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有益的成果，不过切不可将其高估。当时耶稣会传教士的“西学”从根本上说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它无法满足当时中国富国强民的愿望，也无助于推动中国步入近代化历史进程。虽然他们的文化传播带来了一些西方的科技知识和文化观念，部分地开拓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但并不能带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力。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推动了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
16世纪以前,中西文化鲜有正面的接触,其交流是通过游牧民族或阿拉伯人进行的,而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则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一时期来华耶稣会士其数甚多,有姓名可考者,仅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所载就有467人,而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则有920人。来华耶稣会士,且大都聪明特达,博学多才。时人称利玛窦为“西儒”,艾儒略则在闽中被称为“西来孔子”,邓玉函为伽俐略挚友、灵采研究院第7名院士,通晓天文、数学、物理学。而庞迪我、熊三拔、阳玛诺、金尼阁、罗雅各、穆尼阁、汤若望与南怀仁,均以他们来华后的卓著成就证明了自身的才华。故徐光启就赞扬他们说:“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 耶稣会士们展示了他们带来的西方的奇器异物和科学技术。如他们带来的中国第一张世界地图—— 《万国舆图》, 引起了明清士绅的注意和好奇, 尤其是在《万国舆图》上所标明的世界那么多的国家, 表明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 冲击了“ 华夏中心 “的传
统观念。一大批书如《 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远西奇器图说》的翻译为明清中国打开了通往 “西学”的窗口, 促进了我国传统科学的发展。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和医学等诸多领域的科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如梁启超所说: 明朝以八股取士, 一般士子, 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 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 本来就象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 利玛窦、汤若望等, 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桢间, 先后入中国, 中国学者如徐文定等都和他们交往, 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在这种新环境下, 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 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 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 大概受到徐诸人的影响不少。
同时, 优秀的中国文化也被介绍到西方。传教士不仅向欧洲发回大量的书信和报道, 而且还翻译了中国经典。如利玛窦于 1593年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 殷铎泽 1667 年翻译了< 中庸>, 称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据统计从1645 年至 1742 年, 经耶稣会士介绍到欧洲去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目达 262 部之多。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译著, 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反响。比如说, 中国传说中的伏羲时代, 比起旧约全书创世记中上帝降大洪水的年代还要早, 这使西方传统的历史观受到了冲击。
从1723年(清朝雍正元年)到1795年(乾隆六十年),中西文化交流日趋衰落。在罗马教廷发出禁止天主教中国教徒祭祖尊孔的指令后,雍正皇帝推行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政策,将各地传教的教士驱逐出境,关闭教堂,严禁中国民众信奉天主教,只允许少数有天文数学等知识的西方传教士留在京城宫廷为朝廷效力。雍正皇帝及以后的乾隆皇帝、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的禁教政策,使天主教在华传教遭到沉重的打击。随着清政府禁教政策的实施和强化,中西文化交流亦陷于衰落,曾经成为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主导的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应用,已经大为减弱。虽然仍有《历象考成·后编》的修撰,和传教士蒋友仁对哥白尼“日心说”的初步介绍,以及乾隆《皇舆全图》的绘制,但与清初繁盛局面相比,只能说是“余波”了。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重点转向满足皇帝个人追求西洋奇物的绘画、音乐、建筑等方面。如传教士郎世宁等人的融合中西画
法的”新体画”以及北京圆明园的西洋式建筑等。这虽对中西艺术交流有一定的促进,但对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很小。它表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了。
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又出现了一次交流的热潮。特别在 1860 年以后, 传教士借助于西方炮舰的威力和强压给中国的 宗教宽容条款!在中国大规模传教。他们也利用了多种方式来传教。主要有:(1)建学校。据报道, 1906年, 仅新教在华创办的小学已达 2000余所, 专业学校近400 所, 有学生 57683 名。1914 年, 天主教和新教共办学校 1.2 万余所, 在校生 25 万余人。这个数字占当时中国学校总数的 1/5, 在校学生总数的 1/6。虽然这些学校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宗教的色彩, 但传教士均来自西方国家, 因而他们所办的学校也必然具有近代欧美学校的某些特点, 与当时的国子监、书院、私塾等封建教育机构相比, 其先进性是十分明显的。(2)办报刊。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 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 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据统计, 到 1890 年, 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已达 76 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 1874 年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李提摩太主编的《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这是一份集传教布道、新闻通讯、中外时事评论、中西学介绍与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刊物。以其对中国的贡献而言, 则于变法鼓吹以及格致知识之介绍为功甚大。3)译书。传教士或独译或与中国学者合译了大量有关科学及政史学说方面的书籍。代表人物如林乐知、傅兰雅等。林乐知, 1867-1883 年就职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主要翻译了《格致启蒙博物》、《万国史》、《列国岁计政要》等10 余部。[ 8]傅兰雅, 在江南制造局工作长达 28 年之久, 所译书主要有《声学》、《代数学》、《各国交涉之法论》、《富国须知》等210 余种, 共涉及到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军事科学、历史及社会科学和字典等各方面内容。值得一提的是 19 世纪 40 年代来华的理雅各。他在中国著名学者王韬协助下, 将中国儒家及其他经典全译成了英文, 并作了详细的注释和介绍, 取名《中国经典》, 共 28 卷。其中的一些译本至今仍被西方学界视为中国经典和
