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汇报：论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状

第一篇：思想汇报：论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状

论马克思主义思想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状

自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在中国广大宣传，思辨哲学，唯物可认识论者，都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八千年来的儒道释正逐步被驱逐，文化大革命的洗劫一空，现今许多文化正慢慢失传，都让人产生疑问，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么？还是在替代它？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邓小平说：“无论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过多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外来的东西成千上万涌进来，越来越充斥着人民的生活，可没有一个准则去理解和吸收，年轻的一代正处于这个阶段。网上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激烈言辞，都有着明显的浮躁之气，把什么都批评透了，到头来什么都不剩，再后来便是走向极端。这都反映了中国人正缺少了一个根，一个八千年传承赖以生存的根。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到底还是水土不服吗?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历史的人都清楚，哲学只是理性的思辨，永远都没有信仰来得力量大。就比如，基督教存在了几千年，它的理论和教义都被科学一一推翻了，那为什么现在，全世界还有这么多人信仰它，或许，当所有的外衣被剥落殆尽时，而爱就成了唯一却不可或缺的东西被人们所依旧信仰，黑暗的三百年，就是基督徒拯救了欧洲文化，上帝爱世人，那时一种至高的大爱，就如儒家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你能用科学去诠释爱的存在和机理么？西方常说，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很可怕。

其实中国式有自己的信仰的，但那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几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儒道释。

许多人都说所谓的信仰，所谓的宗教，那都是封建迷信，特别对于佛教徒，认为他们只会烧香拜佛，这是对佛教的极大误解。四圣谛，八正道是佛教教义的核心，苦、集、灭、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都是心中向善，追求宁静，提倡活在当下的积极乐观思想，这是马克思辩证思维给不了的。可在中国，大众很少了解到这些，并且在教育当中，根本就不可能涉及，这才导致以上许多人的种种误解。

因此，就能回答上面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水土不服，而是永远都当不了中国文化的内核，只因它只是哲学，而不是信仰。

中国人不能没有信仰，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释家的戒、定、慧等等，都是传承下来优秀思想和做人准则。可我们知道的太少太少了，一直都成不了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方向。有人说，群众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就像乔治·奥威尔的《1984》，自己蒙骗了自己罢了。

第二篇：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

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 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 发布日期：2012-01-03 | 浏览（2472）人次 | 投稿 | 收藏 ] 王希恩

内容提要：本文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向作了宏观分析。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的强烈冲击以及国家和社会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着力弘扬的双重作用，使当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呈现出复兴、衰退和变异并存的状况;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和中国加入WTO的完成，这种状况将持续存在并加剧或扩展。为此，文章提出了正确对待衰退、引导健康变异和促进全面繁荣等应对建设。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趋向

一、影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的两个社会背景

(一)现代化的强烈冲击

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这是世界现代史和当代社会发展中极具普遍性的问题;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占人口多数的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如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引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流空前扩大，各种现代传媒的传布速度和传布范围达至空前，各种传统文化受现代文化的冲击也都达至空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一般较汉族和汉族地区的发展要滞后一些，但至少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便已面临危机：一些民族歌谣、曲艺、传说等开始失传;一些精湛的民族工艺和建筑开始衰微;一些灵验有效的民族医药失去了市场;一些有利于培养人类美德的传统礼仪和习俗被逐渐废弃等等。时至今日，这种状况有增无减。

关于民族传统文化在某一地区具体的纵向变化，云南大学的李子贤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他三下怒江峡谷进行田野考察的印象。

第一次是1963年9月。他从昆明出发，乘车、骑马和步行，几乎花了一个月时间才抵达目的地。当时所见所闻，都是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村寨里的人们都是清一色的民族服饰，人人会唱传统民谣，都能讲上几则故事，能滔滔不绝地讲解各种习俗礼仪的由来，讲述该族神话。每进一家，均受到传统礼仪的接待。村民中几乎没有会讲汉语的。

第二次是1991年秋。一路乘车，仅花了三天的时间。当年只有几间瓦房、十多间草房的贡山县城，已有了一条大街和高层建筑。傈僳族和怒族村寨中已有人经商，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已穿上了城里人的时装。村里讲汉语的人多了，但唱传统歌谣和讲述神话、民间故事及各种民俗由来的人则不多了。

第三次是1997年8月。这里的变化已令人惊讶：贡山、福贡、泸水县城高楼林立，各类商店、餐馆、旅馆应有尽有。有的卡拉OK厅的老板就是少数民族。一住进旅馆，就可以和昆明的家人通电话，让人几乎没有已抵达边境少数民族地 区的感觉。当年闻名省内外的民间歌手，大多已过世;通晓一切的民间艺人，已很难找到。过去收集到的神话和民俗，现在能够知晓的人已不多，而此次收集到的民俗文化及口头文学，已发生了较大变异。当地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正在不断丧失。要想真正了解到当地各民族系统、完整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内隐文化，已很困难了。(注：参见李子贤：《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存教育刍议》，《思想战线》1998年第4期。)

