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研究
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研究
徐俊 风笑天
【摘要】我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人口,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父母将渐次跨入老龄行列,现实的养老困境和养老风险正在迫近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和家庭,中国即将迎来“独子养老”时代。其中,独生子女空巢家庭可能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养老问题,尤其是那些独生子女残缺家庭。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所集中论述的问题做出评述,并就所关心的有关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养老问题;研究述评
一、前言
我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人口。目前,我国独生子女数量已经突破1亿,农村独生子女数量也已超过3000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已经陆续步入老龄行列,正如当初一些人口学家所提醒社会的那样,现实的养老困境和养老风险正在迫近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和家庭,中国即将迎来“独子养老”时代。不仅如此,独生子女父母如何养老已成为影响我国人口政策乃至经济、社会政策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另外,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指已经或即将进入老年阶段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另一种是指独生子女自己未来的养老问题,本文探讨的是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客观地说,多子女家庭养老所遇到的主要问题,独生子女家庭概莫能外,另外,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还有其特殊的一面。独生子女家庭是空巢家庭的高发群体[1],这些独生子女空巢家庭可能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养老难题,尤其是那些独生子女死亡和伤残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作为一种简化至极的家庭结构,这种金字塔型家庭结构,意味着其本质上是一种风险家庭[2],这种风险主要表现在家庭成员的生存风险和家庭的可持续发展风险两个方面。在我国进入老龄化并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以及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养老风险无疑是独生子女家庭最为突出的一种风险[3]。目前,家庭养老仍是我国大多数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的主要养老方式,而传统家庭养老风险防范机制的社会、经济、人口和道德基础正在瓦解,独生子女家庭已不具有传统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基础[4]。独生子女的唯一性意味着独生子女一旦离开父母,就会给其父母的晚年生活带来很大影响。相对于多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少子女带来的人力资源和其他相关资源的短缺,会直接影响其父母晚年的生活质量,必将成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家庭养老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本文将基于现有研究所集中论述的问题做出评述,并就所关心的有关概念、论题做出进一步的探讨,以便为后续研究者参与相关问题的对话、交流和讨论起到抛砖引玉之用。
二、现有研究集中论述的问题及其结论
纵观国内外文献,由于国外没有类似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除针对独生子女本身的教育、心理等方面的研究外,国外缺乏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探讨。国内集中探讨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新世纪,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相关研究持续升温并成为舆论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现有的统计和测算数据表明,我国独生子女家庭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农村地区总量可观但较为分散,且呈现地区差异,所以相关研究多围绕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展开。从研究关注的论题分析,有近一半的文献涉及计划生育家庭社会保障问题,其中相当部分属于地方经验总结,其余则具体探讨独生子女父母家庭养老问题及其对策。目前,研究的具体内容涉及独生子女家庭的居住方式、养老方式、养老内容、养老意愿、养老观念、养老压力和困境、空巢和残缺家庭的养老风险、计生家庭养老保障等方面。大多数研究侧重于理论探讨,实证研究较少而且多以个别城市为例证,大规模、大范围的定量研究仅有少数几例。
(一)有关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方式研究
1.居住方式、养老方式研究
养老首先会涉及“在哪养老”,即住在哪里或和谁居住的问题。独生子女父母和其子女共居还是分住会直接影响到父母晚年的衣食起居及其生活质量,因此,考察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居住方式十分必要。风笑天通过若干次全国范围较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发现,我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目前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他们的家庭结构、居住方式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父母相比差异明显,子女的婚姻状况是影响上述差异的主要因素。独生子女婚后单独居住的比例高达2/3,成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婚住方式的主流。与此对应的,已婚独生子女的父母单独居住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已婚独生子女的身份、性别及其婚配对象的身份(即是否独生子女)对其父母的居住方式都有显著的影响。3/4的独生子女父母和非独生子女父母都将生病照料和日常生活照料看做老年生活中的最大担忧。但独生子女父母对生病照料的担心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也更多地表现出对子女赡养自己所面临的客观困难的理解。上述这些差异不仅意味着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长于同龄非独生子女父母,而且直接影响到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方式的选择和家庭养老的支持力,特别是在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客观上要求独生子女父母在养老观念上变“依赖养老”为“独立养老”[5~8]。基于江苏、四川两省四县的入户调查数据,研究者对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居住状况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独生子女身份、性别与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目前的居住方式并不相关,而真正有影响的因素依然是青年的婚姻状况。与城市已婚独生子女2/3左右独立居住不同的是,农村已婚独生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都在八成左右,特别是已婚独生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高于同龄非独子女中的长女[9]。
家庭养老方式在中国社会传承数千年,但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发生了很大嬗变,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单纯依靠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着巨大风险。独生子女父母要有效选择养老方式,将不得不受制于个人收入与健康状况、子女婚后居住方式、子女实际提供的生活照料、国家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因素[10]。尹志刚依据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区首批独生子女家庭调查数据,描述分析了具有不同特征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对不同家庭结构和假设的9种不同养老方式的选择状况,依据老年人不同自理能力,提出对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模型的建构思考,探索规避老龄社会养老风险的制度架构[11]。王树新等人研究发现,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后首选养老方式仍是居家养老,然而独生子女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却在降低,特别是在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独生子女父母个人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家庭经济状况、自身健康状况及家庭养老资源对养老担心程度产生一定影响,并就建立和完善社区服务政府建立辅助制度以及加强独生子女父母自身养老意识等方面给出了建议[12]。
已有的研究一再表明,独生子女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在不断降低。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仅靠独生子女家庭成员已难以保证独生子女父母老年的生活质量,必须寻求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人们养老资源的一种制度性剥夺,30多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赢得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因此,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提供制度性经济、服务保障支持。
2.养老内容、养老意愿研究
