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保证

第一篇：民族团结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保证

民族团结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保证

民族民族精神是维系一个国家的精神纽带，它虽是精神层面上的抽象概念，却大则关乎国家命运，小则影响个人的言谈举止、喜乐好恶。而民族传统文化是形成民族精神的基石，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文化来谈精神。我从以下几点展开讨论:

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辉煌

60年来，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建立了一大批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人才。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成就显著。城乡基层卫生机构得到建立和健全，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人才得到积极培养，民族医药得到重视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全面覆盖，各族群众健康素质不断提高。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分尊重。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大团结日益巩固。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群众性创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三个离不开”思想和民族团结观念逐渐扎根千家万户。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培养选拔工作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结构不断改善，素质不断提高，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选拔进县级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二、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特殊性、国际性和重要性。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治与乱，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将打乱国家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国家动荡不安；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的进与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在矛盾、冲突、动荡和不安中进步；民族问题关系到人民的福与祸，民族问题处理得好，民族团结和睦，就会天下大定、国家大治、社会快速进步，人民安局乐业。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把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列为我国五大关系之一。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我们国家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冲突是各族人民之祸，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三心合一心，黄土变成金”。团结是力量，团结是财富，团结是生产力，团结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础。“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使数万同胞遇难、数百万人痛失家园，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蒙受巨大损失。地震天不塌，大灾有大爱。地震发生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传播着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骨肉亲情、民族大义、文化大同、无疆大爱，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国主义精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是党富民强国大政方针的生动写照，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风雨同舟的强大力量。

三、继续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一个有着56个民族13亿人口的大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决定了我们要始终将民族问题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始终将民族工作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对于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这一制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职责。切实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在于贯彻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和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把更多优秀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培育和增添新的力量。

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又好又快发展。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来解决，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要靠加快发展来巩固和推进，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加快发展这个第一要务。通过发展，能够缩小各民族的差距，进一步稳固民族团结的基石和增强民族之间的互助。同时，也能够带动和促进其他方面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增强粉碎民族分裂主义的实力。

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无论何时，都是我们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加强民族团结，事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第二篇：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为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当代中国选择了社会主i义市场经济之路。这将是一个异常艰难和复杂的制度创新过程。然而，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以某种内在的机制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如何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扎根结实，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跨世纪的研究课题。

在这一问题面前，如果不考虑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背景，单纯地将“拿来主义”的方式视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捷径，那将是十分短视的。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任何一种社会经济体制的建构必须以其传统文化的土壤为根基，任何一个经济行为主体所做出的选择必定要受到文化价值观的规范。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在旧有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社会整合机制、伦理道德等都将产生复杂的变化。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逐步确立于中国社会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必须回答：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对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将会产生出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尝试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新发展观：文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发展

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目的在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从这一点出发，许多经济学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论证了现代市场经济在中国建立的必要性与前提条件。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忽略的恰恰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经济手段的被植入，而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诸因素交互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漫长历程。他们更多地看到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共同表象一一经济主体多元化、交易自由、平等竞争等等，但却没有深究隐含这些共同表象之下的一个决定因素一一市场经济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所由以产生的内在的经济技术条件和人文条件。

中国有些经济学家在探讨和研究市场经济问题时，遵循的往往是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思维方式，而忽视了对中国现实背景的考察。在这种理论里，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等均被视作外生变量而不予考虑，经济行为主体只作为“经济人”出现在市场体系中，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去完成其“最大化行为”，而行为主体复杂的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则统统被舍弃。这种分析方法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缺乏一种对于发展中的主体—一人的全面考察以及对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的透视。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的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在整体性问题上说服力不强，缺乏深厚的历史感。尤其是在用以说明像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深厚、历史悠久的大国的发展问题时，更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在西方发展理论经历了战后几十年的演变之后，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文化因素—对特定发展主体的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进行透视，以期发现更为深刻的发展规律。发展观念的重大转变过程正在来临。

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对经济基础起能动作用。在这里，文化因素正是发挥了上层建筑的作用。事实上，每一个具体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进程的决定因素都是极为错综复杂的。

