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控的陪审团》浅谈美国陪审团制度和我国陪审制度的区别和联系

第一篇：从《失控的陪审团》浅谈美国陪审团制度和我国陪审制度的区别和联系

《失控的陪审团》观后感

————浅谈美国陪审团制度和我国

陪审制度的区别和联系

事件起因很简单，一个男人被一名持枪者在自己的办公室枪杀，他的妻子向地方法庭提出诉讼请求，她觉得杀人者固然罪不可赦，但是凶器的提供者和残忍的元凶一样令人发指，为了其他人的安全考虑，避免再有人因为枪支的滥用而死于非命，被害者的遗孀决定向军火商发难，索赔更是震惊全美。

从影片的开始，律师双方就选择陪审员展开了一场“激战”。双飞都想选择倾向己方的陪审员，起码要筛去有明显偏见的陪审员候选人。在挑选过程中，双飞律师采取了提问的方式选择陪审员，除此之外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维轻公司的陪审员顾问兰金芬奇。以他为首，由各界精英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通过监控、心理分析等众多途径来了解陪审员从而达到控制他们为自己服务的目的。即便蓝金芬奇用如此多的人力和心智，他还是没有排除异己的势力，让尼克伊斯特成功成为9号陪审员。我们从影片的最后可以知晓，尼克并不是仅仅在履行他的公民义务。由于几年前的枪支事件，尼克的女朋友失去了自己的双胞胎妹妹，而在审判中枪械公司却胜诉了。尼克和女朋友玛丽的用意很明确，他们就是要让枪支公司付出代价。尼克用他的智慧操控了陪审团。撼动了原本貌似稳固，实则脆弱不堪的司法律制。看完这部影片最大的收获是让我了解了美国的陪审员制度。我也对其有了相关的思考。

美国陪审团制度是从英国沿袭过来的制度，指由特定人数、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的、决定对嫌疑人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制度。美国法律规定，除不满18岁、不在本地居住、不通晓英语、听力有缺陷、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外，都有担任陪审员的义务。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只有人认为陪审员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本人经历等有可能对公正审判有影响的，都可以提出调换，直至双方包括法官都认可了，才能做为正式的陪审员。这就是说，陪审团将凭着一个正常人的良知、基本的是非标准和简单的法律知识来判断一个嫌疑人是否有罪。

相应的我国也有类似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满二十三周岁；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体健康。同时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和被开除公职的，不得担任陪审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向基层人民法院推荐，或者本人提出申请。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并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出人民陪审员人选，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产生。需要经过一定的法律培训，对人民陪审员的培训是不同于对法官的培训的，人民陪审员一经任命，要接受必要的培训。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吸收非职业法官参与案件审理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是落实司法民主、司法为民理念的重要举措，同时人民陪审员所代表的大众思维模式也是对法官职业思维的理性监督和制约。

同为陪审制度，二者有相似的地方。

陪审团制和我国的陪审制都使更多民众参与到司法民主中，群策群力通常能做出比法官的一人判决更稳当的判决，审判活动不再是法官一家之言，提高了审判的公信力。同时在审判中，陪审员们置身庭审现场，感受辩护律师的慷慨陈词，直接参与庭审程序，可谓一堂堂生动的法制宣传课，比干巴巴的纸上谈兵，更能加强人们的法制意识，扩大司法审判的社会影响。

然而，就陪审制度的程序和司法实践来看，美国陪审团制和我国陪审制度的区别表现的更为突出：

一方面，陪审员的挑选方式不同：影片的开始我们看到，几十个普通居民收到法院的陪审员招募信，他们中有电玩店职员，有家庭主妇，有出租车司机，他们都是社会中的普通成员，随后由双方律师挑选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员。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陪审团成员候选人是随机挑选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普通人，陪审团实行个案制，一案一组团，案件结束时陪审团解散，有新的案件时按法律程序重新选择陪审员，而我国陪审员是由人大选举产生，实行5年任期制。我们知道现实中能被选举为人大代表的人，多为有影响力的非普通人，他们并不能充分代表群众的认知。陪审员成份的单一，无法使普通民众凭借本身的是非感，善恶观做出判断，这与陪审制旨在运用普通人基本的逻辑，经验，和做人的良知来判定案件事实的精神相左。而且，我国陪审员的5年任期制很容易使陪审员的对案情的自由表达意志受到切身利益的影响，与美国陪审团案子一结束就拍拍屁股走人的情况比，我们的陪审员要考虑的事就不只是单纯的案情了。

另一方面，陪审员拥有的权利不同。影片中，由陪审团成员听完双方律师的意见和辩论来认定枪械公司是否有罪，法官只给予适当的法律帮助，也就是说美国陪审制中，陪审员是事实认定者，法官是法律适用者，法官给予必要的法律指导，但不能左右其对事实的认定，两者泾渭分明。然而，我国的陪审员有和法官同样的权力，既认定事实，又适用法律。其中大多数陪审员从事非法律职业，缺乏专业的法律素养，在适用法律时往往捉襟见肘，很容易盲从权威，受法官左右并不能真正的分享审判权。

