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总结与反思

第一篇：现代性的总结与反思

关于现代性的问题

现代性问题一直都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个从西方引入的主题，从新文学一开始就被放在了重要的地位。到了新时期，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有着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它在现代文学甚至是当代文学中中的重要作用。

1.对于现代性本身的研究

在汪晖的《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这篇论文中，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一个梳理。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个内容繁复的西方概念，它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这种意识的产生与欧洲历史中的世俗化的过程，即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有着内在的联系。现代的概念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新”敞开的时代。

在衣俊卿的《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现代性的问题。文章具体地分析的现代性的基本的图式和机理，对现代性进行了一个多维的整合。文中认为现代性所标志的理性文化模式，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作者从现代性的精神维度和制度性的维度两个方面来分析现代性的构成。在精神维度上主要指个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在现代性的制度维度包括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从而得出了结论：在中国的境遇中，现代性的本质上“不在场”或者尚未生成。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分析了现代性的当代命运与中国语境。通过对现代性本身的分析，和与前现代和后现代性的比较中，得出了现代性的深刻的反思性和内在的超越性的特点。

在郑莉的《现代性论争的缘起、困境及出路》中对现代性的论争做了基本的陈述。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导致关于它的论争不断。另一方面是由于现代性是具有不同源流：在法国，现代性通常是在波德莱尔和尼采意义上来理解的美学现代性；而在德国，现代性则是以启蒙运动为发端的。关于现代性的各种论争，作者认为其归宿点和落脚点应该在如何时间现代性上，即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偶然性、矛盾性和不安全性，人类将如何进行一种现实的抉择。

2.“现代性”在中国

在王宁的《消解“单一的现代性”：重构中国的另类现代性》，展现出了“现代性的复数形式”。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现代化呈现出了新的面目，成了一种“扩大的现代性”，也是一种后现代时代的现代性，因为它经历了某种形式的裂变，从单一的现代性演化成了不同形式的复数的现代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重构一种另类现代性。作为一种西方的概念，中国对现代的认识大多是从翻译中得到的，文章从翻译学的角度入手，翻译本身的再创造性，使得现代性在中国的国土上，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另类的现代性。中国的的另类的现代性，消解了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主导的“单一性代性”的“宏大叙事”的神话。在中国的现代性的不同遍体同样在不同的地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在中国大陆现代性被视为一种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密切相关的开放的，发展的和民主的概念；在港台则是一种与其自身的文化非殖民化相关联的现代性；对于散居海外的华人而言，现代性又常常与他们的散流状态和在全球化时代的不确定性的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同时现代性的复数形式还体现在中国的不同的时期：一种是1919年到1949年的启蒙大计，一种是1949年到1976年的专断排他的主流话语，当下的一种指向有着中国特色的另类现代性的“全球本土化”叙述范畴。文章也该指出另类中国的这种现代性的特点：既有向心力同时也有离心力，既是现代的同时又是后现代，既是建构的也是解构，既是使全球的也是本土的。

在赵景来的《关于“现代性”若干问题的研究综述》中，分别从五个角度对现代性做了一些归纳和总结。分别是：中国学者视野中的现代化，“现代性”何以成为问题，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争，现代性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课题。关于第一个论题，作者最后得出结论现代性所指称的是一种复合的对象，而非单一的对象，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被认为是“现代性”的基本元素；这一概念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层面。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最后得出结论现代性是全球化问题的延伸和展开，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和批判，也是对中国怎样实现自己的现代性道路的反思。对于第三个问题，作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有助于看清现代主义哲学中存在的问题。作者同时指出，与指称一个历史时期和一种类型的社会的现代性不同，后现代性并不指称什么，它只是一类文化现象。它可以概括为以下的主张：没有宏大叙事法描述的历史，没有一种话语有前后一贯的意义，没有作为表象的的知识，不存在具有普遍逻辑和客观真理的科学，剩下的只是语言游戏自由的地在权力关系网中游荡。所有这些主张可以被视为仅仅是现代性主张的反题，暴露出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对依赖。

3.现代性与中国文学

在汪晖的《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中对现代性在中国文学中的体现做了一个大致的归纳。现代性首先是一个时间观念，这种时间观念将现代或新与传统或旧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以进化或进步的历史观念为基础，体现了一种反传统和建构未来的意识形态。其次，现代性的以上特点体现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变革，白话文运动就是一个语言的科学化的运动。第三，体现为一系列文学母题，如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传统，个人与文化、阶级、性别之间的矛盾。最后，还体现为小说叙事形式的历史变迁。

在李欧梵的《现代性探寻：漫谈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中的意识新模式》中，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学现代性的特点。首先是从属而不是逆反历史现代性的文学。这种历史意识，以时间和人类进步的新概念为基础，已经强化为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观点。它也为“新文学”，即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的文学创作形式提供了灵感。第二，对“新”的崇拜，与历史循环论决裂。现代首先表示“新”，五四所表达的新，其概念和价值是由连续直线发展的时间和直线发展的历史感所规定的，具有反传统的特征。“时代”概念的确定，强烈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到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使中国的命运不再孤立，而是成为人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种观念打破了中国的历史循环论，确定了历史是直线、不可逆转的进化发展过程。此外，现代性还确立了一种积极形态的英雄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满怀激情；与“人民愿望”结合；迎合历史趋势的潮流的英雄自我的目标，即通过内在想象转化为外部世界，是自我英雄精神和强大的历史潮流融合；世事的乐观。

