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的研究对象

第一篇：刑法学的研究对象

绪论

一、刑法学的研究对象

刑法学是法学的一个重要部门，是以刑法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而刑法是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因此，刑法学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科学。

二、刑法学的研究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也是研究刑法学的根 本方法。

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根本方法之下，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历史 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综合研究的方法等等，都是刑法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具体方法。

三、刑法学的体系

一般而言，目前我国刑法学的理论体系包含刑法学总论与刑法学各论两大部分：刑法学总论研究刑法的原则、原理与共性制度问题，主要包括刑法的概念和性质、刑法的创制和发展、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刑法的体系、刑法的解释、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效力范围等刑法通则、通论性的问题，以及犯罪概念、犯罪构成、排除犯罪性的行为、犯罪特殊形态、定罪、刑事责任、刑罚原则、刑罚种类、刑罚制度等有关罪、责、刑的刑法总论性的问题；刑法学各论研究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各类具体犯罪的罪责刑问题。

第一章：刑法概述

一、刑法的概念：刑法是掌握政权的阶级即统治阶级，为了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法的性质

二、刑法的性质

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刑法的阶级性质，即刑法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制定的，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二是刑法的法律性质，即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和最为严厉的强制性。

三、刑法的任务 刑法第2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根据这一规定，刑法的任务或曰机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统一 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的统一

四、刑法的解释：

是指对刑法规范含义的阐明。刑法解释的类型：

按解释效力区分，刑法的解释可以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与学理解释

立法解释：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刑法规范本身需要明确界限，或者为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有关刑事司法解释的原则性分歧而进行的解释。

司法解释：就是由司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解释。有权进行司法解释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学理解释：就是由国家宣传机构、社会组织、教学科研单位或者专家学者从学理上对刑法含义所作的解释。

按解释方法划分，刑法的解释可以分为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

第二章：刑法的基本原则

一、刑法基本原则的含义和界定标准

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全部刑法规范、体现我国刑事法治的基本性质与基本精神、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意义的准则。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与基本要求

所谓罪刑法定，就是指行为之定罪处刑以行为时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其基本要求是：罪刑规范的法定化、实定化、明确化。

三、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含义与基本要求

所谓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就是指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刑法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其基本要求是：无论是追究犯罪人还是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均应贯彻适用刑法上的平等与公正。

四、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含义与基本要求

所谓罪责刑相适应，就是指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其基本要求是：刑事立法上要依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设置体现区别对待的刑法制度与轻重有别的具体犯罪的法定刑幅度；刑事司法中要重视量刑、纠正重刑主义，实现执法和谐。

第三章：刑法的效力范围

一、刑法效力范围的含义

刑法的效力范围，是指刑法在什么时间、什么地域以及对什么人具有效力。

二、刑法空间效力的含义和原则

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对地域和对人的效力。我国刑法解决空间效力的原则是以属地原则为基础，兼采属人原则、保护原则和普遍原则中的合理因素。第一、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权 我国刑法典第6条第1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含义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是指我国国境以内的全部空间区域。具体包括：A领陆，即国境线以内的陆地及其地下层，这是国家领土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部分。B领水，即国家领有的水域，包括内水、领海及其地下层。C领空，即领陆、领水的上空。

2、我国刑法典第6条第2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

根据我国承认的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各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而受本国司法管辖。据此，我国驻外使馆、领馆内发生的任何犯罪都适用我国刑法。

我国刑法典第6条第3款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二）“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含义：

1、刑法典第11条关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辖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2、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的例外规定。我国目前除了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国家主权，统一管理外交与国防事务外，香港和澳门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保持不变，全国性的刑法对其没有适用的效力。

3、刑法典第9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

4、新刑法典施行后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特别刑法的规定。对此，应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予以处理。第二、我国刑法的属人管辖权

刑法典第7 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第7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第三、我国刑法的保护管辖权

刑法典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第三、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权 刑法典第9条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 刑法的时间效力

刑法的时间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时间、失效时间以及刑法的溯及力问题。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就是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就是没有溯及力。我国刑法关于溯及力问题的原则是从旧 从轻原则。

