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僵尸企业”司法处置的调研报告（xiexiebang推荐）

第一篇：关于“僵尸企业”司法处置的调研报告（xiexiebang推荐）

关于“僵尸企业”司法处置的调研报告

一、2015年至2016年5月衢州两级法院破产案件审理情况

1.收、结案件情况

2015年至2016年5月衢州两级法院受理破产案件78件，超过2008年至2014年7年间受理案件总和，特别是2015年4月30日以来，受理破产案件大幅上升，加上往年旧存案件16件，共审理破产案件94件，审结43件（见图一）。

2.破产企业行业分布情况

尚在审理的51件破产案件中，涉及工业企业33件、商贸企业13件、房地产企业5件（见图二）。还有部分破产企业为关联企业，且涉及不同的行业。

3.主要特点

一是重整案件增多但进展不快。已审结的43件破产案件中，大部分以破产清算终结。重整成功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有的破产企业产能落后、难以吸引有效投资；有的破产企业信用度差，再融资及业务拓展困难；有的银行作为抵押债权人，因重整期限长、不确定因素多、内部考核等问题，不同意重整计划草案。

二是执破衔接多，主动申请少。囿于我国缺乏宽容失败的社会共识，债务人耻于申请破产，债权人出于种种现实考虑也不主动申请破产。为破解申请人缺位难题，法院通过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衔接，引导确无清债能力的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衢州法院受理78件破产案件中有52件是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向当事人充分释明后，引导当事人申请进入破产程序。

三是财产抵押给银行的多，可供普通债权分配的少。除房地产企业外，破产案件中的其他企业资产均大部分抵押给银行。如衢州中院2015年至2016年5月受理的13件破产案件中，12家破产企业都将厂房、土地等主要资产抵押给银行，金融债权占债权总额80%左右。

四是厂房出租给他人的多，自主生产经营的少。企业停产后，为了维持生计或迫于债权人的压力，将闲置厂房租赁给他人或者债权人用于抵债。有的甚至签订了20年租赁期。给后续资产处置带来不小障碍。

二、衢州法院“僵尸企业”司法处置的特色

1.搭建府院联动平台，形成处置工作合力

衢州中院与衢州市政府在2015年4月与2016年3月两次召开以“僵尸企业”处置为主题的府院联席会议。市政府专门成立由分管工业的副市长任组长的破产重组盘活工作协调小组，建立起一整套定期沟通协调与信息共享机制，向市政府发送《企业破产重组盘活工作专报》25期。市政府从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中拨款200万元设立工业企业破产管理人专项资金，用于补偿市级工业企业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情况下的管理人执行职务费用和报酬费用。

2.运用执破衔接，改变破产启动难困境

制定《关于规范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衔接工作的操作指引（试行）》，明确执行案件移送启动破产程序的具体流程和处置规则，采取释明前置和释明倒逼机制。对于明显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在执行程序启动时即向申请执行人释明是否同意由执转破，否则按保全顺位执行，“倒逼”不能受偿的债权人申请破产。

3.完善破产简易审，有效提高破产审判效率

破产案件审理时间过长是债权人申请破产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衢州中院坚持能并则并、能简则简、能快则快原则，于2015年出台《关于破产案件简易审操作规程》，2015年至2016年5月审结的43件案件中，有11件运用简易审在案件受理后两个月左右即通过破产财产变价方案。

4.司法网拍与政府收储相结合，破解资产处置慢、处置难、处置价格低难题

司法网拍零佣金、透明、高效、竞价充分的特点，能有效实现拍卖价格最大化和拍卖成本最小化，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防止暗箱操作。衢州法院对机动车等产权明晰、适拍财产采取网拍模式。与当地政府建立工业用地蓄水池。对有处置难度的土地房产，在三次流拍后以不低于三拍保留价的价格收储，待适格投资者出现后转让，有效解决新投资者土地增值税负过重问题。

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僵尸企业”司法处置工作面临的难题

1.案多人少矛盾更加突出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不断推进，衢州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数量猛增。2016年1至5月，衢州两级法院共受理破产案件33件，超过去年全年收案量的三分之二。

2.“僵尸企业”资产处置更加困难

当前经济形势低迷，“僵尸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有实力的战略投资人进入也更加谨慎。处置“僵尸企业”工作在全国铺开后，投资者的选择余地更大，在供过于求的状态下，资产处置和新投资人引进将更加困难。有的破产财产经多次拍卖流拍，严重影响破产案件审理进程。

3.信访维稳和利益平衡更加棘手

破产案件各方利益交错、追求目标各异，涉及问题多、耗费司法资源大、还可能衍生不少诉讼案件，极易引发职工、购房户等群体上访群访。

4.执破程序衔接有待进一步理顺

2015年至2016年5月，衢州法院执行程序终结案件6194件，其中被执行人为企业的执行程序终结案件876件，但只有52件通过执破衔接进入破产程序，仅占0.42%。虽然企业无财产可供执行不能等同于企业达到了破产受理的条件，但这类案件转入破产程序的空间还可进一步挖掘。

5.政府协调机制落实有待进一步加强

破产案件涉及土地规划、房产过户、税费减免、工商注销、职工安置等问题，需要国土、住建、规划、财税、社保等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虽然衢州中院与市政府就“僵尸企业”司法处置搭建了工作平台，建立了工作协调机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仍需进一步落实与细化。

6.管理人工作质效有待进一步提升

破产案件增多后，现有管理人团队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案件需求。破产案件审理周期长，管理人报酬、费用支出一般都在结案前核算，影响积极性。另外，许多应由管理人自主决定的如债权确认、战略投资人引进与谈判等事项仍需法院投入大量精力。

四、完善“僵尸企业”司法处置工作的建议

1.转变观念，进一步提高“僵尸企业”司法处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当前对“僵尸企业”处置工作，仍存在认识不到位、不全面、不科学的问题。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端入手，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处置“僵尸企业”是其中一项重要“啃硬骨头”任务，是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要充分认识“僵尸企业”司法处置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抢抓时间窗口和战略机遇，加快速度、加紧进度，加大“僵尸企业”司法处置工作力度。

