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安全策略与大国关系——行政论文大全

第一篇：中国国家安全策略与大国关系——行政论文大全

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与美日关系

姓名：黎军华班级：机械2012-08班学号：20120788关键词

国家安全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加强建设

摘要

当前，大国关系正在调整，一超独大的局面仍然存在，多极格局尚未形成，和平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举国迎敌的局面短期内不会出现。但是也要看到，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我们面临的安全形势，进入新世纪以后越来越复杂。因此要客观辩证地看待我国当前的安全形势。面对复杂的安全形势，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积极应对挑战，努力维护和平发展的大局。

正文

一．我国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

曾经的中国经济落后，国力衰落，保受帝国主义的欺辱。而现在的中国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国防力量日益强大，在世界上占据重要的一席。目前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外源型，指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大国兴起，必然遇到强势国家的遏制和打压尽管我们是和平发展，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固有的排他性，仍不愿别的国家强大起来，改变世界实力对比，使我国面临的安全威胁陡然增加。美国“重返亚太”、在我周边摆棋布子，挑起争端，日本等国的军国主义者和狂妄政客占我领海、侵我岛屿的野心膨胀，使擦枪走火、局部冲突的可能性增加；美国在我周边煽风点火、威逼利诱，制造局部热点，影响我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二是内生型，指来自我们内部的安全威胁。改革发展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和矛盾凸显阶段。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失调、自主创新滞后、核心竞争力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在调整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会引起经济下滑、失业加剧、利益矛盾冲突，甚至带来社会动荡；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对环境重视不够，造成土地污染、水源污染、空气污染等各种环境恶化，由此引发不稳定因素的可能性不断增加。三是交织型，指内外因素交织联动引发的安全威胁。改革开放深化的环境和现代信息手段，使境内外的敌对势力极易互相勾连，通过各种方式，制造安全危机。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内外勾结和恐怖袭击活动，已进入新的阶段。

面对复杂的安全形势，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积极应对挑战，努力维护和平发展的大局。

二．中美关系

美国加速推进“两洋战略”：微调亚太再平衡 重返欧洲

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微调

“重返亚洲”是奥巴马第一任期对外战略的核心，无论是最初备受争议的“战略转向”，还是后来相对委婉的“亚太再平衡”，表面上的调整无法掩盖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本质。美国国务卿的首次出访，历来被视为美国外交的风向标。前任国务卿希拉里，曾打破延续多年的惯例，将首次出访目的定在了亚洲，从而吹响了美国“重返亚太”的号角。美国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把上任后的首次出访地点选在了欧洲。种种迹象表明，奥巴马在他的第二任期开始，已经着手通过加强美欧传统盟友关系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微调，进而加速推进“两洋战略”，巩固和强化其全球霸主地位。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关系正遭遇更为严峻的挑战。冷战结束至今，中美关系几经波折。9·11事件爆发后，反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而中国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一心一意谋发展。双边关系呈现“复杂相互依存”局面，基本稳定的战略格局维持了十年之久。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结构性矛盾凸显。两国在经济、政治、国际安全等领域的若干利害冲突呈逐渐扩大、激化的趋势，彼此戒心加重、疑虑增多。最近，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进一步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推动“跨太平洋经济伙伴计划”；一些美国政界人物视中国崛起为美国最大的外部挑战，指责中国在某些国际问题上拒绝与美国合作是为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这些动态在中国民众和政治精英中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据此认为，美国的长远战略意图就是遏制中国，阻止中国发展强大，所以中国应当在国际上对美国实行强硬的反制措施。希望加强中美合作的两国人士，纷纷对中美战略互信降至低点深表忧虑。

习近平主席在曾经会见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时指出，“历史证明，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共同利益和合作需求远大于分歧。”这反映了中方对于中美关系的一种创新型的思维方式。用这种思维方式观察可以发现，在某些中美双边领域存在的长期争论不休、看似无解的难题，在某些国际安全问题上两国立场的差异，并不能从根本上妨碍两国在全球金融、贸易、能源、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地区热点等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也不能扭转两国社会交往不断扩大以及在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相互取长补短的长期趋势。只要中美双方继续在各领域、各层次不断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就能建立起一种基于战略互信的全球伙伴关系。

