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企业发展经验教训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第一篇：印度企业发展经验教训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印度企业发展经验教训对我国企业的启示.txt28生活是一位睿智的长者，生活是一位博学的老师，它常常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为我们指点迷津，给我们人生的启迪。不要吝惜自己的爱，敞开自己的胸怀，多多给予，你会发现，你也已经沐浴在了爱河里。印度较为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为印度企业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这证明，只有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体系，才能为企业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环境

纵观印度企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及其诸多内外影响之因素，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建立高效的公司治理模式，才能推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里昂证券有限公司曾经在《迅速发展市场中的公司治理》的报告中指出，在下列领域内中国公司治理的问题最突出：（１）国家是最大的持股人，这使得政治议程最有优先权；（２）很少有中国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公告或年度报告，中国公司没有创立优秀公司治理的紧迫感和强烈意图；（３）中国公司不具备恰当的、有鼓励性的经理奖惩机制；（４）与投资者的关系不紧密；（５）董事会成员和董事长没有独立性，他们的职责更多的是管理企业而不是监督企业。进而指出，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股份持有结构抑制了公司治理，导致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低下。其结果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印度上市公司在股权回报率方面优于中国同类公司。这种状况近年来虽有改变，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如中国公司２００５年的平均股权回报率约为１７．４％左右，远低于印度公司２６．４％的股权回报率。中、印公司的这种差距，在未来几年内不会改变。其原因是“在公司治理规章条例、实施这些规章条例以及制度机制和公司治理文化方面，印度比中国做得好。”中国企业可以借鉴印度企业和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先进经验，清除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这个中国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创新管理机制、经营机制、投资风险控制机制和内部监督管理机制等，形成一整套有效的规范股东、管理者、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并在实践中因应情况不断地完善法规体系，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与国际规范一致的、能够得到国际投资者认可的高效公司治理模式，从而提高中国上市公司及其它企业的治理质量，推进中国企业健康地持续地向前发展。

二、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才能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制约印度企业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是政府效率较低。中国的情况虽然比印度好一些，但问题也不少，企业要办成一件事，也要往返跑多个政府部门，盖多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公章，耗费很长时间、很多人力和财力，有的还要拉关系、送礼、走后门，冒违法的风险。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必然制约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政府部门要认真吸取印度的教训，坚决地按“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这三项基本准则，深化自身改革，确立服务观念，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当前，应集中力量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完善宏观调控体制，坚持政企分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企业提供各种方便；二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着力解决企业关心的问题，加大对重大技术创新项目的支持力度，引导和扶植风险投资为技术产业化吸引初始资金，完善和加快发展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为新技术产业化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三是依法规范行政行为，深入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完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改变“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整体处于偏低水平”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才能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印度较为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为印度企业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这证明，只有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体系，才能为企业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环境。因此，我国的金融系统要充分利用外国金融业进军中国并开展人民币业务的时机，学习借鉴他们的先进经营方法和管理经验，并结合国情和自己的实际，确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营理念，创新管理体制，拓展经营品种，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以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扭转金融行业存在的四大滞后，即直接融资滞后于间接融资的发展、债券市场严重滞后于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小银行发展严重滞后于大银行的发展、保险业的发展滞后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同时，认真解决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市场发展不平衡、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产品种类少层次低、风险定价等市场功能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困难、部分领域存在较严的行政管制、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等基本市场约束问题与激励机制尚未完全发挥作用等制约企业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人民币面临巨大升值压力而将抑制出口增长、以投机为目的的热钱大量涌入干扰我国资本市场等严重问题的情况下，我国的金融体系必须善于将问题转化为机遇，促使政府相关部门适当放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支持和帮助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紧紧抓住天赐良机，大胆地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进行对外投资，充分享有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收益。这样，才能为中国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四、发挥人才优势，大力自主创新，才能走上和谐而富有活力的企业发展之路

近年来，印度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与印度企业较高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印度的软件等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明，只有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大胆自主创新，才能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然而，中国的现状不容乐观。从人才方面看，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中国各种高级人才的总量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中居于前列。但是，由于目前中国经济依然处在粗放式增长阶段，所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应该发挥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从自主创新方面看，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专利技术的实施率仅为１０％，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且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为１０％—１５％，远远低于发达国家６０％—８０％的水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８％左右，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３０％—４０％的水平。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现状。为此，中国企业必须紧紧抓住“人才”这个创新的根本，把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秀人才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常抓不懈，全力为创新型人才提供宽松的工作环境和良好的协作平台，把他们在建设企业创新文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尤其在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中国已有的人才优势，把企业建成开放式的学习型的创新组织，从而，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上选择适当方式，着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力求在核心技术上突破，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提升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五、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为企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是电力、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严重滞后。这一教训说明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只有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对比中、印的基础设施情况，虽然中国优于印度，但中国的基础设施仍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下一个浪潮———服务业大发展的要

