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中国富豪调查报告

第一篇：在美国的中国富豪调查报告

调查称中国近半亿万富豪谋划移民转财2011年06月20日17：44辽一网-华商晨报外国人纷纷涌入中国，中国的企业家们却揣着钱出国，在美国的中国富豪调查报告。而这其中的一大部分富人在谋划移民。是什么驱动中国追逐财富?英国BBC网站日前有篇报道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什么驱动中国追逐财富?目前，中国有超过100万个富翁家庭的财产在100万美元以上，他们的后面还有好几百万名希望赶超他们的人。BBC的记者跑到了北京南城的旧车市场，采访了一位买豪华车的人。这位来自山东的李阳(音)目光落在一辆售价340万元人民币、几乎全新的宾利车上。他说：“我希望买一辆这样的车，因为这能提高我的身价，人们会用不同的眼光看我。”对金钱的喜爱和对有钱人的推崇，带来一些有趣的商机。北京一家公司开设了一门30小时的昂贵课程，教年轻女性如何赢取富翁的心。这所学校也向富翁们收取一定的费用，给他们提供认识合适女性的机会，调查报告《在美国的中国富豪调查报告》。是什么人在忙着转移财富?更多的富人在谋划移民。据福布斯中文网一篇博文的观察，中国的富有人群正在把钱转移出自己的国家。这篇题为“中国富人席卷上万亿热钱外逃”的文章透露说，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经快完成移民手续了。这份调查由中国招商银行(12.92,-0.10,-0.77%)和贝恩咨询公司联合进行；调查结果还显示，那些拥有1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有27%已经完成移民，47%正在考虑离开祖国。这一令人吃惊的结果与美国财政部的非法钱款流向监控报告相一致：自去年夏季以来，从中国向外秘密转移的现金大幅增加。另外，据非营利组织“全球金融诚信”称，中国的非法资金转移在全世界首屈一指。2000年至2008年间，从中国流出的款项总额达到2.1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即使按照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平均计算，也可以达到人均1600美元。移民潮导致国外房产的抢购热。2月，温哥华的地产经纪业务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升温，中国买家大肆抢购独栋住宅、联排别墅和公寓房，销售量环比飙升70%。除了美国和加拿大，英国的房产也是资金青睐之地。《每日镜报》惊呼，有钱的中国人把英国人挤出房地产市场。根据伦敦的房产中介奈特弗兰克公司的数据，中国买家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在伦敦房地产市场消费了1.2亿英镑。住房协会助理主任保罗里斯告诉《每日镜报》，投资40万英镑(约合40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在伦敦买套房子(连同房子下面的土地)，而在中国只能买一处公寓。据《中国青年报》

第二篇：中国富豪申请美国投资移民的近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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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豪申请美国投资移民的近半数

美媒：不景气的美国仍吸引中国富人

美国中文网4月10日文章，原题：中国人拿绿卡大增居各族裔第二 去年总共有1062040人取得“绿卡”，成为美国永久居民。其中墨西哥人占14%，排名第一。中国出生人士占新永久居民的8.2%，共有87016人，排名第二，比2010年增加了23%。

美国国土安全部9日发表的2011年永久居民新报告显示，美国发给中国人的“绿卡”数目年年攀升。2009年有64238人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占当年新永久居民的5.7%；2010年有70863名中国人取得“绿卡”，占6.8%，到2011年，这一数量增至87016人，占8.2%，比上一年增加了23%。

去年106万新永久居民中，大多数(55%)已经住在美国，他们选择居住的地区依次为加州(21万人)、纽约州(14.8万人)和佛罗里达州(10万人)。

尽管美国经济依旧不景气，但仍是全球富人向往之地，尤其是中国富人。根据美国移民机构的数据，成千上万的中国富人已经申请EB-5投资移民签证，也就是“绿卡”。尽管全球有很多富人提出了申请，但目前来看，提出申请的中国富人最多，也是最大受益人。

据美国移民局的数据，去年有2969名中国公民申请了此项目，其中934位获得批准。中国富人占到申请和获得批准总人数的四分之三。预计2012年，申请和获批准的中国人数比往年会有增长。

中国银行和胡润报告近期公布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中国百万富翁或已经考虑移民，或已经开始准备移民。调查发现，中国富人选择移民的最普遍原因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其次为希望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和担忧中国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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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富豪婚恋报告

中国富豪婚恋报告

中国富豪婚恋报告

文/特约撰稿 东方愚

编者按：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后台决定舞台，管理婚姻比管理企业更需要智慧。作者历时多年采访总结，形成对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经济学分析。这篇文章里没有所谓的大道理，有的只是“干货”、感悟以及大时代的婚姻变迁逻辑„„ 龙年春节前后又有一桩富豪离婚大戏闹得沸沸扬扬。主角是中证万融投资集团董事长赵丙贤与妻子陆娟。女主角在2010年第一次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理由是男主角曾对她施暴，且有婚外情。但几次开庭，男主角要么“出差”，要么“生病”，女主角后来撤诉。一年后，再次起诉，仍然等不来对方应诉。案件后又移交到另一法院，至今没有下文。这种事发生在谁身上都不好看。何况，赵丙贤头上还曾被外媒戴上过一顶名为“中国巴菲特”的帽子。其实他们夫妻俩多少年前挺让人羡慕的——都当过兵，后来一起创业，是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批股民，共同完成了原始积累，20年后坐拥巨额财富。但就是这样的伙伴型夫妻，到今天却成为了一对仇敌。

赵丙贤的故事只是一例。中国的变化有时比你的心跳还要快，人的欲望越来越复杂，所谓“幸福”的定义也不断地被更新。接下来将在本文出场的众多企业家故事将向你说明——管理自己的婚姻，比管理一家企业更需要智慧。企业家婚姻之 帕累托最优原则

“帕累托最优”是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说白了，就是“心满意足”了——你还能怎么样？!那么，什么样的婚姻状态才是“帕累托最优”？ ——先从老一代企业家的婚姻谈起。

“我离过两次婚，”周成建笑了笑，继而说道，“婚姻只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与对错无关。”

2011年4月中旬，我到上海采访这位“服装首富”，他比我想象的要随和一些，聊他小时候因“投机倒把”而使父亲受到连累的事，聊美邦转型中的阵痛和他把一位高管送进监狱的事，甚至聊到他的家庭，他都很认真地一一回答。我不是“狗仔队”，而是一位财经记者，我这样做，只是想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面前的这个人。一位中国商人可以在生意场上阳奉阴违，但在提到他的家人时，几乎都是真情流露。周成建给我说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婚姻逻辑。他说，中国商人们的婚姻，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是密不可分，甚至亦步亦趋的。

比方说，那些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他们的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的——媒人牵线，或许见了一面就订婚了，就算提出一些要求，也是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

譬如，陈红华当年和后来成为“钢铁首富”的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相亲之前，唯一的要求是对方是共产党员。你看，即使到了21世纪已经过了10年的现在，沈文荣仍然常常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他甚至觉得“民营企业家”这一词汇带有贬义。