总之，作为希望中美关系好好发展，我想阐明自己三个主要观点。第一，中美关系正面临严重考验和战略互信的缺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第二，两国关系的不稳定将造成双方都难以承受的巨大利益损失，并危害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安全。同时，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两国间日益增加的共同利益，也为双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第三，必须坚持“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新型战略思维，既正视双边关系中的困难与障碍，又努力摈除不利于发展共同利益的陈旧思维，逐步建立积累战略互信。

三．中日关系

我们就平时表现出来的中日矛盾归纳为以下4个主要方面:

1，中日之间的夙怨；

2，中日之间的领土之争；

3，中日之间的影响力的相互制约；

4，中日之间的资源之争；

中国和日本在上上世纪开始发生严重冲突，最主要的是甲午战争以及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侵华战争。日本通过战争侵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资源，延滞中国的进步。中国对日要求反思历史，重视历史教训，日本则有意涂改历史，淡化历史罪恶。这在两国人民的感情上形成对立。中国重视历史，主要是求得道义上优势，防止日本的军国主义抬头。日本篡改和淡化历史，主要是想卸掉历史的罪恶感，包袱感，形成所谓的“正常国家”。在日本还有一股势力对待历史的看法与世界潮流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对于历史不是涂改和淡化的问题，而是美化和肯定的问题。尽管中国提倡在承认历史的前提下往前看，但日本则大搞在篡改和美化的条件下往前看。日本把二战战犯的的神位供奉在神社，从首相到平民前往参拜，就这一件事就让中国人民的感情上过不去。特别是在像德国领导人因二战向波兰向以色列人诚心忏悔的时候，日本丝毫未被触动。正因为此，中国和日本之间在感情上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又导致了对未来两国关系的深深忧虑。日本确实有狼子野心，其文化的突出表现为樱花与剑，美则美矣，而一旦面临某种现实，就会立即变得穷凶极恶!

中日之间还在亚洲的影响力问题上相持不下。日本是传统的经济大国，也是科技大国，过去很长时间里都是军事大国，日本在亚洲的传统影响力大于中国，但其领土狭小，资源匮乏，又是一个很脆弱的国家，难以承当起亚洲大国的重任。中国领土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实力也奋起直追，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整体实力经济大国，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日益强大。这就挑战了日本在亚洲的历史地位。美国的奥巴马说不想做世界第二，难道中国就胸无大志仅仅甘于亚洲第二吗?为此，中日之间必有一番较量，事实上早就开始较量了。

日本是资源贫乏的国家，它必须依靠大量进口，尤其是石油，矿石，煤炭等这样的战略物质，日本的进口方向主要是中东地区，澳洲，南美，也从中国进口大量煤炭。而这些地区与资源都与中国的需要重叠。不仅是对资源的获得，还有资源物质运输方面的通道安全，譬如说运输中东石油的必经之路马六甲海峡，还有中国的南海地区，等等，中日双方都在对相关国家施加影响，这种影响说白了也是一种争夺。争夺的常态是互相容忍，但争夺激烈的时候，需要用战争解决。

四．感想

第一，要加强统筹。我国安全机构和职能长期分散在政府和军队的各个部门，建立灵敏高效的统一指挥协调机制是当务之急，这次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意义重大，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举措。

第二，要加强力量建设。一是加强国家安全研究力量建设。现在对国家安全重大问题的预测应对研究、计划实施研究、法律法规研究等，都很薄弱，重视程度也不够。因此，一定要大力加强研究力量建设，既要加强专门研究机构建设，更要发挥社会智囊力量的作用，支持社会有识之士和智囊组织的发展，逐步成长起中国特色的兰德公司，为国家安全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

