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南“人民陪审团”案一窥我国陪审制度

第一篇：从河南“人民陪审团”案一窥我国陪审制度

从河南“人民陪审团”案一窥我国陪审制度

2009年，河南省高院实行的“人民陪审团制度”在我国引起广泛的关注。这是一次关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由此我们开始关注现在我国的陪审制度的利与弊。

首先，我们先从陪审制度的历史说起。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制度起源于英国，不过其在19世纪以来就渐渐衰弱。最初在英国，陪审团分为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其中大陪审团负责刑事案件，而小陪审团负责民事案件。虽然英国的陪审制度在1948年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它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在英美法系中，陪审团的主要特点：1.陪审团与法官有着明确的分工。陪审团负责认定案件的事实，进而集体评议罪名（审理和认定）;而法官的职责则是在此基础上，对案件如何适用法律作出决定。在我看来，就是陪审团负责定罪，而法官负责量刑。2.陪审员以集体的形式加入法庭，单个的陪审员不能独立发挥作用。

而在大陆法系中，陪审团制度得到了移植。陪审员是以单独身份加入审理案件的，还有陪审员与法官基本上有着相同的权力，可以参与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判。我国陪审制度主要沿袭了以德国为主导的大陆法系，并集合自身特色进行了一定的改进。

我国的陪审制度又称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我国的现今的陪审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时期，这种制度是对当时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进行否定。当时在革命根据地普遍使用这种方式，但是其缺点在于职业法官与非职业法官的界限十分模糊。我想这

点也是我国陪审制度的历史遗留问题。建国后，人民陪审制度在宪法里得到了确认，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陪审制度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资料显示，虽然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在之后得到了恢复，但却未写入宪法。而在如今的中国，这种制度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现下，在我国实际的司法实践活动中，人民审判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陪审制度有以下几项意义：首先，保障了民主性，其次，体现了公正性，其次，弥补法官在经验上的不足，最后，有利于普法教育。

然而，我国陪审制度有着不少消极方面。也许这也是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河南“人民陪审团”应运而生的原因。在我国的陪审制度中，人民陪审员的遴选并不科学与民主，同时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还有这项权利，导致其遴选的范围不够广泛。还有人民陪审员的任期和考核制度职业化，因为我国的人民陪审员任期是五年，很容易形成职业陪审的结果，从而形成腐败。

在河南高院实行的人民陪审制员中，其进行了一定的改革。首先该案件是二审案件。在刑事诉讼法中，陪审员理论上是不能参与二审案件的。人民陪审员只能在参与第一审案件的审理。这是因为一审是在于认定犯罪事实是否成立。而二审程序，更偏重于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因此二审程序对于法律的专业知识的要求更高，所以人民陪审员不适合参与其中。而在该案中，“人民陪审团”参与了第二审案件的审理，我认为这是有违刑诉原则的。让没有过多法律知识和经验的人参与其中，会导致审判的不公正。这同时也是对被告权利的一种侵害，这毕竟关乎着被告的切身利益。

还有河南省高院将“人民陪审团”与合议庭相分离，这点也是有待商榷的。在一审案件中，合议庭一般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随机组成，在对案件进行评议时，有着较为细致的规定。而在“人民陪审团”参与评议的过程中，规定就比较模糊。其中有一项规定是“合议庭进行合议时，应对人民陪审团的意见进行慎重考虑”。我认为“慎重”这一词的范围太广，在实际审判时会产生争议。

河南省高院将陪审员的人数进行了扩大，增至9到13人.我觉得这点无可厚非，所谓集思广益。但是在实践中却还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资料显示，在该案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些本应排除在外的陪审人员却被列入“人民陪审团”的行列。这点显然有违扩大陪审员的初衷。

如今在我国陪审制度经常会出现人民陪审员在陪审中陪审走过场的现象，由于没有具体明确权利义务，导致一些陪审员不愿、不会陪审，也有一些陪审员参与意识不强，即使坐堂也不问案。还有些陪审员缺少一定的法律知识，只能应付了事。其次还出现了认识有偏差的现象，一些人民陪审员并不了解人民陪审制度的重要性和作用，总认为自己的陪衬，可有可无。还有出现了经费难保障的情况，有些陪审员所在单位克扣陪审员的正常工资，政府又未能及时发放津贴，导致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为了解决上述现象。有学者认为：首先应该明确人民陪审员的权限与职责，解决“陪而不审, 审而不议,议而不决”的问题。其次可以借鉴英美法系的明确分工，区分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再次可以进行相应的岗前培训，专项培训，以提高陪审员的法律素质。还有，可以将陪审员的遴选公开透明化并且适当提高陪审员待遇，提高公民参审热情。最后缩短陪审员任期，防止司法腐败。