面对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我们不免会心生疑问：让那些毫无法律知识基础的普通人参与案件的审判，决定案件的审理结果，他们有这个能力吗？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只要是个正常的人，具有一定的常识和生活经验都可以胜任，其所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个人的知识和观念，这不是实行法治，而是一种人治。有人认为陪审团造成办案效率很低，象日本地铁毒气案的主谋麻原明明是罪犯还审上几年，象张子强这样的人，为什么在国内就能迅速把他崩了遏止了他继续为恶，而在香港他嚣张了这么多年？我们认为，在我国有刑事案件审判效率极高的一面，但往往是牺牲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为代价，在一个文明法治社会，是不会轻易判定一个人为法律意义上的有罪，宁可漏掉一个坏人，也不枉断一个好人。陪审团制度是一种很和谐、很人性化的制度。我们不可否认的是陪审团制度在世界各国的运行中仍有缺陷,但这一制度所体现的人民主权思想是值得我们拥护的。经过了解与比较，我发现，虽然我国陪审制有一些不足，但也是从民主和正义的法的精神出发，倘若我们能立足我国的司法现状，吸收陪审团制度的优势，经年发展，我国的陪审制也能发挥其本来作用，充分体现司法审判的公平和正义。

第二篇：从失控的陪审团谈美国陪审制度和我国陪审制度的区别（本站推荐）

从失控的陪审团谈美国陪审团制度和

我国陪审制度的区别和联系

欧阳璐

法学4班20101867

影片“失控的陪审团”由一个由枪杀案开始，围绕着受到控诉的枪械公司聘请的律师团，妄图控制收买12名陪审员来赢得诉讼的故事展开。通过观看这部影片，我进一步了解了美国陪审团制度，将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和我国的陪审制度进行比较后，我逐渐发现二者的区别和联系。

同为陪审制度，二者有相似的地方。

美国的陪审团制和我国的陪审制都使更多民众参与到司法民主中，群策群力通常能做出比法官的一人判决更稳当的判决，审判活动不再是法官一家之言，提高了审判的公信力。同时在审判中，陪审员们置身庭审现场，感受辩护律师的慷慨陈词，直接参与庭审程序，可谓一堂堂生动的法制宣传课，比干巴巴的纸上谈兵，更能加强人们的法制意识，扩大司法审判的社会影响。

然而，就陪审制度的程序和司法实践来看，美国陪审团制和我国陪审制度的区别表现的更为突出

一方面，陪审员的挑选方式不同：影片的开始我们看到，几十个普通居民收到法院的陪审员招募信，他们中有电玩店职员，有家庭主妇，有出租车司机，他们都是社会中的普通成员，随后由双方律师挑选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员。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陪审团成员候选人是随机挑选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普通人，陪审团实行个案制，一案一组团，案件结束时陪审团解散，有新的案件时按法律程序重新选择陪审员，而我国陪审员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实行5年任期制。我们知道现实中能被选举为人大代表的人，多为有影响力的非普通人，他们并不能充分代表群众，即普通老百姓的认知。陪审员成份的单一，无法使普通民众凭借本身的是非感，善恶观做出判断，这与陪审制旨在运用普通人基本的逻辑，经验，和做人的良知来判定案件事实的精神相左。而且，我国陪审员的5年任期制很容易使

陪审员的对案情的自由表达意志受到切身利益的影响，与美国陪审团案子一结束就拍拍屁股走人的情况比，我们的陪审员要考虑的事就不只是单纯的案情了。

另一方面，陪审员拥有的权利不同。影片“失控的陪审团”中，由陪审团成员听完双方律师的意见和辩论来认定枪械公司是否有罪，法官只给予适当的法律帮助，机械公司聘请的律师团成员也说道：“审判不是儿戏，不可交由审判团做主”，也就是说美国陪审制中，陪审员是事实认定者，法官是法律适用者，法官给予必要的法律指导，但不能左右其对事实的认定，两者泾渭分明。然而，我国的陪审员有和法官同样的权力，既认定事实，又适用法律。其中大多数陪审员从事非法律职业，缺乏专业的法律素养，在适用法律时往往捉襟见肘，很容易盲从权威，受法官左右并不能真正的分享审判权。

相比较而言，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更接近民主正义的实质，不仅仅因为美国民众有很强的权利意识，他们崇尚个人主义和追求民主的文化传统，更在于美国陪审团制的存在有坚实的法律基础，除了宪法的保驾护航，还有众多法律作支撑。在我国，陪审制缺乏宪法的保障，也没有一部专门法律予以确认，地位有些尴尬。同时，美国的陪审团制经过长久的发展，已有严格控制陪审制度各个环节的一套方法，我国则相形见绌。

经过了解与比较，我发现，虽然我国陪审制有一些不足，但也是从民主和正义的法的精神出发，倘若我们能立足我国的司法现状，吸收美国陪审团制度的优势，经年发展，我国的陪审制也能发挥其本来作用，充分体现司法审判的公平和正义。

第三篇：从《失控的陪审团》谈西方陪审团制度与我国陪审制度的区别于联系

从《失控的陪审团》谈西方陪审团制度与我国陪审制度的区别于联系

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否正确，取决于在这个国家正义是否都得到了伸张，而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否完善，则取决于司法制度是否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以及在司法实践中是否有人民的参与与监督。前几天看完了主讲西方陪审团制度的电影《失控的陪审团》，我不禁联想到了我国的陪审制度，并且下意识地把它和西方陪审团制度做了一个大致的比较，我觉得中国陪审制度和西方陪审团制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同时也有着相同的特征。

