，结果论 1.前言 1.1道德思维

在人们的职业生涯中，经常需要对一些会影响到其他人的道德问题作出判断或决定。例如，设想一个在中学教写作技巧课程的老师，这个课程需要上交一篇作文。在交作业的最后限期，教师遇到一名因为有偏头痛而不能按时完成作文的学生，这个学生向老师请求延期一天。一方面，老师觉得这个学生是真诚的，而且一个小小的宽限也体现了她人性化的教育。但另一方面，老师担心同意延期的话会打破了规则。毕竟，期限对于每个学生来说都是一视同仁的。如果她同意给这个学生宽限的话，那其他的学生也会开始效仿。

在我们的例子中，教师面临着一个道德两难困境，这个问题在于她要决定怎样才是公平的，以及在至少有两个不同结果、而且会对不同的人造成不同后果的选项中选择一个（Velasquez & Rostankowski, 1985)。这些道德两难困境在人们要遵守规则的时候是很普遍的。尽管大部分的规则都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似乎超出了这些规则的预期范围的特殊情况。然后我们又面临着是要遵守规则（坚持期限）还是不遵守规则（准许延期）的道德两难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两种相反的解决困境的道德思维方式(Anscombe, 1958； Beauchamp, 2001)。一方面是基于规则的（义务论）的道德思维，其中，一项行为的正确与否是以该行为是否遵从现有的原则、遵守法律、遵从规范和规则作为判断基础的。如果李明偷我的自行车，这是不道德的，因为它违反了偷窃是不应该的基本原则。在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里，不论在什么情况，行为本质上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另一方面，有基于行为后果的（结果论）道德思维，在这里，一项行为的正确性，不是由它与原则符合的程度决定的，而是通过该行为的后果得到。

李明偷我的自行车，这是错误的，因为这违背了基本的规则，但这也可能是正确的，例如有了自行车，李明就可以更快地把他母亲送到医院，挽救他生病的母亲。

由于这些相反的道德原则，道德推理可能相当复杂。我们想的是，解决这些难题时，我们如何不被看似微不足道的外界影响。我们想的是，我们目前的社会状况不会影响我们的道德推理。旧的道德思维模型反映了这种道德决策的观点(e.g., Kohlberg, 1969； Piaget, 1932/1965；Turiel, 1983)。在这些模型中，道德判断被认为是一个稳定的、全面的、内在的道德推理过程的产物。然而最近这种说法一直遭到质疑，而且，道德思维常常是基于强烈的直觉这一观点已经得到证实。（Haidt, 2001； Valdesolo & DeSteno, 2006； Wheatley & Haidt, 2005）。人们不能达到成为个人道德推理结果的道德判断。相反，他们依赖于一些快速的、自动地决定他们的道德决策的直觉，而这些直觉常常会被上下文的线索，例如社会或者文化环境所影响。

1.2权力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要阐明权力这种社会文化环境的结果。事实上，权力很可能是最重要的社会影响的形式（Russell，1938）。根据Galinsky和他的同事的研究，我们把权力定义为控制资源、自己和他人的能力（Galinsky, Gruenfeld, & Magee, 2003； 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 Thibaut & Kelley, 1959）。这个定义有别于权力的相关概念，这些概念是指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Anderson, John, Keltner, & Kring, 2001）。虽然实际上地位和权力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但两者是不同的概念（Weber, 1915/1947）。

我们的目标是证实权力的主观感觉会影响人们思考和判断道德问题的方式，这种权力可能是真实拥有的权力，或者只是拥有权力的想法。具体来说，我们设想高低权力分别与基于规则的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期望高权力的个人更倾向于基于规则的道德方面，而低权力的个人更多地依赖于行为结果来进行道德考虑。

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的是权力对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不是道德本身。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想证明权力使人怎样的邪恶。虽然某些形式的权力的确是会使道德败坏（Kipnis, 1972/ 1976），但最近，有人认为，权力的作用不是单纯的只是积极或消极。一种比较好的观点是，权力可以使人有全面的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是消极的（腐败），也可能是积极的（值得称赞），具体要取决于个人，情境和背景（e.g., Chen, Lee-Chai & Bargh, 2001； Galinsky etal, 2003； Keltner etal, 2003； Lammers & Galinsky, 2009； Lammers, Galinsky, Gordijn & Otten, 2008； Lammers & Stapel, 2009）。在本文中，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走。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权力使人有更少或更多的道德，而是权力会影响他们的道德思维的方式。高权力的个人更