河南高院的做法遭到司法界的诟病，但是这是一种创新和尝试。它也反映了我国现如今司法体系的缺陷。“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国法制体系的完善还需要后人不断地上下求索！

参考文献1.《“非驴非马”河南陪审团——美国失控陪审团！》—郝佳星等

2.《陪审制度的考察及思考---论参审制在中国的命运》—肖建国jennyfanny

第二篇：陪审团的无奈——从辛普森案看美国陪审制度的缺陷

1994年6月12日深夜，曾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点燃圣火的美国超级橄榄球明星O?J?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的前妻尼科尔（Nicole Brown Simpson）和其男友戈尔德曼（Ronald Goldman）双双被杀害于尼科尔在洛杉矶的别墅。现场发现的一些物证使辛普森成为案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嫌疑人。辛普森被捕后，申辩自己是无罪的，并聘请了由全美最好的律师所组成的被人称为“梦之队”的辩护律师团。原告方面也推出了阵容强大的公诉人队伍。自此，控辩双方围绕着被告是否有罪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漫长交锋。为审理此案，洛杉矶地方政府耗资900万美元；法庭证词长达5万页；出庭证人126人次；出具证据1115件；采访此案的记者超过1000人，此案因此被称为“世纪审判”。①直至1995年10月3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官兰斯?伊藤宣布：加州公民辛普森谋杀案经已授权的陪审团裁定，辛普森无罪。

这一“世纪审判”虽然已过去将近10年，但辛普森案中的一系列故事性元素仍吸引着我们的眼球：异族通婚、爱情、情欲、谎言、仇恨、名气、财富、美丽、占有、着魔、虐待配偶、偷袭、伤心的孩子、最残忍的挥刀行凶和所有用金钱能买来的“正义”，如同烟花般迸射在人们眼前。迥异的刑事和民事诉讼结果也使许多人深感诧异、震惊和难以理解。许多人不约而同地产生了疑惑：既然民事裁决是辛普森对两名受害人之死有责任且要对受害人家庭承担巨额赔偿，这就说明辛普森的确杀了人；而既然他杀了人，为什么他又能永远逃避刑事惩罚？反之，既然刑事判决他无罪，为什么民事裁决又确定他负有责任并要巨额赔偿？这两个判决不是自相矛盾吗？

但分析案件的审理过程及美国的司法制度，我们可以说，无论如何，刑、民两种诉讼结果都是按法定程序作出的，都是符合逻辑和合理的。至于结果实质上的不同，取决于美国宪法、法律制度和社会大环境的多种因素。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要求不同②，刑事诉讼的被告人与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享有的权利不同③，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审理法院不同，都对结果的不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此案中，导致两个裁判截然不同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刑事裁判和民事裁判是由两个人员构成完全不同的陪审团所作出的。正如《陪审团制度》一书的作者Jeffrey Abramson教授所说：“此案刑、民事诉讼中所有的区别均因两个诉讼中陪审团的黑白分明的人种组成而逊色。两个陪审团，两个社会，两部正义的法典。”

下面，本文就将从辛普森案的陪审团入手，分析当今美国陪审团制度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

陪审团审判的保障。一切罪行，除弹劾案外，应以陪审团审判之，„„

——美国宪法第3条第2项第11款

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应享有下列之权力：

1、由发生罪案之州或地区之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及公开的审判，该地区当以法律先确定之。

„„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6条

第七条 民事诉讼之陪审团审判。

在适用普通法的诉讼中，若其诉讼标的之价值超过20元者，当事人有权要求陪审团审判。任

何业经陪审团审判之事实，除依照普通法上之规定外，不得于美国任何法院重审。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7条

缺陷之一：陪审员的种族偏见对案件结果的决定性影响

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的以上条文，确立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陪审团制度，保证了被告人受公正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由于宪法将“享有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陪审团在美国远不是司法的象征而是民主的象征。审判与他们相同的人的普通男女被认为是象征着他们与政府分享民主形式的理想。④充当陪审员的前提条件是他（她）必须公正、客观，没有在审判以前就对被告人产生了有罪或无罪的成见。由于陪审团对案情有独立审查权，不受包括法官在内的任何人的干涉，法官也只能依照陪审团的裁决作出判决。如果陪审团裁决被告人无罪，被告人就会被当庭释放。即使在以后发现了新的证据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也不会再受审判，因为美国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为同一罪行，接受两次生命或肢体上之危害。”⑤这样，尤其在刑事诉讼中，挑选陪审团就成了控、辩双方的“兵家必争之地”。