其他古典文献的权威译本。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是一西方先进政治理论和科学技术的传入为主，在形式上也属于中国单方面的接纳这些传入的文化，中国传统的文化缺少输出。
第二篇：明清时期中西数学文化交流探析论文
[摘 要]明末清初开始的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方数学知识，这对我国传统的数学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研究西方数学在中国明末清初的传播及其与中国传统数学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推进对近代数学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不仅如此，通过回顾历史，可以超越“夷夏之防”的狭隘思维模式，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数学文化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明末清初； 数学文化； 中西数学； 会通。
中国近代数学观念变迁的源头，大致可以追溯到万历中后期，这一时期，西方数学的传入是以修改历法为中心来进行的。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输入了西方大量的数学文化，中西数学文化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接触。从万历到乾隆近两百年里，西方的数学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而且还影响到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些影响未必在当时就能表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对这段历史作整体的考察，就会发现与后来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西数学文化在明末至清中叶的交汇与融合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西学东传。此层次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与我国少数士人开始翻译西方数学着作。二是中西会通。此层次主要是中国士大夫开始将西方传入数学文化消化吸收并加以会通，并将数学文化知识运用到天文历法的研究之中。三是“欲求超胜”.此层次中国士人对西方数学文化进行整理和反思，以求本国数学文化的独立性并加以对数学的研究。我们认为，明末至清中叶近200 年里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毕竟是异质文化，对中国传统数学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对中国明末清初“实学”也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一、西学东传---中西数学文化层面上的正面接触。
明末清初，由西方传教士传入的西方文化，尤其是大量科学文化，给当时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影响。正如徐宗泽所说： “西士所着之书，在我国学术界上，其影响不限于局部，而为整体者也。”因此，对于明末清初中西数学文化会通的历史值得我们回顾和研究。
明末至清中叶约二百余年间，在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确给传统的中国科学思想注入了一些新的文化元素，这些新的文化元素涉及多种学科。其中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是历算、数学、舆地、物理诸方面。传教士们传输这些文化知识的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教，如金尼阁在《基督教征服中国史》中指出： “在漫长的岁月中，上帝为吸引人们皈依他，并不总是使用同一种方法的。因此，假如我们的人设下这种诱饵来吸引鱼入套，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谁要是想从中国教会排除物理、数学、伦理哲学，就是不充分认识中国人的厌恶情绪，拯救灵魂的良药如不先抹上这种糖衣，他们是不肯服用的。”
然而，传教士们在这剂“文化良药”上所期待的功效终究没有达到，历史对此已给出了确定的答案。至于作为“糖衣”的天文、历算、数学、物理等文化知识，所发挥的效用总体上已得到学界的肯定。如徐宗泽所说： “此种学问，不仅当时发生极大影响，即今日，亦保留其权威。”
西方传教士传入的不仅仅是某些具体的学科知识，他们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对科学的认识和西方人治学的态度，这些跟中国传统的学术特点相比，它们更显出了自己的“实学”特征。因此，西方这种“实学”观念的输入正是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的成果之一。
西方数学文化有意识地传入中国也是在明末。最早翻译成中文的西方数学着作是《几何原本》和《同文算指》。最早翻译西方数学着作的代表人物是徐光启、李之藻和薛凤祚，他们从富国强兵的愿望出发，对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特别是数学文化知识，抱有浓厚的兴趣。最早传入西方数学文化知识的传教士是利玛窦，他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掀开了西方数学文化传入中国的一页。《几何原本》原书共13 卷，利玛窦和徐光启仅翻译前6 卷。此6 卷主要为平面几何学的内容。《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演绎系统的经典着作，通过几条显明的公理和严格的推理方式，将古希腊数学的知识体系串联起来，此书将严谨证明的数学文化呈现出来。但是，《几何原本》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与中国传统数学的体系和思想有着天然的区别。利玛窦和徐光启为何要翻译此书，徐光启理解了《几何原本》的知识结构及思想，指出： “《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约六卷，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虽实未竟，然以当他书，既可得而论也。”
可以看出，徐光启当时对《几何原本》是非常推崇的，他本人也力证数学文化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指出： “下学功夫，有事有理，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人具有上资而义理疏莽，即上资无用； 人具中材而心思慎密，即中材有用； 能通几何之学，慎密甚也，故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徐光启对于明代王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风是非常抵制的。
