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创新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三大跃升

第一篇：体制内创新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三大跃升

体制内创新：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三大跃升

【内容提要】 尽管现代民主渊源于西方，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有其不同的内在逻辑。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显然不能够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框架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才与党的群众路线相一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制度，同时也推动了一系列体制内的创新。体制内创新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而群众路线在体制内创新中的擢升，则既是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扬光大，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逻辑。

【关 键 词】体制 创新 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兴衰成败密切相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再一次警醒全党：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理论上，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最基本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在政治上和制度上的必然要求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即实行民主政治，因为人民的当家作主才最能够体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党的群众路线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内在的联系。

一、民主选举创新中彰显的群众路线

选举与群众路线有着重要的制度关联。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就，选举是群众表达意愿的重要方式。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通过选举来确定领导人或自己的代表者，成为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之一。人类的选举源远流长，特别是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选举开始获得了制度化的发展。

对选举的认识和实施，制约着群众路线的运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把选举权同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马克思说：“普选权就等于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因为在英国，工人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1](P411)

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选举制度以巨大的推动。著名的宪章运动的目的就是争取成年男子的选举权，列宁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2](P792)这一运动对英国和西方的选举制度和民主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此时，已是200多年的时间，“主权在民”的口号叫了这么久，选举制度依然十分落后，当时选民与人口的比例，在整个英国平均是1∶30。[3](P233)十月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政权随即颁布了苏维埃宪法，实现了不分信仰、种族、性别、职业以及财产多寡的全民普选权，超越了当时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极大地改变了旧中国选举制度十分落后的状况。1953年颁布的选举法，使中国实现了普选权，这也超越了在20世纪70年代才从法律文本上走完普选权历程的美国、英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1953年到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次普选，登记的选民约为3.26亿人，选民登记率达到97.21％。[4](P97)毫无疑义，处于当代民主政治的领先水平。

选举制度的巨大进步，促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在选举产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中，工人代表125名，占10.20％；农民57名，占4.65％；军人71名，占5.79％；文教科技人员76名，占6.20％，[4](P340)较好地反映了社会主要的阶级、阶层的构成状况，第一次把群众路线同国家的根本制度融合起来。

群众路线在选举制度中再一次跃升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举范围扩大中彰显群众路线的广泛性。1979年制定的新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进一步扩大了普选的范围。不再单列尚未改变成分的地主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等，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外，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拓展。如果根据1954年23个省、自治区1.5万多户农家收支调查资料得出的数据，土改结束后地主阶级占总人口2.6％、富农阶级占5.3％，两者合计占7.9％。[5](P1353)到“文革”结束前，中国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约2000万左右，[6]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以后，把这么大数量的人排斥在群众之外，显然会影响群众路线的广泛性，不利于政权的巩固。这一选举范围的扩展，使群众路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性，为其后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是在直选推进中增加群众路线的实在性。我国1953年选举法规定，乡、镇、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县级及以上的人大代表由下一级国家权力机关间接选举产生。确立了我国以间接选举为主体的选举方式。尽管如此，间接选举对于民意表达来说，毕竟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1979年，我国新修订的选举法规定，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减少民意代表的环节，也减少了民意扭曲的可能性。

根据1981年全国第一次进行县级直接选举的统计，全国1925个县级单位，约7.4亿人共选出人民代表59.5345万人。代表中的工人占10.56％，农民占47.61％，干部占25.53％，知识分子占8.44％，军人、爱国人士、归侨等占7.86％。代表中的妇女占21.89％。非中共党员代表占33.15％。[7]把群众路线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政权建设中。

三是实现按相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使群众路线更具平等性。选举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平等性。1953年颁布的《选举法》，不仅规定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且对特殊群体、区域、少数民族等做了相应的规定，以保证不同群体具有平等的代表权。在城市与乡村的代表问题上，做出了一重要规定，即50万人口以上的工业城市，按人口每10万人选代表一人，而农村和小城镇则按人口每80万人选代表一人。形成8∶1的差距。从个体来讲，这的确是一种不平等，但从整体和全局来看，这却是一种追求集体或群体间平等的举措。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1995年修改选举法，缩小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将省级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由原先城乡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形成的5∶1和8∶1的差距，一律改为4∶1，适应集体权利的变化而提升个体权利的平等性。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建议。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选举法的决定，实现了城乡按照相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群众路线的平等性在选举制度中的落实，遭遇了集体权利平等与个体权利平等的矛盾冲突，这一矛盾是通过制度的演进逐步化解的，最终实现了两种平等较好的统一。

二、人大议政创新中提升的群众路线

党的群众路线包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意蕴，即把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主统一起来，并推动政党政治最终过渡到人民完全的自主管理。群众路线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工具和历史过程。人大代表的民主议政是人大发挥制度功能的基本体现，人民的意愿是否能够通过这一根本制度得到体现，从而真正实现对国家的管理，这也是群众路线运行的现实反映。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了五届全国人大，从代表的议政情况来看，议案和批评、建议、意见是并未区分的，第一届人大共有批评、建议和意见753件，第二届有461件，第三届下降到188件，而在“文革”中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则缺失了这一重要的功能和内容，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五届人大，达到了历史最高的8610件。1983年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大，开始将“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区分开来。六届人大提出议案830件，建议、批评和意见14215件，此后的第七届、第八届人大分别是2226件、15155件和3369件和8589件。[8]到第九届全国人大和十届全国人大，仅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分别收到提案830件和1050件。[9]

群众路线的推行依赖民主政治的演进，议政中的民主机制越来越健全，以保证代表自主地表达自己以及所代表的群众的意愿。全国人大曾经一直有三种表决方式：投票、举手表决和鼓掌通过。其中，在1953年明确规定选举和市级以上官员的任免必须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但是20世纪50年代反右以后，鼓掌通过则成为人大表决时的主要方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甚至取消了选举和任免时的无记名投票，完全被掌声所取代。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的每张桌面上，都安装着一个分别代表赞成、反对和弃权的无记名电子表决器，对应的按钮是绿色、红色和黄色。尽管这仅仅涉及民主操作环节上的一个环节，但却对代表意愿的表达和表决结果产生了不可忽略的深远影响，弃权票和反对票在电子表决器使用后明显增长。在随后的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关于是否上马三峡工程的投票中，出现了177票反对、664票弃权的结果，创造了人大历史上议案支持率最低点。

