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构建陪审团制度的需求分析与价值性研究

第一篇：在我国构建陪审团制度的需求分析与价值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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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构建陪审团制度的需求分析与价值性研究

作者：刘书涵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10期

【关键词】陪审团制度；需求分析；价值性研究

近年，民众对于法院的判决总是心存不满与疑惑，这其中不排除确实有错误的裁判，但更多的是民众情感与司法理性的疏离时，如何与民众保持基本一致的价值判断或者能够说服民众接受这种判断，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最高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接受《瞭望》采访时说：“司法与人民渐行渐远，虽然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司法的行为及其结果却往往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这也就是我们关注和研究司法大众化的原因所在。司法大众化的本质就是司法民主。①随着我国推动司法民主化进程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以及司法队伍日益专业化、精英化，广泛地让民众参与到司法审判活动中，是司法大众化的必然需求，而构建陪审团制度一条非常有效的路径。

一、两种陪审模式之比较

陪审制度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无分工式陪审制度”，另一种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的“分工式陪审制度”。②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属于前者，普通公民被挑选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国家司法裁判活动，与法官共同行使权力的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③。与法官的职能基本相同，不仅要认定事实问题，也要参与法律问题。而“分工式陪审制度”主要是指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对于法律诉讼中的若干事实问题做出裁决，由一定数量的公民组成的团体。④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陪审团制度有不同的形式，但运作理念基本相似。

表面上，两种制度在事实认定部分陪审员都发挥了作用，但在实际审判活动中，“无分工式陪审制度”中陪审员的判断会受到法官更多的影响，而不能充分发挥其民间智慧的力量，恰恰就是这种民间智慧对事实的判断更能得到大众的认可；而“分工式陪审制度”中为了避免陪审团太业余化，法官会给予一定程序上的指引，但案件事实的判断不产生影响。相比较而言，大众更能接受由“分工式陪审制度”的陪审团做出的事实判断。

就法律部分的参与来说，陪审员毕竟是缺少法律专业训练的民众，其具有的民间智慧与法律理性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异，将法律的价值判断交给陪审员并非特别适当。司法实践中，非法律专业的陪审员在进行专业性的法律判断时，必然要参考或者尊重法官的意见，这样，陪审员参与法律判断的功能设计就形同虚设。

总体而言，在“无分工式陪审制度”的设计中，陪审员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作用，而在“分工式陪审制度”中法律判断由法官负责，陪审团认定事实部分，这种专业与非专业的分工非常明确，能够各尽其长，避其所短。尽管诸多实行陪审团制度的国家对于该制度的价值存在争议，但在已经采用陪审制度的国家中，二战之后没有一个国家废除过陪审团，英国和美国也都各自开展了陪审团制度改造运动，而俄罗斯和西班牙这样的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又重新组建了陪审团，日本、南非等国家也在考虑陪审团的重新引入。这也足见陪审团制度的价值所在。⑤

二、我国构建陪审团制度的需求分析暨其价值所在（一）司法民主化进程的需要——民主在政治制度与司法制度中的结合点

也许陪审团制度的首要意义并不在于它对于司法审判做出的贡献，而是在于它是政治民主的一种代表。在托克维尔看来：“陪审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应当把它看成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形式。⑥他认为“陪审制度赋予每个公民以主政的地位，使人人感到自己对社会负有责

⑦ 任和参加了自己的政府。陪审制度以迫使人们去做与己无关的其他事情的办法去克服个人的自私自利，而这种自私自利则是社会的积垢。

陪审团制度的精神与我们现在提倡的司法的大众化的理念是相符合的，所以，司法的大众化是建立在让人民群众通过标准的程序化的设计理性地参与司法活动的基础之上的，而人民陪审团制度恰好为这种参与提供了一个理性的程序化的模式，不仅可以实现司法的大众化，也可以实现司法的民主化与政治的民主化。

（二）创建和谐司法环境、重建司法公信力的需要——群众与司法机关之间对立情绪的吸收器

我国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有一开始的怀疑到信任再到怀疑，当下司法公信力已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越来越多涉诉信访案件的产生，不断的上访、闹访、越级访，人民群众对于法院、法官的裁判开始质疑和挑战，专业司法人员的判断偏离民众的感受，这是一种专业的偏见还是权力意识的异位？

不吸收群众意见的司法判断容易变成专横，会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和尊重，他们质疑的不是某一个案件，某一份判决，而是整个司法系统的态度和意识，如果在一种敌对的情绪之下，即便裁判公正、合法，当事人也总是觉得不满意，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判断里面没有自己的意见，本质上是我们的裁判里缺少民意表达和民众意识。陪审团的存在以及有陪审团做出的判断将消除民众对于司法裁判的疑虑，促进司法公信力的重建。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要保证陪审团成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排除资格上不必要的限制，尽力让陪审团成员成为民意的代表。同时陪审团可以使严格、缺乏灵活性的法律不至于变得僵化，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释放社会内部压力，维护整体秩序稳定的时候，相比依照法律进行纯粹性的技术判断，公众良知的感性认识更具有润滑作用，是社会安全不可缺少的一道保护线。

（三）民间智慧与精英意识融合的需要——连接司法大众化与司法专业化的纽带

社会分工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动因，经历几次社会大分工后，现代文明得以飞速发展。司法领域也同样走向细分与专业化。审判专业化是人类社会职能分工不断细化的体现，它要求由职业法官来承担审判任务；司法民主化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维护社会和谐的需要，它要求民众参与司法的过程。这两种要求是冲突的，但是陪审制度能使二者达到较好的平衡。⑧西方的陪审团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法官产生专业性的偏见，用大众理性来弥补专业理性所产生的偏颇，陪审团应该是社会的影子和镜子，他们能够反应普通民众的意见。

随着我国司法系统近年来在司法专业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吸收了大量高学历法律专业人才，使得我国司法人员在专业性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不可避免的在认知领域产生了与普通群众的差异，也就是所谓的专业性偏见。为了避免这种偏见影响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引人陪审团制度的群体性民间智慧是必须的。而陪审团制度的设计在于，虽有法官引导，但对需要他们做出事实判断的部分有独立的意见和看法，这个判断部分是不受法官的影响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种民众意识。