求。仅以铁路运输为例，尽管从今年４月１８日起，中国铁路运输实现了第三次大提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世界铁路运输的先进行列。但是，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很大，既没有像经济发达国家那样实现客、货分线，更未消除“春运”和长假日客票难求的状态。紧张的铁路运输状态，必然制约物流业的大发展，而物流业的发展受阻，必然连锁反应到制造业、零售业等行业方面受到制约。此外，中国电力供应和公路运输、水上运输、空中运输等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中国必须认真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建设速度，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作者：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 赵中伟 李建明

第二篇：印度企业发展经验教训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印度较为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为印度企业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这证明，只有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体系，才能为企业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环境

纵观印度企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及其诸多内外影响之因素，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建立高效的公司治理模式，才能推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里昂证券有限公司曾经在《迅速发展市场中的公司治理》的报告中指出，在下列领域内中国公司治理的问题最突出：（１）国家是最大的持股人，这使得政治议程最有优先权；（２）很少有中国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公告或报告，中国公司没有创立优秀公司治理的紧迫感和强烈意图；（３）中国公司不具备恰当的、有鼓励性的经理奖惩机制；（４）与投资者的关系不紧密；（５）董事会成员和董事长没有独立性，他们的职责更多的是管理企业而不是监督企业。进而指出，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股份持有结构抑制了公司治理，导致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低下。其结果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印度上市公司在股权回报率方面优于中国同类公司。这种状况近年来虽有改变，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如中国公司２００５年的平均股权回报率约为１７．４％左右，远低于印度公司２６．４％的股权回报率。中、印公司的这种差距，在未来几年内不会改变。其原因是“在公司治理规章条例、实施这些规章条例以及制度机制和公司治理文化方面，印度比中国做得好。”中国企业可以借鉴印度企业和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先进经验，清除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这个中国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创新管理机制、经营机制、投资风险控制机制和内部监督管理机制等，形成一整套有效的规范股东、管理者、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并在实践中因应情况不断地完善法规体系，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与国际规范一致的、能够得到国际投资者认可的高效公司治理模式，从而提高中国上市公司及其它企业的治理质量，推进中国企业健康地持续地向前发展。

二、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才能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制约印度企业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是政府效率较低。中国的情况虽然比印度好一些，但问题也不少，企业要办成一件事，也要往返跑多个政府部门，盖多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公章，耗费很长时间、很多人力和财力，有的还要拉关系、送礼、走后门，冒违法的风险。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必然制约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政府部门要认真吸取印度的教训，坚决地按“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这三项基本准则，深化自身改革，确立服务观念，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当前，应集中力量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完善宏观调控体制，坚持政企分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企业提供各种方便；二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着力解决企业关心的问题，加大对重大技术创新项目的支持力度，引导和扶植风险投资为技术产业化吸引初始资金，完善和加快发展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为新技术产业化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三是依法规范行政行为，深入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完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改变“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整体处于偏低水平”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才能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印度较为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为印度企业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这证明，只有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体系，才能为企业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环境。因此，我国的金融系统要充分利用外国金融业进军中国并开展人民币业务的时机，学习借鉴他们的先进经营方法和管理经验，并结合国情和自己的实际，确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营理念，创新管理体制，拓展经营品种，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以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扭转金融行业存在的四大滞后，即直接融资滞后于间接融资的发展、债券市场严重滞后于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小银行发展严重滞后于大银行的发展、保险业的发展滞后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同时，认真解决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市场发展不平衡、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产品种类少层次低、风险定价等市场功能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困难、部分领域存在较严的行政管制、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等基本市场约束问题与激励机制尚未完全发挥作用等制约企业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人民币面临巨大升值压力而将抑制出口增长、以投机为目的的热钱大量涌入干扰我国资本市场等严重问题的情况下，我国的金融体系必须善于将问题转化为机遇，促使政府相关部门适当放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支持和帮助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紧紧抓住天赐良机，大胆地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进行对外投资，充分享有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收益。这样，才能为中国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四、发挥人才优势，大力自主创新，才能走上和谐而富有活力的企业发展之路