用纸张投票的机制也获得改进。2005年以前规定，如果代表同意选票上的候选人，选票上则不需划任何符号；不同意或弃权者，则在选票相应的符号栏内划“×”和划“√”。很显然，只有投反对或弃权票的代表才必须动笔，这无疑与秘密投票的原则不相符合。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写票、投票和按表决器注意事项》中明确规定：无论是投赞成票、反对票还是弃权票，都需要填写选票。进一步打消了代表顺畅地表达意愿的顾虑。

民主监督是人大体现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民主监督，才符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精神。质询是人大行使对“一府两院”监督职权的重要形式。但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全国人大没有行使过质询权。在1980年9月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170多名代表就宝钢工程建设中的有关问题，向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等人提出质询，开启了人大历史上质询的先河。

但是，全国人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监督法》，从1986年开始全国人大酝酿监督法，2002年8月，监督法草案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初审，此后又经过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次审议，于2006年8月通过，为实施监督提供了更加充足的法律基础。

《监督法》制定的过程，也是民主监督逐步加强的过程。九届全国人大进一步加强了监督工作。在这一届人大期间，先后对22件法律和法律问题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听取并审议了“一府两院”40个专题报告。[10]从十届全国人大来看，人大及常委会共听取和审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41个专项工作报告，15个决算、审计和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由副委员长带队，组织了25次针对22件法律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组织代表5354人次参加专题调研、9000人次参加集中视察，1700人次参加执法检查和立法调研等。[11]

群众路线中包含的监督内容，随着制度的演进毫无疑义地逐步得到提升，从对基层的政府和某些部门的监督，到对最高政府和各个部门的监督，国家管理越来越多地置于了人民的监督之下，运行在人民的意愿之中，这是群众路线的一种时代性提升。

在回应人民意愿、转化人民意愿，并使之成为国家意志方面，人大具有不可比拟的强大功能。对于监督来讲，有利于在倾听群众声音、反映群众需求中加强监督。例如，针对人民群众对教育改革中反映强烈的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全国人大2004年对义务教育法进行执法检查，提出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修改义务教育法等重要建议，推动国务院及时研究起草了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2006年在审议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同时，听取和审议普及义务教育和实施素质教育的专项工作报告。2007年对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开展执法检查，重点检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落实情况。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监督，有力地促进了义务教育法的贯彻实施和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对人民群众有了一个较好的回应。

三、依法治国创新中深化的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理论上，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最基本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在政治上和制度上的必然要求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即实行民主政治，因为人民的当家作主才最能够体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但是，人民当家作主如何落到实处？或者说以什么形式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这并不是有良好的愿望就能够自然而然实现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人民群众能够实行自主管理，即实行一种直接的民主制。他们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指出：“公社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12](P57)而实际上，在社会主义达到较高水平的发展以前，这种直接民主都难以广泛地实现，国家从社会获取的权力也难以回归社会，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化和对立还将长期存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形式依然是代议制。所以，列宁根据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鲜经验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代表机构，那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2](P152)

代议制确立起间接民主，也确立起间接民主运作所必需的基本机制，那就是法治政治，即依法治国。它化解了人民群众不能够直接掌握权力从而实行完全的自治同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的矛盾。将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管理社会，转化为按照人民群众的意愿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即用“民意政治”体现民主政治，而“民意政治”的实现形式又必然是“法治政治”。

在推行“民意政治”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地把握了民意政治和法治政治的内在关联，对法治的认识和实行是逐步推进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首先是敏锐地完成了直接民主向间接民主的转换。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的初期，列宁明确地强调要实行直接民主制，让人民直接管理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党的任务就是要不倦地切实地全部实现这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制”。[13](P405)

然而，实际情况证明要立即实现这一设想是十分困难的，列宁很快地调整了政策，并指出了还无法实行直接民主的主要原因：“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2](P770)

用更加直白的话来说，即是由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人民意愿推行民意政治，这是一种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间接民主。由于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正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并且是由先进分子所组成，所以，它领导下的国家政权，既能够体现民主政治的实质，又能够实现较高水平的管理。党政具有相当大的同一性，所以列宁说“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14](P11)

但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是要以代表人民意愿等同于人民意愿，以党的领导等同于民主政治，而必须不断地促进人民的意愿表达和人民的政治参与，以提高民主政治的水平。列宁非常了不起的是，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建设中，比较快地意识到应该实现一个新的转型，即从党政合一到党政的合理分工。1922年3月，列宁就提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15](P64)

非常遗憾的是，列宁在有生之年没有来得及深入地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民意政治的实现方式没有完成一个重要的飞跃，即向法治政治的飞跃。这是一个用法治强化人民意愿的重要机制，把人民代表整合的人民意愿——法，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能够大大促进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它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逻辑：民主政治→通过民意政治实现→首先是人民代表整合人民的意愿→民意转化为法→依法治国使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实现人民的意愿至上→按照人民的意愿治理国家→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与法治政治的这种内在关联，使得现代民主政治必然要采取法治的形式实现，否则民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十分遗憾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把法治提高到这样的地位，毫无疑义，这构成了民主政治推进的巨大阻碍，也埋下了后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当然，这与历史境遇有关系，特别是通过暴力革命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对法治取向往往是打碎和超越多于依赖和加强。列宁就说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2](P594)

