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探析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研究与分析
探析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
摘要:一百年来,传统司法制度几乎被视为落后和守旧的代名词而被束之高阁,移植西方法律以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成为法学界的主流思想。反思历史,正视现实,我们会蓦然发现传统司法制度依然具有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即文化认同、补充国家制定法与司法改革的借鉴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肇始于20世纪初的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一百年来,我们沉迷于法律移植的喜悦之中,认为移植西方法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本土资源”学者大声疾呼之后,学仁开始反思我们移植的西方法律是否契合于中国本土文化?是否会产生水土不服问题?为此中国的传统司法制度对建设法治国家而进行的司法改革到底有无价值?若有,又有哪些价值?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不无裨益。时下存在一种悖论,即过度强调现存司法制度各种问题形成的历史成因,忽视了现实中各种外在社会制度和观念对司法制度的消极影响,从而把现实中的一切司法问题推卸于古人,而忽略对现有制度和观念的批判和改造;二元对立的理解东西方司法制度和法律文明,凡是西方的司法制度就是先进的、文明的、合理的,只要是传统的司法制度就必然是落后的、黑暗的、不合理的,从而在实践上盲目移植西方司法制度,否定传统司法制度,忽视对传统司法资源的创造性改造和对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的本土转化。基于此,探讨传统司法制度对当代司法改革的价值就有其必要性。
二、当代司法改革需要反思传统司法制度
法律就其功能而言是用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和调节各种社会矛盾的,但其自身的变革却往往更依赖于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这一点对于后发国家的法律现代化而言尤为重要。清末修律、国民政府的法律改革之所以最终失败或流于形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法律改革者们往往倾向于关注法律自身的变革,而忽视了与之相配套的外在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培育。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法律变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成功地处理好了这一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历史,联系现实。窃以为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该从司法制度自身的变革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两个方面着手并使之有机结合起来。
任何司法制度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于社会当中,而是与其外部社会环境处于经常的互动之中。司法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它对司法变革的推动往往比学理上的争论和道理上的说教来得更为根本、持久与现实。因此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要彻底实现司法改革,必须重视与之相匹配的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具体而言应该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方面,继续深入健全和发展自由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发达的、自治的“市民社会”,逐步建立起能真正表达并切实维护不同阶层利益的群众自治团体和社团组织;政治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动中国的宪政进程,从体制上解决行政权、党委及其他拥有权力的集团和个人对具体司法审判直接或间接的干预,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和依法审判;思想文化方面,大力培育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和法治观念。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司法变革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综合性社会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通过仅仅抓住某一方面的变革而毕其功于一役。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重司法制度本身的变革,使之符合并更好的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司法制度已经运行了数百年并在逐步演进中日臻成熟,与世界发展的一般趋势相吻合。而中国属于后发型国家,对于这一人类文明成果我们当然可以有鉴别的拿来为我所用。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可以完全忽视自己民族的传统司法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从法律移植和法律融合的角度讲,吸收西方先进司法制度的同时不应忽视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孟德斯鸠说过:“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威
尔逊也曾说过:“凡法律非能通万国而使同一,各国皆有其固有法律,与其国民的性质同时发达,而反映国民的生存状态于其中„„” 这倒不是要否认法律移植的可行性,而是说如果想使法律移植尽可能的达到预期效果,移植时必须考虑移体和受体之间的相似性。如果移体和受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社会环境方面越相似;两者之间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越相似,功能越互补,法律移植的成效就越明显。另一方面,法律移植的关键在于本土化(即法律融合)。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必须融入受体的法律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社会功效。史记中有一段记载恰好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三、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
从中国传统司法制度自身而言,在当今社会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有些学者认为传统司法制度的很多内容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截然相反,即便有一些表面上看似合理的规定,但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却并不执行。有学者曾说:“有规则是一回事,怎么实行又是另一回事”,这样的论断很有代表性。当然这些学者得出这样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传统司法本身的制度规定与其实际运作不是同一概念。传统司法制度为什么在实行过程中变成“另一回事”,除了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漏洞之外,恐怕更应该批判阻碍甚至扭曲制度发挥作用的一些法外因素,诸如社会政治体制、传统社会文化,以及一些学者所讲的“社会潜规则”。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以为在今天的司法改革过程中传统司法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司法制度容易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心理认同。毋庸质疑,我国司法变革的一个重要资源是西方运作成熟的先进的司法制度,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移植是不可避免的必然途径,但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否成活,能否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关键在于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否实现本土转化,能否将其