倾向于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而低权力的个人更多地依赖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

我们对权力影响的设想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高权力的人容易被稳定吸引，因为他们高权力的地位使他们能控制资源，自己和他人（Emerson, 1962； Fiske, 1993； Galinsky et al., 2003； Thibaut & Kelley, 1959）。因此，我们预期，高权力的人会被能稳固他们权力的道德法则吸引。规则在本质上更稳定。如果一个人信奉基于行为结果的原则，那么道德的决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境的特殊性。但是，规则和原则经常不受地点或情境的影响，引起同样的道德反应（Kelman, 1969/ 2001）。如果因为规则的规定而认定偷窃是错误的话，那么不管今天还是明天，无论是下雨还是下雪，偷窃都是错误的。此外，更多的社会条件中产生的规范、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其他抽象的基于规则的原则都可以被看作是稳定权力关系的主要手段（Foucault & Gordon, 1980； Sidanius & Pratto, 1993； Sidanius, Pratto, van Laar& Levin, 2004； Sidanius, van Laar, Levin & Sinclair, 2003）。一个系统的规则、规范、价值观念，可以使有权力的人确保没有权力的人服从这个系统，从而遵守制度、维护现状（Gramsci, 1971； Habermas, 1975）。因此，因为规则有利于有权力的人维持现状，因为给予规则的道德思维能维持现状，高权力的人就应该更强地倾向于基于规则的道德。

没有权力的人可能有相反的动机。有权力的人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且把注意力集中在支持规则系统上，而没有权力的人则更倾向于发现权力关系中可能的消极作用。因此，他们采用一种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系统，因为没有权力的人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权力关系中不公平的行为结果上，可以快速地发现权力可能带给他们的消极影响（Gramsci, 1971； Habermas, 1975； Tyler & McGraw, 1986； Weber, 1922/1968）。不平等的分配带来的不公平总是可以隐蔽在抽象的、基于规则的道德原则上，例如精英的概念。而侧重于行为结果的话，任何的不公平都可以立即暴露出来并被发现（Sidanius, 1992）。

基于规则和基于行为结果的思维这两种相对立的力量，可以体现在发生冲突，社会弱势群体期望社会变革而权力大的派别希望维持现状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高权力的人指向规则，法律和原则的重要性和效力，并企图使用这种基于规则的道德封锁变革的路线。在另一方面，没有权力的人把注意力集中于在实际上的、以经验为根据的作用，并通过辩称制度产生的结果是不道德的来呼吁改革（Eisinger, 1973； McAdam, Tarrow, & Tilly, 2001； Tarrow, 1998）。例如，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合法的和公平的，因为同样的供应和需求规则适用于所有人，但也可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会导致贫富之间更大的不平等。有钱的富人（即有权力的人）倾向于第一种——基于规则的道德立场，而没有钱的穷人（即没有权力的人）则采取相反——基于行为结果的立场。

我们的目的是证实权力的这种作用，即在更多的控制条件下，高权力导致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低权力导致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目前还没有权力对道德思维方式影响的研究。然而，证实了权力对道德思维有影响是重要的，因为这种权力的作用，提出了对人们公正性的结构性威胁，因为结果可能是，人们作出的道德决定高度取决于他们现在所处的权力结构的位置。权力对道德思维的影响特别重要，因为在实际中道德的决定往往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作的。在日常工作中，教师（例如在我们前面的例子）决定学生是对还是错，以及是否会通过或不合格；经理们常常需要作出类似的有关员工的决定；法官需要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如果我们发现高权力的人有不同的思考道德问题方式以及会做出不同的决定，那么必须要清楚这种影响的存在，并力求纠正这种影响。

1.3本研究概述

我们假设权力影响人们思考道德两难困境问题的方式，而且高权力的参与者更多地依赖于基于规则的道德，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低权力的参与者更多地依赖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考虑。我们进行了三个实验以证明这个假设，我们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一个抽象的环境中的道德思维。也就是说，参加者扮演中立观察者，本身并没有加入到困境当中。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测试权力在道德思维中的影响，而不受个人的影响或顾虑的干扰。我们启动概念来操纵权力，让参加者想到高或低的权力。我们证明了与低权力相比，高权力增加基于规则的（减少以成果为基础）的道德思想。

