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注税行业在新形势下要创新体制范文合集

第一篇：【会计】注税行业在新形势下要创新体制

注税行业在新形势下要创新体制

2011年甫一开年，国家税务总局注税行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许善达就为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党建、统战和发展忙碌着。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裕惠大厦11层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的小会议室里，许善达多次召集协会相关负责人，共同研讨这一在他看来已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注税行业的党建工作何以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成为中税协的头等大事？如何理解注册税务师行业党建、统战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如何为注册税务师行业准确定位？如何以新的视角诠释税务机关与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关系？回顾10多年来注税行业发展历程可知，在这些议题上，税务机关和注税行业亟须达成共识，这将决定注税行业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日前，许善达接受了本刊和中国税务报社记者的联合采访，就上述问题发表了看法。

必须重视党如何加强对“两新”组织的领导问题

记者：新社会组织和新经济组织（简称“两新”组织），以及集中分布在“两新”组织中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近年来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尤其是“两新”组织的党建工作，中央主要领导先后在不同场合作出了一系列指示，中央为什么如此重视“两新”组织的党建工作？

许善达：近几年，“两新”组织与传统的工农商学兵并肩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一方面，“两新”组织的人员、机构和业务发展速度很快，“两新”组织的成员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收入水平可以归属于中产阶层范围，数千人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还将继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过去党的组织的领导体制和方式与“两新”组织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

多年来，随着“两新”组织的发展壮大，在全国有一大批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和数以千计的工作人员的中介事务所，这些事务所的党组织关系归属基层地方党委。而基层地方党委级别低、所配备的干部政治业务素质和属地领导体制等特点，不仅不利于加强反而弱化了党对“两新”组织的领导，甚至出现了“两新”组织中的共产党员找不到组织联系的现象。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从党和国家事业的战略高度对“两新”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全新的判断，并积极探索和创新党对“两新”组织的领导体制机制，以加强对“两新”组织的领导。

党中央对“两新”组织作出的全新判断就是：“两新”组织和新的社会阶层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重要力量。

从2008年开始，党中央选择在律师行业和注册会计师行业试点探索加强“两新”组织基层党建、统战和发展工作。两年多来已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作为仅次于律师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第三大中介服务行业，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党建、统战和发展工作成为“十二五”整体税收事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国家税务总局党组对党中央关于创新党对“两新”组织领导体制的指示精神高度重视。

2010年1月，根据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常务理事会的决议，中税协秘书处成立了党建工作部。9月，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受局长肖捷委托，代表总局党组视察中联税务师事务所并出席注税行业党建和发展座谈会，要求各级税务机关领导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深入调查研究，做好行业党建和发展工作。

今年1月21日，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肖捷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专题听取中税协的工作汇报，传达学习中央关于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和统战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并就加强注税行业党建和统战工作，促进行业发展进行了研究部署。决定成立以钱冠林为组长，宋兰、冯惠敏、许善达为副组长的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行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同时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党组切实承担起对注册税务师行业党建工作、统战工作和行业发展的领导责任，与各项税收工作统筹安排，推动注册税务师行业健康发展。这是总局党组贯彻中央精神，针对注税行业发展现状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

2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注税行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钱冠林视察尤尼泰税务师事务所，调研北京市注册税务师行业发展现状，出席注册税务师行业党建、统战和发展座谈会，听取了税务局长、协会会长和事务所长代表的汇报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各级税务机关、税协和广大税务师事务所要以行业党建工作为突破口，全面加强注税行业建设和发展。

3月31日，总局注税行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并提出了关于成立省级行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的意见和全年行业党建工作的时间进度安排。

经过一年来对党中央关于创新以两新组织领导体制指示精神的学习和对注税行业党建、统战和发展情况的调查研究，注税行业党建、统战和发展问题第一次被国家税务总局党组提高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今年注定将成为注税行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记者：注税行业发展十多年来，党建工作的现状怎样？

许善达：我只能用“不容乐观”这四个字来形容。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截至2009年底，注册税务师行业共有党员7033人，占从业人员的9%；4030家税务师事务所中有党员的只占税务师事务所总数的49%，其中有3名以上党员的税务师事务所占27%，2名以下党员的税务师事务所占22%；在应建立党组织的税务师事务所中，只有249个事务所建立了党支部，占23%。

总的来看，注税行业存在着党员数量偏少、党组织覆盖率低、党建工作空白点多、开展活动不够经常、发挥作用不够明显等问题。

记者：这样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

许善达：回顾我国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发展历程，我国注税行业开始是由税务机关举办或挂靠的事务所逐步发展而来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引导和帮助纳税人实行纳税申报，在税务部门的主导和支持下，由部分在职和退休的税务干部组建成立了税务代理机构，其运行模式基本上还是行政化的。

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对税务代理事务所实行了脱钩改制，注册税务师行业从此走上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行业发展取得了重大进步。这个决策极其重要，非如此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非如此不能使税务机关成为真正的政府部门。但是，与税务机关脱钩后的注册税务师行业很快出现了另外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党对这个行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日渐萎缩，党对注税行业的领导日渐削弱。个别事务所背离了正确的方向，行业发展势头减弱。