同样，对群众路线来说，法治的坎坷，也侵蚀了群众路线的运行。从1959年至1977年，全国人大及常委会除通过了一部充满文革色彩的宪法外，只通过了商标管理条例等3件法律。法制的薄弱以及缺乏至上的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就不可能有权威，人大这一代表人民群众行使国家权力的核心机构，如果没有权威，那就很难真正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发挥群众的主人公作用。可以说，这是群众路线深入推行的制度性瓶颈。

改革开放开始了依法治国的进程，也突破了群众路线深化的瓶颈。邓小平在1978年底就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6](P147)法治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和国家管理中的地位开始迅速上升。法治的提升，促进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改革，也推动了人民对国家的管理。1978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重任，那人大常委会就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那我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没当好，我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17](P500)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历史性任务。2011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到2010年底中国已经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

法律体系的形成对于群众路线具有根本性的历史意义，一方面，人民意愿已经普遍获得了向“法”转换的渠道，它已经不仅仅是通过执政党来代表和施行，从特定的角度来看，法治构建了群众路线自主性运作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通过法的形式表达和确立的人民意愿，已经比较完整地覆盖了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使群众路线空前全面地体现在国家治理中。

法治的提升也直接联动着人大制度的演进，大大强化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机制。例如，1982年宪法作出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同行使立法权，改变全国人大是唯一立法机关的体制，大大促进了法治的步伐。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的80％以上法律是全国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从1979年到1981年底，全国各省级、市级以及县级人大常委会先后建立，进一步较好地解决了作为代议制度的人大难以经常开会和充分行使权力的缺陷。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对代表的职权、义务，代表在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的工作、活动，以及代表执行职务的相关保障等，作了比较全面规定。

群众路线驶入法治的轨道后，民意获得了不断的提升，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也不断完善，毫无疑问，法治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路线的强大支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4]刘智等．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黄道霞，余展，王西玉．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6]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探[J].开放时代，2006,(5).[7]程子华．1981年关于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工作的总结报告[N].人民日报，1981－09－12.[8]历届全国人大会议代表提出的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情况[N].人民日报，1999－09－15.[9]新华网http://.[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4]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5]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叶剑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第二篇：在体制内，如何赢得领导的赏识？

在体制内，如何赢得领导的赏识？

要想赢得领导的赏识和重用，那作为下属的你，之于领导一定要有价值。

换位思考，当领导意识到下属做人靠谱做事放心，能够为他分担压力、排忧解难，甚至是创造额外价值的时候，肯定会为了自己的得到和发展，而赏识、重用甚至提携这个下属。

这才是在体制内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逻辑——没有价值，一切都是空谈。

那么，具体到操作层面，究竟都应该注重哪些方面呢？

首先，要踏实细心干好本职工作。

干好本职工作是一切的前提和基础。不管你再有想法和谋略，如果连本职工作都干不好，一天到晚冒泡挂号，净给领导添麻烦，那领导不收拾你就算好的了，更别提什么赏识和重用了。

我就有一个同事，干工作很是随意。开心了就干，不开心了就不干，喜欢的就干，不喜欢的就不干。甚至有一次，领导正给他安排工作呢，他扭头就走了，搞得领导当时很是尴尬。

说实话，像这样的下属，没有领导会喜欢，他们只会给领导添麻烦，而不是减负担。

不同于体制外的领导，体制内的领导更追求权力、价值和利益。任何一个人，在没有其它因素的影响下，只有在本职工作上用力着力，形成自己的口碑，才能映入领导的眼帘，进而获得更多的机会。

其次，要积极主动向领导“靠拢”。

任何一个领导，在选人用人的问题上都非常慎重，都会选用自己熟悉的、知根知底的、能够掌控的下属，而不会选择不熟悉或者无法掌控的下属。也就是说，领导都会习惯性地任人唯“亲”。

下属之所以要主动向领导“靠拢”，就是要与领导构建更多的联系，联系多了，领导自然就越熟悉越了解。这样一旦遇有机会，领导肯定会优先把这个下属提上去，毕竟领导放心啊。

要知道，下属的失控，往往就意味着权力的失控，没有领导会傻到放空自己手中的权力。

至于如何向领导“靠拢”，一方面，要加强工作中的请示和报告，不玩消失，不让领导担心和忧虑；另一方面，要经常向领导汇报个人思想，如果能争取到为领导处理私事的机会，那自然是最好的方式和渠道。

最后，要懂得感恩积极回馈领导。

没有领导不希望活在下属心中，也没有领导不希望自己培养的下属永远感念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树立懂得感恩的名片和形象？因为在很多领导的深层观念中，就是我提携照顾了你，你就要感念我。

逢年过节，要给领导发祝福短信，如果条件允许，要去看望拜访领导；遇有出差或者培训等机会，要给领导邮寄一些当地的特产……要知道，下属只有关心领导，领导才会关心下属。

从人性特点的角度分析，也是这个道理和逻辑，在任何关系中，谁不想得到更多呢。

有很多老领导，现在虽然已经没有了工作上的联系，但每年我都会以快递的方式关心他们。一方面，他们确实帮助过我，不能人走茶太凉；另一方面，也是做给现任领导看的，咱是一个值得培养的下属。

第三篇：【会计】注税行业在新形势下要创新体制

注税行业在新形势下要创新体制

2011年甫一开年，国家税务总局注税行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许善达就为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党建、统战和发展忙碌着。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裕惠大厦11层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的小会议室里，许善达多次召集协会相关负责人，共同研讨这一在他看来已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注税行业的党建工作何以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成为中税协的头等大事？如何理解注册税务师行业党建、统战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如何为注册税务师行业准确定位？如何以新的视角诠释税务机关与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关系？回顾10多年来注税行业发展历程可知，在这些议题上，税务机关和注税行业亟须达成共识，这将决定注税行业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日前，许善达接受了本刊和中国税务报社记者的联合采访，就上述问题发表了看法。

必须重视党如何加强对“两新”组织的领导问题

记者：新社会组织和新经济组织（简称“两新”组织），以及集中分布在“两新”组织中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近年来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尤其是“两新”组织的党建工作，中央主要领导先后在不同场合作出了一系列指示，中央为什么如此重视“两新”组织的党建工作？