2.预试研究

在进行我们的主要实验前，我们首先测试了两个预试研究的大意。在第一次相关研究中（N = 179），我们计算了参加者在道德偏好上，个人权力对慢性情绪的影响（Anderson & Galinsky, 2006； Anderson, John & Keltner, 2005）。在这里，我们使基于规则的道德原则（“对待每个人都一样”）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原则（“有时作出例外”）相对立，并进行测量。我们发现，权力大大减少了基于行为结果的思维（增加了基于规则的思维）B = −0.69, SE =.25, p =.006。

第二个预试研究（N = 35）重复了这个结果，但现在通过操纵参加者高低权力的体验（Galinsky etal, 2003），以及通过测量基于规则的道德原则的重要性（我常常发现坚守法律很重要）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原则（我通常觉得重要的是如果必要的话，能够作出例外规定），两个独立的项目都是用9点计分量表。我们发现了交互作用的影响，F(1, 31)= 4.61, p =.04，ηp2 =.13，表明高权力略微增加了基于规则的道德原则的重要性（P =.08），但却略微减少了与行为结果相关的道德的重要性（P = 0.09）。

3.实验一

预试研究中我们发现，权力对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影响超过了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的影响，与预试研究相比，我们现在想测出在道德两难困境中权力对实际决定的影响。然而，使用这些困境的一个问题是，它并没有明确影响是否真的是由于道德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引起的。他们也可能是由于特定的行为而造成的权力对参加者偏好的直接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通过正交操纵权力和实际决定控制该决定的影响。有所不同的规定是，我们提出的一个道德两难困境中，他们可以拒绝或接受邀请，我们还会问他们，觉得决定拒绝（或接受在其他的条件下），哪种道德考虑是最好的。我们预计，在实际的独立决策中，与低权力相比，高权力会增加基于规则的道德偏好而减少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考虑。

3.1方法

3.1.1被试与设计

参加者为69名华南师大学生。男生35人，女生34人。参加者被随机分配到一个2（权力：高对低）× 2（决定：拒绝对接受）被试间的设计。3.1.2实验程序

我们首先给参加者呈现一个人际关系的两难困境，这是从Donenberg and Hoffman(1988)的研究中改编过来的。在困境里，有一个需要作出道德决定的高中的女生。我们会把这个决定呈现给参加者并提问他们觉得基于规则的还是基于行为结果的决定比较好。具体来说，他们读的两难困境问题是：“一个叫李敏的高中女生已经答应帮她的女性朋友刘娟解决一个私人问题，这时，她们班新来的女同学王芳，在邀请李敏一起去看电影。这时，李敏必须决定是要忠于她的老朋友，还是对另一个新的朋友表示友好。

权力操控。看完困境后，在作出决定之前，参加者要先完成一个看似无关的搜索单词的游戏。参加者需要从垂直或水平排列的132个字母网格中，划出8个单词。根据实验条件，网格里的单词有一半是没有意义的填充物，另一半是与高权力（控制，影响，权力和权威）或低权力（下属，无能为力，依赖，顺从）相关的单词。

决定操控与测量。完成权力操作的部分后，参加者返回到道德困境。在一种条件下，参加者读到李敏决定拒绝王芳的邀请，并履行她对刘娟承诺。在其另一种条件下，他们读到相反的结果：李敏重新安排她与刘娟约定，跟王芳一起去看电影。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道德困境

符合我们的设计，因为这两项决定都包含两种条件——都有基于规则的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论据支持。

在拒绝条件下的参加者被问到：“如果你会建议李敏拒绝王芳一起看电影的邀请并遵守跟刘娟的约定，最好的理由是什么？”参加者在9点计分量表中作出选择，由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争论（1分 =刘娟需要有人来帮助她的问题）到基于规则的道德争论（9 =承诺是人情债）。

接受条件参加者被问到：“如果你会建议李敏接受王芳的邀请去看电影，并重新安排她与刘娟的约定，最好的理由是什么？”在这里，参加者在9点计分量表中作出选择，由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争论（1分 =王芳在新学校需要新的朋友，否则她会感到孤独）到基于规则的道德争论（9分 =这是欢迎新同学并对其表示友好的好规则）。最后，问参加者对此次实验目的的想法。3.2结果与讨论

