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中国模式”创造

第一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中国模式”创造

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的总结，一定会触及中国经济成功是否创造了一种发展模式的问题。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演进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成功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并建筑在一种多层次、全方位竞争格局基础上的。这种发展模式不仅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不同，也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模式有所区别。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造；“中国模式”

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已进入“而立之年”。这一标志成熟的年份，引起人们许多的反思，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到底得益于怎样的因素?2008年初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光华新年论坛，其主题就是“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和展望”。两位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有过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和吴敬琏，对改革三十年的得失做了评价。谈到改革的成就，厉以宁选择的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民营经济发展；而吴敬琏选择的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二三中全会后全面改革、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两位经济学家，实际上谈的都是中国改革的制度创新问题。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上述论坛中谈到的，中国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1978年划了一个分界线?其主要的区别就是制度发生了变化，而且在不断的改革中，制度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创新过程。回顾这段制度创新的历程，中国改革的制度创新实现的是一种全新的制度，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改革的制度变迁应该是一个制度创造的过程，其结果是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模式”。本文拟深入地分析这一制度创造的历程，并对这种制度创造加以评价。

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步探索对制度创造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影响、为适应迅速工业化战略、更由于长期落后挨打凝结的改变民族命运的期盼，我们选择了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除了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外，它具有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在经济资源相对缺少的情况下，能够达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因此，必须改变一种认识，既然计划经济体制是我们改革的对象，那么我们在开始为什么还要建立这样一种体制，或者这种体制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建立?只要认真地了解一下当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并且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那么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错。如此，为什么在后来要对这种体制加以改革?这确实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或者说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其实，只要把它放在一个历史进程中，那么，这个问题是容易理解的。概括地讲，后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没在经历了初步探索后，由于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提出的一种新要求。

20世纪5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资料表明，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得中国从建国初一个农业占绝对比例的典型农业国变成了具有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新兴国家，到1958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的比重就超过了第一产业。另外，我们在这种体制下还办成了那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同发展程度无法想象的大事，如“两弹一星”等。在此，我们必须改变一种认识，即当说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时，人们不惜赞美的辞令，而谈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发展时，就感觉是一片漆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偏见，表明对中国建国初期经济发展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不过，对于中国建国初期经济发展的情况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

是这种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缺乏持续的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都表现得非常高效，是由于这个时期能够提供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基础条件。首先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集中资源，而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可以为这种集中提供坚实的基础；其次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人们富有集体主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建国初很容易由人们高涨的政治热情转化而成；最后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尽可能地完备信息，而这一点在建国初期相对简单的经济结构状况下比较容易得到满足。因此，中国建国之初较好的经济表现，是因为当时的一些特殊条件使得计划经济体制相对最优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然而，进一步分析这些满足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条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随经济发展而变得无法持续。国有经济垄断资源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进而使本来并不丰富的资源变得更加紧缺，从而使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资源的效应越来越小。而人们的政治热情是难以长期保持的，因而集体主义精神的发扬失去了一种有效的支撑。至于完备的信息随经济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结构也难以获得。正是随经济发展而丧失了这些基础条件，计划经济体制才变得不能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成为中国谋求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既然必须改革经济体制，那么这种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实现经济发展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是什么?这些都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或制度创新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建国之初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很短时间里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积累了重要的基础。但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必需的，有效地利用稀缺的资源、最大程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培育高效的竞争机制等要求，是计划经济体制无法满足的。因此，实现制度创新就是要尽可能地来满足这些要求，而这也正是制度创新的目标。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模式”创造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具有很大的自发成分，因为在当时，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遇到比较大的经济困难、都具有强烈的变革冲动。因此，中国的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几乎在同时一些国有企业也在尝试着放权让利的改革。即使是政府，虽然也意识到改革的必然性，但是心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因此用一个非常形象的用语表达当时的心境，即“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情形，造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体现为一个自发的过程，也正是这一自发过程创造了一种“中国模式”。

经济体制改革意味着要改变过去的经济制度，但是，最终建立一个怎样的制度，这是改革最重要的目标。而确立怎样的目标，可以复制成熟且被经验证明有效的模式，也可以创造一种新模式。就经济体制来说，标准的类型只有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很容易让人们想到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事实上，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把目标锁定在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上。这种改革目标又被西方经济学家们概括为“华盛顿共识”。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在一个会议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用以反映美国所实行的经济制度及其价值观。他认为这种经济制度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蓝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赋予“共识”特性。具体说来，“华盛顿共识”是指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以及辅之以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华盛顿共识”具有的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背景及其“理论优势”，很快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改革自身体制的目标模式。但实际的效果与预期之间相差很大。那些积极践行“华盛顿共识”的南美国家，其结果是贫富差距严重拉大，债台高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和政

治**不断。而那些主动邀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其设计改革模式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迎来经济的迅速振兴，相反，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现实，引起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深刻反思，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讲的，“华盛顿共识”太过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命运，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由此让人想到，以改造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的“东亚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呢?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与陷入经济困境的非洲各国及俄罗斯、东欧各国等体制转型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亚地区各国(地区)成为世界的增长中心。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的日本高速经济增长、其后20世纪70年代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的发展，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这些国家和地区尽管改革程度与方法有所不同，但政府通过财政和金融及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对市场进行积极干预这一点则是共同的。而且，其中不少国家(地区)采取的并不是民主主义，而是被称之为“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1993年9月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奇迹”的长篇研究报告。该报告依据东亚地区的成功经验，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见解不同，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给予了正面的评价。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及体制转型国家共同的市场不发达的阶段，政府应当发挥适当的职能的见解得到广泛的支持，政府主导的开放政策则被称为“东亚模式”。

如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到底要建立怎样的模式?从目前改革的结果来看，中国的改革既没有遵循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也不完全等同于“东亚模式”。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探索中建立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模式，笔者把它称为“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是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且却有着不同于“华盛顿共识”和“东亚模式”的许多特点。要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体制，或者要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其核心的内容必须包括：(1)一个用以说明新经济制度合理性的“意识形态”；(2)一个完整的组织构架；(3)一个用来配置资源的机制。中国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制度。

首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改革初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中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我们随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解也逐步加深。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变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变成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追求；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重点是探索党的先进性问题；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向变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不断深化的理解，最终树起了一面伟大的旗帜，以指引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向。这面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它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项重要内容。

其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其组织变革来说，包含了两次重要的分权，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二是国家与企业的分权。前者被认为是地方分权化改革，后者被认为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经过这两次分权，中国经济体制的组织构架发生了重大变化。地方分权改革扩大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功能：(1)财政收支权力向地方政府转移。在经历了1980年、1985年、1988年的三次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起一种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承包制”，即各地地方政府与中央建立独自的承包关系，按照一定比例或金额将地方财政收人上交中央财政后，剩余部分则可以由地方政府自由支配。这一财政分权化改革的结果，使得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所占的比例从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下降，1994年实施“分税制”时已经降低到22％。(2)国有企业管理权向地方政府下放。改革以前，作为中国工业基础的大中型国营企业均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及地方分权化改革的推进，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隶属关系以及管理权限也由中央政府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工业企业中中央所辖的部分只占全体的5％，其余95％左右的企业都在地方政府的管辖之下。(3)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逐步增大。过去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如投资立项和决定权、物资分配权、对外贸易权等，现在都下放到地方政府。通过以上一系列的地方分权改革，为地方政府发展和振兴地方经济提供了巨大的诱因，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地方政府成为目前经济制度中一级重要且特殊的经济组织。

中央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权力的逐步下放，其财力及宏观管理能力和力度相对于过去有所减弱。不过，自1994年以后，随着分税制的建立，以及中央政府采取省一级干部人事的跨地域交流等措施，使得中央政府对经济调控能力又有所加强，特别是针对地方政府的调控能力提高了。而随着国有企业的扩权改革以及进一步深化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直接调控变得越来越小。因此，中央政府在经济运行中逐步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成为一级有利于经济灵活运行的组织。

国有企业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无论是在布局上，还是在自身运行的机制上，都有非常大的变化。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其不断被推向市场引起经营机制发生了转变。因此，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地位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有了根本性改变。再加上迅速成长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使得经济组织体系中微观组织越来越多元化。但是，这又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微观经济组织。

最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沿着一个不断市场化的方向演进的，这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方式由过去的计划配置转变为市场配置。就资源配置的方式来说，计划和市场都可以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而且本身也没有优劣之分。现实中二者的不同效果主要是由于它们各自实施所要求条件的严格程度不同。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条件太过严格，因此，它的实施受到一些限制。相反，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条件容易满足，因此，目前市场经济体制是最容易实施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基于现实条件的有效的选择。我们要建立的新的经济制度是不能缺少市场配置资源这

一要素的。不过，我们建立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具有一些自己重要的特征：(1)市场运行要面对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调控；(2)市场主体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化，包括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都有很强的利益要求参与竞争，而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同性质主体在市场中表现为特殊的竞争格局。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推动的意识形态发展、组织结构变革、资源配置方式转换，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了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构成的组织体系；建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机制。这些在我们看来比较熟悉的改革成果，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造，再具体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一种新的“中国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内容是；(1)在意识形态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在组织结构上，形成了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多层次组织体系和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组成的多种所有制企业结构。(3)在资源配置机制上，不仅突出市场的基础配置功能，而且强化了政府的调控作用。

为什么要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的这种模式叫做“中国模式”?如果它能成为一种特殊的，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模式，那么这种模式是否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根据?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对此，必须对“中国模式”做进一步的分析，并给予科学的评

