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徐庆全：“游击队员”沈志华
徐庆全：“游击队员”沈志华
徐庆全 《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辑
学界有些学者，是可以给他打上标签的，譬如高华，因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成名，可以称为“一本书的高华”。譬如吴思，可以说是“潜规则”吴思，而如果要给沈志华下个准确的定义，这个，有点难。
难在何处？难在此人太过复杂。从经历说，蹲过两次牢，之后当商人，没有学历却成为现今著名学人——“唧唧复唧唧”的都有些过了。本来，从1993年他正式做学问开始，一直游离于体制之外，到2005年却突然宣布进入体制之内——“老大嫁作商人妇”。用“琵琶女”来类比这个七尺须眉不合适，但除此以外还真找不到什么更合适的说法。
可是，再难，也要给他贴上一个标签，哪怕生猛一点！思维“生猛”之时，豁然开朗，陡然想到了一个词：“游击队员”。
“游击队员”一词，是别的朋友加在我身上的。前不久我应邀到一所著名高校作学术讲座，在该校工作的一位朋友宴请，酒酣耳热之际，朋友告诫说：“你好好做你的编辑多好，干嘛非要往学术堆里混。再混，你也是游击队员，我们才是正规军。”我恍然大悟：原来学界还有这样的划分。
到2005年进入体制之前，志华做了13年学问，一直是三无——“无学历、无职称、无工作单位”，相对于“正规军”的学界来说，用“游击队员”来称呼他比我更具有典型性。以志华的研究领域中苏关系史看，他这个“游击队员”的学术成果，使“正规军”不太好意思继续云山雾罩下去，大量被他“收编”与他一道进行研究。这与历史上“正规军”与“游击队”较量的结果相吻合——1949年中共立国，恰恰是“游击队”打败“正规军”的结果。
由此说来，给沈志华贴上“游击队员”的标签，不止不生猛，而且很贴切。革命家史
1993年5月，我与志华初次相识，在从当时到现在都让绝大数北京人望而却步的大三元酒家。那时，我还在一所高校不潜心地研究着吐鲁番出土文书，也算是在“正规军”的古史圈内混日子。而志华，已经不再倒腾黄金，开始在出版业倒腾。
那一年3月，他主持的“华夏文化研究所”组织学者推出了20卷本的《白话资治通鉴》，这大概是将古代名著予以普及的开始。尽管以当时的生活水平看，这套书价格不菲，但销路很好，颇有洛阳纸贵的势头。受志华启发，或者说像现在出版界的跟风，我和社科院历史所的朋友想把《通鉴纪事本末》照此办理，继续“白话”下去。因此，得以到大三元酒家“共商国是”——蹭志华的饭，拜他这个“码头”。
志华身材魁梧，豪气干云，酒风尤其浩荡。这副“大佬”的派头，若再黑一点，倒像李逵“这厮”。不过，当他高谈阔论时，浩荡之风退隐，倒透着儒雅，那种读书人的儒雅。他说，他无意再接着“白话”下去，而是想做学问了，要做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他说，1991年苏联解体，我们便以苏联为镜子，开始了“反和平演变”。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反和平演变”鼓噪减弱，检讨苏联不再有那么多的禁忌了。其实，中国的历史大致是苏联历史的影子；而目前，苏联档案开始解禁了，若能利用这些档案来研究中苏关系，这肯定是未来史学研究的一个增长点。
我对中苏关系史不懂，但对志华的气魄至今留有印象：说到豪情处，他大有李逵“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气概。后来才知道，那时他已经冒出到苏联去搜集档案的念头了。
那次聚会后，我和志华一直保持着联系。也就是那一年，他开始筹建“东方历史研究中心”这个机构，将自己经商和“白话”得来的钱用于学术研究。按照规定，任何民间机构都必须有上级主管单位。沈志华的研究所先是挂靠在文化部下属单位下，后来挂靠在中国史学会。“挂靠”意味着要给“挂靠”单位交纳管理费，每年几万或者十几万，这对挂靠单位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正因如此，当他要改换门庭时，可能是原挂靠单位不愿意放手，也可能是原来的合作者不屑于他的价值取向，还引起了一场关于“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争论。
我拿着报道这场争论的《北京青年报》给志华，他倒不在意：我的这个机构已经成立，我还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用来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组织学术专题研究以及召开学术会议。他踌躇满志地说，老院长胡绳还专门给我题了字，从此可以在学术界大显身手了。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看重这个机构：你回到体制内不也可以做你的学术研究吗？不也可以去俄罗斯查阅档案吗？志华这才说：我大致回不到体制内了。他斟着小酒，酌着词汇，向我痛说了一回“革命家史”。
关于这段“革命家史”，在后来对志华的报道中，不免有些演义。写得最贴切的是李大同兄，直接引用如下：
作为19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中的一员，他甚至没有受过多少正统的高等教育。至今，他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就读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生时的一次学术会议，宣读过论文后，与会的著名学者陈翰笙说：我打赌你没上过大学。沈志华不好意思地承认了。陈先生颇为赞赏地说：好，你就照这条路子走，将来肯定有出息。
他并非没有努力过。但历史的车轮总是阴差阳错。1966年，他是北京市四中惟一一名体检合格的空军学员，结果因为文革爆发，他没有当成飞行员。1968年他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海军航空兵地勤机械员。在众多的农村兵当中，这个来自北京名校的士兵很快便出类拔萃，19岁成为代理机械师。坐在北京大兴李家场村的住处里，沈志华的目光穿过北京盛暑迷雾般的阳光，“我还记得，师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沈啊，就这样好好干下去，你们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他回忆说。然而，1971年，由于被人诬告他当红卫兵时打死过人，虽然始终查无实据，军队依然让他复原了。
“航空兵的未来”成为了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名锅炉工，沈志华一直处于苦闷之中。他后来回忆说，是父亲的一番话救了他。“他说，孩子，现在这个社会不正常。你还是要读书，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怀才不遇，而是当社会给你提供了条件和机会的时候，你却没有本事来为国家服务。”沈志华一向对数理化情有独钟，于是开始自已复习初中课程，坚持每天学习四个小时，甚至自学了高中数学课程。终于，他等到了机会。1973年全国招考工农兵大学生，他报考清华大学热力学系：“航空兵的未来”作不成，还可以成为“中国热力学的未来”。在华北电力网的所有考生中，沈志华四科成绩均是第一。但历史就是如此吊诡，“白卷先生”张铁生恰在那次考试中出了名，并导致录取规则大变，成绩优异的沈志华没能上大学，取代他的是厂里一名四科一共只考15分的起重工。一气之下沈志华烧掉了所有数理化教科书，他开始思考社会问题了。
阅读已成为他的习惯。他开始研读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地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在大量阅读西方的史学著作和著名领导人的传记后，沈志华产生了疑问：“怎么和我原来知道的不一样呢？”他奇怪，“原来都说是他们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可我看他们也是人家的爱国英雄啊！”这种反差和随之而来的探索使沈志华开始对历史产生了兴趣。1979年，沈志华考入了中国社科院，攻读世界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在导师的建议下，他将精力集中于苏联史，并由此决定了自己后来的学术方向。
他却没能够如愿毕业。就是毕业论文答辩前十几天，因为又一起政治冤案，他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他下海经商，在北京街头卖过水果，在天津大邱庄办过农场，去深圳搞进出口贸易，又在广州帮人开过工厂，还在海南做过黄金生意。十年之后，“小沈”成了“老沈”时，他终于下定决心：赚钱永远没有尽头，该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了。于是，中国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商人，多了一个颇为另类的史学家。
大同没有写到是，志华还有一次入狱。那是在1976年。
对于走过“文革”的人来说，记忆中都有这样深深的烙印：毛泽东逝世前后是“谣言四起”的年份。大的是伪造“毛主席指示”还有“中央文件”、“中央首长讲话”，小的是传播有关政局的“小道消息”，尤其在周总理去世后更加满天飞。当时社会上纷纷传言，说张春桥争着要当总理，中央政治局吵翻天了，最后决定不让张当总理。关注时局的志华也兴致勃勃地议论，并加以点评，传播消息。这年3月初，在广州出差的他就被召回北京，以“传播分裂党中央的重大政治谣言”为由，收进监狱。
不过，让他想不通的是，这个传言很多人说过，为什么单单抓他呢？而且还被关了小号，说明案情重大。谜底直到1977年9月27日才由《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揭开。报道说：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刘传新秉承张春桥等人的旨意，抓捕了一名石景山发电厂的青年工人，想从他身上整叶帅的黑材料。
志华就是这名“青年工人”。后来，在刘传新的私人档案柜里发现了“沈志华卷宗”，是张春桥亲自批的——“逮捕沈志华”。而且还被内定为当时全国16个重点案件之一。张春桥他们当时的推测是这样：因为沈志华的母亲跟叶剑英的秘书很熟，所以他们想顺着这条线整叶帅，就拿沈志华当突破口。1977年底，志华获得了平反，但却错过了这一年的高考。
这一次入狱，是志华的政治资本；1982年的另一次入狱，则成为他无法进入体制的“政治污点”。
“最痛苦的就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你找工作没人要你，楼道里的人见了你都斜眼看你。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一旦进了监狱，这一辈子就沦落了。因为你出来以后，完全是一个社会最下层的人。没人关注你，没人信任你，也不给你工作。”回忆这段历史，志华痛苦地说。而那时，正是我们的社会高喊“挽救失足青年”的时候，但对于志华这样的根本不属于失足的人都依然拒之门外。他自成机构，透着一份无奈，当然也是一份执着。
志华是说干就干。从1994年起，他以这个机构的名义，组织了《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在社会上公开征集高水平的史学专著，每年进行一次评选活动，并聘请周一良、戴逸、齐世荣、金冲及等学术前辈及专家进行无记名投票评审，入选者由“基金”给以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后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995年，第一批“文库”8本面世，志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礼堂举行了规模很大的首发仪式。记得有好几位学界和政界的领导都参加了。会后，他招待我们吃饭，说出了他宏大的设想：自出资金，到俄罗斯复制前苏联档案！
我为志华所感动，就想写写他，在我工作的《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为此，我还专门正儿八经地采访过他一次。但后来因种种原因，采访的录音带一直放在箱子里。这次写他，也算是还了15年前的债。
“那厮”还是“这厮”
1995年“文库”首发式后，志华就把去俄罗斯复制档案一事提上了日程。可对于一个那时的“游击队员”来说，别说去俄罗斯，就是在国内乘坐飞机还要单位开介绍信，更何况到俄罗斯需要的那些繁琐的手续。
志华没有主意，但他有号召力。他邀请了几个中苏关系史方面的专家，就去俄罗斯收集档案的事项进行论证。专家一致赞成他的主张，但对于他目前“三无”的现状也难以改变。因此，大家认为，以他个人之力去做这样一件大事，困难实在难以估量。志华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单位身份”。他去找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王忍之。王很支持他，两人商定，以社科院的名义，由志华出钱，成立俄国档案收集整理课题组。志华所有的对外活动，就有了“单位身份”。
