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晖说

第一篇：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晖说

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晖说：

中国最大问题是左右派都想讨好

“皇上”

——中国民众应向政府要福利

作者：韩咏红

聚集世界各地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通商中国“慧眼中国环球论坛”，日前在本地举行。借着本次论坛，本报专访了多位学界名人与企业家，请他们更深入分析中国问题现状与出路，并将内容以专访形式刊出。

今天的中国存在各种各样问题，社会群体有各种各样诉求，体制内的凝聚力在衰减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也就会到来。

秦晖说：“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上逐渐地改进。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

他解释说，所谓宪政体制，无非就是统治者的权力，以及统治者为了拥有这个权力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都是建立在和老百姓缔结了契约的基础上。

中国的问题也正是统治者掌握的权力大得没有边界，与此同时它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又没有承担，简而言之，即统治者的责任不可被追问。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与国力的迅猛增长成为全球备受瞩目的现象，但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累，在过去两年里，恶性群体性事件更频繁地见诸报端，社会不同思潮对立尖锐，左右派人士公然“约架”，加上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出现一方面变得强大，一方面变得更敏感，不确定性增强的矛盾现象。

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历史，秦晖的关注点始终紧随中国的变化与改革。1980年代，他研究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经济史，近年再关注东欧改革前的经济与社会，比较东欧与中国改革的不同进程，重点集中在转轨经济学理论。

虽然学养深厚，秦晖接受媒体采访时，却不多谈主义与意识形态，也拒绝做算命师。他上周在新加坡出席通商中国主办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就强调，宫廷政治完全不可预测，宫廷政治与社会危机结合起来发生意外的可能，既不能排除，但也不

能预测可能性多高。因此对中国的未来乐观与悲观都没有根据。

在论坛期间接受本报专访时，秦晖更坚持，要从具体、直接的切入点，去讨论现在在中国能做什么。

一个主要方法，就是让社会福利刚性化，民众要从“感恩型福利观”，转变为“问责型福利观”。

中国舆论界大力呼吁的政府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三公消费”（公务接待、公款出境、公务车）公开，在秦晖看来，这也需要透过“要福利”与“限权力”这两个渠道才能真正实现。

他指出，不论英法，或是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统治者公开财政的动力，无一例外都是高额的财政赤字。

“我们都说波兰的共产党很开明，波兰的团结工会很厉害，但是我们都忘记，波兰早在巨变前的10年，很多具体办事的官僚都已经不愿意干了。波兰在巨变前九年换了七个总理，都是辞职的。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一直跟在后面，老百姓也没有跟政府要私有化，也没有要市场经济，他就是要福利，而且给他，他也不会感谢政府，政府要横征暴敛，老百姓又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让横征暴敛越来越困难。”

最终，民众的行动会促使统治者向社会“亮账本”，政府有意愿跟社会谈判——你们自己看，账本就在这里，钱就那么多，那你是希望我收少点税，少办点事？还是征多点，多办点事？

秦晖还提醒说，到了那时候，财政公开与预算透明就有可能是真的。在那以前，即使政府“亮账本”很可能也是假账，因为它根本没有动机这么做。中国宪政难以推动，原因并非执政者思想太保守，而是它手中“钱太多”，日子太好过。任何统治者在这样的状态下，都不会考虑走宪政道路。〖一语中的!〗

“你要说中国特色，特色在什么地方？就是政府手中钱特多，这是中国民主化最大的障碍。”

左右派都想为政权服务

谈到越演越烈的“左右之争”，秦晖直言，在宪政以前，中国并不存在政治学意义上的左派与右派的区隔。

他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太左还是太右，也不在于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而在于中国的左右和西方的不一样。西方的左右都要讨好老百姓；中国是左右都要讨好„皇上‟。”

他澄清说，所谓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是指左右派的理论，同时都被利用来为政权服务。

“如果你（学者与官员）想得势，左你也可能得势，右你也可能得势。你左，你为他扩大权力，你右，你为他推卸责任。左派说，建立大国家体制，政府可以横征暴敛；右派说，应该当小政府，老百姓的死活可以不管，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嘛，何必那么操心呢？”

