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目标模式的途径[五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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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实现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目标模式的途径

遵循按劳分配为主,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充分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笔者认为,我国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应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收入共享、市场调节、企业分配、政府调控型”的分配模式。

所谓“收入共享”是指企业在市场获得收入后,对企业成长和收入增长做出贡献的各产权主体和个人都有权参加企业收入分配,共享企业收益成果。这里企业收入是指企业在市场获得的销售收入,即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产值(c+v+m)扣除生产资料计)的消耗,所剩余的部分(v+m)也就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国民收入。所谓“市场调节”,就是企业的国民收入以及各利益主体(国家、要素所有者、劳动者等)在企业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应由市场机制调节和确定。“企业自主分配”,就是企业上缴税利和扣除积累后的所余收入由企业自主分配。政府调控就是政府运用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企业收入进行间接调控,以促进效率提高、经济发展,保证社会的公平和稳定。政府对企业分配的宏观调控主要是制定和提供各种关于企业分配的法规、政策、制度,明确政府、所有者、企业、个人间的分配关系,规范各方面的分配行为,维护正常的分配秩序,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企业分配制度创造所需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建立和健全对企业分配的宏观调控体系,通过信息引导、政策指导以及财政、税收、货币、信贷等手段对企业分配进行宏观调控;利用各种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直接、间接地调节收入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防止贫富过于悬殊与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从我国企业实际出发,实现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目标模式应按如下途径:

(一)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企业产权制度。

一是企业资产股份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组织形式。国有企业除少数国有独资公司外,都可采取股份制公司或股份合作公司的形式,而股份制企业的建立要以企业资产股份化为前提。

二是企业产权多元化。现代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企业必须能够在短期内筹集大量资金,以满足进行规模巨大的资本密集型生产和不断进行技术更新的需要。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的一元化产权结构的独资企业都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产权多元化的企业则可在社会范围内迅速筹集资金,且能分散投资风险,把投资者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

三是产权界区明晰化,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市场经济中,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的所有权与企业作为法人的财产权必须分离。出资者是企业的所有者,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拥有对企业剩余收入的索取权、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但不能直接支配法人财产,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企业中,股东大会是企业最高权力机构,行使出资人职能。董事会代表企业股东行使资产所有者的职能,对企业的发展目标和重大经营活动做出决策,聘任经营者,并对经营者的业绩进行考核和评价。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对董事会和经理层实行有效监督的职能。企业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依法拥有法人财产的占有、使用、初始收益和处分权,并用法人独立的财产对其经营活动负全责,对所有者资产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

四是使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形成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制衡机制的企业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国家、所有者、企业、劳动者几方面的经济利益,建立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的企业分配制度,形成企业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制约机制的实质,就是依法规范和保障国家利益、所有者利益、企业利益、劳动者利益,实现四者利益的均衡。

首先,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政府以社会管理者身份通过税收等形式参与企业收益分配。无论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经营形式如何,所有企业都必须依法纳税。客观上存在着如何规范政府收入,避免挤压企业所得,增加企业负担,影响其发展后劲,使国家和企业间分配关系不断趋于合理的问题。

其次,规范所有者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作为企业所有者,无论国有资产还是个人资产的所有者,都拥有平等的对企业剩余收入的索取权,有权以股息、红利、股票期权等形式取得收入。董事会成员作为股东除了获得股权收益外,由于他们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和管理活动,还要获得工资收入。

再次,是建立对经营管理人员的有效约束和激励机制。企业经营者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组织者,他们的素质高低、工作态度如何、经营管理的水平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起着关键的作用,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向和经济效益的好坏,决定着企业的发展。但在股份制企业中,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如果缺乏对经营管理者的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则可能出现所谓“内部人控制’问题,即经理人员利用股东和董事会对企业经营信息掌握的不全面,损害所有者的利益。建立对经营管理人员的有效约束和激励机制可以把他们的收入与其经营业绩直接挂钩。从我国企业实际情况出发,可实行年薪制和风险财产抵押制等。