总而言之，这两种制度的创造本意都是为了实现司法的公正，但是因为社会发展的方向不同，它们之间必然会有很多不同之处。下面详细叙述它们的区别：

一．历史渊源不同。

西方的陪审团制度发展可以说是相当完善的，因为据学者考证，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法兰西王国。当法国国王的封臣诺曼底公爵跨越英吉利海峡征服英格兰后，把这种宣誓咨询调查方式带到了英国。亨利二世又将其运用到王室法庭的司法实践过程。1215年，基督教世界的第四次拉特兰宗教公会禁止教士再参与神明裁判，原由教士神明裁判留下的“事实真空”则交由宣誓咨询团完成，宣誓咨询团由提供咨询正式转变为事实判断，至此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真正确立。

而中国的陪审制度则出现较晚而且几经沉浮。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陪审制度由此第一次成为我国的宪法原则，但是1982年宪法并没有规定陪审制度，使得陪审制度也从宪法原则地位降为诉讼法原则，不仅如此，鉴于实践中缺乏具体的操作规程和相应的配套制度，陪审制度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直自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人民陪审员的任职资格、条件、产生方式、参与审判的权利义务等作出明确立法规定，陪审制度才有一次踏上中国司法制度的舞台。

二．产生的途径不同。

在西方陪审团制度中，陪审团成员的产生方式是法院在本地区内随机抽取候选人，然后根据选民的名单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任意选择，最后留下特定人数作为陪审团成员。他们的任期往往就是这一个案件审限而已。

中国陪审制度中人民陪审员则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任命的，并且公民能否成为人民陪审员还有一系列的条件限制，根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规定可以归纳出：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凡是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周岁的公民，以及一般情况下有全国大专以上的学历，由基层人民法院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就可以予以任命，都是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参加形式与发挥的作用不同。

西方陪审制度规定陪审团成员参加法庭审理阶段，在个别国家还

规定了陪审团成员参加对被告人的起诉所提出的事实和证据的查明阶段。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所有的陪审团成员是组成一个集体即“陪审团”来进行活动的，而且他们只能坐在一个专用的陪审团席位上，只能静坐，而不能发言。并且西方的陪审团只是解决案件中作为被告人的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和决定作为检察官能否向法院起诉，以及当事人是否有罪，他们在案件审理完结前是不能与外界接触的。

中国的陪审制度则规定人民陪审员只能参加法院法庭审理，但是在审理过程中他们可以询问证人，也可以讯问被告人，而且在案件宣判时，他们与法官一样具有同等的表决权。

虽然西方陪审团制度与中国陪审制度存在着这么大的差别，但是它们之间仍有着许多联系，具体阐述如下:

一．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实现了民主。二者皆有普通民众参与到司法实践中，使人民能够监督司法公正并实现自己的公民权利。

二．它们都存在着制度的不完善。从《失控的陪审团》可以看出西方陪审制度对陪审团成员的安全及隐私保护做得还不够仔细，容易被有心人钻了空子，而中国陪审制度则对人民陪审员的条件限制过高，不能让大部分普通民众参与到司法实践的操作与监督中来。

三．陪审员发挥的作用都是有限的。不论是西方的陪审团成员还是中国的人民陪审员，他们都不可能独自操纵一个案件，这不是制度的缺点，这恰恰保护了国家公权力的实施并且能够保障法律与专业的权威。

四．它们都给陪审员规定了严格的任职时效。这样能够保证陪审员不会职业化失去它应有的本质而且能够保障多数公民能够参与到陪审制度中来。

最后，我想谈一下关于我国陪审制度的我自己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我国的陪审制度并不是找人民陪审员，而是在找兼职法官助理。因为我国人民陪审员的挑选实际门槛太高，任命过程太繁琐，任期太长，导致挑选出来的人民陪审员大部分都不能代表真正的普通民众，只能代表高知识分子或者国家工作人员，而且过长的任期直接把人民陪审员培训成为了一名合格的专业陪审员。这已经脱离了陪审制度的初衷了！当然，我国的陪审制度还相对比较年轻，在慢慢的发展中它一定能够成熟起来。

第四篇：美国陪审团制度

美国实行的是陪审制度，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和可能被选入陪审团。法官只能帮助陪审团理解法律，无权干涉案件结果。陪审团成员都是随机挑选的。到了法庭还不知道会被选入哪个案例。200多各个来自不同族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候选人等待入选。行贿受贿的可能几乎到了零。

美国法律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是陪审团制度，也是属於普通法传统，在美国宪法的第六条修订案里列明人民涉及刑事案时有权要求一个陪审团的审讯凡入籍成为美国公民的人，有义务免费担当陪审员一职。移民美国的人，对此要有一定认识。陪审团在西方社会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希腊的城邦时期，陪审团制度经已确立和流行。在阿里斯多德的名著《希腊宪法》中所述及的陪审团，与现在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十分相似，这实在使现代人十分惊奇。当时希腊还没有审讯律师，人民是自我代表的，陪审员也是普通市民，可以说是真正的人民法庭。案的陪审团由二百至三百个陪审员组成；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审判团，五百零一个陪审员所组成，结果多数陪审员判他有罪。开审前每个陪审员都分得两个小金属牌，一个铸著「有罪」，另一个「无罪」。当控辩双方提出证据后，陪审员就作出自己的判断，把其中一个金属牌放进一个罐里，决定被告人是否被定罪。

今日美国的陪审团定为十二人，这是英国在一一六六年英皇亨利二世时所开始，而在一三六七年正式确立的。陪审员都是普通市民，他们要宣誓以公平客观的态度来听审，由法官主持和作有关法律上的指导，然后集体作出裁决。