养老内容是触及养老最实质、最核心的部分,它是关于“养什么”的问题,并具体影响到老人的养老生活质量。通常情况下,养老包含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基本内容,这也是对“老有所养”的完整把握。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国家财政收入持续增长,以及分配和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城乡家庭养老的经济保障压力将逐渐减缓,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困难将主要是由于人力资源短缺而造成的精神赡养、日常照料和健康维护等方面的非经济养老问题。穆光宗是较早提出“精神赡养”概念并提醒人们关注此事的学者。他认为,精神赡养既满足了年轻人的道德需求同时又满足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他主张应从人格尊重、成就安心和情感慰藉三个维度来全面把握“精神赡养”的内涵,即必须同时满足老年人的自尊需求、期待需求和亲情需求。穆光宗同时借用“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将“积极的精神赡养”理解为晚辈精神上的自足和祖辈精神上的自强[13]。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大量独生子女“空巢”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危机凸显了精神赡养问题的重要性。相对多子女家庭而言,独生子女父母的精神赡养问题更加突出,而其子女所能投入在精神赡养方面的时间、精力和情感资源却较为匮乏,这种矛盾决定了独生子女父母必将面临精神赡养的巨大挑战。虽然研究者提出了若干解决对策,但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其可行性令人怀疑[14]。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尚处于中年晚期,大多数人介于50~60岁之间,属于“准老人”群体。假以时日,随着他们陆续进入老龄行列甚至高龄行列,独生子女家庭因人力资源和相关资源短缺而暴露出的问题将尽显无疑,到时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生病照料会成为困扰这些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大问题,所以政府和社会必须未雨绸缪,尽快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养老意愿涉及赡养者和被赡养者双方,现有的研究更多侧重于被赡养者的养老意愿分析,而较少关注赡养者的养老意愿。在一般性老年养老意愿的研究中,可以按研究地域、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对其进行相应的归类[15]。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不仅现实生活中居家养老或家庭养老仍是城乡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方式,而且在养老意愿调查中,选择居家养老或靠子女养老的比例也远大于选择机构养老,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机构养老作为未来的选择。
(二)有关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境和风险研究
1.养老困境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独生子女家庭最为典型的结构被称为“四二一”家庭。关于“四二一”家庭规模,我们可以参考郭志刚等人利用1990年“四普”数据的推算。据他推算,从2011~2060年50年期间,城乡三种类型婚姻(即“双独”、“单独”和“双非”婚姻)的期望概率,其中“双独”婚姻基本上处于10%~35%之间,2030年最高概率约为34%,而“单独”婚姻则基本上处于40%~50%之间[16]。这种基本而客观的婚配结构,决定了未来中国社会必将出现数以亿计的“四二一”或“四二二”家庭。上海作为我国人口高度集中、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严重以及独生子女家庭所占比例较大的城市,引起研究者的持续关注。王庆荣基于上海闵行区独生子女父母的调查,指出大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在经济来源、社会保障、健康状况、对子女帮助和照料的期待以及亲子互动等方面的特征,提出诸多应对措施[17]。缪宇音等人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对独生子女父母的现状、需求及养老意愿、养老预期进行分析,提出若干积极应对独生子女父母老龄化的对策建议[18]。目前“四二一”家庭在城市中所占比例不大,在农村所占比例很小,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况且也有学者对“四二一”庭养老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以往的许多研究过分地夸大了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供养的严重性,在大多数情况下独生子女是可以胜任老年人照顾的[19]。这种乐观是否如研究者分析的那样,尚需时间来检验。此外,还有一些以个别城市为例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实证研究,主要是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描述,并作出相应的对策回应。
2.几类特殊家庭的养老风险研究
(1)空巢家庭的养老风险研究。随着独生子女因求学、就业、结婚或其他原因而离开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会进入大部分或全部时间只剩下父母两人单独居住,或夫妇中只有一人居住的阶段,这种家庭类型就是独生子女空巢家庭。空巢阶段是核心家庭生命周期中特有的阶段,独生子女家庭是空巢家庭的高发群体。目前,关于独生子女空巢家庭研究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独生子女空巢家庭的基本特征、空巢持续时间和空巢分期等方面的研究[20~22]。另一类是集中论述独生子女家庭空巢引发的养老风险问题,包括风险产生的原因、发展趋势、特征、具体表现、后果及其对策等内容[23]。在家庭空巢化的背景下,家庭养老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家庭养老的内容和形式出现了分离。二是家庭养老的功能出现弱化。养老支持力弱化、养老资源减少正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三是养老功能出现转移即从家庭转向社会[24]。这些变化给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和风险,当然,城市空巢家庭与农村空巢家庭在养老方面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农村空巢家庭与目前留守现象相关。
(2)残缺家庭的养老风险研究。关于独生子女残缺家庭的养老风险研究,源于对独生子女家庭本身的风险的探讨。王秀银等人是较早提出关注独生子女伤亡现象的学者,研究者们基于独生子女伤亡家庭问卷调查分析,就对意外伤亡的大龄独生子女父母进行经济补偿和精神关爱等方面提出具体对策建议[25]。其后,《人口研究》编辑部发起了对成年独生子女意外伤亡家庭问题的深层思考的讨论。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成年独生子女意外伤亡问题进行思考,明确指出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本质,并提出针对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的预防和补救措施[26]。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人口与发展》编辑部开辟了专栏,发起了“救助和关怀遭遇意外风险的计生家庭”的专题讨论[27]。总体上来看,人口和社会学界认同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家庭,在家庭养老方面存在着风险和隐患,并开始对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作出反思[28~29]。不过,针对部分学者提出应对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的治本之策是放开二孩政策的主张,也有学者针锋相对地给予反驳,质疑“一胎化比二胎化风险更大”的观点[30]。实事求是地说,人口和社会学界对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是必要和及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倡和实施了30多年,需要在当前时刻全面审视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宏观层面和计划生育家庭微观层面的利与弊的双重影响,特别是由于重大自然灾害、疾病、车祸、溺水等意外事故导致的伤残、死亡等残缺家庭的生活困境和养老负担,必须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我们认为很有必要调整现行的人口和生育政策,并对独生子女家庭本身的风险进行有效的预防,对已经残缺的家庭进行及时而高效的补救和扶助[31~32]。
(三)独生子女家庭计生保障问题研究
1.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问题实证研究
穆光宗基于山东潍坊市的调查,对农村独生子女户、双女户父母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较早的开拓性研究[33]。李建民运用2002年“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养老问题抽样调查”结果,探讨了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养老问题及其社会养老保障机制问题[34]。任睦银等人对青岛市郊区农村独生子女所作的调研和崔树义对山东三县计划生育家庭所作的调研,均对研究对象进行了描述性的分析。研究表明,与非计划生育夫妇相比,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困难[35~36]。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涉及我国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问题,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国家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以来,相关研究成为讨论和争议的热点[37]。
2.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政策研究
陶鹰对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进行较为全面的探索。作者围绕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养老经济保障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现阶段我国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养老经济保障方式的探索和种类,以及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等五个方面问题的一系列研究、探讨和实践进行了综述[38]。曾毅提出农村计划生育与养老保障一体工程概念,主张将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工作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政策中加以综合考虑,得到很多研究者的回应[39]。但是,具体的实践显得相对滞后。针对这一局面,一些计生工作专家和学者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角度,根据全国各地计生保障实施经验,提出了许多可行性方案[40]。