1996年5月，沈志华率课题组一行4人来到了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之后，他们发现，尽管苏联变成了俄罗斯，但既往的官僚行政体制并没有多大改变，他们遭遇了如同国内一样低下的工作效率。志华后来回忆说：“档案馆的人一天也就上班两三个小时，9点上班，11点才开门。中午1点就要午休；下午2点才上班，4点就要关门。按照这样的速度，要完成查档的使命，一年的时间都不够。”时间成了问题，时间的问题在那种体制里就是金钱的问题。
俄罗斯好像要靠这些东西赚钱，档案复印费高得出奇。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而在苏共中央档案馆，一页则需2.8美金。而同样复印，俄罗斯学者则便宜许多。如何解决时间和节省金钱？“我灵机一动想个招，咱们雇俄国学者干。他们国内学者收费便宜。我们买了几本档案指南，复印了大量的目录，挑出我们需要的。然后走访各研究所，找人，找愿意干的。那时候带了好多二锅头和茅台。酒过三巡，俄国人兴奋起来，喝完酒，非常活跃，大家谈得非常诚心。每人我先发300美金，大家很高兴。”付出了复印费和每人数百美元的劳务费，省去了许多时间和意想不到的麻烦。每每谈起自己“抖机灵”的功效，志华都眉飞色舞。
这次莫斯科查档，收获巨大，也留下了不少遗憾。俄罗斯档案的全面开放始于苏联解体前后，由于档案开放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纠纷，志华查档的时候，俄罗斯的档案开放政策已经开始收缩，他希望搞到的一些档案没能搞到。
对于这些遗憾，志华没有灰心。听说美国的不少档案馆和学术机构在俄罗斯档案全面开放的时候已经抢了先机，复制了不少档案。1997、1998年，志华又和社科院学者两次赴美，收集美国早期获得的苏联档案，两次下来，一共带回十几箱。几年下来，1.5万余件俄国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翻译，耗资140余万人民币，全是志华一人负担。志华和夫人李丹慧还曾自费沿中苏、中蒙边界各省区走了一圈，去了所有的省级档案馆和重要市县档案馆，搜集研究所需的资料。
从俄罗斯回来后，志华在自己位于大兴的家中组织一个翻译班子进行翻译。偶尔同他见面的时候，这些档案就成为他津津乐道的话题，还邀请我到他家里看一些翻译出来的档案；甚至有一次还提出，希望我能够帮他做档案翻译的管理工作。我那时因《百年潮》初创伊始，抽不出时间给他帮忙。不过，当时任《百年潮》副主编的杨奎松兄，则利用一些翻译出来的档案，写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和《张学良的“不归路”》等系列文章，在《百年潮》连载，反响极大，甚至惊动了上层，使初创的杂志很快提高了影响力。可以说，有志华的大功劳。当时，我对志华特别赞赏。在历史圈里混的人都知道，掌握新材料，就意味着掌握了发言权，也意味着你有了一个研究的地盘。一般说来，很少有人将自己的材料提供他人进行研究。而志华竟然这样地无私。他说：“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档案就是要让人利用，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更好的发展。”为此，翻译出来的档案材料，志华分门别类地汇成专题，自费印刷成大16开本，每本编号，送给进行这方面的学者进行研究。我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喜欢而已，他每次都送我一本。
经过数年的奋斗，由志华总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面世。尽管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购买这套书有所限制，但还是不胫而走——不仅是学者需要，那些经历过中苏关系的老干部也同样想看。志华豪爽，有求必应。为了满足一些朋友的需要，他无法送纸版本，就送电子本，颇有点“监守自盗”。不过，对志华来说，还是那个观念：档案材料是学术共器。只要有人研究，就应当让他们看到。“如果所有人都在一个起跑线上，而你做的研究又高于别人，那才叫真本事。”他说，“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学术才能发展。”
2009年，志华在北京“三味书屋”做学术讲座。我去见他。他又兴趣盎然地谈起东欧的档案：“你知道吗？现在俄罗斯档案馆关了，但是东欧档案又开放了，匈牙利和波兰的档案还大量译成英文，让外国学者利用呢！我现在的心愿就是培养我的学生，去东欧搜集档案。”
看着他那一头华发，不禁又想起17年前见他时的情形，心里暗叹道：“那厮”还是“这厮”。
承续二重证据法
最近一次见他，是今年1月6日在华东师大“1950－1960年代中国当代社会史史料研讨会”上。会议结束后，志华作为东道主，一干学者把酒推盏，我借着酒兴说：“我是看着志华兄一步步在学界茁壮成长的。”
志华岁数比我大得多，我敢这样调侃，一是他本身就是个幽默之人，不以为忤；二是，他开始做学问的1993年，我就认识他了。
此后，我一直关注志华的研究，但在他的研究领域内，我至今也是十足的外行。不过，十几年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他的名字在学术期刊出现的概率越来越高，他专著也越来越多；让我这样的外行也越来越眼花缭乱。
至于他这些年来发表了多少学术论文，无法一一统计，就学术圈内广为流传的专著就有这么多：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新华出版社2009年）、《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2007年）、《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专题史研究（1917-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并主编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卷本《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8卷本《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等文献资料集。
老实说，我是外行，无法评论志华的著作，更无法把他的研究成果放在专业领域来看。在此，关于他的研究方法，却要不揣冒昧，略说几句。
在志华的著述中，就研究方法而言，他承续的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演讲时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简单地说，二重证据法是指“纸上之材料”（古代文献）与“地下之材料”（考古发现）互相印证，以还原历史真相。
对于志华而言，“二重证据法”则指中文文献材料和苏联档案材料（除此之外，他偶或还加上口述材料）。在他的研究成果中，“二重证据法”痕迹非常明显。
1996年，志华在《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了题为《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关于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的争论》的论文，后来又以英文发表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学术杂志《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这篇论文对毛泽东有关出兵朝鲜的电报进行了考证，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是“二重证据法”最为典型的运用。
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就中国向朝鲜派出志愿军的问题给斯大林发了电报。这个电报被收录在1987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在这个电报里，毛泽东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同意立即派出中国志愿军援助朝鲜。俄罗斯档案开放后，1995年12月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登了一篇报道说，中国公布的这个电报是假的，中国根本就不准备出兵朝鲜。证据是俄罗斯公布的档案中有一份毛泽东在10月2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说，中国暂时不准备出兵朝鲜，毛泽东还为此提出了众多理由。同样的事情，中苏两种文献材料记载不同。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争论不可避免。志华运用“二重证据法”认真的调查和分析后指出：这两封电报都是真实的，只是中国档案馆中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未发出的电报，而俄国保存的则是苏联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经过这种对比和鉴别，才反映出中国出兵朝鲜这一重大事件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中苏两国之间的微妙关系。
此论一出，国际学术界的争论顿时平息。
在志华所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中，你__看到的是中俄两国最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是翔实、客观的史实陈述，以及由此做出的推论———这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阻隔了大国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使各方陷入了理解的盲点，在处理国际事务和相互关系时根据直观的错误判断采取了错误的决策和行动。
在论及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时，志华通过对中苏两国文献的相互比证指出，如果在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入朝不到3个月，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后，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提案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
但是，因为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错过了这个机会，而导致中国从人员伤亡到政治、外交、经济等各方面，都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二重证据法”在志华的学术论著中，常常成为颠覆既往说法的有利工具。
比如，人们通常认为，中苏关系破裂始于苏共二十大，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以“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为导火索等等。但志华通过比照中苏两国的档案，发现其实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关系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相反，毛泽东此后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许多观点与苏共二十大报告几乎一致，而“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也并不存在侵害中国主权的问题，因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主张是苏联鉴于中方要求援助而提出的，目标是针对中苏的共同敌人美国的，其根据恰恰是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从现象上看，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此时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无论如何，会谈的结果是妥协而不是分裂——苏联做出让步，基本上按照中国的条件达成了协议。而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极其复杂，从中苏两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分歧、到领导人的性格、及至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等，都注定了中苏关系破裂、甚至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结局。