这一代人当中也有不少离过婚的。最突出的一个群体，莫过于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一次把“爱情”法定为中国人婚姻的基础，离婚的知青越来越多——不仅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有的“双知青”夫妇也分手了。这种基于年代特征的婚姻往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不管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来成了企业家或别的什么“家”。

而那些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家们的择偶观，就与沈文荣们不一样了。他们大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这个年代，“下海”是时髦词汇，私营经济正野蛮生长，年轻的中国商人们摆脱了改革开放前思维上的桎梏，更加注重物质的丰富，甚至个体的自由。于是，在他们找结婚对象时，“志同道合”成为一个关键诉求。

什么样的情形叫做“志同道合”呢？同学、师兄妹或校友是一种类型，譬如黄宏生与林卫平、马云与张瑛、段永平与张昕，分别对应这三种情形；事业伙伴是第二种类型，最典型的代表则是“首富先生”黄光裕和妻子杜鹃，当年任北京中行信贷业务员的杜鹃，在嫁给黄光裕后并没有马上加盟国美，而是在三年后——这三年间，杜鹃为解决黄光裕跑马圈地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立下汗马功劳；第三种代表类型则是机缘邂逅、互相吸引者，比如潘石屹和张欣、李国庆与俞渝等，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海龟与土鳖”式闪婚夫妻中的代表。再往后，进入21世纪才结婚的中国商人们，他们的婚姻画卷又有新特点了。他们仍然要找“志同道合”者，但是，对黄光裕和杜鹃那种生意伙伴式的婚姻之艳羡开始减弱，他们开始更多地注重对方和自己在精神上的交流，至少主导婚姻的那一方更注重精神上的享受、心灵上的慰藉。

——回到周成建，那天采访结束，他说，“时代变化太快了，我没那么大的胸怀（从一而终）。”这句话让我觉得他够坦诚，不过，他还是担心我对他结过三次婚产生某种联想，于是随即向我补充道：“我现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她也很懂得生活，我觉得很幸福。” 企业家婚姻之 凡勃伦效应 一种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走俏。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它反映了人们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愿望。

如果新娘这一“产品”是因成色好、气质佳，或与自己情投意合而价格高企，那么尽情炫你的耀，让别人说去吧！——如下这段谈的是新生代企业家的婚姻。

2010年年初的时候，我听一位广东的朋友说，当年的“中国女首富”、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正为大儿子刘晋嵩物色媳妇。

刘晋嵩生于1982年，是张茵和她前夫生的，原本不姓刘，在张茵和现在的丈夫刘名中结合后，才改姓刘。刘晋嵩在美国留学期间，只要一回国探亲，就被张茵安排到玖龙“实习”，毕业后即被要求加入玖龙，2009年成为执行董事。你看，他的路，似乎是张茵给设计的。现在轮到婚姻了，就算是一名思想观念西化的“海龟”，也可能难违父母之命啊。当然，张茵是不承认这一点的，2010年“两会”期间，我问她关于给儿子“相亲”的事，她虽然否认了，但眼神里依然露出了一丝不自然。

当然，并不能说子女继承家业或婚姻遵父母之命就一定是坏事，以刘晋嵩来说，在母亲张茵眼中，他从小就比较“乖”，也认为接班是天经地义的，于是能够沉下来做事。这对家族企业来说，绝对是福音。改革开放之后，本土富人阶层才开始涌现，等他们的孩子将近长大成人，并开始成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富二代”时，最早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了。

富二代中多有青年才俊，但青年才俊绝不只是富二代。相反，就算看起来再开明的企业家，当他们的子女恋爱及谈婚论嫁时，他们所给出的“参考意见”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子女的婚姻。当然，也有口味相同的两代人，譬如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和儿子汪小菲。

此处，我所谓的“青年才俊”，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是，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必须具有百分之百的自主权。譬如李兆会（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掌门人）、江南春（分众传媒创始人）、姚明（NBA球星、商人）。

李兆会与一般意义上的富二代有所不同，原因是他的父亲在2003年年初被人枪杀了，彼时他还不到22岁，还在澳大利亚留学，噩耗传来后只得中断学业，回家奔丧，不久后执掌海鑫钢铁。李兆会的爷爷奶奶还健在，六叔李文杰任海鑫总裁，但这不等于说他的董事长一职是虚职，也不代表他会沿着父亲原先的产业发展思路走下去，恰恰相反，他掌舵海鑫几年，海鑫成为了一艘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于一体的“巨舰”。我在山西采访时，李文杰酒后说，他从心底佩服自己的这位侄子。

李兆会的个人能力赢得家族充分信任，他的婚姻自然也是自己做主了。

再来说江南春。江南春最近一年的演讲中，说得最频繁的两个词就是70后、80后。他是1973年生人，靠个人努力创办分众传媒，并在美国挂牌上市。事业大起大落，以及结婚生子，使他蜕变为一名成熟的商人。与江南春同龄的陈天桥、丁磊、马化腾等人，是中国商界大多数青年才俊的代表。江南春的妻子是凤凰台的主播陈玉佳，他们俩在36岁的本命年时结为连理，一个是广告业，一个是传媒业。他们更注重事业的相互支持与提携。

陈天桥的情形与之类似。他原本有可能成为上海市最年轻的区长秘书，但他“弃政从商”，于20世纪90年代末离开政府部门进入一家证券公司，不到一年后离开，创办盛大。但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雒芊芊，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雒芊芊是陈天桥的创业伙伴兼贤内助，现在仍是盛大的董事。

从不同类型的青年才俊的婚姻中来看商业的变迁，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没有人不想在生活中痛痛快快地爱一次，但现实总有很多沟壑。他们的跨越之道告诉我们，一个在恋爱和婚姻上具有充分的自主权且又负责任的商人，才有可能把企业也经营得有条理、有声色。反之亦然。企业家婚姻之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简单来说，投资做一项事情，开始的时候，收益值很高，越到后来，收益值就越小。

无论再耀眼的光环和再高的报酬，经理人在精神上的“边际愉悦度”一定是递减的。要么早点找点乐子，要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绝不能让这一规律蔓延到婚姻上。

老一代、新一代的企业家夫妻聊完后——现在该聊聊职业经理人事业和家庭之辩证关系了。

绝大多数情况下，职业经理人承受了巨大压力，他不能向任何人抱怨。这个时候，另一半的作用就不可小觑了。我们可以选择三位很是特别的人物——王石、唐骏、陈景河，他们其实大都介于企业家和经理人之间的角色。

万科的第一大股东从来都是国有企业——先是深圳市属的国有独资企业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而后是央企华润集团（准确来说是华润股份有限公司），但创办者王石不失为一位知名企业家。

唐骏被称为“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先是服务于微软，然后又先后在盛大和新华都两家民企任职，但是，他在1993年前后，即进入微软前，曾创办过三家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好歹当过一段时间“民营小老板”。

陈景河是紫金矿业董事长，紫金矿业第一大股东是隶属于福建上杭县政府的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不过，与王石和万科类似，陈景河一手创办了紫金矿业，紫金矿业的决策机制也更像民企。