（四）对司法权监督与保护的需要——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双面盾

有权利的地方就应该有监督。目前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一个难以监督的问题就是自由裁量权的部分。一些案件之所以误判或者当事人不服，不是适用法律错误，而是对事实认定的不同理解。将有争议的事实认定交给陪审团来完成这个任务，对于当事人来说，他获得的是一种广泛的大众的认知、判断和决定，更容易让当事人信服。而对于法官来说，陪审团对于事实的认定将给他在这一部分增强合理性判断，这实际是一种隐形的监督，来自权力外部的“知情人”陪审团的监督要比内部监督更有效，而这种监督也是一种保护。另外，现阶段法官办案所受到的影响因素也很复杂，我们无法强求每个法官都能够超然世外，但对于陪审团来说，很多影响就不是那么明显和有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审判法官不受来自于系统内部的干扰。

三、反对的声音

没有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即便是在陪审团制度已经适用很久的国家，也还是有很多质疑的声音：比如成本高昂、审理迟缓、审判质量不高等。但是由于这些原因而废除陪审团制度，与为了医治流感病人而将其截肢如出一辙。因为在没有陪审团的地方，即每年数以千计的法官审判中，这些问题也同样存在。⑨

首屈一指的是对于陪审团专业性的质疑，把那些及重大又专业的问题交给这些门外汉来做决定，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实际上，陪审团制度的宝贵就在于这种门外汉的感受，用这种民间的感受来弥补专业司法人员与现实生活的脱节，用这种软性的大众体会去柔化相对教条的死板的法律规定。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与民众情感相疏离的时候，法律所做的价值判断也许并不是公众的意愿，这个时候需要陪审团来表达公众意愿和天性良知，否则法

律制度就会变得死板，缺乏灵活性。如果我们要求陪审团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的话，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并且从实践上看，陪审团的决定基本没有让人们失望过。

其次，是对于采用陪审团制度的司法成本过高产生的质疑。相比较单独由法官审理案件来说，有陪审团参与的案件势必会增加司法成本。但是不能忘记，发现真相所花费的成本要比错判误判造成损失后的弥补更有意义。而且，这种司法成本也并非不能通过制度设计来尽量降低。也许我们可以就重大疑难案件来听取陪审团意见，并不必要所有的案件都有陪审团参与。我们还可以把是否引进陪审团交由当事人选择，如果选择的一方败诉，既要承担这种司法成本，这些都可以在制度设计中进行尝试。

第三，采用陪审团制度会将本就效率低下的司法程序变的更为拖沓冗长。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因为如前所述，我们并非对所有的案件都引入陪审团，而是针对部分疑难复杂的案件，对于这种案件，即使法官独立地去发现真相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陪审团的参与并没有使审判程序额外增添很多步骤，只是在法官了解案情的时候，陪审团也在听审。有人担心人数众多的陪审团意见难以统一，这一点确实可能，但是在实行陪审团制度的国家发现，通常陪审团成员们会很快的做出决定，中国有句古话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众人的智慧在发现真相的过程中通常还是要强于少数人的力量。另外我们也要看到，我们需要陪审团做出的只是事实上的判断，这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陌生的，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凭借对生活的体验和主观的认识来进行判断。所以，陪审团的参与应有助于审判效率提高，而非相反。

四、小结

在实行陪审团制度的美国，即使那些最初对陪审团持怀疑态度的陪审员，他们本身绝大多数也肯定了陪审团的生命力，一项研究发现，他们之中有75%在离开法院时会比刚到时对司法更有信心。因为这一缘故，运作良好的法庭会获得一致尊敬。⑩我想，在中国也一样会如此。我国从建国之初就开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虽然中间有过波折和间断，但至今这种制度仍然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运行，对我国民主政治的构建贡献力量。虽然存在诸多问题，陪审制度的存在是必要、也是必须的，并且陪审员制度将会给我国构建陪审团制度夯实牢固的基础，包括陪审团成员的选任、管理、报酬等都可以借鉴、吸收已有经验。目前我国少部分地区开始试行陪审团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虽然也有质疑，但陪审团在促进司法的公开性和民主性，建立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客观评价机制，缓解社会公众对司法的压力等方面均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一项成功的改革欲想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成为一种普适性经验，乃至最终被立法所接受，尚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度去丰富完善，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注释：

①陈宝成.“新一轮法院改革首倡司法民主化”，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31日：AA15版.我们不能因为一项制度的不完善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而忽视社会民众及司法环境对这种制度的强烈需求，我们要做的是从理论及实践的各个角

②何家弘主编.《中国的陪审制度向何处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③刘晴辉.《中国陪审制度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④【美】彼得·G·伦斯特洛姆编，贺卫方等译.《美国法律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⑤郭建.“从许霆案看陪审制度之必要”，《广东法学》，第2008-2期：第39页.⑥【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出版：第314-315页.⑦【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出版：第316页.⑧何家弘主编.《中国的陪审制度向何处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5页.⑨【美】威廉·L·德威尔著.《美国的陪审团》，王凯译，华夏出版社出版，2009年版：第7页.⑩【美】威廉·L·德威尔著.《美国的陪审团》，王凯译，华夏出版社出版，2009年版：第169页.

第二篇：财务报表分析与企业价值研究

财务报表分析与企业价值研究

摘要：财务报表分析是以企业基本活动为对象，以财务报表为主要信息来源，以分析和综合为主要方法来系统认识企业的过程，其目的是帮助报表使用者了解过去、评价现在和预测未来，从而改善决策。财务报表分析的内容依据分析主体不同而不同。财务报表分析的主体是指“谁”进行财务报表分析，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有多种。财务报表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比较分析法。

通过对企业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会计数据的分析，可以评估企业价值，对企业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从而做出合理决策，最终达到市场有效。本文探讨了如何利用财务报表来揭示企业价值的问题。

关键词：财务报表分析价值研究

财务报表是反映企业价值的载体 分析企业的财务报表是人们评估企业价值、预测企业未来发展前景和识别企业优劣的主要手段。因此，正确理解和利用企业对外提供的财务报表信息．以了解企业真实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是十分必要的。

一、财务报表是否反映企业价值

(一)财务报告——反映企业价值的载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上市公司公开披露财务报告己成为联络社会经济生活的一根重要纽带。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对外财务报告把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信息互相传递．从而把市场组织和运作起来。财务报告始终是企业价值评估的重要信息来源．通过财务报告给企业价值评估提供各种资产的价值、企业整体资产的收益能力等重要数据。可以说．财务报告的生成过程实质上就是企