参加者都没有猜到实验的真正目的。两因素方差分析（ANOVA）测出权力和决定对参加者道德决定的影响显示，和预料中的一样，权力的主效应显著，F(1, 65)= 4.91, p =.03, ηp2 =.07，（Fs < 1）。独立于决策类型，高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对基于规则的道德考虑有更强的偏好（M = 5.16, SD = 2.49）。而相比之下，低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有更强的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考虑偏好（M = 3.34, SD = 2.36）。

这些结果再次了支持高权力导致更强的基于规则的道德考虑的偏好，而低权力导致更强的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考虑偏好的假设。与预试研究相比，这些结果显示在实际的道德两难困境中的道德思维效应，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的描述。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们是在把参加者随机分配到两个道德决定中的一个而发现这种影响。也就是说，我们证明了权力影响道德思维，但这并不是由于对其中一个结果的偏好引起的（如与王芳一起去看电影）。最后，我们通过在不显眼的单词上操作权力证明了这种效应。参加者只能看到影响他们道德态度的与权力有关的词。参加者没有猜到研究的真正目的。这表明，这种权力的作用至少部分是自动进行的。

4.实验二

在实验一中，我们发现，独立于人们实际作出的真实决定上，权力影响道德思维。然而，这个实验的一个缺点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像把婴儿跟洗澡水一起倒掉，它也扔掉了婴儿。毕竟，尽管我们发现权力影响道德思维，尽管这使人们领悟如何达成正确的道德决定，但我们主要研究权力如何影响我们实际决定。

因此在我们的第二个实验中，我们使用了一个可以证明权力的影响的同时可以排除掉行为结果偏好原因的实验设计。在这个设计中，我们再一次操纵权力以及交互操纵权力，基于规则的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决定是否分别引起道德两难困境中积极或消极的结果。与前面的实验有所不同的是，一半的参与者是在基于规则的道德意味着不好的事情（惩罚）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意味着好的事情（不用惩罚）的两难困境的实验条件下。另一半的参加者的情况完全相反：基于规则的道德意味着积极的东西（奖励），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意味着消极的东西（没有奖励）。我们预期，独立于目标的结果，高权力的参加者更倾向于作基于规则的道德决定，而低权力的参加者更倾向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4.1方法

4.1.1被试与设计

参加者为68名华南师大的大学生。男生33人、女生35。参加者被随机分配到一个2（权力：高对低）× 2（困境类型：惩罚对奖励）被试间的设计。4.1.2实验程序

参加者首先完成了一个权力经验的启动任务(Galinsky et al., 2003)。参加者被要求回忆起高或低权力（取决于实验条件）的一段经历，并在一张白纸描述发生了什么以及他们的感受。接着，让参加者阅读两种道德困境之一。在惩罚条件下，参加者阅读到以下内容：

老师坚持以下原则：如果一个孩子在课堂上表现不好，老师就会惩罚他。小明是其中一个孩子。小明今天没有表现好，而且跟其他孩子打架。因此，根据规则他必须受到惩罚。但是老师怀疑小明打架是其他孩子们挑起的。因此，教师考虑不惩罚小明。另一方面，不惩罚小明可能破坏规则而且制造混乱混乱。老师应该怎样做？（1分 =例外[即不要惩罚]，9 分=遵守规则[即惩罚]）。

在奖励条件下，参加者阅读到以下内容：

老师坚持以下原则：如果一个孩子在课堂上表现好，老师就会奖励他。小明完成了功课，因此按照规则他应该得到奖励。但是老师怀疑小明的功课作弊，因此不应该奖励。然而，教师担心违反规则可能会引起混乱。老师应该怎样做？（1 分=例外[即，不要奖励]，9分 =遵守规则[即奖励]）。

我们拟定了上面两个困境，在一个条件下，基于规则的道德决定（遵守规则）意味着对小明的消极的行为（惩罚）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决定（作出例外）意味着积极的行为（不惩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基于规则的决定于基于行为结果的决定由相反的含意（即，积极=奖励，消极=不奖励）。也就是说，这两种条件正交操纵道德（基于规则对基于行为结果）和决定（积极对消极）。4.2结果与讨论