最后,形成对企业劳动者的有效约束和激励机制。一方面企业工资水平应由企业根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和本企业经济效益决定,在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都要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按照劳动贡献的大小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同时还要把企业劳动者收益与企业剩余收益分配挂钩,把企业超额利润的一部分,以按劳分红、内部员工持股等形式分配给劳动者,增加企业职工对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关切度,形成企业职工收入与所创超额利润相联系的有效约束和激励机制。

(二)建立健全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

建立企业分配制度还需要以建立健全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为条件。这是因为进行产权改革,仅仅是为企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拥有资产经营权、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销售权、收益分配权提供所需的制度条件。而这些权利的实现则与市场体系是否健全,市场机制是否完善直接相关,只有存在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企业才能面向市场,以市场为中心来开展经营活动,取得所需的生产资料、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出售自己的产品,使企业的资产经营权、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销售权、收益分配权等各项自主权获得实现的场所和条件。只有存在一个完整健全的市场体系,才能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才能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市场才能调节生产要素在企业间、产业间、地区间的配置和再配置,企业收入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的功能和效用才能得以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体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日趋明显;但由于我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起步较晚,历史短,以及受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制约,目前,市场体系还不完善,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不健全,资金、劳动力、技术市场发育迟缓,还没有完整的经营者市场,市场机制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需要加快市场的发育,促进各类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建立健全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为各种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由市场决定其价格即报酬创造条件。

(三)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

首先,政府应针对我国企业分配制度上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行为,维护分配秩序,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企业分配制度的建立提供所需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政府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从制度上明确政府、所有者、企业、个人间的分配关系,规范各方面的分配行为;政府应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严厉打击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排挤和打击市场正常经营活动,损害、剥夺国家、合法经营者、消费者利益的违法经营活动,消除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断绝违法收入的来源;针对近年来我国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垄断引发的社会分配不公的实际情况,坚决消除行业经营中的非自然垄断因素,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公平分配的外部环境。对由于非自然垄断因素造成的企业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也必须采取有效政策措施,特别是要通过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予以根本的解决。

其次,进一步完善政府对企业分配的宏观调控。主要是借助高、中、低三条控制线即最低工资保障线、工资指导线和个人所得税起征线对企业进行宏观调控。政府根据经济增长、物价指数、就业形势及市场工资变动趋势,每年制定并发布工资增长指导线。工资增长指导线必须与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位、人工成本预测预警、集体协商谈判完全有机结合一起来影响企业分配决策,单纯依靠工资增长指导线调控企业工资增减,并不能达到“引导企业工资合理增长、保证职工合法权益”的预期效果。

再次,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要在1994年全面税制改革的基础上,根据经济结构、税源结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贯彻国家政策的需要,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在此基础l统一企业所得税,实现税率的确定与企业财务制度脱钩,以税收中性为原则进一步完善增值税改革,消除不同所有制企业税负失衡不利于企业公平竞争的状况,为不同类型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和环境。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科学确定个人劳动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对个人资本性收入分类,实行“零基”征税,简化税率等级,逐渐加大对个人收入的调节力度,改进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工作。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财产税,调节社会成员分配收入悬殊的矛盾,促进社会公平。

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包括养老、失业、医疗),发挥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保障城镇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基本生活需要的功能,配合企业劳动、工资、人事、医疗等制度的改革,尽快促进以养老、医疗、待业、伤残为主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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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目标

一、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二、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扶贫对象大幅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形成。

三、收入分配秩序明显改善。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护,过高收入得到合理调节,隐性收入得到有效规范,非法收入予以坚决取缔。

四、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明显提升。

第三篇:分配制度改革

分配制度改革

1.收入分配公平的判断依据应当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经济领域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缩小收入差距、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一靠发展,二靠改革。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在发展中解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任务。现阶段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判断依据还是要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④如果我们实行的分配政策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那么这样的分配就是公平的,可以说效率就是公平,公平是为了效率。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分配。社会的再生产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这四个环节中,如果分配环节扭曲,社会再生产的其他过程也会随之扭曲。因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收入水平无法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应提高,甚至可能下降,这样就会导致生产规模与消费规模不对称,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这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病。