许善达：近几年，“两新”组织与传统的工农商学兵并肩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一方面，“两新”组织的人员、机构和业务发展速度很快，“两新”组织的成员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收入水平可以归属于中产阶层范围，数千人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还将继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过去党的组织的领导体制和方式与“两新”组织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

多年来，随着“两新”组织的发展壮大，在全国有一大批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和数以千计的工作人员的中介事务所，这些事务所的党组织关系归属基层地方党委。而基层地方党委级别低、所配备的干部政治业务素质和属地领导体制等特点，不仅不利于加强反而弱化了党对“两新”组织的领导，甚至出现了“两新”组织中的共产党员找不到组织联系的现象。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从党和国家事业的战略高度对“两新”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全新的判断，并积极探索和创新党对“两新”组织的领导体制机制，以加强对“两新”组织的领导。

党中央对“两新”组织作出的全新判断就是：“两新”组织和新的社会阶层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重要力量。

从2008年开始，党中央选择在律师行业和注册会计师行业试点探索加强“两新”组织基层党建、统战和发展工作。两年多来已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作为仅次于律师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第三大中介服务行业，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党建、统战和发展工作成为“十二五”整体税收事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国家税务总局党组对党中央关于创新党对“两新”组织领导体制的指示精神高度重视。

2010年1月，根据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常务理事会的决议，中税协秘书处成立了党建工作部。9月，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受局长肖捷委托，代表总局党组视察中联税务师事务所并出席注税行业党建和发展座谈会，要求各级税务机关领导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深入调查研究，做好行业党建和发展工作。

今年1月21日，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肖捷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专题听取中税协的工作汇报，传达学习中央关于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和统战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并就加强注税行业党建和统战工作，促进行业发展进行了研究部署。决定成立以钱冠林为组长，宋兰、冯惠敏、许善达为副组长的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行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同时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党组切实承担起对注册税务师行业党建工作、统战工作和行业发展的领导责任，与各项税收工作统筹安排，推动注册税务师行业健康发展。这是总局党组贯彻中央精神，针对注税行业发展现状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

2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注税行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钱冠林视察尤尼泰税务师事务所，调研北京市注册税务师行业发展现状，出席注册税务师行业党建、统战和发展座谈会，听取了税务局长、协会会长和事务所长代表的汇报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各级税务机关、税协和广大税务师事务所要以行业党建工作为突破口，全面加强注税行业建设和发展。

3月31日，总局注税行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并提出了关于成立省级行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的意见和全年行业党建工作的时间进度安排。

经过一年来对党中央关于创新以两新组织领导体制指示精神的学习和对注税行业党建、统战和发展情况的调查研究，注税行业党建、统战和发展问题第一次被国家税务总局党组提高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今年注定将成为注税行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记者：注税行业发展十多年来，党建工作的现状怎样？

许善达：我只能用“不容乐观”这四个字来形容。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截至2009年底，注册税务师行业共有党员7033人，占从业人员的9%；4030家税务师事务所中有党员的只占税务师事务所总数的49%，其中有3名以上党员的税务师事务所占27%，2名以下党员的税务师事务所占22%；在应建立党组织的税务师事务所中，只有249个事务所建立了党支部，占23%。

总的来看，注税行业存在着党员数量偏少、党组织覆盖率低、党建工作空白点多、开展活动不够经常、发挥作用不够明显等问题。

记者：这样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

许善达：回顾我国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发展历程，我国注税行业开始是由税务机关举办或挂靠的事务所逐步发展而来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引导和帮助纳税人实行纳税申报，在税务部门的主导和支持下，由部分在职和退休的税务干部组建成立了税务代理机构，其运行模式基本上还是行政化的。

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对税务代理事务所实行了脱钩改制，注册税务师行业从此走上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行业发展取得了重大进步。这个决策极其重要，非如此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非如此不能使税务机关成为真正的政府部门。但是，与税务机关脱钩后的注册税务师行业很快出现了另外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党对这个行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日渐萎缩，党对注税行业的领导日渐削弱。个别事务所背离了正确的方向，行业发展势头减弱。

由于脱钩改制，税务部门在人员特别是党的组织上与注册税务师行业基本上割断了联系，除了一些原来是在税务局工作的党员仍然把党员关系保留在税务局以外，税务师事务所出现了一大批“口袋”党员——税务师事务所没有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员只能把组织关系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只有少部分税务师事务所建立了党组织，由党的基层地方组织领导。由于有的党的基层地方组织不够了解这个行业，党的领导力量呈现出弱化趋势。

我国首家AAAAA级税务师事务所——尤尼泰税务师事务所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0家子公司、1200多名员工、年收入2亿多元的集团公司，但这么庞大的一个机构，至今尚未建立党组织。新疆鑫瑞税务师事务所总经理赵成斌非常重视党的工作，但是当他拿着所内几十个党员关系找接收的党组织时，由于没有明确文件规定，几个单位都不接收，最后他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委组织部，区委组织部非常重视，责成区工委接收，这样事务所才成立了党组织。

历史告诉我们，注册税务师行业党建工作不能弱化，必须强化，这是历史赋予税务机关的领导责任。

注税行业需要创新党建领导体制

记者：当前，注册税务师行业党建工作和统战工作已经开始启动，但不少地方对如何执行和落实党建、统战工作还不是很清楚，特别是对党建、统战工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管理体制不了解，甚至有一种意见认为由税务机关承担党对注税行业的领导责任，是不是意味着从脱钩改制的市场经济方向倒退？您对此有何看法。

许善达：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央指示精神，工作就不可能落实到位。从近年来党中央对大力发展社会中介服务事业和加强中介组织党建、统战工作下发的一系列文件及作出的一系列指示中可以看出，加强对“两新”组织领导的主要途径是：一方面，由中组部通过业务主管部门依托行业协会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另一方面，由中央统战部通过业务主管部门依托行业协会开展统战工作，来实现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教育引导。简而言之，“业务主管部门领导”和“依托行业协会管理”是党对“两新”组织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核心要素。