第四章：犯罪概念

一、犯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其指严重危害我国社会，触犯刑法并且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犯罪的基本特征表现在三方面：

犯罪是严惩危害社会的行为，即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即具有刑事违法性

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即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

二、犯罪概念的意义：

犯罪概念是统一认定犯罪和划分罪和非罪界限的总标准。

第二篇：秘书学研究对象是什么

1、秘书学研究对象是什么？

秘书学以秘书工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秘书工作的产生发展、特点任务原则和方法的一门新科学。

2、秘书学是一门怎么样的学科？

秘书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新兴学科。其一：秘书学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当代管理科学发展的需要，其二：秘书部门是管理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秘书工作是管理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三，秘书工作的核心是辅助管理，为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服务。

3、秘书学的实践性强，是由它所具有的应用科学性质决定的。

4、秘书学的研究方法：

1、理论联系实际：秘书学是应用科学，决定了它较之与其它学科

更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一是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从大量的秘书工作实践中提炼出理论，二是理论要以指导实践为依归，坚决摒弃热衷于搞名词搬家、术语爆炸的作风。

2、运用比较的方法：是确定事物异同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

3、注重对其他学科尤其是相关学科的研究，学科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4、高校教师与秘书工作者合作

5、秘书的定义：从事办公室程序性工作、协助上司处理政务及日常事务并为决策及实施提

供服务的人员。

6、从不同的角度，秘书可分为哪些类别？

一、从服务对象和经济来源划分，可分为公务秘

书和私人秘书两类。

二、从所属部门划分，可分为党务、行政、军事、司法、经济和文化秘书等。

三、从具体的工作划分，分为文字秘书、机要秘书、通信秘书、信访秘书、事务秘书、外文秘书、生活秘书。

7、秘书的层次如何划分？一：秘书人员所在的机关、单位，其级别有高有低，可分为中央、省市和基层三个层次，因而相应地有三个层次的秘书：高级、中级、初级。二：高级秘书指秘书长，中级秘书一般指文字秘书，初级秘书指从事一般日常工作的秘书。

8、秘书的职业道德：

1、热爱工作、甘于平凡

2、自尊自重、克己奉公

3、谦虚谨慎、平等待人

4、严守机密、提高警觉

9、秘书的能力：

1、办事能力

2、交际能力

3、表达能力

4、操作能力

5、速记能力

第三篇：浅谈档案学研究对象[推荐]

浅谈档案学研究对象

学院班级：人文学院档案091 姓名：郭岩 学号：5000409009 摘要：认识是实践的理性前提与基础，只有理性认识上清楚了，实际的管理工作才能真正做好。从事档案工作也不例外，应从对档案的理性认识开始。而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的元问题, 直接影响着该学科的定位和发展。档案学对自身研究对象的研究, 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认清学科的研究对象, 对于档案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探究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并重点阐述档案学研究是全部档案工作实践活动的理论体系，即档案学理论的研究, 就是为了指导档案工作实践。

关键词：档案学 对象 实践 理论

我国是一个具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作为历史记录之一的档案，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事业的发展历史也成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档案事业也是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类历史的记忆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阶梯，档案工作对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因此，一个社会是否重视档案的保存与积累，是否重视对档案的利用，是否重视档案工作以及档案事业建设，是衡量这个社会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标尺，也是衡量这个社会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标尺。

对于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自古以来就百家争鸣。

一、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的传统认识

随着我国档案工作的实践发展, 我国档案学界对自身研究对象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自上世纪30 年代我国档案学产生之后, 一直把档案和档案工作作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吴宝康先生指出：“档案和档案工作是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档案学是揭示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研究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的理论、原则与方法的科学。”【1】随着档案工作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 这种把档案学本身排斥在研究对象之外的认识显示出其局限性。学者们对此进行反思, 1994年，陈永生教授在《档案学论衡》中，指出档案学本身也属于档案学研究的对象，“把档案学自身排除在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外，这是长期以来中外档案学界在档案学研究对象表述上的共同缺陷”。【2】他进而借鉴经济学、法学等其他学科对其研究对象的表述方法提出：“在概括和表述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时„„，只要保留终极的档案现象作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足够了”，所以，“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换句话说，档案学就是研究档案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3】陈永生教授这一说法，显然较此前的提法是一大进步，并为人们所认同。2001年，冯惠玲、张辑哲两位教授在《档案学概论》中，也认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4】