在旷新年《现代文学发生中的现代性问题》中，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研究的。论文以对现代文学的定性作为基础，认为现代文学具有元话语的性质，所以才使得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的可以不断被挖掘，不断被阐释。指出现代文学演进到当代，特别是新时期，现代文学的整体性崩溃了。文中引用了汪晖的观点：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的同一性”，是建立在“态度的同一性”基础上的。在新时期，“态度的同一性”撤退了，现代文学的整体性也崩溃了。但是，中国的现代性未完成的性使得现代文学被召唤成为一个整体性来使用，例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同时，论文也指出了“中国现代性的困惑”，就是在80年代末对五四的批判时，对其合法性的怀疑。一方面，中国的现代性的发生时被迫的，具有一种原始的创伤记忆；另一方面，现代性在它的创生地的西方也发生了分裂了，破碎了，我们在面对西方性崩溃的后果的同时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现代性，就有很大的困境。就是在在这些分裂、矛盾和悖论中，中国的现代性才变得更加的丰满。在具体对现代性的论述时，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他一方面以进化论为基础，指出了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对于现代性追求的不断变化。另一方面，提出了“两种现代性”的观点。除了新文学这一严肃文学之外的晚清文学和通俗文学现代性，这一部分一直都是被贬低的。在晚清的翻译文学中具有对于现代性的憧憬及其特定的理解和想象方式，是那些作品启发了后来的新文学的健将们。晚清的各种纸质的传媒中的各种文体的出现，都是一种对于传统的疏离，它所展现的一种自由的氛围使新文学得以发生。在通俗文学中与都市消费文化、读者大众和现代传媒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现代性是在通俗文学中慢慢的拓展的。最后指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对立共生与蜕变的关系，正好体现了现代性的多面性格。

在严家炎和袁进的《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中，把现代性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依据，并且从思想上和审美上对它进行了分析。文中给现代性的定义为：所谓现代性，指的是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的知识理念与价值标准。文章以现代意识为切入点，认为现代意识是现代性的体现，以此来分析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印记。从文学存在的目的上、创作方法上、文学概念的确定和文学观念的改变上来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中所体现的现代性因素。最终得出来一系列的结论：为人生和为艺术的文学都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的现代性既不会被写实主义所独占，也不可能被现代主义所包办，写实主义之外的其他文学都曾经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过贡献，现代性本身就是宽广多样的，后现代性也是属于现代性的一种补充，从属与现代性的范围；文学概念独立的过程也是现代性的体现；中国文学观念的不断变化也体现了现代性。

在《现代性话语场地里—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对话》中，各个学者都对现代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疑问，充分的展示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和它在中国，特别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文中

从以上的论文中我们可以对现代性的内涵、特征和在西方的发展状况作如下的概述：

1.现代性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后所产生的一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新的价值理念和思想文化体系。

2.现代性以理性为核心，强调个人主义的人本精神，主张自由主义，提倡民主政治和社会，推崇时间意识和进步发展的观念等等。

3.现代性本身具有悖论性和分裂性。它强调个人自由或者权力至上，就无法保证人际的平等。资本主义强调人们摆脱束缚，追求自由，但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工具理性的迅速发展，人们却承受着失去方向和失去意义的不安全感。现代性对理性的过分追求，是否真的是一种理性的行为等等。4.现代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现代性以一种宏大叙事的神话确定其在西方社会中的地位，达到了人们对它信仰的高潮，其后出现了各种的分裂。在19世纪，现代性在西方发生了分裂。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即作为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带来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的变革的产物的现代性；一种是以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为代表的美学概念的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在相互发展中日异敌对，现代性的这种内在分裂和颓败的后果是20世纪初被斯宾格勒称为“西方的没落”的现代文明的危机。

西方现代性经过了一个近乎抛物线的发展，到20世纪步入平稳期。随着后现代的出现，人们开始以一种反思的态度来思考现代性。就在此时，现代性引入了中国，开始了现代性的中国化过程。

第二篇：教育现代化与现代性

教育现代化与现代性

教育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是指建立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科技发展需要的，以培养创造型人才为目标的新型教育体系。教育体系的要素包括：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育手段和方法、教育管理等。实现教育现代化要求必须更新旧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改革旧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育手段方法、教学模式、教育评价体系和教育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具体包括教育观念现代化、教育内容现代化、教育装备现代化、师资队伍现代化、教育管理现代化等。

教育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以现代教育科学及其相近学科理论为指导，以服务国家现代化为目标，是以促进教育主体———人的现代化和全面素质发展为核心的一系列教育历史变革过程。

教育现代性

认为教育现代性的本质规定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教育现代性是用以描述现代教育的一个概念。与教育现代性相对的概念是教育前现代性。在此，教育前现代性的语义不在于对历史过程的分界，而在于所表征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前现代性(即在看待两者的关系上，它以社会或社会群体为本)，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教育现象的前现代性特征。二，教育现代性既是一种文化价值的规定，也是一种以反思批判为主要特征的思维力一式的规定。三，在教育的价值取向上，它不像教育前现代性那样，以群体为本位，而是以个体为体位；它以理性主义、个体主体性发展或个体自由为核心取向。

教育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 1。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基础，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于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与此同时，现代性的文化价值主张—个体主体性发展又是现代化实现的目标，“现代化就是努力实现现代性目标的社会改造，”。在现代性视域下的现代化是指现代性的客观社会运动或理性化的过程。“所谓现代化，具体体现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现代性生长和构成的过程。作为现代化的主要构成因素，现代性的生成、推演和铺陈即形成了所谓现代化的进程。如果说，现代性是一种点状的现象，一种抽象的理念，那么现代化就是这一理念扩张的历史进程，一种广泛蔓延的现实状态。换言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具体实现、现实展示；”因而，现代性是“唯一的，现代化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虽然现代化是现代性‘化’的过程，但现代性不是任何一种现代化的结果。”正因为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所以“有了现代性概念，似乎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化。”循此而言，界定和启用“现代性”这一概念绝不是一种无谓之举。

2、教育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1)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之间的联系

从教育现代性的文化价值侧面与教育现代化之间的联系来看，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性的社会运动，是教育现代性文化价值的客观社会运动或实现过程；教育现代性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不仅支配着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和方向，而且是教育现代化的社会运动过程的合理性根据。从教育现代性的反思侧面与教育现代化的联系来看，一方面，教育现代性通过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反思、批判、重建，从而调节、改造、修正、甚至重塑教育现代化过程；另一方面，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具有时间绵延的一致性；这也即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是与教育现代性的文化价值方案的实施(或现代化进程)相伴相生的，教育现代性的反思内在于教育现代性所持文化价值的社会运动，人们在教育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展开对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例如在西方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早有著名的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卢梭对教育现代性文化价值引发的问题的反思、批判，后又有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家、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家等对教育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批判等；在我国则早有梁启超对现代教育制度的反思批判，尔后又有科学与玄学论争中人们对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批判，新儒家在文化教育传统的现代性转换的探寻中所展开的对文化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更切近的则是我国1990年代以来有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整合话语中人们对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批判，等等。