对于怒江地区的这些变化恐怕没有人怀疑，因为这种变化实际上在很多地区都在发生。从我们在民族地区的直接感受来看，传统文化色彩在大多数地区都已很不明显，或者说，除了大跨度的空间距离造成的地区文化差别之外，相近民族之间的文化特征已不清晰。从我们回收的民族问题问卷调查来看，58.72%的应答者认为近年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逐渐减少”，23.68%的应答者认为“大大减少”。当然，由于发展程度、环境、生产方式、既有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天然抗御力等因素的不同，各民族和各个地区传统文化的受冲击程度是有较大差别的。如居住于广西防城港市的大板瑶(瑶族的一支)现今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里的“阿宝节”、“盘王节”等节庆活动的对歌、婚礼等民俗民风都保存完好，尤其是在服饰方面，“妇女们无论是外出到乡里赶集、上山劳动、下地干活或是做家务，她们都一丝不苟地身着民族服装，把颇具特色的民族服饰认认真真穿在身上”。(注：徐正荣：《大板瑶：把民族服饰一丝不苟穿在身上》，《民族团结》1998年第1期。)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受冲击较少或自身保存较好的例证。但显然，受影响发生变化是绝对的，不变则是相对的。一般而言，同一民族聚居区和封闭程度较大的地区变化要小一些，反之则要大一些。

需要说明的是，把冲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外来文化都说成是汉文化是不确切的。因为，除了汉语之外，当今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流行的服饰、音乐、交际方式、建筑风格、生活器物等等，都很难说有多少真正属于汉族的文化成分。实际上，传统的汉族文化也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冲击传统文化的是与之相对的现代文化，它们属于普同文化范畴，而很难说是哪一个具体民族的文化。当今普同文化的成分确切地说源于西方的成分多一些，这是由近现代及至当代西方在世界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势地位所决定的。而在我国，由于汉族在人口、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汇入普同文化的成分要多一些，但这不等于普同文化就是汉族文化，更不能把现代文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看作是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威胁。

(二)国家和社会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着力弘扬

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是促进民族繁荣的政策。这种繁荣既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思想道德水平及人口规模和素质等方面的全面提高，也包括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充分发展。因此，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弘扬，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如此。

首先，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实施有效的保护、整理和研究。面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日渐湮灭、损毁和流失的危险，国家本着“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动员各种力量努力予以抢救性的保护、发 掘，并适时加以整理和研究。如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60年代即展开了有关资料的调查收集，80年代又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截至1998年，仅《格萨尔》的藏、蒙古文手抄本和记录、整理民间艺人的说唱本就收集各300多部;出版藏文说唱本70多部，总印数达300多万册。又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化举世闻名。东巴文是世界上唯一保留完整的“活着的象形文字”，用东巴文书写的《纳西族东巴舞谱》是我国最早的民族舞谱和世界上仅存的象形文字舞谱。因此，1981年在云南省社科院专门设立了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经过多年的努力，迄今已把2万多卷1000种的《纳西族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全部译成汉文，而云南省有关部门也已首次把东巴象形文字输入了电脑。此外，对西藏布达拉宫和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青海塔尔寺、新疆克孜尔千佛洞等大批重点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都投巨资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同样有意义的是，1984年，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等几个部门组织成立了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筹划编纂《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和《中国歌谣集成》等十部文艺集成志书。这一被称为“文艺学大百科全书”和“文化长城”的巨大工程将囊括56个民族的所有的民间文艺成果，是对包括每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艺的空前完整的收集和展示。

其次，对少数民族文化制定和实施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如文化部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提出对这些地区实行文化设施建设、人才培养、文物保护和对外文化交流“四优先”的政策。1992年我国政府在边疆地区开始实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1994年，党中央把这项计划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项目，其后，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又把它作为国家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目标列入其中。这个计划自实施以来，中央和18个边疆省区及共建部门已投入50.68亿元。国家民委和文化部还曾举办过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每年都要请少数民族艺术团体到北京进行文化展演，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定期举办少数民族艺术节。1982年以来，每四年举办一次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注：参见方鹤春：《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研究和发展》，在中国—瑞典第二届少数民族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稿，1998年9月;陈琪林、陆濯儒：《加快民族文化事业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稳定繁荣》，首都民族理论春季研讨会论文，1999年。)

除了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的政策措施之外，随着人们对保护民族文化自觉性的提高和各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一些社会有识之士及少数民族的社会团体和个人也自发地作出各种努力，对各民族不同的传统文化内容进行了保护或弘扬。如1995年著名作曲家田丰以个人力量筹资创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所”。其宗旨是抢救挖掘云南各民族濒于失传的舞蹈艺术珍品，其方式是由各民族中老年艺人带本族的青年，脱产半年或一年到传习所来系统整理、研习、表演和传授。而由宣科、杨曾烈等纳西族民间音乐家所创立的“大研古乐会”也是着力于本民族音乐艺术的传承。他们的演奏以洞经音乐为主，又融会了纳西族传统民间音乐成分，被称为“活着的音乐化石”。与此不同，所谓的“彝族文化学派”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开创了文化传承的新途径。最近10多年来，刘尧汉教授带领一批彝族中青年学者，邀约一些传统头人、祭司共同深入田野，以文化人类学、民族史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为指导，以田野调查、典籍整理、口传史诗家谱的发掘为手段，陆续推出了20余本《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成为一种保护、弘扬本民族文化的有效模式。(注：参见黄泽：《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几种模式》，《思想战线》1998年第7期。)

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的基本估价

在现代化的强烈冲击和国家及社会各种力量自觉保护的双重作用下，当前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状况是复兴、衰退和变异三种现象并存。