业价值的反映过程。

(二)财务报表分析——分析企业价值的工具

财务报表分析有助于在所提供的历史财务会计数据和使用者所关注的未来的盈利及现金流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财务报表分析技巧使得使用者能够深入分析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历史数据，来了解企业过去、现在以及持续获得盈利和产生现金流量的能力 要了解这些需要运用各种评价管理者经营和财务业绩的技巧和标准，识别过去的现金收付，评价公司收益质量．估计经营及财务风险水平，衡量其潜在贷款能力．以及证实或否定早期的预测和评价。

(三)影响财务报表分析质量的因素：财务报表分析方法

通过财务报表的会计数据．可以初步了解企业的经营业绩．识别企业的优劣。预测企业的未来。但是企业财务报表数据所反映的内容是高度概括、浓缩的．许多报表项目是独立地反映某项经济内容的 为了使财务报表表达和传递的经济内容更加明确和清晰．需要使用一些科学的分析方法对财务报表数据进行适当的解读 科学的财务报表分析方法可以高效、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真实情况。使报表使用者能够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对企业的未来前景进行预期，为报表使用者进行企业价值评估提供了方法保障．是报表使用者认识企业、分析企业和对企业进行价值评估的方法、工具、手段。

二、传统财务报表分析方法与企业价值相关性分析

(一)财务报表自身的局限

1．历史成本法。资产负债表的左方反映了企业投资的结果，右方是企业以往融资的结果．左右两方共同反映了企业的财务和资本结构．可以看出企业拥有资产的原始投资。但是这些资产能给企业带来多少经济利益是看不出来的 而能够给

企业带来多少经济利益是企业拥有资产的本质所在．也是企业价值评估的关键所在．显然现有的资产负债表不能提供这一重要信息

2．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强调收入按照实现原则确认其实现、收入与费用的配比。致使收入、费用的确认与现金流入、流出产生一定的时间间隔．而利润表不能提供利润与现金流量之间关系的信息

3．货币计量

货币计量在强调其会计信息货币性的同时． 丧失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非财务信息。而非财务信息对企业价值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但现行财务会计报告所采用的货币计量却忽略了非财务信息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二)分析理论、分析方法和分析指标的局限

1．在我国．财务报表分析理论研究较缺乏。尤其是现在大跨国公司的出现．财务报表分析理论和分析体系与实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2．分析工作不能专业化。我国专业的财务报表分析师出现较晚．财务报表的分析工作没有专业化。

3．比率分析法作为主要的财务报表分析方法．除了要看到它的适应性强外．还要充分认识其局限性的一面：比率分析属于静态分析．对于预测未来并非绝对合理可靠，但预测未来却是评估企业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各项指标缺乏统一评判的标准．财务指标很容易被人为操纵，从而使报表使用者得出错误结论．做出错误决策。

(三)分析过程的局限

1．分析过程重“量”不重“质”，大量单纯数量指标，忽视问题性质分析

2．目前使用得最普遍的分析方法是比率分析法，其使用的各种数据都是过去资

料．虽然对预测未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远远不能作为判断的绝对标准。这是先有经济业务发生、后编制财务报表、再对报表进行分析这样一个过程所造成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对评估企业价值意义不大。

3．在实践应用中．对现金流量只重视编制，不重视分析。由于现金流量表出现得较晚 人们对它的分析重视程度还不够。但由于现金流量表的计量基础是收付实现制，计量基础的不同决定了对它的分析意义非常重大．对现金流量表进行分析和预测是评估企业价值的重要手段。

(四)指标体系的缺陷

在财务报表分析体系中．财务指标是分析和决策的主要依据．报表分析者主要依据一系列关键的财务指标来判断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但财务指标有“酌定性”行为．可导致财务指标“监控”作用弱化。

三、现行流行财务报表分析方法比较分析

(一)对现行财务核算模式的改进我们对财务会计报告改进的思路是在现行财务会计报告体系的基础上增加披露的信息，以满足企业价值评估的需要。首先，在计算企业收益时将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结

合起来计量收入的实现与费用的发生 收付实现制虽然不能准确反映各期的损益．但它确认的收益排除了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按收付实现制确认的收益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能够将二者较好地结合起来．可以揭示当前利润与未来现金流量的关系，可以准确地为计算企业价值提供依据。其次。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非财务信息。通过对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可以分析企业可能存在的经营和财务风险．以便根据企业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对折现率进行调整． 使折现率包括风险因 素．使企业价值更现实

(二)充分利用和分析现金流量表

一个企业若要维持长期稳定的发展．应当既保持足够多的收益．又保持足够多的现金流量。在某些特定时期．现金流量甚至比收益的重要性更大 现在人们对现金流量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现金流量分析是确定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的有力工具 在评估企业价值的过程中．现金流量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金流量是预测企业未来前景的重要工具 正是由于现金流量分析的重要性，自从现金流量表问世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有关现金流量的财务指标也不断出现。但概括起 来说，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混乱的，缺乏整体性、系统性。这在客观上给财务分析带来了一定困难

(三)补充增设对非财务指标的分析评价

财务指标主要是以价值的形式来反映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而许多不能以货币计量的重要资源如优秀的人力资源、完善的销售渠道、顾客的满意程度等在报表中无法得到反映。虽然在目前阶段财务指标应占重要地位，但随着经济业务的发展．报表分析者需要非财务指标的趋向越来越强烈。因此。我们需要增加对非财务指标的披露，如人力资源、新产品开发率、产品质量、产品合格率、客户满意率、市场占有率等等．这些非财务指标在帮助财务报表分析者做出决策时非常重要

近年来．许多企业已经在重新考虑该如何评估本企业的业绩 他们认识到新的企业战略和竞争环境需要新的业绩评估系统 目前他们正致力于为自己的企业制定和发展这些新的业绩评估系统。其核心旨在确定企业战略．评价经营业绩时，同等对待或更为重视市场份额、质量和其他非财务性评估标准．而不是当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产生矛盾时．总以财务指标为准。一些企业决定把产品质量、市