三、简要的评价及若干有待探讨的问题
(一)对现有研究的简要评价
上述研究文献中,多数研究主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专门以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或其父母为研究对象探讨养老问题的实证研究仅有若干项,而农村方面的实证研究更不多见。从总体上看,国内研究视域宽泛,或从宏观的制度、政策、文化变迁视角研究养老问题,或从微观的家庭结构、代际关系、居住方式等方面探讨养老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部分研究采用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进行比较的方法,相关研究多围绕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方式展开。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一是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互脱节。大部分理论研究没有经验材料支持。为数不多的经验研究也缺少明确的理论框架支持,因而理论解释力不强。即使纯理论探讨的文章也缺乏必要的宏观或微观理论支撑。
二是观点纷呈,分歧多于共识,各研究间缺乏借鉴、比较和积累。比如,围绕养老方式或模式研究家庭养老、居家养老、自我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等不同概念的提出和解释,反映了人们在基本概念的定义上还存在很多歧义。
三是理论分析多于实证研究,缺乏较大规模和系统的经验研究,且代表性不强,研究设计比较简单,操作方法欠规范。特别是基本概念如“第一代独生子女”、“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等概念的界定和具体操作存在较大出入和争议。研究所采用的多为简单统计分析方法,缺少严密的假设及论证过程,资料分析不够深入系统。
(二)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商榷的问题
1.关于比较研究方法的思考
比较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方法,特别是在定量研究中,需要以某一变量为参照,考察分析与其他同类事物的差异。但在进行较为宏观的比较研究时,历时态比较和共时态比较都应该充分考虑具体的国情、区情或社情。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建立在多子女基础上的各种养老实践,也许会在许多重要方面不能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养老问题提供参考依据。有关多子女条件下普通老年人家庭养老的各种结论,在独生子女条件下或许需要重新考虑[41]。对于独生子女父母来说,他们面临家庭养老困境的严重性将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的孩子和哪一类人结婚有关,譬如是“双独家庭”还是“单独家庭”,不能泛泛而论。我国地域差异明显,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在经济、文化和习俗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别,城市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推论到农村,此地研究发现能否推论至彼地,在没有充分的数据资料验证支持下,是不能轻率下结论的。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不少研究以某个城市、某个城区或某个农村地区为例,就直接断言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如何如何,这种在学术研究上的不规范、不严谨的做法值得警惕,需要避免。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部分研究采用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进行比较的方法,这种比较在养老研究中是否可行和可信,也值得商榷。我们知道,独生子女父母目前大多处于50~60岁之间,属于“准老人”群体。即使研究者将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和同年龄段的非独生子女及其父母进行比较,也存在一个疑问,就是研究者在将一个尚未成为“社会事实”的研究对象群体(即未老的独生子女父母)与同样未成为“社会事实”的另一群体(即未老的非独生子女父母)作比较,其研究发现和结论需要时间的检验。当然,前瞻性和探索性的研究是可以的,因为科学研究需要探索并允许试错。
2.其他相关问题的思考
(1)关于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界定问题。概念是构建理论大厦的砖石,无论是纯理论分析还是量化研究,都需要对相关概念作出必要的交代和合理的界定。关于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其核心的概念莫过于“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是一个复合概念,它涉及“独生子女”、“第一代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父母”、“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等几个相关的概念,需要分别加以探讨。在实际研究中,特别是考察第一代或首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时,应重点厘清“第一代独生子女”和“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两个概念,如何界定这两个群体的年龄段是个需要反复斟酌的事情。这既要考虑与已有研究的呼应和对话,又要考虑我国城乡调查和该群体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综合界定。前文所引部分相关研究中的量化研究都给出各自的年龄界定,但不同的研究对于这两类群体的年龄界定差距较大。以“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界定为例,笔者认为既要考虑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年龄段,又要考虑其父母的生育年龄情况。同时,还要注意城乡之间的某些差异。农村的早婚早育习俗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不能直接借用城市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的年龄段划分,也不能将独生子女父母的年龄下限过于延后,因为越是年轻的父母越缺少对未来养老的意识和意愿,已有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42]。有关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概念界定问题宜展开专门探讨;另外,关于养老及其他相关概念,在一般性的养老研究中涉及很多,比如养老方式、养老模式等概念之间争议颇大,此处也不做进一步讨论。
(2)关于第一代独生子女数量及分布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独生子女数量和城乡分布尚无准确数据。尽管有部分学者根据以往的人口普查数据或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做出不同的测算,但我国独生子女数量到底多少仍然是个谜团,或许有人会寄托于2010年的“六普”数据诚如有的人口学者所言,指望“六普”数据获悉中国确切人口,似乎也难实现。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等多重因素,决定了人口普查数据也未必精确。这一事实直接影响到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研究,因为在我们不知道第一代或首批独生子女总量、城乡和各地区实际分布的情况下,很多实证研究尤其是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是无法进行的,研究者只能根据经验或主观判断去选择调查地点,由此获得的数据和研究发现的代表性可想而知。这种研究状况与我国社会科学界缺乏必要的信息积累和储存不无关系,也与有关部门信息管理不到位有关,需要加快相关人口信息储存、更新系统建设。
总之,鉴于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中存在的种种不足和缺憾,笔者认为,需要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和社会学者围绕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地方经验的理论提升和研究思路的创新等问题展开充分讨论,人口和社会科学期刊宜定期开辟专栏讨论相关论题,养老和社会保障交流平台应向致力于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的研究者开放,加强跨学科合作与争鸣。通过对话、交流和讨论,逐步消弭学术分歧,达成理论共识,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城乡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保障事业,逐渐化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保障风险。
基金项目: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社会保障问题抽样调查研究”(10CSH051);200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06JZD0027)。
作者简介:徐俊(1973-),安徽合肥人,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家庭社会学、农村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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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回复 探析老龄化趋势下我国农村独生子女的家庭养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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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老龄化趋势下我国农村独生子女的家庭养老问题
摘要: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如今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迈入老年,伴随而来的便是养老问题的出现。随着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少子老龄化过程地不断加速,独生子女的家庭养老问题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风险问题,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这种“未富先老”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巨大压力。在追求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目前我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尤其与“倒金字塔”家庭结构出现了种种冲突,使解决我国农村独生子女的家庭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关键词:老龄化 独生子女的家庭养老问题