律师行业和注册会计师行业党组织建设工作，是中组部在“两新”组织中抓的两个带有示范作用的典型。这两个行业近年来的探索和实践创新了党建工作管理体制，明确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责任主体，不再实行传统的属地管理模式，创建了“业务主管部门领导，依托行业协会管理”的党建工作新体制。

律师行业的党组织建设工作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即先在律师事务所、地市级律师协会层面建立党组织，再成立省级律师协会行业党委。省、地两级行业党委书记都是由同级司法部门主管领导担任。2009年底前，律师行业完成了党组织在全行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各地律协对没有党员的律师事务所，也选派了指导员或联络员，选派的人员主要是当地司法行政人员中即将退休的老同志。全国律师行业的党建工作一直由司法部政治部主管，目前全国律师协会层面组建行业党委或党工委的工作正在研究之中。

注册会计师行业党组织建设工作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方式。2009年10月召开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成立大会；2009年12月底前在省、地两级注会协会层面组建了行业党委（党总支）；2010年3月底前，完成了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组建工作，对没有党员的事务所选派了指导员或联络员，全面落实了党在整个注会行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采用了任命制，由财政部党组审批，省级注协党委由同级财政部门党组审批或省委组织部审批，或者由省直党工委审批。会计师事务所党支部委员会则通过党员选举产生。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受财政部党组领导，对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进行指导。

从律师和注册会计师两个行业的先行试点情况来看，“业务主管部门领导”的内涵就是不再实行传统的由基层地方党委实施党对“两新”组织的领导，而是在全国范围内由主管部门（注册税务师的主管部门当然是税务局）来承担领导责任；“依托行业协会管理”的内涵就是不再由主管部门的行政审批来实施管理职责，而是由行业协会依据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的规章来实施自律管理。这就是注册税务师行业要建立的“税务机关领导，依托行业协会管理”的党建新体制。地方党组织则承担着组织管理的职能。

税务机关领导，就是税务机关负责：领导行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行业党建、统战工作；指导行业制订发展规划和战略；为行业发展建立法律、法规和规章体系；实施行业市场的监督管理；指导协会的自律管理。这些领导责任要列入各级税务机关领导干部考核内容之中。

依托行业协会管理，就是由协会负责：落实党中央和总局党组关于行业党建、统战和发展工作的指示；制订行业执业准则；对执业人员和执业机构资格、资质和市场准入的管理；监督行业执业质量；处理违法违规执业行为；等等。

基于这样的认识，那种认为新体制是倒退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当然，如果把税务机关领导理解为加强和恢复税务机关的行政审批，那就是真正的倒退了。但是，如果出现这种倒退绝不是党中央和总局党组的指示精神，而恰恰是违反和背离了党中央和国家税务总局党组的指示精神。现在也有一种倾向，个别税务工作人员，片面领会中央精神，借“加强”之名留恋甚至想扩大自己的行政“权力”。我们相信，只要准确理解和执行总局党组的决定，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

注册税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

记者：您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开展好注税行业的党建和统战工作，实现行业更大更快发展，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认识注税行业的地位和作用，给行业一个准确的定位。那么，在当前全面推进注税行业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认识这个行业的地位和作用？

许善达：我认为可以用以下三句话来概括：注册税务师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册税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注册税务师队伍是落实依法治税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

这样的定位是有客观依据的。经过十几年的建设，特别是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注册税务师队伍初具规模，执业水平稳步提高，法规制度体系逐步建立，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注册税务师行业已经成为服务国家税收全局的重要专业力量。下面一些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从行业规模上看，2009年行业经营收入达66.5亿元，比2007年增加23.2亿元，两年时间增幅达50%以上。收入规模在中介服务类行业中仅次于律师行业和注册会计师行业，排在第三位。从执业队伍上看，2009年全国有税务师事务所4030户，注册税务师8万多人，行业从业人员7.7万多人。从协税护税作用上看，2009年税务师事务所服务纳税人约212万户，在涉税服务和涉税鉴证工作中，共调增应纳税额3700多亿元，保护了国家权益；调减应纳税额2500多亿元，维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两项合计达6200多亿元。

毋庸讳言，注册税务师行业对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保护国家利益，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说注册税务师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册税务师队伍是落实依法治税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社会各界对这一定位早已形成共识。

记者：但是把注册税务师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恐怕会有不同意见。

许善达：税务干部历来自认为，也被社会公认为是“税务工作者”。这是从来没有争议的。因为征税是一种行政行为，履行政府行政行为的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当然是“税务工作者”。

但是，对于把注册税务师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在行业内外和税务系统内部的确存在不同意见。有的税务干部认为，注册税务师为委托人提供涉税服务是一种市场行为，不能和行政行为相提并论，甚至内心认为注册税务师怎么能和我们国家公务员一样被称为税务工作者呢？一些注册税务师在潜意识中也认为，市场行为就是谁付钱为谁服务，一切行为以委托人的利益为准。接受纳税人委托就为纳税人说话，只考虑调减应纳税额；接受政府委托就为政府说话，只考虑调增应纳税额。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要理解“注册税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首先要分析其与税务干部的本质异同。

注册税务师与税务干部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第一，税务干部和注册税务师的职责和工作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注册税务师行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轫之始，所有的相关文件都明确：注册税务师的职责是“保障征纳双方的合法权益”。这种一贯的表述可以说明，国家税务总局对注册税务师职责的定位和税务干部的职责是一致的，都是维护国家权益和维护纳税人权益，都肩负着保护国家权益和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神圣使命，而不是只维护哪一方的利益。无论是税务干部还是注册税务师，在工作中都必须公正公平，既不能偏向国家而多计一分钱税款，也不能偏向纳税人而少计一分钱税款。

