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善处置“僵尸企业”的实践探索

第一篇：妥善处置“僵尸企业”的实践探索

妥善处置“僵尸企业”的实践探索

所谓“僵尸企业”，是指丧失自我修复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必须依赖政府补贴、银行续贷等非市场因素生存的企业。“僵尸企业”本身已不符合市场需求，虽身已死，但遇“血”则动，如继续输血供氧，必拖累银行、拖垮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拦路虎”，社会稳定的“绊脚石”。2015年中央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均提出了“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的问题。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下决心淘汰一批“旧动能”，对“僵尸企业”狠下刀子。然而现实中，一批“僵尸企业”毫无效益，却占用大量土地、能源、资本、劳动力等资源，甚至扰乱市场秩序；一些基层政府还在以扶持当地产业、维护社会稳定为由，无端消耗着本应支持新兴产业和创业创新企业的政策和要素资源。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结构改革的需要、政策调整的机遇，妥善处置“僵尸企业”，可谓时不我待，势在必行。

处置僵尸企业的实践

目前，江都区已初步形成以机械电子、汽车及零部件、船舶特钢等产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但空间布局不合理、产能过剩严重、发展同质化等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建设用地指标紧缺与土地利用粗放、土地后备资源匮乏与耕地保护压力之间的矛盾并存，项目建设“增量不足”与“存量不优”的问题亟待解决。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虽转型艰难，但已在路上。

严峻的形势倒逼转型。一方面，由于多种原因，一部分企业失去正常的造血功能，经营乏力，举步维艰，或半死不活，度日如年，或苟延残喘，病入膏肓，形成了事实上的“僵尸企业”。比较典型的，如：丁伙镇的扬州中材，400亩宝贵的土地抛荒多年，12万平方米的厂房白白浪费；宜陵镇的碧波环保，100亩土地、4万平方米厂房闲置；仙女镇的希林光源占地50多亩，停产已2年；江都开发区的同昌电子，占地150亩，已资不抵债。还有一批小型船企，占着长江、内河岸线等稀缺资源，却长期“僵而不死”。另一方面，一批成长型中小企业面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机遇充满发展信心和创业热情，但受用地制约而力不从心。如中环塑业有在手订单3亿元，由于发展空间受限，被迫放弃部分订单；麦香人家总部2012年落户江都后，在扬州市布点20多家直营店，年销售近亿元，解决就业500多人，但受制于规划、用地，产能无法释放，近期被迫放弃4000多万元的订单。僵死的存量不出清盘活，优质的增量难焕发活力。在江都区十二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江都区提出了把盘活闲置资源作为2016年度重点工作的思路，标志着妥处“僵尸企业”，腾出并盘活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和市场空间，已在全区上下达成共识。

积极的行动盘活存量。近年来，针对出现的“僵尸企业”，以及撤乡并镇、农民进城、单位合并后而产生的“睡眠土地”，江都区按照“控制总量、优化增量、盘活存量、用好流量、提升质量”的原则，以土地资源利用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节地水平和产出效益“双提升”。2012年以来，江都区已两度获评全省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市）。2015年，江都区对全区工业集中区1168宗工业企业用地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盘活存量土地1200亩。同时，试点工业用地20年的弹性出让制度，重点解决土地出让年限与企业生命周期不匹配的问题。当年，新华社、人民网等8家中央、省级媒体集中报道了江都区节约集约用地的做法，也表明江都区节地增效、内涵发展的土地利用方式已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

有益的尝试初现成效。江都区始终按照“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原则处置“僵尸企业”。近年来，先后引进了江淮汽车、中海工业、中船防务等战略投资者，重组盘活了女神汽车、江都造船、科进船业等一批“僵尸企业”，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近期，“僵尸”多年的企业扬州中材进入破产程序，为通过司法途径处置“僵尸企业”开辟了新的路径。这些举措对于缓解企业压力，盘活存量资源，力促转型升级，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更为江都区在更大范围内处置“僵尸企业”积累了宝贵经验。

处置僵尸企业的难点

目前，县域层面的“僵尸企业”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资不抵债，主要标志是企业亏损、资产负债率高；二是生产停顿，主要标志是企业申请暂停用电容量；三是经营停滞，主要标志是半年以上未交增值税。在这些“僵尸企业”中，有的发展方向不明，市场定位不准，上马之时，往往已濒临倒闭之日；有的也曾独领风骚、风光一时，甚至一度是所在地财税支柱和就业的“蓄水池”，但时过境迁，由于无法与市场同频共振，于是乎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大起大落。明道若昧，进道若退，是等着“僵尸企业”尸位素餐，甚至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还是快刀斩乱麻，腾出必要的市场资源和空间，显而易见。但在操作过程中，要充分认清处置“僵尸企业”的主要难点所在：

一是启动难。目前，“僵尸企业”真正进入市场化破产程序的还很少，一些企业主更愿“跑路”，而很少依靠破产制度自我保护，实现起死回生或有序退出。加上一些领导干部思想观念上的偏颇，认为企业破产不光彩，有损政府形象，甚至限制债权人起诉，不愿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把“僵尸企业”问题和包袱留给下任领导。

二是协调难。“僵尸企业”兼并重组、破产，涉及职工安置，土地、厂房、设备的处置等方方面面，需要协调的事情很多。有的基层政府虽有心撮合，但由于职责不明，协调事项不到位，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发挥和公信力。有的基层领导还存在“怕”“等”“拖”的心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现象亟待改观。

三是甄别难。中央层面虽提出了对连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僵尸企业”进行清理的要求，但没有对“僵尸企业”差异化处置的甄别机制，容易错杀一些陷入周期性困难的优势产能或地方特色产能。

四是审理难。《企业破产法》有些规定较为原则，执行中，存在破产案件立案难、审理慢等问题。比如，按《企业破产法》第113条规定的清偿顺序，税收、电力等债权一般应到破产财产分配的时候给予优先办理。但实践中，税务、电力等部门往往提前采取强制性措施，大大降低了破产财产的实际清偿率。另外，属地责任和司法程序对接机制的缺失，也导致基层政府在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往往忽视《企业破产法》等法律的规定，留下了后遗症，不仅增加了后续司法程序推进的难度，而且容易使法院的破产审理和资产重组陷入困境。

妥处僵尸企业的建议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比的是胆识，拼的是决心。一方面，要尊重市场规律，积极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推进“僵尸企业”重组；另一方面，要杜绝上级下了淘汰令、打了退出牌，而实际中变换花样，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

明确思路，下定决心。“十三五”期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意味着过去那种“面多了和水，水多了加面”的做法即将终结。建议依据产业政策、发展规划，按照“一业一策”、“一市一策”、“一县一策”的原则，拟出一个处置“僵尸企业”的路线图、退出机制以及权威认定标准，用好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市场准入、要素保障、金融税收、价格杠杆等“组合拳谱”，从防范系统性风险、全局性风险的高度，对“僵尸企业”或重组，或改进，或淘汰。

