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案有感

第一篇：腐败案有感

温家宝总理说过：“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

近年来，官员腐败已逐渐成为了中国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观看了反腐倡廉影片《胡长清案件警示录》和<成克杰受贿案>后，我深入了解了两位具有代表性的腐败官员如何触及法律的底线并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胡长清是江西省原副省长，省人大代表。因贪污受贿，且数额特别巨大，被依法执行死刑。他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高官。成克杰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因大肆收受贿赂被执行死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级干部中数额最大的受贿案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因受贿犯罪被处以极刑。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考察胡长清，成克杰的历史，他们有过努力向上、勤恳工作、有所作为的时期。然而，随着职位的不断提升，他们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蜕变。转折点就是与情妇的相识，贪色加剧了他们的腐败蜕变。贪色导致他们贪财，贪财必然手往外伸，掠取不义之财。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们本应牢记党的宗旨，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然而，他们却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贪污受贿，背弃了正确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胡长清、成克杰严重违法乱纪，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然而他们的犯罪事实也带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不论地位高低，权力大小，都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不断学习，提高认识，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二、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

三、勤奋做事，廉洁做人，永葆公仆本色

观看反腐倡廉影片后，我看到了很多不同层次的人的不同命运.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在当今社会进行反腐倡廉的必要性,对自身的思想作风,廉洁自律,遵章守纪等方面有了很大提高，也让我再次深深认识到时刻自警，增强自律的重要性。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时刻不忘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第二篇：腐败案体会

观看腐败案心得体会

民政局 马洪科

6月16日，区纪委组织观看了辽宁省原人大副主任宋勇、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腐败案的警示录，使我内心得到强烈震憾。他们都曾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曾经是一个好学肯干、积极向上的优秀干部，也做出过贡献。但是，随着地位逐步的高升，权利的逐步扩大，逐渐淡忘了自己手中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在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在金钱的诱惑下，开始松弛自己，人生观、价值观和地位观发生了扭曲，步入了罪恶的深渊，走上严重违纪违法、腐败堕落的犯罪道路上，不仅严重破坏了党纪党风，损坏了党的形象，而且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通过此次活动，意在深入推进反腐倡廉教育，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浓厚群众氛围，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促进全局员工增强反腐倡廉意识，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把它放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不断加大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力度，努力构筑健全稳固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构建惩体系，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开展廉洁教育活动就是要不断筑牢这个基础。

作为国家的一名干部应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责，从我做起，严格遵照“观念律道，规则律人，纪律律事”的原则，在反腐倡廉廉洁自律方面给自己敲个警钟。现将我的党风廉政建设执行情况述职如下:

一、认真学习，加强修养，增强对党风廉政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培育正确的廉洁文化理念，完善廉洁文化制度建设。

端正党风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作为国家的一名党员，我深知首先要做的是慎独。而要做到慎独，最主要的办法是不断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己反腐倡廉、抵御不正之风的能力。与此同时，更要时时提醒自己，尽管记者站离报业集团比较远，但在当地却有着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自己监督者自己。为此，我经常用自重、自尊、自省、自警来警醒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真正从思想上筑起一道永不倒塌的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

廉洁文化建设中的一些好做法、好经验系统化、制度化，吧廉洁文化理念变为每个员工的自觉行动。在全企业营造一种人人崇廉尚廉，哥哥羞于腐败、耻于腐败、不愿腐败、不敢腐败的良好氛围、营造出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使人们在廉洁教育中思想得到升华，使各级干部始终讲操守，重品行，树正气，作表率；心不贪、嘴不产、手不伸、知所爱、知所据，时刻保持警醒。只有这样广大员工对的认知度、认同度、满意度才会充分的激发出来，增强凝聚力，形成安定和谐的氛围。

二、防微杜渐，从小事做起，筑起反腐倡廉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

很多人都以为反腐倡廉只是党的高级干部的事，自己一无权二无钱，与自己无关，殊不知任何一个人堕落与腐败的行为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长期的工作中逐步放松了警惕之心与律已之心，把个人利益的追求错误地放在了第一位以致到最后的腐化堕落。千里堤坝溃于蚁穴。为了筑起一道反腐倡廉廉洁自律的牢固防线，我坚持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作为驻站记者，对于正常新闻报道，尽管平时很少有什么纪念品之类的礼品，但偶尔下乡下县，当地还是会准备一些土特产什么的，但是每次我都给予了委婉拒绝。

三、坚持求真务实，扎扎实实干好工作。

要有求真的精神，要有务实的作风，要有实干的行动。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实在人，既是处事为人的立身之本，也是创业为政的基本准则。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职位有高低，但只要是塌下心来做事、十大实地做人，就能干出名堂，也能取得组织的信任，得到群众的赞誉。坚持干字当头、实字为先，遇到困难不缩手，不干成功不罢手，以实干球成绩，以实干求发展。

四、要警钟长鸣，防线常驻。

从严律己，管住自己，经常利用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进行对照检查，鞭策自己，进一步增强警惕性和自我控制力，树立防范意识。自觉抵制腐败现象和行业不正之风，树立正确的监督观，自觉接受组织的职工群众的监督。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从方方面面严格要求自己。

五、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树立清廉记者站的良好形象。

在廉洁自律方面，我不仅从自身作起，还经常告诫身边的司机和内勤等工作人员，提高廉洁自律意识，不断增强免疫力。不定期地组织学习活动，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公民道德建设教育和新闻职业道德教育等活动，尤其是结合新闻宣传报道来提高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特别是适逢节假日，只要是县区宣传部门打电话，问清情况，只要是和采访报道无关的，一律谢绝到记者站来，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七、领导干部应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认真执行党内监督各项制度，以《廉政准则》为镜子，时时对照、检点自己的工作行为，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廉洁自律，稳得住心神，管得住手脚，扛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考验，自觉做到严格自律，遵守规章制度，接受群众监督，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不辜负党的期望，不辜负人民。

四、存在的不足及今后的努力方向

一年来，本人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主要表现为政治学习不够，在思想深处偶尔有与所谓的实权部门攀比的念头。因此，自己今后要警钟长鸣，不断加强学习，加强党性修养，在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防线，牢固树立立党为公，勤政为民，清正廉洁的公仆形象，严于律已，自觉抵制腐败思想的侵蚀。还要时时处处牢记党风廉政准则，确保廉洁自律和各项规定落到实处，使廉洁从政、廉洁自律真正成为自己的自觉行为。

第三篇：河北土地腐败案

南焦村村民李素岐在复垦的“耕地”里，随手捡起两个碗大的石头。这片土地上布满了石头，无法耕种。

在2006年那次拆迁中“遗留”下来的瓮窑洞，村民在里面栖身。

一处1000多亩无法耕种的土地，被虚报为可复垦6000多亩耕地，以换取建设用地指标。指标被买卖，最终有6000多万元被侵吞。发生在河北的这起土地腐败案，已致8名当事人落马。

记者调查发现，在这个腐败链条中，省、市、县三级国土部门7名“大员”，外加一县委书记，各自利用手中权力，环环相扣，织成了一张腐败的网。

目前，该案在司法上基本尘埃落定，但被戕扰的农民利益，仍无处伸张。

南焦村，位于石家庄向南60公里。一年来，这个村的村民盯着电视，密切关注着国土局官员们的消息。

2009年11月初，石家庄市国土局土地利用处处长童书生下班前接到局纪委通知，要求他协助有关方面调查。他被带走后再未露面。

当年11月13日，石家庄市地产集团原总工程师赵献珍被“双规”。

不到两周后，2009年11月25日，石家庄市地产集团总经理付素林“消失”。有关他被“双规”的消息迅速传开。

随后，石家庄市国土局原局长、已调任省国土厅副巡视员的顾旗章，在去周边区县视察时，也被有关部门带走。

不久，已退休的河北省国土厅副厅长史东升被“双规”。

一个多月后，时任石家庄市国土局长师吉奎被“双规”„„

随着土地“大员”们一个个落马，系列窝案的隐秘触发点逐渐清晰，共同指向了石家庄最南端、石家庄最小县———高邑。

200多人，开着40多台铲车、挖掘机，带了两箱手铐，浩浩荡荡开进了南焦村

曾经，在高邑县富村乡南焦村等3个村子所属的一片山岗上，散布着上百座瓮窑(烧制大瓦缸的窑厂)。这里属于高岗旱岭，土地贫瘠，加之取水困难，无法耕种。

南焦村的老人介绍，这里盛产耐火土，百年来就一直烧瓮。上世纪80年代初，村民响应改革开放号召，并得到了国家贷款，建起了几十座瓮窑。到2000年初，瓮窑生产日渐萧条，90%以上停产。

瓮窑是村民的建设用地。村民一直向村委会缴纳着承包款。

村民李素岐等人回忆，4年前，2006年7月23日，突然有大队人马出现在村头。高邑县两名副县长率领公安、国土、环保、计生等部门200多人，开着40多辆小轿车，40多台铲车、挖掘机，并带了两箱手铐，浩浩荡荡开进了南焦村。

随后，南焦村的电被停，广播和电话线被掐断。

村民凌爱珍说，她家建在窑厂上的住房被强拆时，她被从家里拽出来，推土机就冲向了她家的房子，16间房转眼被夷为平地。“我家里还有400多斤小米也被埋了”。

数小时内，山岗上44座瓮窑和村民们的一些住房，被夷为平地。两名反抗的村民被带走。

3个月后，时任河北省国土厅副厅长史东升、石家庄市国土局长顾旗章和土地利用处长童书生等人来到了这片废墟上。他们转了一圈走掉了。

村民不知道的是，当年10月13日这片废墟通过了省国土厅“验收”成为“耕地”，并由此置换到建设用地指标。

此后，南焦村再无人问津。瓮窑被夷为平地的村民，从此成为一个个访民。政府每个窑补偿了1000元，村民都激烈反对。

而在另一层面，在部分国土官员那里，故事发展为隐秘于纸面的数字与金钱的游戏。

那片1700亩的烧瓮的土地，被篡改图纸，以6400多亩地上报，并最终置换到近5000亩建设用地指标。而所得巨额收益，被层层“漂白”，纳入了国土官员们的私囊。

国土局长师吉奎与前任顾旗章关系不睦，知情者认为师本来想“看笑话”

“不敢想，压根没有想到。”今年12月8日，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土地利用管理处处长曹友锁摇头，“他们胆子太大了”。

2009年，国家审计署对全国11个省区2007年至2008年征收、管理、使用土地专项资金的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其中抽查了27个市地州、56个县区市。河北有石家庄、唐山和高邑三地。

据接近专案组的人士介绍，审计署审计发现高邑县存在虚报土地指标、挪用指标款的问题。由于相关利益人订立了攻守同盟等原因，一开始审计署没发现“大问题”。

审计署给石家庄市国土局发来审计报告，提出两项整改措施：一是，虚报的4000多亩土地，想办法复垦出来；二是，4000多亩虚假指标所得钱款退还。

审计署的报告到石家庄国土局时，顾旗章已卸任局长和石家庄市地产集团董事长。继任局长师吉奎兼任地产集团董事长。此时，原地产集团总经理付素林也已离开。

多名知情者向记者证实，师吉奎与其前任顾旗章及顾的亲信付素林关系不睦。付素林更是对师吉奎“不放在眼里”。

拿到审计报告的师吉奎有意压下了报告。顾旗章和付素林对被要求整改之事不知情。“师吉奎就想借机整他们一下，看他们的笑话”。知情者说，“如果按照要求整改，最多算严重违纪”。

接近专案组的人士介绍，看到审计报告石沉大海，审计署把问题移交给了中纪委。随后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批示。

