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教授文章：《中国钢铁工业的现状与展望》(1976年)

第一篇：何炳棣教授文章：《中国钢铁工业的现状与展望》(1976年)

何炳棣教授文章：《中国钢铁工业的现状与展望》

(1976年)

（一）中国的铁矿资源........................1

（二）中国的炼钢设备........................2

（三）困难和展望.........................4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二月号刊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汤普逊讲座教授何炳棣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钢铁工业的现状与展望》，摘转如下：

在《七十年代》一九七五年二月号《中国是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一文里，我曾附带论及中国经济建设中两个较弱的环节——钢铁与化工。中国化工今后发展的速度应该远比前此想象的要高，前景应该是非常乐观的。事实上中国的化工已经开始起飞，在合理的短期之内，定会变成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新的强大环节。至于钢铁问题，自“石油”一文发表之后，不少位前此并不相识的爱国者主动来信讨论和指教。他们对祖国不约而同的关怀、对我这历史工作者热情耐心的指教，使我深深相信钢铁这个关键问题，值得深入浅出进一步讨论分析。

（一）中国的铁矿资源

要发展一个完整独立的钢铁工业体系，必须具备充足的多种原始材料。炼铁炼钢最基本的原料是煤与铁矿砂。半殖民地阶段的旧中国盛行“地大而物并不博”的自卑看法，盛行中国贫油、贫铁的论调。西方对中国资源最挑剔的所谓的专家们，仍然津津乐道中国适宜炼焦的某些种烟煤相对贫乏。凡是没有偏见、注意中国近况的人们都已知道，文革以来江南和西南各省，甚至西藏，都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煤藏，已经建立了不少新煤矿，北煤南运的现象已经逐年减少。至于中国缺乏适于炼焦的某些种烟煤的说法，也已经证明与事实不符。连破纪录年产两千万吨以上的开滦等处都有大量宜于炼焦的烟煤。美国最宜炼焦的烟煤的藏量已经越来越少，中国炼焦的烟煤长期供应庞大钢铁工业的需要决不成问题。无论从蕴藏或从大型煤矿个别和总合产量或生产技术的观点看，中国的煤藏和煤业都足堪匹敌美、苏。

中国的铁矿，无论是地壳裂缝中岩浆冷却后形成的内生铁矿，或是由流水作用而形成的沉积铁矿，不但蕴藏丰富，而且分布极为普遍。

尊重中国的地质报道，认为中国铁矿总储量是一千亿公吨。

西方对中国铁矿部分正确的看法是大多数的矿含铁量不高，一般在百分之三十左右，通常被称为贫铁矿。美国今天事实上几乎已经没有富铁矿，钢铁企业大都仰仗大湖区含铁甚低的铁燧岩和一部分富铁矿砂自国外输入。中国除了极大量的沉积铁矿，还有不少火成岩的富铁矿，如白云鄂博、大冶、鄂城、海南岛等厂。西德的专家们比较客观，认为如果平均以含铁百分之三十估计，中国的铁矿砂可供生产三百亿吨生铁之需。但铁的总藏量无疑义在美国之上，恐怕仅仅次于苏联。

除了煤和铁矿砂之外，炼钢还需要他种燃料、助熔剂、耐火材料、各种合金元素、纯氧和净水。燃料除焦炭外，还需要充足的电力、天然气或燃料油等。中国的能源，无论是煤、油页岩、石油、天然气、水力，都非常丰富。铁矿的分布既极普遍又合理地集中。这些基本条件都大有利于长期发展大规模的钢铁工业。

再炼钢时用以去硫去氧和生产合金钢等还需要或多或少的锰、硅、钨、锑、铅、铝、铬、镍、钴、锌、锡、钒、钛、铌、铈等元素。据所知中国目前需要进口的只是镍和铬，其他如锰、钨、锑、钼等矿藏都非常丰富，钨和锑的蕴藏是世界最大的。最近中国报章杂志初步报道中国的稀土金属种类既多、蕴藏又富，而且有些已经初步试验成功，可以代替某些“传统的”用以制造合金钢的元素，或用以提高钢的品质。

总之，从广泛的资源角度来推论，中国无疑义地可以建立并能长期发展极大规模的钢铁工业。

（二）中国的炼钢设备

炼钢是一个很古老的工艺，但技术上最重要的革命却是最近二十年的事。用现今的生产技术和数量来衡量，十九世纪虽已有工业革命，而钢的产量一直很少。一九一三年美国钢产超过德国，开始居世界第一位，这年的产量不过是一千四百万吨。

最近二十年来钢铁工业突飞猛进的原因之一是炼铁高炉的不断加大和高炉效率之逐年提高，更重要的是炼钢时用纯氧顶吹的转炉。我们先从炼铁谈起。中国效率最高的高炉事实上已经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水准。这可由国内外报道得到证实。例如首都（即前石景山）钢铁厂的高炉每生产一吨生铁仅需四六五公斤焦炭。除了采用最先进技术的西德和日本以外，即使美国许多高炉的焦炭消耗量都还是在五○○至六五○公斤之间。中国钢都鞍山有十一座高炉，其中第九和第十两座体积较大。这两座高炉的平均单位体积的出铁率（按：即每立方米每天的产量），早在一九六五年到六六年已经达到了一·五九至一·九○吨。询问了芝加哥附近和匹兹堡方面的钢厂之后，得知目前美国多数钢铁厂的高炉每立方米每天的出铁率也不过是在一·五○到二·二○吨之间。鞍钢的第九号高炉甚至曾经一度被列入世界生产效率最高的高炉之一。

再以高炉体积大小而论，一九七○年武汉钢铁厂已有一座二，五一六立方米、日产四，五○○吨的高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高炉体积也不过是三千多立方米。一九七四年中国向西德订购了六部三八，○○○马力的高炉鼓风机。据专家就一般大型高炉的鼓风能力来估计，中国所订购的鼓风设备应该能够供给体积至少三千立方米以上的高炉所需要的热空气。与世界现有的高炉和鼓风能力相比较，中国所订如此强大的鼓风机应该用在年产二百万吨以上生铁的第一等高炉。等到一九七七年应用这些强大鼓风机的新高炉造好之后，新增的生铁年产量就应该在一千二百万吨以上。

以上当然是中国高炉炼铁最先进的例子。但迄今为止，中国生铁产量增加的速度还是相当的慢。主要原因之一是各地极大多数的高炉的容量都是相当的小。

十年前世界上最大高炉的体积是三千立方米左右，今后的趋势是越来越大。西德、苏联和日本已开始设计兴建五千立方米以上的高炉。在不久的将来，西德甚至要有七千立方米的高炉出现。我们知道中国大多数高炉的体积是二、三百立方米之间。中国生铁生产的瓶颈，显然是由于高炉体积过小、总数不够多。

炼钢方面，转炉虽早在一八五六年已经发明，但产钢成本过高，质地也不易控制。因此直到一九六○年左右，举世炼钢都以平炉为主。最近二十年来，吹氧技术的成功使得停滞八十多年的转炉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现已为先进国家大批引用。

今后一、二十年之内，平炉更要逐渐全部被淘汰，基本原因是平炉效率低，一般每炉钢需八至十二小时才能炼出，而氧气顶吹的转炉每炉钢只需四十五分钟至一小时。

在六十年代里，西方国家和日本淘汰了很多平炉，兴建了大批转炉。中国在五十年代开始建立近代钢铁工业时深受苏联影响，所兴建的类皆平炉。在六十年代内外困难交迫之下，中国的钢铁业只有走自力更生的途径。这十年之中，钢铁生产有降有升，虽然没有增加，但技术上首都、鞍山、上海等厂有片面的进步。一九六五年至六六年首都钢铁厂开始成功设计新式转炉，随后少数的转炉陆续在不少大、中、小型钢厂出现。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些转炉都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之下完全是由国内技术人员和工人自己设计建造的，有些甚至是省和县级的工程单位的贡献。

至于转炉炼钢的技术方面，国内的工作人员显然已从实际操纵之中获得了不少有用的经验，并积累了若干宝贵的工程资料。

五十年代基础初奠的中国钢铁工业既深受苏联影响，所以直至今日平炉在全部炼钢的设备之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可见中国如要打破粗钢生产的瓶颈，必须逐步加速将平炉改建成转炉，并更须筹建大批最新、最大、效率最高的氧气底吹的转炉。除了冶炼生铁和粗钢的两个瓶颈之外，制造多种钢材的最后工序方面也有严重的瓶颈存在。

