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村纠纷的人民调解机制完善策略
农村纠纷的人民调解机制完善策略
作者：陈敏
【摘要】针对新时期的农村纠纷，该文重点探讨了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人民调解制度，具体分析了新时期农村纠纷的特点和人民调解在解决农村纠纷中的优越性，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分析了当前人民调解机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农村社会背景提出了完善人民调解机制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农村纠纷 人民调解 机制 完善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农民的生活方式也不断城市化。在此背景下，“乡土社会”的纠纷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面对新情况，传统的调解机制显得有些失灵。因此，在利益多元、矛盾多发的新形势下，研究如何让人民调解制度发挥其功能，并焕发新的活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民调解—农村纠纷解决机制
纠纷的解决有很多方式，从现有的制度来看，主要有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主要通过法院的审判解决纠纷，通常它也是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机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仲裁、信访和调解。其中，最具有群众自治性质的调解则是人民调解。
通俗来讲，人民调解就是通过人民内部的劝说来化解矛盾。随着人民调解制度的规范和完善，人民调解在法律上也有了统一定义。根据新出台的《人民调解法》第二条，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可以看出，人民调解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民间纠纷。人民调解是在我国传统的民间调解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1980年1月公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到2011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人民调解制度。最新的《人民调解法》在以往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人民调解的性质、基本原则、组织形式、运行程序、调解效力及各项权利义务等作了更详细的规定。
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一项民主化和专门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农村纠纷问题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一是方便快捷。人民调解的运行机构—人民调解委员会一般设在基层的村委会，相对诉讼而言，这更方便村民及时快捷地提出请求化解矛盾。二是成本低廉。《人民调解法》第四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正是这一规定，让村民会优先选择成本低的人民调解制度解决纠纷。三是处理灵活。由于人民调解没有过多硬性程序类规定，因此，调解员可以相对灵活地处理纠纷，在考虑法律法规时还可以考虑乡理民情，在对纠纷双方进行法律教育时还可以进行道德引导或人情沟通。四是群众自治。人民调解制度是人民群众化解内部矛盾的一种方式，调解工作是在纠纷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调解员一般也为当地村民所熟悉，整个调解过程都体现出了自治性。正是人民调解制度的这些优势使得它在农村备受青睐。
人民调解机制的发展困境
认识困境。对于人民调解制度，大家在认识上还存有一些困惑。一是人民调解制度的司法化与民间化的争议。对人民调解的定位，现在有不同认识。有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制定具有准司法性质，认为“人民调解是一种司法辅助制度，属于国家司法制度体系的范畴，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①。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建议人民法院应加强对人民调解活动的指导，在调解过程中加入一些类似诉讼程序规定，以强化其规范运行。另外，地方政府也应给予人民调解更多的行政性倾斜。但也有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制度不具有准司法性，而是具有民间性和自治性，并且认为人民调解制度不应该有过多的行政色彩，也不能将这种民间性的活动加入过多的职权主义。尤其在农村，更应该以民主自治为重，在解决村民纠纷过程中不能加入过多司法色彩或程序性规定。
二是国家法与传统观念的冲突。在具体的纠纷解决过程中，不难发现，有这样一些困惑，即解决纠纷是选择法律依据还是选择地方习俗惯例。比如，在遗产继承问题上，就存在这样的难题。按照法律规定，子女都享有继承权，且继承权男女平等。但是，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他们还是遵循传统思维，认定女子不享有继承权，尤其是外嫁女。这样的难题还延伸到家族纠纷、邻里矛盾和土地临界等方面。在广大农村，村民沿袭着数千年流传下来的经验性知识，他们对于生活规则都有着一套固有的认识，这种认识成为他们断定是非的内在信念。另外，村民对于部分法律还存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法不是为民制定的，这些认识也严重影响了人民调解制度的推行。