融入中国社会的制度和文化之中,为人民大众所认同并自觉遵守。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司法制度恰恰可以提供一些有益功用和价值。
首先,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都存在于自己所熟悉的传统和习俗之中并以此为基础发展的。传统和习俗不是保守的代名词,它向人们提供了某种身份与认同,提供了一种归宿感和安全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对传统和习俗的认同和依赖远远超过新生事物,并且他们对新生事物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站在传统和习俗的角度和立场上的。其次,中西方司法制度虽然风格迥异,但它们最初是对不同社会所面临的相同问题所做出的解决方式,因此它们存在许多暗合与相似之处。诸如死刑复核制度、告诉制度、自首制度、军民分诉制度、诉讼时效制度、证据制度、回避制度、鞫谳分司制度、翻异别推制度、录囚复察制度、诉讼代理制度和诉讼强制措施等等。这些制度在当代有没有借鉴价值另当别论。至少通过研究、分析这些制度上的暗合与相似之处,通过立足于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和司法制度来学习和理解西方的司法制度;运用西方先进的司法制度,结合本国实际,重新阐释和改造我们传统的司法制度。这样可以使我们对移植过来的陌生的西方司法制度有一种认同感和亲和力,使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并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
第二,传统司法制度与移植的西方法可以起到互相补充作用。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独特的法律资源优势,西方司法制度也并非就尽善尽美、完美无缺。实际上基于天人相分、个人本位、权利至上等观念建立起来的西方对抗式司法正面临着“诉讼爆炸”的窘境,同时中西方司法实践证明诉讼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争议,有些案件用审判方式解决也不一定最好。而被西方人誉为“东方经验”的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的调解和调停制度,一方面既照顾到当事人要求明辨是非的心态,同时又一定程度上避免当事人之间撇开面子,甚至反目成仇的现象发生。这对西方司法制度恰好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此外,传统司法审判中国家制定法与成例、断例(典型司法案件汇编)相结合;官方成文法和民间习惯相结合的“混合法”模式 也为世人所称道。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社会生活中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人们的行为也是多层次的,因此想要制订一部囊括调处某种社会关系所有社会行
为的法典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传统司法的“混合法”模式则较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模式强调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依法判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官可比照适用类似的成例、断例;在民间风俗和习惯不违背国家制定法的前提下承认其相对的法律效力。这样的模式一方面可以“以例补律”,使现有法律体系尽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成文法与民间习惯相结合,既维护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又使当事人真心接受判决,易于执行,可以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同时司法过程中把民间习惯、成例、国家制定法有机联系起来,既有利于补法之不足,又为新的法典编纂和法令制订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从西方司法实践来看,很多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也都承认习惯的相对效力;大陆法系吸收判例法的经验,英美法系借鉴成文法的立法模式,两大法系在法律渊源上日渐趋同,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司法中“混合法”模式的合理性。
第三,传统司法制度可以为当代司法改革提供借鉴。中国有几千年辉煌灿烂的法律文明史,曾经创造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虽然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它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其中也不乏糟粕性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司法制度就一无是处,应该全盘否定,相反其中有许多我们可以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譬如,古代法官责任制度、调解制度和法官审判可以参照成例、断例等制度在当代有其值得借鉴的地方。简易灵活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对今天的司法实践,尤其是在法治各项配套机构和制度严重滞后和不健全的广大老少边穷地区有着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更多的传统司法制度的当代借鉴价值还需要我们在实践和研究中进一步发掘。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毋庸置疑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传统司法制度中能借鉴的东西远无法与西方司法制度相比,但也不能对其全盘否定,一竿子打死。这是因为任何的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有其产生的历史依据,我国现有的司法制度存在的很多问题,与传统司法制度和法律文化不能说不无关系。因此通过对传统司法制度的产生、发展、运行及其背后的各种制度和文化因素进行深刻的研究和反思,这样我们就能更全面准确地把握现有司法制度及其外部社会环境的缺陷,明确司法改革的重点和方向,从而有选择的向西方学习,而不是盲目照搬,使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更好地发挥出它的社会功效。这一点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结论
继承与创新是时代永恒的主题,对待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如此,对待今天的司法改革依然如此!我们今天进行的司法改革和法律变革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社会工程。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在回顾西方数千年法律历史时所做出的评述:“(法律的)演变和改革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保留几百年前的某些标准,遵循祖先的某些习俗和传统,是理智的,也是必须的。” 面对这一宏大的社会工程及改革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多错综盘结的复杂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应对,方能逐步推进中国法制的现代化的进程。
第二篇:中国传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论文——《易经》与天人合一
《易经》与天人合一
XXX 学号 xxx一班
摘要:文章简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意义与基本内涵,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与《易经》的关系。并从“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的方面探讨了“天人合一”思想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关键词:天人合一;生活和谐;古代哲学;卦;生活 引言:
《易经》是我国一步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同时,他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1]