（2）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之间的区别

从教育现代性的文化侧面与教育现代化的区别来看：(1)教育现代性指涉的是现代教育的文化精神形态，对教育现代性的研究应是理论取向的研究，属教育文化哲学研究范畴，它所建构的是以理性主义、个体主体性为核心的教育文化价值的理论模式；而教育现代化是以形成人的现代性的文化精神品质为核心，以现代物质技术条件为基础，以制度化教育为主体，建立民主、法制、开放、多元的现代教育制度的过程；所以，教育现代化研究应是实践取向的研究，它围绕教育制度、教育管理、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技术、教育组织形式等要素，建构以实现人的现代性文化精神品质为目标的实践模式。(2)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处于不同的层面，教育现代化问题处于显性层面，对于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结果，人们总是过建立可度量的动态指标去测度；相对于教育现代化而言，教育现代性问题是现代教育问题中深层次的根本性问题，它蕴含于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处于隐性层面，它不象教育现代化那样是可测度的。(3)教育现代性具有普世性，而教育现代化则具有特殊性。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型态，在总体上源于西方；内发于西方的现代性在世界上扩展开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后发型或植入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性的参照标准，所以现代性呈现出普世性的特点，当今，“在全球日渐紧密的联系网络之中，普世化的格调将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具有普世性特点的现代性对各民族国家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现代性之普世性的特征更显突出。同样，教育现代性在原发型现代化国家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之间也呈现出一致性或普世性特点。但普世性的教育现代性的社会运动或现代化又是、也必然是与各个民族国家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传统相遇、结合的，又是各民族国家自主选择的产物，因而各民族国家的教育现代化又呈现各具特色的“面相”。教育现代性的价值观念是普世性的，但教育现代性的实现方式则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从教育现代性的反思侧面与教育现代化的区别来看，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性的实现过程，而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是对教育现代化过程及其结果的反思，它在对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及其结果进行价值判断的同时，对教育现代性本身作出价值重估，进而对现代教育的价值进行重构。教育现代化过程具有客观实在性，是主体积极的实践过程，但相对而言，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是主体性的更高体现，是主体意识的更加自觉，两者处于主体意识的不同层面。

由上可见，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两者既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存在学理上的分疏。所以，我们可将它们作相对分离，把它们当作两个相对独立的论域来对待，并在此基础上，突显教育现代性的研究。这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处置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两个概念时，或者是在教育现代化范畴下来探讨教育现代性，或者是将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当作为两个等价、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来使用，没有对两者进行适当的分疏、分离。任剑涛在其“现代性、历史断裂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一文中指出：“现代化之作为一个‘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过程，被现代化研究者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加以分析。这使得研究者的思路肴限在历史思路之中，无法解读‘现代性’之作为现代化的深层内蕴，对于现代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方式的独特性。于是，在关于‘现代’问题的理论结构上，现代性问题被现代化问题遮蔽了起来。”任剑涛在此揭示的导致“现代性问题”被“现代化问题”遮蔽的缘由—受历史思路的有限，笔者认为也是导致教育现代性问题被教育现代化问题遮蔽、未被作为一个带有全局性问题加以突显的根本缘由。

第三篇：现代性与大屠杀读后感

最近无论是看历史、哲学还是社会学，甚至巴巴地跑去以色列一趟，都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是犹太人而不是别人遭到大屠杀的厄运？二战期间的犹太大屠杀并不是传统意义的战争大屠杀，比如清朝的扬州十日屠城、南京大屠杀都属于战争屠杀，在历史长河里屡见不鲜。而纳粹发起的犹太大屠杀是种族灭绝性的，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是罕见的。

《现代性与大屠杀》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文明走向高度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作者引用了米拉格姆《对权威的服从》里的实验，“在远离的条件下，受害者真的成为一个外人，在身体上与心理上陷入孤立。”实验结果表明，距离与冷漠成正比。米拉格姆的发现让人震惊：不错，我们过去能够那样做，而如果条件合适，我们仍然可以。

克尔萧在透彻地分析了纳粹企图唤起集体的反犹仇恨与“解决犹太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纳粹最成功之处在于对犹太人的非人化（depersonalization）。非人化增加了德国大众舆论中已经存在的广泛的冷漠，并迈出了在无政府的暴力和死亡集中营理性化的、“生产线式”灭绝之间决定性的一步。

没有这些进展顺利的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驱逐出来的步骤，“最终解决”就没有可能。这些步骤在公众的眼皮底下，以其合法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赞成，并最后使犹太人的形象非人化，并遭到贬损。

希尔博格，对于导致道德自抑逐渐寂静无声与启动集体消灭的机器的步骤做了如下说明：定义——开除雇员和没收商业公司——集中——剥削劳动与饥饿措施——灭绝——抹杀个人的影响。

集中完成的是拉开距离的过程。饥饿让灭绝变得合理。在行动序列上，离最初下定义的行动越远，则行动就越是纯粹被理性——技术的考虑所引导，确切地说，它使得道德选择不再成为必须。

大屠杀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这也是我看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深深的恐惧所在。

又读完了一部虐心虐脑的书。

第四篇：《现代性》读书笔记

《现代性》读书笔记

《现代性》读书笔记1

现代性的序曲阶段：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标志

人开始了自我发现，教会受到了质疑，社会的宗教色彩开始淡化，个人主义的种子开始发芽，世俗生活逐渐获得了肯定。

韦伯：除魔化，理性化

现代国家的概念：技术性的人工制品；人间的社会契约，自然权利和意志的保障，摧毁了中世纪政治的神学基础

核心：个人乃是最高的价值，个人及其权利是社会的法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根基。

经济：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从16、17世纪开始发展，它们在特定的条件下联姻，从而使得商品经济的规模爆炸性地增长，中世纪庄园自给自足的经济遭到了不可逆的毁坏。