实践困境。在实际运行人民调解制度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难题。一是调解的受案范围不明确。《人民调解法》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是调解民间纠纷，何为民间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中第二十条、二十二条作了有关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同时规定不得受理的纠纷的两种类型：专属管辖型纠纷和已经通过司法行政程序解决了的纠纷。显然仅有这两方面的规定，还是很难把握受案范围。民间纠纷这词源于已有的习惯用语，在作为法律名词使用后又没有给予确切的法律释义，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把握人民调解的受案界限。哪些案件应该受理，哪些案件不应该受理，多是根据已有的理解和曾经的实践经验来处理。
二是调解人员配备不足。我国《人民调解法》第十四条规定了担任人民调解员的条件，但实际上广大农村的人民调解员并没有也很难按照规定的条件配备。有些村落的人民调解员是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担任，他们熟知乡土民情，但可能并没有多少文化，也可能不懂法律。而有些地方，配备的调解员又过于年轻化，他们有很好的法律知识，但缺少农村生活经验，因此他们处理纠纷时更多以法律为依据，欠缺了对乡里民情的考虑，调解结果难以服众。
三是调解技巧不高。“作为实现调解功能和价值的手段或者途径，调解技巧在调解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②要促使纠纷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作出让步，相互谅解，化解矛盾，调解员就要做到灵活应对不同的纠纷当事人。但是，在实践中有部分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没有注重调解策略，也没有灵活地运用调解技巧，导致调解失败甚至有时候还激化矛盾。
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
结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人民调解机制可从以下几点逐步完善：
明确人民调解的定位。从最新的《人民调解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人民调解定位问题上，经过司法化与民间化两种观点的博弈，最后还是坚持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将人民调解认定为是以村(居)委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体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笔者认为，这种定位是合理的。人民调解本身是从传统的民间调解发展而来，保持其传统特色，有利于发挥它在定纷止争、维稳和宣传法制等方面的作用。人民调解法第四条、第五条的立法本意更多的是想强调政府对人民调解的责任，强调法院工作与人民调解工作的沟通衔接。政府应对人民调解工作给予更多的指导和支持。法院在这方面也应加大对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和衔接。
加强法律宣传，为调解工作铺垫法治氛围。很多传统观念与现今的法律规定存在部分偏差，这种现象在偏远的农村尤其普遍。面对这种情况，当前必须加大农村地区的法律宣传，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努力为调解工作铺垫好法治氛围。在民事法律法规方面，引导村民树立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观念，引导他们对一般民事纠纷形成正确认识。在刑事、行政法律法规方面，注重宣传法的强制性、惩罚性等特点，树立司法权威，凸显国家法律的震慑力。
吸收新型纠纷，扩大调解受案范围。现今的农村纠纷类型多样且复杂，一些新型纠纷不断出现，如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集体经济模式产生的村民内部纠纷，新医改下的农村医疗纠纷等。面对这种情况，可以进一步明确调解受案的具体类型，将农村地区的新型纠纷纳入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农村地区的法人纠纷、商事纠纷、劳资劳务纠纷和轻微的刑事自诉案件都可以尝试纳入调解受案范围。从司法实践来看，司法机关也是希望这类纠纷能够先行调解。
合理配置人民调解员，提高调解队伍整体素质。人民调解员必须根据新形势的需要进行合理配备。要做好人民调解工作，人民调解员首先就要获得群众信任，要达到这一要求，人民调解员队伍中就要配备德高望重的当地人。另外，人民调解工作也离不开对法律法规的大量运用，因此，人民调解员还必须要掌握扎实的法律知识，并能实际运用。考虑到这两点，在配备人民调解员时，就要注意合理搭配，从整体上提高人民调解员队伍素质水平。
注重调解技巧，真正化解矛盾。面对纠纷当事人，人民调解员应注意与当事人的情感沟通，把握不同的当事人所持的不同态度和情绪，运用语言技巧，灌注情感色彩，打消当事人的抵触情绪，在谈事说理上，要注意说理充分，用语恰当，说理的同时注意情理法结合。总之，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一定要根据不同案件，采用不同的调解策略，灵活运用调解技巧，真正化解矛盾，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
注释
①熊先觉：《中国司法制度新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214页。
②李刚主编：《人民调解概论》，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295页。
第二篇：人民调解机制如何破解物业纠纷难题
人民调解机制如何破解物业纠纷难题
（2015-10-31）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视点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商品化的不断发展,物业管理服务走进了千家万户。同时,物业管理服务中出现的矛盾纠纷也日趋增多,成为城市管理的难点、基层治理的重点、群众关注的焦点。
一提起物业公司,很多业主连声叹息,痛斥他们拿钱不办事。物业公司则大吐苦水,说业主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物业公司与业主这对矛盾体,有时候真可谓“水火不容”。
2014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等地为试点地区,成立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将人民调解工作作为预防和化解物业民事纠纷的一项重要手段,适时介入到物业管理纠纷中。
