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控的陪审团》解读美国“陪审团制度”以及该制度的中国移植问题

第一篇：从《失控的陪审团》解读美国“陪审团制度”以及该制度的中国移植问题

从《失控的陪审团》解读美国“陪审团制度”以及该制度的中国移植问题

事源于一场众人瞩目的案件：原告是在一场枪击案中痛失爱人、独自抚养着年幼儿子的遗孀；而被告是轻易便可只手遮天、年收入20亿元的军火制造商，以后者对于“枪支泛滥枪击案频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名，双方对簿公堂。尽管民意人心都无不偏向这对苦命母子，但实力悬殊之大仍然不言而喻，更毋庸提此类案例并无胜诉的先例。军火商也不惜重金聘请了向来无往不胜的大律师蓝金•芬奇及其强大的智囊团队，为的不仅是免于一千万的巨额赔偿，更是担心一旦败诉，海洋法系的案例援引原则将把美国枪械业卷入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当中，引来一个又一个不必要的麻烦。而传说中的芬奇团队果然不负所望，他深知再精彩的辩才也无法左右这场棘手的官司，于是转而另辟蹊径，从陪审团下手，一一找出每个陪审员的弱点并加以利用，威逼利诱其做出有利于军火商的判决，是他的作战方案。

有人把这部电影作为英美陪审制度的简易教科书，确实有其道理存在。片子从这里开始便将笔墨着重于陪审制度的进行程序，让观众对于陪审团的运作有了一定了解。首先是陪审员的选定。一般来说，陪审团成员的候选人是法院从其辖区的选民登记中随机抽出来的，而候选人人数依各州法律及案件严重程度而有所不同，然后再从其中选出12名正式陪审员及若干候补成员。由于陪审团成员将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审理结果，因此选定陪审团成员要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根据规定，陪审员的选定，可以首先由法官询问，然后由双方律师补充询问，也可以是双方律师为主进行。在此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可以行使对某位候选人的回避权，以避免陪审团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判决。因此，由达斯汀•霍夫曼饰演的控方律师罗尔和吉恩•哈克曼的辩方律师芬奇——两大戏骨之间的较量也由此展开。可以看到，芬奇不仅在事前就对所有候选陪审员的职业、学历、家庭、政治倾向等背景情况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调查，并在筛选现场通过高科技设备来窃听监视某位候选人的一举一动并结合其背景来判断是否会做出利于己方的判决，由此指挥前台律师接受或拒绝该名候选人。双方律师你来我往、速战速决并足以震慑全场的强大气势由这场戏便可见一斑。

美国法律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是陪审团制度，也是属於普通法传统，在美国宪法的第六条修订案里列明人民涉及刑事案时有权要求一个陪审团的审讯凡入籍成为美国公民的人，有义务免费担当陪审员一职。移民美国的人，对此要有一定认识。陪审团在西方社会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希腊的城邦时期，陪审团制度经已确立和流行。在阿里斯多德的名著《希腊宪法》中所述及的陪审团，与现在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十分相似，这实在使现代人十分惊奇。当时希腊还没有审讯律师，人民是自我代表的，陪审员也是普通市民，可以说是真正的人民法庭。当时一件案的陪审团由二百至三百个陪审员组成；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审判团，就是由五百零一个陪审员所组成，结果多数陪审员判他有罪。开审前每个陪审员都分得两个小金属牌，一个铸著「有罪」，另一个「无罪」。当控辩双方提出证据后，陪审员就作出自己的判断，把其中一个金属牌放进一个罐里，最后点算金属牌来决定被告人是否被定罪。今日美国的陪审团定为十二人，这是英国在一一六六年英皇亨利二世时所开始，而在一三六七年正式确立的。陪审员都是普通市民，他们要宣誓以公平客观的态度来听审，由法官主持和作有关法律上的指导，然后集体作出裁决。刑事案和民事案的陪审制度大致相同，但判决的标准则有所分别。在刑事案方面，按联邦政府和大部分州的制度，一件案件的十二名陪审员一定要达成全体一致的决定(unanimousdecision)，方能裁决。(俄勒岗州的刑事案，十对二即可裁决。)民事案的陪审员则只要达成大多数的共识，就可以判案。美国各州的民事陪审法律都有不同，例如加州是九对三，俄勒岗州是十对二定案，佛州是十对二。

建立陪审团制度的理论根据，就是“任何权力都需要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

败”的基本原则。陪审团不仅仅是诉讼审判制度，而且是美国分权制衡体制中的一个重要权力机构。想当年，为了杜绝专制腐败，美国制宪先贤在制度设计上费尽心机。按照分权制衡的原则，国家权力被一分为三，即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由三个机构行使，同时又相互制衡。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司法权予以分立，将司法审判权再一分为二：一是事实认定权，二是法律适用权。陪审团行使事实认定权，法官行使法律适用权。陪审团作出的事实认定，法官不得轻易推翻；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职权，只是对上诉案件进行法律审查，而非事实审理，其作用仅在于监督下级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是否正确。在基层法院的诉讼审判中，法官只是“陪审”的裁判、司仪和量刑官。就此而言，将英文Ｊｕｒｙ译为“陪审团”，似乎有失其准确含义。实际上，陪审团是与检察官和法官分享司法大权的“人民检察院”和“ 人民法院”，并非“陪着法官审判”的陪衬或摆设。

众所周知，实施宪政法治的关键和难点，并不在于立宪修宪和制订颁布法律，而在于能否有一个秉公执法、廉洁独立的司法机构。否则，再好宪法和法律，也只是金玉其外，徒有其名。而陪审团制度在遏制司法腐败，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促进司法民主和提高公民素质，防止司法部门独断独行和主观片面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陪审团是遏制司法腐败的防护堤坝。陪审团成员一般在附近社区随机选出，而且就某一特定案件而选出，使案件利害关系人来不及引诱和贿赂陪审团成员。即使利害关系人企图贿赂陪审团，但由于陪审系１２人组成，往往使当事人在贿赂成本很高的情况下望而却步。在某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法官可以根据情况将陪审团与外界隔离，以避免陪审员受到外界的干扰。被隔离的陪审员通常住在指定的酒店，有警卫看守，未经法官许可，陪审员不得擅自离开住处。在隔离期间，陪审员不能看报、看电视等，以防受媒体影响。另外，行贿陪审团是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联邦重罪，最高刑罚高达１５年。违法者一旦露出蛛丝马迹，大名鼎鼎的联邦调查局立刻介入案情，致使利害关系人心存顾忌，知难而退。

陪审团制度是司法公正的制度性保障。陪审团随机成立，随机解散，陪审员对案件判决的结果不负个人责任，没有持续的社会舆论压力。判决一旦做出，陪审员便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陪审团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治，较好地体现民主的精神，最大限度地避免司法部门的“关系学”，减少对法官个人素质的过份依赖，避免法官独裁专断的负面影响。

时下中国流行的“保证司法独立运作”的呼声，仅仅是在企图限制司法系统外部的权力对司法运作的渗透与干扰，但根本没有从任何角度对司法内部的独断权力进行制约和限制。在中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司法部门及其司法官员与其他政府部门无论在人事上，还是财政上均存在着高度依存的关系，在缺乏有效的制度性保障的条件下，法官如何独立？法官又凭什么能独立？