由于脱钩改制，税务部门在人员特别是党的组织上与注册税务师行业基本上割断了联系，除了一些原来是在税务局工作的党员仍然把党员关系保留在税务局以外，税务师事务所出现了一大批“口袋”党员——税务师事务所没有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员只能把组织关系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只有少部分税务师事务所建立了党组织，由党的基层地方组织领导。由于有的党的基层地方组织不够了解这个行业，党的领导力量呈现出弱化趋势。

我国首家AAAAA级税务师事务所——尤尼泰税务师事务所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0家子公司、1200多名员工、年收入2亿多元的集团公司，但这么庞大的一个机构，至今尚未建立党组织。新疆鑫瑞税务师事务所总经理赵成斌非常重视党的工作，但是当他拿着所内几十个党员关系找接收的党组织时，由于没有明确文件规定，几个单位都不接收，最后他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委组织部，区委组织部非常重视，责成区工委接收，这样事务所才成立了党组织。

历史告诉我们，注册税务师行业党建工作不能弱化，必须强化，这是历史赋予税务机关的领导责任。

注税行业需要创新党建领导体制

记者：当前，注册税务师行业党建工作和统战工作已经开始启动，但不少地方对如何执行和落实党建、统战工作还不是很清楚，特别是对党建、统战工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管理体制不了解，甚至有一种意见认为由税务机关承担党对注税行业的领导责任，是不是意味着从脱钩改制的市场经济方向倒退？您对此有何看法。

许善达：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央指示精神，工作就不可能落实到位。从近年来党中央对大力发展社会中介服务事业和加强中介组织党建、统战工作下发的一系列文件及作出的一系列指示中可以看出，加强对“两新”组织领导的主要途径是：一方面，由中组部通过业务主管部门依托行业协会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另一方面，由中央统战部通过业务主管部门依托行业协会开展统战工作，来实现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教育引导。简而言之，“业务主管部门领导”和“依托行业协会管理”是党对“两新”组织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核心要素。

律师行业和注册会计师行业党组织建设工作，是中组部在“两新”组织中抓的两个带有示范作用的典型。这两个行业近年来的探索和实践创新了党建工作管理体制，明确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责任主体，不再实行传统的属地管理模式，创建了“业务主管部门领导，依托行业协会管理”的党建工作新体制。

律师行业的党组织建设工作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即先在律师事务所、地市级律师协会层面建立党组织，再成立省级律师协会行业党委。省、地两级行业党委书记都是由同级司法部门主管领导担任。2009年底前，律师行业完成了党组织在全行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各地律协对没有党员的律师事务所，也选派了指导员或联络员，选派的人员主要是当地司法行政人员中即将退休的老同志。全国律师行业的党建工作一直由司法部政治部主管，目前全国律师协会层面组建行业党委或党工委的工作正在研究之中。

注册会计师行业党组织建设工作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方式。2009年10月召开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成立大会；2009年12月底前在省、地两级注会协会层面组建了行业党委（党总支）；2010年3月底前，完成了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组建工作，对没有党员的事务所选派了指导员或联络员，全面落实了党在整个注会行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采用了任命制，由财政部党组审批，省级注协党委由同级财政部门党组审批或省委组织部审批，或者由省直党工委审批。会计师事务所党支部委员会则通过党员选举产生。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受财政部党组领导，对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进行指导。

从律师和注册会计师两个行业的先行试点情况来看，“业务主管部门领导”的内涵就是不再实行传统的由基层地方党委实施党对“两新”组织的领导，而是在全国范围内由主管部门（注册税务师的主管部门当然是税务局）来承担领导责任；“依托行业协会管理”的内涵就是不再由主管部门的行政审批来实施管理职责，而是由行业协会依据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的规章来实施自律管理。这就是注册税务师行业要建立的“税务机关领导，依托行业协会管理”的党建新体制。地方党组织则承担着组织管理的职能。

税务机关领导，就是税务机关负责：领导行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行业党建、统战工作；指导行业制订发展规划和战略；为行业发展建立法律、法规和规章体系；实施行业市场的监督管理；指导协会的自律管理。这些领导责任要列入各级税务机关领导干部考核内容之中。

依托行业协会管理，就是由协会负责：落实党中央和总局党组关于行业党建、统战和发展工作的指示；制订行业执业准则；对执业人员和执业机构资格、资质和市场准入的管理；监督行业执业质量；处理违法违规执业行为；等等。

基于这样的认识，那种认为新体制是倒退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当然，如果把税务机关领导理解为加强和恢复税务机关的行政审批，那就是真正的倒退了。但是，如果出现这种倒退绝不是党中央和总局党组的指示精神，而恰恰是违反和背离了党中央和国家税务总局党组的指示精神。现在也有一种倾向，个别税务工作人员，片面领会中央精神，借“加强”之名留恋甚至想扩大自己的行政“权力”。我们相信，只要准确理解和执行总局党组的决定，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

注册税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

记者：您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开展好注税行业的党建和统战工作，实现行业更大更快发展，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认识注税行业的地位和作用，给行业一个准确的定位。那么，在当前全面推进注税行业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认识这个行业的地位和作用？