第二，税务干部和注册税务师在工作中执行的依据和标准是一样的，即必须以税法为准绳。无论是行政执法还是提供委托服务，都必须依法处理涉税事宜，对同样的经济行为适用同样的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这是税务干部和注册税务师能够也应该在工作中取得共识的前提。

当然，税务干部与注册税务师也有区别。前者是行政执法人员，由政府提供经费，向纳税人提供免费服务；在执法过程中，作为相对人的纳税人在很多事务上，比如主管税务机关的确定和税务稽查等是无权进行选择的。后者是市场服务体系组成部分，通过收费养活自身，为委托人提供有偿服务；纳税人在委托对象、服务内容等事务上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区别属于问题的次要方面，丝毫不对二者都是税务工作者的共同本质产生影响。

另外，把注册税务师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依据。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0〕30号）中明确指出：我国律师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律师队伍是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我们认为，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把律师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我们可以比照把注册税务师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这样做完全符合中央文件的要求和精神。

在我们谈到注册税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的定位时，我们应该也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历史文化背景：“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和“中国特色法律（会计、税务、资产评估等等）工作者”这两个定位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差别，虽然这两个定位之间确实存在某些共性的成分。其实质性差别在于：当一个律师在执业中发现委托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存在尖锐冲突的时候，律师应该或者说必须为保证委托人利益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吗？当一个会计师在审计中发现委托人利益（比如上市公司大股东）与公共利益（比如小股民）存在尖锐冲突的时候，会计师应该或者说必须为委托人大股东的利益而牺牲小股民的利益吗？当一个资产评估师在评估中发现委托人（比如拟卖出资产人或拟买入资产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比如拟买入资产人或卖出资产人）存在尖锐冲突的时候，资产评估师应该或者说必须为委托人的利益而牺牲资产买入人或资产卖出人的利益吗？至于税务师，我们就更熟悉了。当纳税人是委托人时，税务师应该或者说必须忽视其应调增纳税额吗？反过来也一样，当委托人是税务机关时，税务师应该或者说忽视其应调减纳税额吗？显而易见，正确的答案是否定的。从这个分析中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税务师和税务干部的行为依据都是税法，行为目标都是同时维护国家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的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注册税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的定位，和“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定位一样，不是可以这样定也可以不这样定，而是必须这样定。如果不这样定位，我们就会背离国家税务总局历来对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定位，从而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多年的实践表明，税务干部和注册税务师相互协作，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已经成为我国两支执行税收法律，维护国家和纳税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队伍。当年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一段幽默而含义深刻的话，说共产党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朱总司令领导的武化军队，一支是鲁总司令领导的文化军队。当我思考“注册税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务工作者”的定位时，我就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国家税务总局和各级税务机关的领导下也有两支税务工作者队伍，一支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税务工作者队伍，一支是注册税务师的税务工作者队伍。我们可以期望，这两支队伍用不同的形式相互协作，相互监督，相互促进，最终形成税务机关、中介机构、纳税人三者之间的和谐的制约机制。国家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必然得到更好的保护。纳税人遵从度逐步提高，税务干部的执法水平和廉政水平逐步提高，注册税务师的执业水平逐步提高。我相信，注册税务师行业越发展，注册税务师队伍的执业水平越高，纳税人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更好的维护，逃税骗税等违法行为必然减少，税务干部队伍必然更加清正廉洁和规范高效。

行业发展离不开主管部门党组领导

记者：创建“税务机关领导、依托注册税务师行业协会”的注册税务师行业管理新体制，对税务机关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那就是税务机关必须要承担起对注册税务师行业全面发展的领导责任。这与过去税务机关与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关系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税务机关该如何转变观念，切实承担和履行对注册税务师行业的领导职责呢？

许善达：在今年1月21日的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会议上，党组书记、局长肖捷的讲话已经指明了方向：各级税务机关党组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切实承担起对注册税务师行业党建工作、统战工作和行业发展的领导责任，与各项税收工作统筹安排，推动注册税务师行业健康发展。

在这次党组会上，决定成立国家税务总局注税行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下一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税局、地税局也将联合成立注税行业党建工作领导小组。

根据党中央和肖捷局长的指示精神，我理解，各级税务机关党组首先要把注册税务师行业党建、统战和发展工作列为税务机关党组和领导的重要职责之一。应该说，对不少税务机关的领导来说，需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领会党中央及领导同志关于创新党对“两新”组织领导体制一系列指示精神，才能承担起这一艰巨的领导责任。总局党组已经把党中央关于“两新”组织领导的指示精神列入中心组学习计划。建议各地税务机关领导也能在最近一段时间开展一次高质量的学习活动，为承担起对注册税务师行业的领导责任做好思想和理论准备。其次，把对注册税务师行业的领导工作和各项税收工作统筹安排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好的事。很多税务机关领导已经多年没有系统地听过注册税务师行业协会的工作汇报了，多年没有接触过注册税务师了，更没有到过税务师事务所进行调研工作。可以说，一些税务机关领导同志对如何领导税务干部已经是轻车熟路，老马识途，但对领导在市场机制下执业的注册税务师还缺乏经验。承担对注税行业的领导责任意味着需要做什么工作，这些领导工作和其他税收工作如何统筹安排，对不少同志来说是一个新挑战。比如，如何与相应的地方党委组织部门、统战部门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定期研究行业党建、统战和发展工作，需要联系当地注册税务师行业发展实际进行不懈的探索。

我作为税务系统的一名老兵，熟知税务系统多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也和几十万税务人共同为税收事业付出过心血。我完全相信，在党中央一系列文件的指引下，在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党组的领导下，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党建、统战和发展工作一定会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局面，税收工作在两支队伍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为国家和全体纳税人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章来源：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