王石、唐骏、陈景河，除了都有点老（2011年的平均年纪是55.5岁），可谓中国企业界最典型的职业经理人代表了。他们打理事业和家庭关系时所作出的决定，不管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不管是明朗的还是隐秘的，都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我采访他们四个人时，这种感受很为明显。他们比一般的中国商人更为谨小慎微。如果用江湖语言来说，他们比普通中国企业家要更会“表演”。所谓“表演”并不是贬义词，而是说，同样一句话，到他们口中时，如何得体地表达出来，他们要比别人更显斟酌。

每一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背后，都可能隐藏了一个非凡的贤内助。他们四人亦如是。妻子们在他们事业沉浮时所充当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非常值得去揣摩和研究。

她们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王石的妻子王江穗。王江穗家庭背景不一般，早期曾给予了王石一定的支持，但始终没有进入万科。王石后来到处登山，四海为家，她也曾有怨言，但后来明白，最好的相处之道是无为而治。第二种类型是陈景河的妻子赖金莲和阚治东的妻子张松妹。赖与张是大多数职业经理人之贤内助的代表，她们一定不能走到丈夫所在企业的“前台”，但是，她们永远是丈夫私下寻求帮助时的“首席代表”。第三种类型是唐骏的妻子孙春蓝。孙春蓝是唐骏在北京邮电大学的同级校友，夫唱妇随，先到日本，后赴美国，在唐骏事业的每一个关口，孙春蓝都送上建议，但唐骏特立独行，几乎未有采纳。

企业家婚姻之 比较优势论

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女性企业家具有性别上的“比较优势”，但商业不是走秀，到头来拼的还是团队作战力。

全球20位拥有10亿美元的白手起家的女富豪里，有11人来自中国，其中6人排在前10名——这是2010年10月中旬胡润提供的一组数字。

这6位女富豪分别是张茵、吴亚军、陈丽华、秀丽?好肯（原名戴秀丽，现随夫姓）、朱林瑶和张欣。她们执掌的企业分别是玖龙纸业、龙湖地产、富华国际、人和商业、华宝国际和SOHO中国，其中除了张欣任SOHO中国CEO外，其他5位，均可以视为“女主外，男主内”的案例。

那么，在前5人当中，丈夫在家族企业中任职的只有1例——张茵丈夫刘名中任玖龙纸业副董事长；吴亚军的丈夫蔡奎，和朱林瑶的丈夫林国文，曾分别在龙湖地产和华宝国际任职，但后来均告“隐退”；陈丽华的丈夫是电视剧《西游记》里唐僧的扮演者迟重瑞，自始至终未在富华国际任职；秀丽?好肯的丈夫安东尼?好肯是英国一位教师，也从未在人和商业任职，即使戴秀丽现在也只是在人和商业中任非执行董事一职，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是她的弟弟戴永革。在中国商业文化当中，如果夫妻两人都在家族企业中任职，且是通常情况下丈夫任董事长、妻子任CEO或CFO的情形，那么妻子的出色表现无论对企业内部还是外部形象而言都是加分行为；但是，如果是妻子任董事长、丈夫任CEO或CFO的情形，丈夫的出色表现虽然一样让企业受益良多，但他并不宜向外界展示或张扬太多。

有四对夫妻档可圈可点，两对是上文提到过的张茵和刘名中夫妇、吴亚军和蔡奎夫妇，另外两对是俞渝和李国庆夫妇、周晓光和虞云新夫妇。他们的发家之地分别是东莞、重庆、北京和义乌——在地图上正好是东南西北，能够画个圈了。他们都在或曾在家庭企业中任职，且女人大都为“一把手”。这四个案例适合于上述“定律”。刘名中是张茵的好搭档，虽然是玖龙纸业副董事长，但鲜有走到过前台。玖龙纸业于2008年陷入“血汗门事件”时，张茵出来开发布会，刘名中也出现了，但他几乎没有发言；而玖龙纸业一位员工告诉我，在公司年底的“联欢晚会”上，张茵和刘名中都会讲话，但刘名中总是寥寥数语。

相比之下，吴亚军和蔡奎性格都比较强势——他们当年开始创业时，并非创办一家“夫妻店”，而是各创各的业，最后吴亚军这边机遇好、发展迅速，蔡奎才加入进来。他们后来在经营龙湖地产时，虽然分工相对明确，一个管战略战术，一个管日常经营，但是摩擦常有，加上吴亚军从一开始就认为应当“去家族化”的想法，最后蔡奎辞去此前在龙湖地产的职务。

后两对夫妻则是另外两种蛮有趣的情形，俞渝和李国庆同是当当网“联合总裁”，这在中国企业家恐怕也甚为少见，尽管我们知道俞渝对资本市场更为熟悉，而李国庆对图书及日常经营更为专注，但他们二人的性格实在太像了，都是精于算计、从不认输、有着钻牛角尖精神的完美主义者。他们之间曾经矛盾不断，但后来对外宣称一切得以调解，找到了生活的平衡术。但2010年当当网上市后李国庆和所谓的“大摩女”对骂事件，掀开了他们俩尴尬关系的一角。周晓光和虞云新的情形与张茵和刘名中的情形比较相似，都是男人更懂得谦让和包容。不同之处在于，虞云新虽然名义上是新光集团副董事长，但由于饰品和房地产是新光集团的左右手，周晓光负责饰品，他负责房地产业务，实际上两人都是“一把手”。2010年他们拍下了“义乌第一高楼”超级项目地块，准备在地产业务上大干一场。只是虞云新懂得，他必须避免受到镁光灯的聚焦，有的时候他甚至主动把一些成绩，按在任义乌市唯一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周晓光身上。赘述这么多，只为表达“女主外，男主内”的夫妻档中，男人的角色扮演艺术问题。不过，应该为中国女企业家们多喝一声彩。女人在承受压力、抢占和利用资源等方面，整体要逊色于男人，但她们能够突破樊篱、成为成功的女企业家，值得敬畏。

第四篇：反思中国富豪十大错

反思中国富豪十大错

想了好久，要不要写这篇痛陈中国富豪问题的批评与劝谏之文。

先说三遍，富豪不等于企业家！

再说三遍，中国今天的富豪远远多于企业家！

中国富豪的财富真多。10月15日胡润在陆家嘴发布2015百富榜，邀我“站台”，从学术角度做些分析。今年中国有1877个富豪的财富超过20亿元，总财富13.6万亿元，超过印度或俄罗斯整个国家的GDP。对比美国，中国大陆超十亿美金的富豪有596个，第一次超越美国，中国成为全世界制造富豪最多的国家。拜股市上涨和IPO之所赐，大陆的百亿级富豪从去年的176个增加到今年的333个，增速令人咋舌。

胡润给了我很多资料，他发榜的第二天，秦朔朋友圈上线。我开始连轴转，无暇写文章，我也担心，写富豪的问题肯定会“伤人”，也很容易被反对民营化、打压民企的声音所利用。12月6日早晨在深圳南山的一个酒店醒来，思考如踏浪而来，澎湃不息。我想，该写了，不写不行了。

