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烤烟发展史述略

第一篇：云南烤烟发展史述略

（一）云南农业环境优异，宜于各种作物生长，而引种烤烟却经历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云南境内原来生产传统土种晾晒烟叶，其中有的品质比较优良。本世纪40年代初期，云南地方土烟叶种植面积大约在23万亩，产量约40万担。如蒙自、通海、江川、嵩明、赛川、开远、玉溪等县所产烟叶，多供应本省吸烟者之需要。“蒙自刀烟”、“玉溪黄烟”等，是刨制云南水烟筒烟丝的主要原料。不过，当时云南烟叶之需仍要从省外入境一部分方能满足。

本世纪初，随着卷烟进入中国市场，外国资本在中国建立卷烟厂并开始在中国境内开发烟叶生产。当时，英美烟草公司不断派遣专业人员到中国各地调查土产烟叶产销情况，探求引种烤烟，他们的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和数十个县，其中包括云南省昆明、通海等地。1914年大英香烟有限公司（British Cigarette Co.Ltd）温斯特德对云南烟叶做了考察，他在报告中对该省种植烤烟得出了否定的结论：“我不赞成在云南省为将来收购本省产烟叶的前景而实验种植烟叶或者花费任何钱财，理由如下：第一，因为这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不适宜于美国烟种的栽培。第二，这里的烟叶价格太高，我们不能期望中国人用美种烟籽培植之烟叶比他们用土种烟籽培植之烟叶所花的费用更低。第三，我们必须支付高额的铁路运输费以及关税、厘金和过境税等费用。总之，到现在为止，本地种植的土种烟叶均为当地消费之用。本省有高山峻岭贯穿全省，可耕种的面积不多，而且人口密集，农民几乎不得不在所有可耕种的土地上种植谷物。我认为这是烟叶种植少而且价格高的原因。”

这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原烤烟生产不断向前发展，而云南一直停留于土产烟叶的种植上。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原烟区相继沦陷，交通阻塞，烟叶进口也相当困难，卷烟原料出现短缺。为开辟烟叶资源，1939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首先在云南昆明附近试种烤烟，未能成功；次年由农业部技正常宗会等带领一批人在蒙自草霸试种烤烟，但又遭挫折。此后，南洋的试种工作未能继续下去。

1939年英美烟草公司为试种烤烟事再次涉足云南。是年2月，财政部长宋子文在香港向英美烟草公司建议派人员去云南考察和帮助试种烤烟。3月，该公司派出两名专业人员会同农业部派出的人员一道到云南考察，他们“在云南到处旅行，在全省找不到一个适宜进行试验和开展工作的地区。”3月28日，调查人员布恩致颐中烟草公司电云：“已经彻底考察了该地区，种植烟草的土地和必需条件是没有希望的。葛先生（农业部葛运成）、艾伦和我都认为提出建议是完全无用的。”

1940年初，云南省政府建设厅致函昆明颐中运销烟草公司，希望该公司提供优良烟种和派专业人员指导生产。结果，该公司除表示赠送少量种子外，对开发烟叶生产仍表示毫无兴趣。上海颐中烟草公司惠特克致香港颐中烟草公司梅里特函称：“从我们的调查和关于云南种植烟叶的适宜性的其他报告看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考虑这件事，因为没有必要试图着手进行不会有结果的事情。而且，运输条件和成本问题大概也不可能使我们从烟叶种植中得到任何好处。”

这样，试种结果和中外“专业人员”的调查结论均表明，在云南发展烤烟生产是毫无希望的。

（二）然而，云南烤烟发展的史实与许多人的主观想象大相径庭。40年代初，一个新的产烟区在西南边陲戏剧般地诞生了，并且迅速步入其成长的轨道。

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尤其是建设厅，对发展云南烤烟生产所表现的热忱及推动作用是不可抹煞的。1940年1月20日云南建设厅致颐中烟草公司函称：“我们十分了解，你们的公司正在将大量最好的烟草种子输送去华北地区，那儿农民正在种植优质烟草，成果显著。有些地区例如潍县和山东省的其他地区现今正在变成中国生产烟叶的最出名的地方„„”云南省政府认为该省天时地利，可以引种和发展烤烟，这对于农村经济“裨益良多”。建设厅得到省政府主席的支持，极力“倡种美烟”，表现出对引进技术和资金发展当地烟叶生产的强烈愿望。

1941年初，建设厅企业局受省政府之命，筹备“云南省烟草改进所”，并于3月1日正式成立。该所负责美种烟叶的试验、栽培、育种和推广等事宜。是年，选定昆明县之长坡为育种场和试验场，富民县为推广试验区。选定品种为美国烟种金元（Go1d Do1lar）。这一年成功地试种180亩，不仅摸索一些经验，还收获烟叶1900公斤。

1942年扩大试种区，第一种植区为富民、禄劝、武定、罗次四县，共种植1026亩，建烤房70座；第二种植区为昆明、玉溪、晋宁三县，共种植1701亩，建烤房32座。这一年两个种植区共收获烤烟87285公斤，其结果也是满意的。

此后，云南烤烟逐步进入正常发展轨道，种植面积继续扩大，发展到开远、宜良、布治、嵩明、寻旬、江川、易门、华宁、弥勒等地。1943年全省种植14292亩，收获450751公斤；1944年种植23594亩，收获946360公斤。1945年以后的几年内，因天灾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烤烟生产的购销出现过一些反复，但总的趋势仍是向前发展的。

云南大张旗鼓倡种美烟，取得成功并逐步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除了当时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强有力的组织管理外，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1.选择良种，尽力保持纯度。1943年以前，金元为云南省推广的品种，种子统由长坡试验场繁育，严禁民间自行留种。1944年起又引进新的良种，经试种和比较，烟草改进所确定淘汰金元品种，而以大金元、特400号和特401号代替之。

2.给种植者发放无息贷款，解决建造烤房、购买燃料和肥料等所需资金；为鼓励开荒，还在有的地方发放垦荒无息贷款。这些贷款在烟叶上市时如数扣还。

3.选用和培训人才。首先是选拔和培训高级指导人员，包括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要求为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毕业并有丰富学识和经验者，多担任一定中高级职务；其次是培训实地工作人员，要求为农村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或初中以上毕业者，一般为技士、助理技术员等，皆赴实地指导工作；第三是地方技工的培训，由烟草改进所各分所负责，为最基层的技术人员。以上专业人员均由烟草改进所雇用。至于对农民的培训与宣传，则不拘时间、地点和形式，如利用农民在“茶馆”喝茶休息的机会，不用召集，宣传政策和讲解技术，其效果甚佳。

4.加强组织运销工作和各项配套设施的建设。1942年4月，云南烟叶复烤厂和云南纸烟厂在昆明建立，为烟叶加工利用开辟了前景。同时，随着生产量的增长，云南烤烟开始销往外地。1947年以后，烟草改进所逐渐裁员和紧缩，但烤烟种植已深入扎根农村，烟农已具一定经验，生产并不受多大影响。在此期间，云南省合作事业管理处参与对烤烟生产的组织管理，尤其在贷款发放、产品收购、运销、价格和市场管理等方面起了主导作用。

1947年云南烤烟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繁荣的时期。当时因连年战争，中原烟区生产处于低谷，卷烟恢复生产后多感原料之不足。这一年春云南省政府颁布了奖励种植美烟的办法，全省种植面积有所增加。是年8月，云南烤烟第一次在上海露面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以致沪、汉、穗等地卷烟厂争相搜购。当时上海颐中烟草公司烟叶部致董事克特珍备忘录称：“上海市场上第一次出现了云南省生产的弗吉尼亚烤烟。从样品看来，这种烟叶品质极好，比现在中国出产的其他类似烟叶要好得多。”一些烟草公司和商人用卡车甚至飞机将云南烤烟运往上海、广州等地，上海市上甲等云南烤烟价最高时每60公斤约值黄金一两。