中纪委迅速牵头，成立了专案组，开赴河北展开调查。

隐秘的数字和金钱游戏，被逐渐厘清。

在顾旗章等领导暗示后，1000多亩的土地最终被以6490亩上报

石家庄，曾被称为全国最破旧的省会城市。2006年前后，该市开始加大建设力度，大量建设项目，但建设用地指标紧缺。

据曹友锁介绍，2006年，石家庄市国土局向省国土厅申请立项，复垦高邑县的废弃瓮窑，通过“土地置换”的方法，换到建设用地指标，然后把指标在全市范围内转让。

据接近专案组的知情人士介绍，当时，该市国土局长顾旗章压力很大，被市政府“压着找建设用地指标”。顾是转业军人，1998年起任市国土局长，以做事干练大胆著称。

任高邑县国土局长的付素林，也是军人转业。在顾旗章焦虑之时，付提出，高邑富村乡有很多荒废的瓮窑，可以推平复垦，置换建设用地指标。

按国土部相关“土地置换”政策，整理农村建设用地增加耕地后，可以相应申请增加建设用地指标。

顾大喜。“复垦”项目迅速启动。

上述接近专案组的人士介绍，在一个立项会议上，一开始，付素林提出，这片窑厂能整理出1000多亩地。而顾旗章大声表态，“不可能只这点，我看至少有个四五千亩”。参会的一名石家庄副市长也表态，认同老顾的“判断”。

“下面人很会领会领导的意思。”知情人士介绍，付素林一拍脑袋，决定按6490亩上报。

时任高邑县国土局土地储备中心主任赵献珍，分管土地储备的副局长郭广宾，具体承担了“造表”任务。

据赵献珍后来的辩护律师刘文阁介绍，两人在付素林指使下，篡改了地籍图。刘文阁介绍，立项材料报到河北省国土厅后，相关处室审核发现与原地籍图不符，不同意立项。

此时，顾旗章出面给分管副厅长史东升“做工作”，石家庄市政府也打报告做工作，终于在2006年7月成功立项。国土厅“核准”可复垦面积为4969.7亩。

2006年8月，国土厅批准复垦工程启动。2006年10月13日，国土厅“验收合格”。

至此，这块实际面积1700亩的土地，被捏造为4900多亩耕地。

在石家庄市国土局主持下，置换到近5000亩建设用地指标，一大半迅速被高邑周边几个县区“抢购”。据曹友锁介绍，当时各区县都上了很多项目，很需要建设用地指标。

刘文阁介绍，2007年上半年，指标卖到一半时，河北省国土厅再次提出项目图与原地籍图不符的问题，叫停了流转指标。

顾旗章此时已晋升省国土厅副巡视员，继续留任市国土局长。他找到国土厅另一主管农村土地整理的副厅长召开了一个协调会。石家庄市府再次向上打了报告，并批转到国土厅。最终，国土厅同意“继续卖”。2007年8月，石家庄土地储备中心变身为石家庄地产集团。石家庄市土地局长顾旗章兼任董事长，高邑县国土局长付素林任总经理。该集团收购了剩下的一小半指标。

通过复垦工程，转卖建设用地指标，6000多万元后来被纳入了私人腰包

据律师刘文阁介绍，顾旗章和付素林一开始准备找家有经验的公司，实施复垦工程。

一家专门做土地整理项目的公司，北京中地土地开发公司，与顾旗章达成了意向。该公司在高邑注册了分公司，还聘了付素林当总经理。

2006年8月，河北国土厅批准复垦工程启动时，付素林要求这家公司把约3000万工程款直接打到高邑，“具体操作不用管，到时只管拿利润”。该公司担心资金安全，合作不了了之。

据赵献珍的儿子介绍，当时付素林找到其父，商谈“咱自己垫钱搞下去”。

56岁的赵献珍是建筑民工出身，做过县建设局质监站副站长。赵献珍的儿子说，父亲对工程很在行，不敢冒险，当时主要担心亏本。付素林拉他合作，并保证“放心，亏不了”。

随后，付素林又拉上了顶头上司顾旗章。三人约定，付素林投资300万，顾旗章和赵献珍各投资100万，自己找工程队复垦。据刘文阁介绍，后来为便于分割收益，付撤资200万，三人投资额均等。

工程依旧用了北京中地公司的名义施工。赵献珍凭借在工程界资历，成功找来一批工程队垫资干活，顺利“完成”了复垦项目。

2006年10月，建设用地指标开始外卖时，付素林担心被他们冒用的北京中地公司插进来，让指标收益难控制，在这年11月1日注册了河北中地土地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让赵献珍出任法人代表。

“这个公司纯粹就是为了忽悠，做转账用。”接近专案组的知情人士介绍，复垦换取的指标，转卖时由顾旗章说了算。

最初，1万元每亩。在剩下一小半卖给石家庄市地产集团时，2万每亩，这时顾是地产集团董事长。

据河北省国土厅相关人士介绍，该省的土地置换复垦项目都是国土部门操作，按政策，土地指标产生的收益，一部分抵做复垦造地成本，另一部分作为农民安置补偿，剩下所得纳入土地储备中心。

不过，根据法院最后认定，该项目指标转让款共7300万，刨去复垦工程款，剩约6156万元，被三人侵吞。

除掉顾、付两人运作项目时行贿金额，法院认定顾旗章实际占有1380万元。顾把这笔钱通过他一个战友的公司转账“漂白”。

法院认定付、赵二人共贪污3768万。为“漂白”这笔钱，付素林通过几家公司层层转账。

付素林被抓后很快“咬”出了师吉奎„„最终，这条权力绞索缚住了这8人

据上述知情人士介绍，专案组采取公检法集中办公，案件很快进入司法程序。

2010年4月30日，顾旗章、付素林、赵献珍被刑拘。

石家庄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文阁被聘为赵献珍的辩护人。刘文阁介绍，他在仔细分析案情后认为，赵始终只是为付素林跑腿，并无任何权力。最终，法院采纳了赵献珍是从犯的辩护意见。不过法院认定，“三人各自发挥了不可分割的作用”。

今年12月9日，原高邑县委书记崔欣元案在石家庄开审。崔亦因瓮窑窝案落马。

据介绍，他当年为推平南焦村瓮窑“立下大功”，在得知付素林赚了大钱后，向付要钱。付送给他一辆上百万的途锐轿车，另外还有数十万现金。目前未经证实的数据是，崔“索贿”176万。

记者调查发现，在这起腐败窝案中，目前已涉案的8人，各自使用手中权力，互为利用，在腐败链条上扮演了关键角色。

上述接近专案组的知情人士介绍，如果没有崔欣元，瓮窑复垦也没法进行。而在这起窝案中，承上启下，起核心作用的是付素林。在他的指挥下，高邑县国土局副局长郭广宾和土地储备中心主任赵献珍各自为伪造地籍图立项，垫资复垦立下汗马功劳。

顾旗章则向副厅长史东升“做工作”，得以批准立项。市国土局土地利用处长童书生则又在顾的授意下，安排验收通过。

接任顾旗章出任局长的师吉奎，是唯一处于链条之外的落马国土“大员”。

石家庄市国土局人事处向记者证实，师吉奎于今年10月2日被刑拘。目前案件进入哪个程序尚不清楚。

上述知情人介绍，虽然师吉奎和付素林不睦，但在师2007年12月接任国土局长时，付还是按“礼仪”送给了师60万。

在师压下整改报告，试图看顾、付两人的笑话时，被抓的付素林很快“咬”出师吉奎。师于是也“跟着进去了”。

最终，这条权力绞索共同缚住了这8人。

付、赵以3700万投资，两年内膨胀到1.2亿。而当初被推平瓮窑的村民无家可归

多名知情人士证实，顾、付等人后期变得财大气粗，“他们太猖狂了。人一猖狂就容易出事”。他们时常进出奢华场所，花天酒地，“包小蜜都不要本地的，直飞上海包”。

“父亲一分钱也没有拿回家。”赵献珍的儿子称，法院认定付、赵二人共同贪污的3700多万，付素林并没分给赵献珍。付提议拿这笔钱投资房地产。

付素林注册了河北中地昶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让赵献珍当法人代表。

3700多万元指标款，通过付素林掌握的高邑县土地储备中心账户，悉数转移到河北中地昶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7年3月8日，他们成立了河北海天房地产公司深州分公司。这家公司借用河北海天房地产公司的外壳遮掩，付通过其在河北国土系统的权力资源，迅速拿地，在河北深州先后开发了广场小区和兴泰花园小区。

2008年2月18日，付素林又成立了赞皇县广厦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赞皇成功开发了一个小区。

接近专案组的人士介绍，这三个小区效益非常好，到案发时，付、赵二人的3700万投资，短短两年膨胀到1.2亿。

另一面，在高邑县南焦村，瓮窑被推平后，许多村民无家可归。村民介绍，许多人家的房子都建在了窑厂的地上，2006年一并被推平。

记者从高邑县获知，补偿富村乡农民的瓮窑，钱款亦由县财政出资。上述知情人分析，这意味着，高邑县兴师动众，不惜损害农民利益，最终所得全被顾、付等少数人卷走。县财政不仅毫无收益，还得倒贴。

村民说，局长们被抓了、判了，但他们的问题却更没人理了

今年11月29日，河北省高院委托邢台市中院对被告人顾旗章等贪污、受贿案进行宣判送达，裁定核准邢台中院以贪污罪判处顾旗章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同案被核准宣判的，还有付素林，赵献珍，史东升3人。付素林被判无期徒刑，赵和史都被判15年。

赵献珍的儿子12月2日在河北陇尧监狱见到了父亲。56岁的赵献珍头发白了很多。

顾旗章和付素林则被关在重刑监狱石家庄第四监狱。

曾经的利益同盟如今分散各处，共同选择了服判息诉，不再上诉。

而在高邑县南焦村，村民们因补偿问题依然在上访。

河北省国土厅和石家庄市国土局相关负责人都表示，“不知道该怎么办”。高邑县接任的国土局长郭胜飞表示“不关我的事”。

河北省国土厅土地利用处副调研员徐力认为，应该从追回的赃款中留足一部分，解决农民补偿和土地继续复垦的问题。依据专案组的调查，真实存在的1700亩复垦地，也不合格。

上述接近专案组的人士介绍，付、赵二人在“双规”后不久，就写了声明“自愿把公司全部财产捐献国家”。记者查询发现，河北中地昶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已经换成一位叫“刘巨雷”的人，公开资料显示，此人是深州市房管局办公室负责人。

知情人士介绍，付、赵两人的公司资产1.2亿，其中一部分可能划作办案经费，剩下交给深州市政府。上述说法，未能得到河北有关方面证实。

12月4日，高邑县南焦村，山岗上大片荒地长满野草。拨开乱草丛，平坦的土地上，布满瓦砾和碗口大的石头。

“这地根本没法种。”村民李素岐的30亩窑厂被推平后，已荒弃了4年。

依据此前石家庄国土局的宣传，他们在高邑拆除瓮窑300多座，拆除危房及其他建筑物4000多平方米，清运垃圾150万方，修筑田间道路10公里，打深水井15眼，开发整理土地面积5000多亩。

高邑村民的调查是，他们推平了有主瓮窑44座；在公路边少数地块覆了一层不到10厘米厚的土，应付检查。其余大面积只是推平了事。

村民们希望“肇事方”每个瓮窑赔偿22万元。村民李素岐说，这些年他携带着几十个村民摁的红手印，一次次跑到国土部门上访。令他困惑的是，局长们被抓了、判了，他们反映问题却更没人理了。

□本报记者 杨万国 河北报道 A24版-A25版摄影/本报记者 杨万国

第四篇：高校校长腐败案

盘点2013年因腐败案落马的高校校长书记们

盘点2013年因腐败案落马的高校校长书记们

褚健

安小予

蔡荣生

周文斌

记者昨日从浙江省检察院获得证实，浙江大学副校长禇健因涉嫌经济问题已被批准逮捕，目前案件仍在侦查之中。

据悉，禇健1963年生，曾于1999年被聘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同年任浙江大学先进控制研究所所长。2005年任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曾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据新华社

■ 综述

四川一月内3校长因基建落马引震动

记者盘点今年高校腐败案发现，除招生、占用教育科研经费、学术造假等方面，后勤基建部门已成为高校腐败的“重灾区”。分析人士认为，这与近年来国家加大对高校投入，高校校区相继扩建有关。