志华对“二重证据法”的广泛运用，开拓了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新局面；反过来，随着他研究的深入，也会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二重证据法”重要价值和运用方法。
需要说到的是，促使志华把“二重证据法”的发挥到极致，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他“游击队员”的身份。
作为“游击队员”，志华游离于体制之外，因而也__作为“三无人员”所做的研究，不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层层审批，不必遵守每年发几篇论文的考核标准，这倒使他少了诸多的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志华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书生”。西方有个名词——独立学者（IndependentScholar），说的大概就是这种人。做一个书生，就是凭学术规范做事，凭学术良心说话。因此，他眼里只有“二重证据法”所比照出来的历史真相和事实。
重入“正规军”
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沈志华以“三无人员”受聘担当主任之职，并成为该校终身教授。“游击队员”被“正规军”“招安”，一时成为学术圈内的一条新闻。
“其实，哪里是被正规军招安？要说招安，这么多年来，你招安了多少体制内的学者？”与志华谈起这个问题，我说。志华解释接受这个职务的初衷是“体制外的学术研究固然自由，依我所掌握的材料，我的能力，我也还可以写出不少东西来，但我总觉得这还不够。我已经57岁了，还能干几年？为私，我希望能培养出自己的学生；为公，我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资料，希望能为更多的人所使用，这都要依赖体制内的教育来完成。”他又开玩笑说，“当然，我赚的钱也快花完了。”
说白了，他还是想占领“正规军”的地盘，并且希望能在这块地盘上有更大的作为。
第二篇：徐华志--知识产权练习
1．简述知识产权客体的无体性
知识产权的客体即是所谓知识产权的对象、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或者知识产权的标的。不同于物权的客体，物权的支配对象是具体的物，即有体物，能够为人的感觉器官所感知、并能够为人所控制的物。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智力成果，是一种没有形体的精神财富，智力成果不具有物质形态，不占据一定的空间，是人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在客观上无法被人们实际占有的控制的无形财产。2．简述作品的构成要件
作品的构成要件是：（1）必需具有独创性(或称原创性)，即作品必须是作者自己创作的成果，而不是抄袭他人的；（2）必须能以有形形式加以复制，即能够被人们的感官所感知。前一要件，使作品能够反映作者的思想与智慧，构成一种智力劳动成果，具有精神价值，后一要件使作品能够通过复制而获取一定收益，具有了经济价值。（1）作品的独创性
作品必须是自己创作的，也就是说是作者独立的智力创作。作者在掌握了一定素材的前提下，运用自己的创作技巧，经过精心安排，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融汇进去，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表现形式。形象地说，所谓独创就是自己写出来或画出来的，不是抄袭他人的。作品的独创性不同于专利法所说的“创造性”和“新颖性 ”，它不需要与现有作品相比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更不要求它是前所未有的，只要是作者独立创作完成的，内容相同的两件作均可独立地享有著作权。(2)作品的表达性
作品应表达作者的某一思想和情感，能够让读者体会出其中作者要表达的意思，从而成为传达信息的工具。语无论次的乱写，客观事件的简单描述都不能称其为作品。
作品所反映的作者的思想情感必须是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之内的。就创作活动而言，都必须限定在这一活动领域中。所谓文学作品主要是用语言来表达作者思想的一种作品。艺术作品是指借助于其他道具以塑造形象来表达作者思想的作品。科学作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工程技术作品。其中，工程技术作品是指表述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技术经验以及生产工艺方法和技能等内容的智力创作成果。
（3）作品的可复制性
作品必须以某种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种形式应能够予以复制。作品是只有具有了一定的形式，被人们感觉感知，人们才能够利用它，作者也才能通过对作品的利用而获取财产价值和实现其社会价值。值得提出的是口述作品是否具有表达形式，我国的著作权理论认为, 作者的口头讲述就是作品内容的表达形式，因为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记录、录音并复制出版, 它也符合作品的能够复制这一条件。
3．简述实用新型与发明的区别
实用新型和发明都是专利法保护的对象，这两种专利又有许多的不同。在我国现行的专利法中，实用新型和发明都是专利法保护的对象，它们都是科学
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的本质是相同的;但实际上，这两种专利又有许多的不同，主要归纳为以下四点：
（1）实用新型的创造性低于发明:我国专利法对申请发明专利的要求是，同申请日以前的已有技术相比，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而对实用新型的要求是，与申请日以前的已有技术相比，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对发明强调了“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而对实用新型只提“实质性特点和进步”。显然，发明的创造性程度要高于实用新型。
（2）实用新型所包含的范围小于发明:由于发明是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所以，发明可以是产品发明，又可以是方法发明，还可以是改进发明。仅在产品发明中，又可以是定形产品发明或不定形产品发明。而且，除专利法有特别规定以外，任何发明都可以依法获得专利权。但是，申请实用新型专利权的范围则要窄得多，它仅限于产品的形状、构成或者其组合所提出的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这样，各种制造方法就不能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同时，与形状、构造或其组合无关的产品也不可能有实用新型产生。因此，实用新型的范围比发明狭窄得多，仅仅限于产品的形状、构造或其组合有关的革新设计。
（3）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期短于发明:我国专利法明文规定，对于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期为10年，自申请日起计算。而发明专利的保护期规定为20年。相比之下，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期比发明专利的保护期要短得多。这是由于在一般情况下，实用新型比发明的创造过程要简单、容易，发挥效益的时间也短得多。所以，法律对它的保护期的规定相应也短些。
（4）实用新型专利的审批过程比发明专利简单:根据我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局收到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后，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专利法要求的，不再进行实质审查，即可公告，并通知申请人，发给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而对发明专利，则必须经过实质审查，无论是审查的手续和时间都要比实用新型复杂得多，长得多。
4．简述外观设计与实用新型的区别
（1）外观设计是以产品为载体而对外表进行的独特设计，它可以暗线条、色彩的平面设计，也可以是产品的立体造型，往往只涉及到一项产品的外形，而不涉及产品的制造技术、结构和用途。而实用新新型是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提出的技术方案，把技术方案与产品本身融为一体，而不只针对产品的外表。（2）外观设计的目的在于利用美学原理，借助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它们结合，达到使人对产品产生美感的效果；而实用新型是一种利用自然规律，通过产品的形状、构造来解决一定问题的技术方案，它的目的不在于唤起人们视觉上的美感而是要取得一定的技术效果。
5．简述商业秘密的概念及其特征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因此商业秘密包括两部分：非专利技术和经营信息。如管理方法，产销策略，客户名单、货源情报等经营信息；生产配方、工艺流程、技术诀窍、设计图纸等技术信息。商业秘密关乎企业的竞争力，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有的甚至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
特征：（1）非公开性：第一，商业秘密的前提是不为公众所知悉，而其他知识产权都是公开的，对专利权甚至有公开到相当程度的要求。
（2）非排他性：第二，商业秘密是一项相对的权利。商业秘密的专有性不是绝对的，不具有排他性。如果其他人以合法方式取得了同一内容的商业秘密，他们就和第一个人有着同样的地位。商业秘密的拥有者既不能阻止在他之前已经开发掌握该信息的人使用、转让该信息，也不能阻止在他之后开发掌握该信息的人使用、转让该信息。
（3）利益相关：第三，能使经营者获得利益，获得竞争优势，或具有潜在的商业利益。
（4）期限保护：第四，商业秘密的保护期不是法定的，取决于权利人的保密措施和其他人对此项秘密的公开。一项技术秘密可能由于权利人保密措施得力和技术本身的应用价值而延续很长时间，远远超过专利技术受保护的期限。
6．简述专利实施权
专利权，是指专利主管机关依照专利法授予专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或者他们的继受人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享有的对该专利制造、使用或者销售的专有权和专用权。专利权人对已经取得专利的创造或者设计，在专利法规定的有效期限内，依法享有独占实施权或许可他人实施的权利；同时还有排斥他人支配该项专利发明的权利。专利权的设置是为了保护发明创造和设计，其本质在于以法律和经济手段来推动科学技术进步。
专利权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两个方面。专利人身权不得转让和继承，不因专利技术或者其财产权的转让而消灭。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有在专利文件中写明自己是发明人或设计人的权利；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发明创造专利实施后，根据其推广应用的范围和取得的经济效益，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合理的报酬。专利财产权具有经济内容，可依法转让和继承，是专利权的主要内容。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专利权人主要享有以下财产权利：
(1)专有实施权。即专利权人依法对其获得专利的发明创造享有的独占实施权。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其专利产品的制造、使用和销售为专利权人所垄断。
(2)许可实施权。即专利权人依法许可他人实施其专利并从中获得报酬的权利。被许可人实施他人专利，除依法强制许可的以外，必须与专利权人订立书面实施许可合同并向其支付专利使用费。
(3)转让权。即专利权人依法转让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并获得转让费的权利。转让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经由国家专利局登记和公告方可生效。中国单位或个人向外国人转让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的，还必须得到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4)标记权。即专利权人在其专利产品或者该产品的包装上标明专利标记和