“中间人”调解机制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近日,《法制日报》记者在新疆进行了走访调研。
温馨调解室化解矛盾
一张圆桌,上面摆着一束花,两边各放了一个茶杯,如果不是桌上摆着“人民调解”的桌牌,根本看不出这个温馨的屋子是化解物业矛盾纠纷的地方„„这是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汇月社区物业纠纷温馨调解室的一角。
今年,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汇月社区、水磨沟区七纺片区和天山区日月星光小区三个物业纠纷调解试点区共调解物业纠纷1137件。
在乌市沙区汇月社区,因停水、停电、停暖、漏水事件引发的纠纷频繁发生。
2014年年底,群众集体反映,多个小区成片的楼顶因年久失修大面积漏水。这些楼房大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建的房改房,此类房屋已无维修资金,牵涉范围大,汇月社区物业纠纷温馨调解室了解情况后,向片区管委会反映,并请区人大代表参与、介入调解工作,通过人大视察、提交议案、人大会议研究,最终决定由政府对51栋楼房屋顶出资修缮,彻底解决了这个片区的屋顶漏水问题。
乌市水磨沟区七纺片区居民小区多为老旧房屋,纠纷多为管网老化、上下楼漏水等,因此,物调委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精通物业管理的作用,在调解中做到依理、依规服务。巡回法庭当场“结案”
物业巡回法庭是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在开展物业纠纷调解工作中的创新。乌鲁木齐市司法局局长张自敏说:“近年来,物业纠纷信访案件逐年上升。为此,该区与沙区法院沟通建立了首家物业巡回法庭,形成了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司法诉讼活动紧密衔接的运行机制。”
10月19日,家住乌市沙区汇月社区的居民李先生心里暖暖的。
“没想到,拖了半年的案子,巡回法庭当场就结了案。”李先生说,他每年都按时交物业费,可车停在小区里被砸,物业公司却推脱责任。
今年8月,沙区法院在扬子江路片区成立首个物业巡回法庭。李先生将此案起诉至法庭。法官调查取证发现,李先生的车停在小区的消防通道上,通过小区监控查看,车辆是被冰柱所砸,而冰柱形成的原因,是14楼业主加盖了违规建筑。经法院审判,李先生和14楼的业主负主要责任,小区物业公司负次要责任。审判现场,三方当事人达成了赔偿协议。
“许多物业纠纷案件的重复性较大,有的判决并不能达到彻底平息社会矛盾的效果。”张自敏表示,建立市、区县、乡街、社区四级物业管理纠纷指导和调解组织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有了调解网络,如何组织调解队伍是关键。张自敏说:“我们在各试点单位建立了物业纠纷专家人才库,由法官、律师、物业管理专家、技术人员、人大代表、楼栋长等参与调解,从源头上解决了队伍人才不足的问题。” “老娘舅”变“大管家”
“‘黄管家’,你快给我们做主,这小区都建好两年了,活动室还没修好。”去年6月的一天,家住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辖区某小区的老王找调解员黄玉杰求助。
50岁的黄玉杰是玛纳斯县玛纳斯镇司法所所长,自从该县开展物业纠纷调解后,他又多了个身份——“黄管家”。居民和物业公司有了纠纷,都会第一时间来找他。
“我刚到小区门口,就看到有些人拉着横幅,要求物业公司尽快规划建立活动室,现场居民情绪很大。”黄玉杰安抚完居民后,到小区物业公司实地了解情况。
之后几天,黄玉杰通过征求居民意见形成书面材料,经建设局、社区、调解员与房产公司、物业公司、业主代表多次调解,活动室很快开工建设了。
如今,在昌吉州,像黄玉杰这样的“大管家”有200多个,他们分布在全州87个社区,只要有物业纠纷就有他们的身影。昌吉州司法局局长刘中强说:“自开展物业纠纷试点以来,我们培养了200余名专职调解员。”
刘中强介绍,在整合自身队伍的同时,昌吉州探索建立了以司法局和住建部门牵头,将综治、法院、公安、房管等单位部门组成的领导机构,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联动机制。目前,该州从县(市)、乡镇(街道)、社区,不管哪一级物业纠纷在调解中需要这些部门参与,都可以与之沟通协调。政府买单群众受益
“没想到我一分钱都没花,物调委就帮我们解开了心里的‘疙瘩’。”家住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胜利路街道胜利小区的刘阿姨说。
原来,胜利路街道辖区的房屋多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建,房屋面积小,管线老化、堵塞、个人私自改造等现象严重。刘阿姨说:“我家住一楼,由于管线问题,家中的下水道经常被堵。”起初,她和楼上的几家住户还会一起掏钱疏通下水管线,但时间一长,大家就相互推诿扯皮。2000年,刘阿姨改建了水管线,自己解决下水被堵的困扰,结果楼上的住户水管线被堵,两家的怨气越结越深。
今年4月,胜利路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与物管站多次去刘阿姨家,建议一楼单独走管线,并一一解决了刘阿姨家改线所造成的厨房、地面、厕所和马桶的维修问题。
解决这一纠纷的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是由克拉玛依市政府购买的服务。该市在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立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托5家物业服务企业设立物业纠纷联络站,构建了“自治组织+专业化人民调解队伍+诉调衔接”辐射全区物业管理区域的物业纠纷调解运行机制。
今年4月20日,白碱滩区中兴路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受白碱滩区人民法院委托,调解了汪某等227名债务人与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电厂之间的供热合同纠纷系列案件。
白碱滩区司法局局长王润刚介绍“目前:,我们已经组织调解205件,其中申请司法确认90余件,涉及金额上百万元。” 人民调解有独特优势
据记者了解,在2012年、2013年、2014年,新疆全区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调解物业纠纷分别是2952起、4483起、4767起,逐年递增。