他的思想骨架是以学习西学以“补儒易佛”.在当时，西方数学文化知识已经在一部分士大夫里得到了较好的吸收与理解。康熙二十七年（1688）,喜爱西洋科学的康熙帝又命将《几何原本》转译译为满文，藏于景阳宫。这些都说明了《几何原本》在中国问世后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明末翻译和学习西方数学文化典型人物还有李之藻。李之藻在西学知识的学习上非常勤奋： “他掌握了丁先生所写的几何学教科书的大部分内容，学会了使用星盘并自己制作了一具，运转极其精确。接着，他对这两门科学写出了一份正确而清晰的阐叙”.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圜容教义》一书，该书主要论述了十八个定理，补充介绍了《几何原本》未译出的后 9 卷的部分内容。该书多次在“解”或“论”时都明确指出所依据的是《几何原本》某卷某则，可以看出李之藻已经可以理解并运用《几何原本》的知识，如《圜容教义》序中指出： “昔从利公研穷天体，因论圜容，拈出一义，次为五界十八题。借平面以推立圆，设角形以征深体”.李之藻还翻译了《同文算指》一书，该书主要介绍了当时西方数学中的算术知识。在明末，翻译的西方数学有影响的着作还有《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句股义》等。在清初，传教士穆尼阁在顺治年间居南京时，与中国士人薛凤祚翻译了《天步真原》。该书主要内容包括西方天文历算、三角及对数。“推算日月交食之书也，三角之输入，似以此书为始。”
康熙末年梅谷成等主持编纂的《数理精蕴》凡 53 卷，除了首卷外，其余几乎都是传教士传入的西方数学。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传入的数学内容主要包括： 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笔算算法、三角法（包括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和对数。这些数学文化知识的传入极大刺激了中国士大夫，对中国传统数学文化产生了影响。虽然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数学着作不过是他们传教的手段，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明末清初一些开明人士的世界观，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也使得中国社会开始了漫长的近现代化之旅。
二、中西会通---中西数学文化层面上的深层接触。
明朝使用的历法叫《大统历》。《大统历》所使用的一切数据和计算方法来源于元朝郭守敬等人所编的《授时历》，并且很少改动。到了明朝末年，按照《大统历》的计算结果，已经与实际天象相差很大，因而修改历法成了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修改历法。徐光启本着先译西法，再“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的设想，主持了《崇祯历书》的编译工作。当时有三家历法《大统历》、《回回历》和《新法》（徐光启以西洋历法所得）,到底是用那种历法人们争论不休。徐光启主张“循序渐作”、“从流朔源”,因此，他率先提出了“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口号。清初天文学家薛凤祚接过徐光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大旗，在《历学会通》中指出： “中土文明礼乐之乡，何讵遂逊外洋？ 然非可强词饰说也。要必先自立于无过地，而后吾道始尊。此会通之不可缓也”
.在这一修历模式的指导下，经过30 年艰苦努力写成了《历学会通》一书。在该书中最重要的就是介绍对数的两部着作： 《比例四线新表》一卷和《比例对数表》一卷。薛凤祚这种会通中西的观点对于此后中西历算之互动有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以后中西会通的主流模式。
在王锡阐的天文研究工作中，与众不同的就是他对中、西历法的评论及对西法的批评，这些评论和批评主要见于《历说》、《历策》、《晓庵新法序》和《五星行度解》。他在天文历法的研究中，“考正古法之误，而存其是； 择西说之长，而去其短”.《晓庵新法》吸取了中西历法的优点，有所发明和创造。
梅文鼎也极力提倡中西科学的“会通”.他在《历学疑问》中指出： “中历所着者，当然之运，而西历所推者，其所以然之源”,因此“今之用新历也，乃兼用其长，以补旧法之未备，非尽废古法而从新术也”.可以看出，梅文鼎已经有能力吸收西方所传入的各种算法，并能将这些知识加以运用。梅文鼎在中西数学会通方面也颇有创见，如利用我国古代传统的勾股算术证明了《几何原本》卷
二、卷
三、卷
四、卷六中的很多命题。
梁启超指出： 徐光启“所谓‘会通以求超胜’，盖有俟于后起，而毅然以此自任者，则王寅旭、梅定九其人也。……王、梅流风所被，学者云起……”
明末清初，由于中国文化逐渐由先进变为落后，如何变革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摆在当时士大夫面前的一道难题。恰逢其时，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由于士大夫仍然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禁锢，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面临着许多困难。而“西学中源”说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排斥的压力，把西学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加以认识，为人们学习西方文化提供了合理合法的理论根据。“西学中源”说最早出现在明末清初，由王锡阐、梅文鼎等士大夫义明确提出，后被满清统治者利用作为维护其正统的思想武器。王锡阐在《历说》中指出： “《天问》曰： 圆则九重，孰营度之。则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书，西说遂为创论。余审日月之视差，察五星之顺逆，见其实然。益知西学原本中学，非臆撰也”.梅文鼎从更多的方面论证“西学原本中学”.王锡阐说他提倡“西说原本中学”,是为了纠正人们对于“西历”的过分推崇： “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以为古所未有”.可见，王、梅提倡“西学东源”说主要在于害怕人们将西学视为圣经而忽视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地位，从而丧失超胜西方的民族自信心。“西学中源”说最初主要是就天文历法和数学而言的，后来便推广到其他领域，以致人们认为所有外来文化都源于中国。例如，黄遵宪、江衡等人说“泰西之学，其源流皆生于墨子”.因而，人们不断扩大“西学中源”
说的范围和意义，为后来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乃至顽固守旧派用来推行他们的主张。“西学中源”
说尽管大多穿凿附会，但是在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有益于保留、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促进了西学的中国化。
三、“欲求超胜”---中西数学文化层面上的广泛交融。
西方数学文化在清代得到了较快的传播，除徐光启、李之藻等影响较大外，清代也有许多学者研究数学。梁启超指出： “历算学在清学界占极重要的位置。”
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些开明士人不仅注意到西学的“有用”,而且更加注意到其内在的规定。明末清初，中国士大夫不是被动吸收西方数学文化，而是有比较、有鉴别地吸取西方数学文化的精华。在数学文化交流与融汇的过程中，他们更加注重从获得具体的科学知识转向获得这些知识的方法。比如，徐光启在主持修历的过程中，对“义理”与“法数”作了区分：
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着数。明理辨义，推究颇难； 法立数着，遵循甚易。即所为明理辨义者，在今日则能者从之，在他日则传之其人。
所谓理，既可以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物理等具体知识领域的原理，也可以涉及一般的思维方法及原则。徐光启还指出： “昔人云： ‘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 ’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于人‘.”