专利号的权利。其目的是为了表明专利权人已获得专利权，防止其他单位或个人的侵权行为。
专利权人在享有以上权利的同时，还负有一定的义务：(1)向专利局缴纳专利年费；(2)按国家要求推广专利；(3)不滥用专利权。
7．如何理解专利权的用尽？
专利权的权利用尽，是指专利权人制造、进口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进口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售出后，任何人再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该专利产品的，不视为专利权。
专利法规定的“权利用尽”仅限于专利产品和依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而不涉及专利方法本身。专利权的权利用尽，是指专利权人制造、进口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进口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售出后，任何人再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该专利产品的，不视为专利权。
规定专利权利权用尽原则的理由是：
(1)专利权人通过实施其专利，包括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而从中获取了利益，其权利已经实现;(2)如果在该产品被合法制造、进口并予以售出以后，专利权人仍可以对该产品享有权利的，不利于专利产品的流通和利用。
(3)从操作上讲，在实践中对于已经售出的专利产品进行控制也是很困难的。
8．简述专利权无效请求的理由
专利权无请求的理由是指被授予专利的发明创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下列要求：
(1)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实用新型不符合专利法“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要求”的规定。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不符合专利法“应当同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或者公开使用过的外观设计不相同和不相近似，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益相冲突”的规定。
(2)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不符合专利法“说明书应当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员能够实现为准；必要的时候，应当有附图。摘要应当简要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要点”和“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说明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的规定。
(3)授予专利的发明创造不符合专利法“申请人可以对其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走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的规定。
(4)授予专利的发明创造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规定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规定。
(5)授予专利的发明创造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权利”的规定。
(6)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的权利要求书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权利要求书应当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清楚简要地表述请求保护的范围”的规定。
(7)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措施”的规定。
(8)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严重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妨害公共利益。(9)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属于专利法明文规定的“科学发明、智力活动规则和方法、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动物、植物新品种和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等不予授予专利的范围。
(10)授予专利权的专利权人属于在后的申请人，违反专利法关于“两人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即在先申请人已获得了该项发明的专利权，排斥了第三人获得专利权的批准。
9.比较注册商标使用权和禁止权
（1）专有使用权:专有使用权是商标权最重要的内容，是商标权中最基本的核心权利。它的法律特征为，商标权人可在核定的商品上独占性地使用核准的商标，并通过使用获得其他合法权益。
专有使用权具有相对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使用。我国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看，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即注册商标只能在注册时所核定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上使用，而不及于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商标权人也不得擅自改变构成注册商标的标志，也不能使用与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
(2）禁止权:禁止权是指注册商标所有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其许可，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或服务项目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商标权具有与财产所有权相同的属性，即不受他人干涉的排他性，其具体表现为禁止他人非法使用、印制注册商标及其他侵权行为。由此可见，专有使用权和禁止权是商标权的两个方面。
使用权和禁止权的区别在于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效力范围。使用权涉及的是注册人使用注册商标的问题，禁止权涉及的是对抗他人未经其许可擅自使用注册商标的问题。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注册人的专有使用权以核准的注册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这就是说，注册人行使使用权时受到两方面限制：第一，只限于商标主管机关核定使用的商品，而不能用于其他类似的商品；第二，只限于商标主管机关核准注册的文字、图形，而不能超出核准范围使用近似的文字、图形。但是，禁止权的效力范围则不同，注册人对他人未经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均享有禁止权。这就是说，禁止权的效力涉及以下四种情形：第一，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相同的商标；第二，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第三，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第四，在类似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
10．简述驰名商标的特别保护
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对未在我国注册的驰名商标的保护:一些驰名商标虽未在中国注册，但其真正拥有者是长期使用并为培养该商标声誉付出努力的经营者，当驰名商标被他人抢先注册或使用时，必然对该驰名商标及其拥有者的正当权益造成损害。因而有必要对商标注册制作出例外规定，即根据具体情况商标权也可因其驰名而取得。《商标法》规定，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对已经注册的商标，自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商标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示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对恶意注册的，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受五年的时间限制。
(2)放宽驰名商标注册显著性的要求:如果一个驰名商标原本缺乏显著性，但由于长期广泛使用而广而周知，一般驰给予注册，如“青岛”啤酒、可口可乐，虽然反映了地理名称和原料，但经过长期使用，已经具备识别性，也被予以注册。(3)赋予了驰名商标广泛的排他性权利，给予驰名商标广泛的保护: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不仅仅局限于相同或者类似商品，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的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也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赋予了驰名商标比较广泛的排他性权利，实现了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
第三篇：沈志华解析中朝关系历史
沈志华解析中朝关系历史
最近10年到20年中国对朝鲜政策有一些问题，总是给人一种好像被谁牵着鼻子走感觉。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很大程度历史的神话束缚了我们的头脑，束缚了决策者的头脑。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神话？——中朝关系是历史上用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中朝关系，“中朝传统友谊”、“唇寒齿亡”形容词非常多，如此说法讲了60年，所以至今仍根深蒂固。
对此，我的学生对我介绍说，网上大家对这个问题提出很多疑问：真是兄弟关系？真的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吗？现在怎么凝不到一块去？这需要我们对历史进行深刻分析和深刻检查。这几年我看了很多材料，试图对中朝关系的历史脉络、外交特征、性质做出判断。如果我们判断比较准的话，对过去发生过什么事，在什么条件下发生过什么事，中国又是怎么处理的，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如果对这个历史过程有一个大致了解，可能会对今后、现在有一个借鉴作用。
我先从1940年代讲起，之前就不用讲。中朝关系很古老，到晚清前，朝鲜大多时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后被日本人统治了40年时间（1905-1945年）。日本人之后是苏联人，自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北朝鲜后一直到1949年苏联撤军，在这4年中基本是苏联人说了算；再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朝鲜战争，中国在朝鲜有很大的发言权，直到1958年志愿军全部撤走，朝鲜才真正说了算。所以朝鲜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很晚，具有自己独立地位的时间很短。一会儿我给各讲故事就会知道，他想做什么事，一会儿老大哥来了，一会儿老二哥来了，他做的事都不算数，都得重来。朝鲜现在有一些行为和心态得分析它的历史过程。
在中苏关系边缘的朝鲜