人们往往有这样一种片面曲解唯物史观的倾向，即总是强调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唯物因素，从而忽略了人在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发展过程中人的价值的实现。比如，在经济学研究中把市场与交换的出现看作是劳动分工的必然产物、而不去深究市场与交换的存在与发展的伦理道德基础。这样做其实恰恰违背了唯物史观的真正意义。他们忘记了，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同时也是人类所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是人类文化的结晶。n

关于市场经济的人文条件问题，许多经典作家都曾做出过精辟的论述。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时期，自爱、同情、追求自Ek,的欲望、正义感和相互交换的倾向等就已经被视作市场经济秩序必不可少的伦理道德基础。马克斯·韦伯在他的东西方诸大宗教的比较研究中，则突出地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宗教价值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立性与自发性，因此理性精神与物质质料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在缺乏一种理性精神和动机力量的情况下，即便是最有希望的制度性条件也不能被有效地运用于理性的经济目的。现代资本主义只有在质料和精神一一结构性支持和规范性支持—都已出现时，才能求得发展。上述这一基本思想贯穿着韦伯整个庞大的比较宗教研究体系，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等代表作中。虽然韦伯本人对东方宗教与伦理(尤其是濡家伦理)的论断失之偏颇，但他确实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化要素。这一点对于深入理解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文化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仍然极富现实意义。

至此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市场经济的产生和运行有其内在的自然秩序，这一内在的自然秩序是物质质料和理性精神要素所决定的各种约束条件共同起作用的内生化过程的产物。这个“内生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一切因素间的相对的交互作用”的过程。因此，文化因素对于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这么说，不同的文化背景，将使产生于不同社会环境的市场经济表现出不同的特色的自然秩序。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依赖于文化积淀的擅变，如果没有一种理性的精神要素作为有形制度体系的基础，那么市场经济体制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只有当经济发展理论完成了将经济、技术才制度、政治、文化等诸因素“内生化”的过程之后，它才能准确地揭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把具有内在自然秩序的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看作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不仅仅是视作一种手段。从这样的发展理论出发，就可以发现，市场经济不仅有其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同时也有其文化基础和条件。在文化的进化变迁过程中，产生了规范人们行为和思维模式的价值系统和道德秩序，并成为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文化与伦理基础。而这种由特定的文化所决定的价值系统和道德秩序一经形成，便成为市场经济自然秩序密不可分的内在成分。

总之，不去冷静地和深入地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及民族心态，而是单纯地去谈论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模式，这起码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同时也是浅薄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放入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去考察。

第三篇：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这三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没有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无法实施，社会无法进步，因为环保，社会的进步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只顾经济发展，不注意环保，对人类来说只是一种自杀行为，社会的进步也只是短暂的。今天我们对自然掠夺式的的索取，最终会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严重，性命不保，更别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以三者应共同存在。

当今的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工业文明的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不符合当今世界环境与发展的潮流。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怎样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地统一于现代化建设中,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它既关系到我国当前的发展,更关系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通常是指大气、水、海洋、土地、草原等环境要素和自然资源的综合体。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场所,也是支撑和维持整个生命系统的物质基础。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当人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速度、强度超过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增值能力即生态承载力时,就造成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主要表现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等;当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超过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即环境容量时,就造成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为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而资源枯竭、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这两种类型的环境问题又常常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产生复合效应,从而对环境资源、人体健康、经济发展造成更大危害。