在辛普森一案中，刑事诉讼的双方律师在陪审员的甄选上都不遗余力，希望选用对自己一方有利的人员。由于辛普森是著名的黑人橄榄球运动员，长相帅气，虽出身寒微但靠自身奋斗而神话般发迹，深得美国黑人、橄榄球迷和青少年的喜爱和崇拜；尼科尔则是一名漂亮的白人少妇。根据这样的情况，辛普森的律师希望挑选少数民族、男性、文化程度低、喜爱橄榄球、崇拜明星且比较感情用事的陪审员；而公诉人方面则希望尽量挑选白人、女性、最好曾有家庭暴力不愉快经历、对有钱人缺乏好感的陪审员。经过旷日持久的争论，12名陪审员终于确定了。12人的情况如下：

1．黑人妇女，50岁。她是个叫卖贩，自称最初听到辛普森被指控时，感到“震惊、懊丧”。她说，由于“基于后天努力”的成就，她尊重辛普森先生。

2．黑人妇女，25岁。她是一名飞行值班员，偶尔在电视上演出。

3．男人，52岁，兼有美洲印第安人及爱尔兰血统。他是个水陆两用车领班，自称父母间的暴力“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辛普森“是我的英雄”。

4．南美裔男人，32岁。他是个货车司机，曾谈及辛普森说：“如果他干了这事，我无法理解原因。这等于自寻死路呀。”

5．黑人妇女，37岁。她是个邮递员，自称当听说辛普森被控犯罪时，她“怀疑为什么”他会这样干。

6．黑人男子，48岁。他是赫尔茨租车行的雇员，辛普森曾为该车做过广告。他说，当听说辛普森是嫌疑犯时，他“只是无法相信”。

7．黑人妇女，38岁。她是一个受雇的采访员，自称避免谈及此案。

8．黑人妇女，38岁。她是个环保问题专家，父亲曾是警察，而她则想成为律师。

9．黑人妇女，52岁。她是一个店员，曾在电视上看过6月17日辛普森和警察在南加州公路上的追逐。

10．南美裔妇女，38岁。她是个信件投递员，自称曾遭受过男友的虐待。

11．白人妇女，22岁。她是一个保险申请核查员，自称母亲曾遭到父亲殴打，而她还是婴儿时父亲便离开了家。

12．黑人男子，46岁。他是个急件递送员，自称如果辛普森犯了此项罪，他会“非常吃惊”。⑥

12人中，8人为黑人，2人为中南美裔人，1人为印第安人，纯粹的白人只有1人，而且是年仅22岁的年轻女性。12人中，8人为女性，4人为男性，文化层次、职业大多为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职员和工人。这一陪审团的构成，显然比较符合辩方的理想，很多人甚至觉得，在陪审团就座的那天，辛普森就已经赢得了官司。在这种组成中，至少有两个因素是我们必须给予重视的。

一是种族因素。种族矛盾一直是美国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美国曾在1992年爆发过严重的种族骚乱。在这纯粹白人只占一个名额而被告又是黑人的陪审团的审判中，其主观倾向是不言而喻的。而本案中的控方重要证人白人警探富尔曼把黑人叫做“黑鬼”的习惯以及对此事实的否认，又使陪审团对其所涉及的一切证据都产生了怀疑。“种族牌”成为诉讼关键时刻辩方打出的影响陪审团情绪和认识的一张制胜王牌。审判后《巴黎小报》报道：这次判决表明美国仅仅是一个民族和种族的混合体，每个民族或种族只属于它们自己的集团。这种评论可能过于偏激，但每个人都承认的是：种族主义一直都是影响辛普森案的一个不可忽略不计的因素。

黑人在陪审团中占绝对多数的情况有利于辩方，那么女性占绝对多数的情况是否就可以认为是有利于控方的呢？事实上，原告方在挑选陪审团成员时有严重的失算：他们认为因为有家庭暴力这一问题，黑人妇女会同情尼科尔。但实际上，尼科尔?辛普森在911求助电话录音中的哭叫声对于黑人来说不像对白人那样令人震惊。一位嫁给了白人的非洲裔妇女在给《陪审团睡了——美国当代名案审判纪实》一书的作者多米尼克?邓恩的信中提到：“我认为辛普森没有罪；我丈夫却认为他有罪。在我们8年的婚姻中，这是我们唯一一次在种族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我觉得你和我的丈夫一样，都不能像黑人那样理解一个黑人男人的愤怒。对我们而言，一个黑人男子的咆哮所带来的震惊不同于在白人社区里所带来的震惊。有时候喊叫声会伴随暴力，但更多的时候不会有暴力，伴随杀人那更是罕见，因此，对黑人来说，辛普森愤怒并不能让我们相信他有罪。”由此可见，在本案中，妇女问题已被种族问题所弱化，控方的“性别牌”显然输给了辩方的“种族牌”。