在1945-1949年，中国跟朝鲜基本上没有直接的高层关系，因为中国内战，朝鲜支持中国共产党；但在基层，主要是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被苏联占领，朝鲜执行的政策就是苏联政策。那时苏联对中共是支持的，但又不能公开支持，就通过朝鲜起作用。比如朝鲜是林彪的仓库、庇护所、转移基地，四野部队跟国民党打仗，打不过往就往两个地方跑：一是朝鲜，二是中国大连。如此国民党不敢追，因为朝鲜是另一个国家，大连则有苏联占领，所以它是庇护所也是仓库。军队打仗，没有一个稳定的基地不行。而战略物质放在朝鲜比较合适，用得着就过江拿，拿回来再打，要不然借道朝鲜绕过去，比走东北方便得多。包括伤病员都在朝鲜治病。所以在东北战场，朝鲜给了中共提供很大的帮助，但多大程度上是朝鲜本身做出的决定很难讲，因为那时是苏联远东军第25集团军驻扎朝鲜，整个朝鲜都在苏联军政府指挥下、安排下活动，以及通过大连港给中共运物资、武器、弹药。这时期，双方大体上保留在这样一个层面。出面联系的是当时的东北军区，至少中共中央没有直接出面；而朝鲜跟国民政府更没关系。所以，这个阶段，与中国国家层面没有直接关系。
到什么时候有了高层的联系？那是1949年初夏。当时，金日成很想通过武力方式实现朝鲜民族统一。在1948年朝鲜分为两部分后，李承晚和金日成都想统一朝鲜，因为他们两人都认为靠宣传、口号实现不了统一，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实现。金日成很想通过苏联和中国的帮助实现此目标，所以派人到北平（北京）。那时，毛泽东刚进北平还没进紫禁城，于是金日成不仅见了毛，还见了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他希望把四野部队当中的朝鲜族放回国。因为1949年4月，驻扎朝鲜的苏联部队撤走了，留下了一部分武器给朝鲜，但没军队。朝鲜原来都没有国家，遑论军队？就只有打游击的，那也没有见过大阵势，只有四野部队中4万多人打过大仗，比如166师围困沈阳、164师围困长春，都是参加过大兵团的战斗。后来毛同意，另有一部分人跟着林彪南下到海南岛，打完后就给你送过去。就这样一个过程。
金日成第一次到北京见毛是1949年5月13日。在此之前，他于4月20日至4月25日去了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希望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但斯大林临走时说：你必须到北京跟毛泽东谈，中共中央得同意。所以金日5月13日到北京，13、14、15、16日谈了几天，毛泽东同意了也接受了。这是金日成第一次跟毛见面。
在这个时期，朝鲜基本上是听苏联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看俄国电报档案：金日成问斯大林能不能跟中国建交？斯大林回电：当然可以，等我与中国建交后你再建交。金跟毛谈时想跟中国签同盟条约。毛不同意，说同盟条约打完仗以后再签。这话有道理，但他们内心怎么想的现在不得而知，有可能毛泽东不愿意在法律上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毛问斯大林：金日成来想跟中国签同盟条约，我的意见是朝鲜实现统一后再签。斯大林回电说可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的时间里就这么一次接触。这是第一阶段。
值得怀疑的“血染的友谊”
第二个阶段是1950年-1957年。很多中国人都以为这个阶段是中朝关系最好的，朝鲜战争鲜血凝成了友谊。其实错了，这段时间是中朝关系最不好的时候。档案文献显示，在整个朝鲜战争过程中，中、朝两国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立场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说的战斗友谊、中朝之间密切关系是否存在？这个当然存在，两国军队并肩作战怎能没有友谊、怎能没有友好关系？当然有，但主要在基层。毛泽东对此曾经发过好几封电报：对朝鲜一草一木要爱护，跟居民搞好关系，志愿军违反军纪有枪毙、处分的。中国军队很注意，这些都是事实。可根本问题，即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中朝两国领导人的高层考虑不一样，分歧非常大。
比如：中国军队到朝鲜应谁指挥？金日成觉得应该他自己指挥，你是外国军队到朝鲜作战不是我指挥吗？我是最高司令长官（那时金日成是最高统帅），彭德怀应该听我的。彭德怀觉得中国怎么能听你的，你把自己的军队打光了，怎么能听你的？因此，他们俩人从一开始就有非常大的矛盾。金日成对彭德怀说：“彭德怀同志，你的司令部是不是和我靠近一些，咱俩在一起好一些。”潜台词是我指挥你。彭德怀说：“没问题，咱俩就在一块。”结果合在一起之后，金日成突然发现是彭德怀想指挥他。第一次战役（1950年10月25日-11月5日）打完也没有明确谁指挥谁，而且当时朝鲜军队几乎被打没了，剩下的跑到吉林修整，作战部队只有志愿军13兵团。但总体说来，这时还不存在大问题。
但是，随着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7-12月24日）打响，问题就陆续出来了--在第二次战役中，朝鲜人民军有一个兵团参与了战斗，因为他们的军队经过训练回来了。不久就发生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两个司令部之间没有沟通，志愿军在前面追着美国人，却被朝鲜人民军抄了后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而且有两次--这无疑是指挥问题。金日成建议中朝军队分开指挥，各管各，派个联络员联系。金日成想，他是一国元首，必须指挥自己的部队，把部队给中国人指挥成何体统？这个感受可以理解。所以他一直不愿意交出朝鲜人民军指挥权。但彭德怀坚决不干，强调：必须统一指挥，否则战役很难打。吵来吵去没有结果，一直等到斯大林的电报：军队必须由中国指挥。就是说朝鲜人民军要交给志愿军指挥，金日成没办法，只好交出了指挥权，由此成立了中朝联合司令部，中国为正，朝鲜为辅。
这件事对战争当然有益，但对金日成的影响可想而知。有一段记录，记录了金日成与苏联大使的谈话，他说：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让我放弃总司令的职务对不对？苏联驻朝鲜大使捷连季•福米奇•什特科夫说：“对，是这样”。金日成默默无语地走了。想像一下这个情景，他心里肯定特不好受。
这个事过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是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1951年1月8日）开始后不久，志愿军就越过了“38线”；1月4日，志愿军占领了汉城；1月8日，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全军修整。这可把金日成惹恼了：哪里有这样的？打了胜仗的军队不继续追击怎么能修整？乘胜追击把美国军赶到海里就完了，战争就结束了，国家也统一了。彭德怀说必须修整。细说起来，这件事有由来：那时，“第二次战役”还没结束，彭德怀就曾给毛泽东发电报：建议不越过“38线”。为什么？部队精疲力尽，弹药打光了，粮食没了，新兵员补充不上来，而且美国轰炸非常厉害，打得非常艰苦。九兵团打“第二次战役”是从上海调过来的，当时甚至都没有冬装，士兵们单衣单裤，结果导致“第二次战役”中非战斗解员5万人，第二天起来不是手指头没了，就是脚趾头冻掉了。所以彭德怀、聂荣臻跟中央报告说这个战争不能再往下打。毛泽东回电说不行，这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38线”一定要过，否则朋友们会不高兴。彭德怀回电说，“38线”过可以，能否保住不敢保证。所以说，这是彭德怀和毛泽东商量过的，而且实际情况要求只能修整，不修整怎么办？这样的决策与命令和朝鲜人的想法差距很大，朝鲜人当时一心希望尽快实现国家统一，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这次争吵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网上盛传金日成让彭德怀煽了一大嘴巴，这个我不知道，但两个人的吵架记录我看到了，你一言、我一语用词非常严厉。彭德怀还说：“我就这样决定了，如果将来证明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可以枪毙我”。在志愿军司令部吵了3天，一直争论不下。金日成希望应该一鼓作气赶快结束这场战争。彭德怀说原来就想一鼓作气，结果不是被人家拦腰截断全军覆没，你想让我也重蹈你的覆辙吗？话说得很难听，金日成脸上也挂不住，那点事都给斗出来了，他俩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彭德怀说：“你不是说现在风一吹就能把美国人吹到海里去了吗？你去吹风，我帮你去守后方，省得让人家抄的后路。”一直到1月19日，斯大林给毛电报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彭德怀是真正的军事家”（我没有看到毛泽东给斯大林的回电，但斯大林的回电肯定是接到毛泽东的报告：到底是打还是停，听您说一句话）。当时，跟朝鲜领导人站在一起的还有苏联驻朝鲜大使、苏联军事顾问，他们都赞成乘胜追击，所以斯大林还有一段话是冲着苏联军事顾问的，斯大林说：“以后军事问题你们少插嘴”。如此才把问题解决。这件事对朝鲜人的影响也非常大。我看1954、1955、1956年的档案材料，在朝鲜劳动党内一直有一个传言：朝鲜没有实现统一主要是中国人造成的。为什么？就在马上要取得胜利时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结果导致朝鲜失去了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最好机会，至今朝鲜都没有实现统一。当然这不是事实，真打也打不过，也不可能实现统一。但朝鲜劳动党内之所以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说明这件事对金日成领导人的影响非常大，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本来可以取胜，因为你下令停止进攻修整导致这样的结果。
夹缝中的金日成 再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也是中朝之间矛盾吵得“不亦乐乎”的--即铁路管理权。朝鲜铁路归谁管？开始一直是志愿军司令部管，因为朝鲜铁路基本被炸毁，中国派遣了18万民工帮助朝鲜修复铁路，然后又派出了铁道兵，援助了机车、车厢。因为当时战事非常紧迫，双方还算相安无事。至1952年，战争进入边谈边打阶段，中朝分歧也就出来了。金日成觉得战争既然不能立即结束，就要搞建设，朝鲜几乎被炸烂了，就要求运经济物资。但彭德怀还是以战争为主，军队必须控制铁路，要运军事物资。大概有一年时间，双方在铁路问题上发生很多争执，彼此抢车头、路线、仓库，导致诸多事故。当时，美国轰炸非常频繁和激烈，一抢起来双方都在，美国轰击轰炸一下就炸毁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彭德怀几次给铁道部。最后，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出面跟朝鲜谈判，铁路到底谁说了算，他要求归中朝志愿军司令部。金日成呢，几次找中国政府交涉，说铁路权就是主权，不能丧失主权交给中国人管。最后周恩来出面跟彭德讲：算了，这不争了，朝鲜愿意管让朝鲜管，只要保证军事物资供应就行了。但是，周恩来电报发过去没两天，斯大林来了一个电报（大约是毛泽东打报告给斯大林）：“铁路必须军管”。没办法，铁路又交给彭德怀管。如此一来，金日成更郁闷了--为什么每次都是朝鲜忍气吞声。如此，关系越来越紧张。
我看苏联解密电报说得特别隐讳，但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和金日成给斯大林的电报都在互相指责对方。比如停战谈判，其过程非常复杂，变化太大，这里就暂时就不讲了，就讲一个时间--1952年夏天，中朝联军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陷入僵局，因为有5个问题：中立国问题、边界线问题、隔离带问题等，前4个都解决了，最后一个问题是战俘问题，中国提出要全面遣返，抓你多少人还给你，抓我多少人还给我。美国不干，美国抓中国人多，中国抓美国人只有几千。美国人说按比例遣返，后来自愿遣返，谁愿意回就回去。双方争执不下，金日成给斯大林电报说：现在谈不下去主要是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1953年起，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搞的鬼，我不明白李克农为什么非要那几个战俘，战俘有什么可要的？本来也不是共产党人，都是国民党投降过来的。还说：中国人要回来的战俘没多少，但美国飞机炸死的朝鲜人比战俘要多很多，如此吵下去还会死很多人。当然电报表达得比较隐讳，但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坚持绝对不让步，金日成说应该接受美国条件签字停战。
