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第一篇：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摘要】李约瑟难题对中国意义甚大。从李约瑟提出至今，人们试图从各个方面解答。就李约瑟提出的问题，从中国文化观念、思维方式，政治体制、信息交流以及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等方面给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学技术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环境

【正文】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近代科学革命只产生于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①这就是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正式提出的“李约瑟难题”。

中国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辉煌的成就，最引以为豪的当属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全人类历史的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②除此之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

然而，格局到了近几百年被打破，欧洲诞生了现代科学，把中国远远抛在身后。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国科技的全面落后可谓机缘颇重，原因很复杂，我认为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政治体制、信息交流、科学环境等方方面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科学知识如天文知识只为统治者服务，而诸多发明只是父子相传，不能形成社会共有的科学知识。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学习。不仅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何况，古代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只是技术成果，而不等于古代的中国社会具备了科学的环境，即具备主动调节和实现科学发明的健全机制与文化环境。一般地说，在古代中国作出某种技术创造只需专门科研人员对理论性知识的收集、分析与沉思，只需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并且一种技术发明均由发明者个体即可完成，它是发明者将自己的经验与其相关的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成的结果。而欧洲却因新型学校的出现而形成了主要表现为数学化、逻辑化、理论化的环境。这种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上述中国所特有的环境。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产生像西方的科学的环境，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阻碍中国产生科学环境的机制。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氏几何学一样的严密的数学逻辑体系；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一样规范数学化的自然定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样严格实证推理的物理体系，等等，而近代科学传统就产生于这种环境。中国文化中心论视中国为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为世界最高水准，没有迅速吸收外来先进科技和文化的要求。中国人一直都

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不需要想国外所谓的蛮夷学习，甚至郑和下西洋也只是宣扬明朝皇帝的恩德。

第二，实用主义观念方面的原因。这也可谓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自身的缺陷：重视实用主义的技术而轻视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往往只是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现象的描述，而至于有人说中国古代有的是技术，而没有科学。这是因为经世致用作为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实用主义的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

中国古代实用主义倾向表明，仅仅着眼于现实实用性是一种短视行为，放弃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其结果只能是连现实一起丧失掉。只有完整而又系统的科学知识体系才能赋予科学以最广泛的实用性。中国古代科技的许多成就虽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仅仅停留于定性与经验水平，没有进一步量化而达到自觉应用数学的阶段，所以，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便裹足不前了。由于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都较差，所以中国古代科技呈现出经验臆断过多，理性实验不足，逻辑组织能力低等非量化特点。这种缺陷造成了中国科技难以产生革命性的飞跃。

第三，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规定，表现为整体性的倾向。整体性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特点之一。中国传统哲学倾向于把客观世界规定为一个无限的、发展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特定结构及其连接方式和整体功能。这种思维特征在具体内容上表现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观。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定但很少有人像西方人那样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方式，而在观念内容上大多倾向于把对象理解为具有连续性结构的有机整体。中国传统系统整体观突出的长处是比较接近于辨证思维原则和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这种缺陷的特质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在发展了设立在整体性原则基础上的有机宇宙观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分析的方法，没有感觉到对宇宙进行精密的逻辑说明的必要。而这一点，恰恰是近代科学产生所必须的环节和条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复杂的社会系统有深入的研究，发展了辩证的整体思维方式，善于对政治和军事等复杂问题作综合的判断，但不善于作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没有发展公理式的几何和严格的现代数学，也不从事条件能控制的科学实验、对自然界进行系统的观测，因而对自然界的了解缺乏有科学根据的事实作为立论的依据。

第四，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中国在汉，唐到宋都取得了一系列值得称赞的成就，而到了元代之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知识分子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自然科学和技艺都受到了严重的贬斥。于是尊孔读经的人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名士”；而从事自然科学和技艺的人则成了只是会一点“雕虫小技”的“艺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再也无法和“科举出生、八股取士”的进士们相比了。因此很快就导致了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走八股取士之路，没有第一流的人才去研究自然科学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多崇尚儒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抱负，想的是入朝为官，注重的是人际关系。未能做官的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或归隐田园，或放荡不羁，除个别人外，都不去从事对自然界的了解和征服。此外，中国历史上战争不断，是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没有一个连续的环境。