另一个因素就是辛普森本人的影响。由上述对于12位陪审员的描述中可知，在12人中，有6人自称“尊重辛普森”，称辛为“我的英雄”，对辛会杀妻表示“不相信”。这种客观上存在的明星效应，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几乎成为一种不可能。假设被告只是一名普通公民，没有50%的陪审员事先对其有明显的好感，那审判结果又会如何呢？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唐纳德?布莱克所指出的那样：“当一种因优越的社会地位而产生的有利因素使一方当事人占有压倒对方的 社会优势时，这种有利因素就基本上显示出来了；而当任何一种因卑微的社会地位而导致的不利因素使一方当事人处于社会劣势时，这种不利因素也就基本上呈现出来了。换言之，法的量随当事人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变化。”⑦

与此截然不同的情况出现在民事诉讼中。民事案件的审理是在以白人居住为主的圣塔莫尼卡法院进行，陪审团则由9名白人、1名西班牙裔、1名亚裔和1名黑人和西班牙裔混血所组成。这个没有一名纯粹黑人的陪审团，在加州法律只要求12人中有9人认定被告有责任即可的情况下，全体一致地认定辛普森对两为死者的死负有责任。

可见，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预先甄别、绝对回避、封闭隔离式审判）等来防止非法律因素对陪审团的不正当干扰，但只要这种陪审制度存在着，我们是无法提供一种机制保证陪审团绝对不受种族主义或其他偏见的影响的。

缺陷之二：“死结陪审团”对诉讼资源的浪费

1995年10月2日，在辛普森案陪审团退席后，检查官、刑事司法专家，还有全美国亿万电视观众都在猜测，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一言不发、面无表情的陪审团一定会有一个长达数日甚至数周的审议讨论过程。黑人陪审员将坚持辛普森无罪，白人陪审员将坚持其有罪，最后可能僵持不下，变成“死结陪审团”。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陪审团4个小时就完成了审议和裁决。10月3日上午10时，当法院书记官罗伯特森女士读到“本审判团裁决奥伦多?詹姆士?辛普森无罪”时，寂静的美国沸腾了。有报道说，几乎所有的黑人都在同一瞬间欢呼起来，而白人们则无比愤怒。

辛普森案的陪审团虽然文化层次都不高、都是法律的“外行”，但他们凭“天地良心”来作出裁决，应当说，仍完美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在冗长的审判过程中，他们完全理解并掌握了证据的“无可质疑”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使自己成为“死结陪审团”，或者说是“悬挂陪审团”。

在美国，陪审团裁决有罪或无罪，各州的法律规定不一致。有的（如洛杉矶所在的加州）规定必须12人一致同意，只要有一人坚持不同意见，其他11人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达成裁决。出现这种情况，陪审团将被解散，庭审过程无效。如果公诉人再次起诉，必须要有新的证据；有的则规定必须以大多数陪审员的裁决为依据。如果陪审团不能达成规定的全体一致或大多数同意，陪审团则传递给法官他们不能作出裁决的信息。一般情况下，法官会力劝他们继续努力作出裁决，而不对他们施加太多压力。如果陪审员尽了真诚的努力，仍然不能调和意见分歧，就成为了我们所说的“死结陪审团”，法官就只能宣布未决判决。悬而未决的陪审团导致未决判决后，被告方可能要求法官宣告被告人无罪。如果这项动议被拒绝，检查官可能要求重新审判案件，或认为不值得再为该案烦恼而要求驳回指控。⑧

在实际司法审判中，这种“死结陪审团”是大量存在的。在辛普森案发生之前，轰动美国的梅嫩德斯兄弟弑亲案就出现了这种局面。即使曾经富有的梅嫩德斯兄弟已经承认朝他们父母的脸上、头上和身体打了那么多发子弹，那次审判的两个陪审团却还是不能下达一个裁定，以至成为了“死结陪审团”。这种犹豫不决使得很多民众一头雾水，并对整个国家的司法产生怀疑。

死结陪审团的出现，拖延了诉讼的进程，增加了诉讼的成本；纳税人的钱被不断地花出去，但案件的结果仍看来遥遥无期；另一方面，陪审员们也陷入苦闷，长时间地被隔离，没有行动自由。诉讼过程的无限拖延和不断重复，使得寻求公正的审判变得如此困难。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一项制度实施的成本过高，以至于它的实行结果偏离了原本设置该项制度的初衷时，这项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又有多大呢？