事案的陪审制度大致相同，但判决的标准则有所分别。

政府和大部分州的制度，一件案件的十二名陪审员一定要达成全体一致的决定(unanimousdecision)，方能裁决。(俄勒岗州的刑事案，十对二即可裁决。

案的陪审员则只要达成大多数的共识，就可以判案。美国各州的民事陪审法律都有不同，例如加州是九对三，俄勒岗州是十对二定案，佛州是十对二。

刑事和民事陪审制度的另一分别，是民事案的陪审员往往要对案中个别的问题分别作出裁决，英文叫做「特别的裁决」(Specialverdict)

告向原告赔偿，在另一事项上可能判决部分赔偿或毋须赔偿。

无论在刑事案和民事案中，如果陪审员 持不下，无法达成共识又怎样呢？这种情况远在希腊城邦时代已有出现。当时的制度是如果认为被告有罪和无罪的陪审员各占一半，被告人就会被释放。今日陪审员不能达成共识的话，就出现了“Hungjury”即「悬而未决的陪审团」。在刑事案件中，只要陪审员中有一个认为被告无罪，就会造成“Hungjury”;而在民事案中，按不同州的法律，得大多数的共识，也会出现“Hungjury”;当法官宣布案件是

审讯无效，要重订日期，重选新陪审员来审讯。

刑事案必须共识

当时一件最后点算金属牌来刑事案和民陪审员不能取“Hungjury”时即宣布这)民事就是由 在刑事案方面，按联邦，例如案中某一事项判被

为甚堋刑事案的要求要高得多，而在刑事案中陪审员必须达成一致共识才能定罪呢？这种一致共识背后的法律精神，是基於刑事案的被告如被定罪，涉及的惩罚是刑事的，换言之定罪后会坐牢，失去人身自由，重大的案件会涉及死刑，是生命攸关的事。可以说，被告的命运是掌握在陪审团手中的，所以一定要陪审团达成一致共识，对被告的罪行毫无疑问，定罪才算公允。这与刑事案中采用「毫无合理的疑点」的审判标准，原则上是一样的。

陪审团制度的原则是很理想的，可是也出现了很多引人争议的问题。八五零年后的欧洲，随著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出现，大部分国家经已取消了陪审团制度。一九四三年第二次大战时日本也取消了这种制度。在於英国和美国，而百分之九十的陪审团审讯案件，都在美国。

（一）陪审团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审团被美国看成是捍卫自由的堡垒，陪审团制度通过二种方式捍卫公民自由：一方面陪审团制度通过人民分享司法审判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保障公民自由。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因现代国家由于地域辽阔、人囗众多、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等原因，现代民主都是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人民不直接地、经常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是选举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这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主体与政治权力的行使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分离。这种分离可能失控——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整体意志，权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绪而运行，以至出现政治异化异变，权力的行使不利于权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行使者，为防止政治权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项制度或机制，以制约权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在权力行使者——国家内部，将权力分为立法、行政、这是权力行使者对权力行使者的制约。这种制约制度要发挥防止政治异化的作用是以各权力行使者都能恪尽职守为前提条件，这显然只是一种理想。在三权中，司法权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确保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公民对一个国家还有没有信心的检测标尺，同时还是一个社会能否稳定的寒暑表。因此司法的权威相对于其他政府部门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此，必须确保其公正性[2]。一旦出现权力失控，后果不堪没想。培根指出：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公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3]参与立法、行政权的行使，但人民直接参与司法权的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审团制度就是作为社会公众代表的陪审员参与诉讼活动，法官分享了司法权，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直接参与了权力的行使，想家托克维尔评价说：“实行陪审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把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4]权力所有者直接行使权力，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实现了统一，相对其他权力行使者来说，他们是最不容易滥用权力和腐败的。从而使司法权内部实现了一部分司法权对另一部分即职业法官的权力制约，力制约权力。从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独断与专横，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即而是凭着[1]。国家正是权力的”，就是三权相互制约。也是普通正是基于“一这些不公的举动不陪法国著名政治思他们分享司法权，是权

现在的陪审团制度主要存——政治权力在运行中发生“以权力制约权力司法三权，因为。因此，人民不能更多地直接是权力的所有者与职业

另一方面美国认为陪审团保障公民自由不仅通过权力制约权力来实现，而且陪审团审理是公民的权利，通过权利制约权力来实现。陪审团制度传入美国后，进一步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每个人都有权由“和自己同类的人”来审讯、“人民代表参加审判”等思想的影响，使得陪审团制度有了更新的意义，陪审团制度不仅仅是对抗王权和势力集团的武器，而且成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为民间法律组织与另一民间法律组织——律师职业团体是民主审判的两根柱石，是产生权利、公正及合理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前提[5]。因此，1776年的《独立宣言》对英王进行的一系列控诉中，就指责英王在许多案件里剥夺殖民地人了使之不能享受陪审团办法的利益[6]。陪审团制度作为美国独立战争要争取的重要权利之一，作为独立战争的胜利果实而被写入美国权利（1975沿引宪法上的权利要求陪审团审理，法官的权力，赋予公民，相反，否使用陪审团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所以英国法官法官德夫林勋爵称赞说：段，．．．．．．，它还是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灯。至高地位的陪审委员团就是一个共和国，陪审制度是人权的伟大的而又几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垒民成了最终的审判者，由。