场占有率、人力资源、客户满意程度纳入企业的正式评估系统。

第三篇：课题的创新性、研究的可行性及成果的价值性分析

课题创新性

随着商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迅猛来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甚至未毕业就已经投入到了创业的浪潮之中。现在的大学生不清楚过早的就业和创业的利与弊就盲目跟风创业。目前网络上各种大学生创业指导的文章有许许多多，可是分析利弊的文章却寥寥无几。我们小组为与时俱进，选择此课题进行研究。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分析各种情况下是否应该进行创业就业。本组研究方法除了问卷调查、网络调查以外还会采取对不同专业毕业的学长学姐进行访谈，对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对学生供给的不同社会类型的工作岗位进行对比分析，为我校各位学生提供最有力的就业建议。这是本课题的创新所在。

研究的可行性

课题组员所在学校的专业繁多，收集的数据更加的广泛。学校经常会有各种企业访谈会和各位大型企业招聘会，对各种企业所需人才的标准会有更加具体的资料。通过问卷调查和对学长访谈可以收集未就业同学对就业创业的看法和已就业同学对就业创业的看法。课题组员的参与热情很高，有较高的调查热情，团队意识很强，都具有一定吃苦的能力可以保证课题能顺利完成。

成果的价值性

通过各种渠道的研究和讨论，我们不仅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创业就业的好坏，更能从中感受到各种企业对不同类型的人才的选取标准，通过大量的相关数据，我们不仅可以为本校学生就业选择提供建议参考，而且能够补充网络上此课题研究不足的问题具有较大的价值。

第四篇：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研究20

摘要：行政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但在其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发生权力的异化，表现为行政行

为侵犯个人权益，甚至侵犯公共利益。在我国，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时候，公民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救

济，但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共利益时，谁来追究责任呢?对于这些行政行为的监督形式虽然很多，但真正起作用的却很少。

只有诉讼才是最后一道维护法律及公正的防线，而对这类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启动司法程序加以规制。

因此，必须在我国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遏制行政机关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

中国是一个有特殊历史的国家，在经历了人治的千年 沧桑之后，正步履艰难地向法治国家迈进。法治要求行政机 关依法行政，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使职权，对于自己的违法 行为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检 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以国家公权力介入行 政诉讼，相对于已经非常强大的行政权力而言，目的是实现 行政诉讼中真正意义上的对峙和平衡。通过对行政权的制 衡，保证各方平等地参与诉讼，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的实现，监督和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监督行政机 关依法行政。

[1] 构筑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其 一,立足本国国情与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相结合，以期与国际 接轨并适应我国建立法治国家的要求。其二,立足当前现实 与预见未来发展需要相结合。在上述两个原则的指导下，就 有可能使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达到一个较为先进的水平，并 能适应将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具体如何建立我国的公益诉 讼制度，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突破传统的诉的利益理论

[2] 传统理论认为“无利益无诉权”，作为诉权要件的诉 的利益是法院进行裁判的前提。所谓诉的利益，是指当事人 所提起的诉中应具有的，法院对该诉讼请求作出判决的必要 性和实效性。必要性是指法院有无必要通过判决来解决当 事人之间的纠纷；实效性是指法院能否通过判决实际解决 纠纷。即原告必须是与侵害后果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 系”，否则就不享有起诉权，这样的限制性规定使公众接近公 益诉讼、享受司法保护的机会十分微小，不利于建立完备的 公益诉讼制度。

在大量的公害性案件涌现之前，权益之纠纷主要发生

于平等主体之间，按照传统的“无利益无诉权”理论，是否 具有诉的利益是容易识别的。而随着新型纠纷(环境诉讼、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等)的出现，由于侵害公共利益行政行 为的根本特征是侵犯不特定多数的利益，往往无从将这些纠 纷的事实纳入现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体制或框架之中，其权 利义务的内容及权利主体的外延也未必清楚。然而，事实上 又必须对这些纠纷予以解决。对起诉者来说，他所受到的权 益损害中的影响只是众多人中的一小部分，可能微不足道，甚至从法律上讲，没有任何影响，纯粹是为了公共利益，若依 传统的诉的利益的观念和标准进行审查，可能会不承认其具 有诉的利益。因此，基于增加国民接近法院或使用诉讼的机 会或途径，扩大诉讼手段解决纷争和保护权益的功能，以及 实现判决形成政策的机能，应当尽量扩大诉的利益的范围。在美国，由于以前狭义、严格的原告资格概念不能充分适应 当今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摆脱了法 定权利损害标准，发展和确定了“事实不利”影响标准，即只要相对人的利益受到了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其就具有 了原告资格，而不论这种利益是否由特定法律直接规定。这 样，一般纳税人、管理决定直接涉及对象的竞争者、一般消费 者、环境利益人都可以成为司法审查诉讼的原告。甚至任何 人都可以提起司法审查。在美国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在原告 资格方面不断放宽。笔者虽不赞同无限制扩大原告资格的 做法，但是为最大限度的保护公益，就要突破传统的诉的利 益理论，对“利害关系”作宽泛的理解，放弃“无利益无诉 权”的传统理论，只要出现纠纷或争议，即可诉讼。

二、确定行政公诉人

行政公诉人是指在行政公诉案件中提起行政诉讼的主

体。其特点是:它不是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提起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不承 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 简称《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对行政公诉人的设计有 三类主体:第一类是检察机关;第二种类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第三种类是自然人。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充当行政公诉人，本人不敢苟同，理由有二:一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职责是维 护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其成员是一个特定的范围。当其成员 的权益遭受行政行为侵犯时，他们可以支持成员提起自诉，而没有必要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公诉;二是法人和其他组织具 有“私”的性质，且不能令人确信其能代表公共利益。而行 政公诉人代表的是国家和公共利益，具有“公”的性质。参 照各国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在我国提起行政 公益诉讼的主体应实行二元制模式，即应当建立以检察机关 提起行政公诉为主，以普通公民提起自诉为辅的公益诉讼模 式。确立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为主的依据有: 首先,是由检察机关的宪定职能决定的。我国宪法将检