新疆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白莉分析说,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物业纠纷数量逐年递增,并且这些矛盾纠纷逐渐呈现出问题相互交织、矛盾错综复杂、情况互为因果、小区恶性循环、群众苦不堪言、行政管理部门疲于应付的局面。总的来看,物业纠纷呈现出发生频率高、发生量较大、案件标的小、问题琐碎纠缠、持续时间长、容易引发群体性对抗等特征。
白莉认为,物业纠纷如积累久了不能及时化解,轻则影响小区业主正常生活,重则危及小区安宁和社会稳定。这些物业纠纷如果全部依靠司法途径解决,法院负担大,程序复杂,也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如果依靠行政机关解决,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行政机关不便也无法过深介入,投诉量大行政机关也疲于应对,程序复杂既耗时间又费人力物力。而人民调解由于具有扎根基层、分布广泛、方便快捷、不伤感情等特点,在化解物业纠纷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新疆律师协会会长桑云建议,应当加强物业服务指导,促进业主自治与企业自律,增强行业的凝聚力,强化制度建设与落实、加快完善企业信用档案诚信服务体系。健全激励和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树立行业品牌,落实物业服务合同监管制度,严格履行合同约定。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充分利用司法、行政部门和社会团体的调解资源,加强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与行业调解的联动,在协商、仲裁、诉讼之间建立一道维护社会稳定的缓冲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厅长阿不力孜·吾守尔表示,新疆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将积极推动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的建立,结合物业行业实际,促进调解机制长效运行。还将选精配强队伍,结合实际吸纳具有房地知识、法律知识、热爱调解事业的人员担任调解员。全区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将积极与住建房管部门协调配合,挑选物业行业精英组建物业纠纷人民调解行业咨询专家库,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各服务小区指定认真负责、业务精通的工作人员担任信息员。
阿不力孜·吾守尔说,新疆司法厅已起草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加强物业管理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讨论稿)》,将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建厅加强协调,就已初步形成的《意见(讨论稿)》加以研究,条件成熟后联合印发全区,以切实有效对新疆物业管理纠纷调解工作进行指导、规范,推动新疆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规范有序发展。
第三篇：完善第三方调解机制 让医患纠纷“和为贵”
完善第三方调解机制 让医患纠纷“和为贵”
当前，医患纠纷日趋高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是实现医患纠纷“和为贵”的重要途径。据报道，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5月8日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已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门组织1358家。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网络地市级以上全覆盖，县级覆盖面达到73.8％。
笔者认为，医患纠纷原因复杂，一方面，医患双方互相理解，社会要对医生群体多一些理解、尊重和信任；另一方面，有必要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角度，完善医患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机制，特别是推广第三方调解机制妥善化解医患纠纷，为医患纠纷提供“缓冲带”,避免冲突升级恶化。
实践证明，在当前医患关系问题尖锐、医患纠纷调解难度趋大的形势下，通过建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方式为医患纠纷提供“缓冲带”，可以有效化解医患双方矛盾，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上实现双赢。
近年来，医闹问题颇为突出，其实医闹问题不是简单的治安问题，而是涉及医患纠纷解决机制乃至医护人员职业道德等体制和社会性问题。如何根治医闹，首先要明白医闹之根何在，找准医患矛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现实而言，现行医疗事故解决机制明显缺乏足够的公平性和公信力，患者在医疗事故认定和解决机制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公平的医疗纠纷解决程序和机制，现行医疗事故解决体系不获信任，在此情况下，就有一些患者选择医闹这种“私力救济”渠道，因为他们相信多闹多得、少闹少得，不闹不得。因此，建立公平科学的医疗纠纷解决程序和机制，便是遏制医闹现象的关键所在。引入人民调解，建立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不失为妥善解决医患纠纷的得力之举，也是构建公平科学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内容。
医闹现象、医患纠纷属于社会管理问题，要按照“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尽量引入社会力量进行妥善解决，将医患纠纷纳入人民调解的范围，在原来针尖对麦芒式的医患双方民事纠纷中引进社会组织介入，以多方力量共同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就医患纠纷社会管理而言，引入人民调解，设立医疗纠纷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堪称破解医闹问题、创新医疗领域社会管理的新途径。