然而,《易经》并非只有帝王、术士才能取去研究的,实际上《易经》所包含的东西太多了,它所阐述的易理不仅适用于统治者和政治、军事家,而且适用于全体人民,它一阴一阳的排列组合,保罗了时空万象,阐释了天人义理,可以说它就是宇宙的真理的体现。因此可以说,《易经》阐述的是万物的普遍规律,是一本由古老而深邃文化沉淀出来的经典之作。
实际上,大部分人并不是专门专注于文学和传统文化研究的,对于普通的群众而言,他们更关心的往往是日常生活上的事宜。但是,《易经》依然是指导人们美好生活的“引导者”。其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将它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必然能使得生活更为舒适和和谐。本文将简单阐述《易经》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并试图将它的理念与日常生活结合,描绘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
正文: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古老的命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源远流长。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为历来的思想家所重视,道、儒、佛家都不例外。
而《易经》的根本,在于帮助人找准自己的位置,它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合一,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易经》中,乾、坤二卦代表天、地,而天地引申开来也分别有各自的含义。天泛指地面以上的整个天空,又可以代表天地整个自然界,而地则是人类来已存在的家园,是一切生命得以存在的基础。[2]
一、何谓“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一种宇宙思维模式,所指的是与宇宙自然界的生生之德完全
合一的存在状态。是天、地、人和谐相处的一种表现,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追求天、地、人构成的整体的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
二、《易经》中的“天人合一”
下面将简单分析《易经》六十四卦中的乾卦和坤卦,以此来分析《易经》中天人合一中天地人中的天与地。
乾为天,包罗万象宇宙无边,虽然运行有序,但高深莫测。乾,元亨利贞,象征着天,而我们就生长在天地之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此我们应该要顺天道而行,以自然环境为依托。融入自然,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从不停息地以求得共同发展。
坤为地,一般认为包容、顺从、忍耐、柔顺是它的主要内涵,但其最大的特点是负载万物。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实际上,地一直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人们在地面上
耕种粮食,安居乐业,人类自古就把大地比喻为哺育自己成长的母亲。因此,天、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依靠,因此人要继续在自然界中生存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与自然也就是与天、地的关系。
三、“天人合一”的内涵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可以看成中国传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最高理想。
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天人关系的探讨,涉及了天命与人事的关系,人性与天道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多个方面。所以“天人合一”思想是多层次、多方位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将“天人合一”就简单地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坚持辩证的基本方法,既要从宏观方面在整体上把握其丰富的内涵,又要从微观方面对其复杂内容加以具体的科学分析[3]。但至少“天人合一”包含了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三个方面。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第二,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应服从普遍规律。第三,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第四,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协调。
“天人合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是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个方面[7]:
“天人合一”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传统。“天人合一”有对天人关系原生状态肯定的意味,人是天的产物 ,肯定自然界先于人的本原地位。中国文化所强调对大自然的回归,进而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即血缘关系,纳入伦理当中,使道德的规约作用突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道德文化。“天人合一”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性思维的。“对人与自然未分化的合一所进行的整体观使得中国文化有着对整体、群体的认识。”
“天人合一”导引出中国文化“内在超越”的精神追求。中国哲学中强调“天人合一”不仅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也有人是“天”的产物、自然的产物、人能认识自然的意味。《中庸》讲‘天命之谓性’,意即天命内在于人心之中,人把自己内在的德性发扬出来,就是阐明天道的一种方式,人对自然的理解依靠人对自己的本性以及生生不息之源的体证。孕育了“内在超越”这一中国文化最深刻的智慧。
四、总结
《易经》是中国人们对自然宇宙探索和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其中“天人合
一”的思想是一种宇宙的思维模式,他帮助我们在万变的环境中找到本我,找到与环境想适应的那份宁静,怀着这种宁静的心态,我们能够沉着应对各种变乱,这为我们谱写属于我们的和谐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天人合一”思想左右着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的命题之一,它强调人自身、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它的意义在于要求解决人与整个宇宙的关系问题。
“天人合一”思想对现代的价值,在于深刻的揭示这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影响哲学界,同时也是生态伦理与人伦道德体系的建设的基础,并且对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五、参考文献:
[1]祖行.图解易经——一本终于可以读懂的易经[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 [2]祖行.图解易经——一本终于可以读懂的易经[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26-27 [4] 孙江.东西方哲学传统与科学的自然观[J].法学杂志,2009(01).
第三篇: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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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文学院吴洁
[摘要]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对中国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应当推动反贪立法,不断健全廉政制度;多设监控渠道,不断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官德建设,不断增强执政能力。
[关键词]传统廉政文化;现代价值;实践意义