冶炼生铁、粗钢和制造轧钢成品的三种瓶颈分析之后，我们不能忽略钢铁工业的先决条件——铁矿砂和焦炭的生产与供应——也有瓶颈存在。这个瓶颈比较容易理会。第一步先从原煤生产的观点看，中国已经是世界三巨头之一。中国采煤机械化的程度虽比美、苏仍有相当差距，但第一等大矿设备好效率高，全国大、中、小型煤矿极多，最近的年总产量应该已达四亿五千万吨左右。试想这样庞大的原煤生产势必已经占用了极可观数量的开矿设备。假定七十年代后半中国粗钢增产的指标是一千万吨，那就首先必须增产铁矿砂三千几百万吨，随着又必须增加原煤和铁矿砂的洗选设备，添设铁矿砂的烧结车间，扩充现有焦化厂的生产能力和兴建新的焦化厂，又必须相应地增加运输系统的负担。所以发展全套钢铁联合企业的先决条件就非常复杂。新中国事事从根本处入手。一九七二年向国外买进一批开矿设备，这年内开矿设备猛增百分之六十八·二，就是明证。但是在本世纪内中国钢材年产达到或超过一亿吨的过程中，仅仅以随时克服多种原始材料生产、加工、运输上的瓶颈而论，就是非常艰巨的工作。

新中国的钢铁工业在过去极度艰苦的二十六年中，已取得不少重要成就。但钢铁本是生产线最长、工序最复杂、规模日趋庞大、需要非常巨额投资的一种工业体系。因此，迄今为止，中国钢铁生产的每个主要阶段之中都还有瓶颈存在。

（三）困难和展望

瓶颈就是矛盾，凡是矛盾，总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之中得到解决。依照上节中的分析，我们不妨研讨解除种种瓶颈的方法。

解除冶炼生铁瓶颈的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建造大批最新最大的高炉。根据中国近年向西德所买的鼓风机推测，两三年之内将完成几个三千立方米以上体积的高炉，所以中国已开始向新而大的路上走，但以目前经济能力而言，中国还不能兴建大批最大型的高炉。

解除冶炼粗钢的瓶颈更需要长期巨额的投资，最根本的办法是迎头赶上去，兴建大批最大、效率最高、最近才在西德试验成功的氧气底吹转炉。救急的办法是充分发掘现有平炉和中小型转炉的生产潜力。在经济能力还不够充裕的目前阶段，主要还是要靠发掘生产潜力。我们应该了解，中国目前粗钢年产虽尚不足三千万吨，全国现有各种炼炉的容量似乎已在四、五千万吨之间。最近几年之内粗钢增产不必全靠建造最新式的大转炉。

最后分析起来，彻底打破钢铁生产各阶段中一切瓶颈须靠两个最基本因素：长期大量投资和政策路线。中国对于发展钢铁工业一向是采取从开矿到铸造轧钢成品一切自搞的方针，专家们粗估中国每吨钢的单位投资额，至少要七、八百美元，甚至超过一千美元。沿海如建大型厂，单位投资可能比内地厂所需要低一些。不难想象，在本世纪不断提高粗钢年产到一亿吨的过程中，中国钢铁工业所需的投资总额非几百亿美元不可。

新中国资金积累的能力相当的强，但国家正在从事于全面的经济建设，仅能从经常的积累中提供钢铁所需的一部分资金。第一等规模的钢铁工业所需的大部分资金幸有已在起飞的石油工业来长期供给。

在预期石油加速积累巨额资金的前提下，政府的政策路线对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速度将有重要的影响。中国对一般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当然是自力更生，但自力更生的真谛原义往往不容易完全了解。我一九七四年夏天第二次访问祖国时，北京一位高级官员向我指出自力更生的原则早在延安时期已经诞生，在延安时期和解放初期，毛主席曾经不止一次地说明，自力更生不是完全不考虑平等互惠原则下极广义的“外援”，包括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我们在海外回想起来，不幸的是自韩战到尼克松决定访华的二十年间，美国对新中国有根本的误解，政策在围堵中国；更不幸的是，至晚从一九六○年起，苏联背信弃义、撤退在华科技人员和多种工业蓝图，造成了中国一时经济的紊乱。此外中国经济还受了一连三年粮食歉收的严重打击。六十年代内外情势逼得中国不得不走完全依靠自己的路线。因此，即使在近几年来内外一派大好的形势下，西方和不少海外华人仍以六十年代的经验以表面字义解释自力更生的政策。充分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最高领导一向是反教条主义、重实践、无时不在研究事物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步骤与方法。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与认识，并根据两年来中国已向西德、日本订购了新而且大的鼓风机，全套冷、热轧钢设备等重要事实，我相信在自力更生的原则和经济许可的条件下，中国将继续引进最先进的钢铁技术和设备。

日本经济尤其是钢铁的“奇迹”，不乏可供我们参考之处。日本迟至一九五七年钢产还只有一千万吨，长处是技术方面自冶炼到轧钢都已有基础。从这一年起，日本开始引进并建造每炉一百吨的氧气顶吹转炉和轧钢方面连续铸造的设备。在短短八年之中，钢产就翻了几倍达到四千万吨。从一九六五年起，更进一步建造大批每炉二百到三百吨的转炉，继续扩充连续铸造的设备，未几年又翻了一倍多，年产达到一亿吨。诚然，日本专重炼钢和轧钢、原料几乎全靠进口这种典型，中国不能效仿。但是日本钢铁的“奇迹”却反映了两项真理。一，要建立和发展第一流的钢铁工业，必须引进最新技术、购买和自建大批最先进最大型的设备。这一点在今日的世界没有一个例外。二，日本钢铁工业非常的成功，说明“时间就是金钱”。换言之，为了争取时间，引进和购买最高效率的技术和设备是很合算的。因为钢铁尽速的增产刺激了无数重、轻工业的连带起飞，加速加强了整个国家资金积累的能力，于是更回头加速钢铁的飞跃和全部经济螺旋的向上转动。

我相信中国政府有关钢铁和其他经济部门的高级官员们对日本钢铁工业的长处和弱点、对中国钢铁生产各阶段中瓶颈的克服办法，都早已作过缜密的分析与权衡。今年（一九七五年）夏天《人民日报》曾连载不少篇“大打矿山之仗”一类的报道，这很象是几年之内就要开始大打二十年钢铁会战的先声。近年来我接触北美华裔学人较多，有些极度关怀祖国的新朋友们问我，新中国做事一向很有魄力，何以对发展钢铁方面远不如日本有魄力？我的答复是，新中国建国二十六年来，对供应由不足六亿增到八亿以上的人民从养生到送死百千种需要的负担，实是人类史无前例地沉重；在不断提高五分之一以上人类的生活和福利水准的极度艰苦的过程中，一时还积累不到发展头等钢铁工业所需的异常巨额的资本。提到中国钢铁的起飞，目前几乎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东风”即将由最近几年内必会高飞猛跃的石油工业吹送而来。

现在几乎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势必成为石油生产领袖之一，石油必会替国家换取巨额外汇。中国的化学工业事实上现在已经开始起飞，在八十年代里也必可替国家积累不少资金。轻工业一向是极成功的，当然会继续加速积累资金。所以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经济情势将大有利于钢铁的发展。

总之，今后如果没有毁灭人类的核战，如果民族国家没有极意外的不幸，本世纪内中国钢产无疑义地会超过一亿吨。这一点极有意义。因为迄今为止，最关键性的钢铁是中国工业中发展最慢的一个大环节。然而这个大环节势必会加强，种种道理已经分析了。全部中国经济机器今后二十五年内所产生的种种成果是不难推想出的。如果有人觉得这种看法错误，不妨细读一九七五年七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四十万言以上的专门报告《中国：经济的重估》。这是美国对华情报工作中划时代的报告，其中综括的估计，特别由于中国石油工业前景的光明，都探讨不出中国经济不能成功的道理和因素。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2.12～1976.02.13

第二篇：浅谈中国钢铁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浅谈中国钢铁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2009-09-18 09:13作者：中国钢铁业

【慧聪建材网】内容摘要：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强大的钢铁工业，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国防的巩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我国钢铁工业已经走过了60年的发展历程。在这60年的风雨兼程中，我国钢铁工业经历过坎坷和曲折，更有过乘风破浪、快速发展的辉煌。在新中国成立60年周年之际，回顾我国钢铁工业6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60年的发展成就和经验，分析当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于促进钢铁工业未来又好又快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钢铁工业60年的发展历程

1.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恢复和初步发展(1949―1957)