(一)复兴

国家及社会在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已构成了一种复兴的景象，此外复兴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了推广。一些使用传统文字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等已经具有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民族语文教学体系;而使用新创或改进文字的民族也采用了形式多样的双语教学体系。中央和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市、县、乡都开办了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一些电视台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频道。我国已有民族出版社36家，每年出版各类民族文字图书300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报刊89种、杂志183种。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设施大量建设，文艺人才大量涌现。截至1998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建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526个，图书馆596个，群众艺术馆、文化馆738个，博物馆134个，文化站7129个。全国至少有24所高等和中等艺术院校专门培养少数民族艺术人才。一些国家重点艺术院校还不定期地开办少数民族班。大批的少数民族艺术人才在全国乃至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至1997年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评奖时，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注：参见方鹤春：《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研究和发展》，在中国一瑞典第二届少数民族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稿，1998年9月。)

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广泛。许多地区对传统民族节日开始重视，自觉地利用这些节日推广传统文化。不少地方开办了各式各样的文化节、文艺节、文艺会演和体育活动，而这些活动又着力体现民族特色。

许多少数民族正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经济活动融入民族文化内涵。如一些民族地区大做民族服装生意，将自己制作的服装打入国内和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也将自己民族传统的工艺、质料、风格等发扬光大。近年来西南苗族、布依族和瑶族的蜡染、挑花、刺绣等都在各地市场上走俏。更为普遍的是民族旅游业。民族地区利用自身独有的旅游资源，辅之以当地民族文化的内容，发展了经济，也发展了自身的文化。

凡此种种，都是传统民族文化正在得到复兴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当今的民族文化正处于繁荣和发展的最好时期。正因为如此，当今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化也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率汇入普同文化，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二)衰退

但是无庸讳言，与上述复兴的景象相悖，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面临着相当的衰退局面。现代文化不断增多的过程也基本成为传统文化衰退的过程，而且，与复兴相比，衰退似乎更为强烈。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各地传统文化的衰退正是在各种挽救和弘扬措施不断实施时发生的。还以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现状为例。因为蕴含内容的丰厚、珍贵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东巴文化受到了上自政府下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普遍关注，从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它的投入和取得的成就来看不能不说已相当可观。然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杨福泉研究员近来著文谈到：目前东巴文化这一“文明瑰宝正在民间不断绝迹，所剩无几的东巴多至耄耋之年，且无人传承。„„如照目前各地所剩无几的老东巴无传人的情况发展下去，十多年之后，将不复有东巴文化活动存活民间，被视为丽江旅游一个支柱人文资源的东巴文化将只存在于博物馆、研究所而成为死去的文化，东巴文化将只是一门钻故纸堆的学科”。“纳西族民间丰富多采的民俗活动正日趋衰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歌谣谚舞蹈衰微没落，民间歌手寂寥冷落，年轻的民歌手如凤毛麟角。年轻一代痴迷于影视流行歌曲，过去遍布城乡的歌手一唱三叹，听众如醉如痴，很多人能出口成章(民歌)，年轻人甚至即兴编歌斗歌谈情说爱的盛况已成如烟往事。电视文化对过去民间故事、礼俗谣谚的家庭传承的冲击犹如风卷残云。此外，传统民居、服饰、节庆等正在咄咄逼人的‘现代趋同’浪潮冲击下消失和隐退。”(注：杨福泉：《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思想战线》1998年第5期)杨福泉同志在纳西族地区进行了多年田野调查，其所谈情况应当是可信的，而在其他地区，情况一般也是大同小异。

其二，已有的复兴尚多与民间生活脱节，衰退是深层的。如上所述，因党和国家的重视及各民族群众的自觉参与，各民族文化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展现。但这种展现很多却是游离于民间社会生活之外的。像东巴文化在媒体的曝光度上，在国际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整理、出版或演出展示等方面实在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同时它在纳西族民间，也即在它的原生土壤上却大大失落。勿庸讳言，民族文化和经济活动的结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也使民族文化得到了传扬。但因为这种结合一开始就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因而这里的文化传扬就不能不带有与本族实际生活脱节的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由此我们也就看到，大量表现民族特色的用品堆满货架，但本族消费者却日益减少，外族消费者对这些物品的需求也大多出于新奇，而随着新鲜感的减退，这些物品便被束之高阁。在“民族村”或其他形式的少数民族旅游区，虽然表现民族文化的各种建筑、用具、服饰和礼仪等随处可见，但这些东西很多已不是民族文化的自然显露，而是出于商业利益的着意夸示甚至扭曲，与民间的本色已有相当的距离了。这些现象说明，当今传统民族文化表现出来的复兴，更多还仰赖一种表层的人为造设，在它下面还泛动着衰退的潜流。

民族传统文化既得到了复兴，又在严重衰退，这种评价似乎是矛盾的，但又的确如此。国家及社会的着力弘扬与现代化的猛烈冲击是两种影响传统文化状况 的主要社会因素，而它们的作用力却是相反的;在此两种不同社会因素作用下，传统文化的不同内容、不同层面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性状是合乎逻辑的。