陪审团制度是司法部门的避雷针和法官的护身盾。人们常常批评道，陪审团成员往往带有明显的种族、阶层或地域色彩，在一些有争议性的大案中倾向于放纵嫌犯，致使民主的审判偏离公正的方向。实际上，陪审团承担了司法过程中最令人困惑和头疼的责任，即在有争议性的重大案件中裁决被告是否有罪，从而大大减轻了法官的社会压力，维护了法官的权威和声望。在争议性诉讼中，经常会面临摸棱两可、难以确定的案情事实和责任的认定，陪审团集思广益，以“集体智慧”裁决事实问题，把法官从司法困境中解脱出来，超尘拔俗，扬长避短，集中精力处理自己所擅长的法律争议问题，而不被纷繁复杂的事实问题所纠缠。

陪审团制度在中国建立的现实意义在于：

首先，法官的庭审活动局限于对法庭的组织、引导和量刑，其最终裁判的依据是陪审团的裁决。在这种体制下，法官基本上可以名正言顺地摆脱各种干扰，把审判背后的各种权力的、关系的运作完全甩开，依人民的意志去主持正义和公正审判，最终导致司法公正。

其次，在民事审判中采用公民陪审团制度可以提高审判效率。在组成陪审团之前，往往一方当事人考虑到自己行为的非道德因素和违法性质无法面对陪审团的裁判，以及陪审团的花费将由败诉方自己负担（仅民事审判），而会向法官宣布放弃自己的不合理诉求以达成问题的解决，使陪审团无需组成。事实上在西方使用陪审团制度的国家里，陪审团的使用率不到10％。

第三，使用陪审团制度的国家，案件的上诉率远低于我国。当一个当事人在陪审团裁判败诉以后，他会了解这是人民的、社会道德的裁判，他会了解，他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必然也违反了社会公德，或自己的证据根本不足以证实自己的诉求，上诉后，再一次面对人民的裁判，案件不会有其他的结果，也不可能去运作关系推翻一审的结果。

第四，临时随机选出陪审人员，是保证公民参与和广泛民主的具体实现，也是屏蔽和斩断各种关系运作的关键。它同时隔离法官和各种社会关系之间以及案件审理结果之间的联系。

有人认为陪审团造成办案效率很低，象日本地铁毒气案的主谋麻原明明是罪犯还审上几年，象张子强这样的人，为什么在国内就能迅速把他崩了遏止了他继续为恶，而在香港他嚣张了这么多年？我们认为，在我国有刑事案件审判效率极高的一面，但往往是牺牲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为代价，在一个文明法治社会，是不会轻易判定一个人为法律意义上的有罪，宁可漏掉一个坏人，也不枉断一个好人。虽然陪审团制度在诸多方面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们呼唤公民陪审团制度的早日实行并不断的完善，以遏制司法腐败，推进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这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篇：美国陪审团制度

美国实行的是陪审制度，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和可能被选入陪审团。法官只能帮助陪审团理解法律，无权干涉案件结果。陪审团成员都是随机挑选的。到了法庭还不知道会被选入哪个案例。200多各个来自不同族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候选人等待入选。行贿受贿的可能几乎到了零。

美国法律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是陪审团制度，也是属於普通法传统，在美国宪法的第六条修订案里列明人民涉及刑事案时有权要求一个陪审团的审讯凡入籍成为美国公民的人，有义务免费担当陪审员一职。移民美国的人，对此要有一定认识。陪审团在西方社会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希腊的城邦时期，陪审团制度经已确立和流行。在阿里斯多德的名著《希腊宪法》中所述及的陪审团，与现在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十分相似，这实在使现代人十分惊奇。当时希腊还没有审讯律师，人民是自我代表的，陪审员也是普通市民，可以说是真正的人民法庭。案的陪审团由二百至三百个陪审员组成；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审判团，五百零一个陪审员所组成，结果多数陪审员判他有罪。开审前每个陪审员都分得两个小金属牌，一个铸著「有罪」，另一个「无罪」。当控辩双方提出证据后，陪审员就作出自己的判断，把其中一个金属牌放进一个罐里，决定被告人是否被定罪。

今日美国的陪审团定为十二人，这是英国在一一六六年英皇亨利二世时所开始，而在一三六七年正式确立的。陪审员都是普通市民，他们要宣誓以公平客观的态度来听审，由法官主持和作有关法律上的指导，然后集体作出裁决。

事案的陪审制度大致相同，但判决的标准则有所分别。

政府和大部分州的制度，一件案件的十二名陪审员一定要达成全体一致的决定(unanimousdecision)，方能裁决。(俄勒岗州的刑事案，十对二即可裁决。

案的陪审员则只要达成大多数的共识，就可以判案。美国各州的民事陪审法律都有不同，例如加州是九对三，俄勒岗州是十对二定案，佛州是十对二。

刑事和民事陪审制度的另一分别，是民事案的陪审员往往要对案中个别的问题分别作出裁决，英文叫做「特别的裁决」(Specialverdict)

告向原告赔偿，在另一事项上可能判决部分赔偿或毋须赔偿。

无论在刑事案和民事案中，如果陪审员 持不下，无法达成共识又怎样呢？这种情况远在希腊城邦时代已有出现。当时的制度是如果认为被告有罪和无罪的陪审员各占一半，被告人就会被释放。今日陪审员不能达成共识的话，就出现了“Hungjury”即「悬而未决的陪审团」。在刑事案件中，只要陪审员中有一个认为被告无罪，就会造成“Hungjury”;而在民事案中，按不同州的法律，得大多数的共识，也会出现“Hungjury”;当法官宣布案件是

审讯无效，要重订日期，重选新陪审员来审讯。

刑事案必须共识

当时一件最后点算金属牌来刑事案和民陪审员不能取“Hungjury”时即宣布这)民事就是由 在刑事案方面，按联邦，例如案中某一事项判被

为甚堋刑事案的要求要高得多，而在刑事案中陪审员必须达成一致共识才能定罪呢？这种一致共识背后的法律精神，是基於刑事案的被告如被定罪，涉及的惩罚是刑事的，换言之定罪后会坐牢，失去人身自由，重大的案件会涉及死刑，是生命攸关的事。可以说，被告的命运是掌握在陪审团手中的，所以一定要陪审团达成一致共识，对被告的罪行毫无疑问，定罪才算公允。这与刑事案中采用「毫无合理的疑点」的审判标准，原则上是一样的。

陪审团制度的原则是很理想的，可是也出现了很多引人争议的问题。八五零年后的欧洲，随著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出现，大部分国家经已取消了陪审团制度。一九四三年第二次大战时日本也取消了这种制度。在於英国和美国，而百分之九十的陪审团审讯案件，都在美国。