我国近代钢铁工业起步于1890年成立的汉阳铁厂。但由于制度缺陷和长期战乱，钢铁工业发展相当缓慢。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能生产钢铁的大企业只有19家，勉强能够修复生产的只有7座高炉、12座平炉、22座小电炉，当年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仅相当于最高年产量的1943年的1/6。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进行的第一步工作是对已有的钢铁企业进行接管。1947年至1950年相继接管了30多家钢铁企业。第二步是组织企业迅速恢复生产。1949年7月，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前身)、鞍钢、本钢率先恢复生产。此后，钢铁工业恢复生产工作迅速由东北向全国展开。短短的3年间，全国共恢复和扩建高炉34座，平炉26座。到1952年，全国粗钢、生铁和钢材产量分别达到134.9万吨、192.9万吨和112.9万吨，全面超过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钢铁工业总产值达到136959万元，比1949年增长6.1倍。

1953年至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的帮助下。钢铁工业开始了大规模投资建设。投资的重点是建设武钢及鞍钢和本钢的改扩建等8个重点钢铁项目。此外，还改扩建了河北龙烟铁矿、安徽马鞍山铁矿、湖北大冶特殊钢厂等8个限额以上的钢铁项目;以及天津钢厂、唐山钢铁厂、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上海第一钢厂等23个限额以下钢铁项目。“一五”时期，钢铁工业的基建投资额达34.5亿元，占全国工业基建总投资的13.9%。其中，鞍钢的改建投资为15.45亿元，占该时期钢铁工业总投资的44.8%。经过大规模建设，形成了鞍钢、武钢、包钢鼎足而立的新局面。到1957年，全国钢产量达到 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了3倍，其中，鞍钢钢产量291.2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4.4%;实现工业产值46.5亿元，比1952年增长2.7 倍。

2.大跃进和钢铁工业的调整、整顿(1958―1965)在“一五”时期钢铁工业取得了巨大进展的背景下，1958年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这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国民经济要“大跃进”的社论。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在1962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钢铁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在1972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钢铁产量赶上或超过美国，会后，工业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7年、5年甚至3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比 1957年翻一番，即从535万吨提高到1070万吨。由于1至8月全国实际产钢量只有450万吨，全年要完成1070万吨的高指标，意味着要在该年剩下的1/3的时间内完成全年计划的3/5。为了实现这一按常规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国家提出要打破常规大跃进，全国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总动员，一起大炼钢铁。通过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1958年的钢产量虽然达到了1107万吨，实现了既定的翻番目标，但所生产的钢中有1/4以上是不能用的劣质钢。由于头脑发热，1959年又提出在上年的基础上产量再翻一番的高指标，继续钢铁大跃进，但当年实际产量只有1387万吨。1960年钢产量虽然达到1866万吨，但由于轧钢能力不足，生产的钢不能顺利转化成材，结果造成钢锭积压，企业效益不佳。全年钢铁工业实现利润仅3.83亿元，比 1957年的10.65亿元下降了65%。更为严重的是，持续3年的大炼钢铁和“以钢为纲”，还造成了国民经济中农轻重比例关系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结果1961年被迫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钢铁工业的调整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1)缩短钢铁工业战线，精简职工。从1960年底到1962年底，钢铁行业的职工人数从373.3万人精简至 75.7万人。(2)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停建了大部分项目。1961年钢铁工业的基建投资缩减为11.88亿元，1962年进一步减至5.07亿元。(3)大幅度调低钢产量计划指标。1961年钢产量计划指标调低至850万吨。1962年钢产量指标调低至600万吨。到1962年底，钢产量虽然从上年的870万吨减少至667万吨，但钢铁产品的品种质量以及钢铁工业内部矿山、冶炼和加工各环节平衡关系有所改善。1963年至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实行对包括钢铁工业在内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钢铁工业在这3年的继续调整期间，一是增加供应农业用的钢材生产数量。3年调整时期，供应农业用的钢材达到了188.7万吨，比“一五”计划时期增长近1倍。二是把扩大品种、提高质量和满足国防工业对尖端材料的需求摆在了突出位置。针对当时钢材品种较少，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需要的情况，冶金部组织企业加强科学实验研究，提高设备装置水平，充分发挥现有设备潜力，试制新品种，增产稀缺品种。三是加强矿山建设力度，解决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失调问题。在3年调整期间，矿山投资占钢铁工业总投资的比重，由“一五”计划时期的16.1%提高到22.7%―29.7%。

经过1961―1965年的5年调整，钢铁工业生产有了恢复性的增长，钢材品种质量有了较大改善，绝大部分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3.十年文革中钢铁工业的停滞和徘徊(1966―1976)经过5年的调整，钢铁工业的发展开始步入正轨。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本应是钢铁工业加快发展的良好时机。但是，就在“三五”开局之年的下半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钢铁工业正常生产秩序完全被打破了。从1967年初到1968年底，钢铁行业一直处于夺权、武斗、停产的极度混乱之中，钢铁工业出现严重倒退，钢产量连续2年出现负增长。1967年，全国钢产量下降至1020万吨，比1966年减少了1/3。1968年，又下降至904万吨，比1967年又减少了11.4%。同时，钢铁工业其他技术经济指标也出现了严重的倒退。1968年与1966年相比，高炉利用系数下降了18.1%，生铁合格率降低了1.04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更是下降了72.1%，而入炉焦比却上升了13.3%。

钢铁生产的严重倒退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1968年8月，国务院召开了有冶金部、煤炭部和几个军工生产部门重点企业参加的全国性会议，要求这些部门和企业停止武斗，尽快恢复生产。在这种背景下，钢铁工业开展了恢复和整顿工作。(1)逐步恢复原来的生产指挥组织系统。1970年1月，冶金部发出正式通知，要求各企业把生产组织重新恢复为厂、车间、工段和班组的建制，被迫更名的企业要重新恢复其原来的名称。(2)陆续把下放到“五七”干校和农村的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调回原单位工作，或重新安排工作，同时将支“左”军代表陆续撤走。(3)加强企业管理。1970年1月，冶金部召开10家重点钢铁企业生产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4)大抓矿山建设。为改变黑色金属矿山因长期武斗而停产和破坏严重的局面，国务院业务组于 1970年初提出要“大打矿山之仗”。随后，在国务院的支持下，冶金部在本溪召开了矿山工作会议，并在一段时间内重点抓了矿山建设，使铁矿石产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全国铁矿石产量由1968年的2679万吨增加至1970年的6422万吨，增长了1.4倍。(5)恢复和抓紧“三线”工程建设。“三线”建设始于1964年，纳入“三线”建设的钢铁项目包括攀枝花钢铁基地、成都无缝钢管厂、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昆明钢铁厂、贵阳钢铁厂、遵义铁合金厂等。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这些项目要么处于停工状态，要么工期比计划大大延长。在这次恢复工作中，被停工的项目开始复工，被延期的项目开始加快进程。1970年7月攀钢建成出铁，次年出钢，成为我国西南最大的钢铁基地。1970年9月，西北“三线”建设重点工程酒泉钢铁公司的1号高炉建成投产。

通过上述工作，全国钢铁生产得以止跌回升，1969年生产钢1333万吨，比上年增长47.5%;1970年生产钢1779万吨，同比又增长了 35.5%，超过“三五”计划预定的产钢1600万吨的计划指标量：1971年钢产量突破了2000万吨;达到2132万吨，比上年增长19.8%。1972年：中央决定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加快引进一批国内急需的技术装备。国家计委针对我国钢铁工业“钢不成材，材不对路”的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得到中央的批准。1974年9月，一米七轧机系统的项目引进正式在武汉钢铁公司实施。这个以40亿元的代价引进的具有20世纪7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轧机系统于1978年12月建成投产，并形成了300万吨热轧板卷的生产能力，缓解了我国国民经济所急需的热轧带钢、冷轧薄板、镀锌板、镀锡板和冷轧硅钢片等钢材品种短缺的矛盾。这对后来武钢的改造和钢铁工业发展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是“文革”时期钢铁工业少有一个亮点工程。

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钢铁企业中一批懂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干部受到打压，一些不懂钢铁的外行取得了企业领导权，再加上长期的高指标、长战线、瞎指挥，致使钢铁工业资金、设备浪费严重，行业发展又出现了倒退，1974年以来钢产量出现大幅下降。本来1974年至1976年这3年的计划产量都是2600万吨，而实际上1974年只生产2112万吨，比1973年减少410万吨;1975年生产2390万吨，比1973年减少132万吨;1976年生产2045万吨，比1973年减少477万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产量整整倒退了5年。同计划相比，3年共少生产钢1322万吨。

总之，十年文革，我国钢铁生产出现了十年起伏、十年徘徊，加上管理混乱，使得1976年钢铁工业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与1966年相比出现了大幅度下降，钢铁工业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4.钢铁工业的发展新起点和改革的起步与展开(1977-1991)