一、我国老龄化的现状以及特点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的趋势是以年轻化向成年化转变,但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普遍实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结构的进一步转变促使独生子女这一群体开始出现,并于1999进入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老龄人口每年以年均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 今后半个世纪, 中国老年人口的负担系数将不断上扬, 目前每 100 个劳动适龄人口负担约 10 个左右的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而到 2050 年, 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100:30。而这一现象在我国农村更为突出。具体到农村地区,老龄化问题则更为突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 年时我国农村地区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就已达到 15.0%,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 10.1%,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在我国老龄化中表现出独有的特点,不仅表现出人口老龄化,而且还表现出少子老龄化。一,人口老龄化基数大。中国将迎来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突破2亿大关,同时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劳动力供给格局开始发生改变。二,是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在2025年之前老年人口将每年增长100万人。三,是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目前我国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现象。四,是家庭少子老龄化现象严重。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而0-14岁人口占总人口15%~18%,为严重少子化。这说明我国已经进入到严重少子老龄化阶段。
二,老龄化趋势下我国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探究分析
我国农村独生子女的家庭是一个风险家庭。穆光宗教授将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分为独生子女的生存危险,独生子女伤病残亡的风险也可称之为成人风险,独生子女的成材风险、发展风险、婚姻风险、养老风险。从国家和政府角度看,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也会导致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在这里我主要探析的是农村独生子女的子女意外伤亡导致的养老风险问题。我国农村传统的养老方式是“家庭养老”,而且“养老防老”的观念也一直根深蒂固。这直接导致的是如果农村独生子女在意外风险中受到生存威胁或意外伤亡,而其父母将直接面对的是“老无所靠,生无所依”。因为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很多贫困农村无法支付唯一的独生子或独生女的继续教育问题,致使独生在女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从事的大多都是体力重活,而且黑心的老板又为了节省成本费用,为农民工子弟很少买到齐全的保险,致使农民工子弟打工过程中生命保障受到极大威胁。在其一旦发生意外后,其父母将会失去唯一的依靠,他们的生活往往会很快陷入困境,在经济 的供养上,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受到毁灭性打击。这在客观上加重了我国农村独生子女的家庭养老问题,也使社会和政府的负担加重。
我国农村的经济来源方式决定了家庭的养老方式。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养老方式主要有以下五种:一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养儿防老”观念的存在,“家庭养老”是广大农村地区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主要是依赖自己的独生子或独生女儿提供赡养费。二是商业养老保险,我国农村经济整体上还比较落后,农民的养老保险意识比较淡薄,商业养老保险在大多数偏远的农村甚至还没有试行。三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992年根据民政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在全国大部分县乡建立了统筹基金和个人养老金账户,我国大多偏远的农村甚至延迟到2010年才开始推行,年满60周岁的老人每人均每月可以领取到60元的养老金。但老年大多身体都或多或少有伤风病痛,这微薄的养老金所起效用甚微。四是农村社区养老,农村社区养老仅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试行,主要方式是提供养老金和举办敬老院,而在大多数农村,根本没有试行。五是土地保障,20世纪80年代后施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我国农村依赖土地保障获取经济来源成为主要的方式。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实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战略。“新农村”政策的实施使一些农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比如乡镇企业,“农家乐”等各种服务业文化得到较大发展,但这在广大的偏远农村经济发展依旧举步维艰。加上近年来由于老龄化的加剧和城镇化的发展,我国人均耕地日益减少,而且农民没有出卖土地养老的权利,老龄人逐渐丧失劳动能力,年轻一代又不愿 “面朝黄土,背朝天”,于是大多选择了外出打工,使得土地保障的功能逐渐丧失,出现了大多荒芜的农村土地。于是农村的老龄人口养老主要的经济来源便是依赖其独生子或独生女的赡养。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承担着中国农村老龄人口主要的养老责任,但随着我国农村家庭结构模式的转变,其保障功能开始慢慢有所弱化。
我国农村独生子女的家庭面临着养老的重大压力。目前在我国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尤其是90后这一代更多地是独生子女,当他们在婚后即将面临的便是父母的养老问题。而“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将成为中国典型的家庭结构,包括在农村地区。所谓的“倒金字塔”家庭结构便是一种不平衡的家庭结构模式,呈现出“4-2-1”的特征即夫妻双方父母,夫妻本人和一个小孩。“4-2-1”的“倒金字塔”家庭结构模式在中国农村具有小型化,核心化的特点,在这种类似“三明治”式的家庭关系中,作为核心的夫妻,不仅要满足家庭内部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还要为独生子或独生女提供教育和物质需求,为年迈的双方父母提供养老基金,精神关照,沉重的负担使得年轻的新生夫妇负担累累。即使国家已经实施了农村养老的基本保障,年满60岁上的老人每月人均领取60元的养老费用,可是大多身体差的老人常年需要医药费,这笔费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独生子女的新生代家庭承载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尤其是农村的很多独生子女受到的教育文化程度比较低,在外出打工过程中属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或“蚁族”只能拿着低保障的微薄工资,不说养家人,甚至养自己也举步维艰。独生子女的家庭压力成为一种超负荷开始慢慢蔓延。
“家庭养老”的道德风险加剧。在我国大多数经济并不发达的农村,已婚后的独生子女面对婚后庞大的家庭责任和压力重负,开始对养老责任推卸,使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使我国的道德风险加剧。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养老下,孝道是“家庭养老”的重要思想基础,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共同决定了子女对父母拥有赡养的义务。由于我国农村教育相对落后以及农村比较落后的思想观念的存在,使得大多包括我的很多同龄人在初中毕业后就早早外出打工,成为漂泊的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的地下层,对金钱的追求欲望不断增加,慢慢地忽视了家庭责任感和养老的道德感。在我生活的农村是一个比较贫穷的鄂西北农村,我的很多小学同学都已成家立业,但却对年老的父母臵之不顾,甚至赶出家门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有些人把“养儿防老”甚至片面理解成在老人去世后风风光光送葬,以为这就是孝顺,造成薄养老人,厚葬成风。在中国传统难以相处的婆媳关系也在我国农村表现得格外突出,儿媳将自己的婆婆公公视为外人,不赡养甚至虐待公婆。而其儿子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使父母有苦难诉。很多老人即使受到虐待也往往采取迁就忍让的态度,造成隐性虐待较多。
独生子女家庭是“空巢家庭”的高发群体,在我国农村尤其表现地突出。这一类“空巢家庭”比起多子女的“空巢家庭”可能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养老难题,尤其是那些因死亡或伤残导致的独生子女残缺家庭。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我国首先出现了第一代少量的“农民工”,而真正我国大量出现农工潮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农民单向的从农村流向城市,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致使我国农村逐渐出现了大量的“空巢家庭”。在我国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中,“空巢家庭”成为了高发群体。未婚的独生子女外出读书或工作,已婚的独生子女外出挣钱养家,而家中的父母逐渐老龄化,陪伴的是他们的是孤独与落寞。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精神和情感上少了寄托,仅仅依靠独生子或独生女偶尔寄回家的赡养金或偶尔打回家的电话聊以慰藉。在我国传统农业时期的大家庭时代,由于受生产方式和农民工城市就业限制,户籍制度,传统文化,主观意愿和客观实际等的影响,父母与独生的已婚子女同住或相邻而居。但随着独生子女的流动和城市化趋势的发展,改变了传统上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与子女同居,分而不离的居住方式,给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带来很大难题,尤其是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非经济养老风险问题!三,西方社会对养老问题解决的典型例子