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表明检察机关有权对一切法律 活动进行监督，而且其监督的出发点和目的均是为了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将检察机关引入对政府的监督机 制，是检察机关的宪定职能及其宪定组织地位的要求，在实 施法律监督的特定范围内，法律监督权与相应的诉权之间可 以说是一种相辅相承的关系。因此，检察机关对损害公益的 违法行政行为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监督是相对适宜 的监督模式。虽然检察机关是法律的监督机关，但是并没有 对被监督行为进行裁决的权力，这种监督最终是通过诉讼行 为获得司法裁决实现的。在行政诉讼中，当检察机关发现行 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时，并没有直接处置的权力，但可以通过 把案件提交法院判决，实现监督。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监督权 转化为起诉权的过程。这种转化的根据，就是监督和诉讼两 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都具有维护法制的作用，诉讼是 监督的主要手段，而监督又可以通过诉讼来实现。其次,是完善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强化检察监督职能的

需要。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 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该条作为总则性条款，基 本精神应是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全过程、全方位进行监督，包括事前监督、事中和事后监督。而《行政诉讼法》第64 条却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 序提出抗诉”。这说明检察机关目前对行政诉讼领域进行监 督的唯一方式就是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即所谓的“事后监 督”。这种“事后监督”排除了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和参与诉 讼及对整个诉讼过程进行监督的可能性，在实践中暴露出许 [3] 多弊端。比如，监督方式单一，监督面狭小，监督手段软弱 无力，监督时间滞后、被动等，使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得不到正常和完整的发挥，制约了行政检察监督工作向纵深 发展。而且抗诉监督也步履维艰，全国检察机关每年的行政 抗诉案件不过100多件，改判的则更微乎其微，远远未达到 行政诉讼立法的预期目的。既然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 督机关，就应该按照宪法和行政诉讼法总则的规定对行政诉 讼全过程实施全面监督。这种全面监督不仅包括审判监督 程序的抗诉，而且还包括对行政诉讼之前，行政诉讼之中及 执行过程的监督，即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参与诉讼等权 利。这样的监督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才能使检察机 关真正担负起维护公共利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法律 职责。为了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提高检察监督效 果，近几年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下，各级检察机关积极 主动地代表国家参与行政公益诉讼，运用司法手段保护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强化法律监督 职能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

再次,检察机关有能力胜任提起行政公诉职责。各级检 察机关拥有一支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队伍，具有较强的 政治业务素质，有提起公诉的长期实践经验，有能力审查行 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并根据是否对公益造成损害，决 定提起或不提起诉讼。因此，与其他部门相比，更能胜任公 诉的职责。而且国际上许多国家对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也 作了不少有益探索，并已积累一些经验。我们不妨借鉴这些 国家的一些成功做法，即扩展检察机关的职能，由检察机关 充当行政公益诉讼的公诉人，代表国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作为例外，在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时，辅之普通公民 [4] 提起行政公益自诉的主体资格。主要原因有 :第一，权力说 到底也是一种资源，它也存在追求资源交换，以追求自身利 益最大化的可能，无论这种利益的获得者是执法机关还是执 法者个人。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往往还会与检察权 联袂，导致最终利益真正的受害者还是公众，从而导致监督 体系形同虚设。第二，在我国，司法权力难以有效地制约行 政权，需要以公民诉权补充。在我国现行权力体制下，权力 结构上的隶属和依附关系，使地方司法机关无力抗衡地方行 政机关。因此，在受检举的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与检察机关 有利害关系，检察机关不能秉公执法时，以及检察机关无理 拒绝告发及合理请求或在合理时间不予答复时，为防止检察 权滥用，实现权利对权力制约，作为最后的手段，法律有必要 赋予普通公民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行政行为侵害 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三、界定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笔者认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应该充分考虑以 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行政诉讼法》中对行政诉讼受案 范围的规定，这是行政公诉人提起行政公诉范围大的方面的 限制；二是对公益性行政行为的界定，这是行政公益诉讼的 本质问题，也是行政公益诉讼与相对人提起的普通行政诉讼 区别所在。

(一)确定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总体要求

行政公诉受案范围应从直接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目的

出发，限于行政行为直接侵犯公共利益的案件，而对于行政 行为直接侵犯私人利益的案件，即使受害人不知、不愿意或 不敢起诉也不应纳入行政公诉的范畴，以利于高效、节约使 用公共资源。我们可以大致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公共利益 的界限:其一，利益主体的广泛性。在一定意义上，公共利益 可视为个人利益的积累，这种积累应达到一定的数量，如在 全社会和一定的领域内占有多数。如果仅仅是某个或某一

小部分人的利益，一般不构成公共利益。其二，利益主体的 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公共利益不能只为某些个人所特有或保 留，利益主体的增加不会减少原有受益人的利益。(二)行政公诉的受案范围

按照以上要求，参考其他国家有关规定，以下几类情况 应当明确地列入行政公诉的范围: 第一,侵害国家利益的案件，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国有

资产流失案件。国有资产流失通常披着合法的外衣，如当事 人通过合同形式将国有资产低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给予他 人，或者暗箱操作采取招投标的方式把一些重大工程发包给 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等。还有一种情况是政府的违法审 批行为。在我国，一些行政重复建设就是经由各级政府审批 出来的，一些“豆腐渣”工程也是审批出来的，个别行政机 关为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或所谓的面子工程，往往未经具 体细致的调查研究就决定对某片土地进行开发，之后又基于 一些非正常因素拖延对该片土地的开发甚至不开发，造成土 地的闲置和资源浪费。

第二,公害案件，其中首推环境污染案件。环境资源就

其自然属性和作为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要素来说，是全体公民 的共享资源和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对其任意支配、占有和 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6条的规定:“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 改善环境质量”，国家是基于全体共有人的委托而行使管理 权的，因而不能滥用权力，公民有权借助于包括司法程序在 内的一切必要手段来监督受托人的环境管理行为，如果政府 部门在防止污染方面不履行职责，执法不严，就应该依法承 担责任。其中违法性的行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违法不作 为，如对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的行为不依法处理；二是违法 的作为，如违法发放排污许可证、采矿许可证、采伐许可证等。第三,税务机关对偷逃税款的行为不予追究的不作为