（一）陪审团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审团被美国看成是捍卫自由的堡垒，陪审团制度通过二种方式捍卫公民自由：一方面陪审团制度通过人民分享司法审判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保障公民自由。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因现代国家由于地域辽阔、人囗众多、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等原因，现代民主都是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人民不直接地、经常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是选举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这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主体与政治权力的行使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分离。这种分离可能失控——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整体意志，权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绪而运行，以至出现政治异化异变，权力的行使不利于权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行使者，为防止政治权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项制度或机制，以制约权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在权力行使者——国家内部，将权力分为立法、行政、这是权力行使者对权力行使者的制约。这种制约制度要发挥防止政治异化的作用是以各权力行使者都能恪尽职守为前提条件，这显然只是一种理想。在三权中，司法权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确保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公民对一个国家还有没有信心的检测标尺，同时还是一个社会能否稳定的寒暑表。因此司法的权威相对于其他政府部门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此，必须确保其公正性[2]。一旦出现权力失控，后果不堪没想。培根指出：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公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3]参与立法、行政权的行使，但人民直接参与司法权的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审团制度就是作为社会公众代表的陪审员参与诉讼活动，法官分享了司法权，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直接参与了权力的行使，想家托克维尔评价说：“实行陪审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把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4]权力所有者直接行使权力，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实现了统一，相对其他权力行使者来说，他们是最不容易滥用权力和腐败的。从而使司法权内部实现了一部分司法权对另一部分即职业法官的权力制约，力制约权力。从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独断与专横，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即而是凭着[1]。国家正是权力的”，就是三权相互制约。也是普通正是基于“一这些不公的举动不陪法国著名政治思他们分享司法权，是权

现在的陪审团制度主要存——政治权力在运行中发生“以权力制约权力司法三权，因为。因此，人民不能更多地直接是权力的所有者与职业

另一方面美国认为陪审团保障公民自由不仅通过权力制约权力来实现，而且陪审团审理是公民的权利，通过权利制约权力来实现。陪审团制度传入美国后，进一步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每个人都有权由“和自己同类的人”来审讯、“人民代表参加审判”等思想的影响，使得陪审团制度有了更新的意义，陪审团制度不仅仅是对抗王权和势力集团的武器，而且成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为民间法律组织与另一民间法律组织——律师职业团体是民主审判的两根柱石，是产生权利、公正及合理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前提[5]。因此，1776年的《独立宣言》对英王进行的一系列控诉中，就指责英王在许多案件里剥夺殖民地人了使之不能享受陪审团办法的利益[6]。陪审团制度作为美国独立战争要争取的重要权利之一，作为独立战争的胜利果实而被写入美国权利（1975沿引宪法上的权利要求陪审团审理，法官的权力，赋予公民，相反，否使用陪审团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所以英国法官法官德夫林勋爵称赞说：段，．．．．．．，它还是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灯。至高地位的陪审委员团就是一个共和国，陪审制度是人权的伟大的而又几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垒民成了最终的审判者，由。

（二）陪审团审判提升审判公信力的司法功能美国学者认为，者，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也可能给判决带来偏见。但瑕不掩瑜，就社会正义来说，陪审团本身可被看作是一个重要平衡器，审团能够通过证人证据，从警察或社会大众所要求的角度来作出解释

1、组成成员的人民性陪审团在古英语中的解释至少是一组与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自己的同辈，所以17、18世纪和人被指控犯罪，由陪审团审判。审团成员的专有资格。立时，美国陪审团就具有了超越阶级的人民性。现代美国法规定陪审员应是岁至70岁的美国公民；陪审员应是每年纳税阅读和书写英语；现在妇女也可以担任陪审员，地位、国籍等状况的影响同时为确保陪审团的人民性，召集，具体由陪审团选审官或法院办事员负责，任，最初是从电话号码簿上挑选陪审员，选定陪审团名单，1933也只有人民成为自己的审判者，陪审团审判的消极作用就是可能是某种隐蔽的社会偏见者的容纳

世纪时英国人受同一阶级的人们的审判，他有权由从上院选出来的人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审判，但美国被认为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因此，还有一些不得担任陪审员的人。它排除了那些装不起电话的人。1787年宪法，陪审团制度成为宪法上的排除职业法官的独断，而英国则没有明确将陪审团审判作为权利

“由陪审团审判不仅是实现公正的手

”[7]一个从人民当中选举出来的法官团体 就是说，有时是有意识的观察世界的方式，[9]。没有世袭爵位，如果说英国那时陪审团还有阶级性，250美元以上的有财者；还要求能早期妇女不能担任陪审员，美国现有学者主张陪审员的挑选应不受贫富、[10]，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陪审团的人民性。建立了陪审员召集制度。一般在受理案件法院的辖区内选这一做法被一些指责是以不公正的方式近年来通常联合使用选民名单、从而以权利制约职业潘恩赞扬说：“在这里居于[8]。陪审团制度真正使人才能确保人民的民主、陪审团的人民性使陪如一个有世袭爵位的否则，不具备属于陪那么自美国独 美对陪审员的选任由法官”，自就不21但经济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陪审团不是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公民可以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民主。年法律明确规定的适用陪审团的案件外，其他的案件是并通过自己的潜意识，19

电话号码簿名单、汽车登记名单以及其他程序进行挑选。目的是使陪审团能够超越种族、经济方面的偏见，使审判公正，同时也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参加到司法民主中。

2、组成人数的人民性

从数量上说，人民总是代表多数，也只有多数才能代表人民。而合议庭一般人数较少，如我国民事诉讼中合议庭一般由三人组成，刑事诉讼中一般由三人、五人或七人组成，司法实践中多是三人，而美国陪审团一般由12组成，是我国合议庭组成的二倍甚至四倍。陪审团人数的众多性使其不易腐败，正如凯文所言，要影响甚至收买12个人，比影响甚至收买1个人要困难得多。人数的人民性是裁判人民性的根本保障。

3、裁判的人民性美国的陪审团负责事实审，判决实行多数同意制度，即作为陪审团的裁决，人数众多人的裁决，而取得一致意见，通民众的裁决，切的人都像他们一样的合逻辑，人的昏乱和谬误。所以，陪审团进行事实审，法官进行法律审，法官和陪审团相互影响、交流，很可能比法官单独工作更能取得健全的结果贴近社会生活，反映民意。为了保证陪审团裁决的人民性，些对特定案件抱有明显的或可察觉的偏见的人，选陪审员宣誓就职开始，是否对案件具有可能影响判断的特殊知识，否认识证人以及其他任何不能担任陪审员的原因。干预，只是告诉陪审员如何投票，如何选出陪审长主持评议，看待证人、分析证据的方法，福尼亚宪法允许法官对证据发表意见，但他们从不这么做。美国体制非常中立，法官的任务是严格限于行使公断人或仲裁人的责任，则，并鼓励他们自己决定运用这些原则认为陪审团是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平衡器，实现社会正义所必须付出的成本。相对于时间和金钱而言，社会正义更重要。正是因为陪审团审判的人民性，进行审判，相对的人，民众组成，与被审判者、社会公众身份认同，是自己人的审判，而且人数众多。因此，陪审团审判相对于完全的专业法官审判在民众中有更强的公信力，进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民的审判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