（二）陪审团审判提升审判公信力的司法功能美国学者认为，者，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也可能给判决带来偏见。但瑕不掩瑜，就社会正义来说，陪审团本身可被看作是一个重要平衡器，审团能够通过证人证据，从警察或社会大众所要求的角度来作出解释

1、组成成员的人民性陪审团在古英语中的解释至少是一组与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自己的同辈，所以17、18世纪和人被指控犯罪，由陪审团审判。审团成员的专有资格。立时，美国陪审团就具有了超越阶级的人民性。现代美国法规定陪审员应是岁至70岁的美国公民；陪审员应是每年纳税阅读和书写英语；现在妇女也可以担任陪审员，地位、国籍等状况的影响同时为确保陪审团的人民性，召集，具体由陪审团选审官或法院办事员负责，任，最初是从电话号码簿上挑选陪审员，选定陪审团名单，1933也只有人民成为自己的审判者，陪审团审判的消极作用就是可能是某种隐蔽的社会偏见者的容纳

世纪时英国人受同一阶级的人们的审判，他有权由从上院选出来的人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审判，但美国被认为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因此，还有一些不得担任陪审员的人。它排除了那些装不起电话的人。1787年宪法，陪审团制度成为宪法上的排除职业法官的独断，而英国则没有明确将陪审团审判作为权利

“由陪审团审判不仅是实现公正的手

”[7]一个从人民当中选举出来的法官团体 就是说，有时是有意识的观察世界的方式，[9]。没有世袭爵位，如果说英国那时陪审团还有阶级性，250美元以上的有财者；还要求能早期妇女不能担任陪审员，美国现有学者主张陪审员的挑选应不受贫富、[10]，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陪审团的人民性。建立了陪审员召集制度。一般在受理案件法院的辖区内选这一做法被一些指责是以不公正的方式近年来通常联合使用选民名单、从而以权利制约职业潘恩赞扬说：“在这里居于[8]。陪审团制度真正使人才能确保人民的民主、陪审团的人民性使陪如一个有世袭爵位的否则，不具备属于陪那么自美国独 美对陪审员的选任由法官”，自就不21但经济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陪审团不是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公民可以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民主。年法律明确规定的适用陪审团的案件外，其他的案件是并通过自己的潜意识，19

电话号码簿名单、汽车登记名单以及其他程序进行挑选。目的是使陪审团能够超越种族、经济方面的偏见，使审判公正，同时也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参加到司法民主中。

2、组成人数的人民性

从数量上说，人民总是代表多数，也只有多数才能代表人民。而合议庭一般人数较少，如我国民事诉讼中合议庭一般由三人组成，刑事诉讼中一般由三人、五人或七人组成，司法实践中多是三人，而美国陪审团一般由12组成，是我国合议庭组成的二倍甚至四倍。陪审团人数的众多性使其不易腐败，正如凯文所言，要影响甚至收买12个人，比影响甚至收买1个人要困难得多。人数的人民性是裁判人民性的根本保障。

3、裁判的人民性美国的陪审团负责事实审，判决实行多数同意制度，即作为陪审团的裁决，人数众多人的裁决，而取得一致意见，通民众的裁决，切的人都像他们一样的合逻辑，人的昏乱和谬误。所以，陪审团进行事实审，法官进行法律审，法官和陪审团相互影响、交流，很可能比法官单独工作更能取得健全的结果贴近社会生活，反映民意。为了保证陪审团裁决的人民性，些对特定案件抱有明显的或可察觉的偏见的人，选陪审员宣誓就职开始，是否对案件具有可能影响判断的特殊知识，否认识证人以及其他任何不能担任陪审员的原因。干预，只是告诉陪审员如何投票，如何选出陪审长主持评议，看待证人、分析证据的方法，福尼亚宪法允许法官对证据发表意见，但他们从不这么做。美国体制非常中立，法官的任务是严格限于行使公断人或仲裁人的责任，则，并鼓励他们自己决定运用这些原则认为陪审团是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平衡器，实现社会正义所必须付出的成本。相对于时间和金钱而言，社会正义更重要。正是因为陪审团审判的人民性，进行审判，相对的人，民众组成，与被审判者、社会公众身份认同，是自己人的审判，而且人数众多。因此，陪审团审判相对于完全的专业法官审判在民众中有更强的公信力，进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民的审判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

（三）陪审团促进立法的造法功能英的陪审团制度和法国等国的陪审制度作为司法制度，陪审团制度除司法功能外，相对于法官的裁决，陪审员通过对证人证供之可信性和可靠性而行得的综合判断比法官一己的判断更为稳当；美国认为某种程度上法官必然与杂乱无章的社会脱节，而陪审员来自普通民众，一是建立了陪审团审查制度，法庭将询问他们的姓名、宣布他们应当运用的法规。相对于合议庭制度，[13]。陪审团制度使人民成为真正的审判者，也只有人 还有造法功能。更有人民性，其次是因为陪审团裁决是来自普美国采取询问主义，职业、是否对诉讼的一方当事人有偏见，二是法官对陪审团裁判时不加[12]。三是对陪审团裁判的低效，美国则因此使用陪审团即使费时费财，也是社会的管理者，美二国都承认陪审团容易被当事人的名陪审员的多数意见常误认一他们常常比较明了普通[11]。从而使司法更以尽可能地排除那即就是从候是即使有的州如加利也是 是与普通民众而陪审团由普通可以促但在美国，12这是因为是陪审团裁决是是否与案件的利害关系，而不对证据发表意见，他们只是告诉陪审团基本原即完全由专业法官组成法庭其组成成员的身份不是普通民众，这种身份的不认同使得人们对他们的审判心存介蒂。