近年来，印度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与印度企业较高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印度的软件等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明，只有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大胆自主创新，才能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然而，中国的现状不容乐观。从人才方面看，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中国各种高级人才的总量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中居于前列。但是，由于目前中国经济依然处在粗放式增长阶段，所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应该发挥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从自主创新方面看，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专利技术的实施率仅为１０％，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且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为１０％—１５％，远远低于发达国家６０％—８０％的水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８％左右，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３０％—４０％的水平。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现状。为此，中国企业必须紧紧抓住“人才”这个创新的根本，把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秀人才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常抓不懈，全力为创新型人才提供宽松的工作环境和良好的协作平台，把他们在建设企业创新文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尤其在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中国已有的人才优势，把企业建成开放式的学习型的创新组织，从而，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上选择适当方式，着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力求在核心技术上突破，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提升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五、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为企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是电力、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严重滞后。这一教训说明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只有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对比中、印的基础设施情况，虽然中国优于印度，但中国的基础设施仍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下一个浪潮———服务业大发展的要求。仅以铁路运输为例，尽管从今年４月１８日起，中国铁路运输实现了第三次大提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世界铁路运输的先进行列。但是，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很大，既没有像经济发达国家那样实现客、货分线，更未消除“春运”和长假日客票难求的状态。紧张的铁路运输状态，必然制约物流业的大发展，而物流业的发展受阻，必然连锁反应到制造业、零售业等行业方面受到制约。此外，中国电力供应和公路运输、水上运输、空中运输等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中国必须认真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建设速度，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作者：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 赵中伟 李建明

第三篇：主要发达国家城市化经验教训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范文）

主要发达国家城市化经验教训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国经济的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工业化进一步发展，而我国的低城市化水平已经严重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2000年加入WTO以来，国内市场逐步开放，中国经济也将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氛围中，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国际竞争。在新的形势下促进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健康快速的提高，与工业化相辅相成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是当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城市化是伴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受工业化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反过来又影响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市场规模、文化历史传统及社会制度不同，决定了各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不尽相同。

本文将对发达国家中城市化道路最具典型意义的三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的城市化道路进行比较分析以探求城市化进程的基本性质、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鉴于各国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市场规模、文化历史传统及社会制度的不同，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①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时代背景。包括人口数量及分布、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②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政策的改变及实施；③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各国情况不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通过分析比较总结出世界城市化的基本模式：

（1）同步城市化。这是指城市的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模

式。这里的一致主要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在城市

化加速时期，这种相关性表现得相当明显。美国是是同步城市化最典型的代表。

（2）过度城市化。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

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

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

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过度城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农村

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不平衡，而政府又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这种城市化模式。（3）滞后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

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

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不仅使城市的集聚

效益和规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而且还引发了像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和城镇发展无序化等“农村病”现象。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

代化发展规模的城市化模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就是这种城市化的突出代

表。（4）逆城市化。是指城市市区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

星城镇布局分散人的城市化模式，所谓“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

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而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

向卫星城迁移的倾向。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有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

业困难、环境恶化等问题。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城市

化很高的国家，例如美国、英国。

（2）虽然世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不尽相同，但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城市道路的分析比

较能够得出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1）城市化的速度发展规律。纵观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来看，城市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城市

化初期发展缓慢，中期发展速度加快，后期发展速度又放慢。对于城市化速度发

展过程所经历的这种变化转变，现在研究城市化的学者一般都称之为“S”型曲线。

（2）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发展规律。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规模和数量的发展规

模看，城市规模和数量先后经历了城市化初期规模小、数量少；中期阶段城市规

模大、数量多；后期阶段城市规模又逐渐向小型化、多数量发展的过程，即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呈现出小、少－大、多－小、多的运动规模。（3）城市化的空间分

布发展规律。从城市化过程中空间分布的变化来看，先集中后分散是普遍的规律。

城市化的这一规律，同样在发达国家表现最为显著。分析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

会发现，对城市化发展水平影响最大的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的发展

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促进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转换职业为工业化发展提高

劳动力。滞后的城市化水平必然会制约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而我国的城市化

水平比较低，已经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现状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①城市化水平低。中国是世界上城市水平较低的国家，到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

为36.6%，这个水平不仅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也与自身工业化程度和经

济发展水平不协调。②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低。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低，表现在：

大城市交通拥挤、居民居住条件差、环境和噪声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等；中小

城市自来水、天然气普及率和硬化道路比重低，污水、废物处理设施缺乏等。③

区域发展不平衡

世界城市化的四种模式

城市化是当今的世界大潮。世界城市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从城市化道路的差别上看，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模式：