2.初次分配应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从正义的角度说,作为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首先社会要尽可能保证“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使人们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劳动就业。在我国,由于收入差距大,加上法规不健全,劳动者教育和就业的起点就不一样,公平竞争也很难做到;其次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的依据是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或者是根据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践中,由于对收入分配认识上的偏差或客观条件的制约,还存在诸多不公平的分配现象。如在一些单位仍然不同程度地实行着平均分配,不同岗位劳动者的收入未能充分体现岗位特点和贡献大小;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遍存在的合同工和正式职工工之间收入分配中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同样的劳动岗位和劳动贡献得到的是不同的收入;由于行业垄断,不同行业劳动者收入差别较大;国有企业中经营者甚至凭借手中的权力使分配过分地向自己倾斜,与普通职工和技术人员的收入差距悬殊。这些都导致了收入分配中事实上的不公平。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⑤作为点睛之笔的“社会主义”应该主要体现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上。而在我国市场经济中,从所有权来看,在国有企业中,劳动者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是虚位的因而是残缺的,他既不能通过“用手投票”约束使用者,也不能“用脚投票”转让所有权,因此资产的收益性对劳动者来讲是不具备或不完整的。在我国目前劳动力总量供给过剩、资本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在要素市场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主的非熟练、非技术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更是被压低到极限,并且缺乏基本的劳动保障,长期处于被资本剥夺的境地。加上我国的工会组织形同虚设,新的《劳动法》现实中很难推行,致使我国的劳动力价格远远低于其价值,更谈不上“按劳分配”。

3.再分配要关注解决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也开始市场化、产业化,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使这些问题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低收入人群尤为突出。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目前我们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需求。这种资源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触发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教育乱收费、医疗乱收费、商品房的价格居高不下等。以“按需分配”为基本原则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是十分重要的。尽快地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向广大人民群

众提供实实在在的劳动就业、养老、医疗、生育、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会大大增加社会生活的安全感和公平感,这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4.加大伦理建设力度。十七大制定了“提低、扩中、调高、打非”的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原则。“提低、扩中、调高”虽然属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但如果实施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运用遗产税等税收手段调节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这本身对伦理分配有积极的作用。而“打非”,就是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这能有效限制伦理分配中“恶的分配”。通过严格执法,对偷税漏税、侵吞公有财产、权钱交易等各种非法收入依法取缔和惩处,规范垄断行业的收入消除垄断利润,能提升广大群众的公平感。

我国社会目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期。当前我国社会的道德缺失已经触发并加剧了很多社会问题,如像“三鹿奶粉”折射的食品安全问题、山西“黑砖窑”、“黑煤窑”反映出的劳动安全问题、上海“楼脆脆”代表的豆腐渣工程以及诚信却失、贪污腐败问题等等这样一些令国人颜面丢尽的丑闻。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我国伦理道德建设,形成适应转型时期的新的伦理道德架构。社会转型时期,强势群体的普遍道德感和责任观是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大众道德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强势群体道德责任意识的影响。通过伦理道德建设,实施诸如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组织各种对贫困地区和个人捐献、馈赠活动等,不仅能缓解因贫富差别带来的社会矛盾,而且能弘扬爱心和社会文明,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第四篇:分配制度改革

分配制度改革

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基本可以概括为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互动过程,财富如何被创造与分配,是社会进步水平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国民收入作为财富“流量”的概念,如何被分配,不仅关系到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财富增长。一个分配相对公平、合理的社会,能够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热情,并使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反之,则会造成社会利益格局失衡,抑制社会财富的增长潜能,并且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考察我国改革开放28年来的历史进程和当前收入分配的现状,对于深刻把握收入分配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收入分配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的起点

我国经济改革发端于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城市中国有企业改革也是从恢复奖金和利润留成制度开始探索,直到模仿农村改革普遍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或企业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其核心内容是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关系,形成与集体、企业和个人劳动成果相联系的新型分配关系。分配关系的改革,调动了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扭转了社会供给长期短缺的局面。

分配关系改革最初主要是在“按劳分配”的框架内进行的,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否定了平均主义的分配观,肯定了基于劳动贡献大小形成收入差距的合理性。随着市场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机制的主导性作用增强,社会对于收入分配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在肯定“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的同时,各种生产要素根据其对产出贡献的大小参与分配也逐渐得到认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至此,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分配关系改革和调整的基本方向。