二、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档案学的研究对象

把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档案现象,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它摆脱了传统对研究对象的表面认识, 把与学科相应的社会职业或工作的最终现象作为学 1

科的研究对象, 这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这一学科, 使本属于档案学研究对象范围而又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遗忘或排斥的档案学本身, 再次回到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怀抱”。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 把档案学研究对象归结为“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 这一种定义也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这个定义是在我国传统的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分开的基础上, 抽象概括形成的, 符合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指导档案工作的开展。但是近些年来, 随着实践的发展, 尤其是随着文档一体化开展和电子文件的大量出现, 这种把文件现象和档案现象截然分开, 把文件现象排斥在研究对象之外的认识, 显示出其局限性。实践工作要求把许多文件现象纳入档案学研究的范围(或已经不自觉地纳入了研究范围), 需要更多地关注文件的整个运动过程, 尤其是电子文件的出现, 模糊了档案与文件的界限, 对传统的档案学理论形成很大的冲击。理论的困惑直接影响着档案实际工作的开展, 为此, 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档案学的研究对象。

三、档案学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发展的档案学理论来源于实践, 服务于实践。是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档案学理论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正确的解释档案和档案工作, 并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 回答实际工作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对这些问题给予科学的说明。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工作实践是档案学理论产生的依据。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升华。人们在长期从事的档案管理工作中, 对档案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由简单到复杂, 由低级到高级,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不断升华自已的认识, 由此便产生了档案学理论, 随着实践的推进, 档案学理论也得到了逐步的发展。可见没有档案工作实践就没有档案学理论。

（二）、档案工作实践是推动档案学理论发展的动力。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认识不仅在实践中产生, 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也是如此。

首先,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全国档案工作的基础十分薄弱, 档案管理分散、混乱, 整理方法不科学、不统一,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 随意销毁档案的现象极为严重。为了尽快建立规范有序的档案工作, 在这时就提出了建立档案室的理论。所以说档案工作实践推动了档案学理论的发展。

其次, 进入80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 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随着办公室领域现代化技术设备的应用和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 给各级机关档案工作带来了许多变化。各机关档案室以往仅仅管理文书档案的现状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发展的需求, 必须把不同类型、载体的档案统一由机关档案室综合管理, 明确提出了“ 机关档案应该实行综合管理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 便出现了建立综合档案室的理论。

再次, 到了90年代, 档案管理定级升级工作方式的实施, 国家机关档案工作目标考核办法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展开, 成为机关档案工作进一步规范化的强化机制。各级各行各业适合本单位工作要求的目标管理考评和达标升级活动更加活跃, 这一活动的开展, 有力地推动了档案工作的规范化与标准化。档案的分类也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 就教学档案来说, 本来归科技档案类, 没有设专门的教学类, 为了适应高等学校教学工作实际的需要, 增设了教学档案, 教学档案理论也应运而生, 由此可见, 档案工作实践推动了档案学理论的产生和发

展, 这是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本身变化而发展的, 并不断提出新的认识课题, 推动着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使认识的发展成为必要再就是档案工作实践提供解决新课题的经验、材料, 创造出日益完备的认识工具和物质条件, 使人们能解决新课题, 开拓新领域, 使认识的俊展成为可能。档案学理论就是在档案工作的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地由浅人深, 由片面到全面发展的。【5】

四、研究理论是为了最终指导实践

1、任何档案学理论都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 解决档案工作中的具体操作问题, 以理论的方式来为实践服务。例如从档案的收集整理, 分类编目, 到提供利用等一系列工作中, 我们必须依照档案管理学》、《文书学》的理论根据来指导具体工作, 这样才使档案工作条理化、规范化。在开展档案的著录工作之前, 必须掌握著录工作的理论知识, 否则就难以做好工作。所以说档案工作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2、档案学理论的研究, 就是为了指导档案工作实践。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 是为了改造世界。理论不能指导实践, 再好的理论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进行档案学理论研究的目的, 就是指导实践并为之服务。如我们研究档案的开放、编研是为了深人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更好地发挥档案的作用, 研究著录、标引、计算机应用是为了实现检索的现代化。