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徐光启已经从思维方法的层面来把握西学科学的核心内容。徐光启在《刻同文算指序》中指出： “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其所造宫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
这段话的意思是把数学当做一切制作的基础，这无疑表现了徐光启在科学上的文化自觉性。制作器物涉及的是数学的外在明显的功能。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数学的作用更体现在内在地明理过程。这一时期，有不少中国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了数学方法的作用。通过数学推论来把握事物的规律的过程我们常常称之为“缘数寻理”.王锡阐曾对此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 “必以数推之，数非理也，而因理生数，即因数可以悟理。”
这种因数以明理的观念，在当时的学人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看，科学方法论的特点就是将实验手段、数量关系及数学推导融合为一体。经典物理学的奠基者牛顿在 17 世纪时已经自觉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近代科学研究的特点在于“舍弃其实体形状和隐蔽性质而力图以数学定律说明自然现象”.虽然明末清初时期的思想家所理解的数学方法与近代科学通过数学推导而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可能不完全相同，但“缘数寻理”的方法，在一定的思维趋向上确实已带有某种近代的色彩，这种趋向，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西学对当时思想界的重大影响。
再如，清代中期的着名学者焦循和戴震也都对中西数学文化做了深入研究。焦循将数学的方法既用于天文等现象的探索，也用于经学研究，特别是易学的研究。与焦循类似，戴震也表现出将实证科学方法普遍化的倾向，他将数学的方法运用于哲学的研究之中。戴震对几何学做过深入的研究，在为《四库全书》所撰的《几何原本提要》中，对《几何原本》作了很高的评价； 在《孟子字义疏证》中，他也多方面地运用了几何学的方法。全书每一章都先立界说（下一定义）,以《性》章而言，开宗明义即是： “性者，分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为其本，故易日： 成之者性也。”
总的界说之后，又自设问答，逐渐展开其多方面的涵义； 整个推论过程，基本上合乎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所说的逻辑方法。这种研究和论述方法在推进哲学思维的严密化方面无疑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但将作为具体科学的几何学方法引入哲学领域，则又表现为科学向“形而上学”的趋近。
明清时期传教士带来的新的文化元素对于矫正中国学术固有的弊端大有裨益，总的看来，这一过程由肯定西学之“用”到关注思维方法，再到科学的泛化，似乎又预示了近代科学思潮的历史走向。
四、古今会通---数学文化层面上的现代思考。
就古代中国来说，我们虽有阶段性的科技成就，但缺乏理论体系的文化传承，故在理论上难成体系，有局部的星星之火，而没有绵延的燎原之势。徐光启已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谈论传统的历法时说：
唐虞邈矣，钦若授时，学士大夫罕言之。刘洪姜岌何乘天祖冲之之流，越百载一人焉，或二三百载一人焉，无有如义和仲叔极议一堂之上者……郭守敬推为精妙，然于革之义庶几焉； 而能言其所为故者，则断自西泰子之入中国始。先生常为余言： 西士之精于历，无他谬巧也，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其青于蓝而寒于水者，时时有之，以故言理弥微亦弥着，立法弥详义弥简。余闻其言而喟然。以彼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 吾且越百载一人焉，或二三百载一人焉，此其间何工拙可较论哉！
从这段话中可知，徐光启已隐约认识到中国与西洋在科学发展特点上的差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徐光启等人吸纳西方数学文化思想，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化思想体系中。何兆武先生在他的《徐光启论》中也承认： “假如徐光启有可能接触近代科学，那对他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成就会有更大的启发和帮助； 但是如果整个社会物质条件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即使输进来些近代的先进科学，看来也未必就能使近代科学在中国得到顺利的成长。这是世界近代历史所已证明了的”.事实证明，就是那些被认为是“保守的”、古典的科学，对于明清来说，还是消化不了。从另一方面看，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的文化元素，确乎给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整个文人阶层带来了启发，让他们知道中央帝国之外仍有天地。
然而，我们今天早已习惯于用西方现代学术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一切学术。比如，我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学”过去特有的以“九数”为核心、以《周易》象数学宇宙论为哲学依托，注重实际问题的数值计算方法，缺少抽象的理论和逻辑系统性，使用算筹，形成世界上独有的计算工具和程序化计算方法的中国传统数学体系和思想方法。然而，中国传统数学文化在现代是否仍然具有可取之处呢？ 科学前进的动力必须求之于“革命”与“传统”两者之间的张力与交互作用。在数学文化发生改变的过程中，传统的力量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周易》里说： “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任何一种学术传统都不可能永久不变，近现代数学在未来发生变化也是必然之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代的数学文化将为此作出更多的贡献也并非不合情理。
总之，明末清初，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对于西方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数学文化表现出十分积极的姿态，并对这种文化采取了主动吸收与融合。中西数学文化的交流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确是具有刺激作用，但是，这种交流与碰撞仅仅在在封闭的暗室中投进了几许亮光。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往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传教士们的动机是要传教，结果却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为后来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埋下了无数颗种子。
第三篇：《中西文化交流史》读书报告
《中西文化交流史》读书报告
作者简介：
沈福伟（1935.03-），江苏苏州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方向为亚洲文化、中外文化交流、现代化与世界经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郊和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理事，江苏省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与非洲》（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中外文化因缘》（台北贯雅公司1992年出版）、《Cultural Flow between China and Outside World》（北京外文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00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之一，1998年出版）。先后担任10卷本《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4卷本《中华历史通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中外文化交流学科主编及撰稿人。发表了《12世纪的中国帆船和印度洋航路》（刊于《历史学》1979年第2期）等论文40多篇。两次获江苏省优秀成果奖。负责指导“文化交流与现代化”的研究，培养硕士生多名。[1] 内容简介：
本书利用大量的中外考古实物及中外文献资料，辅以从国内外收集的珍贵图片和精心绘制的线路图，自中西交通的曙光时代——新石器时代开始，按照时间顺序，全面地介绍了从新石器时代到目前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交通、科技的进步，以及贸易及工业化的发展。
本书共分十二个章节，从新石器时代说起，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宋元明清至当今，着重介绍了明清之际欧洲殖民扩张背景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十九世纪中国工业化的崛起和学习借鉴西方文化追求民族独立与自强的奋斗历程。本书特色：
历史是充满趣味和深远意义的，而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史中难免出现矛盾和冲突，因此此类书籍往往引人入胜。虽然本书被很多高校列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教科书，但不同于一般教科书的是，本书不仅配有作者精心收集的珍贵图片及线路图，而且体现了严谨性和点面剖析的特色。