价。

三、“中国模式”的分析和评价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模式，但人们关注的只是那些经济取得成功的国家所实施的模式。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市场经济模式，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被许多国家认为是一种普遍的模式。当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市场经济模式又有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的区别，但它们都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因而习惯上被归为一个类型。还有如社会主义国家所实施的计划经济模式，也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开始经济建设时期的经济成功为许多后发国家所推崇，因此也取得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的称号。另外，20世纪7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因为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出一条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和赶超发达国家的道路，因而被人们概括为“东亚模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的成功逐渐为世界所公认，并且因为其庞大人口等特性而被称为是一个奇迹。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既不同于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与新兴工业化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而是靠自己独立探索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完全可以归结为一种模式，即“中国模式”。对于“中国模式”，首先要分析的是它在经济高速增长中的独特作用。意识形态是经济发展必要的条件。任何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都需要说明，人们遵循它是合理的。这离开一定意识形态的解释是不可能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有着比较坚定的信念，只是因为经济遇到较大的困难才想到要改变。在这样的时刻，必须说明一个道理，即寻求经济变革是不违反社会主义方向的。为此，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一个历史性任务。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几代领导人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正如凯恩斯所言，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因此，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包含着思想的发展或创造。组织结构是“中国模式”的主体。而且“中国模式”中的组织结构的特殊性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中央政府是组织结构中的最高的层次，虽然它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作用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不断下降，但是，中央政府不断转变职能，加强宏观测控能力，是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得以稳定推进的决定性原因。而地方政府在行政性分权改革中，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或者说地方政府在分权改革后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这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力最，而且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大大加强了中国经济内在的竞争程度。内地有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而且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地域广度，许多省份都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主权国家。特别是随着这些省份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这种省份间的经济竞争也在不断加强，再加上中央政府对各省级行政领导的考核与经济绩效联系紧密，这使得本来是一级贯彻中央政府行政指令和经济方针、政策的行政部门，变成了具有强大动力且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其结果是，在中国内部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竞争大格局。而且，由于中央政府采取了省一级干部人事的跨地域流动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种竞争得以控制，大大地减少了产生地区间恶性竞争的可能性。作为最低一级的企业组织，在中国经济中体现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存的格局，这是中国模式又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中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形成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并存的格局，这被许多人看成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够深入的一种表现。其实，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存在不仅为民营企业的成长转移了资源，而且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环境。这对于培育民营经济来说，获得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市场配置资源是“中国模式”的基础。但是，这种市场配置资源方式受中国模式中特殊的组织结构影响，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具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受政府主导的程度不仅比资本主义国家大，而且也比新兴工业化国家强。其次是地方政府还充当了推动本地市场化进程的主体，如许多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的机会。最后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存构筑的市场主体，虽然不利于展开充分的竞争，但是对于市场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中国模式”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有利于经济实现稳定的持续增长。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尽管“中国模式”所具有的这些核心内容并不是改革成功的全部原因，还有一些因素也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对于“中国模式”，仍有必要加以认真地总结。笔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优势是创造了一个多层次、多所有制主体的竞争体系，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保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而“中国模式”的主要不足在于，尚缺乏对这种模式下的各种行为加以严格的规范，这是指一个有效竞争的格局已经形成，但是竞争的无序和过度也不断地显现，如果不能加以严格的规范，将会严重影响这种模式持续的有效作用。

四、结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许多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创造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从改革的历程来看，中国的改革确实走了一条不同于任何一国的道路。中国在这条道路上的不断探索也确实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因此，本文的结论是：

(1)“中国模式”的创造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努力探索的结果。它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经验是，在发展本国经济时，最为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实际，走出一条符合自己的道路。任何为其他经验或所谓标准理论“俘获”的结果，一定是经济遭受困难，发展时机容易错失。

(2)“中国模式”创造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作为制度的“意识形态”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模式”的探索指明了方向。

(3)“中国模式”的一个有效机制在于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竞争格局。包括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竞争以及各种性质企业内部的竞争，把中国经济潜在的活力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了。

(4)“中国模式”最大的问题是作为基础的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规范性。这是今后要完善“中国模式”的最大课题，也是“中国模式”还能否继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第二篇：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以上简述可见，无论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经济论文的内涵本身和社会对经济论 文的评估，其中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应用价值。依从这个角度，我们说应用性的有无是经济论 文是否有价值的重要尺度，应用性应该是经济论文写作的起点和终点。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事业，没有一套现成的模式可循。我国的 改革实践远远走在改革理论之前，这是客观的，又是巫待解决的。改革实践可以是“摸着石头 过河，”但理论不能“摸着石头过河http://不能是盲目的。我国近十年所走过的改革道路充分说 明了这一点，如八五年左右的拼资源，一味抢速度的结果导致经济发展的大动荡。这是个沉重 教训，是不了解不明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的结果。“十三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战略任务的时间跨度拉长为100年(从本世 纪50年代到下世纪中叶)，这就有利于防止战略要求脱离实际和急于求成问题的出现。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使改革实践中碰到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这就是理论的威力。

我国的改革比人民料想的艰难得多复杂得多，更急切地需要理论的指导。缺乏理论指导的 实践是盲目无绪的实践，而脱离实践的理论则是苍白无力的理论。只有实践和理论相结合，其 力量才是无穷的。当管理作为一种软手段，还不太为我国公众所认识和掌握，管理体制改革又 急需出台时，肖灼基在19启1年((北京大学学报》第五期提出了((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若 干设想》，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我国是个资源短缺、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广大的国家，如何 利用国外有利的竞争机会，借人之长，避己之短，参与世界竟争，使我国的经济走向世界，这 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大事。参与“国际大循环”的理论的提出，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 个新天地。

改革实践呼唤理论的指导。经济理论的创造又必须紧密联系经济发展的实际，总结经济发 展的经验，教训，才能对经济的发展有实际贡献。而经济论文一般分为宏观经济论文，微观经 济论文、经济评论三大类。无论是宏观经济论文还是微观经济论文或带有学术价值的经济评论，在选题和阐述上都要求与经济实际、经济生活密切相连，经济发展需要经济理论，经济论文 必须依附经济之树。如在多种经济成份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一一承包，租赁、托管经营、股份 制等出现的情况下，特别是股份制的试行，在学术界亦引起纷“经济论文，是学术文体中的一 种’。“经济论文是用来进行经济科学研究和描述经济科学研究成果的文章”，“要理解经 济论文这一概念，要把握两点:一，经济论文是探讨经济间题，进行经济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二，经济论文又是描述经济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张继缅、孟繁华在《 简明写作教程》中是这样表述的。周姬昌先生《应用写作学概论》(上册)这样界定:“经济论 文是指一般在论述上具有经济价值的文章样式。这种文章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主题必须紧密地 联系着国民经济的总体。其语言的应用，也必须符合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要求，而不应违反经 济规律”。(见该书P21)日本学者末武国弘博士在《、怎样写科学论文一兼谈口头发表论文的 方法》一书里谈得更加明确，认为论文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还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应得到 大多数人的承认，论文所阐述的研究成果必须以事实和数据为左证，“同时，作为一种新的见 解，论文要有使用价值。即是说，研究结果不论成功还是失败，对于后人的事业，都必须是一 种贡献。

第三篇：浅谈新形势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版）

浅谈新形势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摘要: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到中共十八大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定，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我国的经济体制。世界金融危机后我国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更加险峻，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也开始显露出来，这就要求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本文中主要阐述了我国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状况，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关键词：中共十八大 经济体制 改革

Abstract：From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1978 to the 18th CCP great for deepening economic reform and accelerate the decis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working to improve our country's economic system.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sues facing our country more dangerous, some drawbacks economic system began to emerge, which requires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maj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facing China's economy,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and how to deepen China's economic reform.Keywords：Eighteen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Economic system，reform.0.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DP以超过9%的速度增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虽然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经济制度弊端开始显现出来。可自2008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受到巨大冲击，出现了以总需求增长放缓和全球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为主要特征的新变化，我国战略机遇期的挑战因素明显增加。

中国经济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很紧要的关头，再用传统的那种老路是走不出来的，必须要吸收一些新的想法、思路，哪怕是跟自己以往所信奉的完全不一样的思路。由于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即“攻坚阶段”，必须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回过头来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至今，所创造的财富的确惊人，但分配不公、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问题也愈加显现。因此，在高层大力度推动以改革为新红利的情况下，人们对改革的期待已到峰顶。尽管20年前，党的十四大即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围绕着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争论却从未停息，以致一些已经开始的改革也逐渐放慢了步伐。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1．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

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发展环境有密切联系，特定的发展环境必须用相应的发展方式与之

相对应，发展环境发生变化，发展方式也必须与时俱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的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对发展方式转变形成了倒逼机制。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1.1 国际经济政治格局面临调整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所处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危机前，中国抓住了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实施沿海外向型发展战略，迅速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中心，经济快速增长，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受到巨大冲击，出现了以总需求增长放缓和全球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为主要特征的新变化，战略机遇期的挑战因素明显增加。

一是世界经济结构深刻调整。发达国家被迫改变负债和过度消费的模式，试图通过扩大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新兴市场国家开始更多转向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但短期内还难以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资源输出国试图调整单纯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模式，谋求依托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但实现产业多元化任重道远。全球原有需求动力正在减弱，新的需求市场还未形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外部需求增长受到严重制约。

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孕育新突破。国际金融危机加速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围绕新能源、气候变化、生命科学、空间和海洋开发的技术创新更加密集。全球范围内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新兴产业正在蓬勃兴起。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加速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的结合，推进“再工业化”，力图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发展中国家也加大科技投入，加速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谋求实现跨越式发展。可以预见，未来国际产业和技术竞争将日趋激烈。

三是全球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期。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去杠杆化进程十分漫长，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私人消费疲软不振，企业投资意愿下降，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大规模刺激政策使一些国家政府债台高筑，新的金融风险隐患不容小觑，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复杂多变，短期内难以重现强劲增长。

四是国际政治领域竞争博弈更加复杂。当前，国际社会围绕全球治理、能源资源、气候变化等斗争日益激烈。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走势分化，各国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相互交织，政治交锋和经济合作的形势更加复杂。发达国家抑制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更加明显，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展壮大亦有复杂心态，我国周边环境日趋复杂。总之，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政治压力有所加大。