第五，科学信息交流的匮乏。进行科学研究，首先要获取与交流科学信息，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劳动，而且还可以从同行研究中获得启发。而在中国古代，由于地理、语言障碍以及后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难以进行国际交流，而且国内交流也很有限。西方人曾经通过阿拉伯人从中国获得了四大发明等科技成果，并且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中国人并未对外吸收有较大影响的科技成果。

另外，还有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方面的原因。因为以上原因在近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仪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也没有以应有的速度发展，哪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特别是如今已经有六位华裔获得诺贝尔奖，却没有出现一位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原因也谈到：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除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得诺贝尔奖就是明证。由此可见，之所以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和科学环境。

【总结】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一些观念和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李约瑟难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我们去理解这种现象，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中挖出深层次的问题，从而寻求中华民族更好的发展途径。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几千年的浩瀚历史中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近代落后的原因需要当今的国人去总结。尽管中国本土至今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但华人在科学节也崭露头脚。有多位华人已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过诺贝尔奖，这说明中国人是有这个能力的。至于什么时候在中国自己的国度里培养出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卓越科学家，这实际上也是和“李约瑟难题”存在一定的联系。究竟我们的问题在哪？这需要更多的学者寻求真正的根源所在。相信这一天终究不会太久远！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90.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8

第二篇：李约瑟难题之我见1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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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中国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辉煌的成就，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全人类历史的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除此之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而到了近代，西方在科学技术方面得成就远远超过了中国，三次科技革命区区一二百年，取得的成就却比历史上所有时间里取得的成就加起来还要多。

对于上述的情况我认为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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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其相关的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成的结果。而欧洲却因新型学校的出现而形成了主要表现为数学化、逻辑化、理论化的环境。这种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上述中国所特有的环境。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产生像西方的科学的环境，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阻碍中国产生科学环境的机制。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氏几何学一样的严密的数学逻辑体系；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一样规范数学化的自然定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样严格实证推理的物理体系，等等，而近代科学传统就产生于这种环境。中国文化中心论视中国为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为世界最高水准，没有迅速吸收外来先进科技和文化的要求。中国人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不需要想国外所谓的蛮夷学习，甚至郑和下西洋也只是宣扬明朝皇帝的恩德。到了被列强的尖船利炮打怕了之后，又崇洋媚外，能够把国外得东西引进来，认为外国得东西就比国内的好，自己也就没有必要花精力去自己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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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是中国崛起，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

第三篇：讲稿——李约瑟难题

岳麓版高中历史必修(Ⅲ)第17课

一、导入

(讲解)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文字显示)破解李约瑟难题。

什么是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中提出：(文字显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这个疑问后被学术界命名为“李约瑟难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我们来看一个李约瑟博士简介：(图片/文字简介)：李约瑟(英国1900—1995)早年是一位生化学家，创立了化学胚胎学这门新学科。在援助中国抗日的艰苦岁月，他率先提出战后国际科学合作及建立国际科学机构的设想，最终形成今天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他以毕生心血撰写并出版30多卷册的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人们称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20世纪的伊拉斯谟”。

长期以来，“李约瑟”在中国几乎成了“中国科技史”的代名词，而求解“李约瑟难题”的热潮更有水涨高之势。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前途和未来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要破解这样一道难题，我们应该先来了解什么是近代科学。

二、什么是近代科学 1近代科学

大家知道，近代科学是以天文学领域的革命为开端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图片显示)提出太阳中心说，他用三、四十年的时间观测、计算、校核，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打破了基督教神学宣扬的地球中心说。

(图示显示)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自制望远镜，他注重实践和实验，被视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者。