（1）严谨性。纵观全书，我们发现，本书中对于每一处引用都有详细的注释；而且针对每个外文名词都有注明外文字母，这是在文章著作中的严谨性。同时，作者写作时的严谨的态度也在书本中有所体现，如第四章提到的炼丹术的起源与传播作者并没有避讳欧美学者及约翰生等具有误导性的说法，而是参考《抱朴子·论仙篇》《周易·参同契》等权威历史文献，利用文献中所记载的汞齐炼金法、硫磺可以克服水银的挥发性制造出人造丹砂（HgS）等事迹证明炼丹术早在公元2世纪产生于中国，而“在2、3世纪时在南中国和埃及、红海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海上交通的同时，传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又如在全书的后记中，作者坦然了本书的不足，即单纯描述了中国人如何看世界，却缺乏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描述，而作为国内学者，一本顾全这两方面的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书是难以完成的，我们看到了作者的谦虚，也是一种严谨。（2）点面剖析。本书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记载并不单纯局限于历史事件及文化发展的陈述，而是由点及面，点面剖析。其中让我感触颇深的是第十一章第五节中关于天演论指导下的思想解放部分。19世纪末是我国遭受屈辱割地赔款的危机时期，一批站在时代前沿的人充分感受到了文明与科技的重要性，于是展开了以“进化论”为中心所进行的系列文化与科技的革新浪潮。进化论就是一个点，从这个点辐射开来，分别描述了西洋医学、话剧与舞台艺术、翻译文学与文体革命，以及白话文与文学革命等，深入剖析各个方面我国先进革命者的具体努力与实践，为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沟通起到了铺垫的作用。读后感：
古老的文明总是充满了神秘感。而文化作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之一，随着历史的发展及交通的进步，文化乃至科技等的交流日益宽广、愈加密切。而中国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按照本书的结构，我认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可大致分为三部分：
（1）明代之前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
明代之前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主要通过使节、商人、宗教、游牧民、战争等途径，本书第一到第五章主要按照新石器时代、商周、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这样一个时间顺序对明代之前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进行记录讲解，这段时期主要呈现出单一性、不连贯、以我国文化的和平输出为主。单一性体现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多为交通路径的开拓，虽然伴随有贸易商业的交流，但并不能形成规模；而古代中国对外交流是生产力发展、国家安全和国家地位提升的必然要求，但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表现出不连贯性的特点，且发展缓慢；纵观明代之前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无论是玄奘访印讲学、还是张弿出使西域，从文化输出方向看，多为我国“高势文化”向西方“低势文化”输出，而对西方文化的吸取处于次要位置，对文化的输出方式也多以和平方式进行。
（2）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为中国历史上巨大的转折点，这段时期我国经历了从鼎盛到衰落，从傲视全球到遭受帝国主义的入侵。然而，这段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却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同时也很值得后人去品鉴、总结。本书主要利用第六到十一章来介绍这段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
明初为我国经济的鼎盛时期，郑和下西洋带给人类的不仅是我国封建王朝的光辉兴盛，更是世界交通的开拓发展、世界文化的交流传播。四大发明的传播给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崛起带来了机遇，“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本书引用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的话作为第七章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的结束语，四大发明成为欧洲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也为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了侵略的血盆大口。明清之际西方文化的传入主要依靠传教士，耶稣会传教士的来使使得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传入我国，并同我国的文化进行了融合发展，天文学、数学、地理等多学科的发展为我国思想解放提供了契机。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交流范围窄、社会影响有限，交融与冲突并存的特点。受社会等级制度的制约，明清之际只有少数的贵族人士能够接触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而大多贫苦大众却仍处在未开化的局面；利玛窦和汤若望等人的传教对我国思想的变革开创了新局面，然而传教作为一种宗教的传播是具有局限性的，文化和科技只是作为副产品出现在传教中，因此社会影响是有限的；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注定在文化交流融合的同时会有冲突的存在，从南京教案到钦天监教案，从罗马教廷与我国礼仪，冲突的扩展成为文化交流的支流。
（3）改革与现代化进程。
十九世纪无论在航运业还是金融业，我国经济遭受列强控制和压迫的形势下呈现缓慢增长，外债的负担使我国难以摆脱落后与贫困。留日学生接受日本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对日本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推动，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同盟会掀起了一阵以海外学子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潮，为民主与科学的发展打好了思想基础。本书在最后一章从教育、医学、科学、农业和城市几个方面着手，介绍了新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进步发展。在民主与科学的指导下，中国的文明和艺术也开拓了新天地，众多西方汉学家和东方学家的研究和发掘，为中国的艺术打开了国际化的大门。最后一节作者提出了增强文化趋同的美好愿想，政治全球化的发展带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文化差异并非一定要以冲突为指归的”，文化的趋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据主流地位。启示：
新世纪全球化的推动，使得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全新的景观。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交流的国家，传统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价值观影响着世代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中西文化的交流。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就是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冲击和挑战，中西文化交流作为外部根源之一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又掀高潮，邓小平同志强调：“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性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2]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而当代中西文化交流可谓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就是开放的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有效实现中西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有利于现代化的繁荣富强，更有利于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优势给我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威胁，网络文化和消费文化等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严峻的考验。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背景下，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总结历史经验，以清醒的头脑接受当代中西文化交流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和发展贡献力量。参考文献：
[1] http://baike.baidu.com/ 沈福伟百度百科介绍.[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7-168.