2.做好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分类处置“僵尸企业”

法院要在现有的信息化建设基础上，与政府对接，建立专门的企业状况信息平台，实现最广泛的信息共享，为调研摸底工作提供平台和载体。要对“僵尸企业”分类评估、分别处置，优则保，废则弃。对于经营管理虽存在困难，但有重生希望，技术、产品有市场潜力、发展前景的，尽量通过重整、重组方式壮大实力，获得重生。对技术水平低、发展前景差、环境资源消耗大的企业，及时清算，助推市场出清。

3.加强和完善司法供给侧改革，提高破产审判质效

提高破产审判质量和效率，法院内部也要实行供给侧改革。积极争取成立破产审判庭，选定一批精通法律业务、政治素质高、审判经验丰富、协调能力强的优秀法官充实到破产审判一线，造就一支专业化的破产审判队伍。要打破庭室壁垒，实行扁平化管理，实现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效衔接。要健全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制定破产案件绩效考评办法，对破产案件办案质量、破产程序执行情况等，分别规定相应的考评标准。同时，要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对法院破产审理工作的监督。加强对破产管理人队伍的培育和管理，一方面要强化破产管理人队伍人才的集聚；另一方面要探索破产管理人分级管理。不同类型的破产案件应从不同级别的管理人中指定。

4.勇于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工作机制

一要完善执破衔接机制。二要健全简易审理机制。三要重视引导申请人主体多元化。目前破产申请人主要是债权人，并且多数是普通债权人，要加大工作力度，引导金融机构，探索社保、税务、电力等部门作为“僵尸企业”破产申请人。四要加大破产审理的公开透明度。要加大债务人信息公开力度，提升公开时效，扩大公开范围，既向全省公开，也向全国公开，探索与阿里巴巴、淘宝网等平台对接，晾晒债务人信息，吸引更多投资人。

5.加强府院联动，打好法律政策组合拳

用足用好国家和省委促进企业重组盘活的系列政策，将破产重组盘活工作与市招商政策、企业闲置低效工业用地处置政策、项目决策咨询服务机制、金融机构考核评价指标等无缝对接，形成政策合力。

6.注重平衡各方利益，实现最佳办案效果

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企业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将集中暴发，企业职工、担保债权人、普通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间的利益冲突较为激烈，要依法处理好职工工资、国家税收、担保债权、普通债权的实现顺序和实现方式，审慎协调保护好各方利益，使企业破产工作取得各方面支持，确保稳妥有序。同时要严厉打击逃废债，避免出现假破产、真逃债，在引进新投资人时，要防止第二轮“僵尸企业”出现。要重视多方协调，强化府院良性互动，建立健全完善大要案通报制度，加强对税费调整减免问题的研究，在审理过程中遇到重大复杂、涉及社会稳定等苗头性问题要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反馈，共同协商解决。

第二篇：僵尸企业调研报告

僵尸企业调研报告

僵尸企业>调研报告

（一）20**年2月24日至2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杭州召开“全国部分法院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调研及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二级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介绍了下一步人民法院开展破产案件审理、依法处置“僵尸企业”的六项重点工作。

一、建立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近年来，普通民事商事诉讼案件数量激增，人民法院整体上面临“案多人少”困境。很多法院都将有限的审判力量全部投入到普通案件审判中，未建立专门的破产审判组织。所以在破产工作中就形成了“由于没有专门的审判组织，所以法院不愿或不会处理破产案件;由于不处理破产案件，就更不需要专门的破产审判组织”的不良循环。这种局面十分不利于开展“僵尸企业”司法处置工作。截至目前，只有广东深圳中院、浙江温州中院等少数地方法院成立了专门的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实践证明，设立专门审判庭的法院，处理企业清算和破产事务的积极性高、效果好。专门审判庭是企业清算和破产审判工作专业化、常态化的重要保障，也有助于破产审判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法院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建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根据中央要求加紧研究制定有关方案，并将与中央编办协调推动这项工作。这次会议结束后，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担负起职责，监督指导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立即开展相关工作。各中级人民法院要尽快行动起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启动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建设工作。省会城市、较大的市和经济较发达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要率先将建立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作为重点专项工作，立即协调地方编办先行先试、探索经验;在地方编办未审批之前，要调剂使用现有编制，先把专门的清算与破产审判庭成立起来，立即开展工作，不能因审批而耽误工作。

从目前开展企业清算与破产案件审判工作的需要看，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应承担以下11项职能：1.企业破产和企业强制清算案件的立案;2.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企业强制清算案件;3.依法处理企业破产案件、企业强制清算案件的善后事宜;4.负责企业破产案件、企业强制清算案件审判工作的有关调研;5.对下级法院企业破产案件和企业强制清算案件审判工作进行业务指导;6.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法院之间的协调，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7.破产管理人的管理和>培训;8.高级人民法院对本辖区内下级法院破产审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9.最高人民法院对有关司法解释的制定与贯彻实施;10.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企业破产大要案审理的监督指导;11.破产档案的管理。上述11项职能是否科学全面，可以做进一步研究探讨。

在建立专业化审判机构过程中，人民法院要同步推进破产审判法官队伍和司法辅助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已有专门破产审判法官的法院，要加强对在任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升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业务素质;要将纪律意识强、业务素质好、综合能力强的同志配备到破产审判岗位，实现破产审判新生力量补充常态化;要结合破产审判工作特点，做好“传帮带”工作，组建成熟的破产审判团队，切实避免“一人离岗、工作皆停”的情形。目前尚无破产审判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法院，要加紧发掘、培养专门人才，确保专门审判人员及时到位。同时，在当前司法改革推进法官“员额制”过程中，各地人民法院必须将专门审判庭作为一项内容特别考虑，要在各方面为下一步工作预留空间。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将当地专门审判庭、破产审判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专业队伍建设情况，在今年8月1日前报告最高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建立后，企业清算、破产案件的管辖会相应发生变化，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已着手研究，并将适时予以明确。