多措并举，抓好“两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围绕供给侧改革，多措并举处置“僵尸企业”。建议抓好两头。一头抓新动能发展生成。抢抓“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长江经济带”、“军民融合”等国家战略的政策机遇，延长传统产业链、拓宽产业宽度、增加产品种类，着力推动新兴产业、新型业态的生成和发展。一头抓旧动能退出改造。加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缺能力”问题研究，出台“僵尸企业”处置指导性意见，注重分类指导，注重因业、因地、因企制宜，加快“僵尸企业”兼并重组、债务重组、破产清算，着力“消化一批、整合一批、转移一批、淘汰一批”，着力推进“腾笼换鸟”，着力发掘新品种，消灭旧品种，不断提升传统产业优胜劣汰、创新提升和自我修复功能。2016年，特别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把修复长江生态摆在压倒性位置”的要求，以处置“僵尸企业”为契机，加快淘汰一批沿江地区的“两高一剩”企业。

调查摸底，谋定后动。建议企业方面：重点排查涉及产能过剩、盲目扩张、负债率高或企业主户籍、资金移居国（境）外的企业，全面摸清欠薪、欠税、欠费企业风险状况，做到家底清、权属清、债务清。对确无帮扶价值的企业，要下决心通过破产清算等法律手段进行处置。要重视发挥债权人的作用，通过市场手段，搁置争议，共利共赢。建议用地方面：鼓励挖潜，由基层政府组织专班专人，对各类低效用地、闲置土地进行清理排查、分类登记、逐块分析，深入推进“僵尸企业”、低效建设用地二次开发。同时，对可整合利用、挖潜增效的地块，及时收储，营造起“严管地”“盘死地”“处闲地”、“整旧地”“促调地”“抓收地”的良好氛围。

加强督导，落实责任。妥处僵尸企业，政府责无旁贷，政府要努力完善工作机制和保障机制。一是宏观把握。成立处置“僵尸企业”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牵头部门，建立政府与司法部门、省市县乡四级联动机制，各层级组建起善于把握产业政策，懂法律、金融、财税、环保、安全、规划、土管等专业的工作班子，定期会商“僵尸企业”兼并重组、退出等问题，形成工作合力。二是政策兜底。完善社会托底政策，加大资金投入，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加强转岗职工技能培训，给予下岗职工必要的创业支持，使得失业人员能够顺利再就业。三是考核监督。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把闲置资源利用和处置“僵尸企业”成效与社会稳定工作结合起来，作为对各级党政正职考核重点，推动基层政府当好“中间人”。要强化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两个责任”的监督问效。县、乡级政府要发挥对“僵尸企业”历史沿革、经营现状、风险防控等情况熟悉的优势，积极承担处置“僵尸企业”主体责任。省、市行业主管和行政监察部门，要积极履行处置“僵尸企业”的监督责任，加大对“僵尸企业”处置的业务指导和行政问责力度，着力解决各级干部“不作为”、“不会为”和“不敢为”的问题。

（储胜金：江苏省委研究室；张旭、张锋：扬州市江都区发改委）

责任编辑：钱国华

第二篇：僵尸企业调研报告

僵尸企业调研报告

僵尸企业>调研报告

（一）20**年2月24日至2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杭州召开“全国部分法院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调研及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二级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介绍了下一步人民法院开展破产案件审理、依法处置“僵尸企业”的六项重点工作。

一、建立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近年来，普通民事商事诉讼案件数量激增，人民法院整体上面临“案多人少”困境。很多法院都将有限的审判力量全部投入到普通案件审判中，未建立专门的破产审判组织。所以在破产工作中就形成了“由于没有专门的审判组织，所以法院不愿或不会处理破产案件;由于不处理破产案件，就更不需要专门的破产审判组织”的不良循环。这种局面十分不利于开展“僵尸企业”司法处置工作。截至目前，只有广东深圳中院、浙江温州中院等少数地方法院成立了专门的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实践证明，设立专门审判庭的法院，处理企业清算和破产事务的积极性高、效果好。专门审判庭是企业清算和破产审判工作专业化、常态化的重要保障，也有助于破产审判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法院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建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根据中央要求加紧研究制定有关方案，并将与中央编办协调推动这项工作。这次会议结束后，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担负起职责，监督指导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立即开展相关工作。各中级人民法院要尽快行动起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启动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建设工作。省会城市、较大的市和经济较发达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要率先将建立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作为重点专项工作，立即协调地方编办先行先试、探索经验;在地方编办未审批之前，要调剂使用现有编制，先把专门的清算与破产审判庭成立起来，立即开展工作，不能因审批而耽误工作。

从目前开展企业清算与破产案件审判工作的需要看，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应承担以下11项职能：1.企业破产和企业强制清算案件的立案;2.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企业强制清算案件;3.依法处理企业破产案件、企业强制清算案件的善后事宜;4.负责企业破产案件、企业强制清算案件审判工作的有关调研;5.对下级法院企业破产案件和企业强制清算案件审判工作进行业务指导;6.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法院之间的协调，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7.破产管理人的管理和>培训;8.高级人民法院对本辖区内下级法院破产审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9.最高人民法院对有关司法解释的制定与贯彻实施;10.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企业破产大要案审理的监督指导;11.破产档案的管理。上述11项职能是否科学全面，可以做进一步研究探讨。

在建立专业化审判机构过程中，人民法院要同步推进破产审判法官队伍和司法辅助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已有专门破产审判法官的法院，要加强对在任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升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业务素质;要将纪律意识强、业务素质好、综合能力强的同志配备到破产审判岗位，实现破产审判新生力量补充常态化;要结合破产审判工作特点，做好“传帮带”工作，组建成熟的破产审判团队，切实避免“一人离岗、工作皆停”的情形。目前尚无破产审判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法院，要加紧发掘、培养专门人才，确保专门审判人员及时到位。同时，在当前司法改革推进法官“员额制”过程中，各地人民法院必须将专门审判庭作为一项内容特别考虑，要在各方面为下一步工作预留空间。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将当地专门审判庭、破产审判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专业队伍建设情况，在今年8月1日前报告最高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建立后，企业清算、破产案件的管辖会相应发生变化，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已着手研究，并将适时予以明确。

二、做好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工作。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13条至515条规定了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原则，解决了法院内部执行转破产的程序启动问题，拓宽了破产案件受理渠道。对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重庆、深圳、温州等地部分中级法院已开始积极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具体规定。当前，在适用上述规则时需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执行信息平台和信息资源，及时发现、整合分散在不同法院的针对同一“僵尸企业”的多起执行案件信息。执行法院及其上级法院要依法尽力创造集中管辖、集中执行等有利条件，促进“僵尸企业”及时、顺畅转入破产程序。