第四篇：关于完善大调解机制之我见
今年，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的建立是我市司法行政系统在调解社会矛盾纠纷机制中的开拓突破，并不是原有民调方式的简单综合，而是在对原调解方式从形式到体制的全面优化改革，是适应南京市旧城改造、新城区建设步伐加快的必然产物，必将有效地提高社会矛盾调解的质量和效率，对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必将产生轰动效应和深远影响。
一、整合调解力量，形成工作合力。以前的人民调解是以司法行政、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的调解体系，其工作对象主要是民间纠纷，在调解社会矛盾纠纷时，调解力量和力度显然薄弱，不能很好的应对群体纠纷，而我市在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主要以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滞后行业的整治和取缔等社会活动和政府行为带来的矛盾，具有复杂性、群体性、综合性和敏感性等特点，加之群众民主、法律意识的增强，极易引发群众上访事件，甚至带来社会动荡。而对以上新情况，只靠调委会和民间调解显然不能应对，这就要构建大调解网络，把民间调解、治安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综合起来，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组成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或司法牵头实施，由民政、城建、妇联、工会、公安、法院等部门参加的联合调解组织，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增强对矛盾纠纷的调处力度，确保调处成功率。
二、确保信息畅通准确，掌握工作主动权。当前，社会改革的力度加大，城建速度特别是河西新区的建设速度加快，征地拆迁、劳力安置等工作，必然带来部分群体利益的再调整，这是群体性矛盾爆发的重要因素。针对当前社会矛盾所具有的动态性、可变性的特征，为及时准确的掌握第一手信息，把握工作的主动权，超前做好化解工作，防患于未然，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信息员及党、团员的骨干力量作用，及时了解掌握民情、社情，尽快取得第一手资料，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进行分析、判断，为化解矛盾提供依据。
三、抓住主要矛盾，把握调解重点。当前的社会矛盾多具有广泛性、多发性的特点。社会矛盾调解中心应把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重大影响的、群众所关心的、社会所关注的拆迁补偿、就业安置等热点问题上。群体性上访或群体性阻挠某项工作的开展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调解中心在调解这类矛盾时，要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想法，详细认真地解答有关政策、规定，真心实意帮助确有困难的群众解决困难，但对个别无理起哄，不满现行政策，组织煽动的幕后策划者，则根据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严肃教育，必要时，对其采取果断措施，严格控制，以防事态扩大，对已经发生的群体上访事件，要督促有关部门尽快兑现优惠政策，本着公开、公正、透明、关心的原则，耐心细致做好解释工作，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大程度的稳定群众情绪，尽量化解矛盾，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敏感时期的大调解工作，要认真、细致、深入、如重大节假日、重要会议或活动期间，调解中心的工作要有～性，提前做好信息工作，及时掌握动态，才能把握工作的主动权，以免由于群体上访给工作、生产、生活、交通秩序造成混乱，造成不良影响。
四、抓好法规、政策的宣传教育，提高政府部门依法办事的能力。当前的群体纠纷矛盾主要表现在征地拆迁、安置、落后行业的整治等方面。群众是矛盾一方的主体，在解决群体矛盾纠纷时，应把宣传教育放在首位，抓好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增强群众的意识和依法办事、按程序办事的自觉性，尤其是现行政策较高执行的政策有较大差距时，更应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以求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即使部分群众一时难以想通，由于时间或项目的特征不同，调解工作相对来讲也好做一些。综上所述，当前社会矛盾的产生不是一种因素所造成，不是靠一个部门或某个组织能调解成功的，在大调解机制下，必须多部门联合，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才能较好地平息事态，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秩序，才能保证社会的快速发展。xx街道司法所 xxx
第五篇：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变革不断加剧，社会结构持续复杂，当今社会已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纠纷多发期。如何正确处理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要面对也必须要处理好的关键问题。而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既是新时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力举措，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执政为民的实际体现。