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如何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为标志,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建立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环境与发展密不可分,环境是发展的自身要素之一。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模式,其实质在于限制、调整人类的各种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环境资源可以承受的基础上,并促使其充分、持久地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环境问题,但反过来又可以为环境资源的保护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动力等方面的支持,增强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是实现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而环境问题的解决,又可以为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生存环境。可见,“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追求实现的最基本目标之一,也是衡量发展质量、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宏观标准之一。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部署，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的重要任务。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根据我国国情和可持续发展要求作出的正确抉择。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发展阶段，面临很大的资源环境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上，一些地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出现。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资源利用、环境保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克服资源短缺的瓶颈，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矛盾和问题，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充分考虑人口承载力、资源支撑力、生态环境承受力，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途径。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为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资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为重点，通过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等措施，大幅度减少资源消耗、降低废物排放、提高生产率。要积极开发和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加快高耗能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促进能源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要以节能、节水、节材、节地、资源综合利用为重点，积极建设节水型社会，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保护矿产资源，做好国土资源工作。努力促进资源循环式利用，鼓励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形成能源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保护生态环境，关系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生态环境形势相当严峻，一些地方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问题相当严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重大污染事故不断发生，环境保护仍然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被动局面。必须充分认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坚持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大保护生态环境的力度，逐步改善生态环境，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环境。

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人们的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坚决禁止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坚决摒弃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做法。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进行合理的功能区划。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努力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问题，重点要抓好水污染防治，保障城乡饮用水源安全；加快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提高城市空气质量；加快土壤污染治理，保障食品安全。加强建设项目和有关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坚决防止产生新的污染。加快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提高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增强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意识，在全社会形成爱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尚。

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妥善处理短期的、局部的发展损害长远的、全局的发展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包括要保护和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但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还要逐步提高生活质量，而环境质量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实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在我国具有客观必然性，在具体组织实施时，必须在正确原则指导下进行，如公平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共同性原则等。

本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一五”时期尤为关键。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局面，为后十年顺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第四篇：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1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就当代经济而言，发展的含义相当丰富复杂。发展总是与发达、与工业化、与现代化、与增长之间交替使用。一般所指的经济发展包含四种含义：

一.经济增长。即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产品和服务的实际产量的增加，经济增长的实质是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和社会财富的增殖过程。测量指标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

二.指结构变迁，即指产业结构的变化，这是广义的产业结构变化，包括分配结构，职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等，以及各个层次上的经济结构的变化。

三.指福利的改善，即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提高。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政府必须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使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医疗、文化、营养、健康、公益事业等有基本的保障。

四.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即经济发展不能以危害环境为代价，可持续发展要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不应影响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可持续性意味着维持乃至啬人类福利的自然资源基础，使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社会进步的含义、内在根据和实现途径：

社会进步是指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合乎规律和前进运动，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社会进步的过程。

含义：社会进步既包括物质文明

和进步和发展也包括精神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社会文明是社会进步和表现。

内在根据：

1、社会进步和内在根据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这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把人类历史以一个社会形态推进到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

2、社会进步还在于社会发展是自我否定和不断扬弃的过程，是辨证的否定，所以后一个社会形态，在整体上高于和优于前一个社会形态，使社会发展到新的高度。

3、社会进步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4、社会进步是客观的、必然的、其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但不是一帆风顺的，具有曲折性和复杂性，是曲折前进的。（这是社会进步的实现途径）

二、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或社会进步标准的综合性，其中包括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根本标准，还包括生产力标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综合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政治法律制度、科学文化发展水平和道德风尚都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而生产力发展水平则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的根本的标准。这是因为：

1、生产力是全部社会历史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且它具有决定性；

2、这个标准是客观的，科学的，其客观性是指每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总是一种既得力量，其科学性是因为，它本身是由物质因素所构成，它的发展程度可以用物质手段精确测定；

3、这个标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

三、社会进步的价值尺度和生产力标准的一致性：

社会进步的价值尺度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对客体进行选择和评价时所参照的标准。

1、社会进步的价值尺度与生产力标准相一致，是指在阶级社会里进步阶级和价值尺度与生

产力标准一致；

2、落后阶级的价值尺度与生产力标准并不一致。

四、社会进步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并说明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事业：

社会进步是通过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实现的，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具有历史必然性，是不可阻挡的，而社会进步又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不可避免的要遭到旧势力和反动阶级的反抗，这是社会进步曲折性和复杂性的根本原因。

意义：

1、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符合客观规律，对此应坚信不移；

2、社会主义建设会有曲折和反复，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3、我们要在挫折中经受锻炼，吸取经验教训，克报困难，促进社会主义健康发展。