(三)变异

民族传统文化的衰退是指这种文化的减少和消失。然而，有些现象其实不是衰退，而是变异。因为许多传统文化成分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减少或消失，而是与现代生活相结合，使自身得到了适应新环境的演化变迁。如土家族过去有迎请“土老师”的习俗。土老师被认为是神的代言人，是祛鬼邪、求吉祥的神的化身。因此，人们凡遇到疾病、灾祸，都认为是碰到了邪魔鬼怪，必定要请土老师司法驱鬼，消灾免难。现在人们仍请土老师，但用意大多是办喜事图吉祥，或为12岁的孩子“度关煞”，盼其长大成人;或为耄耋之年的老人冲傩还愿，祝其健康长寿。其形式活泼、优美滑稽，使参与者都能感到愉悦满足。(注：参见李霞林：《土家族风俗习惯与精神文明建设》，《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不少民族地区的群众仍然保持着传统服饰，但在款式、质料和制作方式上已发生了变化，揉进了现代技艺和时尚。(注：参见林春峰：《“新民俗”与“旧民俗”：现代卫拉特民俗生活(1949-1996年)及其民俗文化特征》，《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此外，许多少数民族群众仍保持着自己的饮食习惯，但也开始注意吸收其他民族的饮食方式，注重营养、卫生和多样性;许多地区仍然保持了传统的民居，但从建筑材料、样式到内部装饰都已十分考究并具有了相当的现代气息;许多地区仍保持着传统的节庆，但在节庆活动中也开始大量地掺杂着现代形式的娱乐和商品交易的内容;许多传统音乐引入了西洋乐器和流行音调，许多艺术形式得到了改造、填充了新的社会内容等等。

变异是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得以保留和发展的重要途径。社会在发展，产生和滋养文化的大环境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要存在和发展就必须适应这种改变。实际上，作为各民族主要特质的传统文化不会轻易从生活中消失，却会以改变的形式长期存在;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繁荣也是在变异的基础上得到展示的。变异是阻断衰退的重要途径，也是促成繁荣的前提。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趋向预测

(一)衰退和变异仍将持续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不会改变;西部大开发正在从决策走向实施;随着中国加入WTO的完成，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再度加快。这几个因素意味着现代化将向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各民族生活的纵深层次推进。与此相应，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渗透、冲击也将愈加剧烈，传统文化面对这些渗透和冲击所出现的衰退和变异也将愈加明显。

传统文化生成和保持的环境将进一步丧失或改变。传统文化是特定社会和自然条件的产物，特定环境是传统文化生成和保持的土壤。因此，当这种环境丧失或改变以后，传统文化也必然难以生存或保持原样。许多在原始生产条件下使用的生产工具无论如何在当代已不再有使用价值，它们被淘汰和消失也将成为必 然，而那些适应极端落后生活状况的生活器具和习俗也将随着现代生活的来临来失去生存的意义。如果说，由于发展的局限，我国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至今还相当封闭，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还很低，保持传统文化的完整性还有着适宜条件的话，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重心的西移，这种状况将迅速改变，但这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将面临更严重的威胁。

现代传媒的迅速普及将阻碍传统文化的传承。作为高效的信息传载工具，电视、广播、电信、互联网等将是未来社会重点发展的产业，而这些现代传媒对社会的覆盖范围、传导速度、影响效果都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它将大大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对整个传统文化的看法。相对于现代传媒的影响，传统文化传承的手段落后，影响微弱。于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如民间艺术、习俗、礼仪、服饰、观念以及民族成员对传统文化内容的兴趣等等都将受到直接的威胁。21世纪是信息社会，面对随现代传媒大量涌入的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立足，的确是一个严峻考验。

改革开放的深入将大大扩展族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这将直接导致作为交往工具的语言和行为方式的普同化。在我国，汉语普通话不但已成为汉族成员的通用语言，也成为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及不同少数民族成员之间的通用语言。这种状况的形成在于汉族人口分布的广博以及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广泛。在未来的世纪中，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将使族际交往得到更大的扩展，这也使得原本得到流行的汉语普通话更加普及，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将缩小。与此相对应，汉语文也将因具有更广泛的应用领域在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得到推广，而少数民族文字的使用范围也将受到局限。与语言的境况相类似，由于族际交往日趋广泛，原来在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区流行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礼仪习俗等将趋向普同化，或者在当地民族和地区文化基础上吸收新的文化要素，形成传统文化的变异。

现代生活的实惠、便捷和时尚化趋向将造成对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生活方式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取代或改造。现代化的进程总是给人们带来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不断改善，体现社会进步和时代风貌的各类物质和精神产品将会层出不穷并不断更新，而它们所体现出的共有特点将是实惠、便捷和时尚。但这些特点显然又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服饰、生活方式和艺术上的既有形式和内容相悖。现在的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在服饰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大都是从实惠、便捷和时尚的原则作出的选择，而并不是对传统的东西有意抛弃。因此，面对现代生活的急剧变迁，产生于旧时代的传统文化要么发生与现代生活合拍的变异，要么走向衰微。

传统文化的衰退和变异总是与现代化的进程相对应，而就以往20年的情况来看，衰退和变异呈加速度态势。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在新世纪的深入，这种加速度的态势恐怕会更加显著。

(二)复兴局面也将持续并扩展

首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将会继续得到党和国家有关政策的支撑。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保护和整理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大力繁荣少数民族文艺 创作，加强各级各类文化设施建设，积极培养少数民族文艺人才，发展少数民族艺术教育等，都是党和国家始终不渝的政策。这些政策在未来也只会得到完善和发展，而不会改变。这就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复兴能够得到基本的政治保证。

其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续复兴也基于各少数民族对繁荣自身传统文化要求的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随之，各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这使得各民族人民在追求物质文明进一步提高的同时，也相应有了在文化上表现自己、振奋自己，并藉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要求。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倾向，它是世界在向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各民族为追求个性和自身利益努力在文化上张扬自己的表现。我国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复兴的要求既是民族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显然与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潮流合拍。正如前文所述，自觉保护、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现象正在增多，由此而推动的传统文化的复兴也只能持续而不会中断。