许善达：我认为可以用以下三句话来概括：注册税务师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册税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注册税务师队伍是落实依法治税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

这样的定位是有客观依据的。经过十几年的建设，特别是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注册税务师队伍初具规模，执业水平稳步提高，法规制度体系逐步建立，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注册税务师行业已经成为服务国家税收全局的重要专业力量。下面一些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从行业规模上看，2009年行业经营收入达66.5亿元，比2007年增加23.2亿元，两年时间增幅达50%以上。收入规模在中介服务类行业中仅次于律师行业和注册会计师行业，排在第三位。从执业队伍上看，2009年全国有税务师事务所4030户，注册税务师8万多人，行业从业人员7.7万多人。从协税护税作用上看，2009年税务师事务所服务纳税人约212万户，在涉税服务和涉税鉴证工作中，共调增应纳税额3700多亿元，保护了国家权益；调减应纳税额2500多亿元，维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两项合计达6200多亿元。

毋庸讳言，注册税务师行业对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保护国家利益，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说注册税务师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册税务师队伍是落实依法治税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社会各界对这一定位早已形成共识。

记者：但是把注册税务师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恐怕会有不同意见。

许善达：税务干部历来自认为，也被社会公认为是“税务工作者”。这是从来没有争议的。因为征税是一种行政行为，履行政府行政行为的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当然是“税务工作者”。

但是，对于把注册税务师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在行业内外和税务系统内部的确存在不同意见。有的税务干部认为，注册税务师为委托人提供涉税服务是一种市场行为，不能和行政行为相提并论，甚至内心认为注册税务师怎么能和我们国家公务员一样被称为税务工作者呢？一些注册税务师在潜意识中也认为，市场行为就是谁付钱为谁服务，一切行为以委托人的利益为准。接受纳税人委托就为纳税人说话，只考虑调减应纳税额；接受政府委托就为政府说话，只考虑调增应纳税额。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要理解“注册税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首先要分析其与税务干部的本质异同。

注册税务师与税务干部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第一，税务干部和注册税务师的职责和工作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注册税务师行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轫之始，所有的相关文件都明确：注册税务师的职责是“保障征纳双方的合法权益”。这种一贯的表述可以说明，国家税务总局对注册税务师职责的定位和税务干部的职责是一致的，都是维护国家权益和维护纳税人权益，都肩负着保护国家权益和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神圣使命，而不是只维护哪一方的利益。无论是税务干部还是注册税务师，在工作中都必须公正公平，既不能偏向国家而多计一分钱税款，也不能偏向纳税人而少计一分钱税款。

第二，税务干部和注册税务师在工作中执行的依据和标准是一样的，即必须以税法为准绳。无论是行政执法还是提供委托服务，都必须依法处理涉税事宜，对同样的经济行为适用同样的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这是税务干部和注册税务师能够也应该在工作中取得共识的前提。

当然，税务干部与注册税务师也有区别。前者是行政执法人员，由政府提供经费，向纳税人提供免费服务；在执法过程中，作为相对人的纳税人在很多事务上，比如主管税务机关的确定和税务稽查等是无权进行选择的。后者是市场服务体系组成部分，通过收费养活自身，为委托人提供有偿服务；纳税人在委托对象、服务内容等事务上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区别属于问题的次要方面，丝毫不对二者都是税务工作者的共同本质产生影响。

另外，把注册税务师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依据。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0〕30号）中明确指出：我国律师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律师队伍是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我们认为，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把律师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我们可以比照把注册税务师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这样做完全符合中央文件的要求和精神。

在我们谈到注册税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的定位时，我们应该也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历史文化背景：“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和“中国特色法律（会计、税务、资产评估等等）工作者”这两个定位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差别，虽然这两个定位之间确实存在某些共性的成分。其实质性差别在于：当一个律师在执业中发现委托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存在尖锐冲突的时候，律师应该或者说必须为保证委托人利益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吗？当一个会计师在审计中发现委托人利益（比如上市公司大股东）与公共利益（比如小股民）存在尖锐冲突的时候，会计师应该或者说必须为委托人大股东的利益而牺牲小股民的利益吗？当一个资产评估师在评估中发现委托人（比如拟卖出资产人或拟买入资产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比如拟买入资产人或卖出资产人）存在尖锐冲突的时候，资产评估师应该或者说必须为委托人的利益而牺牲资产买入人或资产卖出人的利益吗？至于税务师，我们就更熟悉了。当纳税人是委托人时，税务师应该或者说必须忽视其应调增纳税额吗？反过来也一样，当委托人是税务机关时，税务师应该或者说忽视其应调减纳税额吗？显而易见，正确的答案是否定的。从这个分析中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税务师和税务干部的行为依据都是税法，行为目标都是同时维护国家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的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注册税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的定位，和“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定位一样，不是可以这样定也可以不这样定，而是必须这样定。如果不这样定位，我们就会背离国家税务总局历来对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定位，从而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多年的实践表明，税务干部和注册税务师相互协作，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已经成为我国两支执行税收法律，维护国家和纳税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队伍。当年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一段幽默而含义深刻的话，说共产党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朱总司令领导的武化军队，一支是鲁总司令领导的文化军队。当我思考“注册税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的定位时，我就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国家税务总局和各级税务机关的领导下也有两支税务工作者队伍，一支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税务工作者队伍，一支是注册税务师的税务工作者队伍。我们可以期望，这两支队伍用不同的形式相互协作，相互监督，相互促进，最终形成税务机关、中介机构、纳税人三者之间的和谐的制约机制。国家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必然得到更好的保护。纳税人遵从度逐步提高，税务干部的执法水平和廉政水平逐步提高，注册税务师的执业水平逐步提高。我相信，注册税务师行业越发展，注册税务师队伍的执业水平越高，纳税人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更好的维护，逃税骗税等违法行为必然减少，税务干部队伍必然更加清正廉洁和规范高效。