二是判断当事人同意移送破产的时间点，既可以是执行不能时，也可以是当事人申请执行时。同时，不仅要考虑债权人的同意，也要关注债务人的申请，尤其要充分考虑债务人对企业重整的申请。在同意的形式上，应采取书面形式。

三是要注意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执行法院对依法应当移送破产的执行案件要及时移送，不得故意拖延。破产法院要克服对破产案件的“畏难情绪”，应当依法受理的破产案件要及时受理，切实避免在受理破产案件上“踢皮球”。

四是执行法院将案件移送破产时，应当中止执行程序。企业破产法第19条已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也作了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还有相当一些地方法院未严格遵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破产程序启动后继续对被执行人进行执行和保全。这种情况要坚决予以禁止，严格依法办事。

三、加强破产管理人队伍指导和管理。破产管理人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企业破产工作的质效。人民法院要加强破产管理人队伍指导和管理，提升破产管理人队伍素质。破产管理人队伍建设既要严格依法也要解放思想，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大对适应企业重整需要的破产管理人才的吸收，把破产重整的需要作为主要的考量因素，充分发挥企业家、经营者、管理者，乃至科技工作人员的作用，不断加大破产管理人工作程序规范化建设。当前，应当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要强化破产管理人队伍人才的积聚。人民法院要引导担任破产管理人的传统中介机构吸收擅长>企业管理、熟悉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确保对企业破产重整、破产清算能作出准确有效评估。同时，对破产管理人如何管理，各地法院可以以有利于工作开展为原则积极进行探索。

二是要试行破产管理人分级管理制度。破产案件个案之间差异较大。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破产的专业性、技术性较强，事务繁重，而有的小微企业破产则相对简单。从近年破产审判实践情况看，对管理人分级管理，针对不同类型的破产案件从不同级别、资质的管理人名册中指定管理人，既有利于确保破产案件质量的提高和破产程序顺利进行，又有利于管理人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整体素质提升。管理人的分级管理应是当前人民法院在破产管理人管理方面的工作重点。

三是要试行管理人的淘汰、增补和升降级制度。从多数地区情况看，管理人名册自2007年建立后就一直未发生变化，既未增加一些符合条件并具有一定破产管理水平的中介机构入册，也未对一些不符合条件的管理人予以除名。这种状况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改变。尤其是在实行管理人分级管理之后，要根据业绩和水平采取管理人的增补、除名、升降级措施。

四、建立破产费用专项资金。很多“僵尸企业”停工停产多年，因无力支付破产费用而无法进入破产程序。破产费用中的诉讼费部分虽可减免，但律师等破产管理人的报酬部分应当支付。目前，务必要克服“僵尸企业”因无力支付破产费用而无法进入破产程序的问题。建议财政部门拨出资金建立破产费用专项资金。人民法院要抓住机遇，积极争取财政部门支持，补充企业破产案件中的破产费用缺口，要保证管理人能够按劳取酬，激发破产管理人工作积极性。已经建立破产费用专项资金的人民法院，要依法依规妥善利用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要在使用破产费用专项资金的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做好开源节流，适时推动建立政府财政援助的常规机制，同时逐步探索企业正常经营中自行提取破产费用资金等措施。

五、慎重适用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在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相当一批企业会采取破产重整方式实现提质增效。在制定重整计划草案时，应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由重整中的市场参与者协商和谈判，最终重整计划力求由当事人表决通过。“僵尸企业”重整一般应包括债务重组和营业整合两方面内容。如果“僵尸企业”重整计划草案只规定债务重组的有关内容，而不涉及营业整合和资产重组，人民法院在批准这类重整计划时应当谨慎。因为这类重整计划草案可能并未解决导致企业破产的深层次矛盾，企业经营前景和市场空间并不明朗，重整的目的和作用可能只是削减债务，不能真正实现重整让企业提档升级、更加适应市场的目的。因此，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应当坚持重整计划由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按照企业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的规定，通过自由表决决定。如果重整计划未经利害关系人表决通过，人民法院不宜行使强制批准权。

六、积极探索破产案件快审快结程序。破产案件尤其是破产清算案件，要注意快审快结。快审快结包括两个方面要求：第一，对于有挽救希望的企业进行重整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既不能一味图快，也不能久拖不决;第二，对于没有挽救希望，不需要进入重整的企业，要通过破产清算程序，尽快结案。浙江法院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如简化审理程序，当事人之间对财产评估已协商一致的可以不再鉴定等，其他法院可以学习借鉴。

依法处置“僵尸企业”涉及的问题面宽、政策性强，各级人民法院要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依法积极稳妥开展各项工作。上级法院要针对企业清算破产工作特点，依法依规采取审级监督、审判管理、组织监督、纪律监督等综合手段，加强对“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监督指导，保障有关工作顺利进行。目前破产案件审判工作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各地法院要克服畏难情绪，抓住工作机遇，把破产案件审判工作抓实抓好，开创破产审判工作新局面，力争相关各项工作都取得丰硕成果。

僵尸企业调研报告

（二）3月25日下午，《改革内参》“僵尸企业治理之道”内部研讨会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大会议室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我国经济学家何帆教授担任主报告人。研讨会邀请了中央财经大学公共财政研究院王雍君院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周放生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都阳教授，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波，国家统计局就业大数据小组组长李志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等学者担任点评和发言嘉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史克毅、编辑部主任刘学军、调研部主任贾存斗、财新智库宏观经济研究员朱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樊轶侠、上海钢炼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竹倩，以及来自中央财经大学、民生银行等相关研究机构的学者共同参与研讨。

何帆教授研究团队的主报告《中国僵尸企业：现状、成因及政策建议》是在长期跟踪、研究僵尸企业，多次深入企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报告提出处置僵尸企业不能紧靠企业自身之力，需要银行、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发力，形成“企业自救、银行辅助、政府托底”的分工格局，这是成功处置僵尸企业的重要保障。何帆教授认为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去产能以及解决僵尸企业，难度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去产能的主体是市场而非政府，但现在是政府在主导去产能，比如让各省拿出一个去僵尸企业的数量名单，这种方法有可能会导致激励机制的扭曲。从国际经验来看，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企业本身，政府要做的是在配套政策上去支持，在社会政策上要托底。

王雍君院长从财政治理的的角度来剖析僵尸企业，认为讨论僵尸企业的对策必须关切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僵尸企业的制定标准，二是僵尸企业应该正确分类，三是财政压力和可承受性的测试，四是政府的职能边界，五是财政支持的方式。