再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续复兴还具有良好的基础。对于繁荣民族文化，国家和各地有关部门已确实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从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民委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都已在具体的政策措施、财政投入、组织协调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所以不论是即将湮没的文化遗产的抢救、发掘，民间文艺的收集、整理、出版，还是少数民族文化队伍的培养建设都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所有这些都将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复兴。

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应对建议

针对上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向，我国未来的相关对策思路应该是正确对待衰退，保存、摒弃和弘扬并举;传统和现代结合，引导健康变异;上下结合、表里结合，促进全面繁荣。

(一)正确对待衰退，保存、摒弃和弘扬并举

衰退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的主要威胁，因此，阻断衰退是传统文化繁荣的首要工作。当前处于衰退状态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具有三种不同的性质，与之相应也必须要有三种不同的应对态度。

有历史价值，但已不可能在现实和未来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传统文化。对此作的基本工作应该是保存。许多正在衰退的传统文化其价值不是现实的，而是历史的。如旧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它们都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在现实社会中它们已失去了原有的使用价值，但却忠实地反映着某一或某些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印刻着这一或这些民族的历史痕迹。又如一些已经不再使用的文字和无法传承的技艺、艺术、原始宗教及礼仪等，它们都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反映着民族特色，也记载着人类的文明。对这些文化内容应该采取保存的方针，即要尽力使这些即将消失的且不可能再生的文化成为“标本”保留下来。要充分认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和不可再生性。应通过适当的形式，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财 力进行抢救性的记录和保存。博物馆、影视、文字档案、文物收集等都是有效而应该充分利用的手段。我国五六十年代以来进行过这类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又有所加强，但显然还很不够。

属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但却与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相悖。对此应取的态度只能是摒弃。每个民族要进步，在不断创立和吸收新的文化因素的同时，都必须舍得丢弃自己落后的东西，切不可在强调传统特色的同时形成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文化并不等于优秀文化，不等于文明。如一些民族中存在着的原始的平等观念、婚姻上的近亲习惯、“坐家”习俗等等都是与民主、法制、竞争、优生优育等现代观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它们的确是传统的东西，但却代表着愚昧和落后，它们的失落、衰退实在是民族文化的进步。对于这些文化内容，我们所采取的态度不应是保留，而是摒弃。

优秀的文化成分，既体现着民族特性，又属于民族文化的精粹。对此应采取的态度只能是弘扬。我们讲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主要是就这部分内容讲的。传统文化的精粹体现在各民族的观念、习俗、礼仪、制度、宗教、艺术、文学以及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因而弘扬这些文化的工作也是涉及方方面面的。我们要防止传统文化的衰退，就必须通过各种措施弘扬优秀文化。当然，在具体工作中，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又常需要与对落后因素的摒弃结合在一起，因为许多文化现象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常常是裹合一体的。事物具有两面性，我们也要一分为二。弘扬精华、摈除落后，实际上两者是需要同时进行的。

(二)传统和现代结合，鼓励和引导变异

任何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自身创新和外来文化的补充，因而变异也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条件下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讲要把坚持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积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起来，其精神也是文化变异的问题。保护传统文化不是制造“保留地”，追求“原汁原味”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在现代化过程中，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变异都在发生，因为不与现代文化相结合，不从现代生活中汲取养分的文化都将走向枯萎。但我们在这方面的态度应该是鼓励变异、引导变异。鼓励变异是说应该赋予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一种主动意义、自觉意义;引导变异是说我们追求的变异应该是健康的、积极的，而不能是消极和腐朽的。这里，应该强调要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目标来规范变异。此外，引导变异也要注意处理传统成分和现代成分在新文化形成中的关系。我们所希望的新文化应该是向未来的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的现代文化。

(三)上下结合、表里结合，促进全面振兴

上下结合是说政府行为和民间行为的结合。这种结合需要沟通，而政府行为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比如，前述云南省为恢复传统文化而出现的“民族文化传习所”、“大研古乐会”和“彝族文化学派”等都是有志于民族文化的人士和团体利用自己的资金及影响创办的，这些人士和团体在运作过程中如果能得到政府在资金、组织和舆论上更有力的支持，对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深入肯定会产生更 积极的作用。传统文化的变异主要是在自发状态下发生的，而如果政府对此加以研究并有意识地引导，无疑会减少或避免一些消极现象的产生，促进健康传统文化在民间的繁荣。

表里结合是说传统文化的表层繁荣应该与民间社会生活结合。传统文化是发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的;民间社会是传统文化的土壤。当代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民间的相对游离是现代化过程对传统社会的冲击过于迅猛，而社会不同层面对于传统文化的容留和需要有着较大的落差造成的。国家和各民族的有识之士对于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是要先于一般社会成员的，他们为容留和复兴传统文化所作出的努力总是和一般社会成员对于传统文化的不自觉丢弃形成反差。这里，一般社会成员认识上的滞后是主要问题，而解决的办法也只能是教育。对此，已有相应的经验可供借鉴。如注重利用各种大众传媒，广泛宣传保存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及相关措施;利用某种组织将当地各民族文化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组织起来，使其成为保存民族传统文化及进行这方面教育的骨干力量;参与组织和资助当地的主要传统节日，使其成为较大规模的群众性民俗活动，培育新的“文化积淀场”;定期举办民间文艺调演，聘请民间老艺人培养民族文艺新人等等。这些都是行之有效且可以推广的作法。此外，民族传统文化也应该作为民族常识和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小学教育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各少数民族地区在进行民族常识和民族团结一般教育的同时，也应适当增加一些介绍本地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或教材，让学生从小就培养起热爱乡土、民族和本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