三是加强国家安全信息获取力量建设。除加强情报和安全部门建设外，凡涉及国家安全工作的部门，都要有自己的信息队伍，严密关注安全动态，真正做到提前预警，及时报告，预先防范。

参考文献：1.《当代中国发展战略问题研究》许义文国家安全战略辽宁教育出版社

2.《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构想》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所面临的威胁时事出版社

3．《中美战略关系新论》中美关系总论时事出版社

第二篇：大国关系论文

我看大国关系

进入新世纪之后，国际格局继续在朝着有利于多极而不利于单极的方向演变，这是当前国际关系变化的一个基本特点。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为了在强国林立的世界舞台中占有一席之地，各国都努力的调整着与各国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以求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各国之间由于竞争而产生的冲突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怎样在平衡竞争与合作在国家关系中的地位，以谋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国家，但同样也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处理与各大国之间的关系，尤为应当小心谨慎。以下就是我对当今世界各大国之间关系的一个浅薄理解，其中以中国与各国关系的阐述为重，并附以与中国利益紧密相关的各大国之间关系的概要。

(一)国际格局的多极化

尽管美国至今在全球力量对比中仍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随着近年来其单极霸权战略的连连受挫，美国的战略地位相对有所下降，其中“软”实力衰退的迹象更是十分明显。从美国自身的状况来看，其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来自海外的投资逐年减少，目前已从当年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在国际事务中，美国越来越难以做到独行其是，相反倒是迫切需要其他大国的合作。战胜全球恐怖主义。而在伊朗和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上，美国同样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合作。从全局来看，美国的战略地位离其建立单极世界的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二)大国关系的多样化

由对抗走向合作，是当代大国关系一个新的变化。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历史条件下，大国明确意识到它们在维护世界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推动区域合作以及解决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方面有着重要而广泛的共同利益，大国之间合作的增强，并不排除大国之间仍然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当前它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但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竞争仍然有可能演变为局部的冲突和对抗，这是因为当前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因此，简单地用“合作”、“竞争”或“对抗”这样的概念来说明当前大国关系的特点恐怕都不够全面。这在中美关系中表现尤为明显。从美国的对华战略来看，它一方面意识到与中国存在着多方面的共同利益，因此需要与中国建立一种“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由于担心中国的崛起而要把中国看作“未来竞争对手”加以防范与遏制。可以说，中美关系的演变典型地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中大国关系多样化这样一种新的特点。

(三)国际体系的多元化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中几乎惟一和最基本的行为体，因为很难设想还存在组织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其他形式。然而事实上这样的形式不仅存在，而且其作用也越来越大。这是当代国际关系多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大体上，活跃于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国际组织。从性质上，它们可以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IGO）和非政府组织（NGO）；从层次上又可以分为全球性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地区性组织（北约、欧盟、东盟）。另一种类型是跨国公司。显然，新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大量出现和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的现实，需要人们以一种新的多维视角重新审视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方式。

(四)国际政治的经济化

在当前国际关系的现实中，经济已成为最大的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化的表现十分明显：第一，国家间实力竞争的重心从军事转移到经济和科技领域，从一种外在的占有，转向内在的参与，第二，经济交往包括经济上的合作与摩擦，日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内容。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日趋增强，也不允许一个国家关起门来单独发展。因此，经济交往越来越成为国家对外关系的中心内容，过去是根据国际政治利益的需要来调节国际经济交往，现在是根据国家经济利益来调整国家间政治交往。第三，各个国家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头等大事。一个国家能否保持政局的稳定，一个政党能否赢得人民的信任，关键是看能否把经济搞上去。经济和政治密不可分，经济是最大的政治。

此外，与中国利害相关的重要大国关系还有：美俄关系反复多，美日关系炒作多，美欧关系暗算多。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第三篇：大国关系的论文

一直以来，大国关系都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决定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传统的大国关系已经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国之间需要发展成为一种以合作共赢为主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大国互动变化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新型大国关系首先是为了发展中美友好关系而提出的，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伟大使命。