3、档案学理论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档案工作实践不仅是档案学理论的来源和动力, 而且也是检验档案学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认识是主题对客题的反映, 这种反映是否正确, 认识是否与客题相符合, 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得到检验。只有档案工作实践能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加以对照, 检验实践与理论是否相符合。例如综合档案室的建立, 使档案工作走上快速发展道路, 而且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都有了一定的突破, 机关的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显然这一理论是非常正确的。

五、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的历史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 理论和实践应当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首先, 档案学理论必须和具体的档案工作实践保持统一, 因为任何一个正确的认识, 都是在一定的具体的条件下从实践中取得的, 脱离了具体的条件、具体的对象和具体的实践, 就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例如在整理档案工作中, 对档案分类问题的认识, 只能通过档案工作的实践, 通过对各类档案的具体分析才能把工作做好, 而不能靠抽象的概念和空洞的理论来做结论。

其次, 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还应当是历史的, 这就是说, 档案工作实践是随着历史发展的, 档案学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不断保持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既不能是脱离实际的空洞的说教, 也不能是落后现实的过期之药。再次, 档案学理论的研究不但指导现实的档案工作, 还可以指导未来的档案工作。把总结出来的好的经验为将来服务。也就是说,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 现实是将来的历史, 档案学理论研究也要研究历史经验, 为现实服务, 也为将来服务。人们在现实的工作中, 往往需要历史的理论作依据, 来借鉴和运用。例如在编史修志, 写组织沿革, 编研大事记等工作中, 都需要查看大量的历史档案和文件材料, 经过考查论证, 编写成符合现实要求的理论材料, 这就是利用历史理论为现实服务, 现实的理论为将来历史服务。

结语：档案学的研究对象, 是档案学基础理论中的重要问题, 它直接影响着我国档案学的发展。总之, 我们要坚持实践的观点, 又要用理论指导实践, 坚持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的具体的辩证的统一, 才能把档案工作做得更好！参考文献：

【1】吴宝康：《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第232页，第248页。

【2】【3】陈永生：《档案学论衡》，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3页，第8页。

【4】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6月第1版，第167页，第181页。

【5】冯秀珍：《邯郸师专学报》，1996年6月，第9卷第2期。

第四篇：回首新中国刑法学研究五十年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前进步伐，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50个春秋。回首50年来的刑法学研究，对新世纪的刑法学研究将是一个有益的启迪。

一、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历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成文刑法的国家。对刑法及其功效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但是由于刑法始终是作为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的工具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就于1949年2月发出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强调“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当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为依据”。1949年9月为新中国的成立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宣布：“废除国民党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建立人民的司法制度”。《共同纲领》的这些宣言，敲响了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的钟声。

为了建立、发展和完善新中国的刑法制度，刑法学者们和刑法实务工作者们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使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一个坎坷曲折的、难以忘怀的历程。回首50年的历程，可以说，新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创建时期〔1949—1957〕

新中国的刑法学，开始于对旧刑法的批判和维护新政权的斗争；借鉴于前苏联刑法理论成果；形成于巩固新政权的实践。

新中国建立之初，社会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敌我斗争十分尖锐，反动势力的颠覆破坏活动十分猖獗。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国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使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得以巩固。这个过程所产生的运用刑法手段同反革命及一切破坏新政权、新秩序的行为作斗争的客观需要，开创了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特别是1952年开展的全国性司法改革运动，在整顿和纯洁人民司法机关、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的同时，在刑法学领域，系统地批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形成的旧法观念，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在刑法学研究中的支配地位，并且导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刑法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这个时期的刑法学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论证镇压反革命对维护新政权的必要性。