把振兴民族传统文化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发展“文化经济”是繁荣民族传统文化的正确路子。由此，几乎每个有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有了不同的举措。但在发展文化经济的同时也有两个容易出现的偏向应该引起重视：一是对待传统文化的随意性。表现为急功近利，不尊重当事民族的意愿，甚至歪曲、丑化某些民族的风俗。这样作的结果，伤害了民族感情，影响了民族团结，也损害了传统文化的形象，是与振兴民族传统文化的初衷相背离的。二是将传统文化仅仅作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这种极端实用主义使文化成为经济的奴隶，丧失了文化的尊严，实际上是对民族本身的不尊重。尽管有上述两个容易出现的有害倾向，但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条可行的途径，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地方能够重视文化和经济的结合，希望藉此促进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真正繁荣。

(本文原载《民族研究》2000年06期，第8～16页)

第三篇：论马克思主义中国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的伟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人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进程 发展 意义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形成于19世纪，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种理论反映，它凝聚了其创始者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批判认识和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把握。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体——20世纪的中国，却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迥然不同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为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和民族所接受，并使之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和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认真总结党的领导集体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为什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在我们党内，第一次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首先，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①这就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和民族性的辨证统一性，由此我们就可以自然地推导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②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旦走出书斋，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先锋队——共产党，要想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一定要将这一原理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互为依托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力量源泉。

其次，这也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后得出的郑重结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

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条主义态度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作语录，当作《圣经》，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只注意他们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一定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这样做，看起来取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但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看起来思想无比革命，实际上思维十分保守。一旦采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实践，很容易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用马列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的”，理论科学，目标明确，这才叫做“有的放矢”，用中国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的实践，就会做到无往而不胜。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回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原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一帆风顺；反之，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了这一原则，形而上学地、僵化地、保守地、片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再次，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

“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③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找到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具体答案，也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而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否则，中国革命仍然是不可能胜利的。

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就是不同阶段中国的最大实际。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并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品质所决定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飞跃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

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700页。

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等等，以其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贯穿于上述各个部分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

邓小平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在1982年十二大的开幕词中。但其实自1978年以来，他反对“两个凡是”、提倡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倡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都是围绕这一“相结合”问题，以此为主线，展开各方面的论述。在党的十二大上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基本结论”，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一轮的标志，是“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宣言书。

邓小平同志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作出新的卓越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相关联的两方面：一方面,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作出了全面、科学、深刻的概括，不仅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而且对这一理论形态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基本内涵、内容、体系，理论特色和理论价值与意义，特别是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在当代中国历史中的历史地位，都作了深刻的阐明。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贡献，也是最大特点。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重大体现。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为早日实现小康社会奠定基础。“八荣八耻”的提出更是号召我们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奋斗不息。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获得成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面貌，并将长期影响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为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四、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国情，而且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在现实中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理论，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论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曾说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反复强

调，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只有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才能很好地完成党的历史任务。

第二，注重总结经验，把握事物的规律。规律都是隐藏在现象中的，任何规律的发现和掌握都是经过不断地对现象进行研究，不断地总结经验得到的。中国的国情有其特殊性，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国情，把握中国革命不同于别国革命的特殊性、特殊规律，把握不同革命阶段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从而取得革命的胜利。

第三，要坚强理论创新。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形式，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要想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也不能停止理论创新。因此，在实践中，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际，既要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又要通过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不断创造新的理论。只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地位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品质所要求的。毛泽东说过“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只有“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因此，要真正做到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际，而且要通过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的双重内涵，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不但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研究，更要注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互磨合、适应和融合的过程。它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运用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并形成毛泽东思想，差不多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其间，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和教训。但是这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任务已经结束了、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后，又面临着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重大课题。这种结合同样是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即使是到了今天，我们依然面临着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相结合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主要在于中国丰富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着不同的时代主题。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结合内容和任务。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不同历史时期内具体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来展现的。

从理论层面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

成果是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并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为中国人民所普遍认同的理论形态。就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而言，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

从实践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一系列的实践成果。这些实践成果是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过程并使中国革命与建设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产生的实践形态。就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而言，实践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史。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化”为一种理论形态，也“化”为了一种实践形态。

第四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

究

【摘要】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和文化之魂，其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堪称我国人民的精神宝库。中央指出“我国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追求和精神财富，是实现中国梦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保证。在新时期，伴随着世情、国情、党情不断发生的深刻变化，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及其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新环境下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和增强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同时对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 党员干部思想教育 执政力 经济发展 传承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03-0290-01

引言

对我国来说，党员干部领导着国家发展、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重大。思想政治教育历来是党提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推动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是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新形势下探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融合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也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

一、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传承，对于挖掘民族文化精神宝库，维系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纽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全面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解决世界性的精神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汲取文化中的有用部分。总书记在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是提高“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经历了五千年的锤炼，在精神思想、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方面形成了内容丰富、形态稳定的文化。

2.发扬传统文化

有利于科学的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打实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的精神基础。卓越的民族精神、人文思想、价值观念、社会习俗都是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代表着全体中国人民的理想精神和价值追求。