显然,无论按劳分配,还是按要素分配,都以承认“要素”贡献客观上存在差异为前提,并且必然承认由这种差异带来的分配差距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不仅在于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且相对于过去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贡献大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关系而言,更是—种公平。历史已经证明,没有这种新的公平观和分配关系改革,改革前那种普遍相对贫穷的社会状况就难以得到改变,共同富裕就会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然而,由于经济转型期的特殊性以及改革进展的不平衡性,分配领域中事实上一直存在着权力、身份等非生产要素和体制性因素的影响,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对新型分配关系的形成产生扭曲作用。收入分配领域“合理的”差距与扭曲的差距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收入分配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这是当前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面临的严峻挑战。前不久政治局举行专门会议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纠正分配关系扭曲的格局,从而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高度重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问题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但由于分配关系尚未根本理顺和完善,收入分配领域依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首先,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已经形成。按国际上通常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我国基尼系数在2000年就超过了0.40的警戒线,目前已经达到了0.46。并且这种差距扩大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抑制。这不仅仅是有关公平的价值判断问题,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需求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时,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造成需求萎缩。其次,收入分配差距拉开的速率非常快。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通常是在较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或显现出来的,往往是若干代际转换之后才表现得比较突出。而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几乎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迅速拉开的。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78年到2000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16上升到0.32,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21上升到0.35;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4上升到2000年的0.42。2000年之后,基尼系数的上升势头仍在继续。

第三,分配秩序不规范。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中,工资水平长期被压低到正常劳动力价值之下,并且经常被拖欠;另一方面,垄断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不仅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而且享有高水平的福利和职务消费。此外,一些国有企业在改制中内外勾结低价处置资产,一些企业通过关系或贿赂低价获得国有土地,以及利用内部信息或散布虚假信息炒作股票等,也使得少部分社会成员“一夜暴富”。分配秩序的不规范,直接导致了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正常收入成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部分。第四,居民财产分布差距较大。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住房商品化的推进,城镇居民财产分布差距也迅速扩大。有关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比重已经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所占比重约为1%。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尽管财产分布差距是收入差距逐年累积形成的,但财产差距往往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趋势。近年来,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收入(城镇工薪收入和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倍。

收入分配合理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在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条件下,由于个人、群体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同,必然产生一定的收入差距,这是社会正常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如果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社会大多数成员不能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不仅会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尖锐化,而且也会抑制经济增长。因此,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并不是要消灭差距,而是要有效抑制不合理的差距,缓解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进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在工业起飞和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28年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平均主义盛行的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激发要素主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通过经济效率的提高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在这一阶段,收入分配合理化的主要内容就是适度拉开分配差距。在早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动不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收入差距的拉开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并且也没有引起社会失衡和冲突。随着1990年代经济起飞和体制转轨的加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动加剧,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也逐步加快,相对的贫富分化、差距悬殊问题日益突出,调整分配关系,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的任务

越来越紧迫。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增加城镇贫困人口收入特别是失业和退休人员的收入,取消农业税和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通过西部开发、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战略缩小地区差距,等等,总体上维护了转轨时期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今年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收入分配问题表明,在当前和今后经济、社会发展时期,政府将把缓解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通过改善分配关系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增长质量的提高,作为重要的执政取向,在坚持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将更加重视公平。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成因较为复杂,只有具体分析才能真正寻求到有效解决途径,而有些方面由于受客观经济规律和发展阶段约束,可能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取得效果。一些对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表明,二元社会结构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因素。按城乡分别考察获得的数据,基尼系数分别为0.34和0.37,要远低于城乡总体指标。在目前农业GDP比重仅占16%左右的情况下,不可能支撑70%农业人口的收入稳定增长,政府的适当转移支付、消除城乡人口的体制性歧视,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但没有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和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城乡差距问题仍不能根本解决。而城市化进程显然需要较长时期的经济稳定发展才能完成。当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并非完全是发展因素所决定,分配关系的扭曲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政府公共政策取向和效果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方面应该成为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的重点领域。