只有司法功能，辞藻所打动，有时做出不顾法律的裁判。对此，英国法官有时以陪审团的裁判不合法为由，否定了陪审团的裁决，而进行重新审理。而美国认为陪审团明知故犯的少，微妙而不自觉的漠视的情形则比较多，尽管美国有的州法规定，法官在陪审团没有足够证据作出这样的决定时，可以作出不顾陪审团决定的判决，但法官一般并不这样做，而是承认陪审团的裁判，并努力为这种裁判寻求合理的解释，如在一些案件中，陪审团不顾本来应该阻止原告取得救济的被害人的助成过失，只是在损害赔偿金额上考虑原告过失，从而发展了所谓比较损失原则。这一原则后来为法院采用。美国学者对此解释是，既然陪审团作出不顾法律的裁判，该查究的是法律是否需要修改，该怀疑的是法律是否公正。陪审团有时就是正规法律的批评的和间接的法律改革者审团不顾法律作出了约翰第一条修正案的想法，遵守法律或超越法律的惊人力量不仅是案件的审判者，而且是法律本身的审判者。

（四）陪审团制度推进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法制教育的形式很多，就是将法制教育作为课程，社会生活现实有一定距离。活实践，进行法制教育。这种教育比课程化教育更生动，更具体，更深刻，而且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陪审团人数虽然只有身就是法制教育的过程；路、方法及语言的影响；系、法律思维。因此，东西[16]，而是把法律变为现实生活。所以陪审团审理也是法治精神向社会渗透的重要渠道，无形中提高了社会整体的法律意识，社会效果[17]。而且相对于课程化法制教育来说，参加这种司法活动（陪审团审判）对于培养人们的守法习惯所起的作用要超过其他任何活动。学家曾把它说成是“

[14]。这种思想在辛格审判中已经凸现，殖民地陪.彼得.辛格无罪的判决，就在此时产生了有关后来宪法主要是陪审团希望这成为他们的法律。所以陪审团确实有[15]。陪审团制度实现了人民是最终的审判者，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制教育模式，一种是课程化教育模式，纳入教学计划中，这种模式重在理论系统教育，但与另一种模式是生活教育模式，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生更容易为受教育者所接受。陪审团制度正是一种生活教育。人，但他们是从上千人中遴选出来的，这个遴选过程本在审判过程中，普通公民常常受到法律家分析问题的思而且普通公民参与审理和裁判，直接体验法律与生活关陪审团审判不大会将法律变为与生活脱节的神秘而抽象的扩大了司法审判的政治效果和一位伟大的历史”[18]

12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一种最强大的力量

第五篇：美国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的产生*

陪审团制度是美国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份。两百多年前，美国的开国先父在制定宪法时补充了《权利法案》，以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不受政府权力的侵犯，有关陪审团的规定在宪法中出现了三次。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除非大陪审团提出公诉，否则人民不受死罪或其它不名誉罪的审判；第六条修正案规定，刑事诉讼中，被告享受由公正的陪审团迅速和公开审理的权利；第七条修正案规定，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如果争执价值超过20美元，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就应该得到保护。

以上说的是涉及美国联邦法律的案件，因此要由联邦陪审团审理。美国法律包括联邦和州两套系统，如果是涉及州法律的案件，由各州根据各州宪法，组成自己的陪审团审理。大多数州给予刑事案件的被告由陪审团审理的权利，对于某些民事诉讼，各州给予原告和被告双方由陪审团审理的权利。但无论是在联邦法庭，还是在各州法庭，被告都有权放弃由陪审团审理的权利而要求由法庭审理。美国的陪审团可分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大陪审团只处理刑事案件，职责是听审证据，也就是根据检察官、当事人以及证人的陈述，决定是否对被告进行起诉；小陪审团在刑事诉讼中，则通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决定嫌疑人是否有罪，在民事诉讼中解决争议，并决定是否赔偿。

*陪审员的挑选过程*

那么，什么人可以做陪审员呢？华盛顿特区高等法院的资深法官迈兹说：“根据美国建国以来制定的法律，被传唤到庭的陪审员人选应该具有代表性，以体现法庭所在社区人口状况。也就是说，法庭在从任何一天被传唤到庭的公民中挑选陪审员时，要使其反映当地人种的组成、经济状况的差距以及种族的不同。因此，在挑选陪审员的过程中，全国各地的法庭和行政人员要采取特别的措施，确保被传唤的人包括最广泛的人群，从18岁的年轻人到老年人，人选应有尽有。”为防止歧视，法庭要确保这些人以随机抽样的形式挑选，只要没有犯罪前科，精神正常并有能力断案的成年人，都可接受挑选。公民一旦接到传唤，就必须到场，因为这是美国法律规定每位公民必须做的。

除非得到有关方面的同意或有特殊理由，否则必须履行接受传唤的义务。纽约州的海伦·哈德70高龄，也受到传唤。她说：“有一天，法庭打电话通知我到纽约的一个地方作陪审员。我说自己70岁了，当陪审员恐怕不合适。他们说，年龄大不是正当理由，如果你不来，我们就派人接你来。最后，我还是自己开车去了。到了那儿以后，律师和当事人在一间屋子里谈了很久。最后，一位律师出来说，不需要我们效劳了，因为嫌疑人已经认罪。”