1952年9月，斯大林把金日成、彭德怀、周恩来都叫到莫斯科，对他们说：你们说吧，到底什么意见？最后，斯大林同志又说了一句话：我看毛泽东同志的立场是正确的。金日成又默默无语地回去了。所以中朝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不一致。当然这可以理解，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想法，比如1951年6月要求苏联出面调停，到52年坚持采取强硬的立场等，变化过程非常大。不过在整个过程中，中朝高层的分歧和矛盾非常尖锐。
在此情况下，之间有多少友谊？鲜血流了不少，结果没有凝成友谊。所以战争结束后（1953年7月），朝鲜要恢复经济建设，但没钱。金日成没有到中国，而是去找苏联要钱。只不过当时斯大林死了，跟新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要到一点，因此金日成又准备到东欧去要。这时，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你到中国来，要什么好说。所以，10月金日成来了。具体怎么谈的我没有看到材料，但结果很清楚：中国无偿援助朝鲜8万亿人民币（币制改革后是8亿人民币），现在觉得没有多少，一顿饭几亿就出去了，但那时是很大一笔钱。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中国对外援助一共是20亿人民币，其中8亿给朝鲜，8亿给越南，剩4亿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分了（这都是无偿的）。那是什么情况？1953年10月，中国刚刚经历完战争，也是需要钱的时候，而且刚刚开始“一五”计划建设。中国不但给了朝鲜8亿，而且朝鲜战争期间所有贷款、贸易差额和朝鲜欠款一律撤销。毛做的决定一定是看着苏联做的，苏联减半，交50%就行了。结果毛一句话--全免！还有其它的，比如中国专家去是中国给钱，苏联专家去是朝鲜给钱。这样的差距很大。
我看苏联大使馆一个报告给苏联外交部，1953年底中国援助项目谈完后，觉得苏联政策应该变变，现在我们给朝鲜的援助比中国差远了，列了好几条。1953年底中国对朝鲜无偿援助的总和超过了苏联和东欧所有国家对朝鲜的援助，毛为什么要在中国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拿出这么多的钱给金日成恢复家园？我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补偿金日成心灵上受到的“伤害”（现场笑）。就中朝关系而言，朝鲜战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苏联主导朝鲜和控制朝鲜的态势转到了由中国控制朝鲜。在朝鲜战争这3年多过程中包括后来，前前后后七、八年是中国人说了算，朝鲜问题上只有中国有发言权。斯大林为什么一直顺着中国？因为毛泽东很多想法比较符合斯大林的想法，斯大林从苏联的利益出发，毛泽东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发，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首先是苏联的利益。毛的想法很简单：只要中苏关系、中苏同盟维持，中国安全、发展建设就有保证，所以在重大问题上中苏一致，受气的当然就是朝鲜。
“备胎”上位
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心有怨气、心里不舒服，毛泽东心知肚明，所以在朝鲜战争过去后毛必须安抚他。安抚起了多大作用？不到一年，人家钱用完了，因为朝鲜1954、1955、1956年为恢复时期，要建设就需要钱，金日成又到苏联、东欧，这时朝鲜出事了。这得从朝鲜劳动党的构成说。朝鲜劳动党由很多党组合，主要是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又有很多派，总之朝鲜人团结在一起不大容易。其实1925年朝鲜劳动党就成立了，但不过3年就被共产国际解散了。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朝鲜劳动党才恢复，但总部不在平壤而是汉城。
原来，朝鲜劳动党在南方有一拨人，他们以朴宪永为主，称之为南方派；一拨人在北方坚持抗日，叫国内派；第三拨是苏联派，主要是20世纪初从朝鲜到苏联的移民。二战前（1936-1938年），斯大林害怕少数民族和外面勾结，所以就把边境上的少数民族都调到苏联腹地，整个村、镇迁移，比如德意志人不能在边界，匈牙利人不能在边界，全调到内地，其中包括朝鲜人。在远东所有朝鲜族人整村、整城、整镇搬到中亚哈萨克斯坦。1945年，苏联军队进军东北时，斯大林突然想起没个人带路话也说不通，于是到哈萨克斯坦找了200多人俄语说得好、懂朝鲜语随军南下到朝鲜，这批人后来就留下了，这就是苏联派。还有一派是延安派，这是原来在八路军当中的朝鲜族干部，比如金斗奉等一批人在战争结束后回到朝鲜，他们被称为构成延安派；最后一派是游击队派（即金日成派），是原来参加抗联的人，比如金日成、崔庸健等，这拨人在1940年日本关东军大扫荡时逃到苏联。《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不让他们回，否则没法跟日本人交代，于是留在远东，在一个村子里住下，建了营地。中国人是周保中、李兆麟、冯中云，其中也包括朝鲜人。周保中成立时叫抗联教导旅，后来斯大林给了一个番号：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这样可以领受军饷）。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把88旅解散了，大部分中国人跟着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当向导。金日成当时是一营营长，他带队回朝鲜。金日成回去时还不是北朝鲜领袖，苏联也没想扶植他，而是想扶植曹晚植（1883-1950），但他坚决反对苏联的托管政策，结果被放弃了，这样才换成金日成。我看到苏联给金日成的评语是：金日成同志在朝鲜人当中很有威望，经常汇报思想，俄语学得好，能团结同志。什特科夫、在朝鲜问题上很有发言权，他给斯大林写信推荐金日成。那时金日成年仅32岁，金斗奉、崔庸健都是比他高一辈的老革命家都没有被推荐，就推荐了金日成，说他有政治头脑、能成事。如此把金日成扶植起来，不过很多人不服气，金日成就通过各种运动、手段陆续把一些派别打下去，包括延安派--其中一些人被金日成以防止朝鲜统一、指挥被降职。南方派也被收拾。1954年还收拾了莫斯科派。但金日成没有特别大的动作，因为有苏联和中国在，就抓生活问题，比如贪污，找点原因给你降职。
但即使这样也容易引起这些干部的不满。1954-1955年，延安派跟苏联派有一些矛盾，到1956年两派就联合起来。南方派彻底跨了，李承烨一个案子枪毙了十几个人，后来朴宪永也被绞死了，朴当时是朝鲜共产党主席，从汉城逃到平壤，一直是第二把手，后来说他是美国间谍。1956年是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当时，共产党各党都传达了苏共二十大精神，斯大林从神坛被垃下来，赫鲁晓夫批个人崇拜。所以朝鲜劳动党内开始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特别是金日成去东欧要钱时国内出事了，这两拨人准备联合起来发动政变，借8月中央全会把金日成提拔起来的干部搞下去，开始批金日成的组织路线和经济政策。但金日成很有政治经验，很快得到消息立刻赶回采取措施分化、瓦解，先把延安派、苏联派分解，他得到的消息或者他做出的判断是延安派唱主角，主要阴谋是延安派搞的。这也有可能，但看不到具体材料，看到的都是从苏联档案馆看到的，看的是汇报情况、大使谈话，材料非常丰富。苏联派群龙无首，延安派有，就是金斗奉--朝鲜人大委员长，地位很高但没什么权力，他也不争权，是一个知识分子。我看的材料可以证实金斗奉参与，至少默许了。他们也找了崔庸健。金日成只要离开朝鲜，一定是崔庸健管家，崔假装不知道。当然他不敢参与，也怕，因为真成事，岂不是把金日成和我一起干掉。金日成来信问：朝鲜国内情况怎么样？崔庸健说跟你走的时候差不多。结果金日成回朝鲜，苏联派全部官复原职，主要对付延安派，一下被分化了。延安派的人还不知道，至8月30日，朝共中央开会，一个一个站起来批评金日成，但发言根本不能完成，一发言就被打断，会场乱成一遍。时任副首相兼内务部部长戌辉被金日成贬为总工会主席，中央宣传部部长李弼奎被贬为是工商部长。他们几个在中间休息时商量说不对劲，事情怎么会这样，觉得事情败露了，然后开车直驱鸭绿江大桥，跑到中国。中国边防军不知道，他们说是首相、政治局委员。边防军赶快给北京打电话，周恩来说“没错，就是，赶快送北京来吧。”
到了北京，周恩来和罗瑞卿两个人接见，把具体了解后报告给毛主席。毛听后勃然大怒。他们跑过来是31日，9月中旬中共开八大，苏联代表团、朝鲜代表来都来了，金日成没敢来，派崔庸健过来。毛主席找米高扬说：“朝鲜出的事你知道吗？”“我听说了。”“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还是听主席的意见。”毛说：“朝鲜这颗小树本是你们栽下来的，后来被美国拔掉了，让我们又给栽回去了，现在长大了、不听话了，你们看怎么办？”还说：“我看这样吧，你找崔庸健谈一次，我找崔庸健谈一次，我们要帮助金日成纠正错误，你去一趟，彭德怀和你一块去。”后来毛把崔庸健找来，严厉地批评了他，讲朝鲜劳动党这不对、那不对。这个事发生后，朝鲜劳动党曾到中国大使馆（时任大使是乔晓光）要人，说朝鲜有几个人叛逃，中国必须引渡回来。档案里乔晓光说这不算叛逃，属政治移民。毛在谈话中讲，“这几个同志能让他们回去吗？回去还不被你给杀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杀人？”弄得崔庸健也没话讲，训了一顿，并说：“回去给金日成同志带一个话，过两天我们派人去。”几天后，彭德怀和米高扬俩人到平壤找金日成谈话“8月全会的决议是错误的”，因为8月全会把中央好几个政治局委员开除，被贬到基层工作，“必须撤销8月决议，马上再开一个中央全会。”弄得金日成一点办法都没有，马上召集人开会，说：“各位，8月全会的决议都是错的，我们要重做一个决议。”主要是恢复这些人的职位。米高扬说：“行了吧老彭，咱哥俩走吧。”彭德怀说：“不行，主席跟我说要看着金日成新决议登报，不登报不走。”后来彭德怀还是走了。后来我看到报纸上就登了一个小条：9月开了新的中央全会做了一些新决定。这引起了乔晓光的不满，他找苏联大使：金日成不是唬弄人嘛？答应全文登在报纸上，怎么就弄这么一小条？
这个事件后，中朝关系降到冰点，金日成当然非常不满，他这事做得对与否是另一回事，经济路线有没有错是一回事。作为一国之主、一党领袖，北京、莫斯科来了俩人，捏着我的脖子让我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所以金日成非常不满，中朝关系已经走到了危险地步。而且日内瓦会议没有解决朝鲜问题，算停火，没有签订合约，委员会不断地谈判以及第三国舰队等。中、苏、朝有一个中朝委员会。所以11月份朝鲜提出一个主张：以后有什么事应该在联合国直接解决。这个意见毛泽东看到后更火了：这还了得，岂不是想把中国踢出来？直接跟联合国谈？谁打你们的？是联合国军打朝鲜，怎么跟敌人去谈？让敌人决定你的命运吗？11月30日把苏联大使尤金召来：“朝鲜决议你们看了吗？金日成要干什么？我看这个人要背叛革命，他早晚是革命的叛徒，不是铁托就是纳吉，很可能就是纳吉。”尤金说：“怎么办？”“你回去给赫鲁晓夫同志带一个信，怎么处理朝鲜问题？两种办法：第一，现在在朝鲜还有40万军队，可以帮助他改正错误。第二，随他去，以后不管朝鲜的事，愿意干嘛就干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说到第二条时，毛加了一句：“我们把志愿军全部撤出去，给金日成自由。”尤金怎么跟赫鲁晓夫汇报的，赫鲁晓夫怎么答复的没有看到材料，此事不了了之，为什么？因为“拨修事件”发生后，注意力被吸引到欧洲，此事搁置，一搁置就是一年，志愿军没撤，中朝之间断了联系。这一段是中朝关系最不好的时期，不过报纸上永远都是“中朝友谊”。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变化？1957年到文革前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中朝关系忽冷忽热。1958年为最好，因为1957年底毛泽东在莫斯科见了金日成，毛两次跟金日成谈话，上来就说：“金日成同志，我错怪你了，你还是很革命，是我偏听偏信。这样吧，我把志愿军都撤回来，让你放心。”第一次谈金日成有点懵，没答话，不知道毛想说什么，不知道什么意思，回去研究了研究。其实毛几次跟苏联人讲话：我有志愿军在那儿，说是防美国人的，但金日成心里肯定不舒服。第二次谈话金日成想，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开完会，大家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果然，1958年2月，周恩来过去制订了撤军计划，到1958年10月所有剩余在朝鲜的志愿军全部撤走，没有一兵一卒。那时候的中朝关系是真好。此后，金日成年年到中国来，那时正值中国大跃进时期，金日成拍马屁“主席做得真好，我们现在朝鲜也这么干，中国搞全民皆兵，金日成也发枪搞全民皆兵；中国办公共食堂，朝鲜在平壤也办一个大公共食堂，比中国还大，能装4万人。”毛特高兴：我这么搞没人学，就金日成学得快。那时候中朝关系非常好（1959-1960年）。