在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的过程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于1951年编印了《镇压反革命》〔第一、二辑〕，西南司法部编写、西南革大于1953年印制了《惩治贪污与保护国家经济建设》，《新中华》1950年第8期发表了李建钊撰写的“论〈惩治反革命条例〉”，《西北司法》1950年第3期发表了贺连城撰写的“对反革命为什么必须严厉镇压”，《政法研究》1955年第3期发表了李猛撰写的“如何认定反革命罪”、第4期发表了蔡云岭撰写的“坚决镇压反革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这些书籍和文章，反映了当时刑法理论在研究反革命罪和贪污等经济犯罪方面的成果，对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进行了充分地论证，也为当时制定和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等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个时期的刑法学研究为运用刑法维护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2、研究刑法规范，为新中国的刑事立法做理论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刑法工作者积极总结和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刑事立法实践，为创建新中国的刑法制度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组织一批刑法专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其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立法的目的是保卫人民民主的国家，人民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及人民民主主义的法律秩序，防止犯罪的侵害”：“凡反对人民政权及其建立的人民民主主义的法律秩序的一切危害社会行为，均为犯罪”：“以推翻、破坏或削弱人民民主政权及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革命成果为目的之一切严重的危害国家人民利益的行为，为反革命罪”。

1954年9月，随着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实施，中央人民政府的刑法专家们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其中明确提出：“一切背叛祖国、危害人民民主制度、侵犯公民的人身和权利、破坏过渡时期的法律秩序，对于社会有危险性的在法律上应当受到刑事惩罚的行为，都认为是犯罪。情节显然轻微并且缺乏危害结果，因而不能认为对社会有危险性的行为，不认为犯罪”。1954年10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法律室的主持下，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起草工作，到1957年6月，写出了第22稿。195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室编印的《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参考资料》，对刑法的起草工作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3、学习借鉴前苏联的刑法理论，建立新中国的刑法学体系。

为了创建新中国的刑法学，在批判旧的刑法观念的同时，刑法学者们翻译出版了一批前苏联的刑法学研究成果，学习借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刑法理论。如由彭仲文翻译、大东书局1950年出版的《苏联刑法总论》〔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苏维埃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别于1955、1956、1957年出版的《苏维埃刑法论文选择》〔第一、二、三辑〕，以及这个时期翻译但在195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前苏联学者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等。这些著作，对新中国刑法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新中国刑法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4年以后，随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实施，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迅速发展，由最初的学习借鉴和批判，走向探索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刑法制度和刑法学体系的阶段。特别是当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办公厅法律室主持的刑法起草工作和各政法院校的刑法教学活动，有力的推动了刑法学研究的深入。1956年2月，在司法部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和北京政法学院刑法刑诉法教研室合作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教学大纲》；1957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编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初稿〕》上、下册；1957年4月，东北人民大学出版了张中庸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57年10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刑法教研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1957年10月，西南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编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初稿〕》。这一部教学大纲和四部教材，比较系统地论证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和基本要求相适应的刑法理念和刑法原理，勾画了刑法总则的体系，阐述了新中国刑法的主要内容，从而标志着新中国刑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

此外，这个时期，在刑法的因果关系、共同犯罪、刑罚目的等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56年第1期上发表的梅泽浚撰写的“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及其在刑法中的运用”，法律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李光灿撰写的《论共犯》一书，《政法研究》1957年第2期发表的史言撰写的“过失罪”一文，《教学简报》1956年第12期、1957年第1期上连续发表的关于刑罚目的的系列文章等，都反映了这个时期刑法学研究的深入。

这个时期，刑法学研究的特点，一是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刑法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同时注重刑罚运用的策略性，主张实行宽大与惩办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二是强调刑法的阶级性，认为刑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同时宣告与资产阶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刑法制度决裂，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刑法的虚伪性；三是强调犯罪构成理论对认定犯罪的指导作用，主张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区分罪与非罪；四是强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刑法理论问题。