案件。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税收是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 基础，没有了税收，从大的方面讲，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职能 无法实现;从小的方面说，没有了税收的支持，政府所能提供 的公益设施和公共资源便受到直接的影响，而每一个体所享 受到的服务也相应地受到影响，所以才会有人说，偷税实际 上是偷人家的钱。从这一意义上说，税收关系到每一个公民 的切身利益，对偷逃税款这一侵害全体国民利益的行为，税 务机关理应依职权主动追究，如果其不作为，则应提起行政 公诉，利用司法的力量促使行政机关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第四,行政机关某些违法的行政许可或决定。例如地方 政府为发展本地区的旅游经济，违法批准或决定在重点林区 建造游乐场等行为。现实的例子就有诸如某地政府不顾民 间舆论和专家意见，执意在五岳之首安装索道，使其雄伟的 气势和浑然天成的风景破坏无遗，但这些民众和专家在当时 除向政府机关呼吁外，全无一点更有力的阻却措施，在政府 机关为了经济利益置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于不顾时，这些“国 家所有者、资源的主人”只能徒呼奈何。对这些类似的问题 的解决，如若通过行政公诉的程序进行，则要有效和顺利得多。第五,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例如电信、铁路行业的

政策性价格垄断行为。我国的电信、铁路等垄断性行业虽几 经改革，但并未真正做到政企分开，为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而 居高不下的服务价格，混乱、随意的收费机制，严重损害了消 费者的利益。以铁路系统为例，虽然形式上铁路的经营管理 体制已实行企业化，但行业价格的形式却是政策性的，作为 行政硬骨头的铁道部是事实上的价格审批者和制定者。春 运期间，火车票价动辄涨价20%-30%，这种政策性涨价合理 吗?现在已经出现了诸如河北律师乔占祥状告铁路部门的 案例。

第六,部分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机关部分的违法行为都 以其内部的规范性文件为依据，正是这些本身不合法的规范 性文件给了违法行政行为以理由，使其表面上看去完全是在 依法行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几年前的农村基金会事件。由于行政机关非法许可农村基金会从事存贷款业务，不仅给 众多储户造成了极大经济损失，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而 且给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又如一些地方的行政机

关擅自制定一些规范性文件，对公民、法人实行乱收费、乱罚 款、乱摊派。因此从法律上否定抽象行政行为的效力，势在 必行，而抽象行政行为涉及对象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客观存在 的公共利益性，因此，对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审查的诉讼也可 提起。鉴于我国国情，目前可仅限于行政规章及其他行政规 范性文件。

第七，行政机关其他不作为或违法行政侵害公共利益 的案件。至于何种情况可以认定为行政机关侵害公共利益 行为可以参照其他国家的类似规定，比如日本规定的选举无 效诉讼，当选无效诉讼等，美国规定的反倾销、反垄断、反不 正当竞争案等应当由行政机关依职权处理，而行政机关不予 处理的行为等。

四、确立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特别制度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确立 以下几项特别的制度:(一)公诉优先制度

在行政公诉案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公诉与自诉的

重合情况，如某一行政行为既侵犯了某一特定相对人的权 益，同时又侵犯了公共利益，若该相对人为维护自身权益提 起行政自诉，而行政公诉人为维护公共利益又提起行政公 诉。在这种情况下，采“公权优于私权”的原则，由检察机 关提起公诉，但允许行政相对人作为当事人出庭，提出自己 的主张和请求，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利。

(二)法院庭前审查制度

法院在正式收到公诉人提出的行政公诉书后，应对起

诉的内容进行审查，以保证所控违法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 据，排除没有事实根据的起诉。必要时也可由人民法院和 人民检察院联合举行听证会，召集公民、法人及社会有关人 士，并在被告参加的情况下，在质证和辩论的基础上做出判 断，以决定是否进入实质审理程序。(三)举证责任的分配制度

在一般的行政诉讼中，被告负举证责任。行政公诉在诉

讼过程中，也应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公诉人对行政行为己造 成的损害事实或可能造成的损害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和充 足的理由，这样才能更加体现出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即行 政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纠正行政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对自己 的行为没有造成公共利益的侵害负举证责任，体现了对行政 行为进行监督和依法行政的宪政思想。

(四)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机的限制

为避免司法权过度干预行政，许多国家都规定了提起 行政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主要目的是给行政机关在诉前主 动纠正违法行为的机会，以减少不必要的司法干预。这种情 况称为对起诉时机的限制。如在日本的监察请求前置和美 国的穷尽行政救济实际上都是要限制提起诉讼的时机。(五)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的时效制度

由于行政行为高效性的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

政行为时依法又应同时告知相对人诉权，因此行政诉讼时效 一般都相对较短。但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因不直接 涉及个体利益，行政机关又无告知的义务，并且许多行政行 为对公共利益产生危害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 来，如我们常常私下讨论到的某些抽象行政行为的规定只有 在和具体事件相结合时才能反映出其违法的一面，如果有时 效的限制则不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

(六)给予控告者奖励的制度

可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让败诉的被告支付控告 ①

者一定的费用，以促进公众关心公共利益。

五、结论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

是可行的。由于现代行政的多元化及复杂化，各国行政诉讼 中原告资格日益扩大，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的公益诉讼 代表人有公民和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应当界定 为“行政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个人认为行政机 关或法律授权组织所实施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公共利益，以维 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依法进 行审理和判决的活动。”公益诉讼制度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 行为的一种司法弹劾，是运用司法手段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 利益，规范一切组织和个人的行为，防止违法行为逃脱法律 制裁，从而促进人们自觉守法，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和权威性。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要出于对正义的追求，对完 美、和谐社会生活的需要，要求司法机关惩恶扬善，维护社会 正常秩序或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这种爱国精神、追求正 义的勇气和胆量及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当然应受到支持和 鼓励。为社会公益立法，让每一位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公 民能够勇于在法律的旗帜下，为社会公益陈述和辩护，应当 成为我们推进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放宽公益诉讼原 告资格，开放公民诉讼，规定公民可以纳税人身份就政府机 关的行政权行使行为及公务员与行政权行使有关的行为，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将行政权行使内容纳入司法审查，设立“公益诉讼”基金，建立“援助公益诉讼”制度，对胜 诉后的公益诉讼原告予以重奖等等。总之，对于行政公益诉 讼的法律设计，首先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对行政公益诉讼做原则性规定，可以 这样说，行政公益诉讼的确立，将在制度层面上为宪政的确 立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以宪法规定为指导，对行政公益诉 讼在行政诉讼法中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从而构建我国的行 政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参考文献: [1] 黄海华.检察权与行政权的碰撞——论我国行政公诉制度的建立 及其理由[J].研究生法学，2002（1）:97.[2] 赵许明.公益诉讼模式比较与选择[J].比较法研究，2003，（2）:113.[3] 李艳芳.美国公民诉讼制度及其启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2）:68 [4] 王彦.论公益行政诉讼制度的构建[J].法学论坛，2002 ,（5）: 66.责任编辑：郜尔彬