都阳教授和李志龙博士均从就业角度来分析僵尸企业的治理。都教授认为如果把去产能过程中的就业问题判断成很严重，会阻碍这个进程的推进。应采取保护工人，不保护岗位的原则来解决就业问题。李博士认为去产能带来的冲击可能不是那么大，保就业，可能还是要把目光放的更宽一点。对员工的安置问题，他认为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分享经济可能是下一个淘宝式的就业发动机;二是健全面向城乡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更加有针对性的做好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

高波总经理建议由国家部委牵头成立高级别巡视组，摸清现有僵尸企业和即将成为僵尸企业的数量及产能，立即停止求助、补贴及银行贷款，对各类钢铁企业压缩产能的奖补一视同仁，优先解决从业人员分流及安置问题。

陶然教授认为去产能的过程中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怎样实现真正的国退民进，而现在的很多做法是国进民退，包括压产能，把民营压掉，保国企。

樊轶侠研究员提出去产能的目标，不能全国性的划一个杠杆，总体的思路是央企一套指标，地方按照自己的大致标准，给一定的自主权。政府要提供间接的去产能补助。除了直接的补贴，还有融资支持，在税收优惠方面更能体现间接的支持。

第三篇：僵尸企业的清退之路 ：破产法实施的探索与构想

僵尸企业的清退之路 ：破产法实施的探索与构想

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僵尸企业”成了热点问题，僵尸企业不是法律概念，但大部分僵尸企业已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因此“僵尸企业”可通过资产重组、产权转让、破产清算、重整等方式来处置，同时按照中央要求“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提到了议事日程。在当今经济形势下行压力日益严重，社会资源急需优化配置国情下，为处理好僵尸企业社会问题，重新探索破产法的实施和运用已经提上日程。

一、僵尸企业的概况

“僵尸企业”不是法律概念，是经济学家彼得·科伊等提出的一个经济学概念，原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它们占用大量资金、社会资源，却不产生经济效益[1]。李克强总理对僵尸企业的定义是：不符合国家能耗、质量、环保、安全等标准,连续亏损三年以上,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僵尸企业应该是属于社会转型期要淘汰的领域的企业，是经济下行压力下需要减负清退的企业，是连续亏损不产生经济效益靠政府、银行扶持而存活的企业。

“僵尸企业”并没有精准的概念，要处理好僵尸企业问题还需对其细分研究。我们可从僵尸企业成因、存在状态和处置方式了解其概况。

（一）僵尸企业的成因，一是不恰当的政绩考核和维稳的增长压力，促使政府尽力从资金上维持一些僵尸企业的生存；二是不当的业绩考核和责任的追究，又使银行不断地让一些“僵尸企业”靠输血维持；三是现行企业破产制度不健全，政府、企业、银行、法院，对“僵尸企业”市场出清望而生畏。

（二）从存在状态看，一类是名存实亡型僵尸企业，这类企业实质已经消亡，不再生产经营，只是因为国家法律不健全而没有进行清算注销，在工商登记中还留存这些企业名称。一类是吸血型僵尸企业，这类企业虽然已经连续亏损，甚至资不抵债，但靠着地方政府、商业银行的输血还在生产、经营，继续占用大量的社会资金和资源，这类企业危害性较大。

（三）僵尸企业的处理方式，按照中央指导方向清理僵尸企业是“重组救活为主、破产退出为辅”，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

从上述僵尸企业成因看，清理僵尸企业有很大阻力。但清理僵尸企业为有竞争力的企业腾出更多社会资源和空间，对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很有价值。

笔者认为：一，对于只差清算、注销程序性手续的僵尸企业，还是应该完善立法，确保督促其完成清退市场的手续；二，对于拥有知名品牌的，拥有“壳资源”的，或有特色经营产品的企业，如将来有盈利的可能，可通过重组、重整的方式将其救活，但要避免从一种僵尸企业状态进入另一种僵尸企业状态；三，对于一些资不抵债已符合破产条件的大型僵尸企业，虽然地方政府为政绩，商业银行避免坏账仍在不断输血而坚决不破，还是应该通过破产程序来解决这一类企业，当然还应考虑重整优先原则。

二、破产法在我国实施现状

破产程序是僵尸企业出清的重要方式。但目前我国《破产法》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企业破产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2006年审议通过，自2007年6月1日开始实施。在此之前我国每年有4000多万企业会因而破产，实施后我国每年2000多件破产案件，2015年有所回升至3000多件，但这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破产法实施情况相去甚远。

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对破产法的重视有很好的经验。市场经济越完善的国家，越重视破产法的制定与实施，破产案件也越多。特别是美国，其破产的数量每年100万件左右，以2013年为例，其中破产清算案件为728，833件，企业重整案件为8980件，家庭农场主的债务重整案件395件，个人债务重整案件333，626件。

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对经济转型，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提上日程。对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经营亏损、资不抵债，却占用社会大量资源的僵尸企业，急需通过法定的破产程序来出清。同时打通企业的退出通道，也是国家市场经济成熟的表现。

三、我国破产难的原因

破产制度对市场出清，经济发展有良性作用。美国经济繁荣，不影响其每年破产案件有100万件左右，但是我国只有2000-3000件。我国破产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干预企业破产。地方政府通常借助政府托管平台和某些大型僵尸企业有密切往来，如果企业破产会影响社会稳定性、地方政绩及账面亏损。同样，企业破产时商业银行也会形成坏账，加之银行不当的业绩考核和责任的追究，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都会选择对僵尸企业输血，但这些帮扶救治措施不但没有解救企业，反而浪费了社会资源，占用了大量社会资金，并向市场释放了错误的信用信号，使得僵尸企业“僵”而不死。

（二）法院不愿意受理破产案件。实践中，法院不愿意受理破产案件主要出于几个因素：破产案件行政协调成本太高；破产案件的专业性很强，且费时耗力；破产案件对债权的清偿难于执行；法院也没有专门的破产法庭和破产法官队伍。

（三）专业人士未有效配置。按照《企业破产法》规定可以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或者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结构担任破产管理人。为有效处置处理僵尸企业，管理人队伍已扩容，当尚未制定管理人分级制度。实践中，单纯靠摇号产生管理人的制度，使得复杂疑难的破产案件摇落到相对缺乏经验和专业技巧的管理人，使得这些破产案件面临尴尬境地。破产管理人不仅要多，还应该分级并有效配置。

（四）破产法体系中缺乏个人破产。我国目前的《企业破产法》只适用于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我国并无个人破产制度。因此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个人债务都不适用破产法，很多商事主体债务得不到清理，债权人债务得不到有效清偿，这也给社会产生很多信用垃圾。现实中，普遍存在企业主对企业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现象，企业破产但是企业主的债务却得不到清理。

（五）文化传统与商业习惯因素。中国人“好面子”的文化与商业传统观念认为“破产”是件不吉利的事情，人们会尽可能通过其他途径，甚至“跑路”，而非破产程序解决债权债务问题。