〔二〕徘徊时期〔1958—1977〕

1958年以后，在批判“修正主义”和反“右派”斗争中，极左思潮甚嚣尘上，一度支配着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刑法学研究受到了法律虚无主义的严重影响，刚刚形成的新中国刑法学处于停滞不前的徘徊状态。以《政法教学》1958年第1期上发表的亦民撰写的“反对刑法科学中的修正主义倾向”和《政法学习》1958年第1期上发表的李克仁等人撰写的“反对刑法教学中的修正主义旧法观点和教条主义”为标志，刑法学研究开始走向低谷。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国的法制建设遭到空前浩劫，刑法学研究也基本中断。所以一些学者将这个时期称为“停滞时期”。

但是实际上，这个时期的刑法学研究并不完全是一片空白。这个时期的刑法学研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对刑事立法问题的研究。

经过4年停顿之后，1961年10月再次开始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的研究探讨。特别是1962年3月22日毛泽东发出“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的指示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室在有关部门的协同下，对1957年写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22稿进行了反复深入地研究修改和征求意见，最后形成了作为1979年刑法之蓝本的刑法草案第33稿。

2、对犯罪与“两类矛盾”关系的研究。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刑法学界围绕犯罪与“两类矛盾”的关系，展开了深入而持久的研究。从1958年到1965年，《政法教学》、《政法学习》、《政法研究》、《法学》、《人民司法》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有关犯罪与两类矛盾问题的文章。一些学者认为，两类矛盾学说对刑法科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犯罪现象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把一切刑事犯罪都看成是敌我矛盾，因此在刑事司法工作中定罪量刑时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些学者就在犯罪现象中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司法工作中如何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如何从两类社会矛盾看犯罪的矛盾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一些学者就人民内部的犯罪分子能否作为专政对象，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观点。这些研究和争论，对于运用刑罚同犯罪作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3、对刑事政策的研究。

由于这个时期政治运动较多，一些学者为了适应政治运动的需要，放松了对法律规范的研究，而转向对刑事政策的研究。《政法教学》1958年第3期发表了姜达生等人撰写的“谈谈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一文。此后，一些政法院校的刑法教学逐渐转为以刑事政策的教学和研究为主。1963年北京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编印了《毛泽东同志论人民民主专政与肃反工作讲义》；1969年湖北大学编印了《法律课程学习资料〈第二辑：刑事政策〉》；1976年北京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编印了《刑事政策讲义》。这些教材，主要论述了如何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和处理犯罪问题。

4、对刑法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

虽然由于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刑法学研究处于低谷，但还是不断地有一些成果出现。1958年，武汉大学法律系编印了《刑法教学新问题论集》；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编印了《刑法、审判法参考资料〈第二辑〉》。此外，《法学》1958年第5期发表了杨一平撰写的“贪污案件中几个问题的初步研究”，第9期发表了张耀华、陈显静合写的“对盗窃罪的初步研究”；《政法研究》1963年第3期发表了权新广撰写的“谈谈刑法中的因果关系”，1964年第1期发表了杨敦先撰写的“对犯罪危害结果的一点浅见”等。这些书籍和文章，表明这个时期刑法学研究并没有完全停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司法机关一度被迫停止工作。但是，急剧**之后，司法机关很快开始“联合办公”。如何运用刑罚制裁“文化大革命”初期借群众运动实施的杀人、放火、抢劫等严重犯罪行为，成为“专政机关”面临的问题。这个时期，刑法学研究，在表面上，可以说是销声匿迹了。但是应当看到，即使是在急剧**的日子里，有责任感的刑法学者们并没有停止对刑法问题的思考。他们有的在“浩劫”中保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刑事立法的珍贵资料和研究成果，在孜孜不倦的研究；有的在“下放劳动锻炼”甚至在“劳改农场”的繁重体力劳动之余，不断地思考着中国刑法的未来。正是这些刑法学者们的研究和思考，积蓄了新时期刑法学研究的强大动力，孕育了1979年刑法的诞生。

这个时期，刑法学研究基本上是在挫折中徘徊的。其主要特点，一是强调刑法的适用必须为现实斗争服务，但在主张刑法工具论的同时又忽视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功能作用；二是各种刑法观点并存，但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支柱的刑事政策策略思想占主导地位；三是用阶级斗争的理论代替对刑法自身特点的研究。