二、做好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工作。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13条至515条规定了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原则，解决了法院内部执行转破产的程序启动问题，拓宽了破产案件受理渠道。对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重庆、深圳、温州等地部分中级法院已开始积极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具体规定。当前，在适用上述规则时需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执行信息平台和信息资源，及时发现、整合分散在不同法院的针对同一“僵尸企业”的多起执行案件信息。执行法院及其上级法院要依法尽力创造集中管辖、集中执行等有利条件，促进“僵尸企业”及时、顺畅转入破产程序。

二是判断当事人同意移送破产的时间点，既可以是执行不能时，也可以是当事人申请执行时。同时，不仅要考虑债权人的同意，也要关注债务人的申请，尤其要充分考虑债务人对企业重整的申请。在同意的形式上，应采取书面形式。

三是要注意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执行法院对依法应当移送破产的执行案件要及时移送，不得故意拖延。破产法院要克服对破产案件的“畏难情绪”，应当依法受理的破产案件要及时受理，切实避免在受理破产案件上“踢皮球”。

四是执行法院将案件移送破产时，应当中止执行程序。企业破产法第19条已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也作了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还有相当一些地方法院未严格遵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破产程序启动后继续对被执行人进行执行和保全。这种情况要坚决予以禁止，严格依法办事。

三、加强破产管理人队伍指导和管理。破产管理人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企业破产工作的质效。人民法院要加强破产管理人队伍指导和管理，提升破产管理人队伍素质。破产管理人队伍建设既要严格依法也要解放思想，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大对适应企业重整需要的破产管理人才的吸收，把破产重整的需要作为主要的考量因素，充分发挥企业家、经营者、管理者，乃至科技工作人员的作用，不断加大破产管理人工作程序规范化建设。当前，应当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要强化破产管理人队伍人才的积聚。人民法院要引导担任破产管理人的传统中介机构吸收擅长>企业管理、熟悉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确保对企业破产重整、破产清算能作出准确有效评估。同时，对破产管理人如何管理，各地法院可以以有利于工作开展为原则积极进行探索。

二是要试行破产管理人分级管理制度。破产案件个案之间差异较大。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破产的专业性、技术性较强，事务繁重，而有的小微企业破产则相对简单。从近年破产审判实践情况看，对管理人分级管理，针对不同类型的破产案件从不同级别、资质的管理人名册中指定管理人，既有利于确保破产案件质量的提高和破产程序顺利进行，又有利于管理人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整体素质提升。管理人的分级管理应是当前人民法院在破产管理人管理方面的工作重点。

三是要试行管理人的淘汰、增补和升降级制度。从多数地区情况看，管理人名册自2007年建立后就一直未发生变化，既未增加一些符合条件并具有一定破产管理水平的中介机构入册，也未对一些不符合条件的管理人予以除名。这种状况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改变。尤其是在实行管理人分级管理之后，要根据业绩和水平采取管理人的增补、除名、升降级措施。

四、建立破产费用专项资金。很多“僵尸企业”停工停产多年，因无力支付破产费用而无法进入破产程序。破产费用中的诉讼费部分虽可减免，但律师等破产管理人的报酬部分应当支付。目前，务必要克服“僵尸企业”因无力支付破产费用而无法进入破产程序的问题。建议财政部门拨出资金建立破产费用专项资金。人民法院要抓住机遇，积极争取财政部门支持，补充企业破产案件中的破产费用缺口，要保证管理人能够按劳取酬，激发破产管理人工作积极性。已经建立破产费用专项资金的人民法院，要依法依规妥善利用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要在使用破产费用专项资金的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做好开源节流，适时推动建立政府财政援助的常规机制，同时逐步探索企业正常经营中自行提取破产费用资金等措施。

五、慎重适用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在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相当一批企业会采取破产重整方式实现提质增效。在制定重整计划草案时，应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由重整中的市场参与者协商和谈判，最终重整计划力求由当事人表决通过。“僵尸企业”重整一般应包括债务重组和营业整合两方面内容。如果“僵尸企业”重整计划草案只规定债务重组的有关内容，而不涉及营业整合和资产重组，人民法院在批准这类重整计划时应当谨慎。因为这类重整计划草案可能并未解决导致企业破产的深层次矛盾，企业经营前景和市场空间并不明朗，重整的目的和作用可能只是削减债务，不能真正实现重整让企业提档升级、更加适应市场的目的。因此，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应当坚持重整计划由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按照企业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的规定，通过自由表决决定。如果重整计划未经利害关系人表决通过，人民法院不宜行使强制批准权。

六、积极探索破产案件快审快结程序。破产案件尤其是破产清算案件，要注意快审快结。快审快结包括两个方面要求：第一，对于有挽救希望的企业进行重整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既不能一味图快，也不能久拖不决;第二，对于没有挽救希望，不需要进入重整的企业，要通过破产清算程序，尽快结案。浙江法院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如简化审理程序，当事人之间对财产评估已协商一致的可以不再鉴定等，其他法院可以学习借鉴。

依法处置“僵尸企业”涉及的问题面宽、政策性强，各级人民法院要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依法积极稳妥开展各项工作。上级法院要针对企业清算破产工作特点，依法依规采取审级监督、审判管理、组织监督、纪律监督等综合手段，加强对“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监督指导，保障有关工作顺利进行。目前破产案件审判工作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各地法院要克服畏难情绪，抓住工作机遇，把破产案件审判工作抓实抓好，开创破产审判工作新局面，力争相关各项工作都取得丰硕成果。

僵尸企业调研报告

（二）3月25日下午，《改革内参》“僵尸企业治理之道”内部研讨会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大会议室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我国经济学家何帆教授担任主报告人。研讨会邀请了中央财经大学公共财政研究院王雍君院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周放生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都阳教授，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波，国家统计局就业大数据小组组长李志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等学者担任点评和发言嘉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史克毅、编辑部主任刘学军、调研部主任贾存斗、财新智库宏观经济研究员朱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樊轶侠、上海钢炼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竹倩，以及来自中央财经大学、民生银行等相关研究机构的学者共同参与研讨。