一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廉”在古汉语中是指堂屋的侧面,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用通俗的语言对这一含义做出了明确表达:“堂之侧边曰廉,故从广”[1]。由于“堂之侧边”的特点是平直、方正、有棱角,因而“廉”又做正直、方正、干净、节俭等道德含义之解,从古至今,“廉”都表达着人们对待财利的一种正确态度,其基本要义是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而“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2],即正直公道的基本原则是治理一方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可以将廉政理解为一种源于传统清廉观的为政之德和政治氛围,而廉政文化,则正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并与之形成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和风气都产生了行之有效的促进,并对中国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极端低下,氏族和部落首领还没有什么特权意识,却有着强烈的为民父母的原始公仆意识,他们不仅广泛听取民众意见,而且以戒言、铭言诲人律己。尧曾有过有“尧戒”:“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址”,[3]认为继承人必须有极好的德行,必须能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而不后退,因为日后他是千万臣民的公仆,而不是高压于人上的至尊。舜也曾告诫他的臣子要清明正直,并每三年对公职人员进行一次考核,清正廉明的就升迁,否则就降级。上述可谓中国廉政思想文化的最初萌芽,说明“廉”作为一种朦胧的为政道德活动,已经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
“廉”作为一种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后,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及贪贿现象的盛行应运而生的。商朝提出重民用德,不任用贪财聚货的人,而任用努力为臣民生财造富的人。周朝清醒的认识到夏商灭亡的原因在于暴政压迫和贪污腐化,倡导勤政廉政,并采取了保民、任贤和勤政等措施,认为一个明智的统治者应当尽力接触小民,了解他们的疾苦,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这种勤政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可贵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大变动和文化大繁荣,廉政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管仲在《管子?霸言》中明确提出了“以民为本”的论点,认为既然人情是欲利而避害的,为政者必须能顺民所欲,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使人民得到快乐、富贵、安定。孔子、孟子等这一时期的儒学大家也是廉政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并实践着廉政文化。孔子认为,为政者欲把政治搞好,就要自身廉洁,不以权谋私,为民做出榜样。孟子则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认为人民才是国家中最可贵的,人民是政权之本,而国君的地位完全次于人民,并且还提出了给民以恒产,施教化,救济穷人等具体措施。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半封建社会中,由于阶级社会的本质所限,社会战乱不止,衰世
长而盛世短,贪污腐败现象在历朝历代的官场中长期盛行,但真正的清官、廉吏和博学志士依然坚守着清廉之志,不断发扬着优秀的廉政文化传统。
战国时期的商鞅认为国家的法令应当统一,并使其家喻户晓,这样违法乱制的举动就无处藏身,官吏也就不敢枉法为邪了。西汉的贾谊创立了自己的民本思想体系,认为“廉”是为人为官都应具有的一种道德品质,为政者必须注意自己的品行,作为国君要做到“闻善而行之如争,闻恶而改之如仇”[5]。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是一位仕途并不如意的政治家,但他却在充分了解民族和封建官僚机构种种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去贪致廉的措施,如举贤进能、量才授职、厚禄均俸、养廉去贪,并实行不速迁、不久次的任官政策,这些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对现今的反腐倡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6],虽屡遭贬黜,仍然奋进不息,其一生为政清明、勤劳奉公,个人生活也十分节俭,他未给子孙留下什么遗产,却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廉政思想和实践在当时有着明显的进步性,诸如精简机构、抑制侥幸、裁减冗官冗费在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而宋代的欧阳修则提出“廉”应当是为官者应具备的根本道德品质,如果因为利欲熏心而不能保持廉德,那么也就丧失了其从政的个人品质。明朝的海瑞一生宦海浮沉、坎坷不平,但却为官清廉、秉公执法、为民伸冤,深受百姓拥戴,被誉为“海青天”,他认为要彻底扭转官场中的贪污腐化之风,在提倡廉洁奉公的同时应大力严惩贪官,对贪赃枉法者处以重刑,同时鼓励百姓对贪赃官吏放胆来告,并且能在权贵面前严格依律秉公执法,这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是十分可贵的。
二
纵观我国古代的传统廉政文化,从仁义廉耻的从政道德到节俭重民的优秀品德,从举贤任能的用人之道到克己奉公的修身之志,从公正无私的执法态度到心忧天下的鸿鹄之志,我们不难看出其深刻内涵和重要影响。作为弥足珍贵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为当今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支持,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和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1、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首先,传统廉政文化经过历代人们的探索、加工和改造,在不断与贪污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发展、深化,形成了带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内容,许多已融入到现代思想文化中、渗透到各个行业领域。中国古代民贵君轻、勤政廉政等思想文化已为人们所熟知和倡导,成为当今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和思想源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很好地继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一以贯之,并不断发扬光大。因此,传统廉政文化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根基所在。
其次,在我国,传统文化在人们心中的影响根深蒂固,有着强大的习惯力量,而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传统廉政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更是对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爱民厚生”等传统廉政思想引导、激励人们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自觉地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观,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因此,传统廉政文化也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不断深入开展的潜在动力。
此外,中国传统的廉政文化尽管有着丰富的内容,但也不全是精华,也有着消极的方面,如传统的廉政文化中有许多针对官员的廉政建设思想,但却缺少对专制君主廉政勤政方面的监督,各种廉政思想、措施的出发点往往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人民仅被视作统治的对象和权力斗争的工具,就连民本思想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固封建统治。对这些糟粕,我们在丢弃的同时也应了解其历史原因和阶级局限性,并加以总结,从而不断提
升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水平。