基建

多位校长书记相继落马

近五年，江西因基建腐败落马的高校官员达14名，其中校长级的有3名。武汉市已有8名厅级高校领导因基建等贪腐问题落马。2011年，安徽4所高校工程建设贿赂案件总计38件，查处副处级以上干部13人。

今年不到一个月时间，四川省卫生学校校长、四川理工学院院长、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书记等人先后落马，案情大多涉及学校后勤基建，这在该省高校圈乃至官场引起不小震动。尤其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与书记两个月内相继因涉基建腐败被调查，这在高校系统非常罕见。

倒下去的不止校长，还伴随着众多基建相关人员。

据媒体报道，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接受调查前，该校已有基建部门负责人因在工程招投标中受贿被调查审理。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落马后，该校规划建设处的一名副处长被带走接受调查。

招生

“腐败逼停人大自主招生”

公开资料显示，中纪委曾警示招生是教育腐败重点领域。自2008年，北京市查处高校腐败案发数上升一倍，近一半案件涉及招生、人事问题。

今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微博]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被带走接受组织调查。举报者多指向其利用自主招生权，通过破格录取、补录、违规发放研究生学位等方式收受大量贿赂。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宣布决定2014年自主选拔录取招生暂缓一年。这与此前中央巡视组在人大发现自主招生环节存在漏洞有关，暂停招生是为了进一步规范相关环节。

北京大学[微博]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招生这些本来可以走市场化道路的项目，现在却一般由各个高校的分管副校长、校党委副书记等人来实施，这就给一些人腐败提供了机会。

另外，高校管理人员缺乏有效监督，一些校长权力无限大。

■观点

“高校腐败因权力缺乏监督”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大[微博]教授熊丙奇[微博]对新京报记者称，大学校长书记因基建、招生等问题落马已不是一两例了，这些领域是腐败的高发领域。

熊丙奇称，国内高校校长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有行政级别。学校内部行政、教育、学术权力不分，行政权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配置，直接介入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而行政领导如可以直接干涉工程全过程，就可能导致权色、权钱交易。

熊丙奇解释，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权力缺乏监管，不少学校内部决策没有民主决策，学校成立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往往被沦为摆设。

熊丙奇说，要制约高校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不能指望行政领导自觉“把关”，而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有效制约学校行政的权力。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包括推进行政权力、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学校内部制约行政权力，校长实行公开民选，实行大学理事会治理，大学行政由理事会负责，行政不得干预教育、学术事务。学生有权利参与到办学监督中。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建言，中国高校需去行政化，可实行董事会制度，高校领导产生，通过选举产生，也可由董事会来聘任选派。

■ 盘点

今年有哪些高校“蛀虫”落马？

褚健

落马时间：12月

身份：浙江大学副校长

原因：或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被批捕。

曾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安小予

落马时间：12月

身份：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原因：涉嫌严重违纪，其哪方面违纪目前未公布。有知情人透露，其涉案原因或与其长期分管川大基建和后勤业务有关，“也与川大新校区江安校区的建设有关”。

蔡荣生

落马时间：11月

身份：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

原因：被带走接受调查。据爆料，蔡荣生因招生问题被调查。举报者多指向其利用自主招生权，通过破格录取、补录、违规发放研究生学位等收受大量贿赂。

王国炎

落马时间：8月

身份：南昌航空大学[微博]党委书记

原因：被一审以受贿罪判刑15年。检方指控其在14年间，在建设学生校舍等工程中多次收受、索取他人财物99次，总计约600万元人民币。

周文斌

落马时间：5月

身份：南昌大学校长

原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江西省纪委调查，落马原因之一是该校新校区的基建项目。在两年多前，该校已有基建部门负责人因在工程招投标中受贿被调查审理。

范昕建

落马时间：5月

身份：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

原因：5月30日，该校校长范昕建及多位中层干部因涉嫌违纪被调查。据知情人士介绍，范昕建与该校新校区建设等基建腐败相关。

张忠元

落马时间：7月

身份：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原因：7月24日，四川组织部门宣布免去该校书记张忠元的职务。据知情人士介绍，范昕建和张忠元案，基本为同一窝案，均与该校新校区建设等基建腐败相关。

曾黄麟

落马时间：5月

身份：四川理工学院院长

原因：13年间，其利用工作之便在学院基础设施、后勤服务等工程建设项目中，为承建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先后收受单位或个人贿赂共计人民币300余万元。

邹世凌

落马时间：4月

身份：四川护理职业学院院长

原因：主要与在成都中医药大学担任校长助理兼基建处处长期间有关。知情者爆料其被纪检部门调查后，交代了其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与私营企业主的借贷等多个问题。

陈英旭

落马时间：3月

身份：浙大环境与资源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原因：检方指控陈英旭授意其博士生陆续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1022余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变现非法占为己有。

安徽阜阳师范大学校长受贿50万落马

http://www.xiexiebang.com 2007年05月24日10:08 《法律与生活》杂志

本刊记者/于林才

安徽教育系统近年来落马的首位正厅级大学校长、学术界知名学者张登岐的犯罪历程值得人们深思——在全国各地区以科教兴国和大学扩招的名义，纷纷规划建设规模宏大的“大学城”现象的背后，存在多少类似的腐败？

落马官员牵出腐败校长

2007年3月30日上午，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原阜阳师范学院院长张登岐职务犯罪一案，在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检察机关指控,张登岐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招标、人事任免以及招生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张某某、武某、陈某某、李某、姜某、时某、王某、李某某等贿赂款共计人民币53.22万元、购物卡1800元，合计人民币53.4万元。

从检察院立案侦查到法院开庭审理，张登岐案进行得异常顺利。3月30日庭审，前后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张登岐在庭上对检察机关指控其在阜阳师范学院建设新校区工程中所收受的贿赂基本不持异议，只是对指控其在人事任免、招生事项上收受的贿赂等辩解说是“人情往来”，但这部分的涉案金额很小。最后陈述阶段，张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之意。

4月11日下午，安徽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施宏波告记本刊记者，张登岐案就是由原阜阳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自民案牵涉进来的。

2006年8月底，曾经先后担任阜阳中院院长的尚军、刘家义、张自民，因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先后落马，而据检察机关查明，三任院长都曾“染指”阜阳中院新办公大楼的建设。这座投资4000多万元的办公大楼，尚军在位时开始兴建，刘家义接任院长后，大楼还没有完全建好，许多工程款没有支付，而张自民当时作为副院长，一直分管工程建设，曾收受承建方的贿赂。而据当时主要行贿者之一的阜阳建工集团有关负责人交代，同期，在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建设中，校长张登岐亦被承包建筑工程“潜规则化”，至此，张案浮出水面。

50万击倒知识精英

48岁的张登岐博士研究生在读，1981年阜阳师范学院毕业留校至今，曾先后任中文系副主任，教务处长，院长助理、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汉语研究所所长，兼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和语法、修辞研究，是近年来安徽省内涌现的中青年专家之一。1995年首批被选为安徽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对象，1998年被评为安徽省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和全国优秀教师，1999年被曾宪梓育金会授予全国优秀教师三等奖，2000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张登岐研究成果卓著，他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和语法修辞研究，著有《现代汉语修辞专题》、《现代汉语新编》、《汉语合成动词的结构特点》、《实用语文正误辞典》等50余部(篇)文章，其中多篇被《中国语言学年鉴》、《语言文学》等收录。但令人遗憾的是，本来很有建树的一位教师、学者，在走上领导岗位不久，就因涉嫌在新校建设中受贿成为阶下囚。检察院查明，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张利用其担任阜阳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及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务便利，先后20余次非法收受贿赂53.4万元。

2002年，阜阳师范学院开始建设新校区，虽然张登岐只是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但毕竟是行政上的一把手，很多建筑商就打起了他的主意。

2002年9月，阜阳建工集团公司项目经理张某委托该公司总经理朱某到张登岐办公室，请张在该公司参加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教学主楼工程招投标过程中予以帮忙。张登岐承诺帮忙，并收受张某委托朱某所送的2万元。同年10月11日，这家公司在教学主楼工程中中标。

从此以后，张登岐变得一发不可收，将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工程作为自己“发财”的大好机会。

2004年5月，阜阳建工集团项目经理武某到张登岐办公室，请求张在参加阜师院新校区风雨操场工程招投标中给予帮忙。张登岐承诺帮忙，并收受武某所送人民币5万元。之后，张登岐向阜师院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旭阳打招呼，阜阳建工集团于2004年6月15日顺利入围该工程。

为确保阜阳建工集团中标，武某、朱某、刘某(阜阳建工集团董事长)三人商定，委托朱某到张登岐办公室请张帮忙。张登岐承诺帮忙，并收受所送人民币10万元。2004年7月12日，阜阳建工集团、省一建作为中标候选单位，在阜师院领导商量打企业印象分时，张登岐提议给阜阳建工集团的企业印象打5分，给省一建的企业印象打3分。最终，阜阳建工集团中标该工程。

2004年七八月份，武某委托朱某来到张登岐办公室，感谢张的帮忙并希望尽早签订合同。张登岐表示会尽快安排签订合同，工程可以先开工，并收受了朱某所送人民币3万元。2004年8月16日，阜阳师院新校区风雨操场工程开工。同年9月10日，经张登岐安排签订了施工合同。

2004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武某委托朱某到张登岐办公室，感谢张的帮忙并希望得到更多关照。张登岐让他们把工程干好，表示有什么困难来找他，并收受了朱某所送人民币1万元。

此后，张登岐与阜阳建工集团建立了深厚“情谊”，共分九次收受阜阳建工集团项目经理武某等人人民币35万元，每次都十分爽快并立竿见影地帮助对方达到目的。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不是“这个忙我会帮的”、“我尽量给你们解决”，就是“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之类。

记者在阜阳师范学院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师生认为张登岐是一位勤奋刻苦、好学上进、为人正直的学者型领导干部。一个证明是，张1983年结婚，1986年，学院统一照顾讲师可以安排家属工作，他妻子沈某才从利辛县农机公司调进教务处，至今仍为工勤人员，而与其同来或调进的人员大都评了职称或职务得到提升，这一点深受职工的好评。

武大副校长陈昭方和副书记龙小乐受贿被捕

http://www.xiexiebang.com 2009年10月09日09:57 荆楚网

资料图片：武大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

资料图片：武大原常务副书记龙小乐

新民晚报·新民网消息：百年学府武汉大学近日发生大地震。该校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钜额受贿被捕。该案震惊内地教育界，牵涉多人，至今余波未了。有当地网民称陈绍方是“武大有史以来最大蛀虫”。日前，武汉大学网页“现任领导”栏目撤下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资料。

据报道，一个名为“武大常务副校长及副书记被抓”的帖子近日受到网民追捧，该帖称：“武汉大学副校长陈昭方和党委副书记龙小乐，因严重经济问题被抓，其中还涉及多人，正在审查中。整个武大都传遍了，真是大快人心。”

武汉大学相关人士证实，陈昭方是上月三日即新学期开学前被捕的，龙小乐则是十天后被捕，两人的办公室也先后被查抄。

该人士表示，这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近年揭出的罕有大案，官方高度重视，由湖北省检察院直接负责，经数月调查、掌握充分证据后，直接予以逮捕。武大随后召开小范围紧急会议，宣布免去二人在学校的一切职务。本报记者登陆武汉大学网站，发现“学校领导”一栏中已经删掉陈昭方、龙小乐的名字。

据透露，相关部门今年五月开始调查武大基建工程腐败案，先拘捕一名后勤部门的官员，随后又有几名学校中层官员接受调查，最后，武大主管基建、财务及后勤的主要领导陈昭方、龙小乐被供出。

相关部门初步调查发现，陈、龙涉嫌受贿的金额至少有数百万元，主要案情不仅包括武大的基建工程，还涉及武大和两家私企投资近十亿元合办的武大东湖分校。案件牵涉多名商人，亦可能还牵涉更高层人士。陈昭方和龙小乐是武大的第三号、第四号人物，都是正厅级干部，地位仅次于校长顾海良和党委书记李健。