缺陷之三：陪审义务的逃避履行

在美国，担任陪审员是公民的义务。

没人否认，在像辛普森案这样的长期审判中，这项义务是十分繁重的。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被隔离的陪审员们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他们与家人、朋友和工作隔离，而且每天还要受到好几次训诫，不许谈论他们共同的唯一话题。事先录制好的电视节目由助理们监控，所看的报纸上所有的有关审判的报道都被剪除。在1995年7月10日，辛普森的“梦之队”开始审判中的“被告方主讼”之前，本案的陪审员们已经被隔离了约200天，而这种隔离还得继续下去，直到诉讼的终结。

这种被隔离的痛苦再加上酬劳的微薄，使得挑选陪审员成为了一项艰巨的工作。伴随着刑事审判对陪审员数量要求不断增大的是候选人逃避义务情况的日益严重。据统计，美国在接到陪审员候选通知书的人员只有大约一半的人按时到庭；而这些到庭待选的人中还有很多人在回答问题时故意说自己不能公正地参加本案的审判，以便逃避担任陪审员的义务。

何家弘教授在《陪审义务的难堪》一文中曾经描述了1990年他在芝加哥刑事法院旁听陪审员挑选过程的情况。那是一起枪伤警察案的审判，因此法官向候选人提出的问题多与警察有关。当法官问到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时，其回答令人大吃一惊。

法官问：“你对警察有无偏见？”

“有！”

法官对如此直率的回答大概也缺乏心理准备，所以停了一会儿才继续问道：“你能否保证自己对本案做出公正裁决？”

“不能！”

“为什么？”

“这属于个人隐私。”该男子对此早有准备。法官犹豫一下，但还是宣布他不适合担任本案的陪审员。此人不无高兴地走出法庭。⑨

对于这类狡猾的陪审员候选人，法官们甚感头疼，但也没有好的办法来加以阻止。

事实上，陪审本来被视为美国公民的一项权利，后来因为放弃该权利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才

变成了义务。但相对于陪审制度的前两项缺陷，这一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只要陪审员的报酬高于美国人的平均收入，自然就会有很多人要求主动承担这项义务了。这也是价值规律的作用。

综合以上的观察，陪审团这种保证“受同类人审判”的制度，是民主在司法领域的张扬。在辛普森案中，陪审团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决定案件胜负的关键。但在上述所提到的陪审团制度的缺陷的影响下，民主的审判却容易偏离公正的方向。民主与正义，孰轻孰重？如何在坚持民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追求实质的正义，是陪审团制度自我完善和改进的方向。

① 许玉镇 刘小楠：《辛普森涉嫌杀妻案的法理学思考》，载于《河北法学》1999年第一期，第8页。

② 刑事诉讼奉行“无罪推定”原则，要判定有罪必须“排除任何合理怀疑”，而民事裁决建立于“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的证明责任上，只需要原告提供的证据使陪审团确信辛普森对受害者之死负有责任的可能性大于其不负责任的可能性。

③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沉默权，陪审团不能因此对其作出不利推断；而在民事诉讼中，被告人要否定原告的主张必须提供相信的证据证明。

④ 参见[美]爱伦?弗兰克著，陈卫东、徐美君译：《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8页。

⑤ 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５条第２款，“一罪不二罚”原则。

⑥ 王达人 曾粤兴：《正义的诉求 美国辛普森案和中国杜培武案的比较》，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146页。

⑦ 参见[美]唐纳德?布莱克著《司法社会学导论》，《外国法译丛》1996年第2期。

⑧ 参见[美]爱伦?弗兰克著，陈卫东、徐美君译：《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8页。

⑨ 何家弘：《域外痴醒录》（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第257-258页。

第三篇：从失控的陪审团谈美国陪审制度和我国陪审制度的区别（本站推荐）

从失控的陪审团谈美国陪审团制度和

我国陪审制度的区别和联系

欧阳璐

法学4班20101867

影片“失控的陪审团”由一个由枪杀案开始，围绕着受到控诉的枪械公司聘请的律师团，妄图控制收买12名陪审员来赢得诉讼的故事展开。通过观看这部影片，我进一步了解了美国陪审团制度，将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和我国的陪审制度进行比较后，我逐渐发现二者的区别和联系。

同为陪审制度，二者有相似的地方。

美国的陪审团制和我国的陪审制都使更多民众参与到司法民主中，群策群力通常能做出比法官的一人判决更稳当的判决，审判活动不再是法官一家之言，提高了审判的公信力。同时在审判中，陪审员们置身庭审现场，感受辩护律师的慷慨陈词，直接参与庭审程序，可谓一堂堂生动的法制宣传课，比干巴巴的纸上谈兵，更能加强人们的法制意识，扩大司法审判的社会影响。