参加者没有准确猜到启动任务和后面道德困境任务之间的关系。一位参加者的数据不予考虑，因为她没有完成权力启动，虽然这不影响结果。2（权力）× 2（困境类型）的ANOVA测出参加者权力的主效应显著，证明了与低权力条件者的参加者(M = 6.48, SD = 2.11)相比，高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更倾向于基于规则的道德决定（M = 7.65, SD = 1.32）F(1, 63)= 7.36, p =.009, ηp2 =.11。如假设，这个显著的主效应不受困境类型(F =.09, p =.77)的影响。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不是那么有意义的困境条件的主效应，F(1, 63)= 18.61, p <.001, ηp2 =.24，这表明与惩罚小明相比（M = 6.21, SD = 1.74），参加者更倾向于在小明得到奖励的情况下遵循规则（M = 7.97, SD = 1.49）。

这些结果再次印证了高权力促进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而低权力引起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的发现。这种影响并不是由于对权力的结果偏好而引起的，而是由两种道德思维方式直接引起的。毕竟，在这两种类型的困境中，独立于个人受决定影响的结果，高权力参加者更有可能采取基于规则而不是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决定。

5.实验3a和3b 用两个实验证实最大限度地证明了权力对道德思维方式影响的可靠性后，我们决定将重点放在测试影响的稳定性上。过去的实验研究都是在相对温和的道德困境中测试影响。为什么高中女孩李敏会跟她其中之一的女性朋友一起（实验一），或小明是否得到惩罚或奖励（实验二）相对来说都是无关紧要。实验三中，我们要在更极端的道德困境中测试同样的权力的影响，在这些困境中决定关乎生命或死亡。在实验3a中，我们使用了医疗困境，在这里决定对病人的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在实验3b中，我们侧重于使用非法审讯手段的困境。此外，我们还把这两个实验设置在一起，因为像在实验2中一样，一种困境中基于规则的决策可能是积极的，但在另一个困境中则可能是消极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实验共同表明，这种作用，不会被决定的效价所驱动 5.1方法

5.1.1被试与设计

参加者为31个（实验3a）和24个（实验3b）的华南师大的大学生。参加者被随机分配到两种条件中的任意一种中（低权力或高权力）。5.1.2程序

实验在单独的小房间里进行，房间里有纸张和铅笔。所有参加者首先完成了在实验二人中同样使用的体验权力的启动操作（Galinsky etal, 2003）。接下来，他们阅读两种道德困境之

一，两种困境都排除掉了基于规则与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考虑的相互对立。

困境实验3a 这个道德困境描述了一个医生，张强，如何诊断年轻人换了绝症：

虽然这个男的没有感觉到任何的问题或者没有因为患病而有任何的不便，但很确定他会在6到9个月内死亡。任何的治疗都治不了他。偶然间他的女朋友比他先知道了这个诊断。于是她请求张强医生先不要告诉那个男的。她解释说，是因为她的男朋友一直想去非洲而且最近已经一起预定了机票过去。鉴于该名男子无论如何都会死，没有办法可以治愈他，女友坚持认为如果医生假期后告诉他真相的话会比较好。然而医院的规则和规定要求医生必须尽早告知病人他的病情。张强医生应该怎么做呢？

参加者随后表示，他们认为张强医生应该的行为是，在9点计分量表中，从1至（假期后告知病人——基于行为结果）和9（直接告知病人——基于规则）。从基于行为结果的角度看，假期后告知病人会比较好，因为这可以让病人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过得比较开心。而基于规则的角度看，马上告诉病人会比较好，因为这是遵守医院的规定。最后，感谢参加者参与实验。实验3b的困境

第二个困境是根据2002年发生在德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那一年，一个银行家11岁的儿子在放学的路上被绑架了。三天以后，警察在疑犯拿赎金的时候逮捕了他。疑犯承认了绑架，也说他知道男孩在哪里，但是拒绝说出男孩的下落。他的不合作让警察担心男孩可能是被关在一个没有是食物跟水的地方，如果不尽快找到的话就死去。因此，警方决定威胁跟严刑拷问疑犯。于是疑犯很快就范并带着警察找到了男孩，但是男孩已经死了。