物理学方面，牛顿(音像)力学体系的建立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形成。如上所示，这就是近代科学，也就是说，(文字显示)近代科学是在收集材料的基础上，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从经验定律上升为系统的科学理论。

与之不同的是，传统科学指的是什么呢? 2传统科学

传统科学基本属于现象的描述和经验的总结，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和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例如：(flash配音图片)我们知道，这种“传统科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此，李约瑟难题的确切表述应该是：(文字显示)3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在经验技术的发展水平上远远超过西方，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却首先在西方诞生，而中国反而远远落在西方后面呢? 这里有一个统计，同学们请看，(图片显示)明朝以前世界和中国的重要发明和科学成就，中国有175项，占58%。明朝中后期，在传统科技领域，中国也曾一度精彩纷呈。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三、近代科学的晨光和传统科技的晚霞

请将下列事件按相应时间填入表中：文艺复兴 工业革命 启蒙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 西学东渐 李自成起义 清兵入关 闭关锁国 文字狱(学生回答)我们来看一段文艺复兴的资料(图片、文字显示)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的原意为“再生”“复活”。这场运动以复兴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名，以“人文主义”为旗帜，形成了人文主义社会思潮。所谓人文主义，其核心内容是追求现实的幸福，而不是教会强调的灭人欲；它倡导个性解放，反对盲从盲信的愚昧思想。这场思想解放运动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为近代自然科学和各种学术的发展清除了思想障碍。

请思考：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科技迅速发展的原因

答案：使人们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以科学的态度、全新的思想方式探索和解释自然现象，为近代科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讲解)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欧洲人把自己从宗教神学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崇尚理性、追求真理与人生自由成为一种时尚，在这些社会合力的推动下，近代科学诞生了。

我们再来看有关明朝的资料：(文字显示)材料解析

材料一，《天工开物》涉及了约30种工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双季稻大面积种植，产量极高。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民众衣食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材料二，(晚明上海)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

材料三，明朝的确是个强盛的王朝，„„经济十分发达，万历年间中国GDP占世界的80%。当时江南等地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且明朝重农抑商的思想较少„„愿和外国交流，引进了当时世界海上强国葡萄牙的大炮„„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明科技一度辉煌的原因：(1)明朝时期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2)白银流通，商品经济繁荣，商业资本活跃。(3)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综合国力的强盛。(4)对外开放，与外国交往频繁。

(讲解)晚明科技辉煌灿烂，但终如昙花一现，当人类历史从古代向近代迈进，中国却在封建泥潭中停滞不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呢?

四、破解“李约瑟难题”

材料一：清雍正皇帝反复强调：“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使人力无遗而地力始尽”。

材料二：清王朝用“处处皆关，则关关有税”限制商业活动，对“客商资本稍多者”又行“劝借”，稍有不从，“轻则痛行笞责，重则坐以他事；连船拆毁，客商狼藉，号哭水欠”，最终“多致卖船弃业”。

材料三：清朝还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出海的水手、客商，须“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预先规定往返日期，逾期不归，永远不许返回。

据材料分析，阻碍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学生回答)清朝的重农、抑商、海禁政策

(讲解)清朝奉行的这种重农政策，把大量过剩劳动力控制在有限耕地之内的高度密集型经营模式，大大削弱了开发非生命动力能源和科技创新的驱动力。成本低廉的“男耕女织”家庭生产结构愈趋坚固，阻碍了手工工场的扩展，更加凝固强化了农耕自然经济形态。在重压之下，商人和工场主通过资本集聚扩大再生产、开展远程贸易风险极大，迫使一些商业资本转而投向风险很小、寄生性很强的“衣租食税”的土地剥削，极大限制了新生产关系的辐射力，压制了大规模工业化的变革。

禁海闭关政策使中国日渐脱离世界发展大势，堵塞了给中国近代科技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失去了开辟海外市场、刺激资本扩张、推进工业化的契机。