第四篇：中西文化交流史复习要点2012
一、导论 1.文化的定义 2文化的结构
二、传说与真实并存的先秦时期 1.古代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世界 2.丝绸之路名称的由来 3.早期丝绸之路 4.东西方的物质文化交流
三、汉唐时期（上）——西域南海的交通 1.张骞出使西域的情况及意义 2.东汉丝路的“三通三绝”
3.唐朝在促进中西陆路交通的繁荣上采取的措施 4.佛教之路
四、汉唐时期（中）——来自异域的瑰宝 汉唐时期中国丝绸外销的三种方式
五、汉唐时期（下）——来自异域的神灵 1.佛教的起源 2.佛典汉译
3.佛教初期传播的特点：比附黄老方术 4.佛教中国化 5.禅宗
六、宋元及明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1.蒙古西征对中西交通的影响 2.世界三大宗教 3.郑和下西洋
一、导论 1.文化的定义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比较狭隘的意义来讲，文化就是在历史上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
2.文化的结构 一般分为四个层次
物态文化层：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在的事物，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
制度文化层：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行为文化层：指人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它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行为，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
心态文化层：指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文化的精华部分。
二、传说与真实并存的先秦时期 1.古代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世界
西方世界对遥远的东方充满了神奇的向往，传说中如希波伯里安人、秦奈、赛里斯，这些名称大多与中国盛产的一种物品“丝”有关。
2.丝绸之路名称的由来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提出该名词，指B.C.114-A.D.127间，中国与河中地区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交通路线。
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将“丝绸之路”的西端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19、20世纪之交，“丝绸之路”概念的空间、时间和承载物内涵进一步扩大，成为从中国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欧洲的这条陆路通道的总称。也开始被看作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几乎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3.早期丝绸之路
早期丝绸之路包括“草原之路”和“绿洲之路”。
草原之路：位于北纬五十度左右横贯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大体从中国内蒙古草原的河套附近向西北，越过阿尔泰山脉进入中亚北部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的通道。是古代游牧民族迁徙往来的通道。
绿洲之路：也称玉石之路，位于草原之路南部，由分布于大片沙漠、戈壁之中的绿洲城邦国家开拓出的连接各个绿洲的一段段道路和可以通过高山峻岭的各个山口构成，逐渐成为欧亚大陆间东西往来的交通干线。是商周至战国玉石东运的通道。4.东西方的物质文化交流
在先秦时期已具有相当传播规模的物品，除了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和玉器外，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以丝绸为主的织物。
三、汉唐时期（上）——西域南海的交通 1.张骞出使西域的情况及意义
第一次出使：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8)至元朔三年(前126)使命：寻求与西迁的大月氏结盟，共拒匈奴。
所到之地：葱岭、大宛（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大月氏（大夏/巴克特里亚，阿姆河以南之阿富汗北部地区）
结果：历时13年，虽然没有达到同大月氏结成联盟的政治目的，却了解到有关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俗等情况，为以后中原加强同西域的联系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出使：元狩四年(前119)至元鼎二年(前115)前提：匈奴远遁漠北，前往西域的道路基本畅通 使命：联络乌孙等西域各国，“断匈奴右臂”
所到之地：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
结果：没能达到预期目的。但在乌孙期间，张骞分别派遣副使到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印度）、于阗各国，广加联络。中西之间的交通正式开启，西汉政府与西域及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的友好往来迅速发展。2.东汉丝路的“三通三绝”
1世纪初，王莽篡汉后，匈奴势力东进，西域与内地王朝关系阻绝。73年，明帝在西域恢复设立都护等官职，命班超经营西域。
此后不久，焉耆、龟兹等地首领杀害西域都护陈睦，东汉政府有停闭中原与西域交通之念。
91年，东汉政府再次恢复西域都护之职，并由班超担任，东西交往的大干线再次通畅。
107年，汉安帝以节约开支为由撤销西域都护。匈奴进驻，丝路交通中断。123年，班超之子班勇被东汉政府任命为西域长史，丝绸之路第三次开通。东汉末年，国内混乱，西域逐渐脱离东汉王朝的控制。3.唐朝在促进中西陆路交通的繁荣上采取的措施
唐朝设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广置羁縻府州，以对丝路通道实现直接管理。两大都护府：贞观十四年（640）在高昌先设西州并置西州刺史，继而设安西都护府。武后长安二年（702），从原安西都护府中划分出北庭都护府，设于庭州（汉车师后王廷，今吉木萨尔），专理天山以北。羁縻府州：显庆三年（658）平定西突厥，相继设立大宛都督府、康居都督府等羁糜府州。龙朔元年（661）在于阗以西至波斯以东的16国分别置都督府，以及州80、县100、军府126。
唐政府的其他保障措施：长安通往西域的主要交通要道上设驿馆，“捉馆官”，丝路沿线驻扎军队、组织屯田，进一步严格过所制度。4.佛教之路
中国——印度洋航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僧侣的活动而更加突出，称为“佛教之路”。山东青州和广州是这条航线在中国这方的主要端点，而南亚和东南亚的恒河口、师子国（斯里兰卡）、爪哇或苏门答腊则是沿线重要停靠站。
四、汉唐时期（中）——来自异域的瑰宝 汉唐时期中国丝绸外销的三种方式
中原王朝向西方国家或名族赠赐：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向西方少数民族或国家赠赐丝绸非常普遍且出手慷慨。两汉时期为与匈奴建立良好关系，也经常赐予他们大批丝绸。南北朝至隋唐依然延续了以丝绸笼络少数民族劲敌的政策，《周书·突厥传》记载北周“岁给（突厥）缯絮锦彩十万段”，隋炀帝大业三年一次就赐予突厥启民可汗丝绸20万段，唐高祖武德二年突厥始毕可汗去世，也一次赐帛3万段。这么大量的馈赠品重只有少部分由接受馈赠方自己消费，绝大多数被他们输往更西之处以获利。