律师要从接受传唤的人当中，选出他们认为最合适的陪审员。迈兹法官说，法庭有时会传几百人到法庭，然后再从中进行筛选。他说：“法官首先欢迎他们接受传唤到法庭来，指出这是每位公民应尽的义务，并对他们的服务表示感谢。之后，法官会简单介绍案情。比如，他会告诉陪审员，这是一起政府起诉某人偷窃车辆的刑事案件，或是一起涉及交通事故的民事诉讼。法官告诉被传唤的人，在挑选陪审员的过程中，原告和被告律师以及法庭会向他们

提出一些问题，以确保刑事案件中被选上的12名陪审员或民事案件中被选上的6名陪审员会秉公断案，而且对政府、被告、原告没有任何先入之见，他们在听取所有证据之前不做任何判断，彼此间能合作顺利，最后做出符合法律的公正判决。”

*陪审员的责任和义务*

政府部门雇员南希已经数次做陪审员，最近一次是2002年5月。当时，一位女士到法庭上告开车撞她车子的一位男士，并因修车耽误三个工作日而要求得到赔偿。南希说：“当时，受到传唤的人来到法庭后，双方律师向我们提出问题，如果谁认识当事人，就不能成为这个案子的陪审员。最后，12个人被选上。审讯持续了一天，我们坐在法庭上，听取原告和被告双方以及各自证人提出的证据，然后我们到另外一间屋子里进行审议，以确定这位男士是否有罪，以及如果有罪，他应该向这位女士提供多少赔偿等。最后，我们一致做出这位男士有罪的判决。”陪审员在断案期间，不能向包括自己家人在内的其他任何人透露有关案子的任何情况，陪审员的审议是保密的。如果陪审员被发现行为不当，将被剥夺陪审资格。另外，陪审员在审议过程中私自离开，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今年2月，在一起谋杀案中担任陪审员的一位妇女在审议过程中跑到墨西哥度假，使法庭的审议推迟了一个星期。她度假结束出现在法庭时，法庭判她7天监禁，并施以罚款，同时下令她从事40小时的社区劳动。

*陪审员意见不一致怎么办*

各州法庭一般不需要陪审团做出一致判决，但在联邦法庭，如果判决不一致，陪审员就要重审，直到做出一致判决为止，因此，有些复杂刑事案件的审讯可能持续几个月。

德克萨斯州律师康莱德解释说：“Hung jury是不能做出一致判决的陪审团。比如说，刑事案件要求12名陪审员做出一致判决，但最后的结果是9名陪审员认为被告无罪，3名认定有罪，因此被告就可能再次接受审讯。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常发生，只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如果陪审员始终不能做出一致判决，法官就要宣布“失审”。“失审”的意思是在做出判决之前审理就告结束。在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后，出现陪审团悬而未决的情况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这样就造成未来某一时候再审，或有关各方乾脆放弃诉讼的后果。另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是jury nullification。

马里兰州检察院培训部主任多恩律师处理过大量刑事案件，他说：“Jury nullification的意思是：陪审团宣告被告无罪，虽然证据表明被告的确是有罪的。这也许是因为陪审团不喜欢有关法律或提出的指控。根据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一旦陪审员宣告某人无罪，一切就成定局，因为不能就同一指控做出的宣判，对某人进行第二次审讯。这是jury nullification和hung jury 的不同之处。如果出现hung jury，陪审团说，我们无法做出一致判决，他们可以重新挑选陪审员，并对案子进行重审，也许重审时会做出一致判决。而如果出现jury nullification，陪审员宣告某人无罪，案子就到此了结了。”

正因如此，人们担心有些陪审员会利用jury nullification而不顾法律事实宣告某人无罪，以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或其它目的，因此对陪审团制度提出异议，同时也对陪审员能否不受外界干扰秉公断案的能力表示怀疑。

*陪审团制度是否应继续下去*

下面这个案子曾使人们对陪审团秉公断案的能力提出疑问。1954年夏天，俄亥俄州发生一起杀人案。当时，怀孕四个月的玛丽莲·谢波德太太在家中被人杀害，她的丈夫谢波德医生被控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虽然他一再申辩说，有人闯入他家中，杀害了他的妻子。但是，在俄亥俄州的法庭审讯时，由于陪审员在审议此案之前受媒体大量诋毁性报导的影响，因此判定谢波德有罪。这个案子最后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1966年6月6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8比1的多数推翻俄亥俄州法院早先的判决。判决指出，当地媒体的诋毁性报导影响了陪审员的判断，使谢波德案没有得到公正审理。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时，谢波德医生已经被囚禁了10年。法院同年重审此案，陪审团宣判谢波德无罪。但是，此时的谢波德医生已经家破人亡，心力交瘁，四年后就病故了。谢波德太太被害时，儿子理斯·谢波德只有7岁。理斯·谢波德为讨回父亲的清白，于2000年向俄亥俄州提起民事诉讼，并要求得到索赔，但没有告倒俄亥俄州。

理斯·谢波德表示了对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失望。他说：“我认为陪审团仍应继续实行下去，但是它很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小的社区内。因此，我们应该对这个制度重新进行研究，因为大量恶毒的宣传有可能激化公众的情绪，从而把一个人置于死地，并错误地处以死刑。”