关于养老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西方社会的实践与探究有着深刻的见地。由于资本主义进入现代化和老龄化的过程早,其养老体系的发展对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将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世纪 50 年代日本在经历了的经济腾飞后,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以及新生儿数量的减少,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压力。日本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实施了社会性养老护理保险制度护理保险制度。服务范围很广,包括保健医疗等在内的多种形式,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居家服务和设施服务。护理保险采用自愿原则,由被保险人自主决定选择哪种服务,之后向有关部门提出服务申请,由该部门核实后批准。日本还出台一些鼓励独生子女与其父母就近居住政策,为了鼓励独生子女家庭子女与父母就近居住,可以提供家庭购房优惠政策,并且对于这些就近居住家庭医疗,娱乐,交通支出等方面给予补贴,优惠,从物质和精神上满足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的需求。
为了让老年人颐养天年,活得更幸福和有意义,法国专门为老人设计了自己的村庄—圣雷米老人村。村内到处环境优美,静谧安逸,非常适合老年人共度晚年。村里的设施完善,服务品质上乘,咖啡馆,游泳馆等休闲设施一应俱全村里都由受过专业的养老服务培训年轻工作者为之服务。平时老年人可以参加由年轻人策划安排的各种娱乐活动,如舞会“音乐会”主题研讨会"绘画课等,尽情发挥自己的业余爱好;放长假时,从各地来的老人家属齐聚一堂,陪老人们吃饭聊天,给以精神情感的安慰,老人们也能借机享受含饴弄孙之乐。
德国政府实施了一项特殊政策“储存时间”制度,在公民年满 35 岁后,要利用公休日或节假日义务为老年公寓或老年病康复中心服务。参加老年看护的义务工作者可以累计服务时间,换取年老后自己享受他人为自己服务的时间。这种制度,既可以缓解现行的养老压力,又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提供养老保障,非常有借鉴意义。四,我国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出路
针对我国农村独子女养老问题日益严重的现状,为了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我们不得不采取一定的举措来解决。西方社会的养老体系已经比较成熟,对我国有比较值得的借鉴意义。但我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大部分也学者针对此问题的解决已经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对此,我只提出几个比较典型的举措,希望对破解我国农村独生子女的家庭养老问题有意义。
加快推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针对我国老龄化尤其是少子老龄化日益严峻的现实问题,2013年国家针对“人口计划生育”已经做出重大调整,适度放宽了对独生子女的限制,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 “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是针对当时我国的国情,那么这次调整“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也是正对我国的国情的。智库报告建议2015年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但因为此台政策刚开始试行,在我国部分偏远的农村还没普及到,仍然有生育二胎被罚款的大量现象存在。所以国家应该加快步伐,适度而又不失限度,让我国农村的独生子女家庭获得应该的慰藉与精神支柱。
改革红利养老,农业现代化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根本。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支持下,以农村土地流转、农村金融体制创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等为主的一系列农业农村改革所带来的红利,将为农村养老提供有力的支撑。农村老人拥有土地财产权,虽然老人已经逐渐丧失劳动能力,但老年人可以将土地转移自己的独生子女继续农村产业的发展,在有限的农村土地上进行无限的建设,加大对乡镇企业的支持力度,快速提高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促进农村承包地流转市场转移。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不仅可以带来可观的投资收益,而且可以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村现代化的建设,农村老人的独生子女也可以留在农村陪伴着老人,使农村不再是“空巢家庭”,老人也不再没有情感和精神的依靠。同时村支部乡镇府应鼓励农村养老产业和老年服务产业的发展,丰富老人的晚年生活,使老年人在晚年生活地幸福。
国家应该加大立法和养老制度体系的建设,完善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和独生子女的意外伤害保险。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并不完善,老人获得的补助也比较微薄。首先国家应该统一立法、统一设计制度、通过各级政府组织下达到全国各个农村,尤其是要照顾到偏远农村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提高农村养老金的力度和补贴力度。其次,各级政府都应该为农村独生子女提供意外伤害保险,给农村独生子女以安全的保障,降低独生子女的意外伤害,也不致使独生子女伤残或死忙后其父母生活很快陷入困境无所依靠。在不增加政府财政投入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将独生子女奖励费转投意外伤害保险,既可以增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也不会增加财政负担生活照料的实现。再次国家应该鼓励集体和基层地方政府为当地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提供养老保险费的补贴———国家给予免缴所得税的优惠待遇。集体和基层地方政府提供的补贴,直接记入农村居民的个人账户,提高其未来养老保险金待遇水平,这也可成为地方吸引人才的有效手段。
加大道德和孝道的宣传,提高独生子女赡养老人义务的意识。针对当前农村很多独生子女由于养老压力而对老人寡言厉色不善待,所以应该在我国早期农村教育中加强传统孝文化的教育让年轻一代从小就知道孝顺父母,让更多的老人得到很好的赡养。政府也可以开展培训专职助老工作人员,开展养老照顾服务。五,结语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速的今天,我国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尤其在2015年至2050年间将会达到高峰时期,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应该给与积极的关注,更加深刻的认识到我国当前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的养老问题,加大立法制度体系的完善,促使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尤其是我国农村地区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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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人口学刊,2010年等。
第三篇:关于第一代独生子女婚恋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独家获得中国社科院《第一代独生子女婚恋观念及教育观念研究》报告。报告认为,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早恋不早,结婚较晚,生育不多。
研究者进行的调查显示,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平均20.45岁初恋,22.8岁发生初次性行为,24岁初婚,他们平均希望在25.7岁生育子女,认为最理想的生育子女数量为1.8个,但迫于经济、精力等因素平均计划生育子女的数量减少为1.18个。
这份报告是根据课题组2007年在上海、河南、湖南三地进行的问卷调查和网络虚拟调查完成的,共对2888位1976~1986年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进行了有效调查。
课题调研由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室和国家人口计生委直属机关团委共同完成。
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初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备受关注。200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30岁以下的独生子女已占总人口的29.3%。目前,在1976~1986年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育期。研究者称,这项研究是在全国范围内首次针对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恋和教育等主观意愿进行的研究。
早恋不早,结婚较晚,生育不多
调查数据显示,独生子女初次恋爱的平均年龄是20.45岁,其中男性平均为20.25岁,女性平均为20.58岁。报告认为,20岁这个年龄是已经进入大学或者走上工作岗位的时间。所以说,多数独生子女并没有早恋。
报告认为,自由、晚婚正在成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恋态度。
调查发现,超过80%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选择自由恋爱为择偶的主要方式。
高等教育逐渐普及,个人就业年龄推后,而结婚又可能带来新的生活压力,这些因素使得结婚年龄一再推迟。此次被调查者平均初婚年龄超过了24岁,已经基本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晚婚年龄标准(男年满25周岁、女年满23周岁的初婚为晚婚)。
被调查者中,96.8%的独生子女都打算要孩子。被调查者期望的最佳生育年龄平均为25.7岁,学历越高,期望的最佳生育年龄越晚。
大部分被调查者的理想子女数为1个或两个,被调查者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个。在不考虑现行生育政策的条件下,61.1%的受访者表示希望生育两个孩子,31.8%的受访者希望生育一个孩子。
考虑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双独家庭中理想生育数量和政策生育数量一致的比例上升为42%。符合2孩政策的被调查者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6个,略高于不符合2孩政策的被调查者的1.78个。
报告表明,儿女双全依然深深地存在于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观中。在有一个男孩的被调查者中,有67%希望再生个女孩;在有一个女孩的被调查者中,有65.2%无所谓,31.4%希望生个男孩。