“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姑息不是中道，直言是为了中国富豪明天更好。

我写的中国富豪十大错，全部有事实为依据，排序不分大小，欢迎对号入座或者引以为戒。

第一错：没有社会成本意识（social cost），对环境极不负责

富豪向来觉得自己NB，赚钱都是自己能耐。见过不少房地产富豪，拿江景、海景、湖景、山景这些伟大的自然做文章，可是盖的房子鬼头鬼脑呆头呆脑，严重影响城市景观。当一个“作品”形成的是公共视线污染，它就是在制造“负外部性”。以为只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污染排到江河湖海，消耗（cost）的是我们的今天和未来。

弘毅投资的一个原料药企业，在内蒙古离黄河只有十几里的地方，把污水直接排进“污水池”，就是在沙漠挖个大坑直排，等着自然蒸发或沉淀。黎民饱受其苦。《第一财经日报》曝光后，这个原料药企业找我沟通，说主要是“政府承诺盖污水处理厂，给我们几个企业共用，但政府盖不起来，而我们已经上了设备要投产，所以是政府许可我们临时处理”。弘毅算是很不错的投资公司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嘛，对这种事也处之泰然，视之漠然，只要不曝光就万事大吉，遑论其他？

我的一个老乡曾任《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曾在浙江湖州挂职，有一次很心痛地对我说：“我老家濮阳那边要引进浙江民企投资，我牵线，也是产业转移。这边的老板说污染的费用要那边出，那边又出不了，最后这边说，我就往地下注吧。直接钻孔，向地下300米排污。”

我在2009年写的文章里说，“在各地都以GDP为纲和地方政府的竞争性体制下，对数量型增长指标的关心远远超过对结构问题、社会成本的关注。2007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6%，但中国消耗的煤炭占世界的48%，石油占9%，钢材占34%，电解铝占32%，水泥占54%。中国进口的铁矿石达3.83亿吨，占全球海运总量的一半，中国的钢产量已经是世界第二到第十位的总和。目前，全国每年的废水排放超过环境容量80%以上，二氧化硫排放超过环境容量60%以上，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也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7倍。”这些数据有些旧，但所反映的基本情况和趋势并没有逆转，所以别老觉得自己NB，看看你消耗了多少资源才创造出了这些带血的GDP、致病的GDP、高消耗高污染低价值难循环的GDP？！

第二错：没有对中小投资者负责的意识，鱼肉投资者

富豪财富的计算是市值法（利润乘以市盈率，如未上市，就模拟已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市值定财富，所以市值管理和资本运作很重要。“种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经商不如贷款，贷款不如不还，不还不如不管”，这是牟其中20年前对我说的话，意思是一产不如二产，二产不如三产，三产不如办银行，办银行不如去上市，去上市不如搞投行。

中国富豪这方面的悟性都是超强的，可惜他们的资本运作，往往都是把泡沫当故事讲，把故事当真事讲。在充满寻租干预的奇葩市场上，偏偏又能畅通一时。苦的就是中小投资者。郎咸平就是看准这一点，站在中小投资者一方，所以当年第一财经的“财经郎闲评”节目红火一时。

我有一个金融EMBA同学，是一家证券公司投行部门的总经理，这几年为30个民营老板做了IPO、定增、发债等等。他说很多老板都邀他加入公司，给的条件极其优厚，他也动过心，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去。

“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平常看到他们动不动就发脾气，呵斥员工包括高管，我现在是客，客客气气，去当兵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资本运作太不按规矩，昨天我帮他弄一个TMT概念增发，弄进来不少钱，转头他就投了房地产；房地产要烂了，又要我做方案回购进上市公司。我去那里直接操盘，不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

今年6月3日我写了《给牛市泼点水利大于弊》的文章，文中用了九鼎投资一位合伙人5月中旬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的话。当前最主要的赚钱模式不是做买方而是做卖方，用泡沫做卖方有两个主要方式：一是上市公司或者新三板挂牌公司“现在最佳的方式是要拼命融资，说得不好听就是圈钱，通过高价卖股票融资后把企业做实。上市公司目前不融资，他的董事长可以说就不合格”。第二，“就是那些没有上市、没有挂牌的企业要快速证券化，原来融资只能10倍市盈率，泡沫时代可以卖到30倍、50倍甚至100倍市盈率。”

在第一财经11年，见的资本游戏太多。中小投资者如果不小心，难逃“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命运。把自己的财富建立在鱼肉中小投资者、用他们分散的伤痛所铸就的财富大厦上，你就那么心安理得，以为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第三错：没有专心致志做产品、踏踏实实走长路的意识，喜欢的是赚钱越多越好，甚至不惜投机取巧去赚钱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企业善于应变不是错。但是中国富豪的一个特征是不喜欢“立常志”，而喜欢“常立志”，在把握赚钱机会上嗅觉一流，在坚持初心上放任自流。所以多元化成为他们的企业战略偏好，隔三岔五改变主业也不稀奇。这导致中国的好产品少，能通达世界赢得尊重的好产品特别少，因为好产品是磨出来的，呕心沥血熬出来的。“好”，是时间的艺术。

前段在香港，一个广州的商业地产商对我说：“我们也偷过红线，改过容积率，在空地盖停车场再改成商业，但最近碰到一个北方开发商，才真算开了眼界。这哥们相信‘捂地才无敌’，死活不开发，等着土地升值。这样下去政府要收回土地的，而且最近几年越管越严。他就灵机一动，找了几个朋友谋划，用公司名义向他们借钱，故意违约不还，这几个朋友到法院申请冻结他的公司财产，土地就给冻结了。一个官司打了N年，地捂住了。”

中国的富豪真聪明，可是如果把聪明都用在这些地方，蝇营狗苟偷鸡摸狗，怎么可能有中国好制造？！

我没有和刘强东(微博)交流过，但在看《创京东》这本书时，我对他的几段话非常赞同。他说：

“到国外看了这么多企业，你会真正理解每个企业的追求可能不一样。欧洲的企业，让人惊奇的都是几百年传承，家族做了8代、10代，英国有家很著名的面包店已经是第12代了，还是每天烤几百箱面包出来。卖完了，就算还有很多人排队，也对不起，我不卖了。人家每年还带家人出去度假几个月。以它的知名度，销量、规模完全可以翻10倍以上，烤更多面包，赚更多钱。我去纽约，有家很有名的日本料理餐厅，有几个月也歇着。不是不要赚钱，而是要休息。

“而中国人都愿意抓住每个赚钱的机会，如果说今天我能赚10个面包钱，绝对不会只卖9个，卖9个他睡不着觉，他就会想，今天本来可以卖10个，为什么今天只做了9个呢？他明天就会做11个面包。

“中国现在主流的成功还是以赚更多钱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在中国，只要你公司赚钱了，足够有钱，即使过去被无数人看不起、不屑的人，也变成一个英雄。比如有的人弄各种假的保健品，狂打电视广告，赚了几百亿之后，现在大家一提他，每个人觉得他就是教父、成功企业家，只要有钱，你就是成功。”

“我更希望有一天中国的企业家做企业还是以追求幸福为目的，但追求幸福不能建立在懒惰的基础上，而要建立在创新、努力的基础上。我觉得美国树立了比较好的体系，既能激励你，又不会让你太懒惰，从而让每个人过得有尊严和幸福。”