何帆教授研究团队的主报告《中国僵尸企业：现状、成因及政策建议》是在长期跟踪、研究僵尸企业，多次深入企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报告提出处置僵尸企业不能紧靠企业自身之力，需要银行、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发力，形成“企业自救、银行辅助、政府托底”的分工格局，这是成功处置僵尸企业的重要保障。何帆教授认为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去产能以及解决僵尸企业，难度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去产能的主体是市场而非政府，但现在是政府在主导去产能，比如让各省拿出一个去僵尸企业的数量名单，这种方法有可能会导致激励机制的扭曲。从国际经验来看，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企业本身，政府要做的是在配套政策上去支持，在社会政策上要托底。

王雍君院长从财政治理的的角度来剖析僵尸企业，认为讨论僵尸企业的对策必须关切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僵尸企业的制定标准，二是僵尸企业应该正确分类，三是财政压力和可承受性的测试，四是政府的职能边界，五是财政支持的方式。

都阳教授和李志龙博士均从就业角度来分析僵尸企业的治理。都教授认为如果把去产能过程中的就业问题判断成很严重，会阻碍这个进程的推进。应采取保护工人，不保护岗位的原则来解决就业问题。李博士认为去产能带来的冲击可能不是那么大，保就业，可能还是要把目光放的更宽一点。对员工的安置问题，他认为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分享经济可能是下一个淘宝式的就业发动机;二是健全面向城乡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更加有针对性的做好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

高波总经理建议由国家部委牵头成立高级别巡视组，摸清现有僵尸企业和即将成为僵尸企业的数量及产能，立即停止求助、补贴及银行贷款，对各类钢铁企业压缩产能的奖补一视同仁，优先解决从业人员分流及安置问题。

陶然教授认为去产能的过程中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怎样实现真正的国退民进，而现在的很多做法是国进民退，包括压产能，把民营压掉，保国企。

樊轶侠研究员提出去产能的目标，不能全国性的划一个杠杆，总体的思路是央企一套指标，地方按照自己的大致标准，给一定的自主权。政府要提供间接的去产能补助。除了直接的补贴，还有融资支持，在税收优惠方面更能体现间接的支持。

第三篇：僵尸企业的成因与处置策略

“僵尸企业”的成因与处置策略

作者：黄群慧 李晓华 《光明日报》（2016年04月13日 15版）

市场机制不完善是“僵尸企业”的主要成因

“僵尸企业”（zombie company/zombie firm）一词最早出现于对20世纪90年代早期日本资产价格崩盘后漫长经济衰退的研究中，意指接受信贷补贴的企业或没有利润的借贷企业。结合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我国的国情，我们认为“僵尸企业”是指不具有自生能力，主要依靠政府补贴、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或借债而勉强维持运营的企业。

我国现阶段的“僵尸企业”大多分布在产能过剩行业，既存在于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绝对过剩行业，也存在于光伏、风电等相对产能过剩行业。对于前者，由于行业的需求高峰已经过去，其中的“僵尸企业”很难重生；对于后者，由于市场前景长期看好，如果能熬过凛冬，随着技术成熟、产品完善和市场启动，“僵尸企业”还有重新焕发活力的可能。另外，有相当部分“僵尸企业”是处于衰退产业（如服装产业）中的企业，主要是由于国内产业竞争力下降或已进入产业生命周期的衰退期，产业已不能容纳原有数量的企业，在部分企业通过转型升级而存续下去的同时，其他企业将不得不转型或退出。当然，从所有制结构看，“僵尸企业”大多属于国有企业，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规模大、员工多、在地方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但同时社会包袱重、人员下岗分流难度大，于是成为“僵尸企业”的主体。

从“僵尸企业”的生存状态看有三类：一是死亡企业，这类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已无法抵消可变成本，长期处于停产状态；或者企业已资不抵债或无法支付到期债务，但企业的债权债务尚未得到清理。二是显性“僵尸企业”，这类企业 1 尚能经营，但营业收入已不足以支付包括工资、管理费用、原材料费用、贷款利息、税金等在内的全部成本，企业连年亏损，处于高负债率状态。三是隐性“僵尸企业”，这类企业从表面看似健康，但需要来自外部（主要是政府）的持续救助维持经营，或者仅能偿还债务利息但不能削减债务负担。

“僵尸企业”的成因较为复杂，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所占所处生命周期、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是重要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当前“僵尸企业”的存在主要是因为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过度保护、产业政策选择性过强，使得市场无法快速出清而造成的。

第一，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地方保护是“僵尸企业”的制度性成因。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选择性产业政策，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创新的不确定性，在事前很难选择出未来市场竞争中胜出的企业和技术路线，选择优胜者的产业政策往往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并造成市场扭曲。地方政府出于增加GDP和税收的考虑，普遍采取给予土地、税收优惠和放宽环保、能耗、温室气体排放等监管的方式招商引资，不但造成过度投资从而催生大量过剩产能，也使得一些低效率的企业能够依靠补贴或减少成本支出而生存下去。

第二，资本市场发育滞后为上市“僵尸企业”维持生存提供了条件。股票市场具有很强的融资功能，但我国股票发行实行审批制与核准制，退出机制又不健全，“壳资源”稀缺，上市身份本身就具有巨大价值。20多年来，A股真正退市的上市公司只有四十多家。凭借上市身份，许多“僵尸企业”采取增发募集资金、出售名下资产和股权、将政府补贴直接转化为利润等方式避免退市，甚至能够通过资产重组、并购将“壳资源”卖出好价钱。

第三，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制约“僵尸企业”按市场规律退出。“僵尸企业”退出的最大阻力是人员和资金问题。一方面，企业破产后会造成大量职工下岗，如果不能给这些下岗职工提供失业后的生活保障、妥善安置他们再就业，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只要企业能够按期偿还贷款利息，银行就能维持好看的“报表”，企业破产则会导致银行坏账问题暴露。因此，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银行，都尽可能对“僵尸企业”提供各种支持，使他们能够维持运营。