同步城市化模式

这是指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模式。所谓“同步”主要是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适度的正相关关系，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与工业化率（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或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互相协调，城市人口的增长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比较一致，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数量与经济发展提供的城市就业量大体平衡，城市化的发展与农业提供的剩余农产品基本适应。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推动型的比较合理的城市化道路，它能够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适度同步发展。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基本上属于这种模式。尽管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也发生过严重的城乡对立和“城市病”，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现在发达国家的城乡对立和“城市病”普遍缓解，有的甚至基本消除。

过度城市化模式

该模式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根据城市化水平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所谓“过度”或“超前”是说：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不是建立在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基本上，而是主要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传统的生活性、商业性服务）来推动的城市化，甚至是“缺乏工业化的城市化”。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这是一种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畸形城市化。造成过度城市化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推力和拉力，再加上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基本上是这种模式。这种过度城市化不仅没有带来高度工业化和经济繁荣，相反还使农业衰败、乡村凋敝，粮食由出口国变成进口国。

滞后城市化模式

这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所谓“滞后”是说：城市

化率落后于工业化率，城市化的水平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滞后城市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了种种措施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都不能很好地发挥，严重阻碍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及城市文明的普及。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的不合理的城市化模式。改革前的中国城市化是这种城市化的突出代表。１９８０年，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为４２．２％，发达国家为７０．２％，发展中国家为２９．２０％，而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仅为１９．３９％。即使是改革初期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中国城市化的水平仍然滞后。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亚洲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关计量模型，１９８８年中国工业化率为２２．６％，城市化率应为４２．５％，而实际上只有２８—３０％，滞后１０多个百分点。滞后的城市化，既不利于工业现代化，也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和人民生活的现代化。

逆城市化模式

又称反城市化，是指城区人口郊外化、城市布局分散化的城市化模式。所谓“逆”或“反”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而是说城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倾向。造成逆城市化的主要原因包括：集中型的城市化使得城区，尤其是大城市的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居住拥挤、地价房租昂贵、生活服务费用上升、生活质量下降，引起市区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等等。＊

第四篇：印度教育改革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对印度各级教育改革特点的分析，吸取其中成功的经验，对我国教育改革提出建议。

[关键词]印度教育改革

一、印度的教育现状及改革措施

印度教育经过独立后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大多数邦已实行“十、二、三”新学制。但由于印度两极分化严重，广大人民生活贫困；由于宗教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率过高，愚昧落后的现象很普遍。因此，印度的教育存在着许多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例如教育浪费现象严重，文盲多，流生率高，印度独立后制定了不少扫盲计划，但收效不大，主要是由于经济落后，人口剧增．原有文盲没扫除，新文盲又不断增加；课程偏重书本知识，与社会生活脱节，忽视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实际操作课。一些活动、学习脱离就业的需要，学生离校后面临失业的危险；高等教育急剧扩大，盲目发展，超出国家经济水平的需要，造成大学毕业生过剩，人才外流等。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颇有一定的代表性。

2O世纪8O年代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年代。印度总理拉·甘地在1985年1月的一次全国广播讲话中宣布。要对现行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同年，印度政府发表了题为《教育的挑战——政策透视》的文件，并在全国广泛讨论的基础上于1986年制定了新的教育政策，即“1986年国家教育政策”，为印度今后的教育改革制定了一幅宏伟的蓝图。根据《政策》的要求，印度教育改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初等教育改革的重点在于普及和提高14岁以下儿童的入学率和巩固率；提高初等教育质量。改革措施要采取最好的方法激励学生入学；规定了小学的基本设施；提出了系统的非正规教育计划。

2．中等教育改革除了继续扩大儿童接受中等教育机会外，重点发展“标兵学校”。设立标兵学校是为了使有特殊才能的儿童有机会通过高质量的教育更快地成长，特别是对那些来自全国各农业地区的天才儿童，这样做有利于国家的团结和平等，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改善学校教育。“标兵学校”实行寄宿和免费制度。

3．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主要方面在于提高教育质量。包括大力发展自治学院，成立学术人员学院。成立鉴定委员会以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价。此外．印度还努力发展开放高等教育，以确保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促进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积极帮助发展高等教育和扩大高等教育经费的社会来源等。