59岁的陈昭方长期在武大工作，从1994年起历任武大总会计师、副校长，2003年升任常务副校长。他长期主管武大的财务、后勤部门，曾多次被学校职员联名举报，并受到官方调查，但因其熟悉财务制度、和擅于反侦察而逃脱。

龙小乐现年61岁，长期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任职，该校并入武大后，历任武大副校长、副书记，2005年升任常务副书记。2006年曾获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官方称“龙小乐勤奋敬业，克己奉公，心系群众，廉洁自律，是广大干部职工的贴心人。”

扩张过速生腐败

全国各地的大学腐败案件近年频繁曝光：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囚十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湖北近年已有五六所大学的主管官员因腐败落马，包括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等；陕西近三年已查处80多宗大学经济案，倒下7名厅级校官……

大学以前被认为是“清水衙门”，但1990年代起中国推教育市场化，大学迅猛扩张，使各地大学大兴土木扩建校舍、发展新校区，建大学城成为潮流。因缺乏监督，基建已成为大学腐败案最多发的领域，且不少都是窝案：不同级别的相关官员共同参与、集体犯罪。

一些不法建筑商为承揽大学的基建工程，紧盯主管基建的校级主管官员，不惜花重金行贿。据统计，目前落马的大学高官，七、八成以上因在基建工程招标时受贿。同时，由于大学变成市场主体，但监管体制没改变，集官、学、商于一身的大学官员，在教材等集中采购、招生、后勤服务等众多环节，也可轻而易举地找到中饱私囊的机会。

从山区农民到武大副校长

陈昭方教授出任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消息传到湖北省京山县宋河镇，家乡人民奔走相告，为这位山区农民出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通过多年奋斗成为中国名牌大学的常务副校长，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百年学府武汉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属副部级单位，拥有师生6万余人，是我国中西部最好的大学之一，也是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北有北大，南有武大”之说。武大的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在全国有较强的优势，形成了国内一流的特色学校。

今年53岁的陈昭方教授在武汉大学学习和工作已有32年。在武大期间，他按照“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校训来要求自己，确定了献身武大的人生目标，全面扎实掌握知识，关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从学生、教师到硕士、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从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到大学总会计师、副校长、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历经的艰辛道路是鲜为人知的，但是事业的成功却是令人瞩目的。回顾他在武大之前的农村经历，更让人敬佩不已。

宋河镇原汤殷乡(管理区)可谓是京山县的“状元之乡”。这里山岗纵横，地域偏僻，人少山多，条件十分落后。然而，却有一批寒门学子重点大学毕业后，先后进入国务院、国家计委、教育部等十多个重点部门工作，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1950年11月25日，陈昭方就出生在汤殷乡的陈家庵，即现在的发水河村4组，这里两岗夹一冲的地势，自然条件非常差，解放初期农村的生存环境可想而知。

陈昭方姐妹兄弟共7个，他排行老二，父母是普通农民，当时家大口阔，生活异常困难。1957年9月，陈昭方启蒙于陈家庵完全小学，1963年7月小学毕业后，升入地处宋河镇的京山县第二中学读书；1966年7月初中毕业后，于同年9月进入本县孙桥中学高中部学习，当时整个宋河区、此届只选拔了陈昭方和江厚仁(现宋河水管站干部)两人在该校读高中。宋河距孙桥有60多公里，读书条件很艰苦，弟弟妹妹经常从家里给他送米送菜。为求学，他能吃苦耐劳，学习成绩比较优秀。但是机遇不佳，仅读了半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学生到处串联，学校被迫停课。1967年初，陈昭方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

陈昭方下学回村后，在生产队当社员出工挣工分，以减轻父母的负担。后来他被抽派到齐心大队、汤殷公社搞“文革”专案调查，清理无产阶级队伍。由于他是贫下中农成分，政治思想表现好，学校成绩属一流，大队、公社、区的干部层层选拔陈昭方去上大学，希望这颗好苗子成为有用之材。1971年2月，他有幸成为高考制度废除后，宋河区第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就读于武汉大学襄樊分校政治经济系。大学四年间，每次寒暑假回家，他都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不忘自己的农民身份。

1974年8月，陈昭方在襄樊的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表现，被留在省城武汉大学任教。1982年他被评为讲师，1984年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党总支书记，1986年被任命为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其间，他获得该校经济学硕士文凭。1992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考入武大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获得了博士后学位，现在是该校博士生导师。1994年9月，陈昭方被国家教委任命为武大总会计师，开始享受副校长级待遇，主持学校的财务管理工作。1997年又晋升为教授，同年6月，担任武大副校长兼任总会计师；2000年8月当选为武大党委常委。

近20年来，陈昭方主要从事武汉大学院系和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曾进修于中央党校，并取得了一定的政绩。1979年，他被命名为湖北省“新长征突击手”，1990年至今，多次被评为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政工干部”和“优秀党政干部”等殊荣，经常受到国家教育部的表彰。与此同时，他长期坚持从事经济学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其成果卓著，先后出版了十多部专著，涉及政治经济学金融证券、国际贸易、农业经济等诸多领域，其中担任多部书的主编和副主编。另外，他还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

陈昭方的妻子易修珍和他是同一个村，他俩可谓青梅竹马，在当社员务农时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虽说一个是城里的名牌大学生，一个是乡下普普通通的农民，一年难得见上几次面，但是两人的感情却稳定发展。陈昭方大学毕业后，便与易修珍结为夫妻。婚后妻子仍在乡下，后来才随他进入武大工作。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今年28岁，在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小儿子25岁，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后转入武汉大学就读。

第五篇：江西省国土资源厅腐败案

江西国土厅三名副厅长同时落马 厅长主动举报

[导读]几名厅长相互间多有“斗争”，身为厅长的刘积福遭到内部“窃听”，刘震怒之余，提请纪检部门介入调查，四名副厅长3人落马。随后江西国土系统掀起反腐风暴，一年来已有13名县处级以上官员被查。

■ 核心提示

今年1至4月，江西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李江华、许建斌因受贿分别被判无期和15年，另一落马副厅长陈爱民尚未判决。

三名副厅长去年3月同时落马。随后江西国土系统掀起反腐风暴，一年来已有13名县处级以上官员落马。

当地官员认为，国土资源管理权过度集中与缺乏监管，导致权力寻租发生。而背后亦有地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反腐是系统工程”。

□本报记者 黄玉浩 江西南昌 报道

5月12日，江西国土资源厅，一幅写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加快实现江西崛起”的标语悬挂在入口的停车坪。

一名国土厅官员说，这标语是新厅长到任后挂上的，“„安全稳定‟在„崛起‟之前，意味深长”。近期，江西省纪检部门掀起一场针对该省国土系统的“抓系统，系统抓”的反腐风暴，包括南昌市原国土局长等13名县处级国土官员先后涉案落马。

5月13日，江西贵溪市主管国土、城建的原市委副书记李长华因工程招标受贿及对200多万财产无法说清来源，一审被判13年。一个月前，已调任鹰潭市国土局的原贵溪市国土局长陈福仁因受贿获刑5年半。

这场风暴之前，则是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三名副厅长先后因涉嫌受贿，被送上被告席。今年1至4月，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李江华、许建斌分别因受贿被判无期和15年。另一名副厅长陈爱民受贿案尚未判决。陈曾担任贵溪市委书记。

针对三名副厅长的落马，江西省纪委、高检称“三起案件案情间互无牵连，既非窝案，也非串案。案件问题发生的时间跨度大，有的问题更多是在地方任党政领导时所为，是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和部门暴露出来的个案。”

“江西国土厅为江西经济作出多少贡献，如今全被这一系列贪腐案件抹黑。我们压力很大。”5月12日，提及三名副厅长的落马，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主任肖彦明感叹。

曾经的“明星官员”

一名国土厅官员介绍，三名副厅长，之前都有光鲜履历，属于国土系统明星官员 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一共设有4名副厅长。2009年3月1日，三名副厅长李江华、许建斌和陈爱民被同时免去副厅长职务，随后被省纪检部门带走调查。

当地官员认为，国土厅此次事件的政治影响，不亚于当年该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的落马，“让人震撼省纪检的办案力度”。

该厅官员证实，三名副厅长落马的同时，厅里三名处级干部也被宣布离职接受调查，纪检部门还在查办此案。该官员介绍，落马的三名副厅长之前均有着光鲜履历，是该省国土系统的“明星官员”。2000年，江西省委组织部在全省公开选拔副厅级干部。时年37岁、任贵溪市(县级)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李江华，成绩名列前茅。李当年被空降至省国土厅任副厅长，协助厅长分管政策法规、信访、土地利用管理等工作。

“李江华是越级破格提拔的，由副处直接升副厅。”江西国土厅一官员说，37岁的李江华成为正副厅长中最年轻的，“当时看来前途无量”。

另一落马副厅长许建斌，是2004年中组部、团中央组织的第四批赴赣“博士服务团”成员。“许博士”由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项目发展处(后更名为项目计划处)副处长，调任上饶市挂职市长助理。

据当地媒体报道，作为国土资源方面专业型人才，博士许建斌是上饶重点引进人才之一。许曾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多次到国土、铁道部门找项目，为上饶市争取到总投资7.9亿元的浙赣铁路上饶城区段的北移取直工程项目等。

2007年8月，“为上饶市经济腾飞作出巨大贡献”的许建斌，被江西省委组织部任命为省国土厅副厅长。分管耕地保护和农民补偿安置工作，协管耕地保护处、土地整理中心、建设用地事务中心、地产总公司等。

“许建斌被上饶市认为是近年来引进的最优秀的人才之一，理论水平很高。”上饶市一名曾与许共过事的官员对记者称，许的落马，非常可惜。

与李、许二人相比，另一落马副厅长陈爱民的仕途，则是“传统”路线。2002年4月，48岁的陈爱民担任贵溪市委书记，成绩突出，至2006年任满，该市在全省县级城市经济实力由中下游一举冲至全省第一。

陈爱民在贵溪任满后，被调任国土厅任副厅长。分管计划财务、规划、新农村建设工作，协管计划财务处、规划处、土地勘测规划院、矿业权交易中心。

江西省国土厅办公室主任肖彦明介绍，该厅有一正四副共5名厅长，正厅长刘积福(今年3月已退休)是2005年由九江市委书记调任的，国土厅未设置过第一副厅长或常务副厅长，排名是根据入职时间先后。

四名副厅长三人落马

三名副厅长落马后，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指出：只要公共权力存在，反腐败斗争就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江西国土厅官员介绍，几名厅长相互间有“斗争”。

副厅长李江华入职时间最早，资历最老，很多处级干部都是他提拔的。他以常务副厅长自居，对正厅长刘积福“拥兵自重”。

该官员称，李江华在工作中很“霸道”，说一不二。2005年刘积福出任厅长后，两人一直不和。军人出身的刘积福性格耿直，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与李江华发生争执。

一名跟随刘积福多年的国土厅官员称，李江华几乎插手国土厅每一项事务，身为厅长的刘积福工作开展难度很大，“很是压抑”。

“刘书记脾气比较急，雷厉风行，对下属要求达到严苛的地步，下属哪方面工作没做好，他不会给你面子，会当场骂你，给你难堪，也得罪很多人。”这名官员称，关于刘积福的告状信很多，其中有许多是投诉他在九江市委书记任上时涉嫌非法拆迁和违规征地的事。

江西国土厅多名官员称，2009年初，江西省纪委转给刘积福一封关于国土厅的举报材料，材料附带一张光盘，其中有刘积福与人在办公室谈话的影音记录。刘意识到自己办公室被安装了窃听设备，十分愤怒。刘在多个公开场合怒斥，“有人用下三滥的手段，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知情者称，刘在震怒之余，开始调查，并推断认为主导者在国土厅内部。他向纪委反映了“窃听门”，并提请纪检部门介入调查。

对此说法，刘积福和江西省纪委均未回应记者。

据陈爱民的一名代理律师讲，“窃听门”的确存在，此事导致刘积福怀疑身边所有人，其中最主要怀疑对象是李江华、许建斌和陈爱民。

“国土厅的这三名副厅长早被省纪委盯上了，„窃听门‟只是加速了三人的案发。”江西省政法系统一名官员说。

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聂赣良接受媒体采访时称，2008年底，江西省国土厅制定《江西省国土资源厅惩防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实施办法》，而“2009年是关键实施年”。去年1月12日，江西国土厅学习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著作《正道直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刘积福亲手将书交到每一名与会者手中。