相比之下，西方由于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造成左派上台了，增加福利很容易，增税很困难；右派上台了，减税很容易，减福利很困难。一左一右轮流坐庄，最后国家债务越来越多，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中西方左右派的鲜明对比，造成了国际政坛上的独特现象：欧洲政府纷纷破产，中共政府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钱多，但不用在老百姓身上。〗

秦晖认为，宪政实行以前，中国的左右派都可以发挥作用。他说：“很多人说，高层说不准搞多党制，不准搞议会民主，不准搞这个那个。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不准搞搞福利。这方面完全可以回避言论禁忌。在理论或者意识形态上，福利是任何一方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他说：“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第二篇：秦晖读后感

左手自由，右手福利，中国何去何从？

——读秦晖《左手自由，右手福利》

选择秦晖这篇文章阅读是从题目开始的。在谈阅读这篇文章的感触之前我想小小谈一下这个标题。它让我自然的想起郭敬明的《左手倒影，右手年华》，曾经是我高中时的至爱，虽然现在对郭敬明的感情已经淡淡，但是还是对这个题目有着特别的感情。秦晖先生，1953年出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从前的我以为教授，又尤其是历史系的教授都是酸学者，但是这样的一个题目，似乎先声夺人的改变了我的看法。对秦晖先生的好感也从这里开始。我又在网易等网站上找到了秦先生的一些相关文章来看，发现不但没有呆板迂腐的老学者风范，反倒是风趣幽默，见解深刻语言辛辣。挑选这篇文章阅读的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关于福利的问题现在本身也是一个在中国很热门，很受关注的问题。抱着好奇的想法，想看一看历史大家如何来谈这个问题。

有一些人，去美国转了转，后来又去瑞典转了转，回来就得到一个结论，他认为美国和瑞典都很不好，美国自由竞争太过分，一点都不保护穷人，很不人道，两极分化很厉害。但是瑞典也不好，福利国家搞得太过分了，养懒汉，使大家都不求上进。所以我们都不能学美国和瑞典，我们要搞一个比美国和瑞典更好的东西。而这个更好的东西是什么？秦晖先生的主张是，一个超越左与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秦晖先生认为，中国现在目前的问题恐怕是既要学习自由，如果美国的自由我们学不到，至少我们应该有瑞典式的自由，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习人家搞福利，如果瑞典人的福利我们达不到，至少我们应该达到美国式的福利，美国式的福利和瑞典式的自由，也许在人家看来都是非常低的水平，美国人很看不起瑞典人的自由，瑞典人也很看不起美国人的福利。可是这种最低水平的自由和最低水平的福利我们不是也差得很远，中国如果达到美国式的福利，瑞典式的自由，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就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我说，先别说美国的自由太多，瑞典的福利太多，大家先从不多的东西学起，自由和福利达到最低的档次，比如我们的自由达到瑞典式的档次，福利达到了美国式的档次，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我们进一步把自由提高到美国的水平，还是自由这么多就可以了，我们把福利提高到瑞典式的水平，或者这个时候就有所为第三条道路，我们把福利和自由都提高到美国和瑞典之间的水平或者说美国加瑞典除以二的水平，这就叫做中间道路或者第三条道路。

中国现在总有些所谓的左派或者右派，高调的站出来。“左派积极分子”，申请高福利未必成功，却拼命的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右派积极分子”，倡导自由未必有太大的效果，却致力于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这些人完全是高高的站在空中楼阁上，不理会百姓的疾苦的乱说话，为了说辞而说辞，彼此逞口舌之快，纸上谈兵的马谡。

温家宝总理曾经在记者招待会上感情深切的说“在座的记者朋友们，如果你们真的到我们广大的农村走一走，看一看，你们就会知道中国百姓现在处在怎样真实的情境当中，中国的真实国情是怎样的。”当那些所谓的学者们争论着如何规避美国和瑞士的社会问题时，他们是不是应该看到，中国现在真正应该解决的问题是社会的“负福利”而不是“过福利”或者“过自由”。