该案件在德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在审讯中什么才是被允许的争论。我们选择这个困境是因为从基于规则的观点看，警方的行为是错误的。毕竟这打破了不可侵犯人身的原则和我们的法律制度的基本方面对酷刑的禁令。然而，从基于行为结果的角度来看，如果这可以防止状况变得更坏，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参加者阅读这个道德困境并被要求回答上述条件下三种审讯方式是否应该被允许。具体来说，参加者需要评定“心理压力”，“扣缴税款”和“身体暴力”（不导致永久性伤害）上的允许。三种技术的评分都为9个等级（1 分=不能接受，9 =可接受）。5.2结果与讨论

我们分别分析了实验3a和3b。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测试在第一个医疗困境（实验3a）中权力对参加者道德决定的影响，权力的效应显著。在医疗困境道德决定的影响表现出显着的影响力，F(1, 29)= 10.86, p =.003, ηp2 =.27，这表明在高权力条件下参加者更以规则为导向

（M = 6.65, SD = 2.34），因此，与低权力条件下更有可能赞同病人女朋友意见等到假期后才告诉病人病情的参加者相比，高权力条件的参加者更有可能直接告诉病人他的病情（M = 3.86, SD = 2.35）。

2（被试间：权力）× 3（被试内：三种方式的接受程度），第二个困境中对酷刑（实验3b）的允许度的两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出与假设一致的权力的主效应显著F(1, 22)= 5.42, p =.03, ηp2 =.20。与低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相比(M = 7.33, SD = 1.09)，高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更不能容忍几种方式(M = 6.31, SD = 1.07)，这说明，在高权力条件下的参加者更倾向于使用基于规则的道德决定并遵守规则，而在低权力下的参加者则更倾向于作出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决定，允许非法审讯技术。

实验3a和3b表明在道德思考中，权力的影响是稳定的，而且它可能会出现在决定并不重要但是却关乎生活或死亡的困境中。此外，实验3a和3b还很好地结合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实验2中的观点。在实验3a中，低权力的参加者比高权力的参加者对病人更仁慈。毕竟，他们冒险打破规则，以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然而在实验3b中，低权力的参加者表现出不友好行为，因为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各种审讯技巧可以被采纳。这表明，高（或低）的权力不影响道德思维，因为它影响的是人们更喜欢的结果（无论他们是想友好还是残酷地对目标）。相反，独立于作出的选择的结果，高权力引起更多的基于规则的道德思考，而低权力引起更多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考。6.讨论

6.1关于实验方法的讨论

首先，我们的协变量分析表明，高权力导致人们作出更多基于规则的道德判断，因为高权力的人有增加基于规则的道德取向。道德取向作为一种强大的中介物，其加入了之后，自变量的直接影响不再显著，这表明权力完全受道德取向的影响(Baron & Kenny, 1986)。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在真实的基于规则的决定中权力的影响可以解释为高权力的参加者增加了基于规则的道德取向。其次，这个结论在我们排除了情绪、观点采纳、或者是参加者对作出基于规则或基于结果的决定的感知的困难带来任何干扰的可能性后得到加强。第三，我们使用真实的权力的操纵，这让参加者相信他们对其他的参加者有真实的影响或相信自己真的被其他的参加者影响着，还有真实的道德决定，这些决定让参加者相信实验的过程以及程序的结果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参加者本人就是道德困境中有权力或者没有权力的主要人物。这不仅增加了我们调查结果的生态效度，还允许我们把我们的调查结果推广到感知者亲身参与到困境中而不只是中立一方的道德困境中去。

6.2主观权力感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通过不同的实验中,我们可以得出,主观的权力感觉影响人们的直觉偏好，使其偏向于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方式和判断。在一系列的预试研究中,我们了发现了高权力的人更看重参与者是否是基于规则的道德争论，并更少重视参与者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争论的初步证据。然后我们进行了三个实验来测试这是否能转化为在道德困境中所作出的决定，在这里我们用三个不同方法来排除，在面对道德困境时，高权力的人的选择是因为他们更残酷或者更善良的可能性。在这三个实验,参加者并不是实际困境中的角色。他们的角色是中立的观察者。

我们的调查表明，权力影响道德思维的方式，而不是道德本身（参见Kipnis, 1972/ 1976）。权力对人通常有不一样的影响，有时甚至也可以表现为恶毒的行为。规则导向或者结果导向的价值判断只取决于所面临的具体困境。

因此，我们的研究表明，权力影响道德思想作风，而不是道德本身。权力的效应具有普遍的变化，它可能是仁爱的，也可能是邪恶的：这都取决于基于规则的或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发上的背景。我们的研究证明，人们认为正确或错误不仅仅是困境中多方面的功能，而是人们对权力的主观感觉。