行业发展离不开主管部门党组领导

记者：创建“税务机关领导、依托注册税务师行业协会”的注册税务师行业管理新体制，对税务机关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那就是税务机关必须要承担起对注册税务师行业全面发展的领导责任。这与过去税务机关与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关系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税务机关该如何转变观念，切实承担和履行对注册税务师行业的领导职责呢？

许善达：在今年1月21日的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会议上，党组书记、局长肖捷的讲话已经指明了方向：各级税务机关党组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切实承担起对注册税务师行业党建工作、统战工作和行业发展的领导责任，与各项税收工作统筹安排，推动注册税务师行业健康发展。

在这次党组会上，决定成立国家税务总局注税行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下一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税局、地税局也将联合成立注税行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

根据党中央和肖捷局长的指示精神，我理解，各级税务机关党组首先要把注册税务师行业党建、统战和发展工作列为税务机关党组和领导的重要职责之一。应该说，对不少税务机关的领导来说，需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领会党中央及领导同志关于创新党对“两新”组织领导体制一系列指示精神，才能承担起这一艰巨的领导责任。总局党组已经把党中央关于“两新”组织领导的指示精神列入中心组学习计划。建议各地税务机关领导也能在最近一段时间开展一次高质量的学习活动，为承担起对注册税务师行业的领导责任做好思想和理论准备。其次，把对注册税务师行业的领导工作和各项税收工作统筹安排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好的事。很多税务机关领导已经多年没有系统地听过注册税务师行业协会的工作汇报了，多年没有接触过注册税务师了，更没有到过税务师事务所进行调研工作。可以说，一些税务机关领导同志对如何领导税务干部已经是轻车熟路，老马识途，但对领导在市场机制下执业的注册税务师还缺乏经验。承担对注税行业的领导责任意味着需要做什么工作，这些领导工作和其他税收工作如何统筹安排，对不少同志来说是一个新挑战。比如，如何与相应的地方党委组织部门、统战部门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定期研究行业党建、统战和发展工作，需要联系当地注册税务师行业发展实际进行不懈的探索。

我作为税务系统的一名老兵，熟知税务系统多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也和几十万税务人共同为税收事业付出过心血。我完全相信，在党中央一系列文件的指引下，在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党组的领导下，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党建、统战和发展工作一定会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局面，税收工作在两支队伍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为国家和全体纳税人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章来源：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

第二篇：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为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面临着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人民内部矛盾易发多发。一方面，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领域，因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另一方面，矛盾涉及各行业各阶层，既有农民、城镇居民、职工、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业者、学生，也有军队退役人员、原民办教师、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二是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问题突出。一方面，各类社会组织快速增多，截至2012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49.2万个，备案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近40万个。另一方面，政社不分现象依然存在，社会组织发展培育不足，活力不强，作用发挥不够。三是公共安全形势严峻。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2012年全国发生安全事故33万起，造成7.2万人死亡。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时有出现，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恶性案件和极端事件有所增多，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信息网络管理任务日益繁重，我国有5.64亿网民，4.2亿手机上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外部势力千方百计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从经济层面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推进，大批人员需要下岗转岗，以多种形式创业就业；随着农村生产力不断发展，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以及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增加；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组织形式需要作出相应变动；工业用地、城市用地需求激增，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容易产生大量矛盾；长期存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方面引发不少社会问题。二是从社会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变化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以“单位制”和城市街居、农村社队相结合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党和政府主要通过单位、街居、社队联系群众、整合社会利益、调节社会矛盾。现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大部分已经剥离出去，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城乡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导致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三是从思想文化层面看，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一方面，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四是从工作层面看，一些部门和地方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管理一手软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面对新情况，过去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已经难以完全适应。

因此，《决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创新。

所谓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旨在形成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制，既要符合社会管理的一般规律，又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简单照抄外国的东西，更不能离开中国自己的土壤。

社会管理包括“管什么”、“谁来管”、“怎样管”三大内容。其中的“管什么”、“谁来管”、“怎样管”都与社会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从这三大方面入手。

创新“管什么”：形成国家与社会协调运转机制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出了一些新理念：由指挥型政府向协调型政府转变，由无限责任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变，由“划桨政府”向“掌舵政府”转变，由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等等。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加强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未来我国社会管理范畴的调整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管理要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必须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才能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当前，创新社会管理，一方面要向基层倾斜。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另一方面，必须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