粉碎“四人帮”后，钢铁工业与全国各行各业一样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所有钢铁企业先后开展了恢复性和建设性整顿，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等规章制度，重新建立了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消耗等考核指标。这样，钢铁工业迅速结束了文革十年的徘徊局面，1977年产钢2374 万吨，1978年一举突破3000万吨大关，登上3178万吨的新高峰。但是，由于这段时间内，政治上、经济上的“左”的思潮还没有根本清除，还一度出现了“洋跃进”，提出要在10年内再建10个大型钢铁基地、钢产量到1985年要达到6000万吨等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给钢铁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为我国钢铁工业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起点。1978年10月，重庆钢铁公司和成都无缝钢管厂―被四川省委确定为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试点企业，企业在完成增产增收计划后可以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基金，并可发放少额奖金。1978年末，上海冶金局实行行业上交利润基数包干、超额分成的办法，以调动企业改善经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1979年4月，国家决定对首都钢铁公司实行利润留成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允许企业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政策自行销售补充计划的产品。到1981年，全国共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冶金厅(局、公司)实行了行业性总承包，80%以上的企业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与此同时，对钢铁工业的调整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针对钢铁工业，会议还特别指出：钢铁工业要为轻工业让点路，要处理好内部的比例关系，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和增加品种规格上，努力把紧缺的钢材、铁合金搞上去，大力提高冶炼和轧制技术水平，多炼优质钢和合金钢，积极提高钢材的质量和自给率，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这样，钢铁工业按照国家计划，压缩投资，缩短基本建设战线，1979年的基建投资(不包括宝钢)从1978年的38.95亿元缩减至30.13亿元，1980年又降至30.08亿元，1981年再降到25.24亿元，一批产品质量差、成本高、效益低的小高炉和小钢铁厂被关停。

1982年，国家对首钢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改革，以1981年上缴利润为基数，年递增6%，1983年改为年递增7.2%，并允许首钢15%的钢材可以自行销售，职工工资奖金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到“六五”结束的1985年，冶金系统110个大中型企业中，有37个企业实行了承包制，其余的73个企业实行了“利改税”。与此同时，钢铁工业的计划体制和价格机制也开始改革。1984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十条规定，钢铁企业被允许自行销售2%的计划内钢材，价格可向上浮动20%，超产钢材可与用户协议定价，超产的冶金原料、辅料、副产品可自销。这样，冶金产品价格开始出现“双轨制”。1985年1月，国家又取消了对企业自销产品只能加价20%的限制，钢铁产品开始全面进入价格“双轨制”。到1987年，实行市场定价的钢材占全部钢材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1.6%。

1986年，我国进入第七个五年计划，随着改革的深入，钢铁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计划内经营项目的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二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由国家转向企业，由企业承担偿还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本息。

1987年，国家决定在一些大中型企业中全面推广承包制。到1988年底，已有87%的全国县以上国有钢铁企业实行了承包制，其中大型钢铁企业全部实行了承包制。除了企业承包，国家还对钢铁工业实行投入产出包干，规定冶金部对国家实行“五包”，国家对钢铁工业实行“三保”。承包制的实施，对钢铁企业扩大自主权、“自主钱”起到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与“六五”期间相比，“七五”期间钢铁企业上交利税增加了66%，而且企业“自主钱”也增多。“七五”期间，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总投资657.9亿元，其中企业自筹资金占50%左右，新增炼铁生产能力567.2万吨，炼钢能力611万吨，轧钢能力847.5万吨。

在对外开放方面，这一时期钢铁工业不仅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还打破过去资源、资金闭关自守的状况，开始利用国外资金和矿产资源。1978年，我国做出了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利用进口铁矿石，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的战略决策。1980年和1982年，冶金部先后组建了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和中国冶金建设公司，以开拓冶金产品和技术设备的进出口业务，促进冶金系统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1986年，国务院做出了利用外资加快钢铁工业发展的决定，并专门批准成立了中国国际钢铁投资公司，负责筹措外资，进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谈判、签约，当年就利用外资69.65亿美元。1987年，我国还同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力拓旗下的子公司)签订合资经营西澳地区恰那铁矿的协议。到1991年，我国钢铁工业的出口金额增长到13.87亿美元，比1977年的1.13 亿美元增长了11.2倍;铁矿石进口量增加到1903万吨，比1977年的257万吨增长6.3倍。5.市场化进程中的钢铁工业(1992―2009)

1992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后，钢铁工业的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92年，钢铁行业普遍开展了“精干主体，分离辅助”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调整的改革，为企业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做了基础性的准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钢铁企业改革的方向，当年就有12家企业被确定为国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63家企业被列为省(市)和有关部门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从1994年起，大中型钢铁企业建立现代企业普遍开始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同时，进一步放宽了市场定价的钢材品种范围。1992年除国防、军工、农业、铁道用材外，其他钢材价格开始全部放开，当年实行市场价的钢材占93%。1993年，所有钢材均实行市场定价，结束了钢材价格“双轨制”的历史。到“八五”计划最后一年的 1995年，我国钢铁产量达到9536万吨，比“七五”末期的1990年增长2901万吨。进入“九五”时期第一年的1996年，我国钢产量历史性地突破1亿吨，跃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钢产量的13.5%，成为世界钢铁大国。此时又适逢国民经济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钢铁工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从总量问题转向结构性问题，发展的主要任务由成为世界钢铁大国转变为成为世界钢铁强国。在这种背景下，1997年召开的全国冶金工业会议，提出了“九五”期间钢铁工业要把优化产品结构，改善钢材品种、质量和竞争力;优化工艺技术装备结构，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提高产业集中度作为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到“九五”末的2000年，我国钢铁工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装备的比例提高到了 30%左右，比“八五”末的10%提高了20个百分点，鞍钢还自主设计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1700ASP薄板坯连轧成套设备生产线连铸比提高到了 81.1%，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比“八五”末的46,5%提高34.6个百分点。同时，一批落后的钢铁企业和生产设备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平炉除马钢、包钢尚未关停外，其他企业的平炉均以关停。资料显示，“九五”期间共淘汰小高炉1378座，小电炉、小转炉和平炉800座，多火成材轧机250多套。此外，企业兼并重组也开始启航：宝钢(集团)公司与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上海梅山(集团)公司联合重组为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湘钢、涟钢、衡阳钢管联合重组为华菱钢铁集团;攀钢兼并成都无缝钢管公司。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钢铁工业又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全国钢铁产量几乎每年都以5000万吨的递增速度在上升。2003年，我国钢铁工业的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均突破2亿吨，创世界历史新高。面对如此快速的增长，出于结构优化和节能减排的考虑，2003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要求通过严格市场准入、强化环境监督、加强土地管理、控制银行信贷等多种手段，遏制钢铁工业盲目发展，2004年，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对在建和拟建钢铁项目进行清理整顿，涉嫌违规建设的铁本项目被勒令中途下马。2005年，国务院颁布《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从产业技术、产业规划、布局调整、企业组织结构、行业准入及贸易政策等各个方面对钢铁工业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总体部署。受钢铁新政的推动，唐钢与宣钢、承钢联合组建为新唐钢集团;武钢重组了鄂钢和柳钢：首钢控股水钢之后，又通过向河北曹妃甸地区搬迁与唐钢联合成立首钢京唐钢铁公司。2006年，国家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淘汰1亿吨落后炼铁生产能力和5500万吨落后炼钢能力。同年12月，河北唐山聚鑫钢铁有限公司2座12吨电炉、迁安市联钢金丰钢铁有限公司2座115 立方米、138立方米高炉被拆除查封，拉开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序幕。2007年，国家多次下调钢材出口退税税率，对包括普碳钢线材、板材、型材在内的部分钢材产品加征50%―100%的出口关税，并对钢材出口实施许可证管理。但2007年，我国钢产量仍然增长到4.94亿吨，占世界的36.4%，比上年 17.3%，钢铁生产能力达到5.5亿吨。然而，进入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钢铁产量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08年，我国钢产量虽然突破了5亿吨，达到50049亿吨，但增长速度降至1.1%，增速比2007年低14.6个百分点，同时行业实现利润大幅下滑。针对这种新情况、新问题，我国颁布了《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决定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企业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为重点，着力推动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切实增强企业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加快钢铁产业由大到强的转变。