第五篇：我国与世界天然橡胶供需同步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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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世界天然橡胶供需同步性分析

作者：魏宏杰 莫业勇

来源：《新农村》2011年第02期

摘 要：我国天然橡胶对外依赖度高，国际市场能否稳定供给是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利用我国与世界主要天然橡胶进出口国的1985-2008年间的产量与消费量数据，分析了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天然橡胶产销波动的关系，认为国际市场的供给是可以满足国内需求的，但存在潜在供给风险。

关键词：天然橡胶 生产 消费 同步性

一、引言

随着橡胶工业的快速发展，国内对天然橡胶的需求与日俱增。2001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橡胶消费国，消费量（含复合胶，下同）为136.1万吨，占到世界天然橡胶总消费量的18.6 %，到2008年我国的消费量达到274万吨，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印度三国消费量之和，占世界总消费量的比例上升到了28.7%。而国内产量仅从2001年的47.8万吨增到2008年的54.8万吨，需求缺口不断拉大。天然橡胶已成为继石油、铁矿石以及有色金属之后又一大宗紧缺性资源。

图1 1995-2008年我国天然橡胶产量与进口量变动图

数据说明：天然橡胶进口量数据中包含复合胶数量，复合胶中天然橡胶量含量按95%计，数据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海关统计，产量数据来源于农业部南亚办统计资料。从图1可以看出，2000年以前我国天然橡胶进口量基本上与国内产量持平，2000年以后，进口扩张加速，每三年上升一个台阶，2008年达到了国内产量的4.3倍，自给率仅为19%。

面对天然橡胶的大量进口，农业部及我国学者提出了天然橡胶安全和预警问题。2002年起，农业部委托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开展天然橡胶产业预警预报工作，以系统动力学理论为基础，研制了产业预警模型。柯佑鹏、过建春从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角度来探讨天然橡胶安全的涵义和内容、影响因素与指标体系，提出自给率的警戒线为30%[1，2]，并选择进口数量影响指数、进口价格影响指数和产地库存影响指数三个指标尝试建立产业预警预报系统

[3]。许海平，傅国华对天然橡胶安全问题的内涵基本上与柯佑鹏、过建春一致，指标体系由柯文[1]中的库存安全系数、自给率（对外依存度）、消耗增长系数三个指标扩展到七个指标，加入了产量波动系数、需求量波动系数、价格波动系数、消费弹性系数四个指标。曹旭平、沈杰等人选取了许海平、傅国华文中的五个指标，并赋予了不同权重，用其加权和作为安全度的综合度量值。他们的研究结果认为，大量进口损害国内天然橡胶安全，自给率降低，远

低于30%的安全警戒线，为提高安全系数，一要提高国内产量，二要控制适当的天然橡胶消费增长率。另一种意见从橡胶工业的角度出发，认为天然橡胶进口是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的一种正常现象，过高的关税保护导致复合胶的大量进口和天然橡胶走私，实际按20%关税进口的天然橡胶比重越来越低（莫业勇，黄华孙，2009），应降低税率。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及，为适应橡胶工业的发展，应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但是国际市场能否提供稳定的供应，这是我们所关心的，即研究我国天然橡胶生产和消费与世界的同步性问题，尤其是我国的天然橡胶消费波动与世界生产波动的同步性。如在国内消费处于波峰年份时世界天然橡胶也增产，而当国内消费处于波谷年份时世界天然橡胶也减产，这样来看，我国从世界市场获得天然橡胶的风险较小，反之，则风险较大。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国天然橡胶消费波动与世界生产波动呈较强的负相关性，是我们最需要担心的问题。我国天然橡胶需求上升时，而世界天然橡胶供给在减少，那么，我国从世界市场获取天然橡胶将面临较大的价格风险。因此，研究我国天然橡胶生产和消费与世界的同步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数据来源和波动的度量

目前，天然橡胶生产国主要包括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印度、越南和中国六个国家，1985-2008年间，它们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约为90%。天然橡胶消费国主要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印度、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韩国,占世界总消费量的比重由1985年的50%上升到2008年的75%，其中印度的产量和消费量基本保持平衡，国际贸易量较少，因此，在本研究中，不予考虑。中国的产量数据来自农业部南亚办统计资料，消费数据包含天然橡胶和复合胶，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海关统计，其它国家及世界的生产与消费数据均来自IRSG公布的《Rubber statistical bulletin》。

常用的波动测定方法有速度法和剩余法两种。速度法是直接采用变量增长率作为其波动的指标，该方法直观易于理解，但不能有效剔除长期趋势，测定结果易受到相邻年份数值波动影响。剩余法要先选用某种方法将长期趋势分量提取出来，剩余部分即为波动分量，常用的分离方法有移动平均法、线性回归法等。滤波法也是一类重要的分离方法，计算方法较为复杂。现有文献较常用的滤波法有HP滤波法，它是长期趋势的拟合效果与平滑程度的折中，拟合效果要优于线性回归法。

从图1中可以看到1985~2008年世界及各国天然橡胶产量与消费量的长期趋势呈现出非线性特征，故本文选用HP滤波来测定波动的大小。在计算时先取产量（消费量）的对数值，在对其进行HP滤波，则所得到的剩余量即为波动率，它表示实际产量（消费量）和趋势产量的差值与趋势产量的比值。

图1 世界及主要国家天然橡胶产量和消费量（1985~2008）

三、波动的同步性分析

可以通过计算波动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来考察生产波动、消费波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同步性。在考察生产波动时，如果各天然橡胶主产国产量波动的相关系数较大，且为正向相关，即存在同步性，那么利用国际市场的风险相对较大；反之，利用国际市场的风险就比较安全。根据计算，我国天然橡胶产量波动与除中国外的其它国家天然橡胶总产量波动的相关系数为0.13，这表明我国天然橡胶生产波动与除我国外的世界天然橡胶产量波动不相关，即不存在同步性，意味着我国天然橡胶减产时，其它国家天然橡胶的总产量未必减产，而国内产量增加时，其它产胶国的总产量也未必增加。但是我国与世界其它国家这种生产波动的总体相关性，不能代表与各主要产胶国之间的相关性，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则是我国天然橡胶进口的主要来源地，其它国家的进口比重还不足1%。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我国天然橡胶产量波动与四大进口来源国产量波动的相关关系，见表1。