独立至今，印度已颁布过三份关于国家教育政策的文件。然而，政策的制定与颁布，只有在得到全面的、真正的贯彻时才会起到它们应有的作用。这些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发挥太大作用，年复一年累积起来的入学、教育的质量、数量和财政支出等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二、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建国以来，中国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是好的．但与中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与中国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还不相适应，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问题之一是教育经费缺乏，严重妨碍教育的发展。这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全国性的中小学乱收费问题屡禁不止；教师待遇过低，优秀人才不愿意从事教师职业，现有的教师队伍不稳定且素质不高，难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尽管中央制定了对教育投资的倾斜政策，一段时期内加大了教育投资的力度，但教育经费紧张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问题之二是中小学教师队伍素质偏低。不少地方盲目追求中小学教师的学历达标，由于学历教育中把关不严，出现了办学过乱的情况，一些中小学教师的学历与素质水平严重不符，对国民教育的健康发展造成潜在威胁。

问题之三是基础教育还没有从根本上转为素质教育。基础教育是整体教育的奠基工程，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根本环节。它不是单纯的升学教育，还要为各行各业培养人才打基础。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还没有从根本上实现从“升学教育”到“提高民族素质教育”的转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仍然很普遍。

问题之四是教育体制仍需完善。从2O世纪8O年代到现在，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二十多年了。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教育制度改革中的指导原则定位存在偏差，教育改革追求社会效率和功利、忽视乃至回避了教育公正的问题，没有一个健全有效的教育体制。以大学体制的改革为例．概括地说，迄今为止，改革有几个明显的问题。一方面是高额的学费。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社会底层家庭其子女缺乏学习的动力，因为即使他们成绩再好，他们也承受不了高额学费的负担。这些年来，考上了大学却因没有钱而无法上大学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些学生或者其家长还因此甚至走上了自杀之路。另一方面是大学生找工作困难，而公司找不到有用的技术工人。教育应该配合这种经济发展趋势，我国有基础研究成果，但很多还没有转化成为产品。即使可以转化成为产品．也没有好的工艺水平。这和德国、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教育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缺乏高技能的工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这种制约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会越来越明显。

三、印度教育改革给中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我国与印度相似点极多，都是多民族的文明古国，独立时间相近，人口众多。印度教育虽然还没有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但毕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要从印度教育改革发展中汲取经验，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实现中国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印度政府一直在努力进行教育改革，建立统一的学校制度，极力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尽量为所有公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改革时应该学习借鉴的地方。

我国教育的发展要避免印度教育发展的不足。印度虽然抓住了机遇进行一系列改革，但是由于经费、人口等问题，教育政策收到的成效不大，教育失衡的现状仍然很严重．我们对印度教育发展多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基础教育十分薄弱，高等教育发展过度，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

教育改革，谈来谈去，关键还是在于建立好的体制。教育改革的动力来源于政府，毕竟教育资源掌握在官员手中。如果改革进行不下去．就需要有人推一把，让改革动起来。稳定为上，利益集团，个人业绩的考虑……造成很难改革的局势。逐步的改革很困难，会碰到相当大的阻力。一旦改革就必然伤害一些人的即得利益，触动一些教育体制的传统弊病，没有政府的配合改革也难以成功。就像ahouseofcards，一栋用扑克牌搭的房子，要想逐步地改造，抽掉任何一张扑克牌，整个屋子可能就会倒塌。整体的改革又不符合实际，可以用“试点”的方式来做比较合适。不影响已经存在的系统，但是如果做得成功，每个学校都会有压力和动力来改革，就像深圳的例子一样。从最有价值的科系做起，试点学校不能有过去的包袱，可以从新干起，可以作为某某大学的二级学院，也可以作为教育部隶属之外的学校(例如：香港的大学，美国名校)在中国的分校。

教育改革缺乏社会制度支撑。教育改革的核心是体制改革，而教育体制改革又必须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应是教育改革的基础。我国的教育改革目前仍是“带着脚镣跳舞”，体制问题成为教育改革中无法回避的结。如果不试图解开这个结，那么所有的改革都将难以深入。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教育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教育改革的初衷是解决教育领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原有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却随之暴露出来。中国教育何去何从不仅是每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普通民众所应关注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的教育也应是全民的教育。我们相信，只要理性地思考，扎实地实践，中国教育就一定会走出困惑，步入新的天地。

第五篇：我国历史上农村税费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我国历史上农村税费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一、历史上三次重要的农村税费改革

自从有了国家，便有税与费。我国古代社会以农立国，征税收费的主体是朝廷与官府，纳税付费的主体是农民。一部中国古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农民负担史。农民负担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家凭借其行政权力向农民强制性征收的“皇粮国税”即正税，二是正税以