1948年云南烤烟生产开始出现反复。这一年种植面积扩大到28万多亩，遍布70余县，新种烟农户多缺乏经验，又遇前期旱，后期涝，烟叶产量和品质大受影响。更重要的是内战延续，交通阻滞，不少大烟厂纷纷再次停业，烟叶价格惨跌，农民手里的烟叶难以脱手，生产大受打击。在这样环境下，云南烤烟发展出现了一个低潮阶段。

（三）50年代以后，云南烤烟开始取得长足的进展。下表所列几个有代表性年份的业务统计数字反映1949至1979年30年间的发展情况。

在这30年内，总产量平均每年递增13.9%。此间云南烤烟主要市场在省外，一般年景烟叶调出省的数量大于省内用量。

进入80年代，云南烤烟生产开创了又一个崭新的局面，产量出现一个又一个高峰，质量稳步提高。（1）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逐步贯彻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云南经济的振兴呈现出广阔的前景，烟草业呈现出十分活跃与繁荣的景象，成为该省的重要支柱产业，烟草税在省财政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烤烟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骨干项目。（2）云南卷烟工业抓住时机在全国率先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使卷烟工业处于有利的形势之下，卷烟产量从1980年的89万箱发展到目前近600万箱。优质的原料为卷烟生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反过来，卷烟产品畅销全国，又从深度和广度上为烟叶开拓了市场，各地在争购云南卷烟的同时也争购云南烤烟。实际上，卷烟工业的突飞猛进促进并带动了烤烟生产的大幅度上升。（3）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普及推广科学技术，推动种烟水平提高，对保证烟叶质量并赢得信誉，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至于正确的组织领导以及适宜的管理措施等等对云南烤烟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则是不言而喻的。

1982年，云南烤烟种植面积发展到138万亩，收购烟叶493万担；1985年种植300万亩，收购744万担。1988年云南烤烟生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担，收购970万担，其生产规模和产量超过了河南省而位居全国第一。在此期间，老的产烟区如曲靖、昆明、玉溪等地继续得到巩固和提高，新的产烟区也不断扩展。1991年全省种植370余万亩，预计收购量可达1050万担，将创云南烤烟生产的又一个新记录。从1980到1991年的11年间，云南烤烟产量平均每年递增16%，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

当然，上述云南烤烟生产的发展，主要是就生产规模和产量而言。云南许多地方的烤烟质量虽有较大幅度的改善，但发展很不平衡。就云南烤烟总体质量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至今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今后在提高烟叶质量上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第二篇：云南农垦发展史

云南农垦，一个以从事热带作物种植加工为主的国有特大型企业，一个数十年不断改革创新、积极探索的企业，一个在祖国西南边陲屯垦戍边，谱写了绿色史篇的企业。

五十年成就辉煌路

---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和西方国家切断了中国急需的橡胶等战略物资的运输，而当时全国橡胶种植面积不过4.2万亩，年产干胶仅200吨左右，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打破国际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保证国防及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中央作出建立橡胶基地的战略决策，自力更生发展橡胶事业。于是，年轻共和国的热血儿女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在海南建设我国第一个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基础上，在云南边陲的苍莽荒原之地谱写了艰苦卓绝的屯垦戍边的创业史。转业官兵、科技人员、归侨侨眷、知识青年、支边农民，二十多个民族、数十万人参与了这一伟大事业的开创和建设。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极大关心和支持下，在云南省各级党政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艰辛开拓，云南垦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滇南、滇西南边疆的7个地州，28个县（市）内建立了40个国营农场，开垦面积196万亩，有29万人，在发展橡胶的同时还发展了茶叶、咖啡、热带水果、甘蔗等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经过几十年发展，形成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运建综合经营，科研、生产、文教、卫生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企事业群体。

---橡胶生产是云南农垦的主导产业，云南农垦拥有中国最好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橡胶生产40年来，为云南农垦带来了100多亿元的销售收入，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天然橡胶，节省进口橡胶外汇支出10多亿美元，同时它还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从成立伊始，云南农垦坚持走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道路，从主要对橡胶的研究拓展到对其他热带经济作物、农牧业、机械、化工、医疗等多行业的研究，共取得了340多项科研成果。在橡胶种植研究方面，成功地突破了世界传统植胶区，实现橡胶种植北移，在橡胶种植史上创下奇迹。同时，不断地改革制胶工艺，更新低产胶园，研究橡胶树产排胶规律，改革割胶制度，提高了经济效益。云南农垦已开割的胶林，单产超过了典型热带地区植胶国，居世界领先水平。

第三篇：云南烤烟轮作规划的依据

云南烤烟轮作规划的依据

2006-11-20

烤烟轮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除考虑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外，以烤烟种植区划为基础，对作物种植比例，耕地面积与适宜种烟面积、轮作年限与比例等进一步研究与分析，制定符合云南实际的烤烟轮作规划。

一、烤烟种植区划

不同的烟草种植区域有不同的适生类型。在进行烤烟轮作规划时，要保证规划的面积尽量在最适宜区和适宜区范围之内，压缩次适宜区的种烟面积，充分考虑自然资源和生产条件的整合，确保优质烟叶的生产与发展。

二、土地资源

卫星遥感（rs）技术测定结果表明，全省的总耕地面积为9280多万亩（包括次生林地），其中，水田面积为2157万亩，旱地面积为5641万亩。通过云南烤烟适生类型指标的系统分析，全省适宜种烟的面积为5323万亩，12个种烟州（市）的适宜种烟面积为4828万亩，2004年91个种烟县（区）的适宜种烟面积为3896万亩。

三、作物种植比例

目前，云南的粮食与经济作物种植比例为7:3。考虑粮食安全性问题与种植面积，以及其他作物与烤烟的种植面积与比例，最大轮作规划面积按适宜种烟面积的25％来计比较适宜。由此分析，全省烤烟最大轮作规划面积为1331万亩，其中12个种烟州（市）的最大轮作规划面积为1207万亩，2004年91个种烟县（区）的最大轮作规划面积为974万亩。

另外，云南烤烟轮作间隔年限不尽相同，种植结构较为复杂。借鉴系统论的优化方法，在最大烤烟轮作规划面积的基础上，得出全省烤烟最优轮作规划面积为822万亩，12个种烟州（市）的最优轮作规划面积为746万亩，2004年91个种烟县（区）的最优轮作规划面积为602万亩。

第四篇：20世纪唐诗研究述略

20世纪唐诗研究述略

20世纪唐诗研究述略

大致说来，20世纪初期，传统的学术形态仍有所衍流，而新型的唐诗观已然发端。属于前一类型的，如陈衍《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王ｋǎｉ＠①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老人论诗册子》《王志论诗》及其选批的《唐诗选》（订补本）、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宋育仁《三唐诗品》、朱宝莹《诗式》、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以及光明甫《论文诗说》（未刊稿）等，不仅多还承袭以往的诗话、诗品、笔记、选批、论诗诗等形式来解说和品评唐诗，在思想见解上也大抵未越出前人的樊篱，尽管具体论述中时有精义可参。但就在这个时候，某些新的观念已开始萌生。胡适于1915年发表《读白居易〈与元九书〉》和《读香山诗琐记》两文，以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即写实主义）的分派来解说唐诗，称白居易为实际派领袖，上承杜甫《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诸作的创作倾向，而与并时的李绅、元稹等同气相求，开了引西方文论入唐诗研究的新风气。同年9月起，吴宓在《清华周刊》上连续载出其《余生随笔》，其中多则论及唐诗，他以唐宋诗之变迁为贵族派向平民派之转移，杜甫正当交接之会，乃“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至白居易则已纯然平民派，这个观点不仅成为“五四”时期倡扬“平民文学”的先导，对后来的文学史家影响尤巨。至1922年，又有梁启超发表其讲演稿《情圣杜甫》，他把历来加于杜甫身上的“诗圣”徽号改作“情圣”，实际上反映着他不以“言志”、“载道”为依归，而认“诗为表情之具”（见《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二）的思想立场，在唐诗研究领域鲜明地树起了人本的旗帜。