第四篇：新时期党在基层执政方式的创新

新时期党在基层执政方式的创新

——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思考

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是新时期巩固和提升党在基层执政地位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近年来，舟山市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基层党建工作新任务新要求，积极探索党在基层的执政方式，按照“网格化定位、组团式联系、多元化服务、信息化管理、全方位覆盖、常态化保障”的要求，创造性地开展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构建了为民服务之网，各种资源和力量得到统筹整合，党委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增强；构建了平安建设之网，强化了社会管理，城乡基层更加和谐稳定；构建了感情沟通之网，改进了干部作风，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构建了干部成长之网，提高了党员干部素质，基层的执政能力切实提升。

所谓“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是在坚持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的基础上，保持乡镇（街道）、社区（村）行政区划不变，以家庭这一社会基本细胞为单位，100－150户为一网格，城区适当放大，社区（村）党组织所辖的党小组也按网格调整设置，采取“网格服务团队＋党小组”的模式，把乡镇（街道）划分成若干个单元网格，整合公共服务资源，每个网格组建相应的管理服务团队，全面承担网格内联系群众、掌握民情、改善民生、解决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等职责，通过点对点、面对面地为群众提供服务，达到强化政府管理服务职能、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完善为民办事畅销机制的目的，并通过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形成“党政主导、公众参与、社会协同、上下联动”的基层工作新格局。

一、致力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顺应和推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和进程，有效完善了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基层社会管理的创新。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个新的概念，两者都是为了要在以人为本、统筹兼顾中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协调好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然而，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推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

断出现，基层群众需求的多样化、利益的多元化、心态的复杂化，现有的社会管理服务缺位、越位、错位时有发生，不能很好的满足群众需求；少数群众的不满情绪得不到及时疏导化解，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时有发生。同时，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许多基层群众由“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其生产生活的自主性增强，对组织的依赖程度减弱。这些问题和现象，既阻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又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更有违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

究其主要原因，一是计划经济年代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脱节，满足不了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需求；二是乡镇（街道）、社区（村）从自我管理的块状向条式行政化、官僚化体制发展，习惯于自上而下、命令式的工作方式，导致政府与群众沟通欠缺、互动性不强；三是传统的人性化管理服务方式被淡化，政治化、宗法化的组织方式和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放任式组织没有正确加以引导，更没有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探索形成制度化的管理服务体制，基层组织把握基层工作的核心和重点不到位。

鉴于此，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通过加强公共管理，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积极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满足群众需求，助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据此，舟山市结合实际，根据我国传统社会“乡里制”和“保甲制”的管理理念，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管理模式，开展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细分责任网络，整合各方资源，以家庭为单位提供个性化、全方位的服务，做到走村入户全到位、联系方式全公开、反映渠道全畅通、服务管理全覆盖，同时建立专门的信息管理系统，使管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最末端，极大地提升管理的有效性和服务的针对性，真正从源头上加强社会管理、全面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协调发展。

二、致力于构建统筹城乡党建新格局，“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继承和发展了长期以来基层党建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切实提高了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是基层党建工作的创新。

当前，我省正处于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加快、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城乡体制改革加快的重要时期，城乡统筹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此，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以统筹城乡的理念改进党在基层的领导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紧扣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整体思

考和谋划城乡党建工作，着力推进城乡党建观念、资源和工作统筹，探索党建工作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有效途径，从而形成基层党建“城乡互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整体推进”的工作局面。一方面，要创设集社会管理服务与基层党建工作于一体的工作载体，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形成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合力；另一方面，要创设公共服务平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整合各类资源，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这些年来，舟山市紧紧围绕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主题，加大党建工作的改革创新力度，2003年开展了渔农村基层党建“三培养”活动，其核心是提升基层党员骨干的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2003年起在全市连续开展了“暖人心、促发展”工程，其主旨是加大新渔农村环境整治力度，从而改善民生、普惠群众；2005年在全省率先开展了渔农村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其关键是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党群联心、共创和谐”，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同时，还建立了渔农村新社区、实施渔农村党员“星级”评比、开展党员“四争一树”活动等，全面激发基层党员创业创新活力，也有力地推动了党建工作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但是，随着基层党建工作的不断深化，党员个体服务能力、服务资源的有限性与群众多样化需求的矛盾愈显突出。

对此，舟山市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了长期以来基层党建工作成功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创建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使基层的问题从依靠基层力量、基层资源解决，变成了依靠各级力量、各级资源统筹解决。从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机制来看，实现了从一对多到多对

一、多对多的转变；从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来看，实现了基层组织单体作战到上下协同作战的转变；从基层工作的力量来看，实现了单一依靠党政内部力量到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的转变，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党的组织优势，提高了服务基层群众的能力。推进了基层党建工作在领导体制、组织设置、人才整合、活动方式、工作机制等方面的创新，实现了优势资源在基层整合、向农村倾斜，从而构建了城乡统筹党建的新格局。

三、致力于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探索和践行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理念和宗旨，有效提升了党在基层执政能力，是党在基层执政方式的创新。

由于党的执政环境、执政任务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要不断巩

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党在基层的执政方式、领导方法和工作机制，提升基层党员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提高基层组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切实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才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区提供有力保证。党的十七大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同时，推动基层工作重点从管理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变，不仅是工作重点的调整，更是解决执政为民这一重大方向性问题的关键。据此，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任务，要更多地服务群众、促进和谐，基层党组织工作方法，要更多地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沟通。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要求党员干部工作重心下移，把管理作为基础，把服务作为关键，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以到位的服务推动管理的加强。从基层党建的角度看，突破了党建工作的党内循环，党建工作的参与主体从基层党员扩大到各类组织和骨干，党建工作的实施对象从组织内部转向基层群众，党建工作的重心从内部建设向党组织和党员联系服务群众转变，党建工作的成效从加强组织建设拓展到提高行政效率、加强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夯实基层基础；从基层工作的手段看，通过信息化工作平台，把问题的受理、责任单位、处理过程和结果都公开，提高了基层工作的透明度；从基层工作的组织架构看，打破了原来的层级界限，构筑了扁平化的组织体系，提高了基层工作的效率。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与加强社会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推进了党在基层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创新，使党的建设紧紧围绕执政来开展，是在基层党建工作领域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重要探索。同时，它完善了综合治理的维稳机制，进一步扩大了党在基层执政的群众基础，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基层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落实了执政为民的要求。