（三）陪审团促进立法的造法功能英的陪审团制度和法国等国的陪审制度作为司法制度，陪审团制度除司法功能外，相对于法官的裁决，陪审员通过对证人证供之可信性和可靠性而行得的综合判断比法官一己的判断更为稳当；美国认为某种程度上法官必然与杂乱无章的社会脱节，而陪审员来自普通民众，一是建立了陪审团审查制度，法庭将询问他们的姓名、宣布他们应当运用的法规。相对于合议庭制度，[13]。陪审团制度使人民成为真正的审判者，也只有人 还有造法功能。更有人民性，其次是因为陪审团裁决是来自普美国采取询问主义，职业、是否对诉讼的一方当事人有偏见，二是法官对陪审团裁判时不加[12]。三是对陪审团裁判的低效，美国则因此使用陪审团即使费时费财，也是社会的管理者，美二国都承认陪审团容易被当事人的名陪审员的多数意见常误认一他们常常比较明了普通[11]。从而使司法更以尽可能地排除那即就是从候是即使有的州如加利也是 是与普通民众而陪审团由普通可以促但在美国，12这是因为是陪审团裁决是是否与案件的利害关系，而不对证据发表意见，他们只是告诉陪审团基本原即完全由专业法官组成法庭其组成成员的身份不是普通民众，这种身份的不认同使得人们对他们的审判心存介蒂。

只有司法功能，辞藻所打动，有时做出不顾法律的裁判。对此，英国法官有时以陪审团的裁判不合法为由，否定了陪审团的裁决，而进行重新审理。而美国认为陪审团明知故犯的少，微妙而不自觉的漠视的情形则比较多，尽管美国有的州法规定，法官在陪审团没有足够证据作出这样的决定时，可以作出不顾陪审团决定的判决，但法官一般并不这样做，而是承认陪审团的裁判，并努力为这种裁判寻求合理的解释，如在一些案件中，陪审团不顾本来应该阻止原告取得救济的被害人的助成过失，只是在损害赔偿金额上考虑原告过失，从而发展了所谓比较损失原则。这一原则后来为法院采用。美国学者对此解释是，既然陪审团作出不顾法律的裁判，该查究的是法律是否需要修改，该怀疑的是法律是否公正。陪审团有时就是正规法律的批评的和间接的法律改革者审团不顾法律作出了约翰第一条修正案的想法，遵守法律或超越法律的惊人力量不仅是案件的审判者，而且是法律本身的审判者。

（四）陪审团制度推进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法制教育的形式很多，就是将法制教育作为课程，社会生活现实有一定距离。活实践，进行法制教育。这种教育比课程化教育更生动，更具体，更深刻，而且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陪审团人数虽然只有身就是法制教育的过程；路、方法及语言的影响；系、法律思维。因此，东西[16]，而是把法律变为现实生活。所以陪审团审理也是法治精神向社会渗透的重要渠道，无形中提高了社会整体的法律意识，社会效果[17]。而且相对于课程化法制教育来说，参加这种司法活动（陪审团审判）对于培养人们的守法习惯所起的作用要超过其他任何活动。学家曾把它说成是“

[14]。这种思想在辛格审判中已经凸现，殖民地陪.彼得.辛格无罪的判决，就在此时产生了有关后来宪法主要是陪审团希望这成为他们的法律。所以陪审团确实有[15]。陪审团制度实现了人民是最终的审判者，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制教育模式，一种是课程化教育模式，纳入教学计划中，这种模式重在理论系统教育，但与另一种模式是生活教育模式，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生更容易为受教育者所接受。陪审团制度正是一种生活教育。人，但他们是从上千人中遴选出来的，这个遴选过程本在审判过程中，普通公民常常受到法律家分析问题的思而且普通公民参与审理和裁判，直接体验法律与生活关陪审团审判不大会将法律变为与生活脱节的神秘而抽象的扩大了司法审判的政治效果和一位伟大的历史”[18]

12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一种最强大的力量

第三篇：美国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的产生*

陪审团制度是美国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份。两百多年前，美国的开国先父在制定宪法时补充了《权利法案》，以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不受政府权力的侵犯，有关陪审团的规定在宪法中出现了三次。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除非大陪审团提出公诉，否则人民不受死罪或其它不名誉罪的审判；第六条修正案规定，刑事诉讼中，被告享受由公正的陪审团迅速和公开审理的权利；第七条修正案规定，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如果争执价值超过20美元，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就应该得到保护。

以上说的是涉及美国联邦法律的案件，因此要由联邦陪审团审理。美国法律包括联邦和州两套系统，如果是涉及州法律的案件，由各州根据各州宪法，组成自己的陪审团审理。大多数州给予刑事案件的被告由陪审团审理的权利，对于某些民事诉讼，各州给予原告和被告双方由陪审团审理的权利。但无论是在联邦法庭，还是在各州法庭，被告都有权放弃由陪审团审理的权利而要求由法庭审理。美国的陪审团可分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大陪审团只处理刑事案件，职责是听审证据，也就是根据检察官、当事人以及证人的陈述，决定是否对被告进行起诉；小陪审团在刑事诉讼中，则通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决定嫌疑人是否有罪，在民事诉讼中解决争议，并决定是否赔偿。

*陪审员的挑选过程*

那么，什么人可以做陪审员呢？华盛顿特区高等法院的资深法官迈兹说：“根据美国建国以来制定的法律，被传唤到庭的陪审员人选应该具有代表性，以体现法庭所在社区人口状况。也就是说，法庭在从任何一天被传唤到庭的公民中挑选陪审员时，要使其反映当地人种的组成、经济状况的差距以及种族的不同。因此，在挑选陪审员的过程中，全国各地的法庭和行政人员要采取特别的措施，确保被传唤的人包括最广泛的人群，从18岁的年轻人到老年人，人选应有尽有。”为防止歧视，法庭要确保这些人以随机抽样的形式挑选，只要没有犯罪前科，精神正常并有能力断案的成年人，都可接受挑选。公民一旦接到传唤，就必须到场，因为这是美国法律规定每位公民必须做的。

除非得到有关方面的同意或有特殊理由，否则必须履行接受传唤的义务。纽约州的海伦·哈德70高龄，也受到传唤。她说：“有一天，法庭打电话通知我到纽约的一个地方作陪审员。我说自己70岁了，当陪审员恐怕不合适。他们说，年龄大不是正当理由，如果你不来，我们就派人接你来。最后，我还是自己开车去了。到了那儿以后，律师和当事人在一间屋子里谈了很久。最后，一位律师出来说，不需要我们效劳了，因为嫌疑人已经认罪。”

律师要从接受传唤的人当中，选出他们认为最合适的陪审员。迈兹法官说，法庭有时会传几百人到法庭，然后再从中进行筛选。他说：“法官首先欢迎他们接受传唤到法庭来，指出这是每位公民应尽的义务，并对他们的服务表示感谢。之后，法官会简单介绍案情。比如，他会告诉陪审员，这是一起政府起诉某人偷窃车辆的刑事案件，或是一起涉及交通事故的民事诉讼。法官告诉被传唤的人，在挑选陪审员的过程中，原告和被告律师以及法庭会向他们

提出一些问题，以确保刑事案件中被选上的12名陪审员或民事案件中被选上的6名陪审员会秉公断案，而且对政府、被告、原告没有任何先入之见，他们在听取所有证据之前不做任何判断，彼此间能合作顺利，最后做出符合法律的公正判决。”