一、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其必要性

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世界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复杂。其中，中美关系显得备受关注，代表传统守成大国的美国以及代表新兴大国的中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必须要有意识的避免传统的新旧大国之间的对抗性战争的发生。

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美国与中国都肩负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国责任。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在局部争端问题上，两国需要合力塑造地区机制，明确共同责任义务。

二、中美具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

第一，从中美建交的历史来看，两国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多年来，世界局势和两国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美关系的基本面良好，即使在大变革背景下，两国也没有发生全面对抗，更没有发生过战争。反而两国关系发展越来越亲密，两国最高领导人交流、沟通十分频繁。

第二，两国皆有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望。2012年2月15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时首次代表中国提出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此后，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以及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奥巴马总统会晤中又对新型大国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奥巴马政府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做出了较为积极的呼应。

第三，两国经济利益关系加强。经济全球化使国家关系加深，在经济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新型关系，中美关系也不例外。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如何，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经济，体现在中国经济的许多方面；同样，中国如果抛售美国国债，对美国经济的打击也是沉重的，直接影响美元的国际地位。

第四，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常常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领域和议题需要中美之间的协商与合作。主要体现在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上，世界上任何国家或组织都无法逃离经济危机的影响，同样，也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各国人民必须联合起来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作为世界上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美中两国更应该在应对经融危机问题上积极合作，履行大国责任。

第五，中美双方的核心利益互不冲突。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都充当着世界的领导者，一直在为维护其领导地位做努力。中国并没有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中国虽然在经济上迅速崛起了，但是中国的综合国力是无法和美国媲美的，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完全不构成威胁。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习近平主席用三句话对其内涵作了非常精辟的概括，第一句是“不冲突、不对抗”，第二句是“相互尊重”，第三句是“合作共赢”。

不冲突，不对抗，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前提。不冲突、不对抗的宣示，就是要顺应全球化潮流，改变对中美关系的负面预期，解决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不信，构建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正面信心。

相互尊重，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世界是多样的，中美作为两个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各异，同时又利益相互交织的大国，我们只有相互尊重对方人民选择的制度与道路，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关切，才能求同存异，实现两国的和谐相处。

合作共赢，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由之路。中美双方在双边关系各领域都有着广泛合作需求和巨大合作潜力。中美只有始终坚持合作，不断加强合作，才能实现共赢。

三

如何看待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9月20日，外交部长王毅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讲。对于如何构建并实现新型大国关系，他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是不断增进战略互信。二是大力促进务实合作。三是积极加强人文交往。四是不断加强在国际地区热点及全球性问题合作。五是重点加强亚太事务合作。

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遏制好，伙伴比对手好，理应成为双方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的共识。中美双方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迫切的是要在三个领域有所行动：

第一要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新的安全架构。在美国重返亚洲、中国逐渐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以及亚洲各国的关系，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

第二要在军事领域实现突破。新型大国关系最核心的内涵是双方和平共处，而当前大国关系中军事关系严重滞后于政治和经济关系，如何突破这个瓶颈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三是要寻求在新的领域开展合作，比如网络安全、全球治理等，这些都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果在这些方面中美不率先垂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无从谈起。

四．总结

时代在发展变化，大国关系的模式也在发展变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国必须要担负起不同的责任和义务，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合作解决全球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总之，中美双边关系的不断想前发展是必然的，争端与摩擦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鉴于双方的现实状况和国际的大背景，相当的一段时期内不可能大的冲突。所以说，中美关系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总趋势是充满希望的。

第四篇：形势与政策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及大国关系论文

对于当前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强调“任何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是绝对的，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的。

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格局最主要的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全面优势，特别是美国一家独大，同时多强并列，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西”主导了“东西关系”，“北”主导了“南北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和突出作用。当时国际形势大有美国一极化的趋势，但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这种美国一极化趋势的国际格局逐渐出现转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