然而，就陪审制度的程序和司法实践来看，美国陪审团制和我国陪审制度的区别表现的更为突出

一方面，陪审员的挑选方式不同：影片的开始我们看到，几十个普通居民收到法院的陪审员招募信，他们中有电玩店职员，有家庭主妇，有出租车司机，他们都是社会中的普通成员，随后由双方律师挑选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员。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陪审团成员候选人是随机挑选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普通人，陪审团实行个案制，一案一组团，案件结束时陪审团解散，有新的案件时按法律程序重新选择陪审员，而我国陪审员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实行5年任期制。我们知道现实中能被选举为人大代表的人，多为有影响力的非普通人，他们并不能充分代表群众，即普通老百姓的认知。陪审员成份的单一，无法使普通民众凭借本身的是非感，善恶观做出判断，这与陪审制旨在运用普通人基本的逻辑，经验，和做人的良知来判定案件事实的精神相左。而且，我国陪审员的5年任期制很容易使

陪审员的对案情的自由表达意志受到切身利益的影响，与美国陪审团案子一结束就拍拍屁股走人的情况比，我们的陪审员要考虑的事就不只是单纯的案情了。

另一方面，陪审员拥有的权利不同。影片“失控的陪审团”中，由陪审团成员听完双方律师的意见和辩论来认定枪械公司是否有罪，法官只给予适当的法律帮助，机械公司聘请的律师团成员也说道：“审判不是儿戏，不可交由审判团做主”，也就是说美国陪审制中，陪审员是事实认定者，法官是法律适用者，法官给予必要的法律指导，但不能左右其对事实的认定，两者泾渭分明。然而，我国的陪审员有和法官同样的权力，既认定事实，又适用法律。其中大多数陪审员从事非法律职业，缺乏专业的法律素养，在适用法律时往往捉襟见肘，很容易盲从权威，受法官左右并不能真正的分享审判权。

相比较而言，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更接近民主正义的实质，不仅仅因为美国民众有很强的权利意识，他们崇尚个人主义和追求民主的文化传统，更在于美国陪审团制的存在有坚实的法律基础，除了宪法的保驾护航，还有众多法律作支撑。在我国，陪审制缺乏宪法的保障，也没有一部专门法律予以确认，地位有些尴尬。同时，美国的陪审团制经过长久的发展，已有严格控制陪审制度各个环节的一套方法，我国则相形见绌。

经过了解与比较，我发现，虽然我国陪审制有一些不足，但也是从民主和正义的法的精神出发，倘若我们能立足我国的司法现状，吸收美国陪审团制度的优势，经年发展，我国的陪审制也能发挥其本来作用，充分体现司法审判的公平和正义。

第四篇：从《失控的陪审团》浅谈美国陪审团制度和我国陪审制度的区别和联系

《失控的陪审团》观后感

————浅谈美国陪审团制度和我国

陪审制度的区别和联系

事件起因很简单，一个男人被一名持枪者在自己的办公室枪杀，他的妻子向地方法庭提出诉讼请求，她觉得杀人者固然罪不可赦，但是凶器的提供者和残忍的元凶一样令人发指，为了其他人的安全考虑，避免再有人因为枪支的滥用而死于非命，被害者的遗孀决定向军火商发难，索赔更是震惊全美。

从影片的开始，律师双方就选择陪审员展开了一场“激战”。双飞都想选择倾向己方的陪审员，起码要筛去有明显偏见的陪审员候选人。在挑选过程中，双飞律师采取了提问的方式选择陪审员，除此之外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维轻公司的陪审员顾问兰金芬奇。以他为首，由各界精英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通过监控、心理分析等众多途径来了解陪审员从而达到控制他们为自己服务的目的。即便蓝金芬奇用如此多的人力和心智，他还是没有排除异己的势力，让尼克伊斯特成功成为9号陪审员。我们从影片的最后可以知晓，尼克并不是仅仅在履行他的公民义务。由于几年前的枪支事件，尼克的女朋友失去了自己的双胞胎妹妹，而在审判中枪械公司却胜诉了。尼克和女朋友玛丽的用意很明确，他们就是要让枪支公司付出代价。尼克用他的智慧操控了陪审团。撼动了原本貌似稳固，实则脆弱不堪的司法律制。看完这部影片最大的收获是让我了解了美国的陪审员制度。我也对其有了相关的思考。