刘强东“挤兑”的这个中国富豪是史玉柱，明眼人都看得出。不过坦率讲，我觉得史玉柱算好的，第一讲诚信，盖巨人大厦集资借的钱，全部还清，重新站起来；第二，我问过他，脑白金里的主要成分是褪黑素，确实有助于老年人睡眠。不是瞎编故事；他从民生银行贷巨款炒股赚钱，只要手续合规、准时还钱，吴小辉（注：吴小辉是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安邦是民生银行股东）都说他不急，我们急什么呢？史玉柱今天的定位不是企业家，就让他好好赚钱做富豪吧。

但是，刘强东式的感受，我也有。看到90年代的知识英雄变成今天的资本豪强和电视屏幕上的成功教父，我心里也是六味翻陈不舒服。

第四错：没有“官商之间淡如水”的边界意识，习惯于“不找市场找市长”，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不公平竞争

这些年参加过多次政治学习，去年是“群众性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今年是“三严三实”，每次学习都有一个环节，通过视频看落马官员的“忏悔录”。我发现几乎所有带着镣铐的官员都后悔“交友不慎”、“错交了几个老板朋友”。

尽最大努力消除官商勾结、寻租牟利，这是中国建设现代、文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避免“拉美化陷阱”“菲律宾式腐败”必过的大关，其中限制官员滥用权力的制度建设是根本。但是，也不能不说，正是一些富豪的行为加剧了官商勾结、寻租牟利的程度，使得我们的营商环境，在一段时间里不仅不公平而且加速劣质化。从上世纪末“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的走私大王赖昌星，到去年8月出逃的郭文贵，通过“搞掂”乃至“要挟”官员以实现特殊利益安排，曾是一些富豪的常规打法。用各种方式为官员及其亲属“埋单”、当官员的“白手套”，一边提供私人飞机和色情对象，一边用隐秘设备偷偷摄录，在富豪中也不鲜见。至于像刘汉那样通过与权力结盟，以司法手段置商界对头于死地的案例，其所践踏的不仅是商道，还有社会的基本正义。

我听胡润说，过去大家怕上富豪榜，现在基本很接受了，有的人还希望上。看看吧，郭文贵2014年在胡润百富榜上以155亿元的个人资产，从2013年的第323名飙升至第74位，但这年他就东窗事发。胡润你要不要编个“出逃榜”？

由于官商勾结，从项目到产品，很多招标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统统潜规则。我经常觉得“背反”：中国富豪一边呼唤市场化少干预，一边习惯性地“不找市场找市长”，他们和各种领导的合影以及领导本人的书法，都放在办公室醒目位置。

倒下一批腐败官员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官员的干预，使得普惠政策变成特惠政策，公平竞争原则荡然无存；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通过多元化的补贴一直苟活，但总有一天，当补贴型企业的产能纷纷释放，就是大过剩，今天中国经济的困难之一就在这里。

习近平主席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在新常态下，富豪和政府官员之间，应该是各守本位、保持距离的关系（arms-length relationship），是从合谋型、寻租型、补贴性的官员依赖到“有界限、有规则、知分寸”的政经互动的关系。拜托富豪们少打一些官员个人的算盘，让他们太平一点吧，你供认个几万块没事，他们要坐几年，还是积点德吧！

第五错：没有健康的纳税意识，还口口声声承担社会责任，丧失了社会与企业间的基本契约精神

企业和社会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而是分工不同。企业是商业组织、盈利组织，企业缴税后政府才能将税收用于民生支出，比如教育医疗。企业纳税天经地义，甚至可以说，纳税是每个企业的天职。这是一种社会与企业间“默示的契约关系”。资本主义精神的完美代表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逃不掉的，那就是税收和死亡。”在美国，林肯于1862年建立的IRS（联邦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被称为“最能让人闻风丧胆的部门”。

而我碰到的不少亿万富翁，谈到税收，最常见的态度是，“中国的税负太高了，雄踞世界前列”（依据是福布斯全球税收痛苦和改革指数），“必须减税，企业才能活下去”，“税务局还要我们提前缴税，太离谱了”，等等。

而有一次我问一位百亿级身家的富豪一年交多少个人所得税，他笑笑：“那倒不多，我月薪1万元，交不了多少。”我说我们报社一半以上的人都交的比你多啊。还有一个房地产富豪，建了好几个珍宝馆，犀牛、象牙、字画、艺术品等大量添置，全由公司购买以冲抵成本，这些宝物在他办公室放一两天证明是企业资产，然后就挂回家了。这种以富豪私人消费冲抵企业成本、达到节税目的花样，足可以编一本书。

我无意指责富豪的避税节税行为，毕竟税负是决定投资意愿的重要因素，而投资是全球竞争的结果。我也认为，中国企业的综合赋税水平特别是“五险一金”标准过高。财政部老部长项怀诚有一次看《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专门写信给我，说，“中国的税制应当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重惩罚。贵报漏了‘低税率’三个字。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是我的理念。我本人一直倡导低税率，反对过高的税负。”但是，当你想到，中国在资本利得方面，既无遗产税，极少房产税，二级市场炒股收益也免税，富豪还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消费成本化”，动不动就能从政府那里得到“非经常性损益”，而他们的个人所得税标准竟然比我们一般白领还低，不是太吊诡了吗？他们还好意思说承担社会责任？

其实，中国富豪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并没有他们经常渲染的那么高。全国工商联编制的“201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显示，2014年民营企业500强纳税总额占全国税收的比重为4.81%（第一是了不起的华为的了不起的337亿元），比我想象的要少不少。中国富豪说美国什么什么好的很多，但说美国税制好的很少，有的富豪想移民，一了解美国的“全球缴税体系”，就望而生畏了。我尊敬的企业家，是印度软件企业Infosys创始人之一穆尔蒂(Narayana Murthy)这样的人。他1981年与另外6名年轻软件工程师变卖了包括妻子首饰在内的细软，集资1万卢比(相当于1000美元)白手创业。“这个公司未来要变成什么？营收最高？最赚钱？还是市值最高？”他决定，“我们要变成最受人尊敬的公司”，其标志是要有最好的公司治理，“与这块土地共同成长，最后跟整个社会取得和谐共处”。他认为公司治理与钱无关，“即使我们没有钱，刚创业时就遵守公司治理原则”。

当年印度从国外进口软件要交纳150%的税，很多印度软件公司故意把软件包拆成软件光盘及操作手册，因为操作手册不用缴税，他们还把手册定价在整个软件包售价的90%，这样就只要缴交本来150%进口关税的10%。而穆尔蒂决定，还是卖整套的软件包，因为要遵守公司治理。穆尔蒂在公司电话账单中的每一笔私人电话费都切割出来自付，他开普通的三菱Lancer，端盘子和员工一起在食堂吃饭，却把个人财富中的60%放进Infosys基金，因为他的信条是“金钱的真正力量在于施予”。他梦想印度实行“有人情味的资本主义”，不仅有“资本主义的脑”还要有“社会主义的心”。