1.2 国内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阶段性新特征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使我们对国内环境的变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目前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发生显著变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加鲜明。

一是生产要素优势变化日趋明显。随着工业化迅速推进，支撑我国经济30多年快速发展的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传统要素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原有竞争优势开始减弱。近年来，土地、矿产等资源供给日趋紧张，部分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出现大幅下降。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超出预期，劳动力成本上涨较快，部分地区出现“招工难”、“用工荒”，“人口红利”减弱，廉价劳动力优势正逐渐下降。

二是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正在稳步升级。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我国城乡居民

个体利益诉求明显分化，需求正向全面化、高级化、个性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在物质需求继续提高的同时，对文化、环境的需求明显增加，特别是对洁净的水、清新空气等生态产品需求更为迫切；在对一般商品需求增加的同时，对公共产品、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幅上升；在满足消费数量的同时，对消费质量和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是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制造业发展方式仍比较粗放，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快速扩张，生产能力已大量过剩。风电设备、锂电池、太阳能光伏发电用多晶硅等部分新兴行业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也比较严重。制造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加剧了资源供应紧张，将对结构优化升级形成较强的制约。

四是生态环境约束更加强化。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一些地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水、大气、土壤等污染严重，固体废料、汽车尾气、重金属等污染持续增加。环境突发事件增多，水污染、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同时，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已位居世界第一，生态环境的硬性约束越来越大。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表明，这场危机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但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我国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已不适应变化了的发展环境，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创新经济发展方式。

2．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

制度是过去变迁过程的产物，因此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制度效率必然递减。在经济制度实行了多年以后，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不再完全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新的、适合目前发展状态的经济制度的出现，因此，当前，我国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改革的步伐可以跟上经济的发展。

经济制度是通过经济增长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因此，要寻求经济制度的问题和缺陷，我们就需要了解，为何现在的制度无法促进要素投入的增长或技术进步而导致制度效率低下，这是我们评价经济制度质量的重要标准。

2.1 市场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的水平，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有助于技术的扩散，对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乏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弊端日益凸显。由于知识产权不能得到很好保护，通过技术创新不能实现足够的收益，很多人失去了进行创新的激励，甚至逐渐丧失了创新的能力，这严重阻碍了我国的技术进步。此外，我国对市场的监管力度较为缺乏，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根据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很多优质产品因此被挤出市场。这种现象一方面使得很多厂商不愿意在实体经济上进行投资，降低了要素的投入数量；另一方面也使得厂商缺乏提高管理经营水平和技术水平，生产优质产品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进步。

2.2 国有企业改革存在的问题

首先，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严重。国有资产由于贱价出售、非法占有等行为产生了严重的损失，这些国有资产由于没有流向实现其最大化的用途，资源配置不合理，这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利用效率偏低，产出不能够达到其最大化水平、其次，仍然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避免了与其他私有企业的竞争，垄断地位是的该类型企业的要素投入 水平较低，而且没有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导致要素不能够有效的得到利用，也阻碍了技术进步，因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2.3 农村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在传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了30多年以后，我国的农村经济增长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于2006年废除了农业税，并着手规划进行新农村的建设。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解决农村发展缓慢、滞后的问题，农村经济增长速度比城市仍然要低很多，这导致我国的农村收入水平与城市收入水平越拉越大。深化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势在必行。

我国当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在于，其他非农业部门相对种植业较高的收入使得许多农民放弃了对土地的有效利用，导致大量土地的抛荒和农业产出水平的降低，而传统的分散经营的家庭农业使得农村资本利用效率非常低，例如，分散的家庭农业使得每一户都要买一台拖拉机、一台播种机、一台收割机等等，这些资源如果能够统一的使用无疑会大大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前的农村经济制度导致土地利用效率较低，同时也严重阻碍了农业的现代化，不利于技术进步，这些因素导致了农村经济发展缓慢滞后。

2.4 分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角度看，目前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存在过犹不及的现象。改革的初期，对平均主义的舍弃，对效率的追求，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资本的收益，从而促进劳动投入和要素投入的增加。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分配制度导致了越来越悬殊的收入水平，在2012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创纪录的0.61.较大的收入水平差距会导致贫困者的不满，也降低了贫困者实施“反社会行为”的机会成本，这造成冲突事件频发，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采取“维稳”的措施，由此产生的投入没有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此外，过大的收入差距也会降低低收入者的劳动积极性，这也减少了要素的投入，阻碍了经济增长。

2.5 所有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角度看，我国的所有制改革已经走的很远，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率逐年下降，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迄今为止，公有制经济仍然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占据非常大的比重，控制着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所有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

此外，公有制经济凭借其本身特殊的地位，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取土地、资本等投入要素，这使得要素不能够凭借市场机制流向可以最大化其价值的用途；而私有制经济却可能因为其无法获得这种优势而无法与公有制经济竞争；另外，公有制产权由于自身的缺陷性，不能够合理的配置资源，这也抑制了要素的投入，阻碍了最优产品的出现，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最后，公有制经济中更容易出现委托代理问题，因为个人利益与国家和集体利益经常出现冲突，面临这种冲突，最大化个人利益的代理人可能不会最大化国家、集体利益为目标，这也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总之，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缺陷阻碍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减少了我国用于社会生产的要素投入量，不利于我国的技术进步，我国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这些不利因素，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3．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深刻认识到转变发展方式的本质要求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任何发展方式都是一种动力机制的塑造和利益分配体制的安排。好的体制机制，就会有好的发展方式；反过来，体制机制不顺，发展方式也很难合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状况影响利益分配格局，利益分配格局引导

人们行为，人们的行为决定发展方式的取舍。如果没有体制机制上的重大突破，就不可能有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因此，要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和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以下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和战略制高点。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要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要改善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进一步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

（二）继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全面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加快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促进产业升级、参与国际竞争、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在吸纳就业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强化产权保护，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三）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这对于保持宏观经济大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健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国家规划等多种政策工具相统一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宏观调控政策协调配合。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节能环保、民生改善等调控目标之间要相互衔接，避免顾此失彼。各项调控目标与政策手段之间要协调配合，财政、货币、投资、产业、土地等政策工具要科学统筹、综合运用，实现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的内在统一，避免政策工具之间相互矛盾和抵消，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四）加快改革财税体制

这项改革极为重要和迫切。必须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建立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体制。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全面改革资源税。逐步建立健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构建地方税体系。

（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必须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不断增强金融市场功能。继续深入推进国家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改革，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加快多层次金融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债券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推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积极培育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稳步推进金融开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4．总结

在不久前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才能给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才能不断适应世界的发展，才能不断解决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要正确把握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和重点任务，不断把经济体制改革引向深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参 考 文 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3

[2]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

[3] 刘国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M]，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

[4] 林毅夫，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J]，经济研究，1997

[5] 许经勇，中国农村经济改革，[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6] 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第四篇：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

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

作者：倪毅 高晓华 2007年3月

内容摘要

监狱经济是伴随着监狱及其行刑活动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它的存在及其发展不仅能使罪犯劳动力资源得到开发利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而且还能为监狱有效执行刑罚提供物质保障和现实载体。而监狱经济的运行状况，直接取决于监狱经济体制。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监狱经济体制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监狱和监狱企业合为一体的体制，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狱企业在竞争中力不从心，处于弱者地位，经济效益不断下滑，监狱的生存也受到了直接威胁，监狱的改造质量水平因此而不断下降。表现在监狱经济方面，面临着监狱企业补充监狱各项建设经费、生产经营债务、办社会等负担过重；监狱企业长期投入不足，发展空间严重受阻；传统监狱企业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等主要困难与问题。表现在监狱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监狱刑罚执行、教育改造职能和监狱经济管理职能难以到位；监、企、社混合多元体制造成监狱工作复杂与艰难；现行监狱经济体制的瑕疵容易滋生司法腐败等主要弊端。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及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以“监企合一”为核心的监狱经济体制面临的困难与弊端逐步显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因而这一问题也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对监狱经济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回顾的基础上，明确了监狱经济的重要地位，论证了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从多方面分析了监狱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并提出了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对策。本文认为，必须加快监狱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大改革力度，落实全额保障政策，推进监、企、社分开，使监狱更好地履行刑罚执行职能；要认真执行政策，将监狱执法经费支出与监狱企业收入分开；要努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顺监企关系，建立促进新型监狱体制规范运行，以“全额保障，监企社分离，收支分开，规范运行”为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从体制、机制和源头上解决目前监狱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而真正建立和完善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新型监狱体制和工作机制。关键词：监狱 经济改革 探讨

目 录

摘要 ……………………………………………………………1 引言 ……………………………………………………………4

一、监狱经济的概述 …………………………………………7

（一）监狱经济的基本涵义 …………………………………7

（二）监狱经济的主要特点 …………………………………7

（三）监狱经济关系 …………………………………………9

（四）监狱经济的产生原因 …………………………………10

二、我国监狱经济及相关体制发展的历史沿革 ……………14

（一）新中国监狱生产的创建阶段 ……………………… 15

（二）监狱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阶段 ……………………… 16

（三）我国监狱经济的现状 …………………………………19

三、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 20

（一）当前监狱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与问题 ……………… 20

（二）现行监狱经济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 ………………… 24

四、对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 ……………………… 27

（一）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 27

（二）监狱经济体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 …………………… 28

（三）对于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 29 结束语 ………………………………………………………… 34 参考文献 ……………………………………………………… 35 后记 …………………………………………………………… 37

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

引 言

罪犯劳动是指罪犯在监狱机关的组织和监督下从事改造自然并使自身得到改造的活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基本条件。” 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创造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劳动实践是人的意识、观念产生、发展及转化的主要源泉。罪犯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应该参加劳动，需要在劳动中改造自身。罪犯劳动是人类社会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自由刑执行的基本内容之一，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改造罪犯。