在这些研究中，我们通过呈现道德困境并提问参加者，他们认为什么道德原则是更重要或者更不重要的来挖掘到的思维过程。读者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我们没有问她们是怎样作决定的，为什么他们会作出那样的决定。而我们想要说明的是，尽管人们可以报告他们认知的结果，也就是说作出一个道德决定，他们并不能可靠地报告出他们是怎样决定的心理活动。(Haidt, 2001, 2007； Nisbett & Wilson, 1977； Uleman & Bargh, 1989)。因此我们选择了对参加者道德决定和道德倾向的测量，并从中得知心理活动背后的道德思维。

我们解释时指出，基于规则的思维更吸引有权力的人是因为稳定迎合了他们的利益，因此在认识上更吸引。实验5加强了这个解释，这个实验表明当规则与他们的利益冲突时，权力的这种效应就会被破坏。但也可能存在其他的原因——确定的权力-道德链。(Smith& Trope, 2006)的研究表明，权力引起更多的共同处理过程以及防止因细节而分心。权力还可能增加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因为要作出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决定需要更集中注意到环境中的具体细节，以及忽略大的背景。一个相关的解释是，可能是如果人们描述的道德事件足够抽象，他们可能感知到这更加稳定(Liberman & Trope, 2008； Wigboldus, Semin & Spears, 2000)这种解释似乎更可信，因为稳定的问题需要稳定的答案，这也可以增加基于规则的思考。我们会在今后的研究中探索这两种解释。

7.局限性及启示

当然，目前的工作还有很多的缺点和局限性。

首先，在大多数实验中，我们只去除了一个基于规则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维互斥的项目，尽可能有效地测量道德思维。虽然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医疗困境或在审讯情况下两者是相对立的，但也可能有两者是一致的情况。我们的测量没有办法有效地利用到这一点。

第二，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相对有限的基于结果的思维中而没有研究基于行为结果的更为极端的思维：功利主义。有可能权力对功利思想与基于行为结果的思维有不同的影响。功力主义需要参加者的距离的控制（to sacrifice one person for the benefit of 10）。因为权力与扩大人际距离有关(Lee & Tiedens, 2001)，与减少观点采纳(Galinsky etal, 2006)、减弱同情心有关(Van Kleef etal, 2008)，这可能是因为权力促进功力思考。

第三也是最后一个缺点是，研究都是操纵权力的经验，而不是真实的对他们行使权力的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的目标是研究得出的效应在现有的权力差异中是否存在，例如通过研究组织中的权力。在这些结果之前，我们总结了出研究中三个重要的启示。

首先，我们的结论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更多代表不同权力间的当事人之间的道德争论。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权力的当事人（由于对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的依赖程度），他们对低权力的当事人会表现得很严格并且毫不松懈。同时，低权力的当事人也许会显得不负责任，而过多地关注与事情直接的牵连（而不是坚定地，负责任地坚守规则）。进一步说，如果基于规则和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原则导致不同的决定，低权力者与高权力者之间可能会引发冲突。

协调者可受益于目击到这种冲突，因为他们了解冲突的根源以及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争端。如果一个妥协方案结合了基于行为结果和基于规则的元素，则很可能更被双方接受。也就是说，这必须是由两种导向的基本原则共同建构的，并且包含对涉及的当事人都有利的结果。其次，我们的结果也为在谈判中影响他人的策略提出了一些建议。特别在低权力者想通过影响高权力者从而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他们不应该通过要求特别的对待或者要求例外的情况。毕竟，这与以规则导向思考的高权力者是矛盾的。先认同规则，原则和条款的重要性，再尝试去在现有的规则中找到合适的方法，这样的效果会更好。

再次，应该要意识到，以上的理论只适用与：一个人与高权力者磋商，并且结果不涉及到个人股权交易。当这样的以要求与有权力者一方的利益相关或者背道而驰时，这种影响就会有相反的效果，因为那时候有权力的人更倾向于放弃他们基于规则的道德倾向并采用更多的基于行为结果的思考方式——自我提升。这提示我们在与有权力的人谈判的时候，需要根据决定牵涉的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或者集体的项目中。当要作出基于规则的决定时，最好是通过在广