这让我不禁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国家起源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丛林里生活着一群小动物，他们过着富足而幸福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他们发生了争执，于是就商量选举一个国王住持公道。狮子因为最威猛，最有力被选举为国王。小动物们都很高兴他们有了这样一个威风的国王，这样就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他们了。国王说，要保护他们，抓走了他们的儿子，组成了军队，跟别的部落战争，他们总是胜利，拓展了土地，于是他们说“国王万岁”。国王说，要让小动物们更幸福，于是收走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食物，他们说“国王万岁”。国王说，要让小动物们更幸福，于是抓走了很多小动物，安排他们服各种徭役…很多年过去了，这个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已经变得贫苦而不幸福，而他们的国王还是一样的威风。于是小动物们开始想：当初是为什么要选出一个国王呢？

我不知道，一个国家的职能，如果只有苛捐赋税，只有一味的强调公民应该履行的各种义务，而零福利，甚至“负福利”回报他的人民的话，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难道森林里的小动物们想要的就是一个只会让他们服各种徭役的国王？

秦晖先生说的对，在中国，我们的福利和自由都应该更多，现在还不是讲什么“福利国家病”的时候，首先把我们的“负福利”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但是老百姓的福利现在中国刚刚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应该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这里我要讲，这是责任，不是皇恩浩荡。福利国家和“皇恩国家”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那个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赐的，给了你要谢恩，不给你也不能跟他要的，这种状态一定要改变。像瑞典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包的，哪个瑞典人会因此高呼“万岁”，称颂“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经有右派政府不喜欢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为这是国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应该的，不做就要受到指责，所谓福利国家就是这个意思。自由就更不用讲了。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进步，中国与世界就有希望了。

第三篇：工商101-36-秦晖

2011－2012学年第一学期《中小企业管理》课程

期末作品

超越企业服装创业计划书

系（院）别：经贸管理学院

专业：工商管理

班级：10

1学号：36

姓名：秦晖

成绩：

超越企业创业计划书

一、创业计划书概要：

1、地点选择

对于服装店的经营，地段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量选择人流量高的商业地段，一楼绝对比二楼以上好。路口处绝对比延街再好一些。拥有一个好的地段，基本上就立于不败之地。

2、特色服装

卖的服装一定要有特色，要跟别家店卖的不一样。消费者才会记得我们的店，产品才能卖上价。当大家都去批发市场进货时，我们就不用去了。卖相同的东西，不但没有特色，更会造成互相杀价。消费者总是在追求有特色，品质高的服装。

3、销售与服务

销售技巧是很重要的，顾客试穿时，要适时推荐，嘴巴要甜，对待顾客要有耐心。虽然有的顾客态度是很不好，但是我们仍然要耐下心来，面带微笑。服务不好，是做不成生意的。服务态度好，我们的回头客会愈来愈多。第四、其它细节

光线要明亮，货品摆设要整齐，地板玻璃窗定期打扫干净，有破损的物品要及时修补，这些小细节会给予消费者舒适的购物环境，合理的商品陈列可以起到展示商品、提升品牌形象营造品牌氛围、提高品牌销售的作用，这些是它的基本意义。

二、创业计划书的项目介绍

商品定品

由于本店的目标对象是20-35岁年龄段的男性群体，因此款式应相应斯文、时尚、新颖，不能过于前卫、夸张。价位将定在中、低档次上，大众化且让顾客有“物超所值”的感觉。

工艺流程

本服装生产基本工艺流程包括布料物料进厂检验、裁剪、缝制、锁眼钉扣、整烫、成衣检验、包装入库

设备设施和生产能力

设备生产设施主要是机床缝纫机，有专门的培训人员负责剪裁，同时有专门的人负责检验和缝制印花和条纹。生产能力较高，能按时完成顾客的任务单。

三、市场分析

服装批发市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产品档次不全、产品质量不高、卫生条件差等。这些问题都是服装市场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也表明，采购者的要求在不断提高，他们希望在一个产品档次全、产品质量高、金融设施健全、环境舒适的服装批发市场采购服装。

分析以及相应形式的成果发布，使业内人士能够准确了解当前中国纺织服装专业市场的全貌，提供先进的市场发展经验和理念，让市场之间相互了解、学习先进的发展模式，从而逐渐改变、淘汰落后的营销与管理方式。并且在实现指导市场发展、控制过度开发、为行业和企业提供商业决策参考、促进国际国内贸易平台交流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也在经历快速的变革，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消费者而言。首先，市场更加透明;第二，消费者在购物行为当中更加注重社交、社会化，他们会用电子方式和朋友交互，不再盲目相信零售商;第三，消费更加个性化，他们需要更有特征的产品。