二、钢铁工业60年发展的成就和经验 1.60年发展的主要成就

(1)钢铁工业规模明显扩大，在我国国民经济和世界钢铁工业中的地位明显提高

新中国60年来，我国钢铁生产芝麻开花节节高。新中国成立当年，我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到“一五”计划末的1957年，钢产量超过500万吨。1986年超过5000万吨。1996年超过1亿吨。2003年超过2亿吨，2005年超过3亿吨，2006年超过4亿吨，2008年突破了5亿吨。以 1949年为基数，1949―2008年间，我国钢铁工业的主要产品中，铁矿石从59万吨增加到82401万吨，增长了1395.6倍;焦炭从53.6万吨增加到32359万吨，增长了602.7倍;生铁从25万吨增加到46067万吨，增长了1841.7倍;钢产量从15.8万吨增加到50049万吨，增长了3169.3倍;钢材从14万吨增加到58488万吨，增长了4176.7倍。同时，企业规模不断扩大。1952年，我国没有一家企业年钢产量超过 100万吨，产量最高的鞍钢也只有78.9万吨：1978年，钢产量超过100万吨的钢铁企业已有了鞍钢、武钢、首钢等3家企业，其中产量最大的鞍钢年产钢686万吨到2008年，钢产量超过1000万吨的钢铁企业已有了宝钢、河北钢铁集团、武钢、沙钢、鞍钢、山东钢铁集团、首钢、马钢、华菱集团等9家企业，其中宝钢和河北钢铁集团年产量超过了3000万吨。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钢铁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以及世界钢铁工业中的地位也均随之不断提高。1949年，我国钢铁工业总产值只有0.8亿元，仅占当年全社会总产值的0.1%，实现利润仅0.1亿元。而到2007年，规模以上钢铁企业实现的总产值已经超过3万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9007亿元，占当年全国 GDP的3.6%;实现利润2087.5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2万余倍。在国际钢铁工业的地位，1949年，我国钢产量占世界钢铁总产量的比重还不到 0.1%，居世界第26位。而到1996年，我国钢产量已超过日本上升至世界第一位，占世界的比重也上升至13.4%。此后12年来，我国不仅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产钢大国的宝座，而且占世界钢产量的比重逐年提高。到2008年，我国钢产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7.6%，比1996年又上升23.2个百分点。

(2)钢铁工业的地区布局有了明显改善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钢铁工业偏居东北一隅，地区布局很不合理。为了改变这种畸形的不合理布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进行了“三大五中十八小”建设和“三线”建设，实现了由沿海到内地的延伸，改善了钢铁工业的地区布局。2000年与1949年相比，东北地区钢产量所占比例由72.6%下降为14.1%华北地区钢产量所占比例由16.6%上升为25.8%;华东地区由5.1%上升为31.9%;西南地区由5.7%上升为8.9%中南和西北地区从零起步分别上升至15.9%和3.4%。进入21世纪后，适应国内资源不足和市场需求向沿海倾斜的新变化，我国钢铁工业发展重心逐渐向经济发展迅速、钢材需求旺盛和利用进口铁矿方便的沿海地区转移。首钢向河北曹妃甸搬迁，鞍钢在港口城市营口市建立新的厂区：武钢与柳钢合作建设防城港钢铁基地。通过这些调整，我国钢铁工业的地区布局更加符合世界钢铁工业布局的发展趋势，也更加适应不断变化的发展环境和市场环境。2008年与2000年相比，东部地区的钢产量占全国的比重由60.3%上升至64.9%，提高了4.6个百分点，而中区和西部地区则分别由27.4%和12.3%下降至26.3%和8.8%。

(3)钢材品种规格突破4万个，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

新中国初期，我国钢铁工业只能冶炼100多个钢种，轧制400多个规格的钢材，无缝管、厚钢板、大型型钢、镀层钢板等都不能生产。经过60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己能冶炼1000多个钢种，轧制4万多个规格钢材。1952年，我国合金钢产量只有2.5万吨，2007年增长到2823万吨1956年，我国低合金钢年产仅3000吨，2007年增长到14430万吨。板管带等钢铁产品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16.4%提高到2007年的50.6%。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改善和品种的增多，钢铁工业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能力也有明显提高。2007年与1949年相比，国产钢材(扣除重复材)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从 68.8%上升到了96.8%。2008年，我国钢铁工业的板管带比和国内市场占有率两项指标又分别提升至52.4%和97.1%，同比分别提高1.8个和0.3个百分点。从1949年到2008年，钢铁工业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累计提供了33.52亿吨钢，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防的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4)技术装备水平大为提高，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明显改善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钢铁工业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十分落后，最大的高炉，容积为690立方米;最大的平炉，公称吨位为150吨;最大的电炉，容量只有5 吨：最大的转炉，容量为4吨，而且是酸性侧吹;轧钢设备也很陈旧落后;许多生产过程靠手工操作。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设备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双管齐下，我国钢铁工业的技术装备日趋大型化、高效化、自动化、连续化、紧凑化、长寿化。连铸比已由1978年的3.5%提高到2007年的97.7%。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已经拥有130平方米以上的烧结机421台，生产能力30396万吨，占全国烧结机产能的58.4%;1000立方米以上转炉 120座，生产能力19118万吨，占全国高炉产能的52.2%;100吨以上的转炉140座，生产能力19875万吨，占全国转炉产能的 51.3%：50吨以上的电炉69座，生产能力3947万吨，占全国电炉产能的82.9%。目前，我国已拥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5500立方米的高炉、600吨的顶底复吹转炉，以及世界最大的可年产150万吨铁水的COREX炉，宝钢、鞍钢、武钢、马钢、太钢等一大批钢铁企业的工艺装备水平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随着钢铁工业生产工艺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钢铁工业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也随之明显提高。目前。我国钢铁工业的高炉利用系数、入炉焦比、高炉喷煤比、转炉炉衬平均寿命、连铸比等，已接近或超过世界先进指标。(5)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新中国之初，我国钢铁工业投入多、产出少、资源利用效率低，可持续发展能力差。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钢铁工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水平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钢铁工业的轧钢综合成材率，1949年为63.5%，1978年提高至74.8%，2007年提高至95.3%，比1949年提高31.8 个百分点，比1978年提高20.5个百分点;每位从业人员年均生产的粗钢量，1949年为2.4吨，1978年提高到13.9吨，2007年提高到 163.1吨，分别是1949年和1978年的68倍和12倍;万元增加值能耗从1985年的45.6吨标煤下降至2007年的5.3吨标煤，下降了 88.4%;吨钢综合能耗从1978年的2524千克标准煤下降至2007年的632千克标准煤，下降了75.0%。2008年，钢铁工业的资源利益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又有新的提高。以大中型钢铁企业为例，2008年，大中型钢铁企业万元增加值能耗降至5.13吨标煤，比上年下降2.4%;吨钢可比能耗 609.6千克标煤，比上年下降0.8%;吨钢耗用新水5.09立方米，比上年下降5.1%;外排废水中的化学耗氧量比上年下降29.0%，SO2排放量同比下降3.8%，工业烟尘排放量同比下降7.5%，工业粉尘排放量同比下降12.1%。2.60年发展的主要经验

新中国建立60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中值得总结的经验非常丰富，初步概括主要有以下几点：(1)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纵观新中国60年，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有三个“黄金时期”，即1949年到1957年的8年，1961年到1965年的5年调整，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 30余年;也有两次重大曲折，即1958年到1960年的3年“大跃进”和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60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什么时候钢铁工业发展就能又好又快，反之，如果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秩序混乱，钢铁工业的生产建设不仅不会向前发展，反而会出现大的倒退。(2)坚持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协调发展

新中国60年钢铁工业的发展实践证明，钢铁工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之间存在由投入产出为代表的内在有机联系，钢铁工业只有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保持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反之，像在3年“大跃进”时期那样，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在国民经济中，钢铁工业孤军突进，在钢铁工业产业链内部，矿山、冶炼、轧材之间的比例失调，结果不仅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最终使钢铁工业的发展难以为继，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调整。(3)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

新中国60年钢铁工业的发展实践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钢铁企业由政府部门经营，生产计划统一下达，物资供应统一调拨，产品统一购销，财务统一收支，人事统一管理，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缺乏活力，钢铁工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效率和效益均不如人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革除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的弊端，充分发挥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激励和约束功能，建立以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钢铁企业的生机和活力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整个钢铁工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并跻身于世界钢铁大国之列。

(4)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集约经营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