2、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传统的廉政文化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有着巨大的影响,深得民心,传统廉政文化的长期熏陶和真实的历史教训,使得人们充分认识到:官员的廉洁勤慎与否,历来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所在,反腐倡廉应当是当前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工作,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只要我们在全社会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形式弘扬传统廉政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必能赢得人民群众对我们反腐倡廉工作的支持。
其次,传统的廉政文化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智力支持。我国的传统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其中意义深刻的廉政思想和卓有成效的廉政制度都很值得我们在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中加以借鉴和运用。比如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思想和多层次监察的意识,以及设官分职、激励勤政的官僚制度等传统廉政文化中的精华所在之处,对我们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很有借鉴意义。
最后,传统廉政文化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形式。几千年来,在我国廉政文化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教导方法和灌输方式,并深得群众的喜爱,比如格言、传说、戏曲、诗歌、小说等形式,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又宣传了廉政思想,震慑了贪官污吏,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很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借鉴。此外,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所注重的一些人伦道德和修身原则,如淡薄寡欲、见利思义、克己奉公、勤政爱民等,都可以运用到当前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工作中去。
3、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对我国的官德建设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首先,传统廉政文化有利于清廉价值观的形成。“公仆意识”是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当代清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领导干部最大的官德。在官德建设中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培养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可以增强其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从而遏制消极腐化观念及其行为的发生与泛滥。抵制消极腐朽文化对人的侵蚀,有利于清廉价值观的形成。作为领导干部,只有在心目中确立了廉政文化的主体地位,才能树立清廉的价值观,自觉反对和抵制腐败诱惑。
其次,传统廉政文化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自我约束能力。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约束、规范、引导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我国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不但包含着古代廉吏的高尚品格和浩然正气,还包含了种种廉政制度规范,其一旦根植于官员的心中,将起到法律制度和空洞的廉政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挥传统廉政文化潜在的熏陶、引导、渗透作用,才能感化、优化党员干部的从政行为,使其树立不愿腐败的思想观念,不断增强自我约束力。最后,传统廉政文化有利于遏制腐败风气的蔓延。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廉政文化所包含的精神理念、价值观、道德观、道德准则一直按照自身的传播规律和渠道,深深地影响着社会成员,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人们,直到今天,包含着清廉价值观等诸多内涵的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仍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评价周围的人和事,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污腐败等不良风气的蔓延。
三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在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的同时,也应充分发挥其现实作用,在实践中加以继承和发扬,进一步推动我国廉政事业的发展。
1、推动反贪立法,不断健全廉政制度
在皇权支配一切的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十分重视通过制定重法严肃官纪,从《秦律》
开始,就规定了详细的以惩治渎职和贪污腐败为主要内容的法规,对各级官吏的违法行为都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以轻罪重罚为特色的惩罚标准;两汉时期有《刺史六条》、《三互法》等专门的监察法规,分门别类地针对各种贪贿行为予以惩治;在明代,更是出台了惩治贪污的特别刑事法规《大诰》。这些法规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贪欲的膨胀,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目前我国的腐败案件呈高发态势,立法上虽然在《刑法》第八章中对贪污腐败犯罪做出了相对严厉的惩治规定,但却缺少有关的程序法保障,给证据采集、案件侦查、法庭审理带来不便,从而导致了办案效率低下,警示教育作用甚微。因此,我国亟待出台一套较完整的惩治贪污腐败犯罪的专门法规,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及办案程序做出比较周全、缜密、具体的规定,明确区分罪与非罪,从严规定有罪标准和处罚措施,从而才能有效地威慑隐形犯罪和预谋犯罪;另一方面,专门法的制定也能够方便人民群众了解和举报腐败罪行,有利于执法机构及时立案查处。
2、多设监控渠道,不断强化监督机制
近年来,众多政府监督部门的高官、反贪局长的纷纷落马,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谁来监督监督者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完整的监察机构和完备的监督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依赖监察机构,尤其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对监察机构、监督者的监督不可或缺。从我国由古至今几千年的反贪实践来看,人民群众无疑是最公正、最称职、最积极的监督者,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贪官污吏的斑斑劣迹绝不可能逃过民众雪亮的眼睛。历史上无数贪污腐败的大案都是在人民的检举揭发下败露的。两汉时期就有授权民众进京告发地方官吏横行不法的“言变事”制度,甚至把民间舆论即所谓的民谣作为陡黜官吏的依据之一。因此,我们应将人民群众的监督纳入到现有的监督体系中来,不仅要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工作,而且要通过法律对相关程序加以明确,在保证人民行使监督权力的同时保障好监督者的人身安全。目前在我国检察系统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便是很好的监督形式,并且也取得了良好成效。此外,我们还应加强立法、行政、司法等各自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之间的合作,实行互相监督、协作办案,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质量,从而形成较严密的廉政监督体系。