哲学：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奠定了现代主体哲学。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体既是自然身体的对立面，也是自然世界的对立面。

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

韦伯：理性作为现代社会组织形式的内在根基。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现代企业，其组织方式的内在脉络都是理性。现代社会机构充斥着这种计划性。

19世纪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现代性的成熟时期

固定的民族—国家、自由民主政制、机器化的工业主义、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主体—中心的理性哲学、权力的理性巧妙配置的社会组织，以及所有这些之间的功能联系。

现代社会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体，锻造了他们的感受，锻造了他们的历史背影；同样，这个现代个体对现代生活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经验。

现代性的危机：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是反现代性的最新、最暴躁和最激进的表达。

第一章：现代生活

波德莱尔眼中的现代性，就是现代生活的短暂性、瞬间性、偶然性。都市生活的碎片化和转瞬即逝导致现代人有着冷漠、厌世和对对象的惊人的不敏感。

大都市的生活让理性的心理状态和货币经济形式相互强化。货币“一方面使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限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劳动分工专业化趋势让个体人性不完善，每个人都是都市机器的一个零件，都市使人异化和非人化。

18世纪的自由主义发现了普遍性的个人主义：所有人都是具有普遍人性的自由平等的个人。

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发现了非普遍性的个人主义：自由的个人之间彼此还保持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赋予个体追求与众不同的荣光气质。

都市人需要同大量的他人打交道，但是这种接触是功能主义的、表面性的、浅尝辄止的、非个人化的。“次要接触代替主要接触，血缘纽带式微，家庭的社会意义变小，邻居消失，社会团结的传统基础遭到破坏。”

对于本雅明来说，现代社会中街道上的人群是现代性的新奇植物。对于这样的大众，现代性经验就是震惊。它们并未形成资产阶级的丰碑，而成了历史废墟。本雅明想通过“救赎”，也就是总体性来修复分裂的现代性。

工业化催生了都市，都市强化和再生产了工业主义，颠倒了农业乡村的主导地位，都市吞噬了乡村的生活方式。

第二章：现代资本主义

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差不多同时萌芽，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各种各样的叙事。现代性的发生，就是同过去进行断裂：制度的断裂、观念的断裂、生活的断裂、技术的断裂和文化的断裂。现代性，是一个祛魅的过程。

现代性的开端，源于马丁路德的新教革命。新教改革奏响了个人主义的序曲，教廷的势力衰微，君主的权力增强，社会世俗化潮流不可遏制。

韦伯发现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根源驻扎于经济生活之中，而这种经济理性的行为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清教徒将克勤克俭，艰苦劳作看作是获得上帝恩宠的唯一方式，是对上帝应尽的责任。他们大量积累财富，却不奢侈消费，结果便是“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清教徒当作天职的勤勉变成了现代工人对职业的安分守己。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现代国家体制都有理性的烙印，其组织手段都是建立再条文基础之上的形式法。

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出发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围绕着商品生产、交换、消费来组织的，利润是根本目标。资本主义社会所有东西都标上了市场价值，所有东西都被抽象化，人与人的关系也抽象为物与物的关系。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被马克思看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主轴，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掘墓人。

桑巴特认为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影响着工业生的组织。

理性社会是除魔化的，商品社会是市场化的，奢侈社会是欲望化的。

福柯从权力关系入手，认为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分野就是一种权力和另一种权力的差异。一方是巧取豪夺的、强征的、压迫的、暴躁的、粗鲁的，另一方是激励的、生产的、创造的、投资的、管理的权力。从惩罚制度的变迁上看，现代社会对身体的惩罚术是规训，它不再镇压和消灭身体，而是改造和利用身体，从身体刑到监狱的产生就体现此特点。

第三章：现代观念

政治上：

马基雅维利：政制和统治是最高目的，德行屈服于政制，政制的实践可以将德性弃置一边，意志可以选择政制。

霍布斯认为政制应该在自然法的基础上生长出来，自然权利作为自然法制约了德性。

洛克认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到洛克，现代国家概念形成：这是一个世俗的被谋划的国家，它是个人的自愿联合体，国家的根基在于个人的权利和意志，其合法性是同意性的契约。

卢梭认为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他勾勒了一个自由而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结合体以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社会契约是他理想的社会状态。

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发现了“人”，人文主义诞生了。人可以通过手段和技术达成自己的目标。

现代科学也成长于这个时期，人作为一个认知主体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人和自然展现出一种对抗关系，人要借助理性将自然征服，人是统治和主宰自然的中心。

经济上：

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利益不一定同他人利益发生冲突，它可以促进人和社会的利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借助的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国家不应该干预经济生活，个人应该有充分的经济活动的自由，自由的市场促进国家财富的积累。

第四章：工业主义和民族—国家

吉登斯将工业主义定义为：无生命物质能源在生产和流通商品的过程种的运用，如蒸汽动力、电力等的运用；生产和其他经济过程的机械化，是人力和机器的组合；工业主义还意味着制造业的普遍推广，在这种制造业的推广过程中出现了产品的生产流程；生产流程一旦被制度化，就会出现集中性的生产地点，即工厂。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商品化是资本主义诞生的基础性前提，但这同样也是工业主义的条件。

卢卡奇认为，人“是被结合到一个机械体系中的一个机械部分······无论他是否乐意，他都必须服从它的规律。”“存在着一种不断地向着高度理性发展、逐步地清除工人在特性、人性和个人性格上的倾向。”

福柯将工厂看成监狱，也把监狱看成工厂。这种规训式的工厂—监狱已经密布整个社会的肌体之中，这种协作方式给传统的家庭生产方式予以打击。

工业主义强调生产体系中的生产过程和技术手段，机器成为决定性的手段，它是“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

工业主义还促成了民族主义的形成。社会分工仰仗一般性、基础性、标准化、普及化的教育，这种教育，只有类似现代“国家”教育体制才能做到。“现代人无论如何用不着效忠某位君王，忠实于土地或者信仰，他要忠实的是一种文化。” “民族主义是为使文化和政体一致，努力让文化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