尽管大部分人认为两个孩子最理想,但是被调查者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量仅为1.18个。有65.2%的被调查者表示只生一个孩子就够了。在育龄夫妇的生育计划中,经济因素比政策因素更为重要,而没有精力带孩子也是育龄夫妇不愿意生育两个孩子的重要原因之一。道德品质仍是择偶首要标准
在择偶标准上,研究发现,第一代独生子女总体上继承了我国传统美德,道德品质是其择偶首选的要素,比例高达81.8%。在细节上,农村独生子女更看重职业,城市独生子女更看重个人收入和能力;从性别看,男性更看重对方的相貌和生活习惯,女性更看重对方的学历和收入;从受教育程度看,受教育程度低的独生子女更看重地域,受教育程度高的独生子女更看重学历;从收入看,收入高的独生子女更看重相貌,收入低的独生子女更看重身体条件。
从年龄差别来看,分别有60%和31.7%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选择男大女小和男女差不多的年龄组合方式。近年来比较热的姐弟恋只有2.8%的人愿意选择。
在文化程度方面,超过半数的人希望双方的文化程度相同,而男性文化程度略高于女性。
性观念开放与保守并存
伴随着质疑长大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始终面对着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双重影响。他们的性观念也表现为开放与保守并存。
调查发现,第一代独生子女性观念比较开放。多数人均表示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婚前同居、试婚。但较之开放的性观念,在具体行为上却相对保守。比如,可以接受试婚的比例为53%,但愿意尝试的则下降为33.75%。
此外,对特殊性行为的规避也说明第一代独生子女在性行为上的保守性。他们对一夜情和同性恋等行为接受程度较低,特别是对同性恋,73.76%的人表示抵制或坚决不尝试。
报告认为,低龄化的初次性行为和稳定的性关系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第一代独生子女处在性观念和性行为的矛盾之中。
调查发现,第一代独生子女发生初次性行为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0~26岁,发生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22.8岁。还有19.4%的人在20岁之前就发生了初次性行为。
由于发生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要早于结婚平均年龄,因此较大部分的人存在婚前性行为。调查发现,96.32%的人第一次婚前性行为的对象都是恋人,这说明在中国当代青年中,性滥交的比例并不很大。同时,在这方面,男女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婚前性行为比例明显高于女性。
2/3独生子女赞同aa制婚恋
报告认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家庭观念兼具传统与现代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家庭责任感,但同时又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他们更具自我意识、独立意识和平等意识,因此他们的看法与父辈、与非独生子女形成一定的反差。
从调查看,49.2%的独生子女的理想家庭结构为三口之家,33.8%的人愿意和父母同住,有9.8%选择仅与配偶共同居住、没有子女的家庭形式。可见,独生子女还是倾向于小规模的、代际关系简单、靠夫妻关系联系起来的核心家庭形式。
在现实生活中,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主流为小家单独居住,35.4%的人婚后没有与父母共同居住。独生子女更具独立意识,希望在家庭中有更多的个人空间。三分之二的人赞同恋爱花费aa制与婚后夫妻收入自理。对于婚后家务均担与子女随母姓,更多的独生子女也持包容态度,并且更倾向于在婚姻家庭内建立平等的性别关系。
第四篇:独生子女问题研究综述
独生子女问题研究综述
在国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马寅初为代表的老一辈人口学家就开始提出控制人口的思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曾就城市养老保险改革、计划生育户养老保险等问题进行过研究,一些地区还进行过实践。这些研究和实践为本题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根据笔者统计,从1979年到2005年,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共发表了有关独生子女问题的论文621篇,涉及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口学、医学等多个不同的学科。
(1)医学方面(88篇)研究内容主要是比较研究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卫生行为、患疾病的概率等方面问题,及独生子女的身体健康状况、饮食营养状况等方面的研究。
(2)电子技术及信息科学方面(3篇)主要是在独生子女的信息化管理,计算机应用方面的研究。
(3)心理学方面(153篇)研究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个性及人际交往的对比研究。
(4)教育学方面(214篇)着重研究独生子女学生的教育问题,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从体质、智力、个性、心理特征以及行为特征等方面进行比较,对学校教学的发展提出建议。
(5)社会学(115篇)研究范围比较广,主要是探讨独生子女成长对家庭、社会的影响,独生子女犯罪问题,分析了城市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农村独生子女问题,独生子女的就业和社会化问题。其中,涉及城市独生子女养老问题的研究总共有8篇,研究成年独生子女意外伤亡问题,独生子女对城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产生的影响,城市独生子女的家庭保障研究。
(6)人口学方面(48篇)包括对独生子女率的研究及其对未来婚姻结构的影响分析;独生子女费的发放、管理问题;独生子女及独生子女父母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研究;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死亡情况的研究,以及由此带来的家庭风险;分析中国独生子女数量和城乡分布状况,政策生育率波动范围,并结合中国人口发展目标讨论了它的影响,探索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
总的来说,这方面的研究大都是集中于独生子女问题,把独生子女父母作为检索词所收集到的学术论文只有11篇,相对于独生子女的研究,对其父母的养老保障研究文章比较少,尤其是对养老焦虑研究更是空白,所以我们选择此方面的研究。
第五篇:养老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日益庞大,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并逐渐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同时,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日益增多,农村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留在农村空巢老人越来越多,他们行动不便,缺乏照顾,其中很多生活水平低,生活状况差,精神生活贫乏,养老得不到保障。另外,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尤其是现代人对孝道的淡薄,也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造成冲击,如何解决农村空巢老人这个老龄化特殊群体的养老问题成为当前我们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文献分析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状况,对当下的四种养老模式进行了简单阐述,指出了现在空巢老人在养老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性地提出了自己对空巢老人养老的一些建议,为开展有针对性的农村老龄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空巢老人 养老状况 养老模式
一、引言
根据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家庭中,空巢家庭比例占16.7%(这里空巢家庭统计口径上包括单身户,一对夫妻以及独身与其他非亲属合住户),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老年空巢家庭占老年人居住家庭户的20%,200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26%。1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有65岁及其以上老年空巢家庭1561.64万户,占65岁及其以上有老年人家庭户的22.83%;生活在空巢家庭中的老年人2339.73万人,占65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口的26.51%。其中,老年空巢家庭户1117.90万户,占老年空巢家庭户总数的71.58%,农村空巢家庭老人1632.90万人,占空巢老人的69.79%2。空巢老人的增多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2008年,一则新闻将空巢老人引向了公众的视野:福建省莆田市沿海边防所破获针对空巢老人的以叫卖特效药、丢包诈骗、入室盗窃等各类案件70多起,涉案金额100多万元。在莆田市忠门镇一乡村,几名窃贼窜进一栋豪宅吃喝拉撒长达半月,看守房屋的空巢老人由于行动不便,竟没有发觉自家早有“来客”造访。3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通过上面的数据和新闻,我们发现,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以及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我国空巢老人的数目逐年增加,其中农村中的空巢老人占了大多数,他们大多数生活水平低,生活状况差,得不到很好的照顾,并且由于机体的结构和生理功能退化等原因,他们有时也会面临居家安全问题,给社会治安造成困扰。为此笔者决定探究一下中国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状况。空巢老人的养老状况主要涉及经济状况、日常生活的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下面笔者以文献综述的方式探究一下空巢老人的养老现状。
二、文献综述
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编:《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专题论文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转引自中安教育网:《固镇调查:农村空巢老人的生存状况——基于安徽省固镇县三村的调查与思考》,2008年2月25日
http://edu.anhuinews.com/systern/2008/02/25/001955816.shtml。21 3 转引自莆田新闻网:《莆田沿海乡村空巢老人状况 除了孤独还有安全问题》陈建平孙卫锋 2010年10月15日 http://。
所谓“空巢家庭”一般指没有子女或者虽然有子女,但子女长大成人后离开老年人另立门户,剩下老年人独自居住的纯老年人家庭。
穆光宗4认为,空巢家庭有以下两种类型:一类是(无子女在身边的)纯空巢家庭,包括单身空巢家庭和配偶空巢家庭;另一类是(子女不在身边但其他亲属或家政人员)在身边的类空巢家庭。
(一)对空巢老人现状研究