*陪审员的责任和义务*

政府部门雇员南希已经数次做陪审员，最近一次是2002年5月。当时，一位女士到法庭上告开车撞她车子的一位男士，并因修车耽误三个工作日而要求得到赔偿。南希说：“当时，受到传唤的人来到法庭后，双方律师向我们提出问题，如果谁认识当事人，就不能成为这个案子的陪审员。最后，12个人被选上。审讯持续了一天，我们坐在法庭上，听取原告和被告双方以及各自证人提出的证据，然后我们到另外一间屋子里进行审议，以确定这位男士是否有罪，以及如果有罪，他应该向这位女士提供多少赔偿等。最后，我们一致做出这位男士有罪的判决。”陪审员在断案期间，不能向包括自己家人在内的其他任何人透露有关案子的任何情况，陪审员的审议是保密的。如果陪审员被发现行为不当，将被剥夺陪审资格。另外，陪审员在审议过程中私自离开，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今年2月，在一起谋杀案中担任陪审员的一位妇女在审议过程中跑到墨西哥度假，使法庭的审议推迟了一个星期。她度假结束出现在法庭时，法庭判她7天监禁，并施以罚款，同时下令她从事40小时的社区劳动。

*陪审员意见不一致怎么办*

各州法庭一般不需要陪审团做出一致判决，但在联邦法庭，如果判决不一致，陪审员就要重审，直到做出一致判决为止，因此，有些复杂刑事案件的审讯可能持续几个月。

德克萨斯州律师康莱德解释说：“Hung jury是不能做出一致判决的陪审团。比如说，刑事案件要求12名陪审员做出一致判决，但最后的结果是9名陪审员认为被告无罪，3名认定有罪，因此被告就可能再次接受审讯。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常发生，只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如果陪审员始终不能做出一致判决，法官就要宣布“失审”。“失审”的意思是在做出判决之前审理就告结束。在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后，出现陪审团悬而未决的情况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这样就造成未来某一时候再审，或有关各方乾脆放弃诉讼的后果。另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是jury nullification。

马里兰州检察院培训部主任多恩律师处理过大量刑事案件，他说：“Jury nullification的意思是：陪审团宣告被告无罪，虽然证据表明被告的确是有罪的。这也许是因为陪审团不喜欢有关法律或提出的指控。根据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一旦陪审员宣告某人无罪，一切就成定局，因为不能就同一指控做出的宣判，对某人进行第二次审讯。这是jury nullification和hung jury 的不同之处。如果出现hung jury，陪审团说，我们无法做出一致判决，他们可以重新挑选陪审员，并对案子进行重审，也许重审时会做出一致判决。而如果出现jury nullification，陪审员宣告某人无罪，案子就到此了结了。”

正因如此，人们担心有些陪审员会利用jury nullification而不顾法律事实宣告某人无罪，以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或其它目的，因此对陪审团制度提出异议，同时也对陪审员能否不受外界干扰秉公断案的能力表示怀疑。

*陪审团制度是否应继续下去*

下面这个案子曾使人们对陪审团秉公断案的能力提出疑问。1954年夏天，俄亥俄州发生一起杀人案。当时，怀孕四个月的玛丽莲·谢波德太太在家中被人杀害，她的丈夫谢波德医生被控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虽然他一再申辩说，有人闯入他家中，杀害了他的妻子。但是，在俄亥俄州的法庭审讯时，由于陪审员在审议此案之前受媒体大量诋毁性报导的影响，因此判定谢波德有罪。这个案子最后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1966年6月6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8比1的多数推翻俄亥俄州法院早先的判决。判决指出，当地媒体的诋毁性报导影响了陪审员的判断，使谢波德案没有得到公正审理。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时，谢波德医生已经被囚禁了10年。法院同年重审此案，陪审团宣判谢波德无罪。但是，此时的谢波德医生已经家破人亡，心力交瘁，四年后就病故了。谢波德太太被害时，儿子理斯·谢波德只有7岁。理斯·谢波德为讨回父亲的清白，于2000年向俄亥俄州提起民事诉讼，并要求得到索赔，但没有告倒俄亥俄州。

理斯·谢波德表示了对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失望。他说：“我认为陪审团仍应继续实行下去，但是它很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小的社区内。因此，我们应该对这个制度重新进行研究，因为大量恶毒的宣传有可能激化公众的情绪，从而把一个人置于死地，并错误地处以死刑。”

但是，马里兰州检察院的多恩律师认为，虽然陪审团制度有很多地方仍待改进，但总的来说，它的利大于弊。他说：“陪审团制度是自由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使公民有权对向其他公民提出的指控做出判断。在是否继续实行陪审团制度问题上，各种看法都有。有人提出由专业陪审员断案，也有人建议由三名法官小组或一位法官决定某人是否有罪。虽然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要求我们有举证的责任，而且在刑事案件中必须得到12个陪审员的全部同意才能定罪，但我还是倾向这种做法，因为它保证政府权力不被滥用。”

美国陪审团制度的优点：

第一，人民直接参与司法工作，体现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可以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爱国心。在美国，新移民入了美国国籍，有几方面好处：美国对公民的保护显著优于对非公民（包括合法永久居民）；公民比非公民更容易就业；享受公民才能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享有选举权被选权和作陪审员的权利等。所以新移民被遴选作陪审员，心情上是高兴和兴奋的，认为自己也被美国信任，有了参与司法工作的权利。一位参与过四次陪审工作的华人，撰文介绍自己的经历，结论写道：“我以获选陪审员为荣，在陪审中获益匪浅。希望华人们都能了解这一制度，不要放弃当陪审员的机会。”

不过华人新移民当陪审员的相当少，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英语水平不过关。参与陪审工作，英语必须完全过关，因为讨论分析案件只会日常生活用语是很不够的。除了英语，还需要对美国的社会情况和风俗习惯等都比较熟悉，否则也难胜任陪审工作。二，新移民忙于为谋生而奔波，担心充当陪审员影响自己的生意或工作，经常想方设法找出理由推辞掉。

第二，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的法制观念。因为是在美国公民中广泛征集陪审员，而参与陪审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接受法官“活的法律教育”，所以实行陪审团制度对美国的法制建设，有积极的作用。

第三，可以防止法官偏听偏信，独断专行，出现误判错判；也可以堵塞某些行贿受贿的途径，防止某些贪赃枉法现象。陪审团是临时组成的，一个团只负责审判一个案件，审判完就解散；陪审团人数较多，审判期间又与外界隔绝；诸如此类的制度规定，使行贿相当困难。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陪审团制度对美国司法的公正与廉洁，确实起过重要作用。

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弊端：

第一，遴选陪审员的条件问题：美国不准医生.律师.教师等职业的人士担任陪审员，这就排除了许多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再有，前面讲过，由于陪审工作津贴不高，许多高收入的人不愿意作陪审员，这样，事实上就又失去一大批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其结果，陪审员主要来自一般平民和收入较低的人群。这些人，法律知识水平和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相对来说是不高的，影响进行裁决的水平。