新中国60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与科技进步是息息相关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炼钢设备主要是平炉，钢铁科技工作者就创造了“高温、薄渣、活跃沸腾”的快速炼钢法，改单槽出钢为双槽出钢、三槽出钢，采用铝镁炉顶砖来强化冶炼，还开展了符合我国资源特点的合金钢，低合金钢的研究，为钢铁工业增加产量、扩大品种作出了重要贡献。到了60年代，为了赶上世界钢铁新技术的发展，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建起了第一座高炉喷煤装置、第一座30吨氧气顶吹转炉炼钢厂、第一座弧型连续铸钢机、第一座小型连续轧钢厂。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我国钢铁工业又创造性地开展了攀钢钒钛磁铁的冶炼、包钢含稀土、铌共生铁矿的冶炼、酒钢含氧化钡高硫镜铁矿冶炼的技术攻关，并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改革开放后，我国钢铁工业通过连铸、连轧机、高炉、转炉的国产化以及连铸技术、高炉喷煤技术、综合节能技术等6大关键共性技术的自主研发，扩大了品种，提高了质量，节约了资源，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竞争力。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证明，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已成为我国钢铁工业由小变大、由弱转强的根本途径，成为钢铁企业由粗放型经营转向集约型经营、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自身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三、钢铁工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困难及其应对策略

前已提及，进入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增速减缓的影响，我国钢铁工业的消费需求减弱，钢材价格大幅回落，经济效益明显下滑，行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从2009年前几个月的情况看，当前钢铁工业发展中面临的不利局面还有继续恶化之势。这主要表现在：(1)国际市场需求严重萎缩，钢材出口大幅度下降。从2009年1-2月的情况看，我国钢材出口延续了自2008年9月以来逐月大幅回落的走势。海关统计显示，1―2月我国钢材累计出口量为347万吨，同比下降53.5%。不锈钢行业的龙头老大太钢集团2009年截至3月26日，不锈钢出口尚不到1万吨，同比下降了80%。(2)钢材库存猛增。据有关方面调查，目前全国钢材库存总量达2000万吨，而往年正常水平都在200万吨左右。(3)价格继续下跌。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监测，截至2009年3月20日，钢材市场价格月同比下跌了7.4%，季同比下跌了6.9%，钢材的总体价格水平已跌至15年来的历史新低。(4)行业效益继续恶化。2009年1―2月，全国规模以上钢铁企业由上年同期盈利255亿元转为净亏损7.7亿元。

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要想实现钢铁工业稳定健康发展，难度无疑是相当大的。它需要政府和企业积极行动，妥善应对。

就政府而言，采取对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抓紧落实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政策措施

我国自然资源贫乏、生态环境脆弱，从环境和资源承载能力来看，我国钢铁工业不能把出口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不能做世界钢铁的供应基地。从长期来看，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应该立足于国内市场需求。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我国在2007年至2008年间多次降低或取消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对部分钢铁产品出口还加征关税。这在当时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当前百年一遇的世界性经济衰退给我国钢铁工业运行和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的时候，就需要适时地对我国钢铁贸易政策进行权宜性调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钢铁需求萎缩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使占我国钢材直接和间接需求23%的海外市场不至于过分下降，从而加剧我国钢铁工业波动的风险。事实上，新近通过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要实施适度灵活的出口税收政策，适当调整高附加值钢材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落实好已出台的取消67个税号钢铁产品关税措施，加快退税进度，确保及时足额退税;取消对钢材出口实行的许可证管理：适时提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钢材产品出口退税率，积极组织协会和企业，应对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以确保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维持在总量的15%以上。这些权益性政策调整，对于稳定我国钢铁工业的国际市场份额，保障我国钢铁工业的稳健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当务之急是要抓紧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

2.鼓励钢铁企业“走出去”建立稳固的海外原料供应基地，加快推进与钢铁相关资源的全球配置战略

自2004年以来，我国铁矿石消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0%，国际铁矿石价格变化对我国钢铁工业影响巨大，走出去开发国外矿石资源是我国钢铁工业一个长期战略选择。当前，世界范围内钢铁行业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国际铁矿石资源的价值和矿业企业的市场价值都处于阶段性低点，这正是我国钢铁工业走出去进行资源和企业收购，获取优质国际资源的有利时机。我国政府应因势利导，鼓励国内钢铁企业积极走出去，收购国外优质资源和优质资源型企业，建立我国钢铁工业资源战略储备，拓宽资源供给渠道，稳定资源供给数量和价格，降低钢铁工业发展的资源风险。最近，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境外投资机会，我国商务部已经发布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决定减少对外投资的核准权限和程序，鼓励企业“走出去”。这无疑是及时和具有针对性的。下一步应该研究出台鼓励企业走出去的财税、金融等激励和支持政策措施，以支持和鼓励有条件、有实力的钢铁企业积极走出去到境外进行资源开发和资源性企业收购。

3.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者适性的激励政策 改变钢铁工业小而散状况，提高产业集中度一直以来是我国政府关于钢铁工业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多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兼并重组进展缓慢，即使是已有的兼并重组，其效果也往往不如人意。究其原因，是因为多数兼并重组是政府“拉郎配”和政府有形之手强烈干预，以及现有政策的所有制歧视、地域歧视与规模歧视的综合作用下达成的，而非企业的自主行为和市场行为。当前，我国钢铁工业又处于一个推进行业兼并重组进程的有利时期，政府应因势利导，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普适性的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加快兼并重组步伐，如：为企业兼并收购提供贴息性贷款，向兼并重组企业提供一定幅度的税收优惠，停止执行企业集团的合并纳税等。但是，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在兼并重组中搞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收购可以半送半卖，民营企业收购政策障碍重重)、地域歧视(本地企业收购绿灯大开，外地企业跨地区收购阻力重重)、规模歧视(规模大的企业收购优惠有加，蛇吞象式收购障碍重重)，更不要由政府来分配、决定谁跟谁重组，继续搞“拉郎配”，破坏市场和市场机制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的独特功能。当前，我国钢铁工业兼并重组中出现的“民退国进”现象需要予以注意，因为它折射出我国当前关于钢铁工业兼并重组的政策中还可能含有强烈的所有制歧视色彩需要改变。

4.继续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 当前钢铁工业步入下滑通道，为淘汰落后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随着钢铁工业的整体回落，很多小的钢铁企业在成本以及市场环境的压力下生存困难，不得不退出市场。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制造经济效益的企业也不再具有保留的价值，这客观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加速淘汰落后的作用。要借助经济周期造成市场萎缩的时机，加大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通过差别电价、水价以及财政补偿政策，加快落后产能退出速度。同时，要加强行业指导，进一步加强行业准入管理，把能效和污染排放指标作为钢铁行业准入的必要条件，并定期修订和逐步提高能效和排放标准，阻绝钢铁企业以牺牲社会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来谋求低成本产能扩张的发展路子。

对企业而言，积极应对严峻形势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 1.要下大力气开拓国内外市场

在外需萎缩、内需不足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市场已经成为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下大力气努力开拓市场应该成为钢铁企业眼下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国内市场看，企业市场开拓要紧紧跟踪国家重点扶持的汽车、农机、家电、铁路、房地产、机械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用材，加大市场调研的力度，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在有限的市场需求中力争多拿订单。从国际市场来看，市场开拓要走产品多样化和市场区域多元化的路子，在巩固亚洲、欧洲、北美市场份额的同时，大力开拓南美洲和非洲市场，以减少贸易摩擦，稳定国际市场份额。

2.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大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力度，提高企业产品的差异化水平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提高产品的差异化水平，是市场需求不振条件下企业避免陷入拼成本、拼价格的恶性竞争的不二法门。目前，虽然钢铁工业发展的宏观环境总体上不好，但钢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却面临着过去没有的机遇，如：我国新近通过的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及其实施细则中提出，要在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中列支专项资金，以推动钢铁工业技术进步。钢铁企业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瞄准国家重点支持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等重点用钢领域所需的关键钢材品种，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快技术改造的进度，加快生产出市场急需的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实现钢材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

3.适度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培育企业新的盈利增长点

在严峻的发展形势下，对于钢铁企业而言，按照经济上合理、技术上可行的原则，适当延长自身产业链和产品链，培育企业新的盈利增长点，无疑是企业实现化“危”为“机”的一条重要途径。延长产业链和产品链，一是要向上游延伸，与铁矿石、煤炭、电力产业形成战略联盟甚至产权控制关系。这样既可以更大程度地去控制上游行业的原材料资源，保证企业资源供应的“长期、稳定、优质、及时”，又可以获得前向的范围经济效应，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原料成本，增强企业的成本竞争力。二是要向下游行业渗透，加强与下游企业合作，甚至直接控股或参股下游企业，开展产品的深加工，最大可能地延长产品生产链，获取资源利用的额外附加值和市场竞争中的渠道优势。4.适度加快兼并重组进程 行业发展的低迷时期，不仅劣势企业的财务价值和市场价值较之繁荣时期大幅度贬值，而且这些劣势企业对被兼并、被收购计划的抵触情绪也要大大降低，这就为优势钢铁企业进行低成本兼并重组提供了良机。优势企业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按照产品互补、市场互补、技术互补和战略互补等原则，适度加快兼并重组步伐，并在兼并重组后，从研发、采购、渠道、管理、组织构架、激励机制、企业文化等方面入手，及时对被兼并企业进行深度整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和市场控制能力。