3、加强官德建设,不断增强执政能力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一个政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就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就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只有惩治腐败,才能深得民心,党才能长期执政,国才能长治久安;而唯有加强官德建设,培养领导干部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才能从根本上反腐倡廉,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同志将党的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集中概括为“三常”警句,即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7],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官德建设的内涵。常修为政之德,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的复杂形势下,自觉用党纪国法来约束自己,加强政德修养。修政德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8],充分表明了官员的为政之德对人民、对国家的重要性。常思贪欲之害,就是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时刻保持应有的警惕性,抵制各种诱惑。早在宋代,清官包拯就对贪欲之害有着深刻认识,认为廉洁的官吏是人民的表率,而贪赃的官吏则是人民的盗贼。当前,腐败之风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有所抬头,若任其发展不加节制,势必会使人民丧失对我党长期执政的信心,甚至会威胁到国家的存亡。因此,广大领导干部只有在心中常敲警钟,才能保持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常怀律己之心,就是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常怀廉洁之心。“律己廉为首,立世德为先”是古人对为官者在律己方面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要求。只有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才能真正做到清正廉洁,才能在执政过程中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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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思想的现代价值研究论文
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思想的现代价值研究论文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是对某些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的手段。为了让您在写论文时更加简单方便,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思想的现代价值研究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本文通过查阅资料并结合现代养生的理念,阐述了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思想对竞技项目的形成与发展、竞技体育训练极限、竞技体育整体性调控等3方面的影响及产生的价值,有利于挖掘和创造性地传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宝贵的文化财富。
[关键词]中国传统养生思想;体育养生;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思想讲求神行俱养、天人合一、主客相关和动静结合的运动方法,强调顺其自然的适度运动观念。在传统体育养生思想的熏陶下,制约了竞技体育对抗性和竞争性的发挥;使得竞技性项目转型于娱乐或表演性特征项目;现代竞技体育在训练技术方面传承了诸多传统体育养生理念。
一、中国传统体育养生的基本原则。
经过人们长期的实践和不断地摸索,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养生总结和概括出了一些重要的特征和原则,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人们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进行传统体育锻炼,并取得较好的养生效果。
(一)重养神。
清静是我国传统养生中最主要的方法,老子在《道德经》中倡导“清静为天下正”“少私寡欲”,在《养生论》和《黄帝内经》中都强调了心神安宁对于养生的重要性。从以上古代传统文献中的论述,无不说明心神清净是维持人体机能正常运转的原动力,只有内心平静,才能减少不必要的聒噪,从而守住机体蕴藏的神气,否则会对人体神气带来不必要的损害和消耗。同时,人们在平时还要降低嗜欲,减少私心,有助于神气的清静内守,从而保持身心健康。
在前人静养的基础上,清代养生家曹庭栋提出了“静神”的新含义。“静神”主要是指精神专一,要摒弃一切杂念。通过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养生家所倡导的静神,是指神用不过、神静不用、神用专一,既脱胎于道家而又高于道家。
(二)通经络。
通经络主要是指要保持人体的经络之气畅通无阻,如果经络不通,就会使得气血不和,从而可能导致各种疾病的产生。《灵枢·经脉篇》里说:“经脉者,所以能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因此,在传统体育养生中,练习者要重视保持经络的畅通,以避免灾难疾病的发生。
其中,“决生死”是说人体经脉的功能能否保持正常,是决定人生死的关键。人体中经脉纵横交错,内联五脏六腑,外联皮肤肌肉,人体的各器官、各组织都需要依靠经络来达到内外相通、阴阳交贯。而如果经络不通,气血不畅,人体的脏腑功能就会发生障碍,从而导致疾病的产生,严重者甚至会导致死亡;“处百病”主要表明了经络的顺畅运转对疾病的康复和治疗具有重要的促进疗效。中医认为“痛则不通,不通则痛”,这也是强调了经络的畅通运行可以改善人体的气血,维持气血的正常补偿,增强人体的抵抗和康复功能;“调虚实”是说人们在患病之后经常用虚症和实症来对病症的性质进行说明。中医认为“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其中实症是指病人病邪盛而导致的正气为虚,即正邪在激烈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症候,而虚症则是指病人正气虚衰,机能减退,身体抵抗力低下而表现出来的症候。因此,针对病人不同的病症,要注意采取不一样的手法,从而调整病人的虚实功能,达到治愈病痛的目的。
(三)调气机。
《黄帝内经》中有“百病生于气”的观点,这里所说的气是指气机,就是说人体产生的许多疾病,都与气机运行的紊乱有密切的关系。
气在人体运动中的主要形式就是升降出入,气的升降只有达到平衡调和,且无偏盛偏衰才能维持人正常的生命。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中指出:“人之眼、耳、鼻、舌、身、意、神识能为用者,皆由升降出入之通利也。有所闭塞者,不能为用也。”因此,只有调节好人体的气机升降,才能维持人体各组织的正常功能,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四)顺其自然。
在《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中指出:“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就是说人和天气是相通的,人身上的阳气如果能像天气般清净光明,就能使情绪和平安静,顺应了这个道理,阳气就会充足,就能保护人体。这样,即便有贼风邪气,也无法伤害到人体,这是因为顺应了四时阴阳变化的规律和次序。
二、中国传统体育养生的基本要领。
采用传统体育养生锻炼时要求身体姿态端正、呼吸匀长缓慢,精神意念贯注,主要是指在功法修炼时必须做到调身、调息和调心。有人称其为练功要旨,也有人称为三大要素。调身主要指体育养生者通过正确的练功姿势、动作和形态,形成良好的坐姿、站姿、走姿和卧姿等,从而为人体的各个器官、关节、肌肉、骨骼等的运转奠定良好的形体基础,促进气血和经络按着正确的轨道进行,利于神气和精神的通窍,调身讲究舒适、自然。调息也称作调整呼吸,调息是指有意识地对呼吸进行调节,使之与意气协调发展,呼吸的停顿时间根据自身情况而定,需要选择舒适的练习姿势,使身体和情绪得到充分放松,调气的效果需要长期的坚持,练习者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当的方法、要素、原则和规律,通过反复练习和实践,使呼吸趋于深、细、长、匀,达到活泼的境地。调息的目的是通过集中精神地对气息进行循环调节,吐故纳新,获得身体与真气的焕发。调心法是通过精神意识与思维训练来达到练神调心的。古人认为万物生长依靠天地供给能量,而人是万物之灵,有生命、有意识、有精神,而意识精神又受思虑因素所扰,所以应练神调心。练神调心的方法有4种:意想放松法:主动以意识引导身体各部放松,并使思想相对集中,以解除身心紧张状态;注意默念法:默念字句、默念词句、化杂念为正念,这是集中思想常用的方法;意想数息法:默数自己呼吸的方法,有数息和随息两种;排除杂念法:排除各种思想杂念与干扰,集中注意力。