1.经济状况.(1)农村空巢老人人均收入低,收入主要靠自己劳动所得,收入来源单一,生活质量低于农村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平。以苏州市为例,南京大学的陈建兰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实证研究——以苏州农村为例》里调查,2007年,苏州市农村空巢老人家庭人均收入为5084 元,仅为苏州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一半(49.4%),低于江苏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陈玉光在《农村“空巢家庭”老人面临的困境及其改善》中以湖南省为例也有类似论述。有学者研究得出结论,农村空巢老人家庭生活质量不仅低于农村人口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传统同子女一起生活的老人5。
(2)大多数农村空巢老人医疗无保障6,医疗保健费用支出多,医疗负担重。陈星宇根据2008年在厦门农村地区获得的抽样调查资料显示,认为费用过高而不去看病的空巢老人高达48.1%。看不起病成为农村空巢老人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2. 日常生活的照料.(1)日常生活照料缺位现象日益增多。由于农村医疗看护体系的极为不健全,社会化照料资源的极度缺乏7,以及子女的离巢,使得农村空巢老人生活照料基本处于真空状态中,他们的日常生活照料只能依靠自己,一旦发生突发情况,他们的生命安全就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2)“啃老”在农村并不是个别现象,不少空巢老人还要承担外出务工子女交给自己照管的孙子、孙女的生活和教育费用,从而使这些老人的生活更加拮据。
3.精神慰藉.农村“空巢家庭”老人普遍缺乏心理、精神慰藉。对此,陈玉光、鄢木秀和龚文君等人都有论述,陈玉光指出,子女的离巢会使老人产生孤苦自怜的情绪,穆光宗:《家庭空巢化过程中的养老》,载《南方人口》,2002年第1期。
姚引妹:《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以浙江农村为例》,载《人口研究》,2006年 第6期。
6黄润龙:《我国空巢老人家庭状态》,载《人口与经济》,2005年第2期。7鄢木秀:《农村空巢家庭的养老危机及其化解》,载《凯里学院学报》,2008年4月 第26卷 第2期。54
即所谓的“空巢综合症”。鄢木秀也说,农村针对于老人的娱乐休闲设施极为贫乏,空巢老人既不能像城镇空巢老人一样享受休闲娱乐,又不能像非空巢老人一样享受家庭的温暖生活,因此他们很有孤独感9。
通过上述文献,我们发现,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急需社会各界力量献计献策,为此笔者又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文献整理。
8(二)对“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的对策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形势的日趋严峻, 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家庭养老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于是很多学者提出了社区照顾的模式。例如,张秀萍提出应该建立“居家养老, 社区服务”的模式10。还有一些学者则从不同的层次提出建议, 将各部分相结合形成照顾体系。如: 李爱芹认为“空巢”老人的社会支持体系应该以老年人自助互助为原则, 以家庭支助为基础, 以社区服务为依托, 以国家和政府的法规、政策为保障11。肖结红也提出应该促进传统养老模式的转变, 建立有家庭、亲属、邻里、居委会和单位四大资源构成的社会系统12。何芸和李建权则从法制的角度出发, 认为只有尽快建立一部系统完善的养老法, 规范养老行为, 才能切实维护老人权益, 有效解决养老问题13。
但是笔者发现,上述提出的解决空巢老人问题的方法既空且泛,没有具体的措施,只有大政纲领,主要着眼于宏观的养老模式的选择,而没有考虑到一些农村的具体实际情况,因此,操作实施起来颇有难度。为此,笔者在对我们现行农村养老模式进行简单介绍之后,将针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提一些具体的建议和对策。
三、我们农村现行养老模式的简单介绍
当下,在我国农村养老模式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家庭养老模式、集体养老 陈玉光:《农村“空巢家庭”老人面临的困境及其改善》,载《经济决策分析》,2009年 第1期。鄢木秀:《农村空巢家庭的养老危机及其化解》,载《凯里学院学报》,2008年4月第26卷第2期。10张秀萍 柳中权 赵维良:《建立“空巢”老人社区生活支持体系的研究》,载《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1李爱芹:《城市空巢老人的生活状况与社会支持实证研究———以徐州市为个案》,载《社会调查》, 2007 年第3期。肖结红:《空巢老人问题探析》,载《巢湖学院学报》,2006年第8卷第5期。13何芸 李建权:《家庭结构变迁对养老模式的影响》,载《社会工作:学术版》,2007 年第一期。98
模式、社会养老模式和自养模式。四种模式各有优缺点,现简单介绍如下。
(一)家庭养老模式
家庭养老也称代际赡养,是建立在传统孝道伦理观念上,以血缘和亲情为基础的养老模式。主要表现为子女对年老的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精神的慰藉。儒家“孝”文化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赡养父母也已成为每个中华儿女的自主意识和内在责任,养儿防老在传统观念中的地位自然举足轻重。所以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其它养老模式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家庭养老具有难以取代的优越性,但是由于农村中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及人口流动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变迁,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而且,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养老是社会的责任,如果由家庭来承担养老的责任,会阻碍劳动力的流动,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从长远来看,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对于空巢老人来说,由于子女离巢,因此单纯的家庭养老模式在日常生活的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不能已满足老人的需求。
(二)集体养老模式
集体养老又称社区养老,是指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乡村或乡镇组织对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的老年人进行赡养的一种养老模式。集体养老主要包括分散型和集中型两种形式。其中,前者以五保制度为主,通过发放养老金的形式对老人进行赡养,供养对象居住在家;而后者以养老院制度为主,通过提供养老场所、养老服务等形式对老人进行赡养,供养对象则居住在敬老院。作为介于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集体养老借助家庭以外的社会力量实现对老年人的赡养存在其自身优点。首先,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或敬老院,集中供养,集中居住,由养老院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等多方面的养老服务,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子女的负担,还可以避免因生活习惯等问题而引发老人与子女的冲突。其次,这种养老方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将家庭的养老风险分散,实现集体成员养老资源的共济和共享,在一定范围内使得风险得到化解。但是,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在农村,敬老院基本上普及不了,即使普及了,老人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也很少会选择入住。
(三)社会养老模式
社会养老是指在较大的区域范围内,依靠全社会成员或者某些经济实体的力量实现养老责任共担的养老保障机制。广义的社会养老是指包括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养老保障;狭义的社会养老就是指社会养老保险,其兴办主体是国家,保障对象为全体社会成员,其目的时为了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平,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养老作为养老模式的高级形式,其优越性显而易见。一是社会养老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有助于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的后顾之忧;二是在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同时,也可以缓解由于养老资金支付责任导致的家庭矛盾;三是有助于减轻农民“养儿防老”的思想,从而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社会养老模式是当前面临家庭养老模式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但是我国从1991年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始农村养老保险第一次试点工作,第一次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险的努力基本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1)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脱离实际。现行的制度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地区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事实。几乎是用一个模式、一种制度来解决全国各类、各层次的农民养老问题显然不符合我国农村实际。(2)制度设计有缺陷。一是缴费方式问题,完全依靠个人缴费,缺乏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由于我国农民收入还不高,劳动收入除了支付再生产的费用和日常消费外,能够真正用来积累的剩余收入很有限,积累额不高就难以保障老年时的基本生活。二是基金管理和运营问题,基金管理一般以县级管理为主,管理手段落后,没有统一的、先进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挪用现象曾经出现;如有的为了追求高额利润,投放在非银行机构,不是按国家规定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造成基金无法收回。三是机构人员问题,机构不统一,特别是县、乡两级,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机构人员;有的地方机构人员又没有工作经费,靠挪用基金维持。四是政府的责任不明确,政府在政策制定、承办管理、机构人员、基金增殖等方面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没有明确。14