全面评估、精准施策是处置“僵尸企业”的当务之急

“僵尸企业”的存在加大了金融风险，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是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僵尸企业”都是靠“输血”生存，需要汲取各种资源来维持生存却不产生经济效益，如果这些资源被用于健康企业或成长性领域则能够获得更好的收益。国际金融危机后，尽管我国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仍有一些有市场、有活力的企业遭遇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信贷资源被低效企业占用。二是恶化市场竞争秩序。一方面，为效率低下的“僵尸企业”提供补贴和低成本信贷，这本身就导致了对其他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加剧了产能过剩，使整个产业陷入低价竞争的泥潭，产业盈利状况恶化，企业无力进行创新投入和转型升级。三是加剧金融风险。“僵尸企业”背负大量债务却又缺乏偿债能力，而且往往涉及“三角债”或担保等关联责任，随着时间的延续，其经济效益不能好转、债务问题不断加剧，金融系统的风险也将随之不断增加。一旦一批“僵尸企业”违约，银行的不良贷款会大幅度增加，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一系列企业的破产倒闭，放大金融风险。

虽然“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会引起上述风险，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僵尸企业”都应被淘汰。事实上，一部分“僵尸企业”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企业转型的成功也能够重新焕发活力。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早期日本“僵尸企 业”中的大部分并没有破产或退市，大部分存活下来的“僵尸企业”的绩效在近年还有了显著提高。因此，“僵尸企业”情况千差万别，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处置办法，而应抓住重点、分类化解、精准施策，协调推进。

全面评估。对资产负债率高企、无法准时偿还银行到期利息、纳税额明显减少、用电量明显降低、拖欠职工工资等特征的企业进行重点排查，委托专业机构对其资产负债状况和发展潜力进行评估，并根据经营状况、困难成因、发展潜力等进行分类，对于无法继续生存的企业，提出退出市场方案，对于仍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编制有助于企业成长的发展规划。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促进银行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贷款客户进行准确评估，加强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全面分析“僵尸企业”的现状。

精准处置。根据“僵尸企业”的不同情况，清理退出一批、兼并重组一批、改造提升一批。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安全、质量标准的落后产能企业，绝对产能过剩产业和衰退产业中长期亏损和停产的企业要加快清理退出，并对土地进行腾退，给优势产业和企业的发展腾出空间。对因管理水平落后、暂时性产能过剩而出现亏损，但企业技术装备水平较高、产业发展前景长期看好的企业，重在兼并重组，一方面通过帮助企业降低债务负担、提升管理水平，推动其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另一方面加快兼并重组，盘活存量资产，避免优势企业扩张时重建新项目造成产能进一步扩张。由于我国企业在整体上与发达国家在装备、技术、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不退出的“僵尸企业”都要进行改造提升，一方面政府在技术改造投资、产业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方面给予一定支持，更重要的是企业要主动加强技术、产品、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开发出市场有需求、有竞争力的新产品，提供有效供给。

协调推进。处置“僵尸企业”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必须全面协调推进。一是从组织上要有专门机构负责总体的协调职能；二是推进金融体系改革与处置“僵尸企业”相结合，重视借助政策性融资和资本市场灵活利用金融工具，充分发挥金融在处置困难企业中的服务作用，增强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三是社会政策与“僵尸企业”破产政策相协调，建议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建立企业退出基金，对下岗职工进行补偿、安置，加强转岗、创业培训和支持，完善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僵尸企业”的治本之策

处置“僵尸企业”，应减少政府行政干预，主要由市场机制决定其破产、重组还是存续，以及存续企业转型、改革的方向。但另一方面，也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作用的发力点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市场竞争环境，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淘汰“僵尸企业”。

健全法律制度。使“僵尸企业”的破产、兼并、重组有法可依，也让企业形成稳定预期，打消侥幸心理。

转变产业政策。纠正不恰当的财政补贴等市场扭曲行为，实现从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重在完善市场机制和企业发展的软硬件环境。

完善金融体系。一方面，不断创新金融工具，通过市场化的多种融资手段支持“僵尸企业”在市场出清。另一方面，稳步推进上市公司注册制改革，改变“僵尸企业”凭借上市身份获得补贴、贷款维持生存的局面，扩大优质企业的融资渠道。

深化国企改革。国有“僵尸企业”在全部“僵尸企业”中占有较大比重，因其国有性质也更便于采取产业政策进行处置。通过国有资本预算和业绩考核等手段，加快国有落后产能企业淘汰和无效资产剥离；为技术水平领先、行业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补充资本金，使其恢复造血功能；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整合平台，推动“僵尸企业”中的优质资产进行兼并重组；积极引进民营资本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第四篇：僵尸企业处置面临七个棘手问题

僵尸企业处置面临七个棘手问题

2016年01月27日03:53 上海证券报 3分享添加喜爱打印增大字体减小字体

僵尸企业处置面临七个棘手问题

文眼

僵尸企业占用宝贵的实物资源、信贷资源，侵蚀有限的市场空间，是阻碍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病毒。僵尸企业的形成有其复杂原因，僵尸企业的处置自然也不会轻松。激浊扬清，去腐立新，处置僵尸企业不能畏首畏尾，要直面问题，辩证施治，运用多种手段，剥离病变部位，为企业营运输入氧气，为经济增长增添新鲜血液。

——亚夫

■目前僵尸企业处置工作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兼并主体对僵尸企业实施并购重组的动力明显不足；僵尸企业反并购阻力较大；僵尸企业难以破产退出；僵尸企业主动自救脱困能力缺乏；部分救助措施短期化倾向明显；部分长期无经营活动的僵尸企业无法注销；僵尸企业帮扶工作的所有制之间差异依然存在。

■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僵尸企业处置问题；不仅提出了处置僵尸企业的路径与目标，而且明确了处置僵尸企业的基本原则。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是清理处置僵尸企业的主要路径，“重组救活为主、破产退出为辅”是处置僵尸企业的基本原则，中央大力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目标是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

□刘兴国

目前我国煤炭、钢铁、有色、矿业、石化等行业僵尸企业数量众多，那些高度资源依赖的地区僵尸企业问题尤为突出。

作为我国优秀企业的代表，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也不在少数；据统计，2012年以来沪深两市有多达266家上市公司扣除非正常损益后连续三年亏损，完全依赖政府补助或出售资产粉饰报表，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0%左右。这些长期陷入经营困境的僵尸企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