一、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历史传统及发展 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平衡、中庸的传统及和谐的价值取向,使人们遇到纠纷或争端,自然而然地以寻求调和为正道。“调解”作为矛盾纠纷的一种解决方式, 最早的出现可追溯到我国的西周时期，而且一直在官方和民间都以不同的形态得到延续不断的运用和发展。我国古代官制中就有“调人”和“地官”的设置,其职责是“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这就是当时的官府调解。另外,因当时的社会基层中宗族的巨大影响和长期存在，有了纠纷常常邀请宗族族长或者长老亲友和一些办事公道的人出面调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民间调解的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调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
会暂行组织通则》，它的颁布施行是我国调解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调解制度在我国最终确立。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颁布施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人民调解制度，把我国的人民调解工作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从中国的历史实践来看，“调解”对于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纠纷，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体之间的民事、经济活动急剧增加，纠纷也日益增多和复杂化，加之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及社会法制观念的变迁，传统的单一的调解制度越来越难以完成其新时期的使命。
为此，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依据法律分别做出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新时期的人民调解工作，而且完善了我国人民调解这一重要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进一步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工作制度和工作网络,强化社会联动调处，将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2009年6月，有关部门又提出了《积极发挥司法调解主导作用，全面推进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意见》。由此“大调解”作为一项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机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
二、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构成及相互关系 按照中央文件的要求和各地区调解工作的探索实践，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主要由“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三位一体构成。
人民调解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据法律、政策和社会主义道德，对民间纠纷进行归劝和疏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解决纠纷的群众自治活动。司法调解是指在当事人提起诉讼后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行政调解是在国家行政机关的主持下，在其行使的行政管理职权范围内，以国家的法律法规为依据，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通过对争议双方的说服劝导，使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达成和解协议的活动。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虽然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但由于其性质、范围、效力的各有不同，造成单一的调处模式和手段很难适应新形势下化解矛盾纠纷的需要。人民调解虽然因其“民间性、自治性”的特性而
具有简便、快捷、高效、普遍的优势，但也正是由于其“民间性”，使其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调解结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行政调解由于其以政府部门为依托，较易为纠纷当事人信服，而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此，由行政调解的纠纷大都能顺利解决。但是，通过行政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同样不具有法律强制效力，如果双方不能自觉履行，其效果的实现同样面临考验。而司法调解，虽然其调解结果具有法律强制效力，但由于其“不告不理”的司法属性，造成调解受理渠道相对单一，调解成本偏高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司法调解的调处效果。
三、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现实需求和意义
（一）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求。