经过世纪之初的酝酿和发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唐诗研究著作陆续产生。概述性的如费有容《唐诗研究》（大东书局1926）、许文玉《唐诗综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胡云翼《唐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苏雪林《唐诗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杨启高《唐代诗学》（南京正中书局1935），专题性的如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陆晶清《唐代女诗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孙ｌｉáｎｇ＠②工《唐代的劳动文艺》（上海东亚图书馆1932）、刘开荣《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或从整体概括，或就局部开发，均能自出手眼，不囿于传统，其表述的系统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亦迥异于前人的诗话、诗论。此外，对具体作家如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孟郊、韩愈、白居易、贾岛、李贺、杜牧、李商隐、罗隐、韦庄等，亦皆有年谱、评传、研究专著及论文问世，体现着进入现代学术领域的唐诗研究的初步业绩。

这个时期的学者中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钱钟书诸家。闻一多给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以此为凭藉来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便有一个纵贯全局的眼光。他的《唐诗杂论》和后经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皆为未完成的著述，却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宏通视野，至今还给人以启迪；所选《唐诗大系》，亦能突破传统正变观的拘限，多从艺术性着眼，成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对唐诗的题材、作法、体裁、流变、格律、声调等问题有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为阅读和批评唐诗指示了门径；所撰《经典常读》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门户之见，主张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衡量宋诗变唐的利弊得失，使得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有了明确的方向，也给后来缪钺、钱钟书等有关唐宋诗风的异同比较提供了依据。陈寅恪和岑仲勉，则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观照唐诗，所创“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史学与诗学熔为一炉，不仅丰富了诗、史双方的研究资料，还广泛涉及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科举、宗教以及民族交往、国际交流与诗歌创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展现出文学与人生诸方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至于钱钟书《谈艺录》一书系用传统笔记体裁写成（其中相当部分述及唐诗），虽不重理论建构，而每下一断语，必穷源竟委地引证中外古今文献资料，以期在互参互证中使问题得到生发，故被誉为文学上比较研究之典型。以上诸家各从不同的思路进入唐诗园地，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20世纪古典文学学科皆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开始，唐诗研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兴起，推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有计划开展，一系列唐人别集、总集和研究资料的校点、诂笺、编年、集成被提上议事日程，作家传记、年谱、评论等撰著也获得了新的势头。像《唐人选唐诗》（十种）、《唐诗纪事》、《全唐诗》、《钱注杜诗》的校点行世，《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宋本杜工部集》的影印流布，研究资料汇编如《白居易卷》、《柳宗元卷》、《杜甫卷》（唐宋之部）的辑成，新著如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萧涤非《杜甫研究》（人民出版社1956）、傅庚生《杜甫诗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林庚《诗人李白》（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詹ｙīｎｇ＠③《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孙望《元次山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褚斌杰（白居易评传》（作家出版社195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订补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钱钟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吴文治《柳宗元评传》（中华书局1962），皆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成果。唐诗的普及也是一项重点工作，各种选本、译诗、鉴赏指导与知识读物的盛行。这类读物中亦有层次较高、能达到雅俗共赏水平的，如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刘逸生《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61）以及冯至等《杜甫诗选》（作家出版社1956）、陈贻ｘìｎ＠④《王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顾肇仓等《白居易诗选》（作家出版社1962），都能为学界人士提供参考。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还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在唯物史观的引导下，人们普遍关注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侧重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角度来把握唐诗流变，并努力发掘作家创作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之间的种种关联。这一新的观念在当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包括断代专史、专论如周祖ｚｈｕàｎ＠⑤《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王士菁《唐代诗歌》（人民出版社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唐诗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刘开扬《唐诗论文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里，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诸大家一时成为研究的热门，更突出地表明了这层关系。但是，由于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带有相当程度的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成份，如不适当地夸大经济、政治的决定作用而忽略历史文化其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片面宣扬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传统而贬抑人的多方面的审美需求，从而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化和评判标准上的唯政治功利化，连带累及一些很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如有关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等探讨。待到十年**期间，形而上学的倾向越演越烈，以至用“儒法斗争”来贯穿整个文学史，让每个作家按线站队，人为地扬李抑杜、褒柳贬韩，完全脱离了学术规范，造成思想上的极度混乱。

唐诗研究的再度繁荣，是70年代末以后的事。在这最近20来年间，思想的活跃、队伍的壮大、学会的组织、对外的开放，从各个方面推进研究工作，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向。

其一是资料建设的加强。资料及其考辨，是科学工作的基础，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新时期唐诗研究的首要位置，其成绩也最为显著。诗篇辑佚方面，继王重民于60年代辑成《补全唐诗》104首和《补全唐诗拾遗》127首，后有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收诗830首，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收诗1000余首，陈尚君《全唐诗续拾》60卷收诗4300余首，并经陈尚君统一整理、汇编为《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删繁订误，共得诗6300余首。诗集笺校方面，康金声等《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郭鹏《寒山诗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2）、陈铁民与侯忠义《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瞿蜕园与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陶敏等《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华忱之等《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瞿蜕园《刘禹锡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等，都是具见功力的注本，而詹ｙīｎｇ＠③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和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9），更带有结集的性质。诗人诗作考订方面，除单个作家的年谱、传记外，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及其《续编》（巴蜀书社1987）、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1989）、吴汝煜等《全唐诗人名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等，都是把考证工作放到唐代历史文献参合比较的大范围里展开而有新的创获，特别是傅璇琮主编并有全国20多位学者专家通力合作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一书（中华书局1987-1995），对唐代近400余诗人的生平事迹加以系统爬罗梳理，称得上集大成之作。其余如书目、版本研究方面，有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陈伯海与朱易安《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以及台湾学者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集目》正续编（五南图书公司1996）等；研究资料集成方面，除中华书局续刊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李白、韩愈、李贺、李商隐数家外，另有傅璇琮等《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等。

其二是研究领域的开拓。针对以往的研究工作多集中于几个大诗人身上的不足，新时期唐诗研究有了全方位的拓展。大家续有深入，甚至像初唐宫廷诗人、大历诗人群、晚唐诗人群以及其他过去不被人注目的“小家”，亦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对象正逐步由单个作家向综合性课题转移，且广泛涉及各个领域。其中综论唐诗的，有陈贻ｘìｎ＠④《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房日晰《唐诗比较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邓仕梁《唐宋诗风》（台湾书店1998）等；集中考察一个时段的，有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东方出版社1997）、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傅绍良《盛唐文化精神与诗人人格》（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与《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吕正惠《元和诗人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文所1983）、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分体论述的，有黄盛雄《唐人绝句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周啸天《唐绝句史》（重庆出版社1987）、赵谦《唐七律艺术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孙琴安《唐代律诗探索》（西南交大出版社1998）、王锡九《唐代的七言古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张修容《中唐乐府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等；按题材及流派着眼的，有许总《唐诗体派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蔡石麟《晚唐社会诗研究》（台北复文出版社1986）、洪赞《唐代战争诗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冯艺超《唐诗中和亲主题研究》（台北天山出版社1994）、颜进雄《唐代游仙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王隆升《唐代登临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林香伶《唐代游侠诗歌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黄浴沂《唐代新乐府及其代表作品》（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等；追索唐诗与社会历史文化各部门之间关系的，除漓江出版社1996年刊行的系列丛书《唐诗与舞蹈》（张明非）、《唐诗与庄园文化》（林继中）、《唐诗与音乐》（朱易安）、《唐诗与绘画》（陶文鹏）、《唐诗与科举》（陈飞）、《唐诗与道教》（黄世中）之外，尚有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陈华昌《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萧丽华《唐代诗歌与禅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查屏球《唐学与唐诗》（商务印书馆2000）等，其中最热闹的话题还是唐诗与音乐、与佛教的关系；另外，有关唐诗接受史的研究亦已展开，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鹭江出版社1996）、蔡瑜《唐诗学探索》（台北里仁书局1997）、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乃至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等，皆已显示了初步的业绩。在这方方面面成果的基础上，遂有加以总结、提炼，以期对唐诗作一宏观、整体把握的需要，像刘开扬《唐诗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罗宗强《唐诗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张步云《唐代诗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许总《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杨世明《唐诗史》（重庆出版社1996），都是新形势下的史学专著，给唐诗发展流程勾画出更翔实也更精细的脉络；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郭扬《唐诗学引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则带有横向归纳的性质，就唐诗的质性、渊源、流变、体类、流派、法式及学术史诸问题进行概括，试图为新一代唐诗学的理论建构开辟途径。