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僵尸企业处置问题；不仅提出了处置僵尸企业的路径与目标，而且明确了处置僵尸企业的基本原则。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是清理处置僵尸企业的主要路径，“重组救活为主、破产退出为辅”是处置僵尸企业的基本原则，中央大力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目标是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与国务院国资委正在就僵尸企业处置问题开展深入调研和讨论制定相关政策举措，预计将会尽快出台政策文件，建立健全处置机制，并为顺利推进僵尸企业处置设立专项基金。

2016年，僵尸企业的妥善处置，将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经济工作之一。事实上，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一直都在推进僵尸企业的处置工作，也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从实际处置效果看并不理想，在处置进程中常常遭遇重重阻力。深入分析与把握前期僵尸企业处置工作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新时期顺利推进僵尸企业的处置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兼并主体并购动力不足

当前阶段，处置僵尸企业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推进优势企业或相对优势企业对其进行兼并重组。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兼并主体对僵尸企业实施并购重组的动力明显不足。

首先，僵尸企业自身的资产状况非常差，对兼并主体来说，兼并难以给企业带来有价值的新资产；尤其是那些本身不占有特定资源的僵尸企业来说，并购的价值更低，更加难以满足兼并主体的并购要求。

其次，作为并购主体，必然希望并购至少能够在某一方面能够给企业创造新价值；如果对僵尸企业的兼并重组不能带来新的有价值的资产或资源，至少希望并购能够在税收筹划方面为企业提供新的空间，能够借助报表合并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合理降低企业的纳税负担，或者是能够享受到特定的税收优惠；但在当前征税制度下，兼并主体力图通过兼并僵尸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空间十分有限。

再次，对僵尸企业的兼并相对容易，但后期的整合重组却困难重重；尤其是僵尸企业人员的整合，更是令所有并购主体头疼的难题；长期经营困难的僵尸企业，其人员往往都已经形成了诸多不符合现代生产运营要求的习惯，而且由于长期不能正常上班，积极的企业文化与企业精神更是无从谈起，所以这些老员工可能难以顺利融入并购主体，相反会对并购主体的管理产生负面影响，迫使并购主体管理层不得不耗费更多精力来处理被并购僵尸企业遗留问题，从而降低并购主体的总体管理效果。

最后，正因为上述原因的存在，导致在现实中，并购主体对僵尸企业的兼并重组往往以失败告终，大量并购失败案例的存在，显然进一步削弱了并购主体的并购动力。

僵尸企业反并购阻力较大

在关注兼并主体并购动力不足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来自僵尸企业自身的反并购阻力问题。在长期以来的企业调研中，我们均发现，不少僵尸企业自身存在明显的反并购倾向。僵尸企业反并购阻力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但总体上看，可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僵尸企业管理层的反并购倾向最为明显，绝大多数僵尸企业的反并购阻力主要是来自管理层；在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传统思想影响下，企业普遍都不愿意被他人兼并，宁肯自己惨淡经营，也不愿意成为别人的子公司；在具有行政级别的国有企业中，这一来自管理层的反并购阻力更为明显，独立经营意味着具有完整的经营决策权和特定的行政级别，而一旦被并购，不仅会丧失经营自主权，而且会失去长期以来享有的特定行政级别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特定待遇；尤其是那些临近退休的特困国企负责人，其维持独立运营、反对兼并重组的动力最为明显。

其次，一些僵尸企业会遭遇来自员工层面的反并购阻力；对国有僵尸企业来说，员工主要担心的是随着并购的发生，可能会导致员工身份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到未来工作的稳定性和待遇的可预期性，正是出于对身份改变的担忧，特困央企员工不愿意被地方国企或民企兼并重组，而特困地方国企员工则不愿被民企兼并；如果是央企兼并地方国企、地方国企兼并民企，来自员工的反兼并阻力要小得多，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会遭遇反兼并阻力；当然，在特定情况下，如担心并购后企业搬迁从而影响到自己工作的便利性，特困民企的员工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反并购倾向。

僵尸企业难以破产退出

国外处置僵尸企业，尤其是那些长期严重资不抵债而又扭亏无望的经营困难企业，更多是借助司法机制，帮助僵尸企业依法破产退出。2006年8月27日，十届人大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并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但至今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公众舆论，似乎仍将破产视为不可碰触的雷区，企业真正通过破产退出的数量十分有限。导致我国僵尸企业难以借助破产实现顺利退出的原因，可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破产退出的机制尚未完全理顺，阻碍了僵尸企业通过破产渠道实现退出；尽管我国已经有了《企业破产法》，但在企业破产流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没有真正全面解决，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僵尸企业破产退出的机制，尤其是对国有企业来说，更是如此；企业破产后，原有企业人员如何安置，国有破产企业的资产如何处置，都缺乏一个完善的处置机制，这无疑构成了企业破产退出的严重羁绊。

第二，以银行为代表的僵尸企业债权方，并不愿意推动僵尸企业破产退出；银行往往是那些僵尸企业最主要的债权人，尤其是对那些大型僵尸企业来说，其负债基本上都是来自银行，这些僵尸企业一旦破产退出，银行负债将彻底失去回收的可能性，出于维持哪怕是一丝渺茫的负债回收希望，以及避免不良贷款问题在自己任内暴露的需要，债权银行并不希望僵尸企业通过破产进行退出，为了维持僵尸企业的继续生存，部分债权银行甚至不惜继续为原本已经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继续提供融资，以临时性解决其持续运行问题。

第三，地方政府部门往往是阻止僵尸企业破产退出的最直接干预者，是企业能否破产退出的决定性力量；对地方政府来说，他们可能根本就不希望看到企业破产退出现象的发生，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地区生产总值的减少、财政收入的下降、区域产业结构的改变、就业压力的上升、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因此，地方政府总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维持僵尸企业的持续经营，而不是推动企业破产退出，甚至存在部分地方政府干预司法与信贷，以避免因为司法与信贷行为导致僵尸企业破产退出。