在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政策的压抑、阻碍下，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只能在农耕经济结构的细小缝隙中迂回曲折的缓慢潜流、渗透，未能形成强大的扫荡旧经济基础的革命性变化，迟滞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使得中国近代科技无从发展。(图片显示〓胤祯耕织图)

在西方，15、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并发展，近代科技开始萌芽并在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的相互鼓荡中迅速发展。(图片显示〓工业革命)。(文字显示)解释一：固守农耕经济藩篱阻碍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也可以说，中国明清，特别是清朝固守高度密集型的农耕经济从根本上阻碍了近代科技的发展。

我们接着从政治制度特别是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科举制进行分析。史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科举制度扼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也有人表示了异议。(文字显示)解释二：科举制度扼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看法。(学生辩论)正方：(1)我认为科举制度扼制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封建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将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优秀人才笼络在自己身边，造成科技人才的大量流失。“学而优则仕”的官僚体制垄断了人才，不利于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使知识分子无心专注于科学研究。

(2)我们并不否认隋唐科技成就的取得，但这和科举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科举害人，同治年间，张之洞大声疾呼：“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3)书生的学习指的是什么呢?大概只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吧?自然科学和技艺却受到了严重的贬斥，又怎可以说科举并不扼制科技的发展和创新呢?(4)这仅仅是在唐代，也就是说在科举制度的初创之时。从整个科举发展史来看，难道不是弊远大于利吗?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极大的权力财富的诱惑下，有几人还热衷于科学研究呢?从事科学研究和技艺的人不是都被蔑视为只会一点雕虫小技的艺人吗?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如何能与科举出身、八股取士的进士们相比呢? 反方：(1)我认为科举制度没有扼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事实上科举制度还激励了人才的成长。若科举制度真的阻碍中国科技的发展，那么，中国从隋唐就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为什么隋唐依然取得了一系列杰出的科技成就呢?(2)科技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伴随着中华文明史。隋唐是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而明清国力强盛，1720—1820年，中国的GDP年增长率，远远高于整个欧洲地区。尽管科举制度并不完全公平，但这个制度毕竟为出身贫寒之人创造了通过学习成为有用之才的机会，还使整个社会的学习风气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3)在隋唐，并不可以说读书的内容只是四书五经，天文、历法、数学等在科举制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科举制度仍然设有秀才、进士、明经、明算、明法、明书六科，自然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重视，人们做官不一定都走尊孔读经这一条路。

(4)不可否认在我国科技史上曾出现过像李时珍这样的布衣平民，但大家可曾想过更有徐光启、沈括这样科举出身的科学家呢?所以科举制度并没有垄断全部人才，并未完全阻碍科技的发展。

(讲解)同学们的辩证十分精彩，一方认为科举制度垄断了人才，排斥了自然科学，因此扼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强调隋唐科技成就的取得，以及科举出身的科学家。应该说，并不是科举制度本身扼制了中国的天才们发起一场科学革命，真正起阻碍作用的是：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蜕化。“尊孔读经，八股取士”的精神枷锁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试想中国如果有奖励机制激励广大士人以“十年寒窗”“皓首穷经”的精神投身于科学研究事业，中国的科学技术会呈现一种什么状况呢?(图片显示科举考试的举间)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专考四书五经，科学技术完全被排斥在各级学校教育和科举选官考试内容之外。让我们来看一个小故事：

(图片、文字显示)这是发生在崇祯年间袁州府学堂里的一幕，时任教师的宋应星信步来到书房，见好友王某正潜心诗书，遂拱手一礼：“王兄，近年宋某呕心沥血，著成新作一编曰《天工开物》，请王兄斧正。”王某信手拈来，见书中皆为农工技巧之类，遂推之一边，不屑道：“君子之道，当习四书五经。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伎数术，所以治身也。”宋应星叹曰：“夫儒教久居于庙堂，疲于济世而忘其天真。重人伦而轻自然，爱名节而弃本义。以王道为天道，唯余虚伪!”