第三是艺术品评的深化。唐诗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本是50年代以来的基本趋势，到这个阶段越形发达，各类读本和辅助阅读、欣赏的文字风行，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加强，多种工具书的编纂，构成新时期学术园地的独特景观。选本中较有影响者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以其选诗风格多样化和作家小传中掺入艺术风格点评而被人看重，其后马茂元与赵昌平《唐诗三百首新编》（岳麓书社1985）、葛兆光《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唐诗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亦时有精到评议，富寿荪等《干首唐人绝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霍松林等《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则以收辑前人评语见长，而陈伯海主编的《唐诗汇评》三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选诗5000余首而又汇录大量历代论评资料，或具有集成的意义。鉴赏读物本时期由沈祖ｆēｎ＠⑥《唐人七绝诗浅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肇端，体贴深细，说解明白，深受读者欢迎，而后追随者甚众，按体、按类、按流派、按作家分别成书或综合编纂者层出不穷，而以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唐诗鉴赏辞典》（1983年版，解诗1000余首）为其顶峰。施蛰存所撰《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不以赏析为限，一题一议，广搜博考，切实有用，也为后学开了治唐诗的法门。这些书籍的印行，无疑对普及唐诗起到良好的作用。与此同时，唐诗艺术的理论性总结渐受重视，先后出版了陈铭《唐诗美学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王明居《唐诗风格美新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师长泰《唐诗艺术技巧》（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李浩《唐诗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与《唐诗的美学阐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诸作，有关唐诗意象、结构、语言和艺术风貌的专论更不在少数。至于大型工具书如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和周祖ｚｈｕàｎ＠⑤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成为查考和研究唐诗的必备工具书，而王洪等《唐诗百科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范之麟等《全唐诗典故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马东田等《唐诗分类大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张忠纲等《全唐诗大辞典》（语文出版社2000），亦皆有助于唐诗的阅读与会通。

最后是理论方法的更新。80年代以来唐诗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跟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分不开的。一反“文革”以前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猖獗，新时期的学人普遍意识到要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地评述历史。为此，不仅大力加强史料建设与实证工作，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论争，如李杜优劣、韩柳异同、白居易讽谕诗论、《长恨歌》的主题、李商隐《无题》与《锦瑟》诗的寄托、《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的关系，以及重加讨论的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唐代边塞诗评价、新乐府运动等，大都能避免极端、片面化的思想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和交换意见，有助于较全面的认识的形成。在此期间，人们还注意继承并发扬前辈学者讲求历史的整体联系和文史会通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尽力深入诗歌自身的流程，探索并抉发出唐诗流变中的各个构成环节，使一部诗歌史的演化轨迹能完整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力求超越就诗论诗的局限，尝试将唐诗与唐代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多重交会作一总体把握。这就大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并推动各种综合性课题得以充分开发。80年代后期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日趋活跃，各种更新的思潮如心理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乃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纷涌而来，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研讨也正在热烈地展开，这对于唐诗领域的理论创新必将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当然，不同民族文学传统特别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理论方法并不能简单移植，要有一个根据所研究的对象加以逐步消化和改造的过程，其最终会开辟出怎样宽广的前景，我们且寄以厚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门里加岂

＠②原字亻加良

＠③原字钅加英

＠④原字火加欣

＠⑤原字讠加巽

＠⑥原字芬下加木

第五篇：幼儿教师学习方式述略

幼儿教师学习方式述略

一、教师阅读

阅读书刊，即读书。将读书列为幼儿教师学习方式之首，是因为读书是教师的本分，教师是与书本、与知识打交道的职业。经典教育著作记述着人类在在几千年的教育历史中所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教育思想，阅读经典，走进教育家的思想世界，与名家对话，是幼儿教师汲取着教育思想的营养，寻求着教育智慧的源头，也是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条件。著名学者朱永新在《专业阅读：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石》一文中有一些精辟的语录：“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如果没有教师的阅读，就没有教师的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与发展”。

同时，虽然不同人的学习风格不同，有的擅长通过阅读相关书本进行学习，有的喜欢通过与他人进行交谈、与他人进行协作式的学习，有的倾向于在想象中或是对现实的模拟中进行学习等等。但对幼儿教师学习来说，读书仍是一种操作方便、经济实用、且最能持久进行的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操作方便”指的是读书与其他专业学习方式相比（如短期脱产培训、专家讲座、外出观摩学习等），读书在地点、时间、进度上等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教师既可以用相对完整的时间，也可以化整为零地充分利用一些“边角”时间来学习，全然不必考虑所谓的“工学矛盾”问题；学习进度也完全可以依自己的实际情况或快或慢自如安排。“经济实用”最主要指的是对幼儿园来说，倡导教师读书是一种在经济上投入最少，却又能使所投入的有限的学习经费在最大范围上让更多的教师受益。不管是短期脱产培训、或是外出参观学习的费用都是较为昂贵的，且能享受到这样的学习机会的教师总是较为少数的。读书所独具的“操作方便、经济实用”的特点，也就决定着读书是幼儿教师最能持久进行的一种学习方式。相比之下，短期脱产培训也罢、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交流或观摩学习也罢，都只能说是一种短暂性的、间断性的学习活动，客观上是无以持久进行的。

幼儿教师阅读质量的保证取决于教师阅读的“四性”，即“合理性、计划性、批判性和有效性”（杨骞，溪海燕，《教师学习的应然分析》，《新课程研究·教师教育》，2007年第10期）。幼儿教师阅读的“合理性”指的是教师阅读的内容，既要广博涉猎，又要能体现术有专攻，做到“博专结合”。目前所倡导的教师阅读的范畴主要有，用来获取广泛的人文和社会知识的生活智慧类阅读；用于学习和理解新的教育理念的教育理论类阅读，包括教育著作、教育期刊所刊载的优秀论文、报告等；用于滋养心灵、温润生命的教育散文类阅读，包括优秀的文学作品、优美的教育随笔、教育日记和教育感悟等。“计划性”指的是教师在忙碌的工作中要对阅读时间、阅读书目、阅读量作个安排，以保障读书活动的有序进行，同时也有利于教师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批判性”指的是教师在阅读时不能盲从，要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带者思考去阅读。“有效性”则是教师在阅读时要及时地做好读书笔记。徐特立有句名言，“不动笔墨不读书”。“动笔墨”就是做笔记。教师做读书笔记就是要及时对阅读过程所获取的各种信息进行分析与处理，并随时记录自己的读书心得。