3.加强自身修养

文化是一个拥有整体性组织结构的体系，包括了很多无法脱离组织结构而存在的要素，在这个体系里，要素之间都发生了紧密的关系，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然而，整体结构与部分要素之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也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二、目前我国党员思想教育现状

1.党员干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党员对传统文化教育不够重视，很多党员对传统文化没有树立正确的认识，往往对传统文化教育抱着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教育，在大部分党校中，很多党员都选了传统文化教育这门课，但是在上课过程中很多党员并没有真正用心去学习、接受传统文化的知识。

2.党员干部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情况

针对党员的传统文化教育是近几年才兴起的，课程、教师配置目前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虽然一些党校已经开设了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但这些课程大多数被安排在了每日课程的最后，这就导致了很多党员学习传统文化的效果大大下降了，其次，党员传统文化教育还不够专业，由于有些党组织、党校缺少专业的传统文化教育任课老师，因此使得教育效果不够理想。

3.党员干部对传统文化的测评情况

党员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为了通过优秀的传统文化来提升党员的内在修养，优化党员的生活作风，然而由于当前的党员传统文化缺乏必要的测评，这就导致了一些党员没有努力学习传统文化的动力。

三、加强党员干部传统文化教育的方式

1.加大传统文化积极性的宣传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忠诚、为民、和修身四个方面。我国传统文化重视个人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始终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弘扬忠诚文化有助于引导党员把个人利益和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为国家的美好未来努力奋斗。中华5000多年悠久文化积淀的传统文化是新时期干部教育的基础，干部教育要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时代精神相融合，高度关注干部的精神需求，筑起民族精神的堡垒。

2.充分挖掘传统文化里的治国方法

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多的治国理政方法，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案例，《大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才选拔思想，选拔以民为本，为民谋福利的官员，国家才能繁荣昌盛，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儒家的“德治”“仁政”，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等都为提高党员的治国理政艺术打下了基础，对当代干部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构建干部传统文化教育长效机制

党和政府要借助组织资源和法律条例，让党员干部充分学习到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系统的文化体系，以系统、全方位的措施将传统文化教育落到??处，发挥政策法规的导向作用，构建推进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长效机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一面，完善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之术。

4.弘扬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道德知识和道德力量，仔细研究其中所讲的道理，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加强道德修养大有益处。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报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古人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报国情节，对于我们广大党员干部来说，我们应该大力继承和弘扬这种优秀传统文化，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总书记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极为赞赏，他曾说过“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有裨益”。在习近平倡导的“中国梦”、以民为本、依法治国、人与自然和谐一体、新型国家利益观等重要的治国理念中，都能看到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厚重的历史影响。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广泛的教育思想，对提高党员党性具有非常多的积极作用。因此，要加强党员干部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党员道德修养，从而保证共产党员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潘万木，刘风华，程远志.简明中国传统文化（第二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2.[2]张万红，孙宏亮，王岩石，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3]思想政治工作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2.[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人民出版社，1998：1745.[5]马文颖.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研究[D].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五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荐]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文化是一带一路的灵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总书记提出的伟大战略构想，是我国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习总书记指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一带一路战略中，文化交流是一条重要的主线。要成功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我们应当坚持文化先行，树立文化引领经济的高度自觉，既要发挥现代文化的促进作用，更要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努力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实现共同发展。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是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渊源

总书记指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加强传统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济共荣、贸易互补、民心相通。一带一路不只是一个空间概念和经济合作战略，它也是一个建立在历史文化基础上的文化影响力范畴，是用文化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连接在一起，成为中国面向全球化的战略规划。习总书记在阐述一带一路时，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概念，高度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

构建大同理想世界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同是中国古代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概念范畴，受到不同学派高度重视并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学说，诸如和与同的关系、墨子尚同说、《吕氏春秋》应同说等。其中《礼运》篇所描述的大同一说尤为影响深远。《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段关于大同社会的经典描述，体现了先人对理想社会的期盼与梦想，表达了对礼乐社会的理想模式和美好生活图景的设计与憧憬。

大同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思想，它并不是西方社会所谓的乌托邦式空想，而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根本，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由此让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天下太平，从而臻于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大同思想虽然是在当时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自然经济背景下产生的，却体现了最高的统一，即无限多样性的世界万物通过协调演变而形成的统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追求和探索的最高境界。

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不仅具有终极的理想价值，也有充分的实践意义。孔孟以降，诸多思想家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建树和民间的社会实践。近代以来，洪秀全就曾提出大同之世，康有为发表了《大同书》，孙中山倡议天下大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大同的理想脚步与精神实质，不但提出建设中国梦的大同理想社会，更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与大同理想有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是植根于大同理想的文化土壤之中的，是对传统大同理想的传承、发展与创新，是应对人类挑战的更高形态。结合总书记历次命运共同体重要讲话，对照大同理想的价值追求，可以清楚看出一带一路的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习总书记指出，70年来，亚洲国家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外部性问题日益增多，恐怖主义、食品安全、生态保护、病毒传播、气候变化、毒品走私及跨国犯罪等问题层出不穷，推动我们对共同体的理解和认识也逐步超越区域经济合作的范畴。中国以首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大国胸怀，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时，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共圆梦想之路。一带一路体现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中国为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所倡导的高屋建瓴的中国方案，是为国际公平公正秩序构建的新蓝图：体现了大同思想的终极价值与现实追求的结合，从而使大同思想具有时代性与世界性意义。