但是，马里兰州检察院的多恩律师认为，虽然陪审团制度有很多地方仍待改进，但总的来说，它的利大于弊。他说：“陪审团制度是自由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使公民有权对向其他公民提出的指控做出判断。在是否继续实行陪审团制度问题上，各种看法都有。有人提出由专业陪审员断案，也有人建议由三名法官小组或一位法官决定某人是否有罪。虽然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要求我们有举证的责任，而且在刑事案件中必须得到12个陪审员的全部同意才能定罪，但我还是倾向这种做法，因为它保证政府权力不被滥用。”

美国陪审团制度的优点：

第一，人民直接参与司法工作，体现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可以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爱国心。在美国，新移民入了美国国籍，有几方面好处：美国对公民的保护显著优于对非公民（包括合法永久居民）；公民比非公民更容易就业；享受公民才能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享有选举权被选权和作陪审员的权利等。所以新移民被遴选作陪审员，心情上是高兴和兴奋的，认为自己也被美国信任，有了参与司法工作的权利。一位参与过四次陪审工作的华人，撰文介绍自己的经历，结论写道：“我以获选陪审员为荣，在陪审中获益匪浅。希望华人们都能了解这一制度，不要放弃当陪审员的机会。”

不过华人新移民当陪审员的相当少，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英语水平不过关。参与陪审工作，英语必须完全过关，因为讨论分析案件只会日常生活用语是很不够的。除了英语，还需要对美国的社会情况和风俗习惯等都比较熟悉，否则也难胜任陪审工作。二，新移民忙于为谋生而奔波，担心充当陪审员影响自己的生意或工作，经常想方设法找出理由推辞掉。

第二，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的法制观念。因为是在美国公民中广泛征集陪审员，而参与陪审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接受法官“活的法律教育”，所以实行陪审团制度对美国的法制建设，有积极的作用。

第三，可以防止法官偏听偏信，独断专行，出现误判错判；也可以堵塞某些行贿受贿的途径，防止某些贪赃枉法现象。陪审团是临时组成的，一个团只负责审判一个案件，审判完就解散；陪审团人数较多，审判期间又与外界隔绝；诸如此类的制度规定，使行贿相当困难。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陪审团制度对美国司法的公正与廉洁，确实起过重要作用。

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弊端：

第一，遴选陪审员的条件问题：美国不准医生.律师.教师等职业的人士担任陪审员，这就排除了许多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再有，前面讲过，由于陪审工作津贴不高，许多高收入的人不愿意作陪审员，这样，事实上就又失去一大批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其结果，陪审员主要来自一般平民和收入较低的人群。这些人，法律知识水平和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相对来说是不高的，影响进行裁决的水平。

第二，由谁遴选和如何遴选陪审员？有的西方国家（如英国），遴选陪审员是从候选陪审员名册中随机抽样选出，弊端较少。美国不然，是由法官和两造律师挑选。有些富人便花大钱聘请“高明”的大律师（实际上是老奸巨猾，经验丰富的“讼棍”，这种律师最会钻法律漏洞，经他们辩护，可以把重罪变轻罪，把死罪变“无罪”）参与遴选陪审员，其结果陪审团的构成变得有利于花大钱的被告，而不利于花不起钱请“大律师”的受害者。辛浦森杀人案就是十分明显的实例。辛浦森是黑人，被非裔美国人视为本族裔的“英雄”，从情感上就袒护她。被杀的辛的前妻和她的情人都是白人。经辛浦森所聘大律师的“努力”，陪审团12名成员换来换去，最后为黑人9名，西语裔1名，白人2名。这样的构成就使得陪审团内存在一种不公正的种族歧视情绪，这是辛案刑事审判所以荒唐的重要原因。

第三，“一致通过”原则在审判复杂案件时，往往行不通。因为案情复杂了，分辨案件的性质和罪行轻重的程度就比较困难，会有不同看法，甚至严重分歧。何况陪审团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如果有人思想固执，听不进别人意见，喜好坚持己见，那就更难一致通过。所以许多国家的陪审团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不是“一致通过”原则。这样就很少有“挂起来”的现象。

第四，陪审团的裁决是“最后判决”，除非程序有问题，不得上诉。这条规定显然不合理。美国陪审团进行审判的水平实际上并不高，为什末他们的裁决就是“最后判决”呢？真正的法制，应当一切服从法律，如果陪审团的裁决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当然应允许上诉。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做法各不相同。德国的陪审员是辅助法官判决，因为德国舆论认为法官的专业水平比陪审员高，应当以法官为主进行审判。加拿大的法官对陪审团意见有否决权，并且可以对陪审团陈述自己的意见，要求陪审团再审议。美国只许法官向陪审团讲解法律条文，不许用自己的意见影响陪审团，理由是尊重陪审团“自主判决”。

第五，陪审团制度有利被告。由法官直接审判，原告.检察官只要凭证据说服法官一人，就能定罪；而由陪审团审判，原告.检察官就必须凭证据说服陪审团12人才能定罪。后者当然比前者困难，也就对被告比较有利。所以虽然原告和被告都有权利要求陪审团审判，但事实上原告要求陪审团审判的很少。

第六，陪审团制度有利富人。陪审团审判的费用是很高的。由陪审团审理时，律师的出庭费一般是一天2000美元左右，诉讼两星期就要花两三万美元律师费。如果诉讼旷日持久，仅律师费就可以使人倾家荡产。如果被告方官司打输了，法官还可能加重对被告的量刑，因为进行陪审团审判，政府也要花更多的费用。所以，不是富翁富婆不敢轻易要求陪审团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