如果联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回答意义时，把以上意义中的答题点中的“社会主义”改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可。

第五篇：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注重培训教育 提高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众的综合素质

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民族宗教工作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采取有重点、有针对性的方法和措施，把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由干部拓宽到各族群众和信教群众，由乡村干部拓宽到阿訇、乡佬和场所负责人，由成人拓宽到青少年，并将学习政策法律法规与开展教育活动相结合，在全社会形成了一个学习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的良好氛围。

一是把民族宗教工作内容列入县委党校定期举办的科级干部培训班教学课程。每年举办一至两次全县乡（镇）、村民族宗教干部培训班，使基层干部全面掌握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学会处理涉及民族宗教的矛盾和纠纷。

二是协助县伊协连续20年每年举办一期全县清真寺阿訇、寺管会主任培训班。邀请县、乡（镇）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有关部门领导或专职人员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及当前形势政策；基督教、佛道教则采取定期培训或以会代训的方式，引导教育本教骨干信徒学习宗教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相互交流思想，沟通情况，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基督教每年定期召开全县传道员学习培训班，佛、道教每双月召开一次场所负责人和教务主持人培训例会。

强化制度建设 健全完善民族宗教工作的长效机制

我们始终把民族宗教工作制度化建设作为一件大事常抓不懈，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民族宗教工作制度。如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培训制度、不安定因素排查制度、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县领导与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交友联系制度、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制度、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例会等10多项工作制度。

从2003年起，叶县实行了民族宗教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每年县政府都与各乡（镇）签订“民族宗教工作目标责任书”，把民族宗教工作任务具体到各个乡（镇），明确属地管理责任。

2005年，叶县又进一步把民族宗教工作列入“2005社会事业及社会稳定目标”；始终把稳定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来抓，建立了不稳定因素排查制度和突发性事件应急机制，坚持周排查和月汇报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深入现场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妥善处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准确掌握突发事件的全面情况，印制了《民族宗教工作不稳定因素排查表》，通过排查，切实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

以开展大型活动为载体，营造民族宗教良好工作格局

为切实提高全县宗教工作干部、宗教界人士及广大信教群众的政策理论素质、法制观念、科技水平和形象意识，自2002年以来，我们在宗教界深入开展了“三学一树”（学政策、学法律、学科技、树立新形象）活动。通过活动的开展，信教群众消除了思想上存在的“只管信教修行，不涉俗世”的糊涂认识，思想觉悟明显提高，进一步知法、懂法、用法，形成了一种比学习、比致富、比守法、比贡献的良好社会风气，涌现出了一大批勤劳致富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先进典型，达到了信教群众思想受教育、经济得实惠、社会保稳定的目的。

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为契机，在全县深入开展了民族团结进步“五比五争”活动，即：比协作服务，争做支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比稳定发展，争做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乡（镇）；比团结合作，争做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村；比文明守法，争做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家庭；比互助友爱，争做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通过活动的开展，增强了全县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民族团结意识，形成了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良好民族工作格局。

充分发挥民族界上层人士的作用 妥善处理民族纠纷事件

县伊协成员、清真寺阿訇、乡佬及回族知名人士在回族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他们的言行，直接影响着回族群众，在引导教育回族群众、处理涉及民族纠纷等问题时方法灵活，措施得当，能够起到党委、政府和穆斯林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更是我们民族工作部门的参谋和助手。因此，我们平时注重加强与他们的联系与沟通，每逢春节、节假日和回族群众的节日，都会到他们那里表示祝贺，向他们宣传党和政府的重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并时刻关心他们的工作、生产和生活，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政治上给荣誉（如安排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树立先进典型等），经济上给实惠，使他们经常能够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一旦党和政府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利用自己在回族群众中的影响力、感召力，愿意站出来为党委、政府说话。比如对突发事件的处理，他们往往能够发挥出党和政府有时难以替代的作用。

对宗教活动场所进行规范化管理，依法抵御宗教渗透

叶县五大宗教俱全，除天主教信教群众较少无固定活动场所外，其余四教共有活动场所96处。信教群众来源复杂，基础较差，活动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