刘积福在“赠书仪式”上提到，前些年系统内一些干部廉洁自律意识不强，付出了沉痛代价，教训十分深刻。

这个“仪式”上，当时四名副厅长中唯李江华未出现。坊间传言此时他已被省纪委双规。一个月后，江西省国土厅在新余市举行国土资源局长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李江华依然不见踪影。

2009年3月1日，江西省国土厅《关于省国土资源厅领导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宣布，李江华、陈爱民、许建斌均不再担任党组成员、副厅长职务。

随后，传出三人被纪委双规的消息。

2009年3月，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就国土资源党风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必须认识到，只要公共权力存在，反腐败斗争就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江西国土厅三名副厅长同时落马 厅长主动举报

[导读]几名厅长相互间多有“斗争”，身为厅长的刘积福遭到内部“窃听”，刘震怒之余，提请纪检部门介入调查，四名副厅长3人落马。随后江西国土系统掀起反腐风暴，一年来已有13名县处级以上官员被查。

引发系统反腐风暴

反腐风暴中，国土系统作为重中之重，随后也成为“重灾区”，一系列官员被查出受贿而落马

2009年6月起，李江华、陈爱民、许建斌三人均因涉嫌受贿罪，分别交由新余、景德镇、赣州三地法院审查起诉。

国土厅三名副厅长落马，江西省委以此案为由头，在全省掀起“抓系统，系统抓”的反腐风暴。2009年11月19日，江西省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几个重点领域预防腐败工作的决定》，提出将重点查办土地管理、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开发、产权转让、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国土系统作为反腐风暴的重中之重，随后也成为“重灾区”，一系列官员因受贿落马。南昌县原国土局长何学锋获刑15年，南昌市国土局原局长周宏伟被判无期，贵溪市原国土局长陈福仁获刑5年半，主管国土的原贵溪市市委副书记李长华获刑13年，瑞金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易长征被免职……江西省国土厅一份未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9年3月以来，国土系统已查处13名县处级以上干部。

“国土官员落马都和工程招投标、土地使用手续有关，收受企业贿赂，为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肖彦明称，针对系统腐败案频发，国土厅已将“保护干部不出事”作为今年工作的一个重点来抓。

肖彦明称，保护干部不出事，不是指出了事捂着盖着，是指要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不能经济发展了，官员下来了，发展经济不能以违法、违规、违纪为代价”。

在今年4月初结束的全国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会议上，江西国土厅现任副厅长刘定明报告称，江西省国土系统一年内共制定出台各类制度、规定128项。

今年1月，李江华因受贿574万一审被判无期，李上诉后二审判决未做出；4月中旬，许建斌因受贿221万余元被判刑15年，当庭认罪；陈爱民被公诉涉嫌受贿220万余元，尚未判决。

背后的地方“一把手”

“政府一把手说这块地这样，你敢说那样吗？”一名国土官员认为，反腐是系统工程，也要盯地方“一把手”

“我们注意到许多基层国土官员违纪违规审批土地背后，大多有当地行政一把手的强硬意志体现。”5月15日，江西某县国土局长对系统反腐发表看法时说。

“国土系统，行政上要受同级政府管辖。政府一把手说这块地要这样，你敢说那样吗？而在国土局内部，又是局长一个人说了算。一旦当地行政一把手因土地问题落马，国土局长自然也牵连其中。”这名官员认为，如何制约权力，规范权力应是反腐根本。

这名官员认为只抓国土系统，是治标不治本，“反腐是个系统工程，要盯紧„一把手‟”。据一名与陈爱民关系亲密的知情者称，陈落马后，他当年任贵溪市委书记期间结交的地产商人找到陈家人，称准备凑钱买地“交给陈书记开发养老”。这些人称，当年受陈书记照顾，“土地方面的手续找他比找国土局管用多了”。

在检察院对原江西国土厅副厅长陈爱民的起诉书中，陈220万元的受贿款中，170万是其任贵溪市委书记期间所收。其中一个多次得到陈爱民“照顾”、几次以低于市场价拿到地皮的地产商游兆汉，先后三次共送给陈105万元。

根据检察院的起诉书，陈爱民2005年一年受贿130万元，而当年，正是贵溪财政收入创历史、突破10亿元，时任市委书记的陈爱民受到省政府嘉奖。

据了解，陈爱民案审理过程中，其代理律师曾辩护说，陈爱民主政贵溪期间，大力推行招商引资，贵溪发展了，当地百姓也富裕了，请法庭将陈爱民帮助外商的行为与一般受贿犯罪中权钱交易的行为，区别对待。

江西国土厅办公室主任肖彦明认为，“发展经济，决不能成为官员贪腐的理由”。

陈爱民案发后，又牵出贵溪市原委副书记李长华、市国土局原局长陈福仁，二人先后落马受审。

缺乏监督的资源管理权 三起案件无一不与国土资源管理权有关，有官员指出，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才出现权力寻租

今年4月初结束的全国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会议上，江西国土厅现任副厅长刘定明曾说：“认真分析这三起独立的个案，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三起案件都无一不与国土资源的管理权有关。”

一名国土厅官员认为，三名副厅长案件不是窝案串案，更值得警惕，“当贪腐成为系统的普遍现象，那么整个系统就都坏掉了”。

该官员认为，正是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才出现权力寻租。

南昌市国土局长周宏伟落马后，曾写下数千字的《忏悔录》。他称，“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和财富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好表现”等错误观念，“腐蚀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

周宏伟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与大款、老板打交道”，为寻求他的帮助，“一些大款、老板动辄一掷千金，不惜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地送给他好处，一旦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就会走向犯罪深渊”。他说，当自己一步一步走向权力中心时，总觉得自己与那些大款比，生活实在太寒酸了，“尤其是觉得凭自己能力应该比他们过得更好，应该拥有比他们更多财富”。据办案人员称，周宏伟无主动索贿行为，逢年过节，南昌市大大小小房地产商会排着队到他家送礼，动辄数十万，最多的一次收了一百万。

周宏伟收受房地产开发商贿赂21次，主要体现在办理房地产项目的用地手续、挂牌出让等事项。

据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一位知情者透露，李江华是此次江西国土系统腐案的第一个落马者。他被双规后，先后检举了陈爱民和许建斌以及南昌市国土局原局长周宏伟。

2010年1月28日，江西省两会上，江西高院院长张忠厚与高检检察长曾页久二人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均将国土厅三名副厅长落马案，当作典型要案解读。

“要改变以往按部就班、零敲碎打的做法，而是要大喝一声、猛拍一掌，坚决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今年的全国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及江西国土系统腐败案，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拍案怒斥。

江西三位国土副厅长落马牵出腐败窝案

2009年，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李江华、许建斌、陈爱民先后落马，并带出国土系统多起案件。三起案件互无牵连，既非窝案，也非串案，但一个共同特点是——均与国土资源的管理权有关。

“权力过分集中，为以权谋私者提供了条件。一块土地的背后，往往交织着各种权力的拉动和平衡，权力干涉多，监督环节往往形同虚设。”

江西国土系统爆发“腐败群案” □本报记者 邓益辉 发自江西南昌

2010年4月16日，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李江华受贿案一审落槌，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3个月前，同为该厅原副厅长的许建斌以相同的罪名，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目前，仅剩下原副厅长陈爱民涉嫌受贿一案，尚待判决。

由于三名副厅长在同一时段内先后落马，媒体报道时，习惯性地将此案称为“江西国土厅窝案”。

5月12日，该厅官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却连呼不平，称国土资源厅“被扣上了一顶莫须有的大帽子”。

事实上，根据江西省纪委和检察院的调查结果，这三起案件案情间互无牵连，既非窝案，也非串案。案件问题发生的时间跨度大，有的问题更多是在地方任党政领导时所为，是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和部门暴露出来的个案。

但无法回避的是，三起案件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均与国土资源的管理权有关。殊途同归

在截然不同的政治岗位上跋涉一番后，李江华、陈爱民、许建斌先后升任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2000年，年仅37岁的李江华作为江西省委组织部公选干部的佼佼者，从贵溪市(县级市)市委宣传部部长一职升任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陈爱民从2002年4月起担任贵溪市委书记，其间贵溪连续数年经济排名位列江西全省县级城市第一。2006年9月，陈爱民被任命为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2007年8月20日，许建斌调任国土资源厅副厅长。作为中组部、团中央的“博士服务团”成员、国土部下派干部，许建斌于2003年10月来到江西省上饶市挂职，任市长助理。

三人分工明确，但均涉及土地管理的工作。

其中，李江华负责协助厅长分管政策法规、信访、土地利用管理等工作。

陈爱民分管计划财务、规划、新农村建设工作，协管计划财务处、规划处、土地勘测规划院、矿业权交易中心。

许建斌的分工为协助厅长分管耕地保护和农民补偿安置工作，协管耕地保护处、土地整理中心、建设用地事务中心、地产总公司。

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主任肖彦明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当时厅里并未设置常务副厅长一职。为了工作便利，依据各副厅长进入国土资源厅的时间长短，分别排序。李江华理所当然排在了第一。

2006年3月30日，刘积福被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1998年抗洪时，九江长江大堤决口，刘积福时任九江市代市长。危急时刻，军人出身的他果断下令沉船堵口，控制水流。事后，在决口处迅速沉降大型载重货船，成为我国大江大河抢险借鉴的一条重要经验。

在被正式任命为厅长前，刘积福从九江市委书记调任该厅党组书记，工作了将近一年。据记者了解，在刘积福任厅长前后一段时间，李江华曾多次对外高调宣扬，自己是国土资源厅第一副厅长，资历最老。

2009年初，一场席卷江西国土系统的反腐风暴，让李江华风光不再。

在2008年底，江西国土资源厅制定了《江西省国土资源厅惩防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实施办法》。

“2009年是关键实施年。”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聂赣良当时说。这个关键实施年的开端，却是关于一本新书——《正道直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与思考》。该书作者是曾任江西省委书记、原中纪委书记的吴官正。

1月12日，江西省国土资源厅隆重举行该书的学习动员会暨赠书仪式。

刘积福在仪式上说，国土资源部门权力大、责任大、难度大、诱惑大，容易受腐蚀和出问题。前些年系统内一些干部由于廉洁自律意识不强，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教训十分深刻。

他的话音未落，李江华成为江西国土系统第一个落马的高官。

一个月后，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在新余市举行国土资源局长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此次会议上，李江华已不见踪影。

当时，陈爱民、许建斌尚以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的身份参会。在会上，许建斌还传达了当年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会议的精神。

2009年3月1日，一纸通知，李江华、陈爱民、许建斌三人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江西省国土资源厅的公开文件上。

《关于省国土资源厅领导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宣布，李江华、陈爱民、许建斌三人均不再担任该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职务。

随后，当地传出三人被纪委“双规”的消息，但语焉不详。

2009年3月，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公开就国土资源党风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必须认识到，只要公共权力存在，反腐败斗争就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2009年4月左右，三人经江西省检察院决定，先后被刑拘，随后由江西省公安厅逮捕。几个月后，李江华、陈爱民、许建斌三人均因涉嫌受贿罪，分别交由新余、景德镇、赣州三地检察院审查起诉。

一次性涉及三个副厅长的案件，能够如此雷厉风行地进行查处，出乎不少江西官员的意料。据记者了解，到目前为止，这三起案件在江西省均保持了高度的保密性。

即使江西省检察院、高级人民法院均将国土资源厅三名副厅长受贿案写进了2010年的工作报告，但《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在与之联系时，均得到答复，江西省有规定，涉及厅级干部的采访，必须得到省纪委的同意。

记者与江西省纪委新闻发言人联系后被告知，不能接受关于这些案件的采访。

“不能公开案件细节的后果，就是让公众产生了许多误解。”江西国土资源厅的一位官员直言。他认为，其实这三名副厅长被查出的腐败行为，基本上是他们在地方当官时留下的旧案，与国土资源厅并无直接关联。但现实是，在三个副厅长落马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发生在国土资源厅内部的严重腐败窝案。