表1 我国与主要进口来源国天然橡胶产量波动的相关系数

从表1中的计算结果来看，我国天然橡胶产量的波动与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0、-0.04和0.12，其绝对值均小于0.3，认为是不相关的；而与越南的相关系数为-0.4，呈低度负相关关系，产量波动有一定的互补关系。从表1还可以看出我国天然橡胶的主要进口国之间产量波动的相关性，除马来西亚与泰国、印尼的产量波动呈现中度正向相关外，其它几个进口来源国之间均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这就意味着主要进口国之间的生产区域互补性较强。总体上看，虽然我国天然橡胶的进口来源区域分布比较集中，但是产量波动的同步性较低，主要进口来源国的产量波动呈现不同的特征，有利于国际市场的动态平衡，我国橡胶工业用胶需求的对外依赖比较安全。

用同样方法来考察天然橡胶消费大国消费量波动的相关性。如果我国与其它消费大国的相关性高，说明我国需要进口天然橡胶时，其它消费大国消费量也增加，依赖国际市场解决国内供需缺口的风险加大，反之，风险较小。测算得出，我国与除我国外的其它国家天然橡胶消费量波动的相关系数为-0.01，即不存在相关性，这意味着我国进口天然橡胶并未与其它消费大国形成竞争。表2给出了天然橡胶消费大国之间消费量波动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我国天然橡胶消费量的波动与其它消费大国的相关程度存在差异。我国与韩国天然橡胶消费波动呈低度正相关关系，但与马来西亚呈低度负相关，而与美国、日本、泰国和印尼等4个国家的相关系数较小，认为不存在相关关系。这表明韩国与我国在天然橡胶国际市场上竞争性较大，马来西亚则与我国存在互补关系，而其它四个消费大国与我国没有表现出竞争性。从表2还可以看出其它消费大国消费波动的相关性，最值得关注的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国的美国，它与别国的相关系数均为负值，其中与马来西亚、印尼的消费波动相关程度为低度负相关，而与日本、韩国、泰国为不相关，这表明美国的消费波动与主要进口国的消费波动存在着互补性。日本作为第三大天然橡胶消费国，与泰国、韩国的消费波动相关程度均为中度相关，与印尼也达到了低度相关，说明日本的消费量出现波峰时，它们也将随之增加，存在着竞争性关系。中国、美国和日本相互之间的天然橡胶消费波动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3，这表明它们在国际市场上既不存在竞争性，也不存在互补性。

表2天然橡胶消费大国消费量波动的相关系数

最后考察主要消费国的消费波动与主产国的生产波动的同步性。若相关系数较高，表示消费国出现消费高峰（低谷）时，生产国正好处在产量波峰（波谷），依赖国际市场满足国内需求风险较小；反之，则风险较大。我国天然橡胶消费量波动与除我国外的世界天然橡胶总产量波动的相关系数为0.43，呈现出同步性，这意味着我国利用国际市场的风险较小。表3给出了天然橡胶主要消费国消费量波动与生产国产量波动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中国的消费量波动与主要进口来源国马来西亚、泰国的产量波动的相关程度分别达到了中度相关和低度相关，与进口比重相对较低的印尼和越南分别是不相关和低度，与本国的产量波动也不相关，这表明我国天然橡胶消费与马来西亚产量波动存在较高的同步性，与泰国有一定的同步性，而与进口比重较低的印尼和越南不存在同步性，略显错位现象。美国的消费量波动则与主要进口来源国的产量波动均不相关；日本的消费量波动与主要进口来源之间达到了中度相关；韩国的消费量波动与马来西亚呈低度关联。当今天然橡胶生产大国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也正在步入消费大国的行列，其中泰国的消费量与产量波动达到了中度相关，印尼为低度相关，它们因国内消费量增加而加强出口限制的可能性较小。而马来西亚虽然国内产量与消费量波动不同步，但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消费量波动呈现出中度或低度相关，这意味着马来西亚天然橡胶遇到丰年时，中日韩三国增加进口，满足需求的情况较多，国际市场的需求可以减少因产量增加使价格下滑的风险。

表3 世界天然橡胶主要消费国消费量与生产国产量波动的相关系数

四、结论

从以上对我国及有关国家的历史数据分析来看，整体上讲，我国天然橡胶产量波动与除我国外的世界其它国家天然橡胶总产量的波动没有同步性，消费量波动与除我国外的世界其它国家天然橡胶总消费量波动也无同步性，而与除我国外的世界其它国家天然橡胶总产量的波动具有同步性。具体来看，我国产量波动除与越南产量具有互补性外，与其它国家无相关性，区域独立性较强；我国消费与韩国消费具有竞争关系，而与马来西亚生产呈中度同步性，与泰国呈低度同步性。

由此可见，我国消费与马来西亚、泰国主要进口来源国生产的同步性，不会使我国因国际货源短缺而加大价格风险与进口不足，从这一点上来说，我国天然橡胶的总供给风险不大。但是我国的进口策略应适当改进，不能过分集中于国际天然橡胶联盟，特别是马来西亚，其消费量也在逐年增加。我国天然橡胶受土地和环境限制，供给量难于快速增加，因尽快落实“走出去”战略，从而更好地维持国际市场的供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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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柯佑鹏，过建春．关于我国天然橡胶安全问题的思考．中国农垦，2006，2.[3]柯佑鹏，过建春．初探中国天然橡胶预警预报系统的建立．林业经济问题，2006，26(5)：401-405．

[4]许海平，傅国华．我国天然橡胶安全问题的安全指标的探讨．中国农垦，2007,6：33-34．

[5]曹旭平，沈杰等．中国天然橡胶安全的预警系统与实证测度．资源开发与市场，2009,25(9)：798-800．

[6] 莫业勇，黄华孙．贸易政策变化与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思路．中国热带农业，2009.4：8-11．

作者简介：魏宏杰.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天然橡胶产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