第四，依法破产退出的司法程序繁琐冗长。据调查，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时，从诉讼立案到执行完破产程度，通常需要两三年时间。这一漫长的审理与执行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债权人通过司法渠道申请僵尸企业破产的动机。司法程序的漫长，主要是因为进入破产程序的僵尸企业本身情况往往非常复杂，法院申请难度大，审理结束后执行起来也不容易，尤其是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其难度更大。

人民法院在审理国有企业破产案中发现有三难：一是资产状况混乱，许多企业的资产有账无物或有物无账，资产凭证缺失，无法证明账上资产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二是破产债权较多，追收难；多数破产国有企业的对外债权均占全部资产的70%以上，数额巨大，少则百万，多则达千万元之多，而且均为不良债权，很难追收。三是职工安置标准不明，资金来源少，保障难。

职工安置是破产审判中的一大难题。进入破产程序的国有企业多数是停产多年或是经过转制后留下的老企业，有关职工安置的标准尚不明确，存在不少争议。此外，破产企业的抵触情绪与不配合，人为拖延了司法审判的进行。实践中常有破产企业人员恶意转移隐瞒资产、不如实申报债权债务的行为，以及存在不按时向法院提供财务账簿等行为。

第五，由于存在“僵而不死”的寻租空间，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退出尤为困难。在当前IPO制度及并购重组炒作热潮的推动下，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特殊的壳价值，一些具有较好盈利能力与发展前景的企业由于短期内难以自己通过直接IPO上市，往往转向寻求借助对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来完成上市；这时候，那些长期亏损却又能够借助现行退市制度不健全而占据上市资源的企业，也就成了那些急于上市企业的并购首选目标：付出相对较低的并购成本，就能够快速实现上市。

正是基于特困上市公司这一特殊的壳资源价值，其退出变得尤为困难。一方面企业自身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退市，不断寻找并购重组机会，并借助并购重组进行股价炒作；另一方面，基于上市公司的形象价值，以及壳资源价值，地方政府更加不愿意推动特困上市公司的破产退出。实践中甚至存在滥用破产重整制度安排的现象，为帮助特困上市公司保壳资源，某些地方政府往往联手法院强迫债权人同意特困上市公司进行性破产重整，以债务豁免的方式实现上市公司扭亏为盈从而恢复上市，进而寻求并购重组机会，把原本根本不值钱的壳卖一个好价钱。

僵尸企业主动自救脱困能力缺乏

从企业自身角度说，自救脱困应该是僵尸企业的首选策略；但事实上，我国企业一旦陷入经营困境，往往难以自救脱困。总体上看，我国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可能有两种不同路径：其一是由于企业产品缺乏竞争力而陷入经营困境，其二是由于资金链突然断裂而快速陷入经营困境。无论是因为何种原因陷入经营困境，企业都难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救脱困。

首先，僵尸企业产品结构调整能力差。对那些因为产品缺乏竞争力而逐步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来说，主动调整产品结构是实现脱困的唯一选择。但问题的根源在于，企业产品之所以缺乏竞争力，往往都是因为企业缺乏创新能力，期望僵尸企业自身通过创新实现产品结构调整并不现实；受资金匮乏影响，僵尸企业也难以借助技术引进来实现产品结构调整。而且，调整产品结构往往需要同时对生产线进行改造，对缺乏资金的僵尸企业来说，如何筹措生产线改造资金显然是一个大难题。

其次，僵尸企业通过整体或部分变卖资产进行自救的方式也不一定可行。当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时，不少企业都会考虑通过整体或部分出售资产的方式来摆脱困境，但在实践操作中，除了前述阻碍性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到企业资产的变现。即使是买者愿买、卖者愿卖，而且资产质量也不错，僵尸企业也不见得就能够顺利实现资产的出售。尤其是国有企业，本身并没有独立处置企业资产的权限，程序繁琐的资产评估与审批，可能往往会导致僵尸企业丧失资产变现的最佳时间点，甚至可能会变相劝退并购重组意向方。这种因国资转让审核时间过长而导致重组失败的案例并不少见。

再次，对因资金链断裂而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来说，自救同样十分困难。因融资过度导致资金链突然断裂而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其资产基本上都已经被抵押给了银行，只要有其中某一家银行启动诉讼保全程序，其他银行也会马上跟进，企业必将全面陷入困境。这一时期的企业，应该是已经完全丧失了继续融资的能力，指望通过新融资来缓解经营困境几无可能。当然，如果企业存在大量应收账款，也许通过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压力，从而实现自救脱困，但在宏观经济整体都不景气、企业之间应收账款普遍严重拖欠的情况下，这一操作空间可能也比较有限。

部分救助措施短期化倾向明显

僵尸企业脱困问题应该说已经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金融机构与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并且在如何帮助僵尸企业脱困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部分举措确实取得了较好成效。帮扶僵尸企业的成效无疑值得肯定，但也不应忽视当前僵尸企业帮扶工作本身存在的问题。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想要帮扶僵尸企业的愿望肯定都是好的，但良好的愿望并不必然带来预期的正确结果。

当前政府及金融机构的部分帮扶措施的着力点存在偏差，一些救助举措往往都是致力于临时性地解决某一特定问题。如当前政府出台的一些稳岗补贴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困难企业经营压力，减少了困难企业的人员裁减规模，短期内实现了社会就业的稳定；但从长期看并不利于困难企业降低成本压力、提高劳动产出效率。稳岗措施如果不与其他举措相配合，他只会延缓企业裁员或破产退出时间，而不会对重新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产生积极影响。不加区别地为困难企业办理转贷续贷甚至增加新贷款，可以在短时间内继续维持无活力、无前景企业的生产运营，但在吞噬完大量金融资源后，一旦信贷支持无以为继，这些僵尸企业依然会走上破产倒闭的归宿。

部分长期无经营活动的僵尸企业无法注销

调查中发现，目前在各地仍存在部分长期无实质性经营活动、并且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无法依法注销，被迫在名义上继续存续。这类企业往往都是因陷入经营困境而被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托管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如广物控股所长期托管的一些严重亏损但长期无任何经营活动的中小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本来应该依法破产，然后进行注销。但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欠税问题，以及难以厘清的债权债务问题，尽管托管方一直努力采取措施对上述问题进行相关处理，但往往难以满足公司注销的法律要求，无法完整提供公司注销所需要的各种材料，导致被迫勉强继续维持这些被长期托管、无实质性存在价值与意义的僵尸企业继续在名义上存活运行。