本尼迪克·安德森将民族看成一个“想象共同体”。“垂直—纵向”式的宗教共同体的衰落，王朝的衰落，神谕式时间观的衰落，印刷业的发展，促进了旧的共同体的衰落和新的共同体的崛起。观念和政治实践同样也可能促进民族国家的形成。

第五章：现代性的冲突

18世纪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奠定了第二个阶段高度成熟的现代性。大革命后出现了三股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

以工业资本主义为实践形态的自由主义在19世纪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但是，现代性在突进，反现代性也在突进。文化的现代性也在攻击技术的现代性。现代性在遭到了政治上的共产主义、文化上的现代主义的攻击后，还遭到了哲学上发端于尼采的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尼采将美学上的现代主义和哲学上的后现代性嫁接起来：要以审美的方式——而非理性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和人生。尼采，通过海德格尔，直到德里达，这个传统使得整个现代哲学的大厦坍塌了。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激进表述，也是对现代性的抛弃和排斥。

《现代性》读书笔记2

序言：1、今天与一二十年前不同，这个星球的每一片土地，除了鲜有的几个例外，都在顺应一场现今被称为“现代化”的急切的，强迫性的，不可阻挡的变迁，并被迫接受与之俱来的一切事物，包括持续扩大的人口过剩和它必将导致的社会紧张

2、现代生活方式可能会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但是把它们联合在一起的恰恰是脆弱性，暂时性，易伤性以及持续变化的倾向

3、成为“现代”的意思是急切地，强迫性地去进行现代化，不只是“成为”，更别说使其身份保持不变，而且是要永远处于“变化”中，避免完成，保持未定状态

在任何阶段和任何时间，一直处于“事后”状态也是现代性一个不可或缺的特点

4、现代性整体因其强迫的，急切的现代化而从之前的时代凸显出来，而且现代化意味着液体，溶解和熔炼

与其说现代智力主要着迷于熔炼技术，还不如说着迷于设计将被熔化金属顷注于其中的模具以及使之保持这种形态的技术。现代智力技术追求的是完美

前言：论轻灵和流动

1、秩序的可靠和坚固，是人类自由力量的典型产物和结晶。这种坚固和可靠是“松开闸门”的总的结果：是解除管制，自由化，灵活化，弹性化的结果，是技术的速度，扩散和顺从的结果

换言之，是技术允许制度和它的自由的行动者实行快速分离，允许它们相互回避的结果

2、我们正从一个前设的“参照群体”时代走向一个“普遍观照”的时代

这一时代的模式和框架，不再是已知的，假定的，更不用说是不证自明的，它们中有许多是相互冲突的，戒律之间相互矛盾，每条戒律都被剥除了许多强制性的，约束性的力量。而且它们的特征都已改变，因而都已依每条戒律的任务情况按条目重新分类，这些戒律不是先于生活政治而存在并塑造生活政治的话语框架，相反，这些戒律是生活政治的结果，是生活政治的转变重新塑造了这些戒律

“液化”的力量已经从“制度”转移到了“社会”，从政治转移到了生活政治，或者说，已经从社会共处的宏观层次转移到了微观层次

3、我们对现代性的看法，就是一种个体化，私人话的观点，编造模式的重担和失败的责任，都首先落到了个体的肩上，依附和互动模式的转变——“液化”已经开始。

这种模式在今天具有可塑性，但是像所有的流体一样，这种模式不能长期保持它的形态。塑造它的形态比保持它的形态更为容易

固体是一次定型，并且一劳永逸。保持流体的形状要求长期予以密切注意，同时保持警惕，并付出持久的努力，而且即使是这样，这种努力取得成功也只是一种预想

4、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系统性结构的遥不可及，伴随着生活政治非结构化，流动的状态这一直接背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并且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那些在对人类状况进行宏大叙事时起构架作用的旧概念

5、现代性的意义非常丰富，借助许多不同的标识，我们可以追踪它的实现和随后的进展。然而，现代生活和现代背景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也许是差异产生差异，也许是它们的所有其他特性都源于一个关键特性：时间与空间的变动关系

6、在现代性中，时间具有历史，这是因为它的时间承载能力在永恒扩张——空间（空间是时间单位允许经过、穿过、覆盖或者占领的东西）上的延伸，一旦穿过空间的运动速度成了人类智慧，想象力和应变能力的体现，时间也就获得了历史

7、由于速度新近获得了可变能力和扩张能力，现代时代已经成为了征服空间的武器。

在现代时期里，运动速度和更快的运动手段在稳步增加，掌握了最为重要的权力工具和统治工具

第一章解放

1、个体化指的是人们身份从承受者到责任者的转型和使行动者承担完成任务的责任，并对他们行为的后果负责，换句话说，个体化存在于自治——根据法律上的权利的建立之中，而不管事实上的自治是否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

2、现代性用强制性的社会地位的自主代替了他主

早期现代性的脱域是为了重新嵌入，脱域是社会认可的结果，而重新嵌入却是摆在个体前面的任务

作为承袭而来的社会归属的家庭出身已经被虚构成员资格的社会阶层的目标所代替。前者是一个归属的问题，后者（成员资格）却包含了一个巨大的成就标准，社会阶层必须是加入进去的，而且成员必须连续地在一天一天的行为中更新，再确认并得到检验

事后看来，可以说阶层分裂（性别分裂）是使自我独断权利变得有效的获取资源机会不平等的副产品。各阶层在有效的身份范围和在选择以及利用的便利上都不相同，人们拥有的资源越少，拥有的选择也就越少，就不得不通过数量的力量，紧密团结并从事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的脆弱

3、正如贝克指出的，一个人如何生活变成了系统性矛盾的传记性解决办法，社会仍然在制造风险和矛盾，正是应对处理这些风险和矛盾的义务和必要性，正在被个体化

4、对于个体来说，公共空间就和一个私人焦虑被投射于其他的巨大屏幕差不多，它不断地私人化，或者在放大投射的过程中不断地获取新的总体性品质：公共空间是一个公开承认个人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地方