因为印度经济还远远不如中国，所以不少中国富豪谈到印度都会笑。但在我心目中，一个穆尔蒂的言行足以将整个印度企业家的形象带上一个境界，而中国，隔一段就发生一次匪夷所思的产品事故、安全事故、坑蒙拐骗、金融诈骗，中国富豪的形象能有多好？

第六错：没有包容性发展意识，处理不好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中国的很多富豪出身草根，一路在夹缝中忍辱负重，拼力挣扎，可以说是自强不息。但或许是伤痕累累的历程扭曲了心智，在厚德载物方面的修为相对欠缺。我的一个体会是，他们一旦出头，“媳妇熬成婆”，气就粗了，话就大了，有些不一定真懂的地方也敢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比如，动不动就嘲笑国有企业没有企业家。真心说，我也认为传统国企模式没有未来，但再说三遍，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一种精神特征，不是身份特征和身家特征。不要再说国企没有企业家。充分竞争的国企、能够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国企、不断创新提升效率的国企，必定涌动企业家精神，否则我们不会有蜚声世界的高铁、核电、国家电网、中国建筑、航天科技，不会有华润、中粮、招商局、青啤这样非常国际化的集团，不会有宝钢、中集这样高效的企业。也不要简单地说，国企领导都是“A4干部”，所以不可能有长远打算。从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饶斌、石油工业的奠基人康世恩开始，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实际上是性价比超高的“事业家”，没有什么物质激励仍然创新进取。我交流的国企领导不多，但从上世纪90年代的孙文杰到今天的宁高宁，每有所听，都收获满满，并不亚于最出名的那些民企富豪。

富豪更喜欢嘲笑职业经理人（特别是外企的），说职业经理人“只会跳槽不会跳楼”（你又不把股权分给他，他凭什么跳楼），只会做PPT、对过程负责、对结果不负责。今年参加“亚布力年会”时郁亮也说过一次，说很多大企业家对职业经理人都有点不屑一顾，觉得职业经理人缺乏承担，缺乏责任的担当，基本上是包赢不包输，输了跟我没关系，最多我拍屁股走人就是了。

毫无疑问，所谓Founder Manager是企业家精神最旺盛的，但只有一代，个人终有一死，公司方可长存，而且如果公司创始人固执己见，也会把企业搞糟（比如王安）。“血缘资本主义”能解决产权激励问题，但二代、三代能够连续成功经营的案例并不多。从长周期来看，整个商业世界的驱动，更多是依靠大量的职业经理人的奋斗。从通用汽车的斯隆到通用电气的韦尔奇，从英特尔的格鲁夫到IBM的郭士纳，多少职业经理人身上洋溢着伟大的企业家精神！

1909年，泰罗在《科学管理原则》中证明，“合理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管理能够提高生产力”。德鲁克指出，由于泰罗的出现，我们的生产效率以每年3%到4%的复利增长，这是现代世界繁荣的基础。1977年，钱德勒出版《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认为“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现代工商企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经理人员则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集团。”

在“赋能分享”(empowerment)已经成为新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组织原则的背景下，还有那么多富豪不信任职业经理人，奚落职业经理人，这种企业要能做好，太阳真可以申请从西边升起了。甚至，这些问题都不用“掉书袋”来证明。在媒体行业，在我25年的职业生涯中，我见过太多充满企业家精神的职业经理人了，比如我以前的领导黎瑞刚。中国有很多行业至少目前还不能民营化，但已经市场化，而只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这些行业就能开出灿烂的创造力之花。

富豪在厚德载物方面的欠缺，也使得我们从整个生态和产业链的角度，看到了太多“渠道霸权”、“超期限占款”、“压榨供应商”、“以大欺下”和严重“三角债”。我刚在深圳参加一个管理学论坛，碰到奋达科技（002681.SZ）的董事长肖奋，他们是做无线音频的，很创新，供给国内智能手机厂商。他对我说，“他们都说搞生态，其实是搞帝国，要我的核心技术，我不给，转头就找另外的供应商压我，幸好我坚持自主，否则也被吞噬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富豪再富也是阶段性的。要生生不息，就要有包容性意识，真正构建共存共荣而不是一家通吃的大生态。否则，现在再牛，也撑不久的。

第七错 没有谦卑意识，当“企业皇帝”

我在做博士论文时，高度肯定中国企业家的驱动力之旺盛。中国富豪大都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雄心壮志（enterprising or ambitious drive），有内在的强烈欲望（an inner urge/a strong impulse），这是企业发展的驱动力、原动力。我还和当时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大中华区的CEO常博逸仔细交流了一次，他提出了一个概念，所有的中国优秀企业都有一个“王”（king），但“王”不是“皇帝”（emperor），king是精神性的领袖，emperor是至高无上的层级，是不一样的。

从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到马云、刘强东、雷军，他们都是企业的精神之王，这是最重要的。同时，他们在职务上也是企业最高的或曾经最高的，但职位并不是最重要的。任正非在华为叫总裁，其实是个虚名，他也不管具体业务，但实际影响力摆在那里。

但中国有一部分富豪正在异化，他们不满足当精神领袖，要当emperor，要万人迷万人从。我去过一些他们的企业，参加过一些他们的会议，往往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比如，企业内部报纸都是“主席如何如何”，“教授如何如何”，“博士如何如何”，4开报纸头条的字号赶得上对开报纸《人民日报》头条的字号。第一财经有员工跳槽到某巨型民企集团，总部在北京，他说最不能适应的就是年底工作大会，在威武雄壮的歌声中齐齐站立等待董事长出现，每个人都分外严肃，哪怕内心想笑，最多也是脸上抽搐几下。凡领导指示都是对的，理解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最后产生了自我疑问，拿着这么高的薪水，就是帮着维护下媒体关系，好像也没有创造很大价值，那这个薪水能拿多久呢？”于是又辞职了。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创造能力代替复制能力的新经济。过去那种钢筋水泥时代造就的强人富豪，唯我独尊、别人就是好好执行的富豪，很快就会落伍。不让年轻人说话，不让周边的利益相关者说话，听不到消费者的真实声音，这种企业一旦没有成本优势，就会迅速退潮。

即使是从政治上看，在企业内部强化emperor的气氛、流程、仪式，也是非常愚蠢的。你真的以为企业就是封闭的、你个人的？

我喜欢king这个词，因为everyone is a king，人人为王。富豪要努力做知识王，做学习型组织的倡导者，赋予员工更多的探索权，让他们在探索中真正找到自己。富豪要成为企业价值和文化的引领者，因为一切都会枯竭，而文化生生不息。

第八错 没有“诚信高于金钱利益”的底线意识，用“苍狼式”和“厚黑学”的打法污染商业空气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企业赚钱，只要取之有道，天经地义。这个“道”，在我看来，就是诚信二字。诚信是商业活动的伦理底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企业如果无信，向利益相关者隐瞒重要信息，或指鹿为马散播失真信息，严格一点说，就是欺骗。