“我们感到很委屈，国土资源厅被扣上了一个莫须有的大帽子。”该官员显得很窝火，“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老国土。”

法院宣判

2010年1月28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忠厚在江西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做工作报告，正式确认了许建斌受贿案的说法。许建斌曾先后任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项目发展处(后更名为项目计划处)副处长、江西省上饶市市长助理等职务。

经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2002年至2009年，许建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221万余元。

赣州中院以受贿罪判处许建斌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宣判后，许建斌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据新余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3年至2009年，李江华在担任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或向他人索取贿赂财物共585万余元。经一审法院认定，李江华共计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574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李江华涉案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遂依法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江华的一审代理律师江西金凤凰律师事务所主任汤忠赞告诉记者，李江华已经上诉，二审即将开庭。

陈爱民受贿案已于今年1月开庭审理，但至今未能判决。

2010年3月31日，全国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江西省国土资源厅新任的副厅长刘定明作报告，题目为“以案为戒，振作精神，切实加强重点领域预防腐败工作”。“2009年初，我厅发生三起厅级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给全省国土资源事业发展和队伍形象带来很大负面影响，国土资源系统干部职工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刘定明说。他也提到，在这个艰难时刻，国土资源部徐绍史部长、驻部纪检组王寿祥组长和江西省委苏荣书记、省纪委尚勇书记都分别作出重要指示，“既严肃指出了这几起腐败个案的严重性，又充分肯定了我省国土资源队伍的主流和成绩，提出了殷切希望。”

刘定明结合江西省纪委和省检察院的调查表示，纵观这三起案件，案情间互无牵连，既非窝案，也非串案。问题发生的时间跨度大，有的问题更多是在地方任党政领导时所为，是在相对集中时间段和部门暴露出来的案件。但是，认真分析这三起独立的个案，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三起案件都与国土资源的管理权有关。

腐败成本

在记者拿到的陈爱民案起诉书中，清晰地勾勒出了其如何利用土地管理权进行钱权交易的手法。

2002年夏天，贵溪市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游兆汉向时任贵溪市委书记的陈爱民表示，有意投资新宾馆。下半年，陈爱民要求按照成本价格出让贵溪新宾馆建设用地。

2003年1月，贵溪市政府在没有依法进行土地价格评估、出让公告仅5天、公告内容虚假的情况下，便对新宾馆宗地挂牌出让，游兆汉的公司以2.3万元/亩的低价取得贵溪新宾馆宗地。但是，游兆汉取得该地后，仅用一部分用于宾馆建设，另一部分则用来进行“福达家园”楼盘开发。

2003年底，福达公司违规使用土地被有关部门发现，贵溪市政府只得收回贵溪新宾馆国有土地使用权，重新挂牌出让。

检察院指控，此时，陈爱民要求确保游兆汉在第二次挂牌中摘牌，并要求新增加的30亩地仍按2.3万元/亩的价格出让给游兆汉。2004年5月14日，贵溪市政府将128亩土地挂牌竞拍，但现场只有福达公司一家竞拍。原因是，贵溪市政府规定，竞拍者必须缴纳500万元保证金，受让者还需承担前期投资666万元。

这样，其他公司知难而退，而在当地政府的运作下，此规定对福达公司并无效力。最终，福达公司以拍卖底价1300万余元摘牌。

同年8月15日，贵溪市财政局通过票与票对开的“封闭”运行办法，实际上，福达公司最后只需支付200万元。

2004年下半年，福达公司又以相似的手法，花费188万余元拿到了一块价值818万余元的地皮用于房地产开发。

而在此过程中，为感谢陈爱民关照，游兆汉先后3次送给陈人民币105万元。陈爱民案发后，又牵出了鹰潭市国土资源局原党组成员、副调研员陈福仁受贿案。陈福仁所犯案件恰恰是于2003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贵溪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的职务时所犯，他为行贿人在土地开发审批、项目规划调整、工程款支付、土地拍卖、土地办证等方面牟取利益。

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

这样的案例充分暴露了房价中的“腐败成本”。在近年来房价快速上涨几近失控的情况下，国土部门腐败案件频发，怎样去除“腐败成本”已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陈爱民的律师在辩护词里分析，该案的送礼者绝大部分是企业家，而且都是私企、外地商人。所有的行贿事实，都是出现在陈爱民任职贵溪期间，部分在国土资源厅任职期间的事实，也与贵溪有着紧密的联系。

起诉书指控的222.6万元，绝大部分集中在2005年，高达130多万元，其他的年份都只有几万，或者十几万。而2005年恰恰是贵溪地方财政收入突破10亿元，获得省政府嘉奖的一年。

纷纷落马

在国土资源厅3名副厅长落马后，江西省委决定趁热打铁。

2009年11月19日，江西省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几个重点领域预防腐败工作的决定》。当时江西国土资源厅对外宣称，将继续重点查办土地管理、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开发、产权转让、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

在江西省相关部门的兜底严查下，一批市、县级的国土部门官员旋即落马。

国土资源厅3名副厅长案发后，南昌市国土局局长周宏伟被查处。因收受贿赂579万元并伙同他人挪用公款100万元，周宏伟日前被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无期徒刑。宣判后，周宏伟不服，目前已上诉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周宏伟在自己的《悔罪书》中反省：“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和财富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好表现”等错误观念腐蚀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

“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与大款、老板打交道，为寻求我的帮助，一些大款、老板动辄一掷千金，不惜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地送给好处，一旦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就会走向犯罪深渊。我就是他们的牺牲品！”

瑞金市国土局局长易长征同样落马。2009年6月26日，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介绍贿赂罪，数罪并罚判处易长征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罚金100万元。

刘定明在全国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反思和剖析这些案件认为，案件折射出国土资源工作仍然存在教育缺法、制度缺失、管理缺位、监督缺严等问题，反腐倡廉任务仍然十分繁重。

江西省犯罪学会常务理事、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颜三忠认为，现行土地管理法规中，对土地征用的条件、征用租用土地的价格、土地补偿费的标准等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有些实施细则也不够详尽完备。如在处理具体的土地事务中，各级政府对土地有很大的出让权、定价权，有关的决策人员、经办人员拥有很大的自主决定权，这就给公共权力寻租留下了余地。而土地被征用进入二级市场的价值是根据市场来确定的，即使按照规定最高额给予补偿，转让、拍卖的价值也远远高于征用费用，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利润空间。

“权力过分集中，为以权谋私者提供了条件。一块土地的背后，往往交织着各种权力的拉动和平衡，权力干涉多，监督环节往往形同虚设。”颜三忠说。

“面对当前腐败案件呈易发高发的严峻态势，我们要大喝一声，猛击一掌，让全系统进一步警醒起来。”全国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在春雨绵绵中召开，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开篇的讲话让与会者心头一震。

在这样的反腐背景下，其实并非仅有江西在孤军奋战。2009年1月至11月，浙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已达61件67人，其中有15位正、副局长。河北、江苏等地，国土官员落马声亦不绝于耳。

2009年，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李江华、许建斌、陈爱民先后落马，并带出国土系统多起案件。三起案件互无牵连，既非窝案，也非串案，但一个共同特点是——均与国土资源的管理权有关。

“权力过分集中，为以权谋私者提供了条件。一块土地的背后，往往交织着各种权力的拉动和平衡，权力干涉多，监督环节往往形同虚设。”

(民主与法制时报）

江西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受贿两百万获刑15年

中新网南昌一月二十八日电(张见悦何柳斌)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许建斌因受贿二百二十一万元人民币，日前被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许建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五十万元。

二十八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忠厚在江西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做工作报告时，正式确认了上述说法。

许建斌曾先后任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项目发展处(后更名为项目计划处)副处长、江西省上饶市市长助理等职务，二OO七年八月升任江西省国土厅副厅长，分工为协助厅长分管耕地保护和农民补偿安置工作，协管耕地保护处、土地整理中心、建设用地事务中心、地产总公司。二OO九年三月，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下发了《关于省国土资源厅领导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许建斌与另外两名副厅长同时去职，接受司法机关调查。

经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二OO二年至二OO九年，许建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薛世强、林新春等人贿赂，共计人民币二百二十一点五九万元。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许建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五十万元。宣判后，许建斌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南昌县国土局原局长受贿220万获刑15年

核心提示

12月16日，是南昌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何学锋上诉的最后期限。何学锋受贿一案，以被告人服判告终。

作为一名“土地爷”，何学锋在短短4年的履职生涯中，利用手中职权，在土地征用、土地整理开发上大肆收受贿金220余万元。其权钱交易的犯罪经历，可以成为当前全省查处国土资源系统腐败窝案的一个“微雕”。与此同时，办案检察官称：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受贿220万元“土地爷”获刑15年

12月4日，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对何学锋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何学锋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在随后10天内，何学锋放弃了上诉，选择了服判。

何学锋受贿案，基本与其案发前担任南昌县国土资源局局长无关。从南昌市国土资源局的一份任命文件和一份干部履历表上反映出，2009年1月12日，何学锋任南昌县国土局党组书记、局长。此前，何任南昌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经开国土分局）局长，这次调动属于平调。然而，在何学锋履新仅2个月后，何就被纪委部门带走接受调查。

南昌市经开区是江西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建区初期，财政吃紧，低位徘徊，各项工作举步维艰。面对一座座荒丘野岭，经开区决定引入企业，以“工程换土地”方式，开展“三通一平”（即水通、电通、路通和场地平整）基础建设，以迅速拉开开发区发展格局。

此后，南昌市鼎讯生态科技工业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讯公司）进入了经开区，投资开发经开区基础设施工程，经开区管委会以土地使用权的形式抵工程款。经过几年的投资开发，截至2002年4月，经开区管委会抵给鼎讯公司的土地多达4700亩，用地包括工业用地、综合用地两类，土地款折价达1.38亿元。

2003年下半年，国家进行土地市场整顿，进行新一轮的换证，决定所有土地证由国土部门核发。2004年初，何学锋调经开国土分局任局长。

自此，何学锋开始了与鼎讯公司的一场“蜜月”。

换发土地证背后的权钱交易

经开区的发力，正是从何学锋上任的那一年开始。在经营城市、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背景下，土地作为稀缺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主管土地规划、管理、合理利用的国土局职责凸显。

而一些投资者在取得低廉的土地后，却想通过圈地，再变更土地用途，从而获得高额的利润。

2004年初，鼎讯公司总经理苏华（化名）开始找到新任局长何学锋，换发公司旗下的土地新证。按照政策规定，应取消鼎讯公司原持有的南昌市政府委托经开区管委会核发的土地证，国土局重新测量后，上报上级机关，再换发新的土地证。在何学锋主政的经开分局，在先后接到鼎讯公司的申请和相关办证材料后，于2006年后陆续为该公司办理换发新证手续6宗涉及面积达1000多亩地,其中土地转让手续5宗。

2007年3月，鼎讯公司土地换发新证完毕后，为了感谢何学锋在换证过程中的关照并为了在今后能得到更多的照顾，苏华送40万元现金给何学锋。

随后，苏、何两人来往日渐频繁，苏扮演了何的“钱包”角色。曾有一次，何学锋赴欧洲考察学习，苏华给了何1000欧元随身零用，折合人民币有1万多。2008年春节前，何学锋与苏华聊天时，透露出“想活动一下，看有没有提升空间”的想法，叫苏华帮其准备点礼物。3月，苏华从广东汕头购买了一对价值1.2万元的奥运玉石鼎赠予；同年5月，苏华再次从香港购买一块价值2.7万元“欧米茄”手表奉上；9月，苏华又给何学锋送来一根重100克的金条。

用6200余万公款“捧场”买商铺

有人归纳，国土局官员交往的朋友，大部分都是房地产开发商。李明（化名），南昌市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因与何学锋有旧交，开始将投资视线转移到经开区。