“社会”总是与个体自主保持一种模糊的`关系：个体即是社会的敌人同时又是社会的必要条件，但这种注定要持续下去的模糊关系状态中，威胁与机会的比率在现代历史的进程中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5、沉重的现代性时代，竟然是一个模仿建筑或园艺方式来形塑现实的时代，建构服从理性裁定的现实，应在严格的质量控制下并按照严格的程序规则进行，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在这种建设开始之前，所有的一切都被设计好了。这是一个制图板和蓝图的时代，一个希望用立法手段来让理性进入现实的时代

6、在今天，任何真正的解放，需要的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公共领域和公共全力

第二章个体性

1、我认为，秩序的意思是指单一性，稳定性，重复性和可预见性，在一个情境中某些事情比在其他情境中发生的可能性要大的多而且其他的事情更不可能发生或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有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把这种情境称为是有秩序的，同时还意味着在某地的某人必须干预这种可能性行，未雨绸缪控制场面，密切注意那些事情以使其不会随意的发生

2、（使“到处寻找”式的生活特性化的）身份认同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与其说是解放的工具和手段，不如说是自由再分配的工具和手段

3、消费社会的旗帜是“身体的良好感觉”，因而是一种无特定标准的主观体验，它同时使人处在永恒监督所导致的“持续的焦虑和渴望的状态之中，永不满足、永不确定。这便需要购物以“驱除心魔”、变得确定和自信。继而，对消费品的依赖性成为保持不同自由和获得身份自由的前提条件

4、生活在一个为富人的利益而设计的相同世界里的穷人越受到诱惑，便越感受到贫困的现实，进而便越能激起对片刻快乐的尝试选择。但由于个体资源的丰富程度制约着选择的范围以及承担错误选择结果的自由，（消费）社会等级末端的弱势群体为降低无趣感的解除束缚行为可能使他们面临着悲惨、痛苦、苦难，以及永远增长的、破裂的、没有关爱和希望的生活

第三章时间/空间

1、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是没有将来的事情

结果就是，都市生活要求有相当特殊和熟练的技巧：礼仪客套规则

让都市环境成为一个利于和适宜个人礼仪客套行为的地方，意味着要提供作为这样一个公众形象人人都可以分享的空间，这是一个没有被推动，被强迫或者被欺骗去摘下他们的面具，以让他们随心所欲，展示自我，它是这样一个作为普遍的善，作为共同任务和作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而展现在它的居民面前的地方

2、列维·斯特劳斯指出无论在何时，只要存在着应付他者不同性的必要，人类历史中通常运用两种策略：一种是人的禁绝策略，通过监禁、流放或屠杀制造空间上的隔离，如“禁止进入的空间”，二是人的吞噬策略，通过容纳、吸收和吞没以终结或消灭他者的差异性，如“消费空间”

3、沉重的现代性是一种大量占有的现代性，一种越大越好的现代性，是领土征服的时代

取决于硬件规模与质量的财富和权势往往是缺乏活力的，既不便移动也难以操作

在对空间的征服中，时间必须具备适应性和柔韧性，而且首要的是要有收缩性

4、固态的现代性是一个相互承诺的时代，液态的现代性却是一个解除承诺，捉摸不定的时代，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是那些最为捉摸不定的人。那些自由行动而不被注意的人在统治着

5、时间的瞬时性改变了人们共处的形式、参与集体事务的方式，“对持久性表示冷漠并避免持久性的文明”使得过去处理生活事务的习惯失去了作用和意义、对行为后果的责任意识淡漠使得人们得过且过——人类文化、道德纽带依赖的两大支柱（对过去的记忆与对未来的信念）消散了。

第四章劳动

1、液态社会破除了固态社会中的劳资关系，使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不再如以往那样牢固，资本更依赖消费者，以往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强联系被解除了。

液化的、流动的、解除控制的、形式分散的现代性，预示着轻快的、自由移动的资本主义的出现

2、福特式的工厂是固态的现代性下工业生产的典型，其运行建立在机械生产的基础之上，受到劳动力的限制，劳资关系是相互依赖、共同生存的。

而以微软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则破除了由空间限制导致的劳资关系的固定

鲍曼将这种情况称为丢掉笨重机械与劳动力负累的“轻装旅行”。由此导致的一种结果是，资本不再过多注重劳动力所能提供的生产者的价值，转而把目标集中在消费者的价值制造上。

劳动失去了其在固态资本主义时期的中心地位，不再能够提供可供资本环绕和可资自我界定、确立自我身份和生活计划的基准，个体生活难以保障固定与安稳

液态社会的时空关系变化促使了劳动力的贬值、分散与流动

鲍曼从劳资关系的液化侧面说明了如今资本逃逸、失业潮涌现等现象出现的原因

第五章共同体

1、所有的共同体都是假定的，是在个体选择之后而非个体选择之前，是计划的东西而非现实的东西

2、“爱国主义”赞扬人们的“不结束”和易适应性（可塑性），有着“紧密结合、携手合作”的长期有效的号召，可能激发起“吞噬策略”

“民族主义”不怎么信任选择，强调命中注定的归属，更可能与“禁绝策略”结合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区分了“我们”与“他们”，形成了“非此即彼”的情况。共同体的团结，伴随着排斥与净化，而对相似的“我们”的渴望，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的流动性的现代，是无法平息与缓解的。这一共同体或团体是恐怖和焦虑的避难所，它分割了信任、关爱的区域”与“风险、怀疑以及永久警惕的荒野

3、现代的共同体是一种衣帽间式的共同体，它需要一个“能够把有类似潜在兴趣的个体聚集起来”的“舞台场面”，在这个场面上，人们可以把其他分歧暂时搁置在一边，就好像去剧院看演出之前要把外套和帽子留在衣帽间。大街上各式各样的人走进剧院观看表演，脱下各式各样的着装，穿着适合这一场所的得体的服饰，它指的是每个人怀着自己的兴趣在这一空间中寻求共同的善。等到散场，每个人又穿上各式各样的衣服回到大街上。每个人在各自独立的一疲惫的天结束后，抛弃维特根斯坦式的忧郁独处，参与到集体的狂欢中。无论哪种都像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带着自己独立的兴趣，又能关注公共的事业