四、市场营销计划

目标：

成为国内知名的的服装企业，创造本企业特有的服装风格，最好能做到独树一帜，高举超越服饰的旗杆，就能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营销策略及方法：

内部：

超越服装企业须建立自己的服装设计部，一方面在原来的服装上添加各种新鲜元素，其次设计出自己特色的优越服装，从而跟紧市场发展的脚步。

外部：

1、“挂羊头卖狗肉”：喜欢美丽精良是所有人的天性，占“便宜“是每个人的心理。店铺选址如果不在繁华的服装街上，路过的人们本来是没有采购服装的需求的，那么店铺的服装摆放是第一要素，门口可以挂上夸张的独特的搭配最吸引人眼球的服装，目的是吸引人来看。很漂亮的服装旁边再有醒目的便宜的价格标签，这样不会吓倒很多想拥有流行的人。

2、“陪衬法“：人无论对价格还是美的心理感觉，都是在比较后才得到的。所以对主要要推的服装要对比着卖。顾客在挑甩卖的衣服时，旁边的价格更高的衣服要摆出让她们自己比较。卖真丝衣服，就用假真丝的告诉客户怎样辨别，那手感和穿上后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即使高一些，人还是愿意多花一点钱买好的。一屋子花花绿绿，人就挑花眼了，那个素色简单的就最容易出手。

3、“发掘潜在推销者“：大批的低价甩货可以带来人气，中国人爱跟风，大部分人拿不定主意，一群人中总有一两个自然的领导者。他们的言语就特别有影响力。所以要多刺激他们讲话，他们一旦热情，品评这个是真品牌，那个价格合理，识货的人就会让周围的人加速判断。对这样的顾客要不见山见水的笼络，他们可以帮你带来很多顾客，也会帮你无形中“卖“出很多。

自己的服装知识要多，见到顾客热情的告诉他们怎么辨别服装的做工，面料，染色，辅料。好衣服和差衣服的价格差异，剪标签的原因等等。.有的人要面子，不喜欢别人知道自己怎么打扮，但是都好奇服装本身。顾客对服装的知识越丰富，越愿意购买你的服装。花了很少钱却买到很高档的衣服的感觉可是最好的。

企业风险因素分析：

前期销售风险：前一两个月服装销售不一定理想，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资金问题了，要是资金周转不过来，也许就要关门大吉了，所以一定要把好流动资金这一关。

淡季风险：服装行业都会遇到淡季，你就要考虑接下来怎样的销售，换种方法，如商品重新陈列，优惠出售，（打折促销）买服装赠送小礼品等等服装店销售方面的办法。加快资金的周转率。

货物压积风险：面对服装店货物积压问题，唯一的办法的也只有降价了。

安全问题风险：安全方面, 就是要注意防火防盗，用电安全。下班一定记得关水关店关门，不然，一步小心，你的货物被水淹了，被火烧了或被偷了，这些都是很麻烦的问题。所以在找店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问题了，也要提高自己和店员的安全意识。

五、创业资金需求：

创业初期，本公司启动资金约110w，部分有企业自己出，还有部分靠贷款筹集，资金分配方面，60w用于内部设计生产，原材料的采购等等呢个，40w用于外部销售，还有10w流动资金以备不时之需。

六、计划书总结：

创业没有最成功的人，只有最适合的人。在创业的路上，每一个创业者心目中，都存在着盖茨、戴尔这样的榜样人物。创业者的心态和条件各不相同，但期盼成功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现实是残酷的，创业是成功的捷径，可想而知在这条独木桥上，竞争是多么激烈，想要脱颖而出，那就不能出现一点差错，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先天条件，后天发展如何充分发挥，值得我们每个创业者去思考。