中国富豪对诚信的理解水准如何？最新的案例是亚冠决赛中，广州恒大不顾赞助商东风日产的意愿，违约更换胸前广告。这叫不叫失信？本是一个小学生都会回答的问题，但我们的成人世界竟然没有结论。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的体育专电，记者王镜宇的文章，题为《恒大失信 冠军褪色》，指出恒大的行为让人看到了他们“重利轻义”的一面。人们参与、欣赏足球和体育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对规则意识的培养和尊重。而广州恒大对于赞助商的出尔反尔、一意孤行，恰恰是对规则的严重破坏。文章最后说，“对于成功的渴望和期盼以及对商业利益的追逐不能演变成对诚信、规则甚至法律的无视和背叛。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的繁荣离不开商业诚信和契约精神，这次广州恒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反面教材。”

而新华社广州11月23日的另一条体育专电，记者王浩明的文章，又说“针对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和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表的声明，恒大表示，一直在积极协商解决此事，本来也会发公开声明，但最终还是保持了极度克制，不参与到可能的炒作中”，恒大俨然又是顾全大局的形象。

我们不知道新华社这两位王记者的报道，哪个代表新华社的意见？从我的经验看，发自北京的评论意见更代表新华社。

开放的互联网众声喧嚣，企业“网宣”乱花迷人，或自诩或“黑”人，天天都在有滋有味地上演活剧，仿佛吹牛和“黑”友商也是竞争力。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而现实中我们却经常看到“反是”的图景。我在一个微信群里就看到这样痛定思痛的话，“天天说假话的公司产品，我是不会买的。大家都知道那是谎言，他还不承认自己说谎，他的产品会有真的吗？ 这年头不说假话的企业家，请列举一二。”“在信息爆炸的年代，谎言是瞒不过的，任正非就说华为拍照和苹果比差两年左右，你再看看别的手机厂商，恨不得说苹果抄袭他们的。”

当吹牛和嘴上跑火车成为企业传播的常规武器，刚刚创业不久的90后也开始有样学样，融资额可以夸大，用户数可以造假，余佳文“拿1个亿给员工分红”的谎言金句的出现，实在不足为奇。谢谢周鸿祎教育了他。佳文同学，你知道吗？未来当真的拿出1个亿给员工分了红，你才能弥补掉你今天失去的东西。

互联网赢家通吃的文化，使得互联网公司间的战斗、包括公关战不断白热化。我和中国主要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私交，也会在微信中私聊，我发现他们对此也非常无奈。因为谁更狠、更勇敢、打击对手更精准、自我表扬更有创意，换言之就是脸皮越厚、黑功夫越厉害，用户往往就会倒向谁，至少短期效果很明显。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一现象，但从价值偏好上，我想直接说出来，我厌恶！

我喜欢明基李焜耀的观点。差不多十年前，他在那篇著名的《苍狼终将消失 最后生存下来的只有人类》的反思文章中说，台湾现在的产业主流价值已被严重扭曲，看到都是成功以后的故事，进而去赞扬、甚至效法这些苍狼式、游牧式的经营模式。但大家不知道、或是刻意忽略的是，在这些成功故事背后，可能用了多少的社会资源，与不尽合理、不一定合法、不见得合情的手段。如果这样的成功被大肆称道，而没有揭示背后的完整面貌，并探讨这种营运模式的利弊影响，这对社会是不公平的。

李焜耀的话，拿到今天的大陆商界，不也很适合吗？

第九错：没有超越于金钱目标之上的精神原动力，辜负社会对于企业公民的合理期望

我承认，中国富豪的诸多过错和畸形，与我们所处的特定时代、转型环境、转轨生态、法治保障水平都高度相关，脱离这些背景去谈富豪的各种不足，并不公允。根据我所做的“中国企业家的驱动力研究”的300个样本调查（2009），对企业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是“法治公正，保证合同能够履行”、“产权明晰并受到保障”、“社会稳定程度高”、“政府不随意干预和管制企业范围的事情”，这说明法治环境、产权制度、社会稳定对企业家影响很大。

深圳雅昌公司的董事长万捷说过，不要太苛求企业家，他们是一个心理高危群体，一直有压力，而且压力再大都没地方可说。他建议“能不能把企业家变成英雄，像香港那样，缴税多的企业家，解决就业多的企业家，政府可以给他授勋，让他精神上能有回报，能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市长能不能为企业家开个Party，请企业家听音乐，把国内一流的博物馆和艺术馆专门给企业家开设专场夜场，面向企业家开设心理健康中心”，“实际上是要政府出来引导社会，让全社会知道，企业家不只拥有财富，他们更是创造财富的一群人，是为创造财富付出巨大代价包括心理代价的一群人，所以需要理解，需要尊重。” 我赞同万捷的提议，我也同意，如果当代中国企业家都是些没有信仰理想的蝇营狗苟之徒，不可能在三十多年里劈波斩浪建功立业。我要说的是，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富豪的“企业家含量”还很不够，中国富豪对于价值伦理层面的思考还比较粗浅，这导致他们缺乏深刻的使命感和持久性的动力，也导致他们在创建伟大公司方面的动力远远赶不上快速获得财富和社会声名的满足。而在我们的社会必须沿着创新型方向超越既往的今天，要有一些人站出来，对那些目空一切、看不到知识文化作用的富豪们，大声说“不”！我们不是不要富豪，我们需要的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新富豪。

万捷兄，按照这样的社会期许，你不觉得中国富豪要扪心自问、反思一下吗？他们习惯一掷千金地烧香拜佛，可是观音佛祖会保佑那些今天赌博（我亲眼看到过输了几亿、十几亿的富豪给朋友留的微信，叫“小赌怡情”）、明天忽悠（我亲自调查过用粉饰包装的“标的物”作为“金融资产”去集资行骗的案例，投资者还不敢公开）、后天压制媒体正常监督职能的富豪吗？我确实是在挑战一种我心里不喜欢、看不惯、却又深知非常强大的富豪文化，但我相信一点，富豪们的妻子和孩子会站在我的一边，他们哭诉祈求过N次不要再赌了。我不想举涉及富豪生活隐私的任何例子，不是顾及他们的颜面，是我祈祷每个富豪的家庭都平平安安。

如果富豪们没有超越于金钱目标之上的精神原动力，你怎么能指望我们的社会对他们应该扮演的企业公民角色，能够有所期望？！

第十错：缺乏敬天敬地的自我约束意识，财富骄人，狂妄自大，给外界带来“文化负能量”

已经写过很多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文章。这里我想再次引用我喜欢的两段话，通俗地说明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一句是德鲁克的，有人问他“如果要你用一句话描述一下企业家的特性，你会说什么”，他说：“企业家就是那些愿意过不舒服的日子，或者说不愿意过舒服日子的人。” 另一句是稻盛和夫的，他说，“如果你真想经营好你的企业，那么一定要尽可能地让员工们感到幸福，尽量为社会作贡献，具备这种光明正大的大义名分非常重要„„经营者自己必须率先垂范，拼命工作，认真经营，精益求精，持之以恒。”我相信，所有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都不是为财富在工作，而是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为了造福消费者，为了让世界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有所不同。