综上原因，导致破产制度在我国长期失灵，造成市场难以正常出清，僵尸企业得以苟延残喘，占用信贷等宝贵资源，抬高企业杠杆率，加剧产能过剩，衍生大量信用垃圾，侵害债权人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扭曲市场价格信号，限制了市场优胜劣汰的“创造性毁灭”作用的正常发挥。

四、对破产法实施的探索和建议 中央经济工作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对市场进行结构性调整，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焕发市场的内在活力，优化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等市场要素的配置。需要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在于提供市场化的制度供给。这些市场化制度中，破产制度最为重要，是治愈当前经济中产能过剩顽疾的一剂治本良方。作为法律人，在新形势下对破产制度的探索也提上日程，以下是笔者的几点思考，以期抛砖引玉，供大家参考。

（一）打消对破产的误解与确立重整优先原则

从上述破产障碍看，一些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会选择避免僵尸企业破产，虽然明知死守着一个没有经济效益的企业，还要不断的输血也不见得是多好的政绩，但是对于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而言，僵尸企业形同“鸡肋”，两害相侵取其轻，还是选择继续维持现状。但是如果通过调研，会发现企业重整、兼并可整合企业的优势，不仅可以减去企业的负担，还可能更好的为地方创收，实现经济的发展。实践中也存在不少这样成功的案例，虽然有短暂的阵痛，但是从长期发展看是有利的。破产不一定只有毁灭减损的效果，更有毁灭性创造的价值，更避免陷入“父债子还”的怪圈。

当然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应树立破产重整优先原则。美国破产法中，破产重整有绝对优先的原则。正因为这原则美国通用，美联航空才得以重生和发展，而我国的东星航空却沦为破产清算，债权人10%清偿率，导致破产大规模侵权的诟病。这也是中央在清理僵尸企业过程中一再强调“重组救活为主、破产退出为辅”的原因。

（二）管理人扩容与管理人分级制度并行

管理人已经扩容，增加管理人数量为处理僵尸企业储备人力资源是需要的，但是管理人分级制度尚未形成。我国特别江苏一带，选择管理人主要是通过摇号随机产生，能进管理人名册的中介机构都是经过审核挑选，但在管理经验、业务水准上终究存在差异，对管理人进行分级制度，不同级别的管理人重点处理不同大小、难易程度的破产项目，这在分类化处理清理僵尸企业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点上浙江运用得比较多。对于大批量的需要清退注销的企业具有合格水平的管理人应该可以操作，但对项目大、难度高的破产案件就需要由经验丰富、水准优良的管理人操作。相应管理人的考评机制也需要形成制度化，这也是市场化发展的基本要求。

对于特殊、重大的破产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商业银行破产、大型破产重整项目等，这些破产项目本身更专业、更繁琐，应该选择对专业领域有所研究，有所建树的管理人团队。当然法律规定这些项目是通过竞标方式产生管理人的，但笔者认为要有效处置僵尸企业，管理人分级制度还应该深入细化。

（三）重整优先原则与庭外重组和预重整制度

破产法律一般有三个目的。首先，破产法确保债务人的财产被平等公平地分配给债权人；第二，防止无力偿还债务的债务人作出损害部分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保护全体债权人；第三，通过破产免责制度，提供债务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也是破产法最为重要的目标。破产程序有破产清算和破产重整两种方式。破产不仅应该有程序性分配清算功能，更应该有破坏性重生的功能。我们可借鉴美国破产法破产重整绝对优先的原则，正因为这原则，当初通用公司等行业领军企业才得以保存。同时为解决企业“过大而不能破产（too big to be bankrupt）”的问题，还可探索庭外重组、预重整制度，将最大保护那些拥有知名品牌的企业，拥有“壳资源”的企业的价值。

第一，庭外重组。法庭外债务重组，是指在破产程序之外，无力偿债的企业与其债权人之间通过协议的方式，对企业进行债务调整和资产重构，以实现企业复兴和债务清偿的一种拯救手段。它是与正式的司法重整相对应的一种非正式的和非司法的自愿拯救机制。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格兰银行创立法庭外债务重组的“伦敦模式”（London Approach）以来，对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在法庭外重组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并被视为是对破产法规定的正式重整程序的一种补充和更有利的替代方法而存在。

庭外重组可以适用债务减免、债转股、贷款、增资及并购等各种方式，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可避免公开的调查和外部监督，保护企业的声誉，有利于债务人和债权人在相关市场上维护市场信用，可以大大减少解决债务问题的总成本。但是庭外重组的制度先天缺陷是只有协议的效力而没有强制力。且债务企业不得不面临与众多债权人分别谈判的交易成本，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钳制”问题。庭外重组应当建立一个怎样的机制，既能约束不同意的债权人，使庭外重组不至于因为个别债权人的个别行动导致重组失败，同时又能尊重这些异议债权人的意见，保护这些异议债权人的财产权利？这些都是大家探讨研究的问题。目前为止，许多国家的庭外债务重组模式主要是适用于金融机构或仅适用于金融机构，有时甚至仅适用于银行，如伦敦模式。但该模式为商业银行破产选择了较为稳妥的通道，值得大家探索研究。

第二，预重整。

预重整制度是介于传统重整和庭外重组之间的重整模式，债务人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前，预先与其他利害关系人协商、决定重整计划之内容以及各利害关系人权益的保护。预重整制度在美国已是成熟的制度，有传统重整的优势，又避免庭外重组“钳制”僵局的成本。

与传统重整相比，预重整的协商和征集意见都发生在重整申请之前，所以预重整时间短，结果更确定。其次，预重整对商业的消极影响被缩小化，避免同业竞争对手大做文章。最后，债权人在提起重整程序前必须就预重整计划进行谈判、起草并通过计划。这样申请重整后法院需要做的工作大大减少，成功的预重整案件必然比传统重整案件花费的时间少，而且成本也低。

随着破产申请增多，选择预重整，或与法庭内重整程序的迅速解决机制相结合，对平衡债权人利益和企业的经营价值有重要作用。但是预重整在我国还在探索中，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

（四）破产机构的改革

我国破产主要靠法院的力量，所以没有政府的配合和支持，法院一般不愿接受这个“烫手山芋”。毕竟破产案件行政协调成本太高，专业性强、费时耗力，又不符合法院结案标准，因此以诉讼方式进入破产程序的少之又少。当然法院内部也没有专门的破产法庭和破产法官队伍。

在2016第五届金融街论坛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也讲到破产案件不能光靠政府做，可以交给国家专门的破产管理局来做。他山之石可攻其玉，在我国可以设立破产法庭专职处理破产案件，或者借鉴英美等国及香港地区政府管理破产事务的经验，设立破产管理局来负责推动破产法的实施与修改，管理破产方面的行政事务。

许多发达国家都设有破产管理局，并赋予以下职权:

（1）搜集破产法实施现状与问题，为精准实施与修改破产法做出规划。破产管理局作为官方机构，有途径追踪债务人财产的分配情况，了解各种债权的清偿情况，分析整理破产法的表现和效用，有能力推动立法领域和司法实践的发展。（2）考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诚信义务情况，发现和认定他们违反破产法的事实，追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并将追索的数额在债权人之间公平分配。

（3）作为破产管理人的管理者，破产管理局可以监督检查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履行职责的情况，防止破产管理人滥用职权，以确保破产管理人按照法律规定专业处理破产事务，提升破产程序的效率。

（五）制定个人破产法。

在治理僵尸企业过程中，会发现很多僵尸企业情愿选择“跑路”也不愿意破产，原因是很多企业主对企业债务提供担保，企业破产了，但企业主缺乏债务清理机制而陷入债务泥沼不能自拔。没有个人破产制度的破产法是不完整的，也影响了困境企业申请破产的积极性。

西方国家有成熟的个人破产制度。美国2013年破产清算案件728，833件中，其中个人债务重整案件333，626件，个人破产占整个破产案件的45%。客观上市场经济越完善的国家，越重视破产法的制定与实施，破产案件也越多，反过来也促进社会资源流向优质企业而形成良性循环。

随着我国信用制度的信息化建设，社会信用成本的提高，个人破产制度的制定可实施也具有可行性。特殊的商事主体，企业主、高管等的个人破产及法律责任也是研究和讨论的重点。

结束语

上述问题是大家关注的问题，2016年第八届东亚破产与重组研讨会近期在上海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杜万华大法官在会议上重点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为落实成果清单中有关建立和完善公正破产制度的承诺，推动破产法制发展与完善的八点工作方向：一是高度重视运用兼并重组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二是坚持把救治“生病企业”放在首位，以市场化为导向，建立正常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三是落实立案登记制度，积极解决破产案件“启动难”问题，并通过破产案件的审理解决执行难问题；四是继续加快破产审判机构和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五是高度重视破产管理人队伍建设，加强监督管理、完善管理程序；六是继续加大信息化建设的力度；七是深入研究、着力解决破产案件审理中的新问题；八是积极推动破产审判领域的双边、多边交流，吸收国外有益经验，宣传推广中国破产制度的优秀成果。

在会议期间，与会专家还将主要围绕“法庭外重组”、“破产从业者的角色”、“法庭内重整程序的迅速解决机制”、“企业主、高管等的个人破产及法律责任”共计四个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也是破产的热点议题和发展趋势。

“不知死，焉知生”，僵尸企业不能有效的清退，优质企业就没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本文是笔者根据自身破产管理人的经验对僵尸企业清退的一点设想与探索，尚待实践检验。僵尸企业清退是及其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完善破产制度是解决该问题的利器。现实需要我们改变思路、寻找出路，而不是妄自菲薄、退缩不前。重新探索破产法，依法去“僵”，让生产要素更加市场化流动，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一步。为什么不让我们的思路更开阔一些呢？

第四篇：幸福企业建设实践探索

幸福企业建设实践探索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们正经历空前的社会巨变：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价值追求也越来越多元多样。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描绘了人们美好生活的蓝图，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和科学路径，把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今天，继续“中国梦”的“圆梦”之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疑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总书记在阐述“中国梦”中谈到，“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党的十八大着眼于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将“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纳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等等。这些和谐因素地充实，对“中国梦”的阶段性特征作了更为清晰的描绘，也为“中国梦”增添了更加美丽的幸福光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司提出了建设幸福公司的目标。****总经理在局第九届一次职代会暨2013年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 “落实安全、协调、绿色、创新、和谐发展方针，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科技支撑、文化制胜工作理念，推进以平安、品质、责

任、活力为内核的幸福公司建设”的工作目标。幸福达电建设体现的是一种全面发展的思维，不仅强调了建设坚强****的重要性，而且体现出更多关注员工的生活感受，提升了发展的内涵。

二、幸福企业的内涵

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成为心理学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心理学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探讨更多地来自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老年学三个学科领域。由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幸福感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得到了更多的揭示。

对于幸福感的测量，西方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已经探索了几十年，具有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既便如此，尚未有任何一种幸福感测量工具能够得到普遍认同，对于幸福指数，每位专家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大都体现在追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以人为本等词汇上。

通常被认可的幸福指数公式是：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其中a, b ,c ,d ,e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综上所述，提升幸福指数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考虑物质因素，又要考虑非物质因素，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进一步提升社会和谐的水平。建设幸福公司，需要把推进发展与增进福祉统一起来，将工

作落脚到提升员工的幸福度、增强员工的幸福感，不断提高****建设和企业发展水平、不断满足员工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实现与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幸福。

三、采取的主要做法

建成坚强****和幸福公司的目标，改变了过去唯各项工作指标看政绩的倾向，转而更加关注企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更加关注企业发展给员工带来的实际利益和感受，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我们要牢牢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持续深化“两个转变”，扎实推进****和企业安全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把企业员工的幸福指数公式转化为：员工幸福指数=企业科学发展指数×50%+（员工健康指数+员工福利指数+企业文明指数+工作生活环境指数）×50%。提高员工的幸福感，就要紧密围绕企业各项中心工作，努力提升安全生产水平、建设坚强****、实现经营管理目标、关注员工身心健康、提高员工福利待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各项指数。

（一）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一是持续加大安全管控力度。强化安全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实施标准化安全管理，严格量化安全考核，逐级传递安全压力，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和生产环节。开展“五大”体系安全“回头看”活动，不断完善新模式下各级安全管理机制。认真做好现场作业组织和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到岗到位制度，加大科技成果在安全监督领域运用，做好重要环节、关键过程现场安全风险管控。二是不断提高****

运维水平。着力加强生产技术综合管理，强化技术监督，注重过程管理，深入开展设备运维专项活动，积极实施状态检修和带电作业，持续加强输变电设备隐患排查治理，不断提升输变电设备健康水平。继续加强地、县两级调控一体化平台数据整治及深化运用，给予监控、调度、方式、保护专业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加快地、县调一体化OMS系统建设，提升调控中心核心业务全过程管理水平和调控防误水平。三是继续强化应急能力建设。认真编制现场应急处置方案，不断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建立应急专家队伍，大力开展应急管理业务和实战技能培训。积极推进县级企业应急指挥分中心建设，推进应急指挥体系与和地方政府应急平台有机融合。四是全力做好设施保护。紧密依靠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加大设施保护及涉电违法犯罪法律法规宣传，增强全民保护设施安全意识。积极向政府沟通汇报，力促市设施保护区内施工作业行政审批制度出台。加强警务室建设，严厉打击涉电犯罪，保障设施安全运行。