外的各种行政性收费。一般而言，国家财政收入理应以税为主，以费为辅。但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朝廷与官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往往是费大于税、费重于税。我国历史上“苛费猛于虎”、农民不堪重负的严重状况，曾引起个别帝王及官员的不安与关注。他们实行过多次税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三次税费改革是唐朝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火耗归公”。这些税费改革，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许多改革思想对此后的财税改革也影响很大。

（一）唐代的“两税法”唐代推行的“两税法”首开中国费改税的先河，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税费改革。两税法的出台有深刻的历史背景：（1）安史之乱爆发后，政治动荡，财权下移，财税管理紊乱，原有的“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租庸调法无法继续实行下去。（2）中唐以后，由于土地买卖限制日宽，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少数人集中了大量的土地，均田制受到严重破坏。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逃亡，并归附于庄园主成为隐户，导致国家失去了纳税户，“王赋所入无几”，国家财政陷入危机。（3）在正税失控，官禄、兵饷日增的情况下，统治者对广大百姓横征暴敛，乱收费一发不可收。（4）收费没有固定期限，征收时间、征收次数随意性极强，百姓随时都面临交费的困扰，生产和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于是，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不得不接受宰相杨炎旨在解决财政危机、归并杂费的建议，实行两税法改革。两税法的主要内容：（1）归并税目，把当时混乱繁杂的税种合并统一起来，归并为户税与地税两种；（2）集中征收时间，一年分夏秋两次征收；（3）费改税，将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入两税之中，作为两税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财税管理的角度看，两税法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肯定：（1）简化了征收手续，归并了收费项目，集中了纳费时间，抑制了滥收费，改变了过去“科敛之名凡数百”及百姓“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使人民得到了便利，体现出“方便”和“经济”的原则。（2）通过归并收费项目，规范收费管理，控制了收费的范围和数量。（3）两税法实施之后，中央统一控制了税费征收大权，强化了中央财权的集中性和控制力，抑制了地方为所欲为的乱收费和滥收费行为。（4）扩大了税基，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改革前，中央年财政收入只有一千二百万贯，而改革后猛增至三千万贯以上。

（二）明朝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在明朝中期至清朝后期实行的一种赋税制度，前后持续了300多年，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明初，税制仍沿用唐朝的“两税法”，即按土地、财产的多少来确定纳税额的税收制度。但由于当时战乱不断，人户逃亡，田园荒芜，户籍、地籍混乱，两税核定及征收十分困难，而军费骤增，财力不足，不得不用附加预征等方式增加收入。再加上豪强逃避赋税，官吏营私舞弊，农民负担加重，怨声载道。针对这种情况，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明皇采纳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出台了“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就是把徭役与田赋合并，按地亩纳税，将繁杂的赋役项目合编为一条，故称为“一条编”，也称“一条鞭”。主要内容：（1）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过去按户丁派役，改为按丁数和田粮摊派。（2）出钱代役。“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即农民可以出钱代替徭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担。（3）田赋征银。田赋中除政府需要征收的米麦以外，其余所有实物都改为用银折纳，开始了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过渡。（4）官吏征税。赋役由粮折成银两交纳后，不再通过特设的粮长、里长征收，而由地方官吏直接征集，防止豪强富绅勾结作弊，避免了代收、代征的弊端。

实行“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向的征收手续，改变了以往赋与役分开征收的办法，使两者合而为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劳役用银代替，农民照定额纳税，不另服役，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农民的生产时间有了保证，可以合理安排生产，也为农民脱离土地、进行商品交换创造了条件，对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经过改革，做到了“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且“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税收增加，财政情况好转。万历十年至十五年（公元1582—1587年），太仓积粟1300余万石，国库积银600余万两，出现“太仓所储，足支八年”、“公私积

储，颇有盈余”的盛况。

由于“一条鞭法”按亩征银，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再加上明朝末年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军费开支猛增，税负在原来基础上又增加了“辽饷、剿饷、练饷”三大征，且加派不断，改革的措施逐渐被破坏。但清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缓解阶级矛盾，宣布继续实行“一条鞭法”，康熙五十二年还提出“续生人丁，永不加赋”，进一步完善