第二，由谁遴选和如何遴选陪审员？有的西方国家（如英国），遴选陪审员是从候选陪审员名册中随机抽样选出，弊端较少。美国不然，是由法官和两造律师挑选。有些富人便花大钱聘请“高明”的大律师（实际上是老奸巨猾，经验丰富的“讼棍”，这种律师最会钻法律漏洞，经他们辩护，可以把重罪变轻罪，把死罪变“无罪”）参与遴选陪审员，其结果陪审团的构成变得有利于花大钱的被告，而不利于花不起钱请“大律师”的受害者。辛浦森杀人案就是十分明显的实例。辛浦森是黑人，被非裔美国人视为本族裔的“英雄”，从情感上就袒护她。被杀的辛的前妻和她的情人都是白人。经辛浦森所聘大律师的“努力”，陪审团12名成员换来换去，最后为黑人9名，西语裔1名，白人2名。这样的构成就使得陪审团内存在一种不公正的种族歧视情绪，这是辛案刑事审判所以荒唐的重要原因。

第三，“一致通过”原则在审判复杂案件时，往往行不通。因为案情复杂了，分辨案件的性质和罪行轻重的程度就比较困难，会有不同看法，甚至严重分歧。何况陪审团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如果有人思想固执，听不进别人意见，喜好坚持己见，那就更难一致通过。所以许多国家的陪审团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不是“一致通过”原则。这样就很少有“挂起来”的现象。

第四，陪审团的裁决是“最后判决”，除非程序有问题，不得上诉。这条规定显然不合理。美国陪审团进行审判的水平实际上并不高，为什末他们的裁决就是“最后判决”呢？真正的法制，应当一切服从法律，如果陪审团的裁决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当然应允许上诉。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做法各不相同。德国的陪审员是辅助法官判决，因为德国舆论认为法官的专业水平比陪审员高，应当以法官为主进行审判。加拿大的法官对陪审团意见有否决权，并且可以对陪审团陈述自己的意见，要求陪审团再审议。美国只许法官向陪审团讲解法律条文，不许用自己的意见影响陪审团，理由是尊重陪审团“自主判决”。

第五，陪审团制度有利被告。由法官直接审判，原告.检察官只要凭证据说服法官一人，就能定罪；而由陪审团审判，原告.检察官就必须凭证据说服陪审团12人才能定罪。后者当然比前者困难，也就对被告比较有利。所以虽然原告和被告都有权利要求陪审团审判，但事实上原告要求陪审团审判的很少。

第六，陪审团制度有利富人。陪审团审判的费用是很高的。由陪审团审理时，律师的出庭费一般是一天2000美元左右，诉讼两星期就要花两三万美元律师费。如果诉讼旷日持久，仅律师费就可以使人倾家荡产。如果被告方官司打输了，法官还可能加重对被告的量刑，因为进行陪审团审判，政府也要花更多的费用。所以，不是富翁富婆不敢轻易要求陪审团审判。

第四篇：美国陪审团制度

美国陪审团制度浅析

姓名：李隽婕

学号：32012090015

班级：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班

一、陪审团制度的历史

陪审团制度首先起源于英国，为了帮助国王调查犯罪，到了17世纪末成为了反对国王武断发生起诉的盾牌，在北美殖民地的时期，各地区法院在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时，广泛采用陪审团制度。而后作为独立战争的果实，陪审团制度被写入了美国宪法第五和第六修正案。

二、美国陪审团制度概况

（一）陪审员的产生 1、适用主体

1689年《联邦陪审员挑选及服务法案》规定，除以下原因，否则每个成年美国公民都有担任陪审员的义务。

（1）对英语掌握不能达到流利的程度或不会说英语

（2）由于精神上身体上的原因，不能履行令人满意陪审团服务

（3）被以可能判处一年以上监禁刑的罪名起诉，或有在某一州或联邦有一年以上监禁刑的犯罪记录，公民资格还没有恢复。、挑选的具体程序

首先，法官从当地选民登记名单中，随机选出一定数量的人，写信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担任本案的陪审员。然后，法官用问卷的形式审查这些人是否具备担当本案陪审员的资格。最后，法官通知这些人到指定时间到法庭接受庭选，在庭选过程中，双方律师对陪审团候选人具有否决权。

（二）陪审员的回避制度

审判过程中，审判员的姓名和身份都是保密的，除非他们自己向外界揭露。新闻媒体不得擅自公布陪审员的姓名，只能用他们的座位顺代表其身份。

（三）陪审团的工作

1、庭审。在庭审过程中，陪审团扮演的只是听众的角色。双方律师在发言辩诉意见时要面对陪审团，双方证人在陈述案件事实时候也都以陪审团为主要对象。

2、指示。庭审结束后后，首席法官会对陪审团作出指示。

3、评议。之后陪审员被送至秘密的评议室，依据各人的人生经验，朴素的是非标准和简单的法律知识以及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就案件事实作评议。

4、裁决。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员裁决必须得到全数同意通过，在民事案件中，一般只要求简单多数通过。如果刑事案件中的陪审团无法就裁决达成一致，那么法官会宣布该案为流案，重新组建陪审团进行审判。

三、陪审团制度的意义

陪审团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洗礼，已经逐渐成为了一套比较完备的体系，其意义有以下几方面：

1、有利于司法公正性

作为最高裁决者的法官难免会因为其自身年龄，阅历，经验，甚至是主观情绪的影响，作出对于案件事实认定的错位，因此设立一个由不同职业和生活经历组成的陪审团帮助法官更准确的认定案件事实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陪审团制度可以有效地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率，这样也可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有利于遏制司法腐败

在陪审团制度下，法官只能对案件量刑作出裁决，无权对案件事实认定作出任何评议，而陪审团成员均为随机选出，并且有一套极为严密的保密措施，有效地避免了因行贿与陪审员，而做出的与案件事实严重偏离的裁断。、有利于司法公开

除新闻媒体公开外，由12名不同职业的公民组成的陪审团本身就扩大了民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又给公民参与司法过程提供了一定的途径和渠道。

4、有利于普及法律知识，增进公民法律意识

陪审团制度不仅强化了公民个人的法律意识，并且提供了每一位公民参与司法过程的机会，不仅使得公民更加熟悉本国司法过程的程序，并且通过庭审中律师的辩论，推理，对法律知识的运用，增进公民自身的法律知识。

四、陪审团制度的弊端

在陪审团的价值被认可时，其弊病也在发展中逐渐被人们揭露出来 1、易造成司法效率低下以及司法成本过高

如所周知，美国法律规定刑事案件必须全票通过，而做出这一判决往往是十分困难的。这无疑会造成司法效率低下，导致更多的案件无法及时有效地审理。同时，陪审员的住、食、行均由政府买单，这也是浪费纳税人钱的一种行为。、陪审员挑选制度易造成裁决错误

无数事实证明，大多数辩护律师认为：就陪审员而言年轻的比老的好，结婚的比单身的好，穷人比富人好，而陪审员也会情不自禁的在心理上倾向于同种族当事人。并且财产雄厚的辩护律师会用“背景调查员”和“无理否决权”剔除对自己不利的陪审员，这都会影响评议的公正性。

3、陪审员义务易造成对公民个人生活的侵扰

各国法律基本都确定这样一种理念：非经正当法律程序，公权利的触手不得侵犯广大公民的私生活。目前陪审团制度就陷入了一方面要求司法独立，公正，民主，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对公民私生活的干扰的这样一种悖论中。陪审团的评议过程往往是持久的，尽管政府会给与陪审员一定的经济补偿，但与公民因担任陪审员所付出的时间，精力，以及误工费比较，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假设12名陪审员均为自愿履行陪审员义务的公民，但因种种原因，导致法庭作出了不符合陪审团部分成员意图的判决，那么是否可以推理出这部分成员会因此裁决而认定他们所做的努力为徒劳的，进而产抵触情绪，发展到极端甚至认定此义务干涉了公民自由。