创新“谁来管”：健全多主体构成的社会管理机制

社会管理的发展趋势是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社会管理体制的管理主体，应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四部分组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在这一社会管理格局中，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负责是前提，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政府、社会、公民的共治，已成为当代重要的社会治理模式。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党委领导主要表现为统筹兼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总揽全局，全面筹划，兼顾各方，协调发展，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实行政府负责，是国家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在建设新型的社会管理格局过程中，政府应更加注重发挥在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中的职能作用，负责具体的组织管理，包括建立健全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推进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等。实现社会协同，是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公众参与既有利于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得到群众的支持，又能有效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充分依靠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是我们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依靠公众参与管理社会事务，也是实现有效管理的重要形式。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也是党关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目标。目前，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加大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不断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当前，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主攻方向是：在全局性社会管理和局域性社会管理中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创新“怎样管”：建立优化社会利益博弈的互动机制

社会管理在于优化不同社会成员社会权益和利益的博弈。社会管理“怎么管”，关键在于建立和运用各种社会机制。

第一，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这要遵循完整性、便捷性、有效性的原则。完整性，是指能够全面准确收集情况，即所谓兼听则明；便捷性，是指诉求渠道的便捷通畅、低成本；有效性，是指群众诉求能够到达相应的层面，并获得响应。在表达渠道的方式上可以多种多样，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成果和大众化的方式，在保留原有信访主渠道的同时，创新融合，综合与专项并存，开辟出多样化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

第二，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建立健全利益约束机制，约束和规范人们的利益动机和利益行为，引导人们合理选择利益目标，自觉调整利益需求，科学选择利益行为，正确处理利益关系。二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利益引导机制，让人们树立合法、合理、公平、公正的利益获取观念，教育、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三要建立健全利益调节机制，调整各利益集团或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缩小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四要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给利益受损的个人或群体提供一定的补偿，以提高社会公平的程度，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的主要内容，是确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一要优化已有的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形成反应灵敏、运作有力、高效的工作链条。具体地讲，就是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要让群众有地方及时表达诉求，有关部门对合理的诉求要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对一时解决不了的诉求要耐心解释，对不合理的诉求要进行疏导。对一些带倾向性和事关重大的问题要及时报告，以便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避免发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事件。二要着力推行领导干部接待制度，在完善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的同时，适应现代社会快节奏、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人民内部矛盾多发的形势，搭建多种平台，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和加强工作网络建设，形成便捷通畅的诉求表达制度安排。三要建立严格责任追究制度。有关地方和责任部门及单位应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认识群众利益诉求问题，分析群众利益诉求情况，认真对待群众利益诉求问题。

第四，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一要积极开展源头治理，预防和减少各类矛盾纠纷；二要完善各项制度，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长效工作机制；三要加大资源整合，全面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网络建设；四要围绕创新工作，全面提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水平。

第五，完善公民权益保障机制。其重点在于维护好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是社会保障权，今后尤其要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加快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保制度。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加快廉租住房建设，规范经济适用房建设，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免除人民最迫切的后顾之忧。二是保障就业权，将促进就业的财税金融政策落到实处，特别要积极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创业氛围。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加快制定面向全体城乡创业者的优惠政策，健全再就业援助制度，着力帮助“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三是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权，未来尤其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四是保障受教育权，当前首先须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尽快促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4%。应着力于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教育发展差距，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五是政治参与权，要保障公民拥有良好有效的政治参与权利，还须注意其在各领域的民主权利的发挥。比如发展民主协商，协调各方利益；加强民主监督，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规范公权力的运行范围和使用方向等。通过逐步丰富和完善民主的实现形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实质的落实。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在清华大学非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王名委员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论述。这位多年从事社会治理研究的“老委员”，每年都会提出很多这方面的提案。在他今年的24个提案中，居然有16个与社会治理有关。对于社会治理创新，他有自己的理解——

促进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

今年2月，国家出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是从法规层面构建我国社会救助体系框架的标志。近年来，我国社会救助事业发展很快，但是，在各地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群众符合救助的条件却没有申请，而另外一些群众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救助但实际上却不符合政策条件。在救助实践中，为节约行政成本，政府救助多以最低生活救助为基础，各种单项救助普遍与最低生活保障进行捆绑，造成社会救助的“悬崖效应”。此外，政府救助难以覆盖到人的权利、精神和能力等方面，无法满足救助对象的多样化需求。

针对上述问题，为了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议促进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相关部门要解放思想，充分意识到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以积极开放的心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探索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等多种合作方式，建立慈善事业与政府救助的衔接机制。积极探索直接外包、内部交易、购买者自由选择等与社会力量合作的多种方式，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慈善事业与政府救助的衔接机制。

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

社会体制改革包含三大改革，其目的是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一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启动，目标是“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也就是把“组织”还给社会，让更多的社会组织成长起来，激发活力，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二是以事业单位为核心的社会服务体制改革，要改革现行的事业单位体制，改变社会服务由政府垄断性供给的格局，建构主体多元、机制灵活、覆盖广泛、开放竞争的现代社会服务体制，说到底，是把“服务”还给社会。三是以人民团体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要改革现行的人民团体体制，建立基于法治、人民本位、社会主体、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也就是把“治理”还给社会。