借助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冲击美国霸权地位，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G8会议向“G8+5”会议的演变。很多全球政治、经贸和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在G8体制中得到解决，而必须邀请这些新兴经济体参与决策，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议题、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出现尖锐化和长期化的趋势

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美苏矛盾的延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植根于文明、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现在出现的新趋势就是俄罗斯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可能结合，某种程度上形成对抗美国的合力。如果这一结合出现，必然导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

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内部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表现出逆向演变的趋势 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有两大支柱，即强大国力和联盟体系。美国联盟体系中欧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约一体化组织是最主要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由于外部共同对手苏联的解体，欧洲对美安全合作的愿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胁认知上与美国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被布什称为“老欧洲”的矛盾更加尖锐。另外，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盟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的主导力量，对美独立性增强。欧盟正面临着东扩后的内部协调和其他复杂问题，欧洲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务解决和加强欧盟内部团结上，而不愿意过多地承担北约责任，受美国调遣。另外，美欧经贸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欧元的崛起势必冲击美国霸权的基石——美元霸权，影响美国利益。

总体上看来，国际格局正经历“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而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的消长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大国互动频繁，相互依赖性凸显，合作面总体上升。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起伏跌宕，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进一步交织，气候变化、粮食及能源资源安全、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对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增大。中国发展的内外关联度进一步增强，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剧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以及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尤其受到广泛关注。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延续着先较量，后合作的传统，但奥巴马却改变了这一惯例，自上台之后就不断向北京释出善意，强调中美合作的必要，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时代出现了高开高走的良好态势。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后，把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确立为白宫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对华政策呈现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克林顿坚持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勾，人权问题成为当时困扰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

1994年，克林顿签署美国对外关系授权法，公然声称要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1995年，时任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触及中方底线。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的冲击出现严重倒退。

从1996年开始，白宫逐渐调整对华政策。时年5月，克林顿宣布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进而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和北京达成协议，中美关系触底反弹。1998年，连任之后的克林顿延续对华接触政策，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9天的访问，中美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白宫一度把中国定位成地区安全的威胁和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再趋强硬。时年4月，他宣称将竭尽所能协助台湾自卫，并扩大对台军售。而当月发生在南海的撞机事件，更使中美关系再度降至冰点。

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白宫的对华政策。小布什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少不了中国的合作。2002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小布什明确宣布不支持台独。2005年，白宫把北京明确定位成利益相关者，期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积极角色，中美关系再度回暖。相比之下，奥巴马上台后的对华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参考背景，金融危机的阴霾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令白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

于是，上任不到一年，这位立志变革的美国总统在气後变化，清洁能源，中美贸易，国际金融秩序，以及地区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寻求与北京对话，并不断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从上海到北京，不论是与青年学生的互动，还是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奥巴马的首次中国之旅尽显平和与谨慎。除了在经贸和人权等问题上不愿多作让步之外，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展现出别样柔情，中美关系也呈现出更为密切的发展态势。展望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下述几个重要方面将会逐渐有较好的提升和发展：

一、美中两国战略经济对话将继续保持下去，而且会更有绩效，更有实质性的提升，而不存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可能被奥巴马政府中止的可能性问题。

二、美中战略(政治)对话，也将会在更高、更新的层面上向前发展，对话的层级将会仿效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提升到国务卿级别。

三、美中战略军事对话，也将提上日程。可以预料在加强和提高美中军事交流程度和层级的基础上，势将逐渐过渡到美中国防部副部长级定期对话，并顺势最终实现美中战略军事对话的部长级层次。

四、奥巴马政府会如奥巴马本人所说的乐见一个强大和平的中国的崛起。虽然奥巴马也曾说过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是竞争者，但是奥巴马本人及其政府的对华认知和对华政策，势将因上述三大关系的改善及改进，必将会演变成：中国既不是盟国，也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是可靠的可信任的合作伙伴。为此，奥巴马政府将会希望、要求、请求中国同美国一道承担更多的世界大国责任，发挥更大的全球大国作用。