为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节约社会管理成本，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党和国家多次制定相关政策，提出具体要求。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依法及时合理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更多采用调解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这也是我们党以文件的形式对“大调解”格局的形式、方法和目的进行的详细阐述和明确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二）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各级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日益突出。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在某些方面一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从 另一个侧面加剧了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数量急剧上升，大量的上访、群访事件层出不穷。而单一的矛盾纠纷调解模式，又各有其局限性，很难彻底的解决问题。为此，只有统筹协调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构建“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大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主导，司法调解为保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机制，并通过“大调解”机制的运转，有效调动司法力量、行政力量以及各种社
会资源，各负其责、各尽其能、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形成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的矛盾纠纷化解处理格局，才能积极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谐，长治久安。
（三）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节约社会管理成本，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
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同样也是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充分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实现多种社会管理形式的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既可以提高社会管理效率，节约社会管理成本，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也可以相应的减轻群众诉累，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真正做到把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四、其他地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经验
在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我国很多地区探索出了很多实际有效的方法。例如：上海就积极汇聚多元调解力量，集中各方服务资源，合力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积极构建多方参与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广泛发动政法干警、律师、法学教育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员，以志愿者身份积极参与所在社区的调解工作，及时、就近为群众提供公正且低成本的矛盾纠纷
解决途径，使得社会矛盾在初始阶段就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再如杭州，也总结出了从源头预防减少社会矛盾、在基层就地解决社会矛盾,靠创新依法处置社会矛盾这三条基本经验。在人民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建立诉调衔接工作机制；建立了医疗纠纷调委会、物业纠纷调委会等专业调解组织。
五、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具体思路
（一）成立组织，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网络。建立以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以司法、行政为主体，各类资源有机整合的组织模式，形成较为完善的网络体系，真正实现“三调联动”。成立专门组织，统一接待，统一受案，统一协调各调解单位，形成调解合力。
（二）发挥专长，建立专项调处队伍。
新形势下，随着社会变革不断深入、城市建设不断推进，矛盾纠纷类型、程度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是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医患纠纷等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矛盾纠纷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群体性、综合性等新特征，而且这些纠纷内容多元化、涉及的专业知识多、对法律政策理解要求高。针对这一情况，就要求我们组织建立专业性强的矛盾纠纷调处队伍，聘请专业人员，有针对性的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通过矛盾双方听得懂、信得过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三）实行首办负责制度，切实保证社会矛盾不出门。充分利用“大调解”网络，实行首办负责制度，社会矛盾纠纷发现在哪个环节，哪个环节就要一抓到底，积极协调其他调解力量，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不只要做社会矛盾纠纷的“中转站”更要做社会矛盾纠纷的“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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