随着地价的节节攀升，房产开发商用工业用地变商业用地的冲动愈发强烈，此举在业界被称之为“曲线拿地”。2006年底，经何学锋的操作，李明以每亩2万至3万元的巨额优惠价，从鼎讯公司购得65亩工业用地使用权。仅此一项，何学锋为李明省去了150万元。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目前，工业用地转化为商业用地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且须经规划部门批准；二是若符合城市规划可改变为商业用途的，按现行土地出让办法的规定，其出让应当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等方式公开进行，工业用地原使用人和买受人不得自行进行买卖；三是通常的做法，可由工业用地使用人与所在区县的土地管理部门联系，由土地的收购储备机构根据收购储备计划安排收储。显然，李明公司顺利取得这块地后，并未遵行上述的三种途径。

拿到地后，李明公司决定开发一座商住楼盘，命名“西格玛商务中心”。2007年，西格玛商务中心开始预售时，何学锋表示要购买他们的店面。

在何学锋的积极争取和斡旋下，加上得到了南昌市国土局原局长周宏伟（另案处理）的支持，经开分局与市局下属企业金兰德公司合伙，斥资6200余万元购买了西格玛商务中心101室和201室，共计2000平方米。

住豪宅为掩耳目伪造卖旧房合同

对于何学锋的大手笔，李明当然“知恩图报”。

2007年2月，何学锋在南昌市红谷滩海航白金汇看中一套复式房。李明在售楼部当场交给何学锋80万元。何学锋支付购房款后，对李明说等他卖完旧房子后还上。

2007年下半年，何学锋跟李明说，想装修早点住进去，请李帮忙找人装修。李明听后照办，前后花费33万余元装修。“何学锋的新房远眺观江，装修十分考究，独享独户电梯进户，只能用‘奢华’两字来形容。”一位办案检察官向记者回忆。

何学锋住进新房后，没向李明表示还钱一事，聪明的李明也没主动问起。何学锋怕人怀疑购房款的来历，伙同妻子伪造了一份旧房子的买卖合同，虚假卖给一位进贤县的朋友。

2008年上半年，李明为感谢周宏伟和何学锋帮助购买西格玛的商铺，表示送两套住房给他们。何学锋称“不好”，授意李明换成150万元。一天晚上，何学锋在宾馆里收到150万元现金后，将100万元装入一个黑色旅行包，与周宏伟约在南昌市象山北路口见面，何学锋将黑色旅行包直接放入周的轿车后备箱，二人点头示意后便分开。

加大有效监督防“土地爷”腐败

作为以管理土地为第一要务的国土局，掌控着土权，官员暗中的一丁点举动，极有可能影响土地的招、拍、挂。

2007年底，何学锋故意将原江西仪器厂地块挂牌出让方面的内幕信息泄露给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首席执行官邹某。2008年2月，邹某成功竞得此地，先后开发了“德益财苑”楼盘。为表谢意，邹某先后两次送给何10万现金和3000美元。

南昌市一名不愿意透姓名的国土干部向记者介绍了国土资源系统当前腐败高发的8大领域：土地使用权出让、矿业权出让、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土地收购储备、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和矿山环境治理项目、土地和矿业权评估、财务管理环节及人事管理环节。

今年年初，省检察院立案侦查省国土资源厅原3名副厅长，随之爆发各地国土系统等人受贿案。截至目前，全省共查处国土系统处级以上干部15人，涉案金额达2000余万元。

“这些官员的落马，都是因地惹的祸！”一位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如何构建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形成有效防治腐败的长效机制，是现今国土部门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该检察官说，“土地爷”心态的不平衡也是一大诱因，看到房地产开发商拿地后都发财了，心里有些不平衡，萌发捞一笔的想法。因此，国土部门应构建有效的廉政教育机制，“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国土系统应借助电子平台，推行阳光工程，依靠现代科技设备和手段，增加办事透明度，增强内部和外部互相监督的能力，把国土系统行政审批事项，全部置于上级领导和群众监督之下。(□文/益民 首席记者徐小勇)浙江国土系统成腐败灾区 落马67人九成涉大案

[导读]以低价购房、投资之名等新型受贿方式在今年的国土系统贿赂案件中表现突出，由于房价地价的快速上涨，使得2009年国土系统贿赂案件涉案金额暴涨，90%以上是大案。

涉案金额暴涨 90%以上是大案

“以低价购房、投资之名等新型受贿方式在今年的国土系统贿赂案件中表现突出，由于房价地价的快速上涨，使得2009年国土系统贿赂案件涉案金额暴涨，90%以上是大案。”浙江省检察院副巡视员、反贪局副局长倪集华在分析今年国土系统贿赂案件时指出，“两高”对包括以低价购房、投资为名等新型受贿的相关司法解释，为浙江检察机关有效打击国土系统贿赂案件提供了法律武器。

据他介绍，“两高”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后，浙江检察机关成功办理了一批新型受贿案件，今年更是明显加大了对新型受贿案件的查处，尤其在是在国土系统。

台州市国土局原局长刘长春涉嫌为当地多家房地产公司在房地产项目开发过程中，在办理农转用报批、建设用地审批、缓缴土地出让金、项目竣工验收、土地证及时发放等方面谋取利益，同时非法收受这些老板现金、房产、书画等财物共计人民币128万余元、美元1.5万元。在检察机关指控刘长春收受的上述近140万贿赂中，有相当一部分系他利用职务便利，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方式从房地产公司老板处购得房产名义收受贿赂的。起诉书显示，刘长春或以自己父亲之名、或以儿子之名，甚至以自己妹夫张某儿子的名义，从不同的房地产公司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房产。

刘长春的这一受贿特点，在浙江省2009年被查的39名国土系统贿赂案件中并非少数派。已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的丽水市国土局原局长叶杰耀受贿方式与刘长春如同一辙。在法院审理认定的叶杰耀受贿70余万元受贿款中，其中就有房地产公司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给叶杰耀及其共同利益关系人三套商品房，该三套商品房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价值共计59万余元。

相比之下，叶杰耀的下属--丽水市国土局土地利用处原处长何敏更是“投资高手”。他利用手中职权，在办理供地审批手续及滞纳金减免等方面，给房产商提供帮助和支持，同时以帮房产老板集资拿利息，从房产公司低价订房转手卖掉赚差价，投资房产公司合作开发赚高额利润等等手段敛财。2005年8月，何敏投资100万元与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马老板合资开发一块土地。还以外甥的名义签了合作协议，明确自己不参与经营管理，拿固定回报35%。半年后，他如愿获得35万元回报。2007年5月，何敏借丽水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季某找他办事之机，向季某透露出想订一套房子的意愿，季某马上自垫定金并且以何敏外甥的名义帮他订了一套，4个月后，房子转手，何敏没出一分钱就赚了10余万元。

房价涨，土地也涨，不买房就投资土地。台州市国土局路桥分局原副局长郭炳涛就看准了这一点。路桥一水产冷冻厂向路桥区金清镇政府申请征用土地用于扩建厂房，在审批过程中，郭炳涛与下属打招呼尽快办理相关手续。为表示感谢，2006年2月初，该厂厂长蔡某同意郭炳涛将30万元以自己妻子的名义入股该冷冻厂，并约定该款项投资于该厂所购得的其中5亩土地。按照这些土地的实际取得价计算，这5亩土地的投资款应为67万余元。入股不久，见土地升值快，郭炳涛就要求退股，蔡某就将增值的37万连同投资成本30万都给了郭炳涛。

“国土系统掌握着涉土涉房项目的不少审批权，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一些房地产商、企业主的经济命脉，所以，国土官员低价买套房子，入股投资，对那些老板是求之不得。”倪集华分析说，“同时，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一些法律上的模糊地带使得国土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查处并不易”。

涉土涉房项目审批易渎职

在查处国土系统贪污受贿案件的同时，2009年以来，浙江检察机关结合高检院部署的查办破坏资源渎职犯罪专项行动，加大了对国土系统渎职犯罪案件的查处。年初，浙江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通过对近年该省检察机关查办破坏土地资源渎职犯罪案件进行系统总结和分析，将国土系统渎职犯罪的多发易发部位、环节及查办此类案件的典型做法一一下发给浙江省各检察院，并不定期通过内网和文件等方式将该省内外正在查办此类渎职犯罪案件的经验同步传达至每一个反渎干警，有效指导帮助浙江省各检察院查处国土系统的渎职犯罪案件。

2009年前11个月，该省检察机关已在国土系统立案查办了26件28人渎职犯罪案件，涉及房地产拆迁补偿安置、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土地所有权确权、采矿权出让、矿产资源补偿费发放等多个环节。

永康市检察院在前两年查办了一批国土系统渎职受贿案件的基础上，2009年又立案查处了永康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陈放光滥用职权、受贿案。2009年6月5日，陈放光被永康市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没收违法所得78万余元。判决书显示，陈放光在永康市国土资源局任副局长期间，为杨高伟(已判刑)分别以他人名义非法购得的公房，违规审批办理土地使用证，共计违规确权574.08平方米，使杨高伟得以将该几处公房用以拆迁安置，给国家造成460多万元损失。2002年，陈放光与地籍管理科科长徐根惠(已判刑)、副科长施广平(已判刑)合谋购买违章小屋用以拆迁安置，陈放光在为他们非法购得的违章搭建小屋办理土地登记时，明知是违章建筑，不符合土地确权条件，为谋取私利，滥用职权，予以确权并审批办理土地使用证，违规确权5间安置用地，共计78.99平方米，使该5间违章搭建小屋用以拆迁安置，给国家造成163万元的损失。后陈放光将以他人名义购置的两间安置用地转卖，从中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50多万元。另外，陈放光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钱物，共计价值人民币26.6万元。

嘉兴市检察院从国家通报的一起土地行政违法案中发现线索，立案查处了已退休的平湖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盛宝法涉嫌滥用职权造成损失140余万和受贿70余万元大案，并带出了房产、建设等领域的系列渎职犯罪案件10件。

安吉县检察院在对全县矿产资源补偿费进行调查过程中，依法立案侦查了县国土局原党委委员、县矿产资源监督管理办公室原主任曲卫涉嫌滥用职权违法发矿产资源补偿费给国家70多万元经济损失和涉嫌收受他人贿赂近10万元犯罪案件。随后，又以案带案，挖出县国土局土地执法监察大队、矿管科、梅溪矿产资源管理所有关人员三件渎职案件。

“尽管查处的国土系统渎职犯罪案件级别没有受贿案件级别高，多以国土局的具体办事人员、下属土管所、地籍科人员为主，但由于涉土涉房项目审批中的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犯罪仍处多发区，造成的危害不可小觑，而且渎职过程往往掺杂着受贿等犯罪，不少渎职犯罪案件还引发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也给政府形象带来负面冲击。”浙江省检察院反渎局检察官分析说。

老百姓：拍手称快力挺反腐

“我们最痛恨的就是贪官污吏！”刚刚购买了新房的温州平阳人刘昌锦告诉记者，贪污加剧了房价的上涨，使老百姓苦不堪言。“前段时间我们县里一口气抓了好几个贪官，大家伙别提多高兴了。凭什么要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来给他们的欲望买单？”

温州某建筑公司负责人小赵告诉记者，一幢房屋从规划到建造，过程里常会遭遇到层层盘剥。“很多钱你必须拿出来去孝敬，不然这活还真没法干。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只好把这些成本打在房价里。这已经是一定范围内的潜规则，不然就会层层受阻。所以，权当花钱消灾，就是苦了老百姓，因为最后还是要他们买单。”

“这些贪官抓的好！”浙江大学小叶告诉记者，由于父亲常年任职纪委，她对贪污腐败非常反感。“父亲的经历告诉我，要相信国家的反腐决心。我相信，只要全民都参与反腐，那么腐败终究有被消灭的一天。”

官场十大高危岗位调查：国土局长居首位(图)人民论坛特别策划：当官也高危 “官场十大高危岗位”调查及背后原因分析

近年来，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群因不断出事而见诸报端。一类是煤矿工人、矿井工人；另一类为落马贪官、问题官员，这两类不同的群体原本没有多少可比性，但人们却冠之以一个同样的词汇——“高危”。