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易物交换：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易物交换主要发生在中原王朝与突厥、回鹘之间。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汗国第一位可汗土门时期，“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唐中后期与回鹘长期的绢马贸易则是互市形式中最有代表性的，根据史书记载的情况分析，估计每年唐朝市马在五六千匹至数万匹之间。与回鹘的绢马贸易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唐朝对马匹的需求而开展的平等贸易，却是因为回鹘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功劳而奖励和靖绥回鹘的一种方式。回鹘获得这么多丝绸，绝大部分远销大食、印度、东罗马等地进一步获利。
中西方民间商人的贸易活动：中外商贾介入丝绸西输也很早。《汉书·张骞传》记载通西域后，汉使赴西域者一年内有五六次到十余次，使团规模则从百余人到数百人，实际上这主要是以官府名义组织的贸易队伍。这些中国商人的行迹很可能已到达中亚、西亚的一些地区，所输出的主要商品就是丝绸。南北朝和隋唐也有关于中国商人远赴中亚从事商业活动的记载，中国丝绸西输主要是由西方商人进行。隋唐以后，民间丝绸贸易随着海陆交通的繁荣而更加活跃。唐朝时期来过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游记中就表露了对中国丝绸的特别关注，称“中国居民无论贵贱，无论夏冬，都穿丝绸：王公穿上等丝绸，以下的人各按自己的财力而衣着不同。”
五、汉唐时期（下）——来自异域的神灵 1.佛教的起源
公元前6—5世纪，古印度迦毗尼卫国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初创，以印度古代婆罗门教、耆那教为基础。2.佛典汉译
原出小乘经典《阿含经》的《四十二章经》是中国最早的汉译佛典，译文体现佛教初传中原时的“格义”特点“禅玄互证”。在佛典汉译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僧人有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
3.佛教初期传播的特点：比附黄老方术
中国人的认知特点：东汉早期听说之佛教神灵的基本特征与中国人想象中的神仙同类；桓帝以前对佛教所知甚少；中国社会炼丹、谶纬、符咒、阴阳、五行、占星术等层出不穷。佛教的生存需要：必须尽量与中国固有的思想和当时的风俗协调，并要善于利用流行的大众心理推行其教。宣扬长生不老术、采取神异灵验的手段或看病占卜的方法、安世高、支娄迦谶、佛图澄、昙无谶在记载中以巫术见长。体现西域佛教的特点。4.佛教中国化
两晋以来，黄老之术与神仙方技同汉代相比大有衰落之势，同时佛教势力在中国不断增长。在此背景下，佛教日益走出早期与黄老、神仙相缠绕的阴影，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独立的过程是与儒、道冲突的过程，也是进一步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过程，最终结果是实现佛教的中国化。佛教中国化既表现在组织制度上，也表现在思想上。1）佛教制度上的中国化
东晋道安对于佛教中国化进程的贡献：译经、注疏；重视僧团建设和培养弟子；主张僧侣以释为姓；制定三条僧尼规范，使佛教彻底摆脱黄老之阴影，并形成中国佛教丛林制度的雏形：一为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为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之法；三为布萨、差使、悔过等法。佛教越来越顺从中国社会实际，接受中国政府的制度性管理，佛教和寺庙逐渐被纳入官僚统治体系中，打破了印度佛教的平等制度。2）三教合一的思想与趋势
三教合一作为一种时代潮流在隋唐以后才出现，但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汉魏就已经存在。汉魏时期，佛教曾先后比附黄老与玄学，以便于其传播。东晋宗炳《明佛论》，南朝刘勰《灭惑论》，南齐张融。隋唐时，道教提出“红花白藕青莲叶，三教原来是一家”的口号；佛教通过“权实”、“方便究竟”等说法，把儒、道二家变成从属于其教的权便说；儒家凭借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王道政治与宗法制度的优势，或含蓄或公开地把释、道二教的有关思想纳入自己的学说体系之中。宋明时期建立起一个熔儒、释、道于一炉，以心性义理为钢骨的理学体系。
佛教中国化完成的标志是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法相宗[唯识宗]、律宗、密宗和三阶宗等都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与传统印度佛教有极大差别，禅宗尤其是中国佛教的典型代表。5.禅宗
禅宗，创始人据传为南北朝印度僧人菩提达摩。其后分南北二宗，南宗六传后至惠能，惠能实为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主张即心即佛、顿悟见性，简单易修，并淡薄了世间与出世的界限，符合中国知识分子口味而很快风靡全国。重心性悟解、提倡超佛越祖的自尊自信，是中国化佛教的代表。
六、宋元及明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1.蒙古西征对中西交通的影响
蒙古军队的西征在历史上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是野蛮残酷的征服，对所经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蒙古帝国的统治因西征而扩张到黑海南北和波斯湾地区，使中国和中亚、西亚、欧洲连接起来，从而使蒙元时代的中西陆路交通再次达到高潮。（1）建立起完善的驿站制度
从第一次西征建立钦察汗国到忽必烈时期，建立起连通漠北高原的蒙古本部和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的驿道，在中国境内沿太和岭（山西雁门）至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一线设置了30个新驿以连通察合台汗国和元朝的政治中心。伊利汗国境内推行忽必烈时期的中国驿站制度——全汗国各主要道路上每三段置一站，每站备健马15匹。蒙元帝国统治区域都被布着高效快速的驿道网络。元朝政府和各汗国政府还特别在交通大道上设置护路卫士，颁布保护来往商人的法令，以维护路途的安全。（2）促使东西方人员相互流动。
历次西征的军队中除有大量征发来女真人、契丹人、西夏人之外，还有不少中原汉人，他们随军来到西域后逐渐在当地定居下来。忽必烈灭南宋以后，又将降服的大量汉军、新附军和中原的农民、工匠征发到西北，让他们在别失八里、哈迷里（新疆哈密）等地屯田并冶炼农具兵器。大批西域人、中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或由于蒙古军队的征服，或由于入华经商，也迁往中原地区，甚至分布于广西、云南等地。（3）促使东西方生产技术的交流。
西迁的汉人把当时一些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西域，如汲水器具、雕版印刷技术。中国内地也从西域接受了一些生产技术，尤其是棉花种植技术。《西乡宣差燕立帖木儿遗爱碑》记载，陕西西乡县人原先“不知种棉之利”，畏兀儿人燕立帖木儿“自兴元求籽给社户，且教以种之法。” 2.世界三大宗教
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3.郑和下西洋