五、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奥巴马政府将会在布什政府的台湾政策基础上，回归克林顿政府的“三不政策”（一、不支持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二、不支持台湾独立，三、不支持台湾加入需要会员国身份的国际组织)。而且也自然会把对台关系纳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框架内，逐渐减少对台武器供应，并尽力促进两岸和平

解决分歧，乐见两岸和平发展。这一点既是由中国的对美政策、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排除台独后，两岸已经进入良好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实力地位的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约1万亿美元。21世纪的头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第二，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20多年来中国海军、陆军、空军等的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国际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汉语热，也说明中国的地位上升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发展模式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世界各地“中国热”持续升温。正确认识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就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胡锦涛同志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的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既要正视我国全球性影响日益扩大的现实，同时又要坚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定位，要坚持承担与我国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

新形势下，我国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同各大国的关系总体稳定。一批发展中大国加快崛起，推动世界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我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改革进程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建设性作用。在准确把握机遇的同时，更要清醒认识挑战。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一面仍很突出，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不容忽视。不少国家对我国快速发展尚未做好心理准备，我国将长期面临外部各种牵制，将不时受到“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干扰。

第五篇：行政许可法与单行法关系论文

就行政许可而言，行政许可法只是一部统一法典，此外，还有大量的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那么，单行法与统一法典之间关系如何？两者的规定不一致时，应当如何处理？

行政许可法第83条第2款规定：“本法施行前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制定机关应当依照本法规定予以清理；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停止执行。”但同时，该法又在第9条、第29条第2款、第42条第1款、第43条、第50条第1款、第54条第1款、第57条和第58条第1款共九处，允许特别法优先于行政许可法。这就说明，单行法只有与行政许可法保持一致才能继续有效存在、发挥补充作用；行政许可法只给个别单行法以特别法的地位继续存在，只为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原则安排极为有限的空间；并且，该法为单行法发挥补充作用设定了“依照法定”、“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等法定接口，为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原则的适用设定了“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等法定条件。

那么，行政许可法为什么要做上述设计和安排？

在法理上，处理和解决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特别优先于普通法原则。这一原则，现在已经为我国立法法所确认。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

但是，我国的法制建设往往是先制定单行法，在问题积累或经验成熟到一定程度后才进行整合，才着手制定统一法典的。统一法典的制定，使得原先已经存在的单行法成为特别法，新制定的统一法典本身就成了普通法。也就是说，原先已经存在的单行法与统一法典不一致的规定，并非有意识地特殊规定。其中，有的仍然有合理之处，在统一法典制定以后可以作为特别法继续存在，但有的却并不合理，是统一法典改革和整合的对象。同时，特殊规定也不能过多。否则，统一法典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行政机关执法和公众对法律的掌握也会有困难。

1990年制定的行政复议条例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该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不能改革原先已经在法律中规定的各种复议制度；另一方面，即使对能够予以改革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中关于复议的规定，也没有进行全面的统一和改革。这样，就使得我国的复议制度非常混乱和复杂，并没有因为行政复议条例的制定而得到改善。

1996年制定的行政处罚法改变了上述模式。该法第64条第2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有了这一概括性规定，那么除了该法条文中明文规定允许特别法优先行政处罚法的情况外，都要以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为准。1999年制定的行政复议法采用了行政处罚法的立法模式。它在第42条明文规定：“本法施行前公布的法律有关行政复议的规定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法的规定为准。”特别法优先于行政复议法必须有行政复议法上的准许性条款为前提。行政许可法正是沿着这一立法思路，来处理其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的。于是，法制得到了整合和统一。也就是说，同一领域的主要内容得到了统一，个别内容可以特殊形式存在；基本规则必须统一，具体规则可以个性形式存在。

立法上的上述整合，体现和实践了邓小平同志为我国法制建设所作的路径选择。建国后，我国长期以来并没有注重法制建设，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启动了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在改革开放初期，“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法律条文开始粗一点，逐步完善……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从单行法到统一法典，从行政处罚法到行政许可法，无不体现了这一法制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