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的。现在全国有50万家社会组织、130万家事业单位、700多万家人民团体。如果只有第一方面的改革，没有社会服务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即使社会组织成长起来，在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上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无法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社会体制改革，就是要激活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让它们充满生机。要让事业单位真正成为社会服务主体，人民团体真正成为社会治理主体。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支持体系

这套支持体系首先指的是国家关于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扶植推动、优惠补贴等各种支持性政策和制度的总和，包括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制度、优先参与购买服务等扶植推动制度、优惠税收制度等。除了国家公权力之外，其他社会力量也会与社会组织之间形成各种关系，例如公民的志愿服务、企业和大型基金会的捐助与资助、社会力量创办的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平台等。这些社会力量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也需要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之中，使得社会组织的支持体系能够规范而健康地运作。在政府引导、社会协同之下，可以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之间，建立一种重叠强度低的组织生态位，这意味着会增强组织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因而有利于促进组织的设立与发展，即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广泛的合作关系，构建健康、开放的社会组织生态系统。

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 幸福不等于“被幸福”

有人分析二战以来欧美民众生活的变化时得出结论认为，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越来越好，但人们却并没有觉得更加幸福——体现社会福利的客观指数，如人均收入、人均寿命、住房面积、汽车人均拥有量、每年旅行次数等都在提高，但体现人们内心感受的幸福指数却并没有增长，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一直在下降。

中国的情况似乎也不例外。许多经济数据看起来都相当耀眼，但对许多人来说，内心的幸福与安宁却成了奢求。盖洛普公司公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调查结果显示，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所期待的人们幸福感增加相反的是，只有12%的中国人感觉生活“美满”，71%的中国人感觉生活“艰难”，还有 17%的人觉得生活“困苦”。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

今年以来，“幸福”成为中国的流行语，“幸福指数”也正在步GDP后尘，被当做一项新的政绩指标。然而，不少地方虽然将“幸福指数”作为工作内容，却仍将“GDP翻番”作为“十二五”的发展目标，很少提及居民收入翻番或增长。也有地方强调要通过改善民生来增加人民幸福，这种提法和思路固然不错，但政府“包办幸福”的色彩依然较为浓重。幸福不等于“被幸福”。要避免“被幸福”，就要彻底摒弃“替民做主”的思想，变“为民做主”为“让人民自己做主”。这就意味着要让人民感到幸福，至少要立足长远，建立一种让民众知情、表达、参与的制度平台。

幸福与需求的梯度满足

幸福是需求被开发和满足过程的心理体验。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了关于人类集体生活的种种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对于人性的基本判断之上。经济学家有“理性经济人”的假说，政治学家有“人是政治动物”的命题，社会学家还有“社会人”或“文化人”的说法，这些假说、命题和说法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的某一方面的需求和特性。实际上，更多的理论倾向于把人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动物，它不仅要求满足个体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还要求过一种体面的、有尊严的、自主的、文明的社会生活。

人的需求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而且是心理层面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以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最具影响力。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的动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论，认为人的需求可以从低到高分为5个层次。

根据马斯洛的分析，在人的五种需要中，人的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最优先的需求，它包括饥饿、干渴、栖身、性和其他身体需求，这是一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条件。可以想见，一个人在吃饭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他对食物的兴趣将远远大于对艺术享受的兴趣。安全需要指的是保护自己免受生理和心理伤害的需求，包括人身安全、工作的稳定性、劳动保护、保险、喜欢与熟人而不是陌生人交往等等，以保证自己免于危险、灾难。社会需要指超越个体安全的社会需求，包括爱的需要，归属的需求、被接纳和友谊的需求。毫无疑问，人要过集体生活，往往渴望获得温暖和友谊，得到他人的关心和照顾。尊重需要分为两个部分，即外部尊重和内部尊重，外部尊重包括获得社会地位和名誉，受他人关注、推崇和认可，而内部尊重则主要指个体的自我尊重，如独立、自主和自由。自我实现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求，处于这一需求层次的人往往努力于追求个人能力的极限，包括成长、发挥自己的潜能和自我实现。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有高层次和低层次之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属于低层次的需求，而社会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则属于高层次的需求；人的需求是从低到高依次排列的，只有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求，高层次的需求才会产生。人首先追求的是低层次的需要，为了生存，人首先需要吃饭、穿衣、住所，需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需要保证人身安全不受威胁。而一旦解决了衣、食、住、行问题，满足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人就会产生新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即，需要与人交往，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希望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这时，低层次的需要相对处于次要的地位，而高层次的需要则变成了主要的需求。