〔三〕恢复时期〔1978—1985〕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实际上，这个时期的刑法学研究从上半年就开始了。在1978年3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借《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宣布：“我们还要依据新宪法，修改和制定各种法律、法令和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规章制度”。这给所有法律工作者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同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文化大革命前，曾经搞过刑法草案，经过多次修改，准备公布”，现在“很需要搞个机构，集中些人，着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此后不久，就组成了一个刑法草案的修订班子，开始了对刑法草案第33稿的研究修订工作。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法的颁布实施，使压抑了多年的刑法学研究热忱突飞猛进地迸发出来，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这个时期的刑法学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的：

1、围绕1979年刑法展开。

1979年刑法颁布实施以后，围绕着刑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刑法学界和刑事司法部门进行了积极的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有总结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对刑法颁布实施的必要性和刑法基本原则的论述，也有领会刑法条文的精神实质，对刑法适用中各种具体问题的分析论证；既有运用刑法基本原理来分析论证刑法规定的合理性，也有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来解释刑法条文中贯彻的基本原理；既有全面讲解刑法规范的小册子，也有对刑法中具体问题初步研究的专题论文。

2、围绕犯罪构成理论展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前苏联学者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一书，对新中国刑法学理论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自《政法学习》1958年第1期发表了邹石山撰写的“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吗？”一文以后，犯罪构成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无人问津。1978年以后，随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出现，犯罪构成逐渐成为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个问题，从构成犯罪的规格，辐射到犯罪的概念和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以及刑法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为构筑新中国刑法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时期，围绕犯罪构成的概念及其刑法意义，以及与犯罪构成四个要件有关的各个方面，发表了大量的文章。

3、围绕着青少年犯罪展开。

“十年**”制造和遗留下来的大量社会矛盾，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迅速爆发出来，其极端表现形式便是各种刑事犯罪的增长，而首当其冲的是青少年犯罪问题。当时青少年犯罪的突出特点是“结伙作案、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对于这些犯罪青少年如何准确适用刑法，是刑事司法部门在刑法颁布实施后首先遇到的一个难点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刑法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讨论的内容，涉及到如何认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犯罪的原因，如何理智地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以及犯罪的间接故意和复杂罪过、犯罪的动机与目的、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故意犯罪的阶段、共同犯罪的形式及共同犯罪人的罪责区分、罪数问题等一系列刑法基本理论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强奸妇女罪和奸淫幼女罪、抢劫罪、流氓罪等具体罪名的刑法适用问题。

4、围绕经济犯罪问题展开。

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改革最初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允许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长期以来对商品经济的批判和压抑，使商品经济积蓄了很大的能量，从而构成对计划经济和传统观念的巨大冲击，以致在改革初期经济犯罪急剧增长，成为又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1982年3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这个决定作出后，刑法学界围绕着与经济犯罪作斗争的必要性，如何界定经济犯罪的范围，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如何认定经济犯罪的具体形态、如何区分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以及对经济犯罪如何适用刑罚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场讨论也涉及到打击经济犯罪与保障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关系问题，引起了有关“法人犯罪”问题的探讨，导致了“经济刑法学”的出现。

这个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8年时间，但是在这个时期出版的刑法书籍和发表的刑法文章，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间刑法学研究成果的总和。其中系统反映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从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教科书有：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刑法刑事诉讼法教研室编著、群众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讲义》；杨春洗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刑法总论》；王作富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刑法各论》；高铭暄主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刑法学》。

这个时期，刑法学研究的主要特点，一是注重于对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1982年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和1983年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宣传解释，强调严格依照刑法定罪量刑，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诉；二是注重于运用50年代形成的刑法理论来说明和论证刑法规范，强调刑法的阶级性和镇压功能；三是注重于对刑事司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的研究，强调刑法理论研究的实践价值。

应当看到，这个时期的刑法学研究，主要是继承和发扬50年代形成的刑法理论，在已有的刑法理论框架下研究新制定的刑法规范和现实社会中新出现的犯罪问题。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或较为系统的理论，但是在刑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并没有重大的突破，在总体上对刑法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肤浅。因此，这个时期应当视为刑法学研究的恢复时期，它与刑法学研究在1986年以后的发展具有某些明显的不同。