五、对此看法

固然，陪审团制度是有明显的弱点，但是美国人之所以坚持用陪审团制度，就是因为陪审员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的。陪审员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他们的判断，就是一般民众会做出的判断。当然，这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这个社会是自由的，普通民众是不受任何控制的。在自由的国度里，一切都有可能。

第五篇：美国陪审团制度

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功能及其对我国审判制度

改革的启迪

来源：作者：

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功能及其对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启迪

饶世权

（西南交通大学 成都 610031）

TEL：（028）87601311 E-mail：rsq858@163.com

通讯地址：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学南园21317#

作者简介：饶世权（1969~），男，四川仁寿人，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

[摘要]陪审团制度在美受到尊重，是因为陪审团具有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司法功能、促进立法的造法功能、推进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这对我国进行审判制度改革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陪审团；公民自由；司法公信力；造法；法制教育；

美国陪审团制度从英国传入，至今在美国仍受到尊重，其原因除了陪审团制度具备浓厚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基础外，更主要的是陪审团制度的价值意蕴即陪审团（本文仅指小陪审团）制度本身的功能有现实的社会意义。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也有借鉴意义。

一、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功能

（一）陪审团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审团被美国看成是捍卫自由的堡垒，陪审团制度通过二种方式捍卫公民自由：

一方面陪审团制度通过人民分享司法审判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保障公民自由。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因现代国家由于地域辽阔、人囗众多、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等原因，现代民主都是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即人民不直接地、经常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是选举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这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主体与政治权力的行使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分离。这种分离可能失控——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整体意志，而是凭着权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绪而运行，以至出现政治异化——政治权力在运行中发生异变，权力的行使不利于权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1].国家正是权力的行使者，为防止政治权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项制度或机制，以制约权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

人民的自由权。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以权力制约权力”，就是在权力行使者——国家内部，将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三权相互制约。这是权力行使者对权力行使者的制约。这种制约制度要发挥防止政治异化的作用是以各权力行使者都能恪尽职守为前提条件，这显然只是一种理想。在三权中，司法权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确保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普通公民对一个国家还有没有信心的检测标尺，同时还是一个社会能否稳定的寒暑表。因此司法的权威相对于其他政府部门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正是基于此，必须确保其公正性[2].一旦出现权力失控，后果不堪没想。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公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3].因此，人民不能更多地直接参与立法、行政权的行使，但人民直接参与司法权的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陪审团制度就是作为社会公众代表的陪审员参与诉讼活动，是权力的所有者与职业法官分享了司法权，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直接参与了权力的行使，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评价说：“实行陪审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把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4]权力所有者直接行使权力，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实现了统一，相对其他权力行使者来说，他们是最不容易滥用权力和腐败的。他们分享司法权，从而使司法权内部实现了一部分司法权对另一部分即职业法官的权力制约，是权力制约权力。从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独断与专横，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

另一方面美国认为陪审团保障公民自由不仅通过权力制约权力来实现，而且陪审团审理是公民的权利，通过权利制约权力来实现。陪审团制度传入美国后，进一步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每个人都有权由“和自己同类的人”来审讯、“人民代表参加审判”等思想的影响，使得陪审团制度有了更新的意义，陪审团制度不仅仅是对抗王权和势力集团的武器，而且成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为民间法律组织与另一民间法律组织——律师职业团体是民主审判的两根柱石，是产生权利、公正及合理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前提[5].因此，1776年的《独立宣言》对英王进行的一系列控诉中，就指责英王在许多案件里剥夺殖民地人了使之不能享受陪审团办法的利益[6].陪审团制度作为美国独立战争要争取的重要权利之一，作为独立战争的胜利果实而被写入美国1787年宪法，陪审团制度成为宪法上的权利（1975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陪审团不是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公民可以沿引宪法上的权利要求陪审团审理，排除职业法官的独断，从而以权利制约职业法官的权力，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民主。而英国则没有明确将陪审团审判作为权利赋予公民，相反，1933年法律明确规定的适用陪审团的案件外，其他的案件是否使用陪审团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所以英国法官法官德夫林勋爵称赞说：“由陪审团审判不仅是实现公正的手段，……，它还是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灯。”[7]潘恩赞扬说：“在这里居于至高地位的陪审委员团就是一个共和国，一个从人民当中选举出来的法官团体”，陪审制度是人权的伟大的而又几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垒[8].陪审团制度真正使人民成了最终的审判者，也只有人民成为自己的审判者，才能确保人民的民主、自由。

（二）陪审团审判提升审判公信力的司法功能

美国学者认为，陪审团审判的消极作用就是可能是某种隐蔽的社会偏见者的容纳者，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也可能给判决带来偏见。但瑕不掩瑜，就社会正义来说，陪审团本身可被看作是一个重要平衡器，就是说，陪审团的人民性使陪审团能够通过证人证据，并通过自己的潜意识，有时是有意识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从警察或社会大众所要求的角度来作出解释[9].1、组成成员的人民性

陪审团在古英语中的解释至少是一组与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自己的同辈，所以17、18世纪和19世纪时英国人受同一阶级的人们的审判，如一个有世袭爵位的人被指控犯罪，他有权由从上院选出来的人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审判，否则，就不由陪审团审判。但美国被认为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世袭爵位，不具备属于陪审团成员的专有资格。因此，如果说英国那时陪审团还有阶级性，那么自美国独立时，美国陪审团就具有了超越阶级的人民性。现代美国法规定陪审员应是21岁至70岁的美国公民；陪审员应是每年纳税250美元以上的有财者；还要求能阅读和书写英语；还有一些不得担任陪审员的人。早期妇女不能担任陪审员，但现在妇女也可以担任陪审员，美国现有学者主张陪审员的挑选应不受贫富、经济地位、国籍等状况的影响[10]，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陪审团的人民性。

同时为确保陪审团的人民性，建立了陪审员召集制度。美对陪审员的选任由法官召集，具体由陪审团选审官或法院办事员负责，一般在受理案件法院的辖区内选任，最初是从电话号码簿上挑选陪审员，这一做法被一些指责是以不公正的方式选定陪审团名单，它排除了那些装不起电话的人。近年来通常联合使用选民名单、电话号码簿名单、汽车登记名单以及其他程序进行挑选。目的是使陪审团能够超越种族、经济方面的偏见，使审判公正，同时也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参加到司法民主中。

2、组成人数的人民性

3、裁判的人民性

美国的陪审团负责事实审，判决实行多数同意制度，即12名陪审员的多数意见作为陪审团的裁决，相对于法官的裁决，更有人民性，这是因为是陪审团裁决是人数众多人的裁决，陪审员通过对证人证供之可信性和可靠性而行得的综合判断而取得一致意见，比法官一己的判断更为稳当；其次是因为陪审团裁决是来自普通民众的裁决，美国认为某种程度上法官必然与杂乱无章的社会脱节，常误认一切的人都像他们一样的合逻辑，而陪审员来自普通民众，他们常常比较明了普通人的昏乱和谬误。所以，陪审团进行事实审，法官进行法律审，法官和陪审团相互影响、交流，很可能比法官单独工作更能取得健全的结果[11].从而使司法更贴近社会生活，反映民意。