教师阅读在倡导自主性的同时，更主张幼儿园从管理层面提供外部性的支持，予以教师读书活动制度化，比如，启动“书香校园”工程、成立“教师读书交流会”、“教师读书报告会”等。通过管理手段为教师间阅读提供一个交流、讨论，以及教师阅读行为予以鼓励引导，依管理在幼儿园营造一种“教师阅读场”，并以此催化教师读书文化的滋生、发展，为创建学习型幼儿园作铺垫。

二、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是教师以自己的教学活动为思考对象,来对自己所作出的行为、决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的过程。教学活动是幼儿教师职场活动的主要方式，教师以教学活动作为自我省思的对象，通过对教学活动的不断反省自己，就可以发现问题，改正不足，不断地完善自己。充分体现了“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职场学习特点。

教学反思是幼儿教师学习的主要方式，更是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前提。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波斯纳（G．J．posner）曾提出一个教师成长的简明公式（皮连生主编：《学与教的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页）：经验+反思=成长，并指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至多只能形成肤浅的知识。如果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思考，那么他的发展将大受限制。教学反思是教师活化过去教学经验，寻找教师教学行为背后的理论，唤醒教师专业自觉意识的重要策略。

教学反思从时间的角度来划分，即教师所反思的“行为与效果”有即将发生（即将作出）、正在发生和发生后，可以将教学反思分为“前反思、中反思与后反思”三种形式。前反思是在教学前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具有前瞻性，能使教学成为一种自觉的实践，并有效地提高教师的教学预测和分析能力；中反思是在教学中进行反思，即及时、自动地在行动过程中反思，这种反思具有监控性，能使教学高质高效地进行，并有助于提高教师的调控和应变能力；后反思是在教学后进行的反思，在行动结束后进行有批判地反思，这种反思具有批判性，能使教学经验理论化，并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总结能力和评价能力。

作为幼儿教师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的教学反思，应该鼓励教师将教学反思结果尽可能详尽的文字将反思的结果表述出来，这既利于教师对反思工作做得深刻全面，概念更加明晰化；同时也利于教师间就教学反思的经验进行更有效的讨论与交流。目前适宜幼儿教师表达教师教学反思的文本化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教育方案设计说明

教育方案设计说明（或简称为“设计说明”）主要是用于表述前反思的结果，是教师在活动实施前，对其所设计的教育方案进行反思。即对其为什么要这样做进行一番深刻的解释，以保证即将实施的“实践”是处于一种“自觉”的状态之中，而不是“己已昏昏”。

在“设计说明”中，一般要包括如下内容：①为什么我要开展这一教育活动（选材的理由）？②为什么我要采用这些教育方式（比如游戏、教学，主题、领域等等）？③为什么我要采用这些教育形式（集中、小组、个人等）？④为什么我要采用这些方法？⑤为什么我要选用这些手段（直观教具、多媒体课件等）？⑥为什么活动环节要作这样安排？等等。上述这些内容，在一份教育方案设计说明中，并非要求要面面俱到，而应有所侧重。

教育方案设计说明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所谓的“说课稿”，但其与以前我们所说的“教育活动设计意图”不同，“活动设计意图”指的是教师在设计该活动方案时想要表达或预期想要达到的某种主观想法或效果。

2、课堂智慧

课堂智慧，或称为“教学智慧”，主要是用来表述教师中反思的结果，其所展示的是教师在活动实施过程中是如何机智地处理好一些具体情况，特别是一些突发性的事件，事后的我对当时的我的这一“机智”有何感想。它的写作要求：①要清楚地交代出当时的具体情景；②要清楚地交代出在当时的这一情景下，我本来是怎样想的？是想怎样做的？③在当时的这一情景中，后来我是如何机智地处理的，效果如何？④事后，我个人对这件事是怎样看的？怎样想的？即这件事对我有何启示或感想？前面的①②③三点是属于“叙”的写法，第④点是属于“议”的写法。在“议”的这一部分的表达一般要求言简意赅，能点题即可。

3、教后感

教后感，或称为“课后小结”，主要是用来表述教师后反思的结果。它既可以是对某活动的整个过程作总体性的反思，也可以是对某活动中某一环节、某一问题进行局部性的反思。但一般来讲，如果能从一个具体的教育活动片断或细节出发，可能更有利于教师更深入地对教育活动作独到的探索与思考，即能“反思到‘点子’上去”，避免面面俱到，泛泛而谈。

不管是总体性或是局部性的反思，都务必要交代清楚本人所“感”，或所“小结”的内容是什么？这些“内容”可以是好的经验，也可以是存在的不足。如果是好的经验，那么，这一好的经验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好的经验？即通过反思，将经验理论化。如果是存在的不足，那么，所存在的不足是什么？为什么会存在这些不足（在寻找这些“不足”，应主要从自身找原因）？应怎样办？

4、教育随笔（札记、手记）

教育随笔（札记、手记），主要是用来记录教师后反思的结果，是针对教育教学中所发生的某一教育事件（本人是这件事的当事人，而不是这件事的“观察者”），我在这件事情上对我的所言所行，在事后我是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审视的，我从这件事件中获得什么样的触动、震撼、启示。教育随笔是一种较灵活的文体形式，它可以用来表达作者对某一教育事件的各种思索。但思索并不等于反思，反思指的是教师以自己的职业活动为思考对象，对自己在职业中所做出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的过程。笔者认为，在一份好的反思材料中，应让人们看到两个“我”在对“同一事件”的“对话、检讨”。一个是“事件中的我”，一个是“事件后的我”；一个是“当时的我”，一个是“现在的我”；一个是“作为被观察者的我”，一个是“作为观察者的我”等等。因此，可以这样说，教育随笔这一文体形式可以用来表达教育反思的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教育随笔所不但的都是教育反思的结果。

5、教育案例

案例是包含有问题或者说疑难情境在内的真实发生的典型性事件。“这一典型事件”发生在教育领域，就称为“教育案例”。教育案例，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教育情境的故事。人们在叙述一个故事的同时，还常常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点评），因而可以这样说，一个教育案例，就是一个生动的故事加上精彩的点评。

教育案例的撰写应紧扣其五大结构要素来展开①：①背景。案例需要向读者交代故事发生的有关情况：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等。背景介绍并不需要面面俱到，重要的是说明故事的发生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条件。②主题。案例中主题就是案例中所要反应的问题，比如是要说明如何激发幼儿的主体性，还是说如何丰富幼儿游戏的情节等等。③细节。有了主题，写作时就不会有闻必录，而是对原始材料进行筛选，有针对性地向读者交代特定的内容。比如，介绍教师如何根据幼儿的兴趣，帮助幼儿生成游戏的主题，就要将游戏的主题是如何出现的，教师又是如何加以引导、提升的，要将这一过程（特别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性细节）要写清楚。④结果。教育案例不仅要说明教育活动的思路，描述活动的过程，还要交代活动的结果——某种教育教学措施的即时效果，包括幼儿的反应和教师的感受等。⑤评析。对于案例所反映的主题和内容，包括教育教学的指导思想、过程、结果，以及利弊得失，作者要有一定的看法和分析。评析是在记叙基础上的议论，可以进一步揭示事件的意义和价值。

案例的编写，可以是别人通过观察、记录下来的真实故事，再加上观察者的评析，即“实例+评析”；也可以是自己写自己的故事，并加上自己的点评。后者的这种教育案例是我们所认为的记录教育反思结果的文体形式。