美国陪审团制度是从英国沿袭过来的制度，指由特定人数、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的、决定对嫌疑人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制度。美国法律规定，除不满18岁、不在本地居住、不通晓英语、听力有缺陷、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外，都有担任陪审员的义务。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只有人认为陪审员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本人经历等有可能对公正审判有影响的，都可以提出调换，直至双方包括法官都认可了，才能做为正式的陪审员。这就是说，陪审团将凭着一个正常人的良知、基本的是非标准和简单的法律知识来判断一个嫌疑人是否有罪。

相应的我国也有类似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满二十三周岁；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体健康。同时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和被开除公职的，不得担任陪审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向基层人民法院推荐，或者本人提出申请。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并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出人民陪审员人选，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产生。需要经过一定的法律培训，对人民陪审员的培训是不同于对法官的培训的，人民陪审员一经任命，要接受必要的培训。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吸收非职业法官参与案件审理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是落实司法民主、司法为民理念的重要举措，同时人民陪审员所代表的大众思维模式也是对法官职业思维的理性监督和制约。

同为陪审制度，二者有相似的地方。

陪审团制和我国的陪审制都使更多民众参与到司法民主中，群策群力通常能做出比法官的一人判决更稳当的判决，审判活动不再是法官一家之言，提高了审判的公信力。同时在审判中，陪审员们置身庭审现场，感受辩护律师的慷慨陈词，直接参与庭审程序，可谓一堂堂生动的法制宣传课，比干巴巴的纸上谈兵，更能加强人们的法制意识，扩大司法审判的社会影响。

然而，就陪审制度的程序和司法实践来看，美国陪审团制和我国陪审制度的区别表现的更为突出：

一方面，陪审员的挑选方式不同：影片的开始我们看到，几十个普通居民收到法院的陪审员招募信，他们中有电玩店职员，有家庭主妇，有出租车司机，他们都是社会中的普通成员，随后由双方律师挑选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员。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陪审团成员候选人是随机挑选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普通人，陪审团实行个案制，一案一组团，案件结束时陪审团解散，有新的案件时按法律程序重新选择陪审员，而我国陪审员是由人大选举产生，实行5年任期制。我们知道现实中能被选举为人大代表的人，多为有影响力的非普通人，他们并不能充分代表群众的认知。陪审员成份的单一，无法使普通民众凭借本身的是非感，善恶观做出判断，这与陪审制旨在运用普通人基本的逻辑，经验，和做人的良知来判定案件事实的精神相左。而且，我国陪审员的5年任期制很容易使陪审员的对案情的自由表达意志受到切身利益的影响，与美国陪审团案子一结束就拍拍屁股走人的情况比，我们的陪审员要考虑的事就不只是单纯的案情了。

另一方面，陪审员拥有的权利不同。影片中，由陪审团成员听完双方律师的意见和辩论来认定枪械公司是否有罪，法官只给予适当的法律帮助，也就是说美国陪审制中，陪审员是事实认定者，法官是法律适用者，法官给予必要的法律指导，但不能左右其对事实的认定，两者泾渭分明。然而，我国的陪审员有和法官同样的权力，既认定事实，又适用法律。其中大多数陪审员从事非法律职业，缺乏专业的法律素养，在适用法律时往往捉襟见肘，很容易盲从权威，受法官左右并不能真正的分享审判权。

面对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我们不免会心生疑问：让那些毫无法律知识基础的普通人参与案件的审判，决定案件的审理结果，他们有这个能力吗？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只要是个正常的人，具有一定的常识和生活经验都可以胜任，其所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个人的知识和观念，这不是实行法治，而是一种人治。有人认为陪审团造成办案效率很低，象日本地铁毒气案的主谋麻原明明是罪犯还审上几年，象张子强这样的人，为什么在国内就能迅速把他崩了遏止了他继续为恶，而在香港他嚣张了这么多年？我们认为，在我国有刑事案件审判效率极高的一面，但往往是牺牲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为代价，在一个文明法治社会，是不会轻易判定一个人为法律意义上的有罪，宁可漏掉一个坏人，也不枉断一个好人。陪审团制度是一种很和谐、很人性化的制度。我们不可否认的是陪审团制度在世界各国的运行中仍有缺陷,但这一制度所体现的人民主权思想是值得我们拥护的。经过了解与比较，我发现，虽然我国陪审制有一些不足，但也是从民主和正义的法的精神出发，倘若我们能立足我国的司法现状，吸收陪审团制度的优势，经年发展，我国的陪审制也能发挥其本来作用，充分体现司法审判的公平和正义。