2009年年6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会议决定,2009年在全国10%的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新农保吸收了第一次农保试点的经验教训,采用三种模式,分别是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模式、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模式以及完全个人账户模式。与第一次试点相比,新农保具有如下改进:
一是对农民投保进行政府补贴。二是确定最低缴费标准和缴费年限,解决保障水平的问题。多数地方以养老金领取标准不低于当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依据,测算确定最低缴费标准,提供了保障水平,实现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目标要求。三是通过统筹账户、财政转移支付等制度,建立领取标准调整机制,解决领取标准固定不变的问题。养老待遇水平根据经济增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谢慧娟 李桂平:《 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困境及对策 》,载《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0月 第5卷 第5期。1
4标准调整和农村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适时进行调整。四是农保基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解决基金的安全运营问题。新农保制度将农保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审计和劳动保障等部门按各自职能负责监督和收缴、发放工作。五是农保经办机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解决经费来源问题。新型农保制度将管理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同时不再从保费收入和基金运营中提取经费,保障了经办机构的经费需求。15
(四)个人自养模式
自养模式,顾名思义,就是老年人不依靠外力自己养自己。但是在我国的农村,自养的老年人中,自愿自养的其实并不多,很多都是“被自养”,是实在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而且,作者认为,鼓励老年人的自养实际上是政府不负责任的表现,老年人体弱多病,本就需要照顾,如果你还去鼓励他不顾自己身体健康去给社会创造财富,这既推卸了政府的责任,又剥削了老年人的劳动力,对老年人的健康造成损害,剥夺了老年人颐养天年的权利。而且,自养的农村老年人与建立了养老保险的城镇老年人相比较,我们就发现这明显有违于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综合观察以上四种养老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减弱,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严峻挑战;集体养老模式主要取决于集体经济实力,不具有普及性;社会养老受农村发展水平制约,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对农民没有什么吸引力;自我养老也面临很大的收入不确定性,难以化解农村空巢老人生活中各种意外风险。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将从隐性转为显性,为此笔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四、针对“空巢家庭”养老的几点对策
(一)积极探讨和制定针对养老家庭的鼓励性政策。
既然为了达到限制人口增长速度,控制人口规模的计划生育目的,我们可以制定针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各种优惠性鼓励政策,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赡养老人的家庭也制定一些相应的优惠性奖励政策呢? 笔者认为,鼓励赡养老人的优惠政策与倡导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样,也是我国人口政策不可缺少的一个 15 王进:《完善我国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探讨》,载《中国劳动(京)》2009年11期第28~33页。
组成部分。因此,在农村,对于赡养老人的家庭,政府可以根据老人的数量及老人的年龄,对家庭其他人的土地(包括“责任田”)提供一定的政府补贴,可以是实物的补贴,例如化肥、农药,也可以是现金补贴。这样采用经济杠杆进行调节,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的家庭就会选择和老人住在一起,从而达到照顾老人的目的,这样就可以解决一部分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而那些本来就有老人的家庭也会因此受益,对于赡养老人更加积极。
(二)将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法律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孝道观念日益淡薄,家庭养老模式日益弱化。因此家庭养老由伦理走向法制势在必行。国家可以立法来巩固家庭养老的地位,明确规定赡养人的范围和赡养的内容。可以通过签订家庭养老协议书,来强化家庭养老。针对农村家庭养老通过子女与老人签订赡养协议书的形式,把子女对老人应尽的经济供养,乃至生活扶助和精神慰藉的义务明确规定下来,并经过司法公正使之具有法律效力,以便于监督和执行,从而遏制子女间扯皮、互相推委的现象。这样,对农村“空巢老人”的晚年生活能起到重要作用。
(三)加快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实现农村养老的社会化。
社会化的养老方式是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能有效地分散风险的制度。目前我国农村老人养老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赡养,而子女的外出务工往往并不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援助,很多反而持续“啃老”,这就意味着留守的空巢老人如果单纯依赖家庭养老则有着比较大的风险和不可预见性。但是在养老保险的建立过程中,政府一定要发挥主导作用,给予要老保险以足够的财政支持。在西方国家中,不管是在福利国家的英国,瑞典,还是在保险制度国家的德国和美国,政府都是养老制度得以实施和发展的关键。所以,我国政府在出台政策的同时,一定要有财政的支持,否则,所有的措施都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在全国试推行以来,尽管目前很多都遇到不少困难,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偏差、遇到了挑战,但只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加以不断调整和完善,农村的空巢家庭老人就逐渐能从其中受益。尤其是2009年的第二次试点,虽然试点时间还短,但是由于吸收了以前的经验教训,因此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也是我国政府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积极尝试。
(四)积极探索多渠道的空巢老年人生活照料模式。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功能逐渐衰退,但由于子女不在身边,老年人很可能会出现各种意外。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发现:传统的子女照顾老年人 的家庭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空巢家庭”的需要,这时就需要与之相应的配套措施的出台。说“远亲不如近邻”,老年人的子女由于求学、工作等原因不在身边,这就需要邻里在日常生活中对老年人多一点关注。如果老年人经济富裕,可以采用“有偿关照”的模式,对于经常帮助自己的邻里给予经济上的补偿;而对于经济上不允许的老年人,他们可以在去世之后,把自己的宅基地转移给这些真心照顾自己的近邻,实行这种“代偿关照”的模式。
(五)丰富农村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根据就地、小型、分散的原则,组织广大老年人因人制宜地开展娱乐、健身、读报、看电视等有益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一是创建老年活动中心。设置电视、聊天、健身、棋牌等多种活动项目,组织老年人学习政治时事,开展各种趣味性文化娱乐活动,吸引空巢老人融入其中,参与社会活动,消除孤独寂寞感,锻炼体魄。二是成立老年文体组织。各村都要成立老年人协会,政府和村集体在财力、物力、场地上给予支持。组织广大老年人参加麻将、桥牌,书法等各种文体活动,丰富老年人生活,锻炼老年人体魄。村里可以经常组织开展小型文体比赛,促进群众性老年文化体育活动的开展,丰富他们的晚年生活,使他们做到老有所学、老有所好、老有所乐。
(六)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降低农村空巢老人的看病费用。
国家应将农村合作医疗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去,在互助互济的前提下,政府对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提供一定的医疗补偿,防止农民因病致贫,改善其健康状况,这点对于缺乏照顾的空巢老人尤为重要和紧迫。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中,政府需要提高医疗保险对空巢老人的报销比例,相应的政府财政对此作出差额补贴。同时,随着经济的的发展,逐步加大资金的投入,并吸引企业和慈善机构进行捐助。
五、结语
如何把握住新时期的挑战与机遇,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为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安度晚年创造条件,如何以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为切入点加强整个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问题。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有效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促进我国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健康全面发展。
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也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一方面是纯文
献的方法对于研究所带来的弊端,使得文章缺乏有力的数据说明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平的局限,笔者所查阅得文献均为国内文献,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很少涉及,再加上可借鉴的现成经验不是很多,因此所提的建议能否适应当前我国农村的现状,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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