三、课例研究

课例研究（lessonstudy），是由两个以上的教师组成一个小组，基于对有效教学理念的追求，以真实课堂教学为载体而进行的一种教学行动研究，其基本操作过程（刘竑波．日本在职教师教育实践模式——“授业研究”探析[J]．教师教育研究，2006．（2）：71．）：①定义问题及其范畴。对具体的课而言，就是教学内容。②备课。目标放在如何使授课促进学生学习；可以先想想其他教师怎样上同类的课。③授课。小组的其他老师观察并录像，以便事后分析。④评课和反思。听取其他同事的意见和建议。⑤修改教案。尤其是那些学生不甚明了的部分。⑥用修改了的教案在另一个班授课。上次听课的教师（甚至全校教师都来）听课。⑦进一步的评价和反思，全体教师一起参与。⑧分享结果。把授课过程报告与本校教师乃至来自其他学校或地区的教师分享，并共同观察再一次教学。从课例研究运行机制来看，其与传统的“听评课”教研学习方式一个明显的区别，就在于课例研究重视“行为跟进”。“行为跟进”利于参与者特别是执教者再次验证和内化有关观念与做法，或再次发现该活动可能存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的机会。这种始于日本课例研究，其实也是幼儿教师合作学习的重要方式。

课例研究是一种真正“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其实际展开的过程就是教师群体（研究小组）基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专业成长这一共同愿景而展开的一种合作性学习的过程。在课例研究中，参与的每个教师都承担着各自的责任，都在为课例研究工作的开展作出努力；同时也都可以借助他人“明澈之镜”来反观自己，都可以通过与他人视阈的融合来扩大自己的视阈，而从中获得进步。课例研究所追求的这种“互惠共赢”的效益，反过来又可以更进一步地促进该活动形式得以不断深入而持续的开展。而教师在这种不断持续深入的互动合作中，又可以不断地增进彼此间的相互了解，不断地加深对合作学习的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形成起一种拥有共同愿景，相互信任、尊重、坦诚、开放、交流、分享的专业生活方式，即建立起一种利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坚实基石——专业学习共同体。课例研究所主张的务实合作的研究观以及追求互惠共赢的效益观，让教师在一次又一次深入的教学研讨活动中，在一次又一次地向同伴打开自己的教室之门中，去逐步增进教师间的信任，逐步增强教师对合作的重要性的认识，并逐步地引起他们“心智模式的改善”，改变他们对教师教学活动方式的固有看法，摒弃“单干”而自觉地走向合作。可以这样说，课例研究是建立专业学习共同体的最佳载体。

课例研究的运作方式，主要有“多人上一课”和“一课多人上”。所谓“多人上一课”指的是研究小组的几个教师连续上同一活动内容，但教学行为却不断地改进。所谓“一课多人上”指的是同一活动内容，由研究小组不同的教师来上。就两种形式而言，“一课多人上”这一方式在教师选择上宜选用水平相当，通过让她们同台献艺，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彼此各有千秋、异彩纷呈，而并不是要让他们比个高低。相反如果在同台献艺的老师选择上，明显存在水平的差异，则有可能因会给水平较弱的老师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而影响课例研究的运行的质量。因而，宜先采用“多人上一课”这一形式，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再尝试“一课多人上”。

但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在推行课例研究的过程中，务必要注意以下的问题：①应努力将研讨建立在以先进的教育理念来引领上，要努力运用一定的理论来看待实践的问题。②每个人都要明确在每次活动中的具体任务，要积极而主动地分担起参研者的责任。③应努力做到精研，要保证有充分的时间在“研”上做工夫，努力将有限的课例研深、研透，防止走过场。一个完整的课例研究所需要的时间一般为10-15小时（3周内）。④参研教师应做好个人研讨的记录工作，养成将研讨情况及时“记下来”的好习惯。⑤一个课例结束后，每个人都应及时地以一定方式梳理自己的思路，包括自己从这一课例研究中获得了什么？或是尚有困惑是什么？以使自己的专业能在不断的反思中获得持续的成长。

四、短期专业培训

短期专业培训是幼儿教师较为传统的学习与进修方式，它是指将幼儿教师集中在某一培训地点，对幼儿教师进行有关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集中研修培训。虽然当前人们对短期专业培训颇有微词，但据笔者本人曾于2006年10月所做的一项关于幼儿教师认为最有效的学习方式（途径）问卷调查来看，在所罗列八种学习方式（途径）（吴振东：《幼儿教师学习与专业发展——基于泉州市公办园教师学习现状调查的分析与思考》，《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年第10期，第6—7页）：接受培训（包括听专家报告），自学专业书刊，上专业网站与他人进行网上交流讨论，与专家对话，教学现场观摩（但没有组织相应的评议活动），教学自我反思，基于实际问题的探究性学习（包括开展课题研究），与同伴进行案例分析（包括参加现场教学观摩后的评议活动）。结果显示，“接受培训（包括听专家报告）”位居第三位，说明对幼儿教师来讲，“接受培训（包括听专家报告）”这种学习方式还是深受他们欢迎，是仍有一定的生命力。事实表明，短期专业培训在传播、普及先进教育理念，有着其它学习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优势。

短期专业培训就其组织形式来讲，有院校培训和校本培训之分。院校培训主要是以培训院校为基地，利用培训院校的教育资源对职后教师所实施的以理论教学与研究为主的培训，在我国的院校培训主要有由教师进修学校与教育学院组织的针对新教师和骨干教师的培训。而近年来时兴的校本培训因其有较强的针对性与灵活性，因而深受一线教师青睐。校本培训是一种源于学校的发展需要，由学校发起和规划的，旨在满足学校与教师发展需要的主要是在校内进行的学习与培训的活动。（毕田增，赵敬春著：《走进校本学习与培训》，开明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除了培训机制的改变外，目前各类短期专业培训方式也改变以前授受式培训，逐步朝着对话互动式、参与式方向发展。参与式培训强调让所有卷入的人都沉浸在学习活动中，可以自由地表达和交流自己的经验和观点，在相互对话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思想和认识，丰富个人体验，参与到集体决策中去，改变个人和集体的现状。有学者总结出参与式培训的简要流程：相互认识——组建小组（调动小组动力、活跃小组气氛）——预热：小组互动技巧训练（练习倾听、学会分析）——小组活动——成果展示——反思评议。（曾琦，杜蕾：《参与式教师培训的基本流程解析》，《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1期，第27页。）

对新教育理念的培训也努力采用案例分析、“举证”理论等方式，重视幼儿教师接受教育理论的已有的知识背景与经验，主张让幼儿教师建立在自己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式学习、理解性学习，鼓励一线教师将“学懂的做出来，做好的写出来”的理论学习与培训的新观念。

五、“听评课”教研活动

参加园内的“听评课”教研活动是幼儿园教研活动常态形式，也是幼儿教师间进行观察学习、反思学习的可行、有效的方式。从开课类型来看，“听评课”教研活动形式有：新教师的过关课、骨干教师的探索课和教学名师的展示课。其运行流程大致为：教学观摩（同行观摩执教教师现场教学）——教学评议（执教教师说明活动设计意图及课后反思——同伴互助式评议——业务园长、园内骨干教师或教学名师点评）。

“听评课”教研活动是以追求有效教学为目的，以某位教师的课堂教学为载体展开交流讨论，利于教师间教学智慧碰撞，利于参研教师通过观察学习、反思学习建构自己的教育智慧，改善自己的教学行为。“听评课”教研活动所具有的现场感、亲近感（感同身受，虽不是自己执教，但可以从执教教师寻找自己的可能的影子），可以说，“听评课”教研活动是一种“地对地”实打实的学习，也是幼儿教师最受欢迎的职场学习方式。如果评议工作有专业人员参与与承担，特别是来自高校教师或专业科研机构专业人员，那么，这个基于现场教学观摩与评议，就是属于高质量的教学现场专业对话。这种专业对话由于是建立在专业人士深入一线教师的教学现场，进入课堂教学现场观察、一起开展课后反思评课等互动交流活动基础上，因而，专业人士提出的针对性的指导性建议意见容易被一线教师所接受。