罪犯劳动并非我国独有。16世纪建造的阿姆斯特丹监狱据认为是“以劳动疗法使犯人回归社会”的第一批现代监狱。罪犯劳动也是国际人权文件规定的囚犯义务。世界各国的法律也都明确规定服刑犯人须参加劳动。现代各国监狱普遍认为，对罪犯的有效劳动进行合理的经营还可以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节约改造成本。

我国的罪犯劳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劳动学说为指导，成为改造罪犯、造就新人的基本手段，从而使罪犯脱离了残酷的惩罚和压迫，这是我国罪犯劳动的本质和特色所在。我国现行《监狱法》明文规定，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改造原则，并由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为适应劳动改造罪犯需要，保障监狱罪犯劳动改造场所和条件，监狱兴办生产经营项目进而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一个特殊部分即监狱经济。

我国监狱经济作为国有经济的特殊组成部分，受历史原因和计划经济体制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监狱工作的附属地位。从建国初期的“三个为了”，到“两个结合”，再到“改造第一，生产第二”，历次监狱工作方针虽然都是符合当时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正确指导，但是监狱经济的地位始终处于附属的地位，对监狱经济的管理同监狱管理一样，长期实行中央和地方管理，逐步形成了“监企合一” 的监狱经济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体制，生产靠计划，材料靠供应，设备靠调拨，产品靠包销，根本不存在竞争，这与监狱集中领导、半军事化管理、封闭式运行的体制十分适应，使监狱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发展监狱经济不仅提供了劳动改造罪犯的场所，而且为社会创造了一定的物质财富，缓解了国家财力不足、监狱经费紧张的状况。但是由于长期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和附属地位，监狱企业的管理十分粗放，效益低下，同时由于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造成各省市监狱企业发展也很不平衡，加之监狱企业涉及的行业多、产品杂，机械、煤炭、电力、建材、农业等传统产业几乎无所不包，且地处分散，技术含量低，规模小，竞争力差，形成了多种管理模式和复杂的经济格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监企合一”的管理体制使监狱企业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难以适应市场竞争，普遍出现了经营困难。同时由于监狱经费不能足额保障到位，监狱企业又背负上补偿监狱经费和办社会职能的重负，造成监狱经济步入发展困境。市场经济要求监狱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但是由于生产收入和监狱经费直接挂钩，监狱企业既要按照法律规定，服从、服务于监狱“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 的工作方针，又要遵循各自所处的行业特点、规律、法规办事，所以监狱企业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并且由于监狱经济的困境，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监狱刑罚执行职能的发挥，个别监狱甚至发生了利用职权创收等严重的警察犯罪案件。

近年来，国家司法部作为监狱主管部门会同理论界与相关部门先后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监狱经济困难的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对监狱企业的扶持优惠政策，但是至今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监狱经济发展问题。针对监狱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基层监狱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尝试，但是由于全国监狱经济管理模式和条件千差万别，一直没有探索出普遍适应全国监狱企业发展的成功道路，监狱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坚冰。

笔者作为司法行政系统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工作实践中亲历了监狱经济体制改革和探索的过程。特别是参加了经济管理研究生课程学习以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进行监狱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走出监狱经济发展困境，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监狱正确执行刑罚，维护安全稳定职能的迫切需要。所以，对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学习和研究，积极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狱经济管理模式，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本文以经济管理学科的相关理论作指导，阐述监狱经济的概况，分析我国监狱经济体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初步探求具体之改革措施。

一、监狱经济的概述

（一）监狱经济的基本涵义

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在履行惩罚和改造罪犯职能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即罪犯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从监狱这一微观层面讲，已经超出了刑罚执行的范围，但这一问题本身又与刑罚执行活动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罪犯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可能脱离监狱及其行刑活动而完全独立存在。无论哪个时期的监狱，其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都难以回避罪犯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即罪犯劳动问题。

对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纯粹的经济活动。而开发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既具有一般经济活动的共同内容和本质，同时也有它自身的特性。开发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其前提条件是罪犯及其监狱的存在，没有罪犯及其监狱的存在，也就无所谓罪犯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据此，可以将监狱经济定义为：与监狱行刑活动相伴而产生，以罪犯为主要劳动力并在其过程中完成对罪犯劳动改造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的总和。监狱经济的核心是监狱生产，监狱经济的组织主体是监狱企业，而不是监狱，对监狱而言，监狱经济活动有它的独特性。监狱经济的存在、运行和发展，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讲成本和收益，不能提供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监狱经济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

（二）监狱经济的主要特点

1、监狱经济与监狱行刑的融合性。

与一般社会经济活动相比较，监狱经济与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监狱经济活动以监狱的在押犯为主要劳动力。作为劳动者，国家有义务对罪犯劳动力资源加以开发利用。作为罪犯，国家有权利也有义务对其进行惩罚和改造。监狱经济活动和监狱行刑活动，都离不开罪犯这一共同主体。与罪犯作为特殊劳动者的身份相比较，罪犯作为刑罚惩罚和改造的对象的身份应是根本的，罪犯无权以参加监狱经济活动为理由，而摆脱监狱对其进行的惩罚和改造活动，任何组织也无权以开发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为理由，而使罪犯脱离监狱行刑活动。在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和罪犯接受刑罚的前提下，对罪犯劳动力资源进行开发利用这一监狱经济特殊的活动才能存在。所以，监狱经济活动与监狱行刑活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监狱行刑活动直接影响着监狱经济活动及其效率和效益。

监狱经济活动与监狱行刑活动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由于罪犯是这两个活动的共同主体，因此，监狱经济活动不仅和监狱行刑活动存在着联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与其融合在一起。依据我国刑事法学原理和有关刑事法律规定，我国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即监狱行刑，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惩罚和改造罪犯。剥夺自由是惩罚罪犯的内容之一，除此之外，依法强制有劳动能力的罪犯进行劳动，以及给予罪犯较低的劳动报酬等，也是惩罚罪犯的内容。因此，我国有关刑事法律明确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应当或必须参加劳动。罪犯在劳动过程中，同样也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因而，罪犯劳动本身包含着刑罚对罪犯的惩罚性在内。

2、监狱经济存在的客观性和运行的相对独立性。

监狱经济虽然以罪犯及其监狱的存在为前提，并受监狱行刑的影响和制约，但监狱经济活动有它的相对独立性。监狱对罪犯进行惩罚和改造是监狱的基本职能，也是监狱的权利。但是，监狱在行使其权利、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并不能否定对罪犯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一客观要求及其实践活动。罪犯入监服刑，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无条件地为罪犯提供其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按劳分配原则也并不因一个人的法律身份的改变而改变。罪犯需要劳动，罪犯必须劳动，这不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社会对罪犯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必然要求。因此，监狱经济的存在是客观的。开发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并不会影响监狱的行刑活动，在服从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它反而会促进监狱行刑活动的效率和效益的提高。

监狱经济的存在不但是客观的，而且其运行也是相对独立的。监狱不能以行刑为借口，直接干涉监狱经济活动，也不能为监狱经济活动制造障碍。监狱经济在运行过程中，要服从市场法则，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样，监狱经济活动才能存在并正常运行。监狱行刑活动虽然会影响监狱经济活动，但它却不能改变监狱经济活动的本质，监狱经济活动更不能演化为监狱行刑活动。

3、监狱经济追求效益的双重性。

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监狱经济首先必须追求经济效益。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收益，这是经济活动的一般性质的内在要求。如果没有好的经济效益，监狱经济就无法存在和发展。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监狱经济在运行中，也必须追求改造罪犯的社会效益。国家组织罪犯劳动，除了开发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发展监狱经济，获取经济效益，以弥补监狱经费不足的目的之外，另一个目的则是要在劳动过程中实现对罪犯的思想改造。由于监狱经济活动的劳动力主要是罪犯，如果在其运行过程中不重视甚至放弃改造罪犯的社会效益，那么，监狱经济将会因缺乏合格劳动力而无法正常运行，监狱经济也就无法取得好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监狱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改造罪犯的社会效益则是监狱经济存在和发展的保障。

（三）监狱经济关系

社会生产都是劳动者为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一种集体活动。在生产活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必然要围绕经济利益而发生各种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存在及其合理程度，直接影响到生产活动本身的效益，影响到各方经济利益的实现。

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监狱经济在运行中也必然会存在罪犯与国家、监狱（企业）、社会等等间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根据我国监狱经济发展的历史及目前的有关规定，监狱经济是具有国有性质的经济成分，监狱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罪犯虽然也是这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他们不能像普通公民那样实现与这部分生产资料的自愿结合。因此，在监狱生产的运行过程中，从罪犯与国家之间的地位看，不可能是平等的，罪犯不可能成为监狱生产过程中的主人，他们无权行使监狱企业的经营管理权。

----从分配关系来看，对罪犯而言，监狱企业也应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但由于罪犯劳动本身的改造性质，决定了罪犯不可能像普通劳动者那样，其劳动成果除扣除交给社会的那部分之外，其余成果全部归自己所有。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罪犯给社会、他人造成了财产或人身方面的损害，因此，罪犯的劳动成果必须扣除罪犯给社会和他人的损害赔偿，剩余的部分才归犯人所有。

----从交换关系来看，罪犯虽然也存在着与社会的交换关系，但由于罪犯没有人身自由，罪犯在交换中的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而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从消费关系来看，由于国家与罪犯之间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罪犯的消费完全是为了个人，不具有依附性，也没有歧视性。而且罪犯本身又是刑罚惩罚和改造的对象，其个人消费与刑罚执行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内在地决定了罪犯消费在更大程度上具有集体性和保障性。