第四篇：秦晖和金雁——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秦晖

秦晖和金雁夫妻，双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一九八一年，秦晖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教授研究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八十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这两位学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秦晖先生言行从不高调，却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他有名言曰：“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这便是自由主义者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九十年代以来，大学教授的生存环境大有改善，愿意去当官和商的帮忙、帮闲的学者，想要过上“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的优越生活，突然变得易如反掌。对于大部分身处名校的教授来说，八十年代那种“脑体倒挂”的困难生活，已经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秦晖和金雁夫妇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他们没有去“走穴”，没有去申请那些投官僚之所好的学术基金，他们的学问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他们抓住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真问题。这样的学问当然很难在那些“核心期刊”发表，也不能获得官方的若干奖项。

在今天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九十年代中期，当秦晖和金雁夫妇刚刚调到北京，因多篇观点新颖和思想深邃的文章而引起学界注意的时候，我曾经和友人一起前去拜访和讨教。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近一套破旧狭窄的、名副其实的“陋室”之中，屋子的总面积大概不到三十平方米。一间小小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籍，还有更多的书还装在纸箱里，根本无法上架。秦晖幽默地对我们说：“有时候，为了查找一份资料，不得不搬开几个大箱子，满头大汗，如同大海捞针，也算是一种写作间隙的体育锻炼吧。”书架与书架之间的空隙，大概只能容一个人侧身而过。那时许多大学生都拥有了笔记本电脑，秦晖却告诉我们，笔记本电脑对他来说，还是一个计划：“本来早就想添置一个台式电脑，但是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放置。以前笔记本电脑太贵，买不起，据说现在降价了，也想买一台。

”

这是一套七十年代的老房子，房间的设计甚至连客厅都没有，一进门的地方是不足三五平方米大小的过道，我们便在这个过道里交谈。在旁边卫生间的门口，金雁正在一丝不苟地洗衣服，他们家中居然连一台洗衣机都没有“装备”。女儿则在另一个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做功课。除了书以外，家里差不多没有一件值钱的物品。这两位当代中国视野最开阔、思想最活跃、问题意识最敏锐的中年学者，生活水准却在北京的普通居民的平均水准之下，这一现象真让我产生无限的感慨。而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那些学会讨好既得利益群体的学者们，那些带着洋博士学位耀武扬威地回来的海归们，个个不是“学富五车”，而是“金玉满堂”。他们的生活品质是秦晖夫妇望尘莫及的，但他们的学术品质呢？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不能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谈起居住条件来，金雁苦笑着告诉我，就是为了改善住房条件，他们夫妇曾经三次试图“离婚”。我大吃一惊，如此恩爱的夫妻，怎么会选择离婚呢？而且是“三次”！原来，三次都是无奈之下赌气的“假离婚”，三次都被领导的“火眼金睛”识破而“未遂”。

第一次，是在他们两人在同一所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学校有明确的规定，研究生一人一个房间。因为他们是夫妻，便让他们合住一间。金雁向校方反映说，两个人应当分两个房间，凭什么减少一间？校方却说，谁让你们是夫妻呢？金雁气愤地说：“那我们离婚，一人一间行不行？”校方断然回答说：“不行！”

第二次，是在他们在西部某大学评职称的时候。虽然两人都是学校的学术骨干，发表的论文最多，上课也最受学生的欢迎，但是高级职称僧多粥少，系里的领导便来作他们的工作：“你们是夫妻，应当发扬发扬风格，两人只能上一个教授。”金雁感到莫名其妙——评教授是看个人的学术水平，难道评教授也要“学雷锋”吗？她愤然回答说：“我们离婚，然后一起参加公平竞争，行不行？”领导回答说：“不行！”

第三次是他们到北京之后单位分房的时候。好不容易等到金雁当时的单位中央编译局有机会分房了，她却再一次失望了：单位规定，假如配偶已拥有副高以上的职称，住房就由对方的单位解决，分房资格则自动失去。然而，秦晖所在的大学却表示，暂时无法解决住房问题。在万般无奈之下，金雁再次想起离婚这一招，老实人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但是，协议离婚需要单位开证明，单位明明知道他们是恩爱夫妻，也知道他们“离婚”的目的是为了分房，哪里会给他们盖章呢？