为了保证陪审团裁决的人民性，一是建立了陪审团审查制度，以尽可能地排除那些对特定案件抱有明显的或可察觉的偏见的人，美国采取询问主义，即就是从候选陪审员宣誓就职开始，法庭将询问他们的姓名、职业、是否与案件的利害关系，是否对案件具有可能影响判断的特殊知识，是否对诉讼的一方当事人有偏见，是否认识证人以及其他任何不能担任陪审

员的原因。二是法官对陪审团裁判时不加干预，只是告诉陪审员如何投票，如何选出陪审长主持评议，看待证人、分析证据的方法，而不对证据发表意见，宣布他们应当运用的法规。即使有的州如加利福尼亚宪法允许法官对证据发表意见，但他们从不这么做。美国体制非常中立，法官的任务是严格限于行使公断人或仲裁人的责任，他们只是告诉陪审团基本原则，并鼓励他们自己决定运用这些原则[12].三是对陪审团裁判的低效，美国则认为陪审团是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平衡器，因此使用陪审团即使费时费财，也是实现社会正义所必须付出的成本。相对于时间和金钱而言，社会正义更重要。

正是因为陪审团审判的人民性，相对于合议庭制度，即完全由专业法官组成法庭进行审判，其组成成员的身份不是普通民众，也是社会的管理者，是与普通民众相对的人，这种身份的不认同使得人们对他们的审判心存介蒂。而陪审团由普通民众组成，与被审判者、社会公众身份认同，是自己人的审判，而且人数众多。因此，陪审团审判相对于完全的专业法官审判在民众中有更强的公信力，可以促进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13].陪审团制度使人民成为真正的审判者，也只有人民的审判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

（三）陪审团促进立法的造法功能

英的陪审团制度和法国等国的陪审制度作为司法制度，只有司法功能，但在美国，陪审团制度除司法功能外，还有造法功能。美二国都承认陪审团容易被当事人的辞藻所打动，有时做出不顾法律的裁判。对此，英国法官有时以陪审团的裁判不合法为由，否定了陪审团的裁决，而进行重新审理。而美国认为陪审团明知故犯的少，微妙而不自觉的漠视的情形则比较多，尽管美国有的州法规定，法官在陪审团没有足够证据作出这样的决定时，可以作出不顾陪审团决定的判决，但法官一般并不这样做，而是承认陪审团的裁判，并努力为这种裁判寻求合理的解释，如在一些案件中，陪审团不顾本来应该阻止原告取得救济的被害人的助成过失，只是在损害赔偿金额上考虑原告过失，从而发展了所谓比较损失原则。这一原则后来为法院采用。美国学者对此解释是，既然陪审团作出不顾法律的裁判，该查究的是法律是否需要修改，该怀疑的是法律是否公正。陪审团有时就是正规法律的批评的和间接的法律改革者[14].这种思想在辛格审判中已经凸现，殖民地陪审团不顾法律作出了约翰。彼得。辛格无罪的判决，就在此时产生了有关后来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想法，主要是陪审团希望这成为他们的法律。所以陪审团确实有遵守法律或超越法律的惊人力量[15].陪审团制度实现了人民是最终的审判者，不仅是案件的审判者，而且是法律本身的审判者。

（四）陪审团制度推进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

法制教育的形式很多，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制教育模式，一种是课程化教育模式，就是将法制教育作为课程，纳入教学计划中，这种模式重在理论系统教育，但与社会生活现实有一定距离。另一种模式是生活教育模式，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生活实践，进行法制教育。这种教育比课程化教育更生动，更具体，更深刻，而且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更容易为受教育者所接受。陪审团制度正是一种生活教育。

陪审团人数虽然只有12人，但他们是从上千人中遴选出来的，这个遴选过程本身就是

法制教育的过程；在审判过程中，普通公民常常受到法律家分析问题的思路、方法及语言的影响；而且普通公民参与审理和裁判，直接体验法律与生活关系、法律思维。因此，陪审团审判不大会将法律变为与生活脱节的神秘而抽象的东西[16]，而是把法律变为现实生活。所以陪审团审理也是法治精神向社会渗透的重要渠道，无形中提高了社会整体的法律意识，扩大了司法审判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17].而且相对于课程化法制教育来说，参加这种司法活动（陪审团审判）对于培养人们的守法习惯所起的作用要超过其他任何活动。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曾把它说成是“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一种最强大的力量”[18].二、对我国司法审判方式改革的启迪

研究美国陪审团制度，对我国当前的司法审判制度改革有重要启迪：

一是谁是最终的审判者？美国坚持认为人民才是最终的审判者，这样的价值理念使得陪审团制度在美国长盛不衰，陪审团不仅审判案件，而且一定程度造法。我们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也应当树立人民是最终的审判者的价值理念，即司法是否公正最终是由人民来评价，即使司法实现了法律公正，但如果社会公信力缺失，也不可能实现司法的社会公正。而司法的社会公正正是由人民来评判，因此，应当建立制度吸收人民参与审判，我们不能怀疑人民的能力，他们也许不懂法，但他们反映的正是普通民众对事物的看法或认知，而职业法官懂法，他们比普通民众认知能力更强，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常常比普通民众更深刻，如果用职业法官的标准来要求普通民众，就如哲学家要求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一样。因此，我们不能以普通民众不懂法来阻止普通民众参与司法审判。

二是强化功能与制度的互动。美国陪审团的功能是通过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而且美国陪审团的功能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逐渐产生的，一旦产生了某种功能，美国就设计相应的制度或者完善与功能伴生的制度来保障功能的实现。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也应当注意功能与制度的和谐，而且我国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不是自然演进型，而是人为推进型，因此，应当事先明确我国司法审判制度应当到达什么样的功能，因功能而设计制度，以制度保障功能。

三是应当强化审判制度对公民民主、自由的保护，提升司法公信力等功能。美国陪审团制度具有公民民主、自由的保护，提升司法公信力等功能。反思我国司法审判，公信力缺失，甚至严重危及公民的民主与自由，有的判决出现合法不合理的状况。因此我们在改革司法审判制度时，必须注重提升司法审判的公信力，为此要充分考虑人民的参与性，不能认为审判公正了就有公信力了，因为审判是否公正人民才是最终的裁决者。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1年P173~174；

[2] [17]尚代贵：“论陪审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发展”，《求索》2002（6）；

[3] 王利明：“法治社会需要司法公正”，《人民司法》，1998（2）；

[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P314；

[5]龚瑞祥：《西方司法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P139；

[7] [18]〈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未来》，法律出版社2000年，P41、；

[8]〈美〉菲。方纳：《潘恩全集》，纽约1954年英文版第2卷，P79~80；

[9] [10] [15] 美国加州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美国法律体系（宪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8年P203、203、207；

[6] [11] [13] [14] [16]〈美〉哈罗德。伯曼：《美国法律讲话》，三联书店1988年，P8、40、40、42、42；

[12]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英国刑事诉讼法（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