（四）监狱经济的产生原因

1、经济原因。

组织罪犯参加监狱生产劳动，是罪犯生存的必然要求。与普通公民一样，罪犯也是消费者，为了维持生命的存在，罪犯必然要消耗一定的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只有靠生产劳动才能创造出来。在罪犯的生命得以维持、延续的条件下，才能谈到对其的惩罚和改造。那么，罪犯怎样才能取得生活资料呢？从理论上来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罪犯获得消费品的原则与普通公民一样，也是按劳分配；另一种情况是国家财政无偿提供罪犯的生活费用，即由守法公民向国家交税来养活违法犯罪者。而后者只能是建立在罪犯拒绝参加劳动、缺乏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基础之上。但拒绝参加劳动和缺乏劳动能力不是绝对的，国家可依法强制罪犯参加劳动；可通过教育等方法转变罪犯观念，使其愿意参加劳动；也可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手段，激励和刺激罪犯积极主动参加劳动；对缺乏劳动能力的罪犯，可以对其进行教育和培训，使其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这样，通过加强对监狱企业的管理，以及国家给监狱企业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等措施，都可能使监狱企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最终使罪犯通过劳动获得自己的生存资料。因此，组织罪犯进行劳动即组织监狱生产，从而让罪犯通过自我劳动来维持自我生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科学合理的，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罪犯身上的特殊体现。

另外，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也是监狱经济产生的经济原因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源的有限性对经济的发展构成严重的制约。与过去相比，罪犯构成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罪犯年龄普遍较小，文化水平普遍较高，作为掌握着一定知识和技能的罪犯，他们是社会劳动力资源的组成部分，数量也较可观，对其加以开发利用，是社会的要求，也就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罪犯虽然是社会经济的直接或间接破坏者，但还有可能成为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对这些依法集中起来的劳动力资源不加以开发和利用，从纯经济角度看，是对经济资源的浪费，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对法律效率原则即行刑低成本、高效益原则的违背。因为罪犯不仅以失去自由作为接受刑罚的成本，而且它同时也支付了劳动力资源这一成本，不对这一资源加以利用，对罪犯来说就只有成本投入，而没有经济收益。作为年龄构成偏低的罪犯群体，他们是社会未来的劳动者，对他们的劳动技能加以培训，本身就是政府的职责。所以，罪犯本身及其构成发生的内在变化，促使政府不仅要惩罚和改造罪犯，而且要培植、开发和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监狱经济因此必然产生。

2、社会原因。

人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体，而且是社会意义上的生命体，社会性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人的社会性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感情与物质的交流和交换来体现和实现的，而这种交流和交换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在社会的生产劳动过程中进行和完成的。罪犯虽然是被剥夺或限制自由的人，并被囚禁在一定的场所之内，但他们并没有失去人的社会属性，而且也不能将其与社会完全隔绝，使其失去人的社会属性。在罪犯被囚禁、失去一定自由的前提下，其与社会进行交流的最直接、最有效、最根本的渠道，就是监狱生产劳动。监狱企业通过组织罪犯生产劳动，就与社会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罪犯通过创造物质产品，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生产的产品也输入到监狱和监狱企业，使其需要得到满足。生产劳动作为一个媒介，把罪犯和社会联系起来，实现了罪犯和社会之间的交流，使罪犯作为人所应有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因此，由监狱生产劳动形成的监狱经济是罪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监狱人格，并重新社会化的真正起点和重要途径。

3、法律原因。

生产劳动既然是人的社会性的要求和体现，是人谋生的手段，那么，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通过人与人的交流，通过人与自然的斗争，必然会形成对生产组织体内所有成员产生约束作用和普遍认同的观念、制度和规则。个体对于组织而言，适应这些观念、制度和规则者得以存在，不适者将被淘汰。为了求得生存，个体必然会不断地适应组织的要求，为此，它就必须不断对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加以调整。这样，作为存在于生产组织体内的个人，其观念和行为必然会发生积极的变化。依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监狱不仅要惩罚罪犯，而且要改造罪犯，即要改造罪犯的犯罪思想观念，矫正罪犯畸形的犯罪心理结构。而生产劳动本身就具有使人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结构等发生变化的基本功能。

因此，借助生产劳动这一手段，来实现对罪犯思想观念等的转变，就必然成为我国刑事法律改造罪犯的首选方法和途径。因此，我国现行《监狱法》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罪犯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服从管理，接受教育，参加劳动。”

4、政治原因。

我国监狱劳动改造罪犯的理论根据直接引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和劳动学一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监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就是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即监狱、特殊队伍及军队等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家也就出现了。”。监狱就是国家凭借强力的后盾，拘束、限制人身自由，实行关押、劳动的场所。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监狱的政治属性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工具”，其具有依法监禁和惩罚罪犯，保持国家政局稳定，维护社会安康有序的重要职能。但是，监禁和惩罚罪犯不是社会主义监狱的终极目的，社会主义监狱的终极目的是“改造他们”。要“组织罪犯劳动，从而使罪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新的需要，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形成新的品质，新的语言，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学得一定程度的劳动技能，以利于从监狱出来之后重新做人”。

我国监狱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特殊公共机构，对其所生产的公共产品的最终定位，从政治上讲必然设定在通过教育改造进而让罪犯认同社会主义普遍的价值观，回归社会后能积极适应或基本适应主流社会，成为与主流社会相容的人这一层面上来。这就需要我们监狱工作要以不断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为中心，积极矫正罪犯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把过去危害社会秩序的罪犯锻造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公民。提高罪犯改造质量除了监管惩治和教育转化手段外，主要依靠劳动改造手段即通过组织监狱经济生产，在罪犯劳动中改进其思想素质，提高其劳动技能，达到改造罪犯维护社会稳定之目的，这是监狱政治属性的有效体现。

二、我国监狱经济及相关体制发展的历史沿革

监狱经济是伴随我国劳动改造罪犯的实践活动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监狱经济既具有一般社会经济的共性，又具有服从、服务于改造罪犯的个性特征。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治体制和刑罚执行制度变化的影响，建国以来我国监狱经济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新中国监狱生产的创建阶段

我国的监狱生产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就有了监禁反革命分子的监狱，出现了监狱生产的雏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各革命根据地为了关押和改造犯罪分子，先后建立了看守所、劳动感化院、犯人自新所等刑罚机构，开始www.xiexiebang.com有组织、有目的地安排罪犯从事生产劳动。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改造罪犯问题指出：“苏维埃的监狱对于死刑以外的罪犯是采取感化主义，即用共产主义精神与劳动纪律去教育犯人，改变犯人犯罪的本质。” 在后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同志又确定了犯人必须参加强制性的生产劳动的原则。抗日战争时期，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各个根据地，根据《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的规定，分别建立了监狱、看守所以及相应的管理、教育、劳动制度。由于这时期的监狱大多在农村，监狱生产主要以农业为主，以佣工、小手工业、运输业为辅。比如晋察冀边区监狱，1942年关押犯人2000余名，代耕土地2100亩。太行区监狱自种310.2亩，代耕268.2亩，开荒180.6亩，其它513亩，总计1272亩。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迅速扩大，监狱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开始依托城市发展工业项目。比如，1949年西安解放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监狱利用伪陕西省第一监狱留下的两架破旧石印机开始了石印生产，利用接收下来的手铐、脚镣开始了制钉生产，利用废铜搞起制造墨盒的铜工生产，利用破棉被作原料进行制鞋生产，修复旧织布机进行纺织生产等等。

我国建国前的监狱生产是在复杂环境和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生产的目的首先是改造罪犯的犯罪恶习，使其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同时也是为了解决监狱自身的困难，争取监狱经费自给自足，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尽管建国前监狱生产的条件十分简陋，生产规模不大，但是就监狱生产为改造罪犯服务的特殊性质和监狱生产的特殊组织管理形式而言，我国建国前的监狱生产已处于监狱经济的萌芽阶段，它为建国后监狱经济的创立发展积累了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不甘心灭亡的反动势力大肆进行破坏活动，企图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为了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集中逮捕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普通刑事犯罪分子，除少数被判处死刑的以外，绝大部分被判处了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一时期，罪犯数量急剧增加，关押场所严重不足。国家因财政困难，无力大规模修建监狱，解决罪犯的吃、穿、住问题。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在1951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提出：“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的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由公安部集中统一领导，各地本着“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的原则，开始了大规模地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劳改生产也随之全面铺开，相继建成了一批工厂、农场、矿山，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形成了较大的生产能力。不仅解决了关押场所紧张和罪犯坐吃闲饭的问题，而且为以后监狱生产大规模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二）监狱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阶段 1、1952年至1956年监狱经济的形成和全面发展阶段。