政治参与植根于人性的需要

如果把马斯洛关于个体需求的心理分析应用到社会政治理论当中，完全可以得出富有新意的结论。说到底，低层次的需求更带有个人性的特点，而高层次的需求则更具有公共性特征。换句话说，低层次需求的满足主要依赖于个人能力的提升和国家强力的保护，而高层次需求的满足，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和互动。如此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在个人需求和市场机制、政府管制及民主体系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如果说，生理需求的满足有赖于自由市场机制、安全需求的满足有赖于政府依法保护，那么，作为高层次需求的社会交往、社会尊重以及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则有赖于个人对于公共事务和集体生活的积极参与，通过公共交往和参与，体现个人尊严，产生社会归属感，形成公民责任意识。而要实现公民参与，就要为每个个体成员提供开放的、拥有自由参与机会的社会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以自主、自决和自治为价值和原则，它的集中体现就是民主政治。

毫无疑问，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它们在当今时代都演化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承载了多重价值和原则。但是，从最基本的人性需求出发，我们完全可以做出简化的理解：市场经济反映了个体的人面对社会资源和经济需求的矛盾时，要求自由公平地处理经济事务的态度；民主政治体现了个体的人在组织集体生活的时候，希望平等自主地参与集体决策和公共生活的诉求。市场经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确保交换的公平竞争，促进财富产值的最大化，以保证人们经济上的独立自足。政治民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确保共同体成员不被排除在公共交往活动之外，保证公共资源和财富不为少数强势寡头所垄断，以促进福利分配的相对公平性。

换句话说，经济富裕和政治参与植根于人性的需求，是每个人的幸福生活的基本前提，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则是现代社会实现人性的上述两种需求的基本保障。对于个体的人来说，过一种富裕的个人生活与过一种有归属感的集体生活，这是两种相互不可替代的诉求。“人不可能为了满足经济上的要求而彻底放弃对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的诉求，即使人们在现实环境中没有提出要求政治上民主自由的主张，民主和自由的观念仍然无法从人的内心根除。同样，也不可能要求人们为了政治上的民主支付无限的成本以至于以牺牲经济的发展为代价，两者都是人类欲求达到的目标，只有两方面的要求都得到满足，人才会感到幸福”。

经济富裕不能替代民主诉求

当然，正如马斯洛所分析的那样，人们对经济富裕和政治参与的需求可能存在先后顺序。尽管不能非常严格地证明经济富裕程度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必然关系，也很难用准确数据确定市场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才会出现民主化的转机。但是，从长期的经验观察的角度看，并不能否认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民主政治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既得到了理论的支持，也得到了事实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实现民主转变的国家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高速发展的权威主义体制在政治上实行集权高压，但在经济上发展出市场经济，从而一度形成了所谓“我关心我的政治，你们只管你们的商务”的局面。但是，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民主政治的诉求就被百姓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极端匮乏的经济条件下，生存需求的满足超过了政治参与的要求，因此，为生存而奔波的人们很少会提出民主的要求。但是，当经济和社会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克服了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的时候，人们将不再单纯满足于衣食住行条件的些微改善，而会要求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于是，人们的要求就会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形成对政治参与的强烈欲求。

上述分析说明，经济富裕不仅不能替代民主诉求，相反，它为民主诉求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催生了民主政治的种种要素，为民主的孕育提供了温床。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经济富裕对于这些条件的形成都有重大贡献。我们之所以对民主不应有根本的怀疑，是因为，现代世界的人们更加珍视自由和民主，更加不愿意容忍自身权利遭到践踏，这是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发展只能激发人们对民主自由的需求，而不是相反。历史反复印证，单方面的GDP的增长并不能取代或抵消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即使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经济生活的改善，物质需求的满足，不仅不会抑制权利意识，反而会激发权利意识。如此看来，那种指望通过维持经济富裕来替代民主诉求的想法恐怕是不切实际的。

第三篇：社会管理创新关键是要创新体制

刚才汪洋同志做了加强社会服务管理创新、构建朝阳区社会服务管理新格局的发言，系统地介绍了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些思路和做法，应该说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几位专家和博士后的代表也作了发言，讲得非常精彩，对于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更好把握社会管理规律、破解实际难题、进一步做好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性。这个论坛办得很好。

借此机会谈谈自己参加论坛的体会。

第一，社会管理创新关键是要创新体制。目前来说关键是要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只有这样各项工作才能往前推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进行持续不断的重大调整和改革，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也需要像经济管理体制那样不断加大力度向纵深发展。北京市在这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针对社会管理范围广、头绪多，成立了社会工作部，在全市工作中形成了统筹规划、共同协调。这几年工作取得的成绩和这个有直接关系。其次，针对大量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传统管理体系已经不能覆盖整个社会的新形势，必须建立能够覆盖全社会的服务和管理网络，努力打造社区街纵向工作网络，以及能够覆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横向工作体系。通过健全工作网络实现服务管理的全覆盖。

第二，社会管理要放到社会整体概念和工作格局当中考虑。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建设作为四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像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样有基本的内涵和框架。社会管理要建立一个社会公共治理结构，具体说就是要通过制度创新，把政府的行政管理，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有机结合。把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思想道德、文化习俗、社会舆论等手段统一起来，形成多元制、共建共享的局面。我们在农村实现村庄社区化建设，解决城市边缘地区比较乱的问题时，就是靠村规民约把整个区域治理得井井有条。