关于教学现场专业对话，即专业人员的评课，叶澜教授特别强调“专业人员的评课不只是指向教师教学行为中呈现的问题，而且要指向对呈现行为背后的思想观念的剖析（捉虫）；评课不能只满足于问题的揭示，还要提出改进、重建教学行为和观念的具体建议，使教师结合自己的课，对新理念指导下的具体教学行为的形态是什么有所启发，对理论与实践在教学中的内在关系有所体悟（喔’效应）。”（叶澜．总报告：世纪初中国基础教育学校“转型性变革”的理论与实践[A]．叶澜．“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报告集[C]．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28．31．）

同时，教学现场专业对话要讲究专业引领的回应技巧。专业引领的回应技巧主要有如下五种方式：

1、聚合策略在以教学现场为载体的教研活动中，有时会出现教师因缺乏发现内嵌在教学现场的核心问题的能力，而导致研讨中出现大家发言的“议题”过于零散，而无法作实质而深入的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现场主持人无法很好地加以驾控，那么，作为担任指导职责的专业人员就应站在比较高的层面上，将散点式的问题加以有机地整合成线索鲜明的议题，并借此引导教师进一步明确研讨的方向，为深层次的专业回应作好准备。

2、深化策略在教学现场指导中，专业人员应尽量地透过互动的过程去了解教师内隐的观念和真实的想法。为此，专业人员在遇到关键的问题时，就有必要对一线教师前面所说的某一观点、概念、时间，或行为作进一步的追问。追问的原则[2]：一是就对方自己所使用过的语言和概念来进行追问，比如：“您刚才在谈到幼儿园课程改革时曾经使用了‘整合’这个词，请问这是什么意思？”。二是要注重保持对方阐述看法时的流畅性，一般来讲，对于一些细节不太清楚（如教师教龄、班生数等），可以当即进行追问；而对于一些追问的内容涉及到重大概念（如“园本课程”、“方案活动”等），专业人员应该等教师表述完后，再进行追问。另外，有时遇到教师所提的问题的指向性过于宽泛，专业人员为更进一步了解一线教师的真实观点，也可以顺着教师的思路，用一两句话总结一下，使观点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化，比如，……，您刚才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吗？

3、唤醒策略有时有的教师由于缺乏深入思考，而出现问题提得过于率意，或看法谈得过于肤浅的现象。这时需要专业人员通过反问的方式，以引起教师对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比如，有一次在区域活动教学现场指导中，一位教师认为：区域活动的目标不像集中活动那么明确，在区域活动中看到的都是幼儿在玩，好像对幼儿的发展没有都大的促进作用。大家知道，“玩中学”是幼儿的学习特点，这对幼儿教师来讲是专业常识，显然的，该教师在提这一问题是比较率意的，这时，专业人员就可以通过反问的方式促使他再次思考，比如：玩是幼儿学习的重要特点吗？衡量一个活动对幼儿有否发展价值的指标是什么？

4、委婉策略有时教师谈的看法，或提的问题，价值性不高，有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时如果作直接的回应，势必会使现场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因而需要采用一些委婉的方式予以间接回应，比如，可以请该教师带着问题去阅读某方面的相关文献，让教师在这种阅读相关理论的专业隐性引领中自动修正自己的观点，提高认识。当然，如有可能有时也可以将这种低质量甚至是错误的问题与其他相似的有价值的问题巧妙地嫁接起来，比如：某某教师所提的看法与某某老师的看法其实涉及的是同一问题，大家可以就这两种看法进一步谈谈自己的意见。

5、留疑策略有时教师提的问题，虽很有价值，但明显不是依靠一两次研讨活动就能解决的，而是需用较长的时间作进一步深入的研讨。这时专业人员就可以以该教师所提的这一问题加以适当的加工提炼，以留疑的方式作为大家今后继续研究的方向，鼓励大家今后对这一问题多关注与多思考。

六、教学课题研究

开展教学课题研究是加速教师专业发展速度的有效途径，也是青年教师由经验型走向专家型的标志。因而，学会如何进行教学研究是教师学习的一门必修课。开展教学课题研究就是倡导一种在工作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对自己的经验进行科学批判性思考，探求新思路、新方法，创造性开展工作的一种职场习惯。对于幼儿教师开展教学课题研究，主张以教学困惑为视角，小切口，深分析，以行动研究法去解决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同时也主张以优秀教育案例、经验总结、教育随笔等来作为小课题的成果形式。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幼儿教师在开展教学课题研究时要养成做好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工作。课题研究计划的实施过程，就是课题研究资料的收集过程。没有第一手鲜活的事实资料，就无法对课题研究的效果作准确的判断；没有足够丰富的研究资料，课题的研究就无法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因为没有大量的事实资料作基础，就难以形成足以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在计划实施过程中，研究者应充分考虑好资料的收集与分析的工作。

1、应如实而及时地记录计划的执行情况所谓的如实记录（收集），是指研究者应以严肃、严格、严密的态度，认真对待资料的收集工作。具体而言，研究者在记录资料时，一是应尽可能做到资料是来自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不能掺杂个人的任何的主观偏见或推测。如果有些部分是属于研究者对现象所作的解释，则应明确地加以注明，以免与客观事实相混淆起来。二是在记录时应力求全面、系统和准确。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记录资料时，事先就需对所应记录的内容做到胸中有数，以保证记录的目的性与所收集的资料的价值性。如果一位研究者在资料的记录时是“东抓一片，西取一鳞”，那么，这种过于零碎、模糊的资料的价值性显然是不高的，是难以为课题的研究所用。所谓的及时记录，是指研究者应坚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所需的资料记录下来。对资料作及时记录，一是可以避免大量的资料因随时间的推移而遗失；二是有助于研究者根据已有的资料及时地理清思路，比如，已有的资料能否说明什么问题？或可否提出什么问题？是否能够形成一些观点、看法？等等；三是有助于研究者能及时地发现问题，做好纠偏工作，比如对收集材料的原有步骤与方法需要改进否？如果需要改进，则应采取怎样的相应的措施等？

2、应紧扣研究目标作记录与分析如上所述，在计划实施时，研究者应将计划的实施情况加以如实而及时记录，那么，在具体的操作中，研究者到底要记录些什么？如何记录呢？毫无疑问地，在计划实施时，研究者应紧扣课题的研究目标，去积极搜集课题所需的有关资料。比如，所研究的课题是“关于大班角色游戏指导方式改革的研究”，那么，在实施中，研究者就应如实及时地对自己是怎样组织与指导幼儿的角色游戏（包括具体的方法、方式、手段等）？所实施的具体效果如何（包括幼儿对游戏的兴趣及参与程度、幼儿游戏水平的发展情况等等）？以及活动后（或研究实施一阶段后）自己的反思、调整等相关内容加以记录。在作记录前，研究者最好应将所要记录的内容，按类型、性质或时间等维度加以适当的分类，若能将之“表格化或符号化”，则无疑是可以大大提高记录的速度与准确性。

鉴于大多数的幼儿教师所开展的是结合自己教学活动的实践研究，她们所采用更多的是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经验总结等方法。因而建议在记录计划实施情况时，除了应记录上述的重点的资料外，也可以将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困惑和点滴的心得体会；或在课题研究期间所阅读过与本课题研究有关的文献的感受体悟记录下来，比如曾读过哪些文献资料，文献的出处，哪些观点让你深受启发，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何帮助等等？概言之，在计划实施时，研究者应记录的内容主要有：研究的实际效果与分析、文献的学习与体会，研究的疑惑和收获等。