总之,收入分配合理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既要重视现实中分配关系扭曲和差距过大的问题,积极探索改进的办法,也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来空泛议论。必须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解决问题的条件,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促进收入分配关系的均衡和合理化,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第五篇:企业退休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企业退休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28日召开的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说,一是深化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二是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三是完善事业单位工资制度。下面就和小编一起看看企业退休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吧。

2017年企业退休养老金计算方法

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计发月数(50岁为195、55岁为170、60岁为139,不再统一是120了)基础养老金=(全省上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缴费年限1%=全省上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1+本人平均缴费指数)2缴费年限1%

注: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全省上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平均缴费指数

在上述公式中可以看到,在缴费年限相同的情况下,基础养老金的高低取决于个人的平均缴费指数,个人的平均缴费指数就是自己实际的缴费基数与社会平均工资之比的历年平均值。低限为,高限为3。因此在养老金的两项计算中,无论何种情况,缴费基数越高,缴费的年限越长,养老金就会越高。养老金的领取是无限期规定的,只要领取人生存,就可以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待遇,即使个人帐户养老金已经用完,仍然会继续按照原标准计发,况且,个人养老金还要逐年根据社会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的增加而增长。因此,活得越久,就可以领取得越多,相对于交费来说,肯定更加划算。

例如:根据上述公式,假定男职工在60岁退休时,全省上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000元。

累计缴费年限为15年时,个人平均缴费基数为时,基础养老金=(4000元+4000元)2151%=480元

个人平均缴费基数为时,基础养老金=(4000元+4000元)2151%=600元

个人平均缴费基数为时,基础养老金=(4000元+4000元)2151%=1200元

累计缴费年限为40年时,个人平均缴费基数为时,基础养老金=(4000元+4000元)2401%=1280元

个人平均缴费基数为时,基础养老金=(4000元+4000元)2401%=1600元

个人平均缴费基数为时,基础养老金=(4000元+4000元)2401%=3200元

个人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139

2017年企业退休养老金制度调整

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是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不仅取决于退休时

计发的数额,还要随国家基本养老金水平的调整而增加。计发办法只是计算确定了参保人员退休时的养老金待遇水平,而参保人员退休后平均还要生活25年以上,需要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因此,必须建立基本养老金的正常调整机制。在调整时需要考虑到工资增长、物价、养老保险基金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多种因素,以当地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和上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一定比例确定。

2017年,我国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待遇将同步适度提高,1亿多退休人员将因此受益。专家分析,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提高幅度或将高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提高幅度,未来应建立基本养老金的合理调整机制。

2017年2月,地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北京、上海等7省市成为国务院出台实施《基本养老保险投资管理办法》后,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拟定首批签约

省份,已有包括共计3600亿元的基本养老基金开始委托进行投资运营。同时,国家层面的养老保险基金归集方案已经出台,其余省份正根据规定归集资金,但最终委托投资运营的基金规模还未确定。首批基本养老金权益类组合已先后启动开立账户程序,涉及优选价值和指数增强两大类组合,受托投资资金约100亿元。相关人士推测,待受托资金划转到账,相关账户大概率将于本月底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在此之前,现金、债券两大组合的养老金入市进程也在推进中。由此,基本养老金四大类组合离全面开启市场化之旅,只差临门一脚。

2017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7年将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确保按时足额发放。这意味着从2005年开始,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将实现十三连涨。

2017年3月29日,财政部公布2017年中央财政预算,其中的一份预算说明中透露,从2017年1月1日起,按

照平均%的幅度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

人社部称2017年完善公务员事业单位工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28日召开的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说,预计我国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可达1300万人以上,超额完成1000万人的目标任务。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化解过剩产能任务艰巨、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增多的情况下,稳住了就业基本盘,拓展了就业增长新空间,这为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尹蔚民说。

回顾一年来的社会保障工作,尹蔚民介绍,我国实现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待遇同步调整,调整后的养老金已确保发放到位,1亿多退休人员因此受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也已经正式启动。