于是，他们只好放弃这个绝决的想法，一家三口一年又一年地挤在这套房子里。

屈原当年的追问今天仍然成立：在今天的中国，教授学问的多寡、思想的的锐利与迟钝，却与拥有的物质条件的好坏成反比。看看那些有名有利的教授，张维迎、林毅夫等人，别墅豪车，一场演讲便可获得数十万报酬，但他们从不面对中国的真问题。而秦晖、金雁所关注的，正是转型期的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真问题，如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转型正义问题、国企私有化问题等。但是，在这些问题上说真话，当官的不喜欢，经商的也不喜欢。如果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如果没有安于贫穷的心态，这样的学问是无法做下去的。秦晖先生青年时代便生于忧患，与黑暗擦肩而过，因此他对身处“陋室”并无多少抱怨，也不曾尝试通过写作谄媚之文来改善物质条件。他说，现在已经很好了，比呆在农村的那九年时间好多了。

秦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传教士创建的湖南湘雅医院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父母又带他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终于做完了手术。现在他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手术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他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虽然动了手术，但还是留有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视力仍然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零点二的视力。他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视力有关，招工的机会他是轮不上的，体检总是不合格。

后来，秦晖考研究生，他的导师做了很多工作。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秦晖此前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只在“文革”前上过六年小学。一九六九年下乡，在农村待了九年。不过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很多，对他的影响很大。另外，农村那几年，他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他开玩笑说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也许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对农民问题不能忘怀，使他甘于清贫和寂寞，也有勇气抗拒各种干扰和压力。在清华他一度被停止授课，工资也只能领取一半。对此，他一笑置之。后来，有一位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及他研究的“黄宗羲定律”，大学的领导人才大吃一惊，立即部分恢复他的待遇。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概括是：“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在帝制中国的两千多年中

，士大夫少有“纯儒”，多为“法儒”和“道儒”。中国人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他认为，中国要走出连续的历史、循环的怪圈、行政不正义的惯性，应当以“西儒会通”，解构“法道互补”。他指出，新儒学（以黄宗羲、谭嗣同为代表的“纯儒”的思想脉络）有可能为人类“超越现代性”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这种可能性要实现，第一新儒学必须走出形而上的象牙塔，从心性之学发展为制度之学。第二更重要的是，新儒学必须摆脱历史上被“法道互补”强奸的梦魇，真正成为“新”儒学。尽管我对儒学的“起死回生”颇为怀疑，但我认同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透视。

金雁的学术成就也并不比秦晖逊色。她的专业就是苏联东欧研究，自一九七八年读研究生时起，她在这一领域默默耕耘已经二十多年了。金雁在波兰华沙大学的两年，正好是经济“休克”的最困难时期，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新饿乡纪程》，以后她还发表过多部关于前苏联和东欧问题的著作。她的研究纠正了许多中国人对苏联、东欧社会转型的似是而非的看法，比如那里的右派倾向于“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比如那里后来又出现了“左派复兴”，这些看法并不符合苏联和东欧的实际情况。而苏联、东欧面对的许多难题，是中国将来也要面对的挑战，中国的所谓“渐进改革”之路，并不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凸现。因此，金雁的苏联和东欧研究对中国而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其重要性至今仍未被学界充分认识到。

陋室之陋，并不能伤害秦晖和金雁学术的激情。他们各自发表的论文，皆让学界刮目相看。而他们两人在研究中又有相当的重合部分，于是他们合作以“卞悟”的笔名发表了好些文章。十年的光阴一晃而过，进入新世纪之后，秦晖和金雁终于在北大和清华合建的兰旗营教师宿舍分到了一套新房，尽管入住其中的教授们纷纷抱怨这些楼房的建筑质量太差，但是对于秦晖和金雁一家来说，毕竟有了那么大的面积可以将所有的藏书都放上书架。这本该是学者做学问的最基本的条件，现在却变成了他们的“最高理想”。不过，我仍然由衷地为秦晖和金雁感到高兴。我更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必再用“离婚”这样的策略，来曲线获取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但愿杜甫当年“愿得广厦千万间，大蔽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梦想，早日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第五篇：秦晓——清华大学演讲稿全文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专业人才培养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主）国家。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

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而不是 The Wealth of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3、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46%,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10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