二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

实施一带一路，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和推动。一带一路实践的大同理想，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合作、均衡、普惠的理念，秉持和平发展、开放包容、互尊互惠、互利共赢的文化价值，这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紧密相连，打上了创新实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深刻印记。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实施一带一路，离不开秉持和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推动一带一路顺利地向更广更深领域发展。

坚持和而不同，推动各国和平共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和与同究竟何所指，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曾解释为：和或谐和谓二个或二个以上之相异者之会聚而得其均衡。同或同一谓相等或全无区别。和是指多样性，同是指单一性。和而不同是指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也就是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是中国古人在反思世界与社会、人生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奉行和的思维，体现在价值观念上是重谐和、贵合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差异性与多样性。和而不同的和就突出了这种多样性。以此类推世界存在，则举凡自然、社会、人生，乃至于人类文明存在的多元格局，都将因为它的形式的多样性而拥有了合理存在的基础。或者也可以说，多样性恰恰是世界存在合理性的根据，世界的发展正是仰赖于多样性的和谐共存。在一带一路实践中，要建立命运共同体，各国要坚持和而不同的价值原则，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习总书记指出，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涉及大家的事情要由各国共同商量来办。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坚持和而不同，就要相互尊重差异，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客观理性看待别国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努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习总书记指出，不要看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地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才能在以公益为最高价值取向的前提下调和差异、避免冲突，在尊重差异基础上协调融合，以期达到和谐和平状态。

坚持合而道同，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志同道合。《论语》云，道不同，不相为谋。意指发展方向或目标不同的人不会共同谋事。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提倡不同事物在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取长补短，通过济其不及（《左传》），互补互济，补充转化，促进发展，进而得到新的统一。在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实践中，各国都是为了发展，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智慧共同体，可谓志同道合；但各国又有不同的优势和不足，所以取长补短、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势在必行。习总书记指出，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期，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突出，局部动荡此起彼伏，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依然任重而道远。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一系列难题与挑战仅靠一两个国家的努力是无法解决的，需要各国共同面对、合力化解。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作为延续千百年的丝路精神，不仅是和合思想的逻辑展开，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世界贡献的中国方案。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各国只有坚持合而道同，互补互济，才能在合作共赢中实现共同发展。

坚持协而心通，推动各国协商沟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通过沟通实现和谐境界。通过天人合一沟通人与自然关系，通过和为贵沟通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协和万邦沟通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个人内心和谐以及国家民族关系和谐等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沟通思想。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国际上对中国的看法和评价众说纷纭，所谓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交替而生，赞许、理解、信心与困惑、疑虑、误解同时并存。一带一路贯穿亚洲、欧洲、非洲大陆，连通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这为一带一路赢得世界瞩目的同时，也让中国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一举一动都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如何消除疑虑与澄清误解？协而心通、协和万邦等在中国代代相传的理念，为今日之中国作出了生动注解。在一带一路实践中，要加强协商沟通，消除困惑，凝聚共识。远亲不如近邻。总书记指出，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不断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协而心通在协商沟通中避免矛盾冲突，发挥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友好协商、平等沟通的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各国实现大同之道而铺就的对外关系的文化基石。

三 在一带一路中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一带一路，需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发挥丝绸之路传统文化先行作用。古代丝绸之路传递的不仅仅有中国的丝绸和陶器，西域的苜蓿和葡萄、东南亚的奇珍异宝、欧洲的玻璃和雕塑，还有各国的音乐、戏剧、曲艺、舞蹈、绘画、宗教，同时，甘英出使大秦、马可波罗访问元朝、郑和下西洋等中外交流的创举，都极大地促进了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互通和文化交流。正是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引领和推动下，世界开始了解中国，中国开始影响世界。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不仅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是丝路文化的延续。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就要通过文化传承、修复等方式，保护好已有的丝路文化遗存，通过大力创新，为一些古老的文化地标赋予新的内涵，增添新的文化魅力。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要把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影响巨大、流传广远的商贸带，更要成为人类历史上文明交往内涵丰富的文化带，成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要充分发挥丝绸之路传统文化这个软力量的先行作用，促进中国与其他不同文明交织交融和有机互动。

深耕一带一路，以民心相通和人文交流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一带一路建设中要注重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加强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历史及当代意义的理论研究，在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中注重用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梦和中国故事，注重尊重沿途各国的文化传统和习俗。要广泛开展与沿线国家的文化合作与交流，除了音乐、曲艺、戏剧、舞蹈、影视、出版等文艺展演和文化各领域交流外，还要围绕一带一路的功能特点，发挥中央主导和地方作为两个积极性，发扬全国各地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开放、文化环境包容等优势，通过援助、互补、合作等各种形式和沿途各个国家和地区共同推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实现在更多领域、更广泛空间的文化资源互助、共建共享，让那些富于时代价值的传统文化鲜活起来，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推动各国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从而实现民心相通。

利用一带一路平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大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缺少创新的激情，缺少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不缺少对外开放的勇气，缺少中国传统文化产业走出去的能力。丝绸之路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内涵的文化概念，其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沿线各国、各地区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符号，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产业消费有着广阔的市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交流更为密切，为中国优秀文化传播提供了途径，更为文化消费、文化产业跨越国界开辟了道路。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壮大传统文化品牌和文化符号，可以加快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把文化产业培育成为区域经济支柱性产业。加快中国传统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需要利用好一带一路平台，发挥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和转型升级，进入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的更高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