《现代性》读书笔记3

看完了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说实话，没什么感觉，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很多其它人的著作和观点，对于我来说，理解上有些困难，导致我可能只能把握住作者著作非常小的一部分观点，甚至还可能是作者批判的观点。这听起来有点讽刺，就像当初维特根斯坦看完罗素给他书写的序后便断言罗素根本就没看懂。这也许就是现代性的一个魅力所在，当初爱因斯坦发表完相对论，全世界不也没几个人理解吗？但是哲学、社会学这些著作，又不可能像理论物理那样，有很明确的公式表达，只要抛弃常识，用理性思维去认识客观实在，建立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模型即可。而我读完之后，既不像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逻辑学（小）》那样感到艰涩但最终仿佛改变了你大脑的结构一样，思考问题的角度方法都会发生改变；也不像读叔本华的随笔、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样语言流畅富有美感；更不像读佛洛依德，有着清晰的逻辑线条，作者是将他的思考的成果体系按照一个脉络讲述下来，《现代性的后果》总是不停地罗列事实和其他作者的观点，然后再加以评说，但是最后结果显得比较开放，因为没有很多结论性的语句，而且可能因为他著书的时代经历着核危机，所以在书中多次提到核冬天之类的词。所以这可能是一个社会学家的著作吧，更加关注社会上的问题，我记得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讲黑格尔的时候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但是最后补充道，黑格尔本人是不会用如此粗俗的例子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区别。当时我想过毛，毛到底有没有那么伟大？毛有他豪气蓬勃的诗词，也有针对广大无产阶级的粗俗的语录，其实这些形式都不重要，语言只是工具，真正有意义的是它所承载的思想，就像尼采的其它著作，相比《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读起来就艰涩许多。但是毛的思想境界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或者说第一代领导集团，他们对社会的认识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以及他们的前瞻性如何以使得我们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没看过毛选，也不像老师读过马恩选集，事实上，作为一个正式党员，我连共产主义宣言都没有读过，只是早期读过课本和一些读本，所以我没有答案。

吉登斯好像批判了历史目的论，我觉得自己断然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历史目的论，但是作者又没有细说，所以我没有在上面停留思考，但我又想到社会达尔文主义，但这又返回到作者说的另外一点，也是我始终有所疑问的一点，社会真的会越来越前进，人类真的会变得更加文明吗？从进化论的角度我觉得是的，但从某些角度来说，社会更像是社会中人类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这种反映会像物质推动生命体进化那样直接吗？辩证地看，人类的思想意识中始终对存在着善恶这对先验的概念，你如何阻止这恶的反映？这听起来太主观了，但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那难道可以干脆不要善恶吗？那社会岂不是更加沦陷了？现代性将人类的思想解放，于是也带来了一个缺点，那就是信仰缺失，如果连善恶都没了，那人类和机械还有什么区别？或许未来只能是这样才说得通，不然就像吉登斯提出的疑问一样，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以后又是什么？如果按照进化论，这个地方不该有停滞啊？但如果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达到，那我们为何还做此空想？打倒对上帝的信仰却建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而再等待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而且也像吉登斯说的那样，从来都没有证据证明社会不会发展到这些设想的对立面，而且在我看来，人类集体走向毁灭的说法似乎听起来更容易实现些——基于某些偶然因素而不是大规模的战争。

这里我有个疑问，为了提出这个疑问我先做些铺垫。社会形态的进步是否是由于思想意识的进步？（与前面讲意识的反映有不同之处，因为那里讲的更像是一个实时的系统，它不停地在反馈作用下调节自身，而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崭新的系统的构建）我们只有先想才能行动，我们只有在很小的范围内才使用实践经验去获得知识然后产生新的理论，我觉得从这一点上说是事物先于意识的，（为防混淆，举个例子，当年美国试图搭建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如果实现了，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肯定得结论，从这一点上讲，是客体的实在先于主体的思想，因为我们只意识到问题，并没有意识到结论，我们只提供了问题的条件，问题是经由条件自身的演化而得到结论）但从人类社会的整体未来来讲，都是在作设想，我们的结论有时候在我们的意识层面都站不住脚，为了提出我前面提到的疑问，我们不妨承认这些设想的合理性，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任何事物的演变，都与外界环境是分不开的，古代中国人不都讲天时地利人和吗？生物的进化都是很大程度上地取决与外界自然界，寒武纪生物大爆炸，恐龙灭绝，哪一个是生物自身演化的结果？生物在意识以外都体现了对外界很强的依赖性。四大文明古国的建立哪个不是因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所以社会进步科技进步这些都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物质环境，而且物质环境一旦改变，便引发出了科技和社会的改变，在这里吉登斯似乎很强调生态这一方面，他把生态问题作为现代性的最主要几个方面之一，这可以说成了人类道德层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那么这里在强调的就是人类也要去改变环境，维护环境的平衡。但是在这里我又断言，这永远都不能抵消环境自身的改变，这一结论从宇宙大爆炸那一刻似乎便已成为定局，因为这一范畴从根本上就秒杀了人类的意识，理性都终将难逃二律背反，意识又能走多远？而且没有理性的帮助，意识又能起到何种作用？所以现在我便可以提出我的问题，人类思想进步的速度是否赶得上物质世界变化的速度？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建立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而最终社会的推动是根源于思想的进步还是物质世界的改变？如果社会的改变是被动的，那么它是否仍然是可控的？或者至少说是稳定的？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的最后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结论，全书似乎只是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或许他像维特根斯坦之类人，故意不将他的最重要的思想写在书中，而是要读者去理解书中含义从而得到这个结论，如果是从这点出发，我觉得吉登斯可能会和维特根斯坦一样失望。我在这里也只是提出一个问题，或许问题本身并不成立，我也没有任何结论。但是从哥本哈根会议，我似乎看到了些问题成立的先兆。