第五篇：从《失控的陪审团》谈西方陪审团制度与我国陪审制度的区别于联系

从《失控的陪审团》谈西方陪审团制度与我国陪审制度的区别于联系

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否正确，取决于在这个国家正义是否都得到了伸张，而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否完善，则取决于司法制度是否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以及在司法实践中是否有人民的参与与监督。前几天看完了主讲西方陪审团制度的电影《失控的陪审团》，我不禁联想到了我国的陪审制度，并且下意识地把它和西方陪审团制度做了一个大致的比较，我觉得中国陪审制度和西方陪审团制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同时也有着相同的特征。

总而言之，这两种制度的创造本意都是为了实现司法的公正，但是因为社会发展的方向不同，它们之间必然会有很多不同之处。下面详细叙述它们的区别：

一．历史渊源不同。

西方的陪审团制度发展可以说是相当完善的，因为据学者考证，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法兰西王国。当法国国王的封臣诺曼底公爵跨越英吉利海峡征服英格兰后，把这种宣誓咨询调查方式带到了英国。亨利二世又将其运用到王室法庭的司法实践过程。1215年，基督教世界的第四次拉特兰宗教公会禁止教士再参与神明裁判，原由教士神明裁判留下的“事实真空”则交由宣誓咨询团完成，宣誓咨询团由提供咨询正式转变为事实判断，至此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真正确立。

而中国的陪审制度则出现较晚而且几经沉浮。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陪审制度由此第一次成为我国的宪法原则，但是1982年宪法并没有规定陪审制度，使得陪审制度也从宪法原则地位降为诉讼法原则，不仅如此，鉴于实践中缺乏具体的操作规程和相应的配套制度，陪审制度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直自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人民陪审员的任职资格、条件、产生方式、参与审判的权利义务等作出明确立法规定，陪审制度才有一次踏上中国司法制度的舞台。

二．产生的途径不同。

在西方陪审团制度中，陪审团成员的产生方式是法院在本地区内随机抽取候选人，然后根据选民的名单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任意选择，最后留下特定人数作为陪审团成员。他们的任期往往就是这一个案件审限而已。

中国陪审制度中人民陪审员则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任命的，并且公民能否成为人民陪审员还有一系列的条件限制，根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规定可以归纳出：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凡是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周岁的公民，以及一般情况下有全国大专以上的学历，由基层人民法院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就可以予以任命，都是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参加形式与发挥的作用不同。

西方陪审制度规定陪审团成员参加法庭审理阶段，在个别国家还

规定了陪审团成员参加对被告人的起诉所提出的事实和证据的查明阶段。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所有的陪审团成员是组成一个集体即“陪审团”来进行活动的，而且他们只能坐在一个专用的陪审团席位上，只能静坐，而不能发言。并且西方的陪审团只是解决案件中作为被告人的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和决定作为检察官能否向法院起诉，以及当事人是否有罪，他们在案件审理完结前是不能与外界接触的。

中国的陪审制度则规定人民陪审员只能参加法院法庭审理，但是在审理过程中他们可以询问证人，也可以讯问被告人，而且在案件宣判时，他们与法官一样具有同等的表决权。

虽然西方陪审团制度与中国陪审制度存在着这么大的差别，但是它们之间仍有着许多联系，具体阐述如下:

一．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实现了民主。二者皆有普通民众参与到司法实践中，使人民能够监督司法公正并实现自己的公民权利。

二．它们都存在着制度的不完善。从《失控的陪审团》可以看出西方陪审制度对陪审团成员的安全及隐私保护做得还不够仔细，容易被有心人钻了空子，而中国陪审制度则对人民陪审员的条件限制过高，不能让大部分普通民众参与到司法实践的操作与监督中来。

三．陪审员发挥的作用都是有限的。不论是西方的陪审团成员还是中国的人民陪审员，他们都不可能独自操纵一个案件，这不是制度的缺点，这恰恰保护了国家公权力的实施并且能够保障法律与专业的权威。

四．它们都给陪审员规定了严格的任职时效。这样能够保证陪审员不会职业化失去它应有的本质而且能够保障多数公民能够参与到陪审制度中来。

最后，我想谈一下关于我国陪审制度的我自己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我国的陪审制度并不是找人民陪审员，而是在找兼职法官助理。因为我国人民陪审员的挑选实际门槛太高，任命过程太繁琐，任期太长，导致挑选出来的人民陪审员大部分都不能代表真正的普通民众，只能代表高知识分子或者国家工作人员，而且过长的任期直接把人民陪审员培训成为了一名合格的专业陪审员。这已经脱离了陪审制度的初衷了！当然，我国的陪审制度还相对比较年轻，在慢慢的发展中它一定能够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