泛的、集体的项目上表达要求。而当要作出基于行为结果的决定时，最好是明确地表明并强调权力者会如何从决定中受益。

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更专业更易于控制的实验来检验这些不确定的假设。这样做的话，这样的研究才可以建立坚实的基础，就如我们在本文中提到的：高权力增加基于规则的道德思想，以及低权力增加基于行为结果的道德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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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

第五篇：权力监督

徐丽萍

行政管理0941 0920803116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中美两国行政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与浅析

国家的运行与发展离不开权力的制衡，但长久的权力便导致了腐败。实践证明，腐败是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的必然结果。权力运行与权力监督始终是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权力运行是没有边际的，因为人们总是希冀着能够通过一切途径来实现权力的无限延展。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力量去制约权力，让它在有限的范围内得以行使，而非无底洞。由此，监督便应运而生。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形式，更是一种警示。只有当权力与监督并行之时，才能够从源头上有效遏制权力滥用和腐败滋生。接下来，就中美两国行政权力监督体系作一阐述，通过对比的方式来厘清权力监督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制度，而中国则是中央集权制；美国实行的两党轮换执政，中国实行的则是一党专制制度；美国实行“分权制衡”，而中国则是“议行合一”。美国的权力监督体系来源于三权分立的思想和体制，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它们相互独立、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从而保障了公民的权利、法的权威和国家的运行。

美国宪法对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作出了明确的职权界定：立法权属于国会参众两院，行政权属于总统，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下令设立的低级法院。当然，宪法还对他们的权力作出了具体规定。任何权力的运行，都必须以宪法为基准，尊崇法的精神和原则。如果触碰基准线，必将受到严格的违宪审查。

作为行政权一方的总统，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行使自己手中享有的权力，而非肆意妄为。总统及其联邦政府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根据宪法、法律及议会授权，进行必要的行政活动。任何政府官员一旦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相关机制就会随即启动，国会可以对其进行质询、调查直至弹劾，不留任何情面。行政权体制外的监督，使得官员们殚精竭虑、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半步。总之，制度上的保徐丽萍

行政管理0941 0920803116 障远比自我约束的大口号管用。

我国的权力监督体系尚处在逐步完善的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结合法治国家的建设、政府职能转变和反腐倡廉的大背景，权力监督体系才渐渐浮出水面，被各方所重视。监督体系的建设，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就监督的形式而言，我认为，我国当前的监督体系主要有体制内的监督和体制外的监督两种。

体制内的监督，主要包括人大、政协、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这是目前监督的主要形式。政府由人大任命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但是，人大的监督缺乏必要的手段和途径。其一，没有专门的内设监督机构；其二，没有合理有效的约束机制。这就使得人大的监督职能更多地流于形式，有监督之名，无监督之实。政协属于参政议政，游离于人大和政府之间，无法摆脱“跟着人大走，权力难插手，建议尽管提，监督没人理”的尴尬局面。纪检监察机关是权力监督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的纪检监察机关下大力气，查处了一批贪污腐败、渎职侵权的案件。但是，这种查处，只是事后的补救行为，而不是事前的监督和预警机制。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职权受到一定层级的限制。举个例子，某一县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审查同级党委某领导同志的违纪问题时，很容易陷入窘境。根据职权，该纪委有权核实审查与案件有关的一切情况。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纪委受同级党委领导。碍于党委的权威，纪委束手无策。如此一来，纪委反而成为党委的保护伞，对违纪问题视而不见。最后等到省级纪委或中央纪委发现问题时，才会予以查处。机制上的问题，确实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巡视员的问题以后再讨论。

体制外的监督，主要是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虽然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只是一种辅助形式，但近些年来却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网络舆论监督、报刊舆论监督，我们的新闻媒体紧抓社会热点，对政府行政的监督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徐丽萍

行政管理0941 0920803116 对于舆论和媒体的有效监督，又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对政府的运行进行检查，从而降低政府内部的腐败现象的滋生。例如，每年对相关的腐败官员给予法律上的制裁和媒体上的曝光，如此一来，他们便受到广大百姓的舆论批评，这样可以制约并减少权力的滥用和腐败问题，让行政权力从真正意义上运行的公平、公正、公开。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美两国行政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和从美国行政权力的运行中借鉴，我可以得出，要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必须持之以恒和完善行政权力的监督体制，做到由内至外受到法律、政策和社会、群众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