传统体育养生方法类别繁多、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纵观传统养生诸法,常以调形、调息、调意分类。然而由于调意常贯于调形、调息之中,故多以调形、调息来分类;其次,还以动、静来进行分类,动静也只是相对而言。以调形为主诸法,形虽动,但意集中。总之传统健身运动诸法是动静结合、身心皆调的整体养生法。以调形为主的运动有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以调息为主的有放松功、内养功等。
三、传统养生思想对竞技体育的影响。
(一)对竞技项目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中华民族在历史悠久的文化积淀下,受特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影响,在道家、儒家、佛家等传统养生文化思想的熏陶下,形成了追求天人合一、身心协调、伦理与心理等和谐发展的思想,以及重情操、重道德的理想,因此具有中华特色体育养生的思想和身心统一的养生方法,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对抗性特点、运动员素质和发展趋向具有较大的影响。此外,西方竞技性较强的激烈运动项目在我国的发展空间和形态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首先,在传统养生思想的熏陶下,具有显着对抗性的运动项目在推广和发展过程中往往遭遇瓶颈,而温和性、娱乐性的非对抗性运动项目往往具有较好的普及程度。在具有竞争和对抗特点的运动项目中,人们也乐于选择更为平和稳重的项目,例如在球类运动项群中,我国运动员在乒乓球、羽毛球等无身体接触的运动项目上具有较高的造诣,而在对抗性较激烈的足球、篮球等运动项群上却处于弱势,人们对类似于拳击这种体力对抗性运动项目更是存在较强烈的排斥心理。可见,在传统养生体育和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对中庸、温和的运动项目的选择偏好已根深蒂固。
另外,中华传统养生思想阻碍了娱乐性体育运动项目向竞技性运动项目的过渡与转化。例如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武术,在国际范围内具有竞技特征的挖掘潜力,由于伦理道德的养生思想,逐渐磨灭了武术的技击、对抗和竞争的特点,成为弘扬民族武德的标志产物,成为表演性、技巧性和文化性的主流发展趋向,武术对打的本质上存在较大的对抗性,但是传统养生思想主张技巧的表演性。
我国的足球运动来源于齐楚年代的“蹴鞠”,是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娱乐运动项目,曾盛极一时,随着花样、技艺的不断改善和趋于精巧,其对抗特点也逐渐被磨灭。汉朝时期,人们主要通过“蹴鞠”的运动方式提高士兵的身心素质,然而其竞技特征仍旧没得到发扬。古代的“人马合一”对抗体育项目“马球”,在李唐发展时期被大范围地普及,由于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娱乐性和健身性,因而广为流传,享有“马球势”的盛史。然而唐朝后期,在“骑兵优于步兵”的观念下,逐渐取代“蹴鞠”,成为锻炼士兵身心素质的主要手段,在各种原因的影响下逐渐销声匿迹。
(二)对竞技体育训练极限的影响。
竞技体育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注重对身体素质水平的提高,其中包含运动员的耐受力、承受力和爆发力等力量训练,一个运动员的承受极限对整个比赛的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直接关系到运动成绩,现如今运动负荷极限已成为衡量竞技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总结中可知,我国竞技运动员的极限承受能力较发达国家运动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也成为制约我国竞技技术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除了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原因之外,主要取决于人们对承受极限能力认识上不够全面和深入,尤其是保守观念的存在阻碍了训练水平的提升。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生存环境下,人们对养生的理解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在传统历史环境下,人们对养生的理解主要定义为“健康长寿”,因此尤为重视对健康活动的提倡,一切活动要以健康长寿为中心开展。在道家的传统养生思想下,强调一切顺其自然,即“顺天命”和“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老子和庄子是最具代表的人物,二者注重对生命的延续,一切顺应自然的规律,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生观上,认为功名不利于生命,提倡“无欲”“复初”.道家的传统文化弘扬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约束人们的道德和行为,同时也提倡了一种顺其自然发展规律的养生原则和方法。由于长期受到传统养生观念的影响,人们的体育活动也多以温和、自然和适中的.项目为主,运动承载力的安排也适可而止。华佗曾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得使极”,即人体需要不断的运动来获得健康,但却不能超出身体的承受范围,否则只会对身体带来损害,正是在这种传统的养生理念下,运动员无法承受严苛的训练过程,并对调控竞技状态、比赛中的身体接触对抗等训练手段存在排斥心理,认为这种训练手段是对身体健康的摧残和消耗。在社会舆论、心理抵触和传统养生观念的综合影响下,对竞技运动高强度、高负荷训练方法产生逆反的消极情绪,严重制约运动员潜能的挖掘和发展。
(三)对竞技体育整体性调控的影响。
中华传统体育养生思想中所涉及的养生观念为竞技体育训练的整体调控提供了积极的主导和指引作用,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神形相关论”.“神”指人体进行生命活动的精神和心理,“形”指躯体,古代养生观中将“意”作为核心内容,“心”“神”与“意”相通,甚至可以相互转换,“神形相关论”强调身体与精神的整体性,强调二者的和谐统一。这一养生观与现代的体能、心理、智力等素质的结合训练不谋而合二是“人天相关论”.古代重视“天人相应,合于自然”的传统体育养生观念,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息息相关,现代训练理念中愈加重视场外天气、环境等多方面的客观因素,可见“人天相关论”与现代训练的整体调控存在内在的联系。
三是“主客观相关论”.古代强调养生主体对自我身体的保养和调理,养生的关键取决于养生的人对自我的约束,可见,传统体育养生思想中所包含的主体性、自控性和自我性。在现代体育训练中,运动员的自我监测和调控对训练质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现代训练技术中反复强调采用主体自控,结合教练员、管理人员的外控作用相统一的重要性。可见,传统“主客观相关论”养生观与现代的自控式训练理念如出一辙。
四是“动静相关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本质属性,在阴阳学说和《周易》中提出了动静互涵,练养兼具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动静结合”的传统养生观点,这一观点的提出带动了相关的体育养生方式,例如传统的气功和导引术等,二者将动静和谐统一,产生了较好的体育养生效果。在现代体育训练理念中被广泛吸收和借鉴,例如竞技比赛前的竞技状态调控、心理训练,以及比赛后的恢复性训练和康复性训练等方法。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的体育养生思想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体系,是中华民族文化对人类健康创造的奇迹和贡献。传统体育养生术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而且在文化环境、精神健康和民族认同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潜质。由此可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思想对现代体育产生的价值和影响,有利于挖掘和创造性地传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宝贵的文化财富,具有深远的研究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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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财务报表分析与企业价值研究
财务报表分析与企业价值研究
摘要:财务报表分析是以企业基本活动为对象,以财务报表为主要信息来源,以分析和综合为主要方法来系统认识企业的过程,其目的是帮助报表使用者了解过去、评价现在和预测未来,从而改善决策。财务报表分析的内容依据分析主体不同而不同。财务报表分析的主体是指“谁”进行财务报表分析,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有多种。财务报表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比较分析法。