写到最后这里，我似乎脑子里也全剩下偶然、随机、虚无之类的词了，而我现在也无法将它们组合出新的东西，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却又其实什么都没看到，所以或许非得坚持某种信仰，才不至于陷入悲观，但是又回到了前面所说，在现代性的社会里，这样的信仰能建立起来吗？而我更愿意憧憬的不是这无休止的逻辑层面的对立面转换最终获得的一个实在的统一，而是一个超越我现在意识的并超越这矛盾的也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

《现代性》读书笔记4

主要包括本书第一部分的导言、现代性的断裂、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社会学与现代性等四部分内容。本文是笔者阅读这五部分的内容后作出的知识梳理，以达到加深记忆，巩固阅读效果的目的。

在文书的导言部分，作者指明了写作的侧重点是依据文化与认识论的笔调。对于何为现代性，作者认为将现代型与时间段和地理位置联系起来并不能真正揭示现代性的主要特性。作者通过分析一些关于新时代的专业术语，指出此类现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制度转变上，认为我们正在从建立在物质产品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体系向主要地与信息相关的社会体系转变的讨论。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争论更关注的是哲学和认识论的问题。作者通过分析利奥塔的扬弃“宏大叙事”的观点及一般意义上的对利奥塔的回应（认为一种首尾一致的认识论是可能存在的）。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

作者认为为了说明我们对于自身的迷茫（即认为关于社会组织的系统性知识是不可能获取的），这些迷茫主要是源自我们被超出我们控制的无法理解的事件所困扰，就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的特征。作者提出的论点的出发点是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论”的解释。所谓断裂，是指现代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作者认为理解断裂的性质，是分析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并诊断今天它对我们产生的种种后果的必不可少的开端。

在现代性的断裂这一部分内容，作者分析了现代性在内涵和外延上断裂的特点。并指出了现代性的断裂特性未能受到重视的原因（原因之一是长久以来受到社会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可以按照一条“故事主线”来描绘历史）并提出了取代进化论的叙事或者结构其故事主线，即不能把历史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或者不认为它体现了某种组织与变革的统一性原则。进而作者提出了识别将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断裂的若干要素：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断裂体现在变迁范围上；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

本次阅读的第三个部分是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作者将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的讨论构成《现代性的后果》一书的一个实质性部分。作者认为社会学的经典作家都极为重视现代性的“机会方面”，而没能充分预见现代性的黑暗的一面，并举例说明（生态关系没有融入社会学之中；政治权力的强化行使；军事力量的发展）现代性具有破坏性的一面的危害，进而得出结论：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足以使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去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

本次阅读的最后一个部分是社会学与现代性。作者对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做了分析。作者从社会学中提出了三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涉及对现代性作出制度性诊断；第二个概念与社会学分析的基本焦点“社会”有关，第三个是社会学知识和这种知识所涉及的现代性特征之间的连接点。

在对现代性的制度性诊断这里，作者分析了社会学中最著名的理论传统，即在解释现代性的性质时都倾向于注意某种单一的驾驭社会巨变的动力。通过分析，作者认为，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上是多维的，每一个被各种传统详细说明的要素都发挥者自己的作用。在第二份概念社会学分析的基本焦点“社会”这里，作者认为各种研究社会学的学者所说的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因此为了解释现代社会的性质，必须抓住民族国家的具体特征；其次，对于社会学的目标是否是解决“秩序问题问题”，作者认为应该把对秩序的探讨变为社会体系究竟是怎样把时间和空间“连接”起来的。强调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时间—空间伸延的程度比即使最发达的农业文明也高的多。但就时间和空间的跨度而言，社会体系的能力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扩张。为了认识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的某些特征，我们必须深入地考察现代制度是怎样“适应于”时间和空间的。在第三个概念这里，作者通过论述关于社会学的两种著名的观点，提出社会学与其所进行的主题（现代性条件下的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必须用“双向解释”才能加以理解，认为这是一种反思性模式。社会学概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密切相关。作者认为要试图充分理解现代性的性质，就必须摆脱既存的社会学的种种视角，必须对现代制度的特别动力学机制和全球化范围作出说明，并解释其与传统文化断裂的性质。

第五篇：《现代性与大屠杀》读后感800字

《现代性与大屠杀》读后感800字

苑灵

最近无论是看历史、哲学还是社会学，甚至巴巴地跑去以色列一趟，都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是犹太人而不是别人遭到大屠杀的厄运？二战期间的犹太大屠杀并不是传统意义的战争大屠杀，比如清朝的扬州十日屠城、南京大屠杀都属于战争屠杀，在历史长河里屡见不鲜。而纳粹发起的犹太大屠杀是种族灭绝性的，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是罕见的。

《现代性与大屠杀》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文明走向高度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作者引用了米拉格姆《对权威的服从》里的实验，“在远离的条件下，受害者真的成为一个外人，在身体上与心理上陷入孤立。”实验结果表明，距离与冷漠成正比。米拉格姆的发现让人震惊：不错，我们过去能够那样做，而如果条件合适，我们仍然可以。

克尔萧在透彻地分析了纳粹企图唤起集体的反犹仇恨与“解决犹太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纳粹最成功之处在于对犹太人的非人化（depersonalization）。非人化增加了德国大众舆论中已经存在的广泛的冷漠，并迈出了在无政府的暴力和死亡集中营理性化的、“生产线式”灭绝之间决定性的一步。

没有这些进展顺利的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驱逐出来的步骤，“最终解决”就没有可能。这些步骤在公众的眼皮底下，以其合法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赞成，并最后使犹太人的形象非人化，并遭到贬损。

希尔博格，对于导致道德自抑逐渐寂静无声与启动集体消灭的机器的步骤做了如下说明：定义——开除雇员和没收商业公司——集中——剥削劳动与饥饿措施——灭绝——抹杀个人的影响。

集中完成的是拉开距离的过程。饥饿让灭绝变得合理。在行动序列上，离最初下定义的行动越远，则行动就越是纯粹被理性——技术的考虑所引导，确切地说，它使得道德选择不再成为必须。

大屠杀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这也是我看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深深的恐惧所在。

又读完了一部虐心虐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