至于具体的记录方式，应由内容来决定形式，只要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境，便于日后的整理、分析，那么采用何种方式都行。但一般来说，研究者在记录时，一是应清楚地交代记录时间、地点、内容，如果有研究者的个人评析，应注意与所记录的客观事实区分开来。二是应设置一本专用的记录本，即“课题研究日志本”。三是应坚持经常性的记录，即每隔两三天就应将计划的实施情况记录下来，如果能够做到每天必记那自然是最好的。在实践中，有些教师缺乏做研究记录的意识和习惯，这不仅会使一些很有价值的、很重要的观点因日久而流失；也会因所记录的资料不够系统化，而影响了所收集的资料的质量，即难以为课题研究结论的分析与成果的表述提供大量的有说服力的原始资料；更为主要的是，有的老师因为没有很好地将自己对该问题的探索的脚印忠实地记录下来，没有很好地体验到问题解决过程的艰辛与喜悦，等到课题研究一结束，自己往往也找不到将研究成果文本化的感觉，而导致将本应是生动而又富有鲜活感的课题研究论文写得干巴无力。四是应做好课题研究的阶段性分析与评估工作。对所收集来的课题研究资料的阶段性分析与评估，可以根据所研究的课题的需要，或以月为单位，或以学期为单位。阶段性分析与评估，主要指的是研究者应紧扣课题研究目标，对一个阶段以来，该课题研究资料的收集情况作一定的回顾。阶段性分析与评估的内容主要有，该课题具体的执行情况和下阶段的工作调整，包括所取得的收获、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及拟采取的相应的对策等等。对课题所收集来的研究资料作阶段性的分析与评估，有利于使下一阶段的资料的收集工作更加明确，以不断提高资料收集的质量。

七、师徒制学习

随着学者们对学习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情境学习理论的兴起（以美国知名学者丁·莱芙(JeanLave)和E·温格(EtienneWenger)，于1991年出版的《情境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一书为标志），该理论认为，学习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性的意义建构的心理过程，而更是一个社会性的、实践性的、以差异资源为中介的参与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学习新概念，即“学习是实践共同体中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指出，在实践共同体中，学习者都是沿着“旁观者——参与者——熟练实践的示范者”的轨迹发展，做的是中心聚合性的位移，即从“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者”逐步成为“实践共同体的核心成员”，从“新手”逐步成长为“专家”。以及在幼儿园管理中存在着优秀幼儿教师的教学经验需要传承，新教师教学专长需要成长的现实问题。传统的师徒制学习方式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认为这是一种最适宜新教师专业学习的有效方式。

所谓的师徒制学习，指的是通过新手教师与资深教师建立专业发展上的师徒关系，新手教师（徒弟）通过对资深教师（师傅）教学实践的观察、模仿，以及获得资深教师的具体指导，逐渐去体悟资深教师优秀的教学经验（缄默知识），并在体悟的基础上不断积累成熟的教学经验和建构个人的教育智慧，从而加速自身专业发展进程。师徒制学习方式是一种古老的职场学习方式，它强调在日常生活与职业实践中新手拜能者为师，在观察、模仿、尝试性的实践参与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完成从新手到熟手的过渡。目前，人们

根据时代的发展加以改造，使之更能体现时代的特点。比如，传统的师徒制学习方式采用的是“一对一”方式，这种学习方式由于指导教师个人经验和智慧的有限性，会影响到新教师的专业学习质量。因而，现代的师徒制学习，强调的是团队的引导，认为新教师的专业与成长更需要“博采众长”。

当然，师徒制学习具体能否高质量落实，还端赖于管理层的重视以及制订相应的保障措施。比如，关于导师选聘条件、导师与新教师在师徒制学习中双方的责任与任务、导师与新教师在师徒制学习中过程性管理方式、考核师徒制学习效果的方式与指标、激发师徒制学习效果的具体措施等等。

八、网络学习

网络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同样的也给幼儿教师职场学习方式带来新的变化，依托网络技术，特别是校园网、互联网进行教师专业学习，即网络学习已成为现代幼儿教师最具时代特征的一种学习方式。网络学习与其他植场学习方式相比具有“便捷性”“低成本”和“无边界”的优势。网络学习方式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得职场学习成为幼儿教师可以随时随地而进行的一种能最大程度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学习方式，特别是在学习时间安排的自主程度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开展网络学习，幼儿教师可以借助校园网、互联网获得较为丰富的学习资源进行学习，特别是从各种各样的教育类网站调用自己所需的学习资源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同时网络学习还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教师与园领导、专家之间的等级障碍，实现一种平等的交流与讨论。

目前，学界有认为网络学习被视为广大教师重要的学习方式。但据笔者本人曾于2006年10月所做的一项关于幼儿教师认为最有效的学习方式（途径）问卷调查来看，在所罗列八种学习方式（同上）。“上专业网站与他人进行网上交流讨论”，即“网络教研”，统计结果显示，幼儿教师认为其学习有效性程度居最后一位。在网络已改变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今天，网络教研虽然具有突破时空限制和“匿名”自由发言等优点，这一结果也在该本问卷另一相关调查题目得到互证：“您平时会利用网上的专业论坛与他人讨论、交流一些专业问题吗？”。结果选择“经常”的只有29人，占被调查总人数（226人，下同）12.83%；“一般”的有80人，占35.40%；“偶尔”的有101人，占44.69%；“不会”有16人，占7.08%。仅有一成二的幼儿教师是经常进行“网络教研”，而对网络教研是处于“偶尔”和“不会”的状态却有五成一。就所调查结果来看，网络学习的效果偏差的可能原因。除了幼儿教师没有养成进行网络学习，善于运用网络资源开展自我学习的习惯，以及适宜幼儿教师开展网络学习的一些外部条件有待改善外，比如网络资源丰富性问题、教师上网的一些物质条件等，一个不忽视的现实：对于幼儿教师职场工作来讲，他们在幼儿园不是在上课，就是得准备教玩具、活动设计或是参加各种政治、业务学习活动，可以说在幼儿园内能够属于自己从容支配的休闲时间并不多。能够进行网络学习的时间，只能是下班后的时间，而幼儿教师一旦回到家，就由职场教师角色转为家庭主妇的角色，从精力和时间上都给她们开展网络学习带来很大的制约。

基于此，作为幼儿教师的网络学习，就更需要幼儿园管理者为幼儿教师开展网络学习提供一定的外部保证，除建置相应的网络学习条件，丰富网络学习资源，比如建立本幼儿园网络学习资源，开设本园教师网络论坛、鼓励教师开设个人博客外，最主要的是要从学习时间上给予保证，唯此，才能真正将网络学习方式的优势发挥到一个极致。

九、“行动教育”在职学习模式

以顾泠沅教授学术团队所提出的“行动教育”模式，在教师学习模式研究上具有较大影响。所谓的“行动教育”模式，指的是以课例为载体，在教学行动中开展包括专业理论学习在内的教师教育（顾泠沅认为，“我们建议把教师培训改称为教师教育，甚至认为称教育学习更妥当”（王洁，顾泠沅．行动教育：教师在职学习的范式革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0））。“行动教育”在职学习模式融合了课例研究、园本培训、网络学习、专业引领、合作学习、反思学习、参与学习等学习要素，因而，它不仅是对学校教研制度的创新，更是教师在职学习的范式革新，也可以说是幼儿教师最理想而综合式的学习方式。

“行动教育”在职学习模式的目标是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认为专家教师是一个在教育行动中成长的动态过程，行动教育是教师实践智慧发展的一个现实的途径。其操作程序为“三个关注、两个反思”（王洁，顾泠沅．行动教育：教师在职学习的范式革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7），即，关注个人已有经验的原行为阶段，关注新理念之下课例的新设计阶段，关注学生获得的新行为阶段（见下图）。连接这三个阶段活动的是两轮有专业引领的合作反思：反思已有行为与新理念、新经验的差距，完成更新理念的飞跃；反思理性的教学设计与学生实际获得的差距，完成理念向行为的转移。“行动教育”在职学习模式的主体主张研究者与教师的亲密合作，在具体运行中表现为两类人员在理念学习、情境设计、行为反省三个合作平台上有益的互动与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