这些被托管的僵尸企业往往在被托管之前已经欠缴巨额应纳税款，再加上长期累积下来的欠税滞纳金，及时变现了被托管企业的全部资产、土地，往往也无法缴清所欠税款及滞纳金；这导致托管方也不愿意去主动清缴这些长期托管企业的历史欠税问题，从而采取放任这些企业继续存续。工商注销所要求的无重大债权债务申明，对托管方来说也是一个不愿去碰触的难题，因为基于历史原因，托管方可能确实难以厘清这些被托管企业的历史债权债务；而一旦做出无重大债权债务的申明，在被托管企业依法注销后，如果有债权人提出债权主张，托管方需要承担合法债权的偿还责任，这对托管方来说，显然是十分不利的。所以对托管方来说，在无法厘清被托管企业债权债务的情况下，不去主动推动这些毫无存续价值的被托管企业的依法注销，可能是一个更为合适的选择。

僵尸企业帮扶工作的所有制之间差异依然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僵尸企业帮扶工作的重点，一直都是针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民营经济所占比重小，国家对民营经济的重视程度也远不如现在；那一时期的僵尸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僵尸企业帮扶政策，无一例外都是指向国有企业脱困，国家所出台的企业脱困政策文件，都明确指明是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国有企业职工安置等。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壮大，民营企业的数量，已经占了全国企业数量的90%以上；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近2000万户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数量不足15万户。

从数量上看，目前陷入经营困境的民营企业数量，要远远大于国有企业；政府帮扶僵尸企业的工作重点，不应该继续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所确立的国有企业身上。

总体上看，造成当前政府僵尸企业帮扶工作重点继续停留在国有企业身上，并且在事实上形成僵尸企业帮扶工作在所有制之间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仍然高度强调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与脊梁，因而导致各级政府更多关注国有经济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民营经济在发展中所遭遇问题的关注与解决。

二是出于对民营经济产生于市场经济并应该自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自我发展的简单化认知，导致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下意识地忽略了民营企业发展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政府适当进行帮扶的必要性。

三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职工身份属性的差异，导致国有企业职工更倾向于依赖政府帮助进行妥善安置，而民营企业职工更多倾向自谋出路，从而决定了地方政府被迫选择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特困国有企业的帮扶以妥善处置其职工安置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企业联合会）

第五篇：加速“僵尸企业”改革调研报告

加速“僵尸企业”改革调研报告

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落实好化解过剩产能、解决深层次矛盾、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国资布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等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系列任务，必须集中精力推进“僵尸企业”处置，着力解决好四个问题，加速改革破题。

打造一池活水，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根据2017年9月出台的《湖南省属企业处置“僵尸企业”工作方案》，“僵尸企业”具体标准为：一是已停产6个月或半停产12个月以上、连年亏损、靠政府或集团总部补贴和银行续贷存在的企业；二是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生产经营难以为继、不具备偿债能力的企业。持续亏损、资金匮乏是“僵尸企业”的共性，“僵尸企业”本身无法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要解开这个“死结”，建议省级层面打造一个改革专项资金池，从全省省属国企土地出让金、国有资产处置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进入资金池，从国有资本金预算收入、财政专项资金中划拨一部分进资金池，所有进出资金在资金池内滚动，可化解僵尸企业处置和改革遗留问题处理中短期资金供给不足和后期资产处置延滞的矛盾。

畅通一个通道，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妥善安置职工、维护社会稳定，是处置“僵尸企业”的首要任务，也是评价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尺。职工安置应畅通多个分流渠道，可以考虑股权转让人随业走吸纳消化一批，转业转岗分流安置一批，内部退养一批，依法终止劳动合同一批。这四种渠道，影响面最大的是第四种，最难确定的是国有身份正式工补偿金标准。如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职工代表大会难以通过，综合考虑补偿公平性与平衡性问题，可以综合考量以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社保缴费基数等合理确定基准。同时在“僵尸企业”处置过程中，政府应积极构建“保底线、可流动、再就业”于一体的企业退出保障体系，对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基本保障，守住社会稳定底线；加快社保制度改革，解决事业社保与企业社保转换补差等问题，免除职工后顾之忧；提供更多就业培训，创造更多再就业机会。

构建一套机制，解决遗留问题怎么办的问题。“僵尸企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的产物，身上背负的旧账斩不断、理还乱。对不良债务问题，应以市场办法处置为主，加强与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的沟通协调，通过同一银行不同分（子）公司债务打包、统一谈判、集中处置等多种形式实现债务重组，防范金融风险和道德风险，有效减轻债务负担，为改革脱困创造有利条件。对拖欠职工工资等问题，核实的拖欠职工集资款、工资、社保等，纳入改革改制成本费用由财政统筹解决。对无效、低效资产处置问题，充分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作用，允许系统内企业土地按原划拨地性质归集，并设置“绿色”通道，在上缴部分土地出让金后一并完成办理变性手续，给予有关财税减免优惠政策，实现资产处置收益最大化。

解剖一只“麻雀”，解决试点怎么抓的问题。“僵尸企业”处置牵涉职工安置、社保统筹、离退休待遇、国有资产处置等多个复杂问题，这些实际上都是国企深化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关键环节。首先解决带有全局性的问题，选出1至2家“僵尸企业”进行处置试点，认真解剖“麻雀”，搞明白到底是一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并集中资金、集中政策，边解剖边完善政策和机制，把试点企业处置到位。“麻雀”解剖后，制定全省“僵尸企业”清理退出1+N政策体系，整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在全省全面铺开这项工作。然后再解决个案问题，“一业一策”、“一企一策”分类制定处置方案，根据企业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拖欠税费数量等信息建立全省“僵尸企业”数据库。鼓励非国有企业资本通过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方式，依法依规参与国有“僵尸企业”的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