为什么毛突然改变对朝鲜的态度？我分析认为他对朝鲜无外乎两手：一手硬、一手软，硬的不行就软。这是第一；第二，中苏之间出了问题，在1965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把所有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拉到自己这边，后来看拉不过来，就拉第三世界，弄一帮穷兄弟。那时，毛泽东希望周边朝鲜、越南、日本，至少亚洲国家跟着我走，东欧拉几个（最后拉动了阿尔巴尼亚），出于这样的考虑对越南、朝鲜让步，要什么给什么。1959年、1960年中国困难时，金日成要粮食，15万吨不够要20万吨，20万吨不够要30万吨都给。所以整个东欧党和苏联一起攻击中国时，金日成支持，他和胡志明表示支持和同情的态度，这跟东欧国家不一样。
赫鲁晓夫也不傻，东欧都听话，金日成不听话不行，就说：金日成同志到莫斯科来一趟（1960年夏）。金日成到莫斯科，赫鲁晓夫把他叫到一个屋子里，什么也没说，就说：“你看一份文件”。什么文件？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记录，金日成一边看一边骂，拍着大腿：毛泽东真不是东西！当面说好话，背后骂我！我怎么可能是革命的叛徒？太令我伤心了（这都是后来苏联大使汇报写在报告里的）。第二天，金日成找赫鲁晓夫，说朝鲜劳动党从来就是跟着苏联共产党走的，你们的路线就是我们的路线，决不会听中国的话。回朝后召开干部会议：以后谁也不要去中国，中国人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到1960年夏中朝关系下降。没到3月朝鲜经济困难，跟底下人说：再到中国去一趟。毛可能不知道赫鲁晓夫给他看了什么，但朝鲜经济态势在那儿摆着，大量给援助给粮食。
共产主义者的礼物
最紧张时出了边界问题。中朝边界简单说到清朝时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大问题没有，图们江到日本海和鸭绿江到渤海有分界线。鸭绿江江源水深界线比较清楚，问题不大。但图们江水浅资产多，哪个算源头？争议非常大。有三条线，中朝边界确定了中间这条线。当时朝鲜内阁也同意。如果这个条约算数，中朝之间没有大的边界问题，有的是岛屿、河流改道、中心线位移。
但日本投降后，不管是北朝鲜还是南朝鲜都认为日本人逼着他们签的条约不算数，由此就出现边界到底在哪儿的问题。中国政府1958年边界委员会的报告认为中朝边界没有问题，从他们的观点看就是岛屿、边界线，这些好解决，而且都是兄弟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边界总比资本主义国家边界要好解决得。1958、1959年中国领导人就是这样的思路。但一直没有解决，主要原因是缺资料，那时国民党把好多资料带走了，共产党接管政权后都不知道什么是麦克马洪线。1962年朝鲜突然提出要解决边界问题，说白头山（中国叫长白山）整个天池就是朝鲜的。外交部紧急到南京调档案，一件都没找到，我看江苏省外师范给外交部写的报告：接到命令开始查找，但到今天为止一个文件没有找到。怎么谈的不太清楚，现在整个关于中朝条约谈判过程的文件一点都未透露。后来就签了这个条约。
《中朝条约》签订内容一直是个秘密，究竟是怎么签的谁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1967年韩国人在长春旧书摊上找到一个文件，里面记载了中国和签约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1962年中朝条约。那上面是怎么划的？基本是按照朝鲜线（黄线）走的，只不过天池划了一半，东南方向54%（斜着下来）是朝鲜的，西北方向46%是中国的。现在看天池从西峰、北峰可以看，对面是朝鲜，等于这块地都划给了朝鲜。这个文本由韩国人翻译成韩文公开发布出来。我们查阅外交部2006出版的《中外边界条约集》，中朝一卷那么厚没有这个条约，以及1964年的议定书也没有。中朝边界问题从官方角度来讲是一个秘密，没有对外公布。我考证过，韩国公布的文本是比较准确的，为什么？我查了跟这边界有关的地方志、事志和县志，别的没讲，就特别说明了那一段，我们这一段边界怎么划的，你那一段边界怎么划，连起来是一样的。当然，最后需要档案开放看这个条约是怎么签，不过我初步判断韩国公布的文本是准确的。于是，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原来中国边界政策方针按照国际惯例已经签过约的，基本是在那个基础上稍加调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变动非常大，出让了几百公里。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做？当时中国政府是怎么考虑的？很明显的直接原因是希望通过在边界问题上对朝鲜的让步取得朝鲜对当时中国政治上的支持，在中苏分裂过程中，朝鲜能够站在中国这一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我认为跟毛泽东的“天下观”有很大关系。毛泽东在谈到边疆、边界问题时，观念很像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中央王朝的思想，像明清天子--周围都是藩国。所以中国原来没有边界但有边疆概念。边疆可以伸缩，你服从了，年年进贡就是我的。如雍正六年（1728年），安南王（现在的越南）黎维裪跟云贵总督吵架争120里的地，结果吵到朝廷，雍正大笔一挥：80里给安南王，40里给云贵总督。后来有奏折上来说安南王对此不满意，雍正不高兴：天下土地都是我的，想给谁就给谁，给安南王不过是外藩，给云贵总督是内地而已，有什么不满？给你80里还不满？刚说完，安南王奏折上来了，其实安南王非常满意：非常感谢中央对地方照顾，一定好好守好这块地方，世世代代效忠中央。雍正高兴，大笔一挥：那40里也拿去吧，替朕好好守着。你都是我的，多给你点地算什么？雍正皇帝的意思是：“朕统御寰宇，凡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王土。”毛应该就是这样的想法。
我看那个谈话记录，将其归纳起来想想：毛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我想是因为在他的头脑里没有民族国家、边界概念，这很像原来的皇上。基本上明清天子都是这么想的。古代中国用的概念是“天下”、“四海”，哪有边界？朕的力量到哪儿就是边界，所以中国古代是有边疆无边界。二战后，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有了新思维：世界革命。世界革命思维跟中国古代传统天下观不谋而合。共产党基本理论也是没有国家、没有国界、没有民族的，最后通通都要消失，国家也要消亡。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共产党、情报局都是这样。1949年中共建政，毛泽东先考虑的是要搞东方情报局，跟斯大林俩人说好：欧洲归你管，亚洲我管。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国领导人脑子里民族、边界、主权的观念很淡薄，这跟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有很大关系，因为原来没有这样的观念。
再比如1959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毛泽东把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召到北京：现在喜马拉雅山那个地方跟你们印度打起来，那个地方都没什么人去，打有什么意思。哪一天只要你们掌握了政权，我把喜马拉雅山都给你们。不要说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线来9万平方公里，你们都拿去吧。1930年代就发出“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吴”的毛泽东，把整个喜马拉雅山给别人也是很自然的事。当时在边界问题上，别说朝鲜，缅甸都这样，把一时的政治诉求和领土主权搞混，边界问题、民族主权是国家之本，不能拿临时的政治诉求去交换这个。这主要跟他们的观念有关，认为这不是很重要的事，实际对民族国家形成是很重要的。
还有1962年朝鲜边民外逃到东北，中国做了很大让步，这样中朝关系缓和了，一直到文革。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又是一个拐点，到这时中朝关系又开始下滑，主要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赫鲁晓夫下台，新领导人改变了对朝鲜政策，积极拉拢，而且给援助给好东西；另外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左倾思潮骂金日成，那时中国觉得天底下就是中国自己最革命，其它全是修正主义，什么“朝修”“越修”，反正都是“修”，金日成很不满，而且贴小报：朝鲜发生政变，金日成被赶下台。金日成更不满，所以1966、1967、1968年中朝关系很紧张，《劳动新闻》直接写文章批评中国。到什么时候又恢复了？1969年，一方面美国和南朝鲜的压力对北朝鲜压力；另一方面是中国承受着来自苏联的压力，中朝都需要接近。1969年9月30日晚上7点周恩来决定邀请朝鲜领导人邀请国庆大典，当日晚上11点崔庸健就到了北京，这说明双方都很急迫。从后到1976年关系都比较好。这时毛主席已经老了，1975年毛和金谈话说以后交给你了。金日成回去真当一回事，认为世界革命的班子要接过来。所以到处讲演，办金日成思想研究院。从金日成看，毛泽东去世后应该接管世界革命。但那以后发生很大变化，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有了根本性调整。
结语
之后我没什么太研究，世界规定30年档案的解密期，再以后看不到档案材料。1980年代以后的事我知道的跟你们知道的一样，都是报纸上登的东西。
在我看来中朝关系是变幻多端、冷暖无常、时起时伏的，没有稳定的同盟关系或者传统的友谊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神话。第二，中朝关系核心在哪儿？我认为和中苏关系一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都一样：不是现代国家关系，是一种在特定意识形态框架内形成的家庭关系、兄弟关系，而这种关系和现代国家关系基本的政府特征不一样，之间的内在结构也不一样。第三，你要想找到一个比较正确的对朝鲜的政策，首先就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只有把它定位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关系，按照正常国家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至少可以摆脱被动。
第四篇：徐诗华
爱岗敬业
爱，热爱；岗，岗位；敬，尊重；业，工作。爱岗敬业，指的是认真对待自己的岗位，对自己的岗位职责负责到底，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尊重自己的岗位的职责，对自己岗位勤奋有加。爱岗敬业是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奉献精神，它看似平凡，实则伟大。在这一点上，一楼商场玉器组的韩珺同志表现尤为突出。
一份职业，一个工作岗位，都是一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障。同时，一个工作岗位的存在，往往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所以，爱岗敬业不仅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韩珺自进入合百商厦以来，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以实际行动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真正的做到了爱岗敬业。
只有爱岗敬业的人，才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不断地钻研学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才有可能为社会为国家做出崇高而伟大的奉献。韩珺就是如此，她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常常协助柜组其他同事完成任务。在专业知识方面，她一直努力学习，注意积累，不断提高，并且耐心地帮助其他同事，充分发挥了百大集团的团结精神。面对顾客时，她总是微笑以对，不厌其烦地为顾客介绍，并为不同的顾客推荐合适的、满意的商品，让每位顾客都满意而归，为所有员工做出了表率作用。
爱岗敬业是平凡的奉献精神，因为它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而且应该具备的；爱岗敬业又是伟大的奉献精神，因为伟大出自平凡，没有平凡的爱岗敬业，就没有伟大的奉献。相信大家在她的带动下，一定会涌现出更多更优秀的销售人员，铜陵合百商厦必将拥有一个灿烂辉煌的明天！
一楼玉器组徐诗华
第五篇：徐华先进事迹
三尺讲台行为世范 一颗丹心润育桃李
——记全国模范教师、南宁市道德模范徐华
国强需要科技，科技需要人才，人才需要教育。教师强则民族强，教育兴则国家兴。今天是中国第31个教师节，在这个属于教师的日子里，谨让我们向奋战在教育一线辛勤付出的老师们说一声谢谢！老师，你们辛苦了!