第三篇：中国养猪业现状与展望

中国养猪业现状与发展

摘要：养猪业是我国农业中的重要产业，对保障肉食品安全供应有重要作用，本文简述了中国养猪业的发展的基本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并提出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养猪业；现状；战略与政策

猪为六畜之首，粮猪安天下。我国是一个养猪大国，养猪业历史悠久，改革开放以来生猪产业发展对增加农民收入，满足城乡居民畜产品需求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在畜牧业乃至整个农业生产中占居重要位置。

我国是传统的猪肉消费大国，猪肉是我国人民主要的肉食来源，占日常肉类消费的60%以上。但是产业的持续发展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市场价格波动，成本持续上涨，疾病与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养猪业的发展。

一、生猪产业发展基本现状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有7~8千年之久的养猪历史，猪肉是我国人民的主要肉食，但长期以来都是传统饲喂方式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改革和市场发展，我国养猪业才真正走出家庭副业，向商品经济转化，促使养猪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正向着质量型和效益型的方向发展。

目前，就全国而言，我国生猪存栏和出栏基本保持平稳发展，存栏和出栏呈现同步发展的趋势，但是饲养规模区域存在显著差异：河南、辽宁等平原农业区年出栏49头猪的分散养殖农户数量快速下降，出栏大于50头的小规模养殖农户快速增，而福建和四川受土地规模限制，50头以下的生猪饲养户仍然占有很大比重。当前我国生猪生产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黄淮流域玉米、小麦主产区、东北玉米主产区和长江中下游水稻主产区等四大地区。在政府的支持鼓励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我国猪养殖业正逐步实现规模化与产业化同步发展的势头，越是规模化饲养的地区其产业化发展速度也越快，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和养猪协会发展迅速，以养猪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养猪的产业化体系成效显著。

二、生猪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养猪是我国的传统养殖业，具有悠久的历史，但长期以来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大部分生猪是以农户散养为主。自建国以来，我国十分重视生猪的生产，我国养猪业在品种、饲料、疫病控制与净化、生产工艺等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绩，有些技术和研究成果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生猪生产的发展历程并不顺利。就目前生猪整个产业发展来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饲料原料成本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

目前，我国饲料资源匮乏，受粮食、石油价格上涨影响，饲料原料价格持续上涨，使生猪行业各环节的养殖成本增加。同时，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增加。

（二）养猪扩群资金投入缺口大，贷款难，利息高

规模化畜牧业的发展依赖于资金与技术的集约投入，养殖户自有积累资金有限，需要向银行贷款。但是生猪养殖业贷款渠道较少，贷款实际操作困难大，门槛高，利率高，直接影响养猪扩大再生产。

（三）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基层养殖技术薄弱

科技服务体系不健全，技术推广投入少，基层畜牧兽医人员文化素质不够高。养殖业整体生产水平低，主要表现为规模养殖比例小、散养户仍占相当比重，散养户、小规模养殖场（户）缺少技术员，欠缺养猪品种、饲料、饲养、管理、废弃物处理等技术支持。

（四）生产水平低 不单是育肥指标，母猪的生产性能（母猪利用率、产仔数、哺乳率）也低于发达国家，养猪技术落后，设施条件差，除发达地区和后来兴建的一些猪场设施较好以外，很多猪场设备老化，结构不合理，无法提供现代猪所需的良好环境发挥其生长潜能。

（五）猪疫病预防与预报机制不健全

缺乏有效的快速诊断技术、疫病防治技术和根除计划，疫病已经成为影响养猪产业顺利发展的障碍。随着规模养猪的发展和大量的国外引种，国内本身旧病重现，新病未去，我国猪病日益复杂，传统疫病非典型化、新的遗传病、非典型、亚临床病症增多、多病原混合感染及继发感染已成为困扰养猪生产发展、影响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基本障碍，严重制约着养猪业的健康发展。

（六）环境保护政策对养猪业发展的压力持续增加

随着畜牧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的提高，饲养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排泄物和废弃物对人类、其它生物以及畜禽自身生活环境的污染愈来愈突出，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污染源。由于养殖数量增多、粪污处理相对滞后，农村养殖业特别是养猪业粪尿处理已成为主要的污染源，对养殖业发展非常不利。

（七）猪肉及其制品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主要表现为人畜共患疾病、兽药残留及违禁品添加等。猪肉加工工艺、技术和设备, 与国际差距甚远,转基因产品检测技术差距更大。

虽然目前我国生猪产业发展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相似或相同的特点与趋势，但是，我国生猪产业市场化发展的历史毕竟较短，生猪产业配置土地、资本、技术、管理和人力资源等的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功能不健全，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养猪业发展。

三、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建议

为适应未来城市化加速发展、工业化深化发展、土地、耕地和水等资源日益短缺、国内人口流动规模不断加大、国际游客不断增多等的态势，新世纪我国养猪业将朝着优质、高效、安全的目标发展，养猪生产将以适度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生态循环经济模式为主体，多项技术的综合配套利用是提高养猪业整体生产水平和效益的关键。下面将从育种、营养、猪肉安全生产等方面探讨我国新世纪养猪业的发展。

（一）智能猪业

在养殖新技术上趋向于“智能猪业”，通过智能感知、自动控制、监控预警等技术，提升养殖生产水平，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能源与投入品消耗，可以极大推动养猪业的发展。

（二）育种技术

优良品种是取得养猪效益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 人们对安全优质动物食品的需求将会大幅度增长。良种猪具有生长发育快、饲料利用率高、瘦肉率高、销售价格高等诸多优点，因此，应该以育种手段创新为核心，切实解决良种供应问题。

（三）防控疫病

养猪户应改变“重治轻防”的思想，树立“以防为主”的观念，从养猪场选址、猪舍设计、程序化防疫、科学饲料配方等基础方面入手，最大限度地防止疫病的发生，同时以种猪疫病净化为重点，源头管理，彻底阻断疫病的传播途径。而一旦发生疫病，要做到及时隔离、准确诊断、合理用药，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四）环境保护

养殖场对环境的影响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应从特定的自然条件出发，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对畜禽养殖、畜产品加工、养殖业粪便处理等方面都做到合理配制和循环利用，切实保护生态环境，有效实施畜粪污综合利用和无害化治理，实现环境友好发展，确保养猪业和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实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五）质量安全 健全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对畜产品生产、加工、贮运、销售过程进行全程控制；严密的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组织机构体系；强化生产源头控制和进出口检疫。

（六）动物福利

动物福利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早已成为大众话题，基本的动物福利措施有助于改善动物的健康状况，更充分地发挥遗传潜力，提高家畜生产的经济效益，而且，动物福利措施有助于提高动物源性食品的安全。近年来，西方国家以动物福利保护设立贸易壁垒，限制非动物福利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因此，实施动物福利对动物、人类健康和产品出口都有好处。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国养猪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优质、高效、安全的我国养猪业必将取得更大的进展和更多的成果。

第四篇：中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现状与展望

中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现状与展望

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

秦贞奎唐光江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有幸参加本次会议与大家进行交流，我感到非常高兴。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秦贞奎先生及本人，对本次由中国农业部、世界银行、荷兰食品安全能力建设项目共同主办，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农业行业分会承办的 “农产食品安全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现在我想利用这次交流的机会，就中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现状与展望谈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是当今世界上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每年食源性疾病——因食用不安全的食品而致使数以几亿人患病，造成许多人死亡。因而，食品安全已成为全球公众健康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食品工业的带来了大发展，尤其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食品工业以年平均10.4%的增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食品工业的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变化，一是来自于社会发展，二是来自于技术进步。其结果，既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引发了一些需要进行积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在诸多问题中，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食品安全这一世界性的问题。随着食品消费方式的变化向社会化转变，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也从个体、家庭向社会扩大，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食品安全性问题也已超越了国界，变成了世界性问题。