这个小故事说明了什么?(学生讨论回答后讲解)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始终没能把认识视角定位于建立一套完整的自然观上，而仅仅关心的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结构。(图片显示儒学著作)儒学这种漠视自然、回避自然科学的态度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对科学的发展是一种极大的思想障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知识普遍持鄙视态度，因为古代科技的技能性、操作性、实践性比较强，大多与生产劳动直接相关，属劳动者的对象，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熏陶下，科技称不上学问。

在封建宗法观察和文化传统的支配下，形成了君臣、官民、父子、理由生关系的泾渭分明。森严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下，人的创造性、对真理的追求、独立思考的品质和质疑精神被剥夺殆尽。因此我们说：

(文字显示)解释三：重人伦、轻自然的文化传统妨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讲解)以上我们分别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方面进行了探讨，请同学们讨论一下，你对“李约瑟难题”还有何见解?(学生讨论回答)(1)重文轻技和迷信思想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2)中国是大陆国家，与希腊、罗马、埃及的海洋文化不同，所以闭关锁国、故步自封。

(3)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发展和传统是封闭的，以“祖传秘方”形式进行。(总结)同学们分别从迷信思想、环境气候和古代科技本身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各有见地。

事实上，许多因素互相关联，或递进，或互动，共同发生影响。

(结语)有人说：十六世纪以前的中国就像一辆吱吱哑哑的牛车，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顽强的执着和自信向前迈进着，中国有无数世界之最，尤其是四大发明，足以令中世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群星黯然失色。(音像资料：四大发明)然而，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却落后了。

科技兴国，近百年来，有识之士始终对此孜孜以求。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的“师夷长技以自强”，严复等人提出“西学救国”，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不寄托着中国人的渴望和梦想。从今天我们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中，你是否感到一种现实的紧迫感呢?

第四篇：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转向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如何在科技和人才上占领制高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钱老的疑问，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它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钱学森之问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钱学森的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学校里，关心科技发展的人已成少数--没氛围；提得出又打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数--没数量；关心的往往是创业问题并非科学研究--没火候；现在社会，人人祈求安贫乐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创新--没手段......总之，一般的，传统的，不打破常规的思维是绝不可能造就出像达芬奇，牛顿，冯卡门，特斯拉，诺贝尔，爱因斯坦这种伟人的！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

我们的大学普遍重课本知识讲解，忽略实际技能传授、特别是忽略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实际上许多大学教师根本不知道怎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大学基本都是学生把课上听的、课本上写的知识背会了，考试考过去了，就行了。大学也存在着不了解教育的外行人当大学校长的情况。很多大学都喜欢在形象工程建设上投入大手笔，建高档校园餐厅、高档运动场馆，有的连宿舍都盖五星级的。而教育质量、人才的培养上面至于应该怎么提高，没有几个人知道，至于培养学术领域的大师级人才，他们就更不知道了。大学普遍存在没有自己的定位，教学同质化。大学应该实行学术上百家争鸣，可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如果大学都基本一个样子，教学方法一样、培养方式一样、课程科目一样、教科书一样，那也不可能有造就出创新型人才。我们的中学的教育基本都是应试教育模式，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法。学生总是背、背、背，拿着课本背上面的东西，然后就是考、考、考，把把背会的东西背着写出来就行了。应试教育体制，以考试分数论英雄，学校也只能以升学率作为唯一评价的标准。所以学校也只能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忽略学生的综合素质，如创新能力、品德修养。我们的升学制度好比百万大军过独木桥，“百万学生一考一刀切，一卷说了算”，所有的学校都只为同一个目的，都陷入了“考、考、考”的恶性竞争态势，学生们几乎天天晨起晚归，昼习夜读，终日做题海，埋头故纸堆，负担繁重不堪。学生们的综合能力素质的、个性特长、情趣爱好在现行应试模式下根本是无法培养起来的。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教育部也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高等教育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一度以“珠峰计划”的代号流传，此项计划是高校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可看作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决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辈科学家提过顶尖人才培养不出来的问题。” 据介绍，教育部鼓励16所入选高校各显神通，没有定式。