监狱经济是在监狱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建国初期，我国的监狱生产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对此，1952年第一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决议提出：“劳改生产，从政治上看，是属于改造罪犯成为新人的一项政策；从经济上看，是属于国民经济性质的特殊企业，应列入国家生产建设总计划内，在各级财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1954年政务院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进一步规定：中央和省、市应当成立劳动改造和生产管理委员会，领导和监督劳动改造生产计划的实施。劳动改造生产的发展方向是：由省、市集中经营，大力推进农业生产；进行有发展前途的工、矿、窑业生产；组织水利、筑路等建设工程的生产。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监狱生产全面展开，生产场所不断扩大，并形成了发展大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到1956年，监狱生产己形成了农业、工业、矿山、建筑、商业、运输等门类比较齐全的经济格局，而且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己与国民经济相衔接，从而得到飞速发展。2、1957年至1965年大规模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由于党和国家加强了对监狱经济的组织领导，中央成立了由薄一波为主任的劳改生产管理委员会，劳改生产划归地方国营管理后，地方财委从财力、技术等方面给予了积极扶持，劳改机关大胆使用在押罪犯中的科技人才，排除极左思潮的影响，从而使劳改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突出表现是：农业方面由单纯粮食生产发展为粮、棉、油、畜牧、加工等综合经营，粮食产量增加，经济效益提高；工业方面，由手工业、加工业、小作坊向钢铁、化工、电子、冶金、矿山、纺织、机械等重工业、制造业、能源基础工业发展，相继建设了一批改造好、生产好、物质条件和设备好的工业企业，并生产出了一批高、精、尖产品和国家急需产品。到1965年，全国劳改生产工业总产值达17.6亿元，粮食总产量达18.4亿斤，物质基础大大增强。3、1966年至1976年在困难中发展阶段。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劳改工作也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摧残，全国劳改单位被砍掉一半，农业耕地面积减少了6096亩，固定资产损失20多亿元，不少劳改单位一度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生产、基建和物质供应全部纳入地方非生产部门，致使基建资金和管理经费无人负责解决，给劳改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但是，各地劳改机关和广大劳改工作警察怀着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内乱”中坚守岗位，克尽职责，采取各种方式抵制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方面做好监管改造工作，保证劳改场所的稳定，另一方面，在社会厂矿企业停工停产闹革命的时候，大力发展劳改生产，为国家提供急需的工、农业产品，在特殊困难的条件下，劳改经济保持着增长的势头。4、1977年至1992年恢复整顿与发展阶段。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我国劳改工作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采取积极措施，恢复和整顿劳改经济。工业方面，调整生产格局，改善经营管理，向多行业、多门类、多品种、低消耗、高技术含量发展；农业方面，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向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发展，多种经营取得良好效益。这一时期是监狱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此后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劳改经济坚持改革、开放，从抓内部机制的转换入手，积极推行承包责任制，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加强横向经济联合，开拓多元化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了积极进展。表现为：企业素质明显提高，一大批企业被评为省级、国家级先进企业，甚至还出现了一部分科技先导型的企业集团，产品质量跃上一个新台阶，监狱经济效益呈现快速增长。到1990年，全国监狱年产值达25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0.8%。5、1992年至今进入市场经济艰难发展阶段。进入9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发布后，监狱生产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监狱经济体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受到了严重挑战，从观念、体制到经营管理方式都习惯于计划经济的监狱企业，在市场竞争面前显得很不适应，相当多的监狱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有一部分甚至己经达到崩溃或破产的边缘，监狱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三）我国监狱经济的现状

据统计，至2005年，全国共有监狱**多所，在押罪犯**多万名，其中有未成年犯管教所**所，未成年犯 **万余名，监禁率为**。监狱创办各类企业总数**余家。这些企业都是各地按照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有关规定，经过清理整顿后保留下来的。

按照与监狱工作的紧密程度，这些监狱企业可以划分为三类。一类是直接为改造罪犯服务的必保企业，占企业总数的70.55%。根据监狱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指数和市场前景等因素进行初步分类，这些必保企业可大致划分为：发展型企业，占必保企业总数的18.6%；一般型企业，占47.8%；困难型企业，占33.6%。一类是为监狱生产服务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9%。一类是安置警察家属、子女就业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9%。

按照行业划分，监狱企业中，工业企业**余家，约占企业总数的64.9%,主要从事机械、建材、煤炭、冶金、轻工、纺织等产品生产及劳务加工业生产；农业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17.7%；建筑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3.2%；服务业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4.5%；其他类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9.8%。在**余家工业企业中，有自主产品的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49%；其余企业主要从事来料来样性质的劳务加工。

监狱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令人堪忧。据统计，至2002年，全国监狱企业共有生产经营性资产**亿元，资产负债率**1%，主营业务收入**亿元，利润**亿元，当年补充监狱执法和管理性支出经费34亿元，历年累计亏损挂帐44亿元。全国整体盈利的省（自治区、直辖市）21个，盈利额**亿元，其中山东省盈利**亿元，占盈利总额的**%，其余均都有不同程度的亏损，亏损面达38%。

三、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狱企业在竞争中力不从心，处于弱者地位；监狱经济效益不断下滑，监狱的生存受到直接威胁，监狱的改造质量水平因此而不断下降。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及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以“监企合一”为核心的监狱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步显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一）当前监狱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与问题

由于监狱企业的特殊性质和历史遗留的诸多问题，当前监狱企业既面临与社会国有企业同样的困难，也存在自身特有的困难和问题；既有历史形成的沉重负担，也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新出现的难题；既有资金、技术长期投入不足，有关扶持政策不到位造成的困难，也有自身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管理不规范形成的制约。总体上看，监狱企业比一般社会国有企业困难更大，情况也更复杂。

1、监狱企业负担过重。

监狱企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负担：

一是补充监狱各项经费的负担。按照现行的《监狱财务制度》（1997年财政部发），靠监狱生产收入补充的费用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监狱建设费用。第二种是监狱维持基本运转所需经费。第三种是维持监狱正常运转所需的其它经费。如，2000年各级财政对监狱拨款共88亿元，实际支出122亿元，企业弥补了34亿元；2001年各级财政对监狱拨款109亿元，实际支出144亿元，企业弥补了35亿元。2003年8月，原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在有关监狱工作会议上指出“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制定的标准，要保证监狱正常运转，（年监管改造经费）至少需要200亿。（目前）这个差额约90亿，而且这90亿不是一次性投入，年年要投入这个数，将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投入还要增加，还要逐步提高。”可见，由于监管改造经费的实际需求与财政保障之间的矛盾，使补充财政经费的很大缺口日益成为监狱企业过多过重的负担。事实上，目前也已经形成了财政按既定项目和财力状况给予部分经费保障，监狱系统维持运转所需其余各项经费都由监狱企业兜底的格局，致使多数企业已经不堪重负。

二是债务负担。尽管自2002年以来，司法部积极协同财政部和国家开发银行，分批开展开行贷款核销工作，但近几年来全国监狱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仍保持在**%左右，远高于一般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监狱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的主要原因：一是企业长期没有国家资本金注入，流动资金和各项生产经费完全靠贷款，而产生的经济效益绝大部分用于补充监狱经费和维持整个监狱系统的运转，难以还贷而多年积累成债；二是在生产补充监狱设施建设经费仍然不足的情况下，部分监狱为应急，迫不得已将生产性贷款用于监狱设施的建设，实事上形成了短期内无法偿还的长期债务；三是不少省市对国务院为扶持监狱企业制定的专项贷款贴息政策未按规定落实到位，企业贷款越多，负担越重。据调查，目前河北、江西、湖北、湖南、吉林、陕西等全省系统的监狱企业资产负债率己接近或超过100%。全国现有困难型的**余家监狱生产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大多数已资不抵债。沉重的债务负担，致使监狱企业不堪重负，举步维艰。

三是人员和办社会负担。由于财政没有负担监狱系统的工人经费，监狱系统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严重滞后，这些大量在职和退休工人愈来愈成为监狱自身背不动、卸不掉的沉重包袱。监狱企业生产困难不断加重，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大多数监狱地处偏僻，远离城镇，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自办社会。以2000年为例，当年监狱系统工人经费总支出就达**亿元；**个监狱创办的医院、学校、幼儿园、社区、派出所、检察室、法庭等社会机构，仅支付机构人员经费就达近8亿元，这些费用全部转嫁到监狱企业，由其负担。

2、监狱企业长期投入不足，存在部分罪犯坐吃闲饭。

据统计，从1984年到1999年，国家共给监狱企业安排生产性基建和技改专项贷款124亿元，建成1200多个生产项目，解决了**万名罪犯的劳动改造手段和场所问题，使全国监狱提供的罪犯生产劳动岗位达到**万个。但是进入“十五”时期以后，监狱企业己经没有任何形式的国家投资支持。近几年来，由于国家决策机构开展的多轮次“严打”整治活动，押犯数量增幅较大。加之不少监狱企业经营困难导致开工不足等原因，监狱劳动场所和劳动岗位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一是罪犯大量增加，监狱无力扩大劳动场所，增加劳动岗位，“坐吃闲饭”的罪犯越来越多。2005年，监狱在押罪犯**多万人，罪犯生产劳动岗位缺口近40%。

二是一些罪犯将丧失原有劳动岗位。如资源枯竭的煤矿和非煤矿山，国家产业政策明令关闭或淘汰的“五小”企业，地处当地政府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区域内的监狱农场，监管安全或生产安全缺乏保证的劳务性生产，以及即将实施关闭破产的其它监狱企业等。三是实施监狱布局调整过程中，也必然伴随着监狱经济结构的调整。一些规模太小、过于分散的监狱连同劳动力场所进行重新整合后，劳动岗位也会相应减少。

四是相当一部分监狱企业由于技术、装备水平落后，产品缺乏竞争力，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据对全国监狱企业生产的756种工业产品的统计，70%左右属于一般或市场滞销产品。

3、监狱企业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

由于监狱企业的特殊性和体制上相对封闭等原因，监狱系统内外对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如何确定监狱企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多年来认识不统一，又缺乏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致使对实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和措施议而不决，监狱企业改革长期游离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之外，目前绝大多数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监企合一”的老体制。传统的监狱生产一直是按照监狱行政管理体制管理的，实行的是一个监狱两块牌子的“监企合一”模式。对这一体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国发〔1995〕4号）中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负责领导和管理本系统的各类生产单位”。2001年8月27日，经国务院同意颁布的《监狱劳教生产企业规范管理办法》中再次予以确认。国务院批准的司法部“三定方案”（国办发[1998]90号）则规定了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具有“指导全国监狱的生产、基建、装备、财务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职能。目前，除部分地市监狱所属的企业由所在地市的主管部门管理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企业的管理体制与监狱的管理体制相同，实行“省、部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省以下垂直管理”的体制，即：企业在生产、计划、资产、投资、劳动、人事等方面都由省监狱局统一领导和管理。基层监狱的生产管理方面，主要沿袭计划经济时期多年的惯例，实行“监企合一”的管理办法。长期以来，许多监狱的门口同时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监狱的牌子，一块是企业的牌子，对内称监狱，对外称企业。监狱长既是监狱的行政首长，又是监狱企业的厂长、经理；监狱警察既是刑罚执行人员，又是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监狱既要追求改造罪犯的社会效益，又要追求企业的经济效益。在这种体制下，要求监狱功能多元化，不仅要承担监管改造罪犯的专政机关的职能，还逐步承担了办企业，办农场、办社会的职能。在经费保障上，计划经济时期，监狱经费实行的是以收抵支的大包干模式，这种经费保障模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取得了成功，但是在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监狱企业背负的沉重负担让企业举步维艰，继而影响到监狱经费保障问题和正常的监管改造工作，甚至出现了监狱警察发不出工资，罪犯吃不上饭的窘境。