（二）加快推进坚强****建设

一是着力加强****规划和前期工作。推广运用“地电”合作模式，强化与地方各级沟通协调，滚动修编各级****规划，确保与地方发展规划的有序衔接，加强交叉区域****项目协调推进力度，确保“十二五”项目规划顺利落地。加强可研、评审、核准等前期工作全过程管理，确保完成2013年项目前期工作计划。二是狠抓重点工程建设。积极开展质量通病防治、标准工艺运用和达标投产工作，加强劳务分包队伍管理和基建安全质量管控，不断提高施工效率、工程

质量和工艺水平，争创流动红旗和优质工程。三是积极实施****升级改造和园区****建设。提高重要输变电设备承载能力和健康水平。规范推进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加强新农村电气化建设，大力提升农村地区能力和可靠性。新建****等地工业园区配网主干线，满足园区企业用电需求。

（三）塑造优质服务品牌

一是强化服务措施。实施“三新”农电发展战略，完善服务标准，创新服务手段，规范服务行为，强化服务监督，全力实现从“规范服务”向“用心服务”转变。建立生产、营销和媒体的长效联系机制，整合城乡配网抢修资源，提高故障抢修效率，强化停电信息的传递和发布，减少客户停电次数和停电时间。丰富优质服务文化内涵，争创群众满意窗口，打造优质服务品牌。二是拓展服务方式。延伸服务范围，大力实施客户缴费方便工程，增加智能电表24小时自助缴费终端，拓展第三方电费代收平台，推广运用手机缴费、网上支付等缴费方式，全面实现城区范围客户“十分钟购电、缴费圈”。三是强化服务监督和行风建设。推进服务品质评价量化管理，健全内查外评相结合的多种监督评价方式，提高服务风险分析与防控能力。对内以服务品质评价系统为依托，开展30个以上服务指标的在线自动测评，同时积极实施明察暗访和行风监督检查。对外以第三方评价为主导，主动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适时分析和跟踪客户满意度的相对水平及其变化情况，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改进和提升客户满意度。

（四）提升企业精益管理水平

一是深挖市场潜力。始终坚持以客户为导向，突出市场调研和分析，持续深化“一型五化”大营销体系建设。跟进服务重点项目建设，加强业扩服务全过程管理，提高业扩报装效率。加强线损过程管控和跟踪分析，提升线损管理水平。深化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应用，完善营销稽查监控组织构架，大力开展反窃电专项活动。二是强化依法治企和经营风险防范。加强全员普法教育，落实中央企业法制目标三年规划。落实“三重一大”风险评估和法律监督，提高依法治企能力。依托协同监督平台，充分运用各项检查结果和管理建议，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内部审计及财务专项检查，规范经营行为，堵塞管理漏洞。加强电价电费精益化管理，确保电费“颗粒归仓”。三是提升综合管理水平。加强同业对标指标会诊分析，积极找差消差，实现管理水平和指标排名持续提升。建立动态考核机制，巩固创一流成果，积极开展标准化所建设。开展“班组建设月”、班组建设专项整治和班组建设评先树优活动，持续提升班组基础管理水平。四是加强管理及技术创新工作。紧密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以精益化管理为目标，加强实用性、创新性课题研究，总结提炼管理创新成果。大力推进群众性创新工作，将实际工作中的亮点、创新点转化成专利。加强管理及技术创新成果交流运用，建立健全创新激励机制，助推企业创新发展。

（五）深化“****”体系建设

一是大力提升人、财、物集约化水平。以控总量、调结构、健机制、增效益为导向，着力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盲点、难点和风险点，全方位、深层次查找整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不断提升人力资源集约化管理水平。建立完善管理机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和一线员工积分指标库，全员签订绩效合约，健全逐级考核机制，深化考核结果的应用，构建与“三集五大”体系相适应的全员绩效管理体系。坚持财务集约化核心理念，以流程标准、成本标准、内控标准为重点狠抓基础管理，加大财务监督检查力度，深化全面预算执行，提高财务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应用水平。加强物资质量监督，持续深化物资计划管理，建立健全科学的仓储管理模式和快捷的配送工作流程，提高物资集约化管理水平和供应保障能力。二是持续深化“五大”体系建设。进一步明确职责界面，完善制度标准，加强业务磨合，建立健全新体系下各级考核管理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横向协同、信息共享，实现“五大”体系安全高效运转。深入开展以业务流程、工作标准、专业技能岗位为重点的岗位适应性培训，促进员工队伍素质的不断提升，增强岗位胜任能力。三是增强集体企业管理水平和发展能力。大力开展集体企业管理提升活动，深入查找存在的薄弱环节，科学分解安全、经营、廉政等各项指标，强化集体企业考核力度。全面规范集体企业人力资源日常管理和劳务用工管理，搭建与集体企业发展相适应的薪酬福利体系。增强竞争发展意识，大力开拓市场，提高经营效益，促进集体企业自身实力和发展质量迈上新台阶。

（六）全面加强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

一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工作。大力转变工作作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严格落实关于作风建

设的十大禁令，增强干部员工的政治坚定性。完善基层党组织体系，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和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抓好新《党章》学习，强化党员教育。推动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开展风险辨识、季度风险排查，强化关键岗位人员管控力度。认真执行“一书两报告”制度，加强协同监督工作成果的深化运用。深化检企合作，加大信访案件处理力度，及时化解企业面临的廉政风险。二是深入推进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开展“中国梦·****情”主题实践活动，将活动落实到企业中心工作和优秀企业文化建设中。开设“道德讲堂”，深化文明细胞培育，争创“****公司文明单位标兵”和“全国文明单位”。创新品牌传播方式，大力选树先进典型，组织媒体体验活动，加强新闻应急管理和舆情监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彰显****品牌形象。三是着力加强和谐企业建设。切实加强信访稳定工作，积极畅通诉求渠道，及时排查、化解稳定风险。深化厂务公开，拓展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渠道。大力开展职工劳动竞赛，提升青年综合素质。认真落实离退休“两项待遇”，确保离退休人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加大对口指导和帮扶力度，促进结对帮扶藏区企业快速发展。

四、取得的主要成效

（一）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

坚持“安全为纲、管理为先”的安全工作理念，严格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基础不断夯实。实行安全巡查常态化管理，各级管理人员到岗到位得到有效落实。积极应对严峻的防汛形势，着力构建科学合理、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开展防汛应急演练、****

迎峰度夏联合反事故演习，进一步提高了事故快速反应能力。

（二）****建设进展总体顺利

主动加强与各级党委政府、市级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建设工程全部纳入地方政府督办项目及重点工程，公司发展外部环境逐步好转。大力开展****发展诊断分析，编制完成《市2013-2020年配****滚动规划报告》，****规划科学有序实施，前期工作进展总体顺利。普光220千伏输变电新建工程获得2013安全质量管理流动红旗，****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三）营销服务工作成效显著