了“一条鞭法”，使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11年。

（三）清代的“火耗归公”火耗是明清地方政府私自征收、自筹自用的一种附加费。自从明代中叶实行一条鞭法后，各地普遍实行田赋征银，因民间交纳的大多是零碎银两，各州县政府借口上缴税银需熔为整块，有火炼之耗损，所以在征收田赋时，要加征火耗费。实际上，熔铸碎银的损耗极小，耗损率只为1％～2％，然而地方官吏在征敛时要多于此20倍以上，要加耗20％～30％，有时更高。清初，征收火耗较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民不堪重负。清廷曾严厉禁止征取火耗，但“禁之而不能”。主要原因就在于自明代以来，火耗收入一直是供应地方经费开支尤其是弥补官俸不足的重要来源。地方加征火耗既是吏治不清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侵蚀中央税赋的一个主要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巡抚诺敏、布政使高成龄等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提出火耗“提解归公”的改革建议，为雍正皇帝所采纳。

火耗归公的主要内容有2项：（1）将火耗改为正式的附加税，各省统一税率和征收数额，由省统一征取，州、县代收，提解布政司库，地方官府不得另外私派。（2）把原来由地方坐收坐支的火耗银，改为统一上缴国库，再由中央下拨一部分银两作为地方官吏的养廉银和地方行政开支的“补助”，同时必须接受中央的查核和督察，务要花销明白，支出清楚，多余的要上交。雍正皇帝在推行“耗羡归公，设养廉银”的同时，还追查亏空，严厉肃贪，惩处了一批贪官，打击了地方官吏的任意摊派行为。

火耗归公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1）加强了中央财政集中统一，使一向归地方支配的耗羡收入管理权牢牢地控制在中央财政手中。从此，耗羡收入一律以中央的名义拨付，或作地方官之养廉银，或用于地方的办公开支，或用于赔补亏空，使地方政府征收火耗的收支活动处于中央财政直接、全面的监督管理之下，有助于防止地方政府坐收坐支或自收自支，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2）有效遏制了地方官吏私自滥征加派之弊，整饬了吏治。耗羡归公后，由于中央把各省征收的耗银从过去的暗取改为明收，并使数量和用途固定化，不得再私自加派，从而使康熙末年以来的滥征加派之风得到明显遏制。此外，从一定意义上看，这种做法还从制度上堵塞了官吏腐败的漏洞。而且中央财政每年从“火耗”中提取二百八十多万两，支付各省文职养廉银和地方办公费用，使地方官吏得到了一定数目的补助，从而缓解了他们的生活压力，有助于他们安于职守。（3）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火耗归公改革后，羡额一般固定在10％左右，各地所收耗羡量比以往州县私征时减轻了许多，百姓的负担因而在一定程序上有所减轻。（4）大幅度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火耗归公后，中央财政收入随之充裕起来。到雍正末年，国家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六千多万两。

历代的税费改革无非是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维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制度，保障统治阶层的社会地位与相应的生活，而不考虑税费征收合理与否，税费结构与数量合理与否，其结果是人民的法定负担有增无减，税费的数量必然向超过劳动者承受能力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历代税费改革始终走不出“黄宗羲定律”怪圈的根本原因。

二、历史上税费改革对当前费改税的启示

这些年来，由于诸多原因，我国有些地方农村基层政府与村民组织对农民乱收费愈演愈烈，屡禁不止，给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改革税费与农民减负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也可以成为农民减负的根本保证。从我国历史上对农民乱收费的根本性原因来看，一是剥削制度，二是生产力低下。如果说历史上受限于剥削制度与生产力低下而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乱收费问题，那么今天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理应既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农民减负。

（一）减负：农村税费改革的立足点现在涉农收费五花八门，各种提留、摊派、罚款比比皆是，而且越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方，收费越多越乱。一些地方和部门不顾农民的利益，向农民伸手，搭车收费，甚至有些基层干部强行收钱收物，酿成恶性案件，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减负是税费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必须坚持的首要目标，也是税费改革成功的根本保障。一是坚持减负治本之策。针对“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情况，实行“四个取消”：取消乡镇政府统筹（用于农村教育、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五保户供养、乡村道路建设等费用）和教育集资（用于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和危房改造等）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与集资；取消农民“两工”（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取消地方附加、屠宰税、农林特产税；农业税税率最高不超过7％，条件成熟时，最终取消农业税。二是严格征管手续。农业税的征管要增加透明度，让群众缴明白税。征管手续应严格，完税证要开到纳税户。应出台适合农村税收特点、对征纳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征管办法，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同时也保证农业税征收机关依法行政。三是加强督察。督察的重点在于核定的农业税计税土地是否属实，确定的农业税常年产量与计税价格是否合理，计税面积和常年产量是否做到逐户核对、张榜公布。