（二）现行监狱经济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

现行以“监企合一”为核心的监狱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品短缺时代是可行的，它曾一度创造了辉煌，但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入世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明显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其存在的弊端日渐暴露出来，主要问题是：

1、监狱执法职能和监狱经济管理职能难以到位。

监狱管理体制与监狱经济管理体制合一导致监狱职能严重错位。在这种体制下，出现了一个单位两个牌子（对内是监狱，对外是公司或厂矿），一个单位两项任务（刑罚执行、经济任务），一个人两个职务（既是监狱长，又是经理）的怪现象。法律虽然明确规定监狱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刑罚，但是，由于国家提供的监狱经费未能全额保障，为弥补监狱经费的不足，为了切身经济利益，监狱工作实际不得不把发展经济放到重要的位子上，因此监狱的执法职能必然严重削弱，出现执法职能不到位的现象。

从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讲，在“监企合一”的体制下，监狱企业在国家经济运行中没有完整的企业经营权，表现在：一是对自己的资产只有占有权、使用权，而没有受益权和处理权；二是企业在劳动用工、人事管理、机构设置上没有自主权；三是企业管理人员是监狱人民警察，其收益与企业经营状况不能完全直接挂钩；四是企业对其债务不具有完全清偿的民事权力能力，更不能通过创设、变更和终止民事经济法律关系而实现自身的优胜劣汰；五是监狱企业没把经济效益最大化当作自己的根本目标，而法律规定首要任务是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因此，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制度，本质职能是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刑罚司法制度。另一方面单从外部环境条件讲，系统的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和方案至今尚无正式出台，使得监狱经济管理在市场经济过程中无所适从，监狱经济管理职能无法到位。从执行刑罚改造罪犯方面讲，“监企合一”使得生产经营活动过多地挤占了有限的刑罚资源，牵扯了太多的人员与精力，造成监狱警察角色的矛盾和错位，造成监狱经费没有稳定的保障。当一个监狱不得不为生存而挣扎奋斗时，社会企业经营者必须在背负繁重的监管改造任务，保证监狱安全稳定的巨大压力下从事经营，监狱企业的种种特殊性使得它难以完全按市场规律办事，生产要素难以实现优化组合，无法象真正的企业那样去组织管理，去应对市场风险和挑战，引进高水平的技术管理人才，更无法形成产权和投资的主体多元化。再加上历史上形成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装备水平低，工艺落后，设备老化等原因，以及企业的额外负担沉重，经营者素质不高，劳动技术在低水平上循环，因而设备技术难以更新，新产品难以开发，融资无渠道，在国有企业中发展日渐落后，经营日趋艰难，除极少数企业盈利外，绝大多数企业困难重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出现严重亏损，处于资不抵债、破产倒闭的边缘。人们期望的改造与生产相互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目标难以实现，甚至相互制约。

2、监、企、社混合多元体制造成监狱工作复杂与艰难。

新中国监狱初创时，出于政治安全及劳动改造不与民争利的考虑，许多监狱建在远离城镇的边荒落后地区，且基本上独立于社会，因此许多监狱除了承担教育改造和监狱生产任务外，还要办医院、学校、幼儿园等，有的还设立了派出所、法庭及社区管理机构。监狱形成了自我封闭、自成体系的小社会。而这些办社会的成本大多转嫁到监狱企业身上，由其来负担消化。监狱及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但在目前却成为影响监狱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监狱其它各项工作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监企合一”问题的严重性在此也显得十分突出。我国监狱与监狱企业、监狱自我社会服务体系己经合体共生了几十年，相互之间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不仅表现在供养关系上，而且监狱企业及自我社会服务体系，实际上是许多警察、警察家属子女赖以就业谋生的唯一场所，设置在中等城市以外的监狱尤其如此。当改革分离监狱生产经营和社会服务职能时，不能不慎重考虑监狱巨大经费开支的保障，罪犯劳动改造实现形式的稳定有效，部分警察（主要是专业技术警察）及大批家属子女的就业出路，监狱企业由谁来运作经营保值增值并为罪犯劳动改造提供劳动服务，监狱社区的服务职能由谁承担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里的每一个方面的改革调整都是棘手的难题。在稳定、发展、改革的大局中，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大问题，而监狱的安全稳定决不像有些人所想的“只要不跑犯人、不出恶性事故就可以高枕无忧”那么简单。监狱的安全稳定是个系统问题，上述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中每一个问题解决不好，都足以影响监狱的安全稳定。

3、容易滋生司法腐败。

由于“监企不分”和国家不能足额保障监狱经费到位，最终形成收支不分。为追求经济利益，解决监狱经费不足等问题，某些监狱及监狱领导干部以牺牲严格、公正、公平执法为代价，在罪犯缓刑、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执法环节上，搞权钱交易、权刑交易。如，大连监狱案便充分暴露了现行“监企合一”体制的弊端，这种因体制弊端所产生的司法腐败虽是个案，但却有典型性。该案大连监狱利用罪犯帮助监狱企业找项目、找产品销路、找市场、找资金，与不符合缓刑、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进行权刑交易和权钱交易。以大连监狱长谢红军为首的多名干警在这些交易中徇私枉法、贪污受贿，震惊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此事作了重要批示，指出了案件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要求司法部一查到底，严肃处理，并要举一反三，狠抓整顿。出现这种现象固然缘于少数监狱干警的素质低下，但体制缺陷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严重影响了执法的公平与公正，制约了监狱工作的发展。这种因体制原因滋生的司法腐败，是产生监狱执法环节腐败的源头。

四、对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

（一）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如上所述，以“监企合一”为核心的监狱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所以笔者认为必须加快监狱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大改革力度，落实全额保障政策，推进监、企、社分开，使监狱更好地履行刑罚执行职能；要认真执行政策，将监狱执法经费支出与监狱企业收入分开；要努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顺监企关系，建立促进新型监狱体制规范运行，以“全额保障，监企社分离，收支分开，规范运行”为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从体制、机制和源头上解决目前监狱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而真正建立和完善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新型监狱体制和工作机制。

（二）监狱经济体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

深入改革监狱经济体制，会触动到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个人的利益。为了减少阻力，取得应有的效果，监狱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要进一步明晰国家与监狱企业的职责。

在“监企合一”的体制下，由于受历史条件的约束，国家为监狱提供运转经费的责任被转嫁给了监狱企业，而监狱企业由于受到监狱行刑的直接制约，不能充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导致经济效益下滑，无法为监狱提供必要的运转经费。在当前国家财政实力大大增强、社会主义法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国家理所应当地承担起为监狱提供财政经费的应有职责，以减轻监狱企业的负担，彻底改变两者之间的责任转嫁问题。

2、要彻底纠正监狱和监狱企业的职能错位。

在“监企合一”的体制下，由于监狱要通过创办和经营监狱企业，解决自己的运转经费问题，因而实践中必然出现监狱和监狱企业职能错位的问题，即监狱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监狱企业的经营方面，监狱改造罪犯的职能反而被淡化；而监狱企业在追求利润目标的同时，又不得不承担起劳动改造罪犯的职责，监狱企业创造利润的职能也被淡化。监狱承担起了监狱企业的职责，监狱企业承担起了监狱的职责，导致监狱不像监狱，监狱企业不像企业的后果，监狱和监狱企业职能的错位，严重地影响了它们各自的发展。监狱体制的改革，必须打破“监企合一”的制度约束，使监狱和监狱企业的职能归位，这样才会避免监狱和监狱企业相互间的消极影响。

3、要有利于增强监狱企业的活力与效益。

在“监企合一”的体制下，监狱企业其所以效率低下、效益不佳原因之一就是，监狱企业的发展严重地受到监狱行刑的直接影响，使得监狱企业无法充分按照经济规律运行。建立新的监狱企业体制，就必须坚持有利于增强监狱企业的活力的原则，使监狱企业受监狱行刑的直接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使监狱企业在最大程度上按照经济规律运行。另外，监狱企业体制的改革，还必须进一步扩大监狱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以调动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4、要有利于劳动改造罪犯制度的实现。

作为一种特殊企业，监狱企业承担着为监狱的罪犯提供劳动岗位的重要职责，这一职责的完成与否，直接影响着我国劳动改造罪犯制度的实现问题，因为罪犯的劳动除了具有经济性质之外，还具有明显的改造罪犯的法律性质。建立新的监狱企业体制，不仅要能够增强监狱企业的活力，而且要有利于劳动改造罪犯制度的实现，使监狱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减少或避免“改造和生产”之间的矛盾，增强两者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三）对于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思考一：必须实行监狱与企业分离

按照监狱执法和监狱生产的不同特点，实行监狱与企业适度分开，把原来由监狱自身行使的企业职能从监狱中分离出去，监狱企业职能由专门的组织机构承接、管理和运作，实现监狱和企业在职能、人员和机构上的分开，监狱和企业按照各自规律规范运行，它们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履行各自的职责，共同为改造罪犯服务，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监企分离”改革主要包括：一是建立新的监狱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二是组建新的监狱生产经营管理机构；三是分类改革监狱企业；四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五是建立监狱与公司有机联系、密切配合、规范运行的工作机制。