总之，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是全民之问之期待。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我们能解开这道题，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将不断涌现,重现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的盛世！

第五篇：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财政学论文

从财政学的角度看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

姓名：毛红豆 学号：14201317020323

一． 李约瑟难题

(一).李约瑟难题的产生与发展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是李约瑟问题的反面。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然而，1840年的中国却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从马可·波罗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电气化的开始，欧洲经历了约6百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

(二).李约瑟难题的解析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中国古代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体制和小农经济在初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尤其是农业方面，但是后期封建专制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局限在农业方面，其他方面的技术未得到发展。同时随着西方文艺复新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发生，反对君主专制，解放思想使得工场手工业的产生，促使资本主义萌芽，西方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用六百年左右的时间赶超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成果。我想正是中西方财政政策的差异才导致我们在后期落后于西方。

(三).李约瑟难题的启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2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9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中国只有1．3万件。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从财政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要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及落后的原因，同时也要对比西方的财政政策，结合自己的发展实际，学习西方财政政策的可取之处，所谓取长补短就是如此。

“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答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也就是要我们反思自己的财政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力，为财政政策的完善提供物质基础，促进科技进步与发展，追上发达国家的脚步！

二． 钱学森之问

(一).钱学森之问的产生与发展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生前的疑问，也是钱老的临终遗言，非常沉重，却不容我们回避。于是便出现了11位教授联名发表了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二).钱学森之问的解析.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另外，为何中国没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财之本也是财之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学才能的培养上，只是放在一些背书知识与技术细节上的话，怎么能造就社会尽职尽业的各类专门人才呢，其中，也包括具备道德良知与专业才能的商人或称之为商业人才。

通过“钱学森之问”，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三).钱学森之问的启示

钱学森前辈的发问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以前的我们看不到问题所在，如今我们不仅看到了问题所在，而且作了透彻的分析，但是，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民主中国建立百年，却未能由纯中原本土培养出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奖者。从当初的“西学东渐”到如今的“东西互渐”，可以看出我们在文化上逐渐恢复了自信，但是“西学东渐”我们还是未做得很好，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些东西是要坚决摒弃的。

古代儒家时代是知识进入官场，非儒时代的问题是行政进入大学；因此，大学的去行政化教育和教育的孔子学院世界化就是发展的趋势。有社会责任、理想信仰和探索精神的文化氛围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古代中国建立以儒者（有德有学的文官）入仕途体制，欧洲近现代化形成了以技术发明而成为企业家的知识产权体制。关键涉及如何重用自主创新型和德才兼备人才-设立客观的科学的人才评估体系，依据曾邦哲的观点是科技、教育和产业的高效体制和管理模式的创新为一切创新之根本所在，以及精神文化建设、德才兼备教育、孵化器建设、硬件建设、双向流动、规范升学入学。

如果科研经费、学术教育和人才培养等领域，也按照各类重点和各类资质的行政级别化，就可能导致学术和项目评议的科研经费、市场营销等行政分配和学术职务行政化；因此，大学、科技机构与产业化市场等领域的去行政级别化可能是必由之路。

三．小结

李约瑟难题，换个角度提出也就是钱学森之问，欧洲能从中世纪的千年落后背景下创建近现代科技，为何近代落后的我国却不能急起直追，培养出自主创新型杰出人才，从而再度成为创造发明的强国呢？中国科技与产业的发展，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就好比书法艺术，非常难以完全模仿名家笔迹，却完全可以在名家的基础上创立新的流派，科学、经济、体制等模式也是如此；而且，唯有摆脱权威崇拜、人云亦云，才能领悟科技与产业的创新精神实质。我们的财政体制同样要思考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