以市场为导向，与****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全力增供促销。开展电价电费“双快捷”行动和低压智能电表客户预存电费促进活动，电费回收风险防范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大力拓展服务方式，初步建成了双向互动服务平台。先后开展“安全服务进乡村”和“春耕春灌保电”等专项活动，全心服务返乡农民工和农业生产，受到市委市政府和群众的广泛赞誉。

（四）企业管理基础得到夯实

大力推进依法治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严格执行合同法律审核及会签制度，有效防范法律风险。强化可控成本预算细化分解，加强财务检查稽核力度和报表审计，促进审计关口前移，有效防范企业经营风险。狠抓同业对标管理，强化责任分解落实，加强弱项指标分析及改进提升。大力开展企业技术、管理创新和精益转型，实施科技项目和管理创新项目，创新驱动能力得到提升。

（五）集体企业经营压力逐步缓解

进一步规范了以****公司为管理平台的统一运营模式。完成“主多分开”工作“回头看”自查自纠工作，理顺了公司各层级与集体企业的监管关系。开展集体企业劳动用工规范清理，及时梳理用工现状，有效防控用工风险，盘活人力资源。持续提升集体企业管理技术水平，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大力开拓市场，提高经营业绩，全面完成了职工股权清退工作，经营压力逐步缓解。

（六）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推进

深入开展“中国梦·****情”学习实践活动，开展建党 92 周年“五个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发挥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严格落实反腐倡廉责任制，强化协同监督和效能监察，惩防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举办迎春系列活动、“安康杯”职工篮球赛等文体活动，丰富员工业余生活。创新离退休服务模式，成立*离退休党支部，积极为离退休老同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畅通诉求渠道，妥善解决历史沉淀信访问题，公司保持和谐稳定良好局面。

（七）员工个人价值逐步实现

全面开展人力资源调研，切实规范劳动用工管理，结合实际加强统筹分析，岗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平稳实施。把员工的个人愿景融入企业的发展战略中，实现个人价值和企业价值的和谐。建立稳定有序、公平竞争的良好机制，营造鼓励人才能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环境，使员工职业生涯随着企业发展得到改善。激励员工自觉钻研新知识、新技术，更新知识结构，丰富知识

储备，提高员工能力和队伍整体素质。关心关注集体企业员工、农电员工和困难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深化企业民主管理，切实采取措施为班组减负，成立**个职工文体协会，建成劳模工作室和职工书屋，改善班组工作环境。员工健康指数、福利指数、企业文明指数和工作生活环境指数正在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提升，建成坚强****和幸福公司的美好蓝图正在逐步得以实现。

第五篇：国资委摸底僵尸企业（推荐）

国资委摸底僵尸企业：总数超2000家 资产3万亿

2016年11月20日00:25 经济观察报

日前，经济观察报获悉，国资委已经全面梳理出中央企业需要专项处置和治理的“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2041户，涉及资产3万亿元。

刚刚进行了兼并重组的一家资源性央企，已经向国资委上报了22家待处理僵尸企业。与该企业进行了兼并重组的相关央企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对于两家企业兼并重组前就存在的僵尸企业，目前正在共同商议处置措施。

在上述央企人士看来，目前乃至明年处置僵尸企业遇到的最大困难有三点：债务重组、人员安置和资产瓶颈。

资金瓶颈欲解

涉及的3万亿资产，真正处置起来并不容易。

一家矿产央企人士表示，以自己所在企业为例，在资本金上，自己所在企业是转型而来，资本金非常少。今年以来，在供给侧改革中需要去产能的企业，需要清理的僵尸企业，大多数经营极度困难，面临债务问题、人员安置及资产处置困难等多重现实难题，企业乃至整个行业都需要更加具体的政策支持和更加到位的资金支持。

另外一家煤炭央企的打算是，推进子公司功能界定与分类改革，从而推进困难企业减亏脱困，破除制约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下一步将认真研究总部定位、部门设置，拟定方案，择机推进集团总部、子分公司“瘦身”，严格控制煤矿、电厂、车间等用工人数。

在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除了“人”的问题，另一个挑战便是债务问题。

前述矿产央企人士透露，集团内部在处置僵尸企业前达成的共识是，自己所在的行业本身就是一个强周期行业，但绝不是夕阳产业，现在处置僵尸企业，剥离相关资产，进行债务重组，是为了更好地轻装上阵，等待下一个可期待周期的到来。未来几年，考虑到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行业产能出清周期较长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预计集团会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进入最为艰难的时刻。该人士还表示，自己所在企业正在完善相关的债务重组方案，但是目前来看，还需要更加具体的政策支持，希望上层能给企业提供更多可参考的细项操作建议。

这家矿产性央企的着力点之一便是破产企业的后续处理上，这家央企希望能让僵尸企业顺利进入正规的破产渠道。不过，推进也不容易。该央企内部人士表示，集团下属的一家地方僵尸企业，便不愿意进入司法渠道，剥离起来困难重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袁东明认为，解决此类企业的问题需要远近结合。近期，建议各地尽快摸排统计本地区内停产超过1年且复产无望的企业数量，由主要领导牵头，组织地方国土、劳动、法院、银行等相关机构协同配合，集中处理一批停产企业破产。远期，应逐步完善土地、债务、职工安置、企业破产等方面的制度，提升行政能力，提高市场效率。

去产能初见成效

被率先纳入供给侧改革中的钢铁和煤炭行业，去产能已初见成效。经济观察报从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已经化解钢铁过剩产能483万吨，完成率达到67.2%，分流安置职工2.5万人，完成率达到91%；化解煤炭过剩产能2642万吨，完成率达到83%，分流安置职工2.6万人，完成率达到69.9%。

其实，一些央企能够较好完成去产能及人员分流安置的目标，原因之一在于早有规划。前述煤炭央企下属子公司从2013年起，就开始为减员增效做铺垫，该煤炭央企内部统计显示，集团的用工总量已经由2013年初的4万多人减少到了目前的3万人左右，累计减员超万人。

为了核减现有用工，上述煤炭央企“彻底清理了管理和技术岗位劳务工”。目前，这项工作还在逐步推进中，截至目前，这家煤炭央企已经通过清理管理和技术岗位劳务工实现减员314人。同时，这家央企还在绩效考核层面发力。比如试用期考核的标准更加严苛，按照企业自己的说法，“不合格人员予以辞退，不胜任工作岗位人员进行转岗培训或辞退”。

另据了解，目前，各地和国务院国资委正在按照验收办法开展去产能完成情况的验收工作，有的地区还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结合各地验收工作进展，国家层面的抽查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在国家发改委看来，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钢铁煤炭去产能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企业效益明显好转，行业发展状况改善，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市场供需总体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