中国由于在食品安全的管理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有一定的差距，国内食品安全问题也时有发生，出口食品屡遭国外限制，困难重重。但是，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中国“十五”发展规划和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建立农产品市场信息、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体系”，首次把食品安全体系写进其中。朱总理在2001年7月视察国家质检总局时指示“要加强检验手段，严格把关”，决不允许具有潜在危害的食品进出国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提及“要狠狠打击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制假、售假行为”，也将食品安全列为首位。在2002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食品安全更成为代表们所广泛关注的问题。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保障进出口食品、化妆品的安全，国务院批准国家质检总局专门成立了进出口食品安全局，负责全国的进出口食品、化妆品安全的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能是：一是研究拟定进出口食品和化妆品安全、质量监督和检验检疫的规章、制度；二是组织实施进出口食品、化妆品的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三是组织实施相关食品卫生风险分析评估和紧急预防措施；四是调查处理重大进出口食品卫生质量事故等工作。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的成立，体现了国家质对进出口食品和化妆品安全工作的重视，也标志着中国进出口食品安全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中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的法规和标准建设情况

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我们开展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基础，也是开展和作好工作的依据，我国非常重视法律法规、标准的建设。目前，进出口食品安全的管理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法律以及配套法规。现正在执行的共有配套法规（如：实施细则、局令、公告）100余件。我局已批准发布了与食品有关的国家标准991项，另外有关部门也批准发布了一批与食品加工有关的行业标准1100多项。同时，质检总局还加快了食品质量安全、卫生标准的制修订步伐。到目前为止，我局已批准发布了食品卫生及其检验方法、食品质量及其检验方法、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食品贮运、食品标签等方面的标准986多项，其中约有大部分采用了国际标准（CAC等）。

根据我国的入世承诺，我们已组织对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进行研究、评估、调整，紧密结合SPS、TBT协议等原则要求，对已不适应的进行修改，对缺少的进行完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我国出口食品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三、中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和技术建设情况

在出入境食品的检验检疫方面，质检总局在全国设有35个直属检验检疫局，280个隶属于直属局的分支局，163个检验检疫技术中心，300多个涉及食品检测的实验室，还有两个涉及食品检测、分析的研究所，即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技术研究所和国家质检总局动植物检疫实验所。这些实验室绝大多数拥有气相色谱、液相色谱、质谱、原子吸收光谱等先进的检测仪器,在用设备达10,000余套,直接从事该项工作的专业人员达6000多人。近年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还专门建立了疯牛病检测实验室和23个转基因产品检测实验室等，掌握了国际先进的检测方法并成功地运用于食品的检验检疫工作中。

经过多年的努力，质检总局已基本建立了进出口食品质量安全的实验室技术保障体系；配备了能够满足质检工作基本需要的常规仪器设备；通过国内外的技术培训和交流，培养了一支胜任工作的技术队伍，建立并完善了实验室质量保证体系，拥有了一大批通过国际认证机构认可的食品检测实验室。

四、中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的成效

质检总局在食品安全参照国际惯例，依据我国的法律规定，结合国情实际，实施了有效的进出口管理模式。

在进口食品安全管理方面

根据国际惯例和信息资料情报，在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制定了检验检疫和市场准入政策，加强了对进口食品的检测和监管，发现并处理了不合格食品，截获了大量动植物疫情，取得了严把国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成效。

1、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及动物源食品中残留物质监控计划》并建立了相应的实验室，加强了对进出口食品残留的检测。

2、充分发挥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措施作用。发布了《出入境检验检疫风险预警和快速反

应管理规定》，针对在进口食品中检出了大量有毒有害物质，为防止境外有害污染食品流入境内，我局先后发布了多个进出口食品风险警示通报或通告，将有问题的食品有效地抵御在国门之外。对国外从我国出口食品中发现的问题及对进口食品提出的新要求，我局也及时发出了警示通报，要求各地检验检疫局对出口食品的监督管理要从源头抓起，加强管理，确保出口产品的安全卫生质量。

3、对进出口食品的加工厂实施了有效的卫生注册登记制度。严格食品卫生注册登记标准，只有达到标准的，才有资格从事进出口食品生产和经营活动，产品才可进入市场。近两年，我国先后发布了《进口食品国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进口食品国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范》等规章，开展了对国外进口食品厂家卫生注册的工作。

在出口食品安全的检测与监管方面

加强食物链全过程即从生产、加工、保藏、运输、销售出口每一个环节的监控是出口食品安全的根本保障。强化管理，抓好关键环节的控制是根本措施。

1．建立和完善出口农产品安全卫生质量管理体系。

要从源头抓起，推行从养殖场、农田、茶园等原产地到出口离境的全过程监管。规范农药、兽药的管理和使用，指导农场和饲养场能够科学用药，对养殖场、农田实行备案管理。明确对养殖场中饲料、饲料添加剂的使用规定，在生产过程中对农药、兽药污染和残留进行有效控制。建立健全责任兽医、植保员管理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对兽药、农药、疫苗使用的管理，建立我国食品的安全卫生监控体系，保障养殖、种植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质量。

2．建设有规模的出口基地，使更多的农产品和食品打入国际市场。

我们结合地方政府的产业调整工作，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管理规范的出口基地，制定出口工作计划。全面实施农产品认证制度，加大对出口生产加工企业生产加工过程的监管力度，规范出口检验检疫工作秩序，确保检验检疫工作质量，严禁不符合安全卫生的食品出口。对于进口国检出问题或遭预警通报的农产品、食品，认真调查了解原因，帮助企业整改，提高企业自身的质量意识和产品质量。

4．加快进出口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

建立在科学和风险分析基础上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是实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促进国际食品贸易发展的技术基础和保障。目前我国要进一步健全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加快检验检疫、农兽药残留限量、食品卫生、食品添加剂、无公害农产品等方面的食品质量安全卫生标准的制修订步伐，并结合我国国情，积极采用国际标准，特别是国际食品法典的标准、指南和有关技术文件，提高标准水平。满足我国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和食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的需要。

5．对出口食品实施有效的卫生注册登记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对生产、卫生、检测等条件符合要求的企业，方允许注册，才有资格从事出口食品生产和经营活动，其生产的食品方可进入市场的资格。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8000多家食品企业获得了出口食品的卫生注册资格，其中有许多家符合国外的有关食品要求，达到了可以和国外先进食品企业媲美的水平，获得了国外官方卫生或兽医当局的注册资格。

6．在出口食品企业积极推行HACCP和良好操作规范（GMP）质量管理模式，以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对食品安全进行有效控制，同时，采取积极有效的出口食品检验检疫措施，确保了出口农产品和食品符合相关的安全卫生要求。

五、存在问题与展望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农产品食品安全的发展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存在一定问题。一是食品污染情况时有发生，农药、兽药、化肥等使用、管理有待进一步完善，食品污染事件时有发生。二是食品安全卫生标准的国际标准采标率仍有差距。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关于食品中农药、兽药、等有毒有害物质的标准达到8000余项，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等也有数千项，采标率在80%以上。而我国的食品安全卫生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之比较还有一定的差距。三是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世界各国对食品安全卫生的要求越来越高，检测项目越来越多，检测技术指标和标准越来越高，需要加强投入。

总之，食品安全问题是人们关注的永久性课题。进出口食品的安全管理工作责任重大，从生产源头开始加以规范和控制，是最稳妥和有效的办法，为此当前要进一步完善源头监控方式，加强对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各环节的管理工作，加大财政投入，积极开展国内外的技术合作，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的法规建设和管理体系建设，以保障食品安全，更好地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际贸易的发展，造福于世界人民。

第五篇：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与展望

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与展望

一、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一向重视教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最高学府——太学，并且设置了“博士”。在近代，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落后了，直到19世纪末期才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在旧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极其缓慢，1947年全中国仅有高等学校207所，在校学生15.46万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不断改革和调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今，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学科门类较为齐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互配套，高等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层次完整、形式丰富多样、规模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办学规模有了较大发展。截至1995 年底，我国共有普通高校1054所。在这些院校中，本科院校615所，专科院校439所。1995年各类高校学历教育在校生达到520多万人，其中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290万人、研究生14.5万人、成人高校在校本专科生235万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种类型的高等非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我国每10万人口中有大学生433人，每百名高中毕业生中有40多人进入普通高校深造。——层次结构趋向合理。1994年普通高校专科在校生占全部在校生的53.6％；研究生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219所，博士授予点约2000个；有硕士授予权的高校471所，硕士授予点约7400个。

——专业结构不断优化。1993年国家教委新颁布了本科专业目录，专业种数由原来的813种减少到504种，拓宽了专业口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专业划分过细，适应性不强的状况。同时，增加了一批经济和科技发展急需的应用学科专业。

——业务培养质量明显提高。通过教学改革，高等学校学生的知识能力结构有所改善，基础知识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