南宁，有3221所中小学、幼儿园，有6.54万名中小学和幼儿教师默默奉献、耕耘在这片希望的土地上。在这里，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这6万多名园丁中一位杰出代表的身上，看看他是如何教书、如何做人，如何握着三寸粉笔走上三尺讲台，和他的学生、教师一起克难攻坚，实现人生梦想。
徐华印象
徐华，乍一眼看去，他还真不像手拿圆规角尺，只认公式定理的数学教师，他更像“传说”中“子曰诗云”的文人。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从教23年，他严谨治学、敬业勤业、润物无声、春风化雨。他影响并带动他的学生、老师不断取得骄人的成绩。
从教23年，他获得了全国模范教师、苏步青数学教育奖一等奖、广西特级教师、“八桂名师”、自治区优秀专家、广西第十三批“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广西青年科技奖等荣誉，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4年11月，徐华被评为南宁市“敬业奉献”道德模范。
在荣誉和成绩面前，徐华从来都很平静。因为他的心里只有学生、老师和学校。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然的、必须的、应该的。他所取得的成绩，是大家的。
徐华，耐住寂寞、坚韧做人。
一位爱生如子、爱校如家的园丁；
一位温厚、儒雅、内敛、仁爱的学者；
一位名副其实的先生。
教学相长的课堂
教育是一种劳动，始于辛勤，归于平淡。教师是教育的行者，起于梦想，归于不懈的努力与追求。
1992年，大学毕业风华正茂的徐华来到了南宁二中。第一次走进课堂，那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让他感觉到了肩上的压力。“我们的学生，需要什么样的课堂、什么样的老师？要怎么学、怎么教，才能为国培育栋梁之材？”徐华给自己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谁承想这个问题一问23年，践行23年。23年来，无论是站在三尺讲台上还是坐在灯下备课或批改作业，徐华都在想：今天我都讲了什么？明天的课怎么上？
会上课的老师，心里装着学生。
2015年8月末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记者走进徐华的课堂。
当天数学课安排在第三节。提前10分钟，记者悄悄坐在最后一排。提前5分钟，徐华和准备上课的高三（2）班同学全体到位。
上节课我给大家留下的思考题，回去都认真想过了吗？徐华用和蔼的微笑、问询的眼神在教室里巡了一圈，马上有一位男同学举手示意……徐华的课程，大都从上节课留下的思考题开始。
随后，他请出成竹在胸的那位男生到黑板上演示，并不失时机地和大家一起讨论对上一节课程的消化、理解和课后的思考……课堂上，记者切身体验了国学经典《论语》中的五个字——温故而知新。
一题多解、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在随后30多分钟的教学里，老师边讲、边写、边问、边听，学生边学习、边思考、边记录、边回答。师生间不是一厢情愿的填鸭式教育，教学一直在轻松活泼的互动氛围中进行。
徐华的QQ签名只有两个字：自然。
“教学相长，自然而然。尽可能让学生感到一切水到渠成。”这就是徐华的努力和追求。学生不应该是一只有待去装满的杯子，而是一盏等待被点亮的灯。徐华从好奇心入手，为学子们打开智慧之门。
育人先树德
师者，为师亦为范。学高为师，德高为范。
听徐华上课的那天，楼道上他先给记者上了一课。
那天在通往教室的楼道上，有一个垃圾桶旁边遗落了一小团有污渍的纸巾。徐华默默地上前两步，弯腰拾起，放进垃圾桶。
作为南宁二中副校长，学校的管理者之一，看到问题不是首先追查责任，而是第一时间予以解决，为什么？徐华拆了一个“德”字来回答记者的提问：“德”由“彳”“直”“心”三个部分组成。“彳”表示行为，“心”表示心意，古字例以“直”为“值”。发于心而践于行，是为“德”。徐华说：为人师表，须有师德。做老师的能把垃圾拾起来，学生就不忍乱扔垃圾了。
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之。
现就读于中山大学的崔永琳同学直接用这段文字，来描述徐华在他心中的形象。
高中毕业五年了，但忆起徐老师的言传身教，还历历在目。说起徐老师，相信每个同学都是又怕又爱。他是严厉的，要求我们每天做到3个“35”，早上7:
35、下午2:
35、晚上6:35要到教室。我们最害怕数学测验不合格时试卷上那个大大的“△”，这代表着要去办公室和徐老师“面谈”。
然而，他又是慈爱的。让崔永琳和同学们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年“六一”，平时不苟言笑的徐老师居然在批改完的作业后面写上：“孩儿们，六一儿童节快乐！”短短几个字，让早就没有资格过儿童节的大家激动不已。因为在徐华心里，他们不仅是学生，更是老师疼爱的孩子。
守住心中宁静
任世间寒来暑往，我自守住心中那片宁静。徐华没有座右铭，23年来他坚守的，是心中这份宁静。
2008年，浙江某市教育访问团来到南宁二中。仅仅作了一个关于教学感悟发言的徐华，就令访问团负责人欣赏不已。这位负责人当着南宁二中学校领导、同事的面，向徐华伸出了橄榄枝。事后他还私下找到徐华，开出比当时南宁教师高出3倍的年薪，同时承诺解决徐华一家的住房及家人工作调动等问题。
徐华不为所动。南宁二中校长黄幼岩事后谈到这个“挖人事件”时也是信心十足。他说：如果徐华在意这些，那就不是徐华了。
以金钱为目的的事业，做不长，走不远。这是徐华常说的一句话。南宁二中的师生们都知道，徐华关心的不是钱，他最大的乐趣是看着孩子们一天天成长、成熟，最后成为栋梁之材。
在徐华的办公室，有一沓用活页纸摞成，一笔一画手写的超过10万字的“工作反思录”。课堂上，他从学生稚嫩的发言中得到灵感，记录下来；改作业，他从学生的字里行间看到课堂教学的不足，记录下来；而当学生流下热泪、深情地说出“老师，我错了”时，他也激动地记录下来……
今年暑假，一名大学毕业准备走向社会的男生专程回校看望我们。徐华说，看望的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长大了，成才了。这名离开二中四年、读完大学的学生，在即将走向社会之际，还回来和我们商讨如何走好今后的人生路，这无疑是对老师最大的肯定和信任。这是徐华最开心最自豪的事情。
教育不是牺牲，是责任；教育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本身。懂得播种快乐的人，才能收获幸福。
在南宁二中门口，记者截住了和徐华一样为南宁市教育事业奔忙不停的教育局党委书记汪述斌。他说，徐华就是这样的人。凭着对教育的热爱，为了孩子的未来，他辛苦着、忙碌着并享受着……而“爱”，就是维系像徐华这样的教育工作者继续前行的动力、精神和灵魂。
有人问徐华：“这么多年一直做班主任，不觉得厌烦？如今当了副校长，还继续上两个班的数学课，不累？”徐华的回答是：“累并快乐着！因为我每天面对的„太阳‟都是新的！”
在他心中，每一个学生都是他的太阳。
温暖情感的牵挂
亲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徐华有一个女儿，名叫徐子涵。
见到这位可爱的小公主，是夏末秋初一个微雨的早晨。她戴着一副小眼镜，快乐地躲在父亲的雨伞下，一副文静的样子，很是可爱。
小子涵，你爱爸爸吗？记者问她。当然了，她一副大人的表情。“可是他总是不回家，他叫„星期五爸爸‟。”在小子涵的心里，这是最大的遗憾。
2014年4月，女儿生日。愧疚于平日里不能好好陪伴女儿的徐华很认真地问子涵：你生日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女儿连想都没想就回答：我要你好好陪着我。与其说这个愿望单纯，不如说听起来让人心酸。女儿生日当天，徐华工作到深夜，直到第二天凌晨5点在学校宿舍里一激灵醒来，才想起对女儿的承诺。驱车回家，上床假睡。但徐华太累了，“假睡”醒来，女儿已经上幼儿园去了。
徐华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人，他的妻子说。同样作为老师，我理解他，支持他。徐华的母亲说得更直接：我们没有文化，我们看见他忙着上课，忙着陪学生上自习，我们就过来帮他带孩子。徐华心里不是没有家人，是父母妻子的全力支持，让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采访中，记者还听到了一个故事：2015年元宵，下课后有同学问徐老师，今天能回家吃汤圆吗？当天不是周末，学校也没有放假。徐华没同意。但小小的问题却牵动了徐华的心。下班后他驱车到校外，为班上每一位学生准备了一份汤圆。
用高三（8）班李泽政同学的话来说，汤圆虽小，暖的却是每一位同学的心。
当时我没多想。徐华说，最后这么做，只想让孩子们知道，万家团聚的时刻，除了父母家人，学校里还有人牵挂着孩子。
牵挂是人间最温暖的情感。徐华牵挂着学生，学生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牵挂着他们的徐华老师。
南宁二中2010届的黄晗同学是这样说的：“毕业后无论我在清华求学还是在中科大续修学位，每当仰望南方的夜空，总会想起那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徐老师几近花白的头发和柔和的灯光。他那充满肯定的眼神和语重心长的鼓励就像父亲厚实的手掌轻抚在我的背上，抚平我的难过无助，给予我勇敢面对挑战的勇气和力量。”
教育，是一种情感的对话。
爱人之人，人恒爱之。
平凡岗位做最好自己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一个民族要有关注天空的人，才有希望。
凤岭的夜，干净而静谧。在南宁二中师生的眼里，徐华就是和大家一起仰望天空，脚踏实地的人。
徐华办公室的灯光，可称之为校园里温暖的风景之一。
责任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在这盏灯下，他参加市、区、全国优质课比赛均获一等奖；他指导4位老师代表广西参加全国第二、三、四、六届数学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均获一等奖，这在全国都是少有的好成绩。而他在作业布置批改、学生评价以及教学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均得到了同行们的高度评价，在《中国教师》《数学通报》等国家级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并在2011年北京个性化国际会议上就其研究成果作了大会报告。
2010年1月，徐华老师担任南宁二中副校长。作为分管学校教学、科研以及下年级负责人的校领导，他提出了组建“南宁二中教科研联合体”的构思，在学校各方面的支持下，目前“南宁二中教科研联合体”已成为学校发挥自身辐射作用的一张名片，天等高中、平南中学等广西多所学校成为南宁二中教科研联合体合作学校，这些合作学校在南宁二中的真诚务实的帮助下，教育教学质量均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突破。与此同时，他组织南宁二中的课改工作，秉承“顺应与坚守”的思想稳步推进，成为我国大学先修课程全国首批试点单位，并顺利开设了《微积分》《高等代数》和《通用学术英语》等大学先修课程。
作为下年级组的领导，徐华与年级主任、支部书记及全体同事团结协作，工作卓有成效。近年来，在他的引导下，年级一直重视学生学业成绩，更关注人的品德修养，在培养造就有魅力的学生方面做了大量的创造性工作，其中2013年他组织了南宁二中高三成人仪式，仪式包括主题为“人生就是历练”的6公里学生、家长、老师健步同行和主题为“循先哲足迹，弘天下道义”的祭孔志典活动，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人民网、《中国日报》、凤凰网、新民网、《广西日报》等众多媒体均作了相关报道。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对教师职业的定义。
倾心奉献，教书育人，忠实地履行一名共产党员、人民教师的神圣职责，徐华是薪火相传接力中有力的一棒，是一个把无私的付出作为一种享受、一种幸福的人。
如果你一定要问我，我的人生理想是什么？采访快结束时，徐华很认真对记者说：我希望每一个走出南宁二中的学生，都是有知识、有理想、有智慧、有抱负，去实现自己梦想、成为国家有用之才的人。（记者 李朝晖）
我校开展“学习徐华同志，争当师德楷模”主题实践活动
来源： 作者： 时间：2016-01-12 点击：401 根据上级通知要求，我校积极开展“学习徐华同志，争当师德楷模”主题实践活动，校级领导和中层干部集体参加市教育局“学习徐华同志，争当师德楷模”主题实践活动动员会视频会议，召开全校“学习徐华同志，争当师德楷模”主题实践活动动员部署会，组织全体教职工观看《南宁市教育系统徐华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视频，号召全校教职工向徐华同志学习，争当师德楷模。
徐华是南宁市第二中学副校长，数学特级教师。从教二十三年来，他始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以爱执教，甘于奉献，默默耕耘，为培育学生呕心沥血，无私忘我。他曾获得全国模范教师、广西特级教师、广西“八桂名师”、自治区优秀专家、广西第十三批“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苏步青数学教育奖一等奖、南宁市劳动模范、广西青年科技奖等多项荣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4年11月，他被评为南宁市“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市教育局决定，在全市教育系统广泛深入开展向徐华同志学习的活动，进一步推进全市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持续发展，培育“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教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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