多年来，我看过不少这样的中国富豪：某个项目挣了几十亿，就说“李嘉诚的财富现在看也不算多”；出入社会场所，保镖森严地做“隔离防护”；对市长兴趣远超对市场兴趣，以当“地下组织部长”而得意；不读书少思考，却对身边的知识分子颐指气使；连一篇完整的讲话也写不出，连回归分析是什么也不懂，却完成了博士论文成了某某教授；带着劳力士手表，和下属开会却总是迟到，而下属晚一分一秒就要重罚；整日宣传“对社会公益的贡献”，心里想的却是如何通过优惠政策捞回来。自以为是者有之，贪天之功者有之，掠夺性开发者有之，我不能说都是“罪”，我非常谨慎地说只是“错”。但是，正如20世纪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发明的那个词语，我觉得中国很多富豪身上都有“平庸的恶”（banality of evil）。的确不是罪，不是“极端的恶”（radical evil），但因为他们不是小人物，对内有号召力，对外有影响力，所以他们身上“平庸的恶”的无形危害其实非常大。

到了既要问财富多少，也要问是非问题的时候了。我们中国的经济需要新动力。在我看来，新动力就是好人赚钱，行善赚钱，知识赚钱，创新赚钱，专业赚钱，而不真、不善、不美、弃知、反智的人，不应该再大赚其钱。Do good，then do well，这才是我向往的中国商业模式的基本型。

“好人赚钱时代”正在到来

我看到，也坚信，“好人赚钱时代”正在向中国走来。

中国正在建设清洁的新政商关系，中国年轻的消费者越来越成熟，“一诚胜百巧”的工匠精神打造的好产品备受市场欢迎，大量的新一代职场青年不会再接受金字塔式的强压管理，中国的新商业文明正在掀开众创共享的新篇章。这将是一个smart growth(聪明增长)的年代，一个ethincal development（合乎道德的发展）的年代，一个green时代，一个把一切都更有效地连接起来的超级internet时代。

“好人赚钱时代”，也就是新常态条件下，汇聚创业创新力量，我们众志成城一起打造的中国经济新黄金时代；是在5000年文明基础上，融天下精华和先进技术，不断创新超越的中华新商业文明时代。

中国存在很大的贫富差异，这不奇怪，因为“伟大的不平等比普遍的贫穷好的多”，而“商业是消除贫穷最好的工具”，所以我们要依靠企业家精神牵引文明、努力创造财富。但同时，中国的富豪必须意识到，“像印度、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要你的财富更被广泛接受，你就要懂得与贫穷共处，确保自己的行为合宜。你要与整个社会和谐相处，就必须使整个社会能从你的财富中有所获益。”（穆尔蒂，Narayana Murthy）

中国富豪，你考虑过这样的深层次问题吗？

和中国富豪一起努力

在这篇已经写得太长的文章的最后，我想讲两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

有一次在重庆，一个富豪向我倾诉创业之艰：四处被刁难，一边忙正常经营，一边要到处“救火”。久而久之，他的妻子受不了了，天天发牢骚。为什么已经有钱了还要这么辛苦地过日子？他对我说：“我们经常要到成都出差，在高速公路上，她还经常发牢骚，我想想自己实在太苦，有好几次手都紧抓着车门的把手，想跳出去算了。”他们夫妻后来信了基督教。

还有一次，一个摄影师给我拍照，他是一个拍过很多商界富豪的摄影师。我说，你拍了那么多富豪，最大的体会是什么？他说：“我想拍出他们清澈的眼睛，可是拍不到。”每一双眼睛都是充血的，混沌的，游移不定的。摄影师说：“还是做个普通人好。” 我写的这一组长篇评述，不是一次深思熟虑的行动，只是一次酣畅淋漓的诉说。我知道会让很多人感到不快甚至愤怒，就此了断社会交往。那么我为什么要写？因为我想让你们的手从那个车门的把手上移开，我想让你们的眼睛能够清澈起来，而这，只有依靠文明的力量，依靠坦率的提醒和我们共同的超越。

中国富豪们，我知道这些年的你们，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也有过错。我希望你们坚持初心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如果我们一起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我们看到的世界才会真的好。

这个世界不美好，我非说美好，那是近视；这个世界很美好，我非说不美好，那是失明。

希望Chin@ Monents是一支眼药水，有点苦涩，有点不舒服，可当你点完以后，也许，我们可以比昨天，离那个理想中的自己，更近一点点。

在商业、财富与文明、文化之间，我会首先选择文明、文化。感恩上苍，让我回到了一个朴素的文化创造者、文明传播者的道路上。我热爱商业，赞美企业家精神，但我不会再向我认为不文明的商业做出妥协。

而你呢？文明就在你身边，你完全可以借助你的力量，让自己、让整个企业、让所有利益相关者，点点滴滴地更文明起来。

伸出你饱经沧桑的手，让我们一起用希望连接生命与生命。

第五篇：中国富豪移民问题报告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而今年胡润以及贝恩资本先后发布了《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和《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无一例外的都指向一个问题，富豪移民。但是在国内，移民又不仅仅局限于富裕阶级，更多的普通民众倾向性也非常明显，升学就业压力，催生了大城市中产阶级宁愿忍受着经济压力也要送孩子出国的现象，并且他们相对于前者更希望孩子将来留在国外发展。他们为什么要考虑移民？优质的教育、洁净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完善公平的法制环境以及让富人们最迫切需要的安全感，这些都是他们的考虑。应试教育的禁锢，PM2.5的争议，频繁暴露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健全的司法机制，公众的畸形仇富心态。试问我们能底气十足的数落他们不爱国，批评他们转移财富么！

提到移民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他们带走了大量财富，带走大量人才。但是这些是对于人才最重要的么，财富可以创造，人才可以培养，他们充其量是制约了我们民族的发展，但真正摧毁我们民族的却是人心。中国有句古话，人往高处走，这些平日里我们称之为的精英，是不是也在往高处走？那我们这个国家又成了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又成了什么！

4500万华人散落于世界各地，这个数字大概是我们人口总数的二十六分之一，占的总体比例不大，但折合成数字之后却没人敢再忽视。移民问题，今年成为热点问题，社会各阶层都在发表看法，争论激烈，但有一点非常突出，就是焦虑的心态。之所以移民，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发达国家那么好的条件，没有条件我们可以创造，但我们以后能不能再把流失的人才吸引回来，没人敢打包票。相对于前些年的国际社会鼓吹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经济霸主的声音，这两年却出现了唱衰中国的论调。我们权且不带任何色彩去看待国际社会的这种变化，这确实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我们国家发展确实面临着困难。国内的实际情况也要求我们要坦然面对改革进入深层次之后出现的重重困难。这里面就涉及人心的问题，三十年前一场真标讨论统一了思想，落后的生产力逼着我们全民投入到改革开放中去。而现在国家逐渐富裕，价值观的多元化，选择的多元化，我们还能不能把人心统一起来，这就成了我们下一个三十年发展的重点。

如何遏制移民问题的进一步扩大，关键是需要建立起民众对于我们国家日后发展的信心。这份信心不单单来源于勾画出一个漂亮的轮廓，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让民众自觉地认同国家发展的方向，自觉的维护发展的成果，自觉的坚定这份信念，自觉的成为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