第五篇：在践行群众路线中推动工作创新发展

强化三种意识 坚持三个导向 在践行群众路线中推动***工作创新发展

做好***工作，不仅是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需要。特别是在当前深入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形势下，更应深刻认识其重大意义，按照党的十八大“要全面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的精神要求，进一步强化三种意识、坚持三个导向，切实在转变作风、强化服务、创新求实中，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为***的发展凝聚正能量。

一、强化责任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真正为***排忧解难 一是强化责任意识。对***工作而言，最大的责任就是爱岗敬业、任劳任怨，深怀感情、敬爱致恭。就***来看，目前有离退休干部38790人，其中离休干部2294人、退休干部36496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也是一个庞大人群。真正从思想上把他们重视起来、在行动上为他们排忧解难，做到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慰藉，就必须首先具备过硬的政治觉悟和对***工作炙热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忧***之所忧，急***之所急，乐***之所乐。这是践行群众路线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突出问题，是整个教育实践活动的鲜明特色，也是有效推动***工作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前一段，我们通过基层调研、民主评议、自查自纠等多种形式查摆了一批问题，力行整改初见成效。但应该看到，当前***工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难点、盲区和薄弱环节，比如：离休与退休***统一管理科学化水平不高，***文化养老创新实践不足，不同级别、属性***服务管理用力不均衡等，老同志反映强烈、解决的愿望迫切。需要我们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扎实的举措，找准问题、理清思路，把功夫下在出实招、求实效上，做到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三是为***排忧解难。这是***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重要的是要用儿女之情、公仆之心，把***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来办，以实际行动真情用心为他们解难事、做好事、办实事。比如：***有参与学习的热情，我们就要提供资料和场所；***生病住院，我们就要进行看望慰问；***有了解政策的意愿，我们就要送学上门、帮学上门；***有了困难和问题，我们就要主动帮助解决；人口老龄化和***队伍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就要在整合资源、分类服务方面做文章，创出一条新路子等等，努力实现工作前移、服务提质、全面覆盖，让***更满意。

二、强化大局意识，坚持服务导向，切实为***搭建平台 一是强化大局意识。就是要始终站在讲政治的高度，自觉把***工作放在全市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主动加强与市委中心工作的统筹考虑和有效对接，着力抓好***服务管理与***作用发挥这“两个大局”，使***工作的实践作为跟上社会发展的大形势，让***在舆论引导、民意疏通、服务发展、优化环境、招商引资和维护稳定等方面发挥正能量。作为***工作者，务必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和相互协作精神，不断推动***工作的科学化发展。这是践行群众路线必须解决好的现实问题。

二是坚持服务导向。当前，***工作正面临转型发展的新形势，经济社会环境和***队伍结构、思想状况、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新的变化。我们必须及时更新服务理念、优化服务内容，以更好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和***多层次、多样性的需求。当务之急，应抓好四个转变：服务内容由落实***政治生活待遇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转变，服务对象由主要为离休干部服务向离退休干部服务转变，服务载体由***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向家庭、社区、单位、医疗机构和***工作部门“五位一体”共同负责转变，服务重点由主要服务照顾***向积极引导***发挥正能量转变，这应是***工作的正确取向。

三是为***搭建平台。做好***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配合，齐心协力共同把***的事情办好。其一，要抓好***政治生活待遇落实和“3+2”机制有效运行，为***提供政策保障平台；其二，要抓好***活动中心和党支部建设，为***搭建学习活动平台；其三，要丰富活动、设置载体、拓宽渠道，为***创造发挥余热平台；其四，要加强对***和***工作中先进事迹、对热心老年公益事业的先进典型的宣传，为***建起社会舆论平台。总之，我们要想方设法维护好***的正当权益，千方百计组织引导他们在***各项事业发展中担当好角色、发挥好作用、弘扬主旋律。

三、强化创新意识，坚持发展导向，着力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一是强化创新意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牵动既有利益格局的变化，影响到包括离退休干部在内的社会各个群体、各个方面，给新形势下的***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对***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胸怀大局，顺势而为，准确把握***工作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在解放思想、创新求实中转变工作理念、调整工作重点，使***工作的思路、政策、措施更加符合当前形势和***诉求，更能体现***工作的超前性和时效性。这是确保群众路线扎根结果的关键问题。

二是坚持发展导向。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是推动***工作转型发展、科学发展的前提条件。今年初召开的全国***局长会议，明确提出了要把如何适应改革新形势，推动***工作转型发展、科学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工作部门必须着力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这给我们创新推动***工作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活力。全市各级***工作部门一定要根据新的任务和要求，立足于解决新情况、新问题，超前谋划改进***服务管理的举措办法，努力从工作内涵、工作深度、工作水平上拓展***工作空间，探索有效推动各项工作发展的手段、渠道和路径，把***工作做到***的心坎上。

三是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着力做到四个“重点加强”：一要重点加强***各项待遇落实、“两项建设”跟进、服务作用发挥、活动阵地完善等基础工作，提供全方位的人性化关怀、多样性服务、制度性保障，让***“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二要重点加强对***工作难点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比如：***医药费保障、***遗属生活补助落实、特困***帮扶、护理费标准提高以及异地安置***的走访慰问等，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切实可行的规范性指导文件。三要重点加强对***工作转型发展问题的探索和创新，深度研究如何利用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力量做好***工作，如何深化***服务管理、实现不同级别和属性***的统筹管理与利益共享，如何推动工作创新实践、为老龄事业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经验等等，并提出新的思路和举措。四要重点加强高效部门建设，抓班子、带队伍、建制度、转作风，促进机关建设规范化，全面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工作环境，使***工作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