1986年11月，高铭暄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1949—1985〕》，通过对刑法领域51个基本问题上的各种观点的全面介述，系统地回顾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刑法学研究的成就，预告了这个时期的结束。

〔四〕繁荣时期〔1986—1999〕

1986年以后，刑法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论教唆罪》、《刑法因果关系论》等专题论著的出版为标志，刑法学研究开始走向专题性深入研究；以“社会主义刑事责任理论初探”、“论刑罚个别化”等论文的发表为标志，刑法学研究开始将自己的视野伸向刑事责任、刑事法律关系、刑事立法学、刑罚个别化原则、电脑辅助量刑等新的领域；以“对犯罪本质的再认识”、“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反思”等论文的发表为标志，刑法学研究开始对传统的刑法理论进行反思，提出新的理论观点。

这个时期，出版了一大批刑法学论著，发表了大量的刑法学[1][2]下一页

第五篇：有关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今天有幸参加了嘉兴市教科研基地学校教科室主任研修的第一次活动。上午聆听了朱建人处长的指导性讲话，以及两位优秀教科室主任的经验介绍，有很大的触动。下午在阮望兴所长的主持下，对课题报告的撰写进行了交流、互动，本人也借此机会上台发表了自己的想法，在交流和阮所长的点评中，受益匪浅。

在交流、点评中，我还觉得有一个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什么是课题研究的对象。

经网络搜索，在关于“课题研究方案的撰写方法”的大量网页中都有如下的说法：“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课题名称叫“××市教育现代化进程研究”，这里面研究对象就是××市，研究的问题就是教育现代化问题。有时候还要把研究方法写出来，比如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验研究”，这里面研究的对象是中学生，而不是小学生或者大学生，研究的问题的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实验研究，这就说得很清楚，别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课题是研究什么。”

在大量的课题研究方案中，对课题的研究对象的阐述也大多是基于上述的理解。

2． 社会研究的对象

社会研究的对象是指被研究的个人、群体或组织、或者是研究所指的其它社会单位，一般包括社会中具体的个人、家庭、社区、各类专门人群以及各类组织等。

在理解什么是社会研究对象时，必须要注意区分“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之间的不同，以及“研究对象”和“调查对象”概念的差异。

首先，社会研究对象在概念上不同于研究内容。社会研究的内容是指特定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而研究对象则是指特定社会现象发生和发展范围中的任何社会单位。

其次，“社会研究的对象”与“社会调查的对象”也是不同的概念。前者的对象应该是社会中某类群体或组织的总体。后者是指社会调查活动中直接访问和观察的单个对象，包括个人、群体和组织。

在用从单个的调查对象所得的资料推论总体情况时，要注意区分类别概念和集合概念。类别概念是指由具有相同属性或特性的人或事物所构成的一个类别，只代表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年老或残疾）的人所构成的类别。对于类别概念的事物，可以用其全部和多数成员的特征去推论整个类别群体的特征。相比之下，对用集合概念来代表的集合体则不能做这样的推论。集合概念是指由一些分子所组成的几何体。在社会研究中，研究者常常使用“分析单位”的概念来区分社会调查对象（收集资料对象）与社会研究对象的不同。

从一般原则上讲，在每一个层次的分析单位上收集到的资料只能分析和推论该层次的情况。如果混淆了分析层次，则可能导致“以偏概全”或“简单还原”的错误。前者是指从低层次的分析单位中得到的资料去简单推论高层次社会单位的情况。后者这是指将高层次分析单位中得到的结论简单地推论其中每一个成员。

最后，在进行社会研究时还需要明确研究对象的范围以及调查对象的范围和规模。

3． 社会研究的内容

社会研究的内容是指社会研究所要了解的社会现象和要探索的社会问题的具体内容。一般来说，确定研究内容首先需要按照研究的目标将研究题目分解为若干方面，然后根据研究的目标去确定每个方面所需收集的信息。总的来说，各项社会研究的内容可分为现状调查、态度调查、因果分析、预测分析及对策研究等不同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