对于“监企分离”中监狱经济管理与运行体制的具体设想是：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立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的精神，应在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分别设立监狱生产管理机构。在司法部设立监狱生产管理机构，负责全国监狱生产的政策制定、宏观管理、指导和协调工作；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市监狱局成立专门的负责监狱生产经营管理的国有独资集团公司（母公司）； 集团公司根据需要在监狱设立为罪犯提供劳动岗位的子公司（分公司）或生产单位。集团公司由政府授权，代表国家负责监狱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和运营，确定生产项目，组织产品进入市场，享有对其在监狱所设子公司的重大投资决策权、资产收益权和经营者选择权，监狱负责组织罪犯进行生产劳动。实行“监企分离”后，原监狱所属企业的全部资产及债权债务划归集团公司所有。监狱长不再担任监狱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由公司按《公司法》的规定选任。同时，由于集团公司和子公司是为罪犯提供劳动改造手段的特殊企业，国家在投资、税收、采购销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扶持政策：应根据监狱生产的性质和罪犯从事生产的实际情况，确定符合监狱特点的产业、产品结构，逐步退出高投入、高风险、高度竞争的行业，向自主优势产品、政府采购、劳务加工、劳动密集体型的方向发展。由于监狱生产问题涉及到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也是监狱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因此，国家应当制定专门的监狱生产管理办法，对监狱生产问题作出政策性规定。

思考二：规范建立适应监狱生产经营的现代企业制度

监狱企业作为罪犯劳动的实现场所，其性质和地位不容置疑。关键是如何既保证罪犯劳动改造的顺利实现，又能保证生产经营单位的经济效益，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一种制度和体制来规范。笔者认为无论是监狱企业的子公司（分公司）或是集团公司（母公司）都应当在实行“监企分离”的基础上，从以下方面入手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建立并完善适应监狱生产经营的现代企业制度：

第一，建立健全监狱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健全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强化董事会的职能与作用，切实发挥监事会的作用，加大监督力度，实行对经营者的合同约束、偏好约束，健全法律体系，完善市场体系，实行对经营者的法律约束、道德约束和市场约束，强化企业党组织及职工代表大会对经营者的制约与监督，进而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第二，建立健全监狱企业经理人管理体制，加快经理的职业化建设。监狱企业体制改革以后，靠原有企业管理人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市场中招聘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来为监狱企业工作，对招聘的职业经理人的管理要有符合市场经济的一套制度，建立健全好这项制度是监狱企业进入市场经济良好发展的前提。对原有企业管理人员，也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和激励机制，要建立一套监狱企业管理人员的进出机制，以保证监狱能够很好地适应市场。第三，建立有效的经理人行为激励机制。在公司的内部对经理人可以实行年薪制、薪酬期权制，报酬和业绩从长期和短期两方面紧密挂钩等。这样充分调动经理人的积极性，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

第四，实现监狱企业所有制成份的多元化，可逐步改变国家完全独资的监狱企业结构，监狱企业可以实行股份制改造，其他经济成份可以参与到监狱企业中来，这样非常有利于监狱企业向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我国由于市场机制发育还不健全，所以应该建立相对集中的、比较稳定的监狱企业股权结构，可将监狱企业的国有股转移给其他一些法人团体，让他们直接参与公司内部治理。各法人为了追求自身集团的利益，从而形成激励约束机制，使公司的内部治理更有效。监狱企业也可在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成为上市公司，这样融资的渠道会更加广泛，管理会更加规范。监狱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一个探索，前期应以国有控股公司为方向发展，如果时机成熟，可以试点监狱企业成为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思考三：逐步做到监狱经费与监狱生产收入“收支两条线”

就是将监狱执法和管理经费由财政按标准全额纳入预算予以保障，使监狱经费支出与监狱生产收入脱钩。同时，监狱生产也必须实行独立核算，在作必要的费用扣除后，逐步以规范形式上缴国家财政，从而做到“收支两条线”。如果监狱经费不能按标准全额保障到位，“监企分离”就难以真正运行，就会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进而影响监狱刑罚执行职能的履行。对此，笔者的设想是：应当由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三级财政、监狱管理部门按地区分类，逐项核定经费支出标准。按照事权划分和现行财政管理体制规定，监狱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级管理、分级负担，以中央财政为主；中央财政应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对中西部地区监狱所需经费予以必要的支持。实行“收支两条线”制度，监狱经费支出必须与监狱生产收入分开，按照监狱执法和监狱生产的不同属性，实行不同的管理和核算办法。对监狱生产收入制定专门的管理和上缴财政的办法。应明确规定监狱干警工资与生产收入脱钩，不搞“以收定支”、“以收抵支”等。考虑到国家财力的承受程度和监狱工作发展的需要，监狱“收入两条线”应分步实施，逐步到位。思考四：彻底实施监、企与办社会相分离

监狱及企业办社会，不仅给监狱企业带来了大量的沉重负担，也分散了监狱领导的时间与精力，分散了有限的警力和财力，影响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提高。而且自办派出所、检察室、法庭等也影响了司法机关公正执法，也容易促发腐败问题。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监狱企业是为监狱劳动改造罪犯服务的特殊企业，两者都不应当承担办社会的职能，现有办社会的职能应与监狱及监狱企业彻底分离。

监、企与办社会相分离的主要设想是：监狱所办的派出所、法庭整建制移交并作为地方有关部门的派驻机构进行管理，地方编制部门负责核定各派驻机构的编制，财政部门核拨经费。监狱所办的医院、学校、幼儿园等公益性机构以及后勤服务等福利性机构，移交当地政府。有条件的地方应加快改革，要整建制移交，一步到位；边远地区暂时无法移交的，也要与监狱脱钩，并由专门机构进行单独管理，所需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由地方政府负担。各后勤服务等福利型机构要与监狱脱钩，但要分类管理。为监狱人民警察和职工提供工作必需用品及为罪犯提供大宗生活必需品的服务项目，应由监狱国有独资公司设专门机构、人员并通过招投标形式统一购置、统一配送、统一服务。其它各类后勤服务机构要由福利型转为经营型，由无偿服务转为有偿服务，由单纯为监狱服务转为面向社会服务，逐步改造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监狱所办的包括安置警察家属、子女就业的纯工人企业，应与监狱脱钩，并按照产权关系进行移交或改造。国有企业或国有持股企业移交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管理：集体企业应按职工意愿进行股份制改造，改制期间监狱国有独资公司应予以指导。

结束语

我国的监狱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认真研究，全面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始终把监狱安全稳定放在首位，在确保监狱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大胆尝试，按照既要管好监狱，又要管好企业的目标，妥善解决好监狱和企业的关系，真正建立起两个相互独立又密切配合的管理体系，即按照监管改造规律运作，依法行使刑罚执行职能的监狱管理体系，和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监狱经济体系，这是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同时还要注意到，监狱经济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是监狱工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要服务于监狱劳动改造罪犯的需要，因此监狱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监狱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和监狱体制改革协调推进，监狱体制改革是基础，监狱经济体制改革也同时促进监狱体制改革，二者具有辨正统一关系。目前司法部正着手研究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尽管监狱体制改革的难度很大，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司法行政系统与监狱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相信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监狱经济也一定会走出困境，实现新的飞跃。

第五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和历程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问题

对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

摘要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发达的国家的农业经济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在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时期，如何解决好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是实现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对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着力点。

关键词：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 三农问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时拉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农村进行的改革率先取得突破，推动了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改革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就目前而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坚持农业为战略基础地位不动摇，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必须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和趋势

1.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

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阶段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到1984年，主要以调整国家经济政策，改革农村经营管理体制为主线。对原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及与其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这个阶段废除了公有制为主题的人民公社制度，打破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定了农民的的市场主题地位，保障了农民的自主经营权，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1979-1984年，农业出现了持续6年的超常规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76%，大大高于1952年至1978年间的27%的年均增长速度。1978年至1984年，农民人均货币纯收入年均递增近百分之十五。这两项都是建国以来增长最快的。农村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少部分人开始走向富裕。

在这一阶段，农村经济改革首先由贫困的地区发起的，然后向全国推广，带动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2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

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1992年初南方谈话，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的重点是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1.2.1对农产品流通体制进行改革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获得极大提高，而收购价格和统销价格却维持不变，政府的财政补贴负担迅速加重，1984年农业历史性大丰收导致了全国性的“卖粮难”，政府陷入买不起、存不下、调不出、卖不动的境地，从而倒逼改革流通体制。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适应我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需要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1985年开始国家决定加快流通体制改革步伐。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规定，“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即我们熟知的对农产品流通实行“双规制”。对农产品实施“双规制”是农村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通过市场调节的农副产品继续大力发展；另一方面实行合同定制和市场收购的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却未取得预期效果出现了产量下降。

1.2.2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继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壮举。80年代中期农业获得高速发展之后，在支持发展多种经营、多种经济形式的过程中，农民个体、联户办企业悄然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1984年乡镇企业数为607万个，从业人数达5208万人，总收入达1268亿元，到1988年末，企业个数达1888万个，乡镇企业数年均增长52.8%，从业人数达9545万人，年均增长20.8%，总收入达4232亿元，年均增长58.4%。

实践证明通过乡镇企业解决了我国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增加了农民收入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不可以替代的作用。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区域经济建设相结合是我国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

1.2.3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

在努力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对三大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在国家制定一系列鼓励农村发展第二、三产业的政策之后，农村第二、三产业出现了快速的发展势头。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鼓励和支持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逐渐形成了合理的产业结构，使农村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到80年代中后期，农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得到明显改善。据统计，1980年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的份额为68.86%，非农业份额为31.14%。到1992年农业份额下降为35.79%，非农业份额上升到64.21%。从事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由1978年的6.8%，增加到1992年的22%，1992年农村个体工商业登记户数、从业人数，分别由1981年的96.1万和121.9万增加为1057.35万户和1727.54万，增长了十几倍。同时农村私营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到1992年农村私营企业户数为7.36万户，从业人数为134.06万人。

1.3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三阶段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到2000年在安徽全省开展农业税费改革之前，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突飞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