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太监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的庞大船队远航，拜访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明王朝和南海（今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史称郑和下西洋。每次都由苏州浏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世。明代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和明代杂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也是唯一的东方人。他更早狄亚士57年远赴非洲。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美洲和新西兰。郑和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下西洋是当代航海事业的顶峰，后世几百年中，几无人能及。“西洋”即今文莱以西的海域，包括中国南海及印度洋。与“西洋”相对的是“东洋”，即日本。意义：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海军纵横大洋，实现了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加强了中国明朝政府与亚非诸国的联系，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件世界性的盛举，从此，在没有此类的壮举。改变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禁海政策，开拓了海外贸易。
第五篇：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 -人教版
第4课：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
一、课标及解读
授课对象是博州实验中学高一文科7班的学生，学习态度较好，学习习惯良好，但学生在高一时学习方法都不成熟，所学知识经过时间的沉淀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对课本比较陌生，基础知识薄弱，知识结构零散，不能正确提取知识，对以前学过的知识记忆不深，不能把知识联系起来。
二、三维目标
知识与能力
（1）知道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并掌握他们进步的思想主张。
（2）分析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进步思想形成的原因，对明末清初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进行简要评价。
（3）通过指导学生阅读教师所补充的材料，培养学生对其中反映的观点进行正确分析并作出正确阐释的能力，提高知识整合能力、历史分析和思维能力。
（4）能正确比较明清之际的儒家思想与欧洲启蒙运动的不同之处，培养思辨能力。
过程与方法
（1）利用电教手段和纸质学案，为学生提供直观材料，学会史论结合学习历史。
（2）通过分组讨论等形式对知识进行整合，探究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认识思想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进步思想主张。
教学难点：探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主张形成的原因。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比较。
四、教学方法
主要用材料引领课堂。运用历史材料来解读和丰富教材内容，这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帮助学生理解一些抽象概念、还可以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有利于培养学生树立“材料第一，论从史出”的史学意识，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解读材料的能力。方法主要是合作探究法、自主学习法。
五、教学设计：
（一）复习导入设计：儒家思想演变的线索
春秋—战国—秦朝—西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那么儒学到了明清时又如何发展？
设计意图：回顾旧知，联系新知，起承上启下作用，也有助于学生形成对本单元儒家思想纵向线索的认识。
（二）推进复习：给出两段材料
一、明清之际儒家思想活跃的背景
1.政治;君主专制日渐强化，封建制度日趋衰落
2.经济: 商品经济步步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3.思想: 程朱理学日益僵化，思想束缚不断加深
教师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是对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反映。
二、李贽观点：
①挑战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②批判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强调人正当的私欲。
③强调个性发展，提倡男女平等。
三、黄宗羲的思想主张
1、批判君主专制，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大害
2、“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3、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提倡“工商皆本”
四、顾炎武的思想主张
1、区分“亡国”与“亡天下”，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主张“经世致用”、注重实学。
五、王夫之的思想主张
1、世界是物质的（唯物思想）
2、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辩证法思想）
3、循天下之公（批判君主专制）
思考：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有有哪些共同的观点？
设计意图：该思考题的设计是基于上面的探究，水到渠成，可以培养学生的分析概括能力。
生回答(1)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独裁，主张限制君权。提倡“人民为主”。
(3)经济上：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倡农工商皆本。
(2)思想上：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学，主张“经世致用”，努力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
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设问：明清儒学是如何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学的？
设计意图：教材中明清儒学对传统儒学批判的史实较多，给学生的映象比较深刻。但对传统儒学的继承要联系前面本单元三课，才能做出判断，主要考查学生前后知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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