（二）法治：农村税费改革的关键点农村税费制度要坚持依法治税理财，加强监督管理。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纵观历史上税费改革，“工于制法，拙于执法”是其最终未能彻底解决乱收费问题的又一重要原因。唐朝实行“两税法”后，明文规定官吏不得在“两税外加敛一钱”，否则，以贪赃枉法论罪。由于有法可依，所以唐代在这时期乱收费、滥收费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因执法不严和监督不力，非法加征依然严重。当今农村乱收费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也在于财政法制尚不完善尚不健全。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历史的教训与经验，并吸纳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走法治之路，依法治理税费。针对“部门出点子，领导拍板子，农民掏票子”和重费轻税、以费挤税、费先税后、费硬税软的突出问题，税费改革要按照“取消一批，改税一批，规范一批”的原则，着力做好三项工作：（1）依法消费立税。在全面清理整顿各类收费基础上，对没有法律依据或明显不合理的项目坚决取消；对具有税收性质又易征收的收费项目纳入税收。（2）依法规范收费。尽快出台规费征收法律，实现收费征收主体、项目设立、资金管理、征收秩序的法制化；依法加强对“一事一议”筹资的规范管理，如确需维护村公路或村办学校的维修与危房改造等，要按村民大会多数人通过的意见确定行与否，并严格实行上限控制。（3）依法强化监管。坚持财权与事权统一，加强财税体制建设，实现生财有道，聚财有方，用财有效，平衡发展的良性循环；加大对财政支出的监管力度。从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看，一方面要对乱收费的权力组织及个人加大惩罚成本，另一方面又要降低农民反对收费的成本。只有同时从这两方面着手，才能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三）饬吏：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点税费改革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系统工程，大量政策的制订实施都离不开政府。政府是否清廉高效，直接决定着税费改革的成败。纵观历史上税费改革，又一重大失误是饬吏不力，导致机构臃肿，腐败丛生，日趋危机的财政难以支撑巨额官俸和行政支出，地方政府“势不得不私派于民”，向农民大量派捐征费。收费—进入—收费，形成恶性循环。历史教训昭示：推进税费改革，必须开展以精简机构为主题的整饬吏治。我国乡镇政府职能过宽、机构庞大、支出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农民负担重，是因为“办了一些不该办的事，养了一些不该养的人，收了一些不该收的钱”。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现在县乡两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员已占到全国的71％，但其财政收入只有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负担约占实际负担的40％。一些地方搞了那么多的达标升级、形象工程，没有预算约束，不仅向农民摊派，而且使乡镇政府严重负债。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要下决心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首先把不在编人员减下来，在编人员也要大幅度精简。村组补贴干部的人数也要减少，提倡村组干部交叉兼职。

中国古代原都是两级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级为三级。“康梁”当年曾提过，把省分多一些就弱了，中央也就强大了。若按这个思路每个省管50个县，市级取消，然后乡镇自治，乡镇这一级可以省2000亿元。当然这只是一个探讨。但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政府行政职能弱化后，逐步转化为综合性的农村中介服务组织是可能的。村完全可以实行自治，村上选出代表联合组成合作理事会，不要行政编制，义务为农民办事，按照财政与事权相对称的原则，收费完全取决于人家需要不需要服务。乡村两级组织是农民负担的重要源头，堵住这个漏洞的关键是真正实行村民民主自治。

（四）制度供给：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点我国历史上税费制度改革的主体是皇帝及各级官府，他们本来就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自然不可能从根本上为农民减负。当今我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与创新的主体当然是政府与农民，但依据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的现实国情，政府扮演更为重要的主导性角色。我国农村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充分利用已有组织资源（各级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层层传递实现的。尽管农民自发性、诱致性、内生性、盈利性的创新活动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但又必须得到政府的默认、允许、批准与授权。换言之，政府的主导性角色既不容动摇又不可替代。有鉴于此，政府的制度供给头等重要。政府制度供给的意愿与能力，可以纠正农村制度供给不足，可以遏制对农民乱收费，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可以主导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倘若政府不从重城轻乡、重工轻农、重市民轻农民的“路径依赖”或制度惯性中脱身，依然在社会总资源配置与社会再分配格局中对“三农”采取“少给予多索取”的制度安排与政府偏好，倘若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在社会公共分配领域中不能秉持公正与中立，依然对城市供给公共物品却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中大部分退出而强令农民进入，倘若政府不实施城市与农村的制度公平（市场公平）、市民与农民的负担公平（税费公平），依然仅仅把治理收费、改革税费锁定在“农”内、“乡”内，那么农民减负就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