通过对企业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会计数据的分析,可以评估企业价值,对企业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从而做出合理决策,最终达到市场有效。本文探讨了如何利用财务报表来揭示企业价值的问题。
关键词:财务报表分析价值研究
财务报表是反映企业价值的载体 分析企业的财务报表是人们评估企业价值、预测企业未来发展前景和识别企业优劣的主要手段。因此,正确理解和利用企业对外提供的财务报表信息.以了解企业真实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是十分必要的。
一、财务报表是否反映企业价值
(一)财务报告——反映企业价值的载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上市公司公开披露财务报告己成为联络社会经济生活的一根重要纽带。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对外财务报告把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信息互相传递.从而把市场组织和运作起来。财务报告始终是企业价值评估的重要信息来源.通过财务报告给企业价值评估提供各种资产的价值、企业整体资产的收益能力等重要数据。可以说.财务报告的生成过程实质上就是企
业价值的反映过程。
(二)财务报表分析——分析企业价值的工具
财务报表分析有助于在所提供的历史财务会计数据和使用者所关注的未来的盈利及现金流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财务报表分析技巧使得使用者能够深入分析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历史数据,来了解企业过去、现在以及持续获得盈利和产生现金流量的能力 要了解这些需要运用各种评价管理者经营和财务业绩的技巧和标准,识别过去的现金收付,评价公司收益质量.估计经营及财务风险水平,衡量其潜在贷款能力.以及证实或否定早期的预测和评价。
(三)影响财务报表分析质量的因素:财务报表分析方法
通过财务报表的会计数据.可以初步了解企业的经营业绩.识别企业的优劣。预测企业的未来。但是企业财务报表数据所反映的内容是高度概括、浓缩的.许多报表项目是独立地反映某项经济内容的 为了使财务报表表达和传递的经济内容更加明确和清晰.需要使用一些科学的分析方法对财务报表数据进行适当的解读 科学的财务报表分析方法可以高效、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真实情况。使报表使用者能够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对企业的未来前景进行预期,为报表使用者进行企业价值评估提供了方法保障.是报表使用者认识企业、分析企业和对企业进行价值评估的方法、工具、手段。
二、传统财务报表分析方法与企业价值相关性分析
(一)财务报表自身的局限
1.历史成本法。资产负债表的左方反映了企业投资的结果,右方是企业以往融资的结果.左右两方共同反映了企业的财务和资本结构.可以看出企业拥有资产的原始投资。但是这些资产能给企业带来多少经济利益是看不出来的 而能够给
企业带来多少经济利益是企业拥有资产的本质所在.也是企业价值评估的关键所在.显然现有的资产负债表不能提供这一重要信息
2.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强调收入按照实现原则确认其实现、收入与费用的配比。致使收入、费用的确认与现金流入、流出产生一定的时间间隔.而利润表不能提供利润与现金流量之间关系的信息
3.货币计量
货币计量在强调其会计信息货币性的同时. 丧失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非财务信息。而非财务信息对企业价值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但现行财务会计报告所采用的货币计量却忽略了非财务信息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二)分析理论、分析方法和分析指标的局限
1.在我国.财务报表分析理论研究较缺乏。尤其是现在大跨国公司的出现.财务报表分析理论和分析体系与实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2.分析工作不能专业化。我国专业的财务报表分析师出现较晚.财务报表的分析工作没有专业化。
3.比率分析法作为主要的财务报表分析方法.除了要看到它的适应性强外.还要充分认识其局限性的一面:比率分析属于静态分析.对于预测未来并非绝对合理可靠,但预测未来却是评估企业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各项指标缺乏统一评判的标准.财务指标很容易被人为操纵,从而使报表使用者得出错误结论.做出错误决策。
(三)分析过程的局限
1.分析过程重“量”不重“质”,大量单纯数量指标,忽视问题性质分析
2.目前使用得最普遍的分析方法是比率分析法,其使用的各种数据都是过去资
料.虽然对预测未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远远不能作为判断的绝对标准。这是先有经济业务发生、后编制财务报表、再对报表进行分析这样一个过程所造成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对评估企业价值意义不大。
3.在实践应用中.对现金流量只重视编制,不重视分析。由于现金流量表出现得较晚 人们对它的分析重视程度还不够。但由于现金流量表的计量基础是收付实现制,计量基础的不同决定了对它的分析意义非常重大.对现金流量表进行分析和预测是评估企业价值的重要手段。
(四)指标体系的缺陷
在财务报表分析体系中.财务指标是分析和决策的主要依据.报表分析者主要依据一系列关键的财务指标来判断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但财务指标有“酌定性”行为.可导致财务指标“监控”作用弱化。
三、现行流行财务报表分析方法比较分析
(一)对现行财务核算模式的改进我们对财务会计报告改进的思路是在现行财务会计报告体系的基础上增加披露的信息,以满足企业价值评估的需要。首先,在计算企业收益时将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结
合起来计量收入的实现与费用的发生 收付实现制虽然不能准确反映各期的损益.但它确认的收益排除了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按收付实现制确认的收益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能够将二者较好地结合起来.可以揭示当前利润与未来现金流量的关系,可以准确地为计算企业价值提供依据。其次。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非财务信息。通过对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可以分析企业可能存在的经营和财务风险.以便根据企业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对折现率进行调整. 使折现率包括风险因 素.使企业价值更现实
(二)充分利用和分析现金流量表
一个企业若要维持长期稳定的发展.应当既保持足够多的收益.又保持足够多的现金流量。在某些特定时期.现金流量甚至比收益的重要性更大 现在人们对现金流量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现金流量分析是确定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的有力工具 在评估企业价值的过程中.现金流量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金流量是预测企业未来前景的重要工具 正是由于现金流量分析的重要性,自从现金流量表问世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有关现金流量的财务指标也不断出现。但概括起 来说,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混乱的,缺乏整体性、系统性。这在客观上给财务分析带来了一定困难
(三)补充增设对非财务指标的分析评价
财务指标主要是以价值的形式来反映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而许多不能以货币计量的重要资源如优秀的人力资源、完善的销售渠道、顾客的满意程度等在报表中无法得到反映。虽然在目前阶段财务指标应占重要地位,但随着经济业务的发展.报表分析者需要非财务指标的趋向越来越强烈。因此。我们需要增加对非财务指标的披露,如人力资源、新产品开发率、产品质量、产品合格率、客户满意率、市场占有率等等.这些非财务指标在帮助财务报表分析者做出决策时非常重要
近年来.许多企业已经在重新考虑该如何评估本企业的业绩 他们认识到新的企业战略和竞争环境需要新的业绩评估系统 目前他们正致力于为自己的企业制定和发展这些新的业绩评估系统。其核心旨在确定企业战略.评价经营业绩时,同等对待或更为重视市场份额、质量和其他非财务性评估标准.而不是当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产生矛盾时.总以财务指标为准。一些企业决定把产品质量、市
场占有率、人力资源、客户满意程度纳入企业的正式评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