第三，创新社会管理要坚持服务为先。因为社会管理对象是人，做好人的工作，党委和政府首先要提供好服务，这里说的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就北京市的情况来看，基本公共服务所属的养老、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已经走入制度化轨道，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尽快提高标准，扩大覆盖面。

第四，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强化基层基础工作。社会管理工作重心在基层，基础工作不扎实，创新也很难进行。

第四篇：多缴了税要怎样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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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缴了税要怎样进行会计处理

自古逢税必计较，难得精准常多缴。税务部门很公正，多一分不收，少一分必究。如何处理多交的税款，下面深圳顶呱呱给您说道说道。

多交成因

多交税款的成因，除计算错误外，还有以下方面：

1.减免(包括“先征后退”)应退税款；

2.依法预缴税款形成的汇算和结算应退税款；

3.误收应退税款、滞纳金、罚没款；

4.其他应退税款、滞纳金和罚没款；

5.误收和其他应退税款的应退利息。

多缴税款 三条路径

路径一：申请退税

纳税人多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应依法予以退还。按照《税收征管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

路径二：抵缴应纳税款

为减少流程，多缴税款一般按先抵缴税款后退税的办法处理。

若多交了企业所得税，根据国税发〔2009〕79号第十一条规定，纳税人在纳税内预缴企业所得税税款超过应纳税款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及时按有关规定办理退税，或者经纳税人同意后抵缴其下一应缴企业所得税税款。

即多缴税款可以抵缴以后税款，在企业所得税季度申报表第16行预缴时抵减，汇算清缴纳税申报时将抵减额填在主表第37行“以前多缴的所得税额在本年抵减额”。

例如，某企业在2016年预缴纳所得税200万元，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税务机关出具报告，企业多交的10元不予退税而抵减以后税款。2017年一季度应交所得税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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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抵减上年多交的10万元后应交税款5万元。

会计处理

1.根据税务机关的审批报告等：

借：应交税费——多缴所得税 10

贷：以前损益调整 10

借：以前损益调整 1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0

2.预提所得税：

借：所得税费用 15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5

3.实际交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5

贷：应交税费-多缴所得税 10

银行存款 5

若多交了增值税，抵减下期应纳税款时，将其填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第25项“期初未缴税额(多缴为负数)”。

增值税多交税款会计处理：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抵减以后期间应交增值税，无需编制会计分录，只在申报表填列即可。

路径三：抵缴欠税款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79条以及《关于应退税款抵扣欠缴税款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2〕150号)规定，当纳税人既有应退税款又有欠缴税款的，税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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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应退税款和利息先抵扣欠缴税款；抵扣后有余额的，退还纳税。

但要注意，所谓欠税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税务机关系统有了申报数据，且超过了规定纳税期限。

企业查补的税款能否抵减税款，关键是该税款是否经到了税务执行环节，是不是已经履行了一定的手续，并在税务系统中申报超期，产生了相应的滞纳金。只有查补的税款形成了欠税，才可以直接抵减多缴的税款。如果查补的税款尚未形成欠税，则不可抵减。

以补抵缴 此路不通

查补的税款抵减多缴税款，即以补抵缴，道理上虽可行，但是步错棋。建议企业有查补税款时应直接缴纳，不要等着查补税款超期形成欠税后，再用多交的税款来抵减。因为欠缴税款应按日收取0.5‰的滞纳金，企业虽然现金流没有大额流出，但加收的滞纳金便得不偿失。孰不知，欠税形成的滞纳金相当于18.25%的年化利率，这是莫大的资金成本。

所以，考虑到滞纳金与资金的时间价值，查补税款与多缴的税款，应各走各的路，切莫相互交集。

第五篇：党员要大力推进企业的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

党员要大力推进企业的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

－－－党委书记在纪念七一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3周年。

83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党员只有50多人，面对的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旧中国。83年后的今天，我们党已成为在全国执政五十多年、拥有64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人民已拥有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回顾党和人民在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展望党和人民在新世纪的伟大征程，我们充满必胜的信心和力量。

83年前，在中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壮阔斗争中，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澎湃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些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又一次一次地失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

事实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

正在这时，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九年，俄国和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这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的社会力量崭露头角，同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新思想新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道路。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中国革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中国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八十年。在前八十年中，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社会战乱不断，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在后八十年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空前团结和组织起来，冲破重重难关，革命斗争不断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日益昌盛，人民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从这前后两个八十年的比较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切爱国力量深深认识到，中国能从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

我们党领导人民奋斗八十年的峥嵘岁月和光荣业绩，如同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也极大地支持和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国内国际的历史经验，经过艰辛探索，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在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国内外风云急剧变幻的局面中，我们党砥柱中流、岿然不动，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同志们，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推进企业的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这一要求，抓住了根本、切中了要害。作为企业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以满腔的热情、全部的精力，按照中央的部署、结合企业实际，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一、首先要明确搞好企业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的重大意义

企业是现代社会经济细胞。动、植物都有细胞，而动、植物细胞质量好坏，决定了动、植物教你怎样生存与成长。企业这个社会经济细胞的好坏，同样也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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