同时,已有30个省份实现了省内异地就医持卡结算。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补助标准提高到420元,参保人员待遇得到更好保障。此外,我国再次阶段性降低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和失业保险费率,预计全年可降低企业成本1200多亿元。

为了推进放管服改革任务要求,我国在前五批已取消272项国务院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基础上,又分两批取消职业资格162项,总计取消434项。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获悉,明年我国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仍有望上涨,但目前涨幅尚未确定,需要根据财政支付能力、物价水平等影响因素综合计算。

为了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人社部明确今年养老金将启动投资运行,首批2万亿养老金的30%将进入股市。近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公告,公布了21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证券投资管理机构。这也意味着,养老金入市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焦点1

考虑养老基金压力涨幅放缓

相比往年,今年的养老金上调,较前些年10%的增长,涨幅已明显下降。同时,各地落地时间不一,从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上涨%以来,直到6月,上海市才公布养老金调整的具体方案,成为首个落实养老金上涨的地方。

今年8月,北京市公布养老金上涨方案,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上调至月均3573元。根据目前全国各地公布的养老金调整方案,各地调整的幅度基本上实现了国家要求的%的水平,同时调整后的计发养老金也遵循多工作、多缴费、多得养老金的原则。

对于未来养老金如何调整,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十三五时期,逐步建立覆盖全体参保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合理调整机制,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该负责人表示,明年养

老金仍将上调。

对于养老金应该怎么调的问题,人社部原副部长胡晓义曾介绍,涨幅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付能力、物价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社保基金中养老基金本身的承受能力。

据介绍,涨幅放缓也是因为养老基金在承受压力,一方面老龄化社会步伐加快,需要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是在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在今年提出的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费率,使得上交的养老金有所减少。

焦点2

6000亿养老金或分批进入股市

自去年6月底人社部、财政部向社会公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以来,养老金的投资入市一直牵动着社会关注。人社部发言人李忠在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合同已经印发,优选出第一批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后,正式启动投资运营工作。

日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证券投资管理机构评审结果公告》,公布21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证券投资管理机构。养老金入市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养老金为什么要启动投资运营?人社部专家介绍,总量少、增长慢、开支大等因素影响着全国社保基金中养老金的承受能力。近几年,虽然养老基金总的收入额大于支出额,但是已经出现了收入增幅低于支付增幅的现象,同时降低企业成本还需要降低养老保险的费率。

一些地区经济转型不够到位,相当一部分国企的经济效益不好,而退休人员较多。一方面是参保缴费的人少,另一方面一些40后、50后纷纷退休,养老金开支量大。这位专家表示。

截至2017年,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结余万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结余4592亿元,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累计结余总量近4万亿元。由于养老金

投资需要地方归集,可运用的资金大概在2万亿元左右,按照30%的上限,最多可进入A股的资金总量在6000亿。有机构分析,养老金投资入市或将分批进入股市。

焦点3

将逐步提高居民养老金标准

除了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城乡居民的养老金待遇也广受人们关注。据悉,我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长期以来维持在每月55元的水平。2017年全国基础养老金首次提高待遇标准,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55元提高到70元。不过,人社部也介绍,全国已有27个省份、2500多个县级政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对于居民基础养老金水平偏低的问题,人社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刘从龙表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处于一个打基础的阶段,覆盖亿人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财政的投入还不到1000亿元。据其介绍,人社部经与财政部积极协商,未来将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

对于未来居民养老金待遇是否会长期维持较低发放水平,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财政应形成稳定的投入,探索建立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保险金,政府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现在居民缴费很少,财政要形成稳定投入机制,养老金才能达到保障城乡老年人生活的作用。

不过,今年政策也体现在了对贫困人口养老方面的支持上。在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方面,人社部要求,在提高最低缴费档次时,对贫困人口保留现行最低缴费档次,减轻其缴费负担。未来将探索建立政府或集体按最低缴费档次,为贫困人口代缴全部或部分养老保险费的机制,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提高贫困地区基础养老金标准。

声音

现在拿到手的养老金1700多块,比去年多了100块左右。去年涨得多,比前年提高了200多。现在物价上涨得快,希望明年退休金能多涨一点吧。湖南一企业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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