当官也高危，是不是个伪命题呢？ 据人民论坛杂志调查结果显示，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并认为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分别为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组织部长、建委主任、安监局长、市委书记、国企老总、房管局长。

这些岗位可谓“位高权重”，是为人民服务很好的岗位，其成为高风险岗位的背后，反映了怎样的官场生态和社会生态？

当今中国社会正急剧转型，已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和“风险高发期”，风险性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这种风险性已经实实在在地渗透到了各个阶层、各个人群，包括官员，其中在“涉地”、“涉房”、“涉矿”以及地方党政“一把手”等官员的身上表现最为明显。

官员的高风险，具有哪些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突出特征？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何在？我们应如何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使政府部门的要害岗位，不再 “高危”？本期特别策划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解答。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官场十大高危岗位调查：国土局长居首位(图)高官者说：

“我不喜欢‘地王’这个词儿，难道土地价格稍高一点就是‘地王’了吗？”——今年3月，北京市国土局副局长曾赞荣在土地拍卖现场“督战”时说

“我也想去高速路上做收费员呢！”——面对收费站管理员月薪过万的现象，江苏省交通厅某副厅长在今年两会上说

“把我放在一个地方工作，就等于把一个地方的发展、稳定、和谐交给我。”——今年1月，陕西省吴堡县县委书记王勇在做客新华网时说

“2010年向人民群众做出的100项承诺，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有能力，而且一定能办到。”——沈阳市公安局局长许文在沈阳市公安局2010年《百项承诺》新闻发布会上说

“现在，社会上的业余组织部长很多，时不时地传出哪个地方、哪个部门要动了，都是小道消息。我们的新闻发布是正牌货，发布的都是权威新闻。”——今年3月，吉林省组织部长黄燕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拜托大家，一定要文明施工，把影响降到最低！”——今年2月，广州市城乡建委主任简文豪在全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工作会议上向到会的50家建筑施工企业三鞠躬

“王家岭矿难确有问题。”——今年3月2 8日，山西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林在事故现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投资性的需求要不要抑制？我买房子不是为了我自己住，我是为了投资，这个必须要抑制。”——今年1月，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回应高房价时说

“还是问问别人吧，谢谢，我开会要晚了。可以多问问文艺界的委员，他们比我挣得多。”——一名身为国企老总的全国政协委员在今年两会上说

“去年岁末，电视剧《蜗居》被热炒起来，间接折射出大都市居民面对高房价的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百态。”——今年1月，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局长谢晓丹在某工作会议上说

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风险高”

什么是官场高危岗位？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指责任重大或事故高发，最容易被问责的领导岗位；有人认为，是指情况复杂、人事关系盘根错节，最容易 “中暗箭”、跌跤子的领导岗位。但人民论坛杂志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心中的“高风险岗位”，还是那些最容易在廉洁问题上“出事”的领导岗位。而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建委主任、市委书记、安监局长、国企老总、房管局长被列为“高危” 岗位的前10名(如图)。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调查6810人的结果显示(其中在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网络调查6250人，发放书面问卷调查560人)，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风险高”。

“您选择‘官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的依据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61%的受调查者选择“岗位缺乏强有力的监督”，39%的受调查者选择“岗位的实权较大”，20%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在这个岗位上落马的官员较多”。另外，还有10%的受调查者选择“岗位媒体的关注度较高”、9%的受调查者选择“岗位与老百姓的关系更密切”。由此可见，“岗位的实权较大”、“岗位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是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做官风险高”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人们认为上述岗位的风险性最高，主要基于三个判断依据：一是从“出事”的可能性看，这些都是“很有油水”的岗位。而油水多的地方人们容易滑倒，一旦滑倒了，站起来也很难。二是从实际情况看，已被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查处、并被媒体广泛曝光的贪腐案件中，这些岗位出现的几率都很高。例如，全国已有一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过正副交通厅局长索贿受贿案件，“工程上马，厅长下马”，几乎成了交通基建领域的一句咒语。而从2008年年底开始的对李培英、陈同海等国企高官腐败案的审判，因在犯罪金额巨大上屡创新高，也引起人们高度关注。还有在重庆的扫黑除恶中，暴露出的公安司法机关某些人员与黑恶势力的勾结状态更令人吃惊。

三是从自身和周围人群的感受来看，人们对侵犯自身利益的腐败活动最深恶痛绝。被各种腐败成本抬高的房价及屡屡发生的幕后交易，还有导致大量生命被吞噬的矿难事件，最容易引发群众举报和舆论关注，腐败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最容易暴露。国土局长、建委主任、房管局长、安监局长等“涉地”、“涉房”、“涉矿”的领导岗位，竟在前10名中占了近一半，就不奇怪了。问卷调查不是精确统计，而是我们“触摸”社会感觉的一种途径。调查结果和实际情况也许还有距离，但总的来说，还是靠谱的。

为什么这些领导岗位会成为高风险岗位？

这是问卷调查的真正意义所在。这些领导岗位都属于公共资源密集的行业或部门，项目密集、资金密集、权力密集。有的握有巨额的财政、信贷资金，有的可以决定重大投资项目和工程花落谁家，有的掌握着高回报行业的准入权。因此，包括私人老板在内的一些市场主体，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资源优势，便把收买公共权力，作为最主要的经营手段之一。在猛烈的糖弹攻击下，意志不坚定者很容易被拉下水。

对一些“出事”的领导干部的调查表明，在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约监督上，都惊人地相似。例如作为行政部门领导的交通厅长，经常同时兼任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或高速公路建设总公司的董事长，作为后两个机构的“法人”，决策可以避开交通厅党组的监督；而后两个临时机构的班子成员，更没有能力制约唯一的政府代表。

在现行体制下，公安部门是行政与司法的结合体，权力很多，也非常集中，优势是打击犯罪效率高、力度大，但若主要负责人贪赃枉法，制约监督难度也很大。而有些大型国有企业，如同一个小社会，企业领导人拥有财权、经营权、人事任用权在内的广泛权力，想“捞钱”非常方便。至于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主持一方全面工作，权力更大。特别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县一级，家长制的封建文化更容易复活，为什么在个别县市，买官卖官竟发展到半公开化、批量化的地步，卖官者本人还边卖边升，就说明在其管辖范围内，制约监督他的力量很微弱甚至不存在。因此，诱惑巨大，权力集中、制约监督乏力，制度执行不到位，是导致这些领导岗位成为“高风险岗位”的三个最重要因素。(人民论坛杂志特约专家 黄苇町)潜规则下的“涉土”官员

近年来不少地方国土官员纷纷落马。据人民论坛杂志调查结果显示，62%受调查者认为“国土局长”风险最高，排位第一。

潜规则面前国土局长纷纷倒下

“为什么大家都叫‘拿地’，而不用‘拍地’，这说明里面有门道，‘拿地’条件政府可以设置，规划政府可以改变，一切主管部门说了算。”温州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到。他甚至直言，土地市场操作基本上潜规则先行。

权力大，监管不到位，潜规则盛行，行贿受贿猖獗，使得国土部门成了腐败案发生的重灾区。不仅如此，因为所涉利益错综复杂，这一领域不时曝出串案、窝案。

2009年，海口规划土地系统窝案5人获刑，其中海口市规划局原副局长受贿13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其他获刑官员分别是海口市规划局原总规划师、海口市国土局土地利用科原科长、海口市财政局国库支付局原副局长。

2008年，广东增城曝出土地腐败窝案，国土部门工作人员与私营企业主勾结作假，骗取国家闲置土地补偿资金高达1.45亿元，9名官员在此次腐败案中倒下。

再早一点，2007年至2008年期间，重庆揪出土地窝案震惊全国，包括原重庆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唐文峰、原市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九龙坡区区长黄云、市规划局局长蒋勇、原重庆国土房产局副局长王斌等，近10名厅级干部因收受开发商贿赂而落马。

潜规则——潜伏、违规、法则

房地产从土地出让到规划调整，有很多“猫腻儿”，这已经是这一领域不言自明的“秘密”了。国土官员挥舞手中的权力大棒，在“显规则”掩盖下，行“潜规则”之实，以谋求私利，贪污腐败，使得国土系统的犯罪呈现出——潜伏、违规、又有法律掩盖的特点。

以土地出让“招拍挂”为例，在潜规则下，政府官员按照招拍挂的程序可以通过多种违规方式将土地倒卖到意向中的买主手中，具体方法有：一，限定开发商的资质条件，一开始就将大批开发商拒之门外；二，拍卖土地时设附加条件，如要求5天内与被拆迁人达成协议，但这些条件可能早就通知给意向买主了，他们早早开始准备，而其他的竞买者因为不知情，可能就不得不知难而退了；三，打时间差，如临放假前一天公布消息，要求竞买者在挂牌后3天内交齐保证金，故意排挤外来竞争者；四，还有更甚者，内定的开发商在竞标时以超乎寻常的高额资金拍得地块，但实际交易中政府又通过一些政策将高出来的资金退还开发商，土地的实际交易价则是双方事先商定的价格。所以“招拍挂”的程序看似都走了，实际上和没走是一样的。

在调整规划和调整容积率方面，更容易操作，只要搞定主要领导即可。因为调整规划是规划部门说了算，而规划调整的过程是封闭运行的，缺乏公示、听证等程序。据公诉材料显示，在重庆土地腐败窝案中，原重庆市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的违法行为就包括帮助开发商调整容积率和调整土地性质和用途等。

梁晓琦的个案充分暴露出，我国的土地管理部门位重权大，而权力规范和监管机制存在诸多漏洞和薄弱环节，并且有关土地的决策、审判、监督不够透明、公开，这也是潜规则盛行的原因所在。

根除潜规则 科学评估土地收益

如何治理土地腐败？人们理所当然将矛头指向权力，认为治理腐败重在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权力制衡和监管，增加决策、审批等的透明度。

但是，土地领域利益巨大，如果在制衡的表象下实质发生的是权钱结盟，也就是貌似按照“显规则”实际却是“潜规则”，法律就会形同一纸空文。没有科学的土地收益评价体制，空谈权力监管，那是无本之木。潜规则提醒我们，对土地收益的评估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引入科学评价体系，控制弹性利益和灰色收益，缩小权力寻租空间，才能真正将岗位风险降到最低。(执笔：人民论坛见习记者 杜美丽)国土局长 岗位风险系数 6 风险点：从规划、定价到审批、监督，权力和风险环环相扣。1.潜规则盛行，难独善其身 2.竞争激烈，公关势力强劲； 3.监管体系不健全，守法犯法一念间。官员感言

随着与开发商接触逐渐增多，在与一些大款的交往活动中，思想蜕化变色，羡慕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对人生的目的、意义、自身的价值实现等，产生了严重认识偏差，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有钱才有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导致错误越犯越大。——原江苏省淮安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杜建平

交通厅长“高速”腐败症结在哪

近年来，交通厅长落马事件屡见不鲜，“交通腐败”问题日趋严重。2005年，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东窗事发，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河南省连续第三任因经济问题落马的交通厅厅长。2009年12月28日，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交通局原局长雷建民因犯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渭南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审判庭上，雷建民追悔莫及，“我最终栽倒在自己铺设的‘腐败路’上”！

上述案例只是腐败 交通厅长的一部分，正因如此，舆论称 交通厅长是“高危人群”。据人民论坛杂志社调查结果显示，58%的受调查者认同 交通厅长岗位风险高，排第二位。

为了杜绝交通系统的黑洞，中央和地方纷纷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措施，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但问题是，法规、政策不断出台的同时，腐败案件反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交通厅长“前腐后继”，交通干部大面积“塌方”，这反映出交通建设背后的体制确有漏洞。其关键在于，目前我国公路建设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由政府官员直接操作，使得他们有可能通过垄断而寻租。具体来说，其体制性缺陷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我国现行的交通投资体制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一项交通建设工程从立项论证、招标设计、施工监理、预算拨款到竣工验收，几乎都由交通厅独家负责或牵头。这样，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位一体”与政企不分的弊端，使得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建设项目中既是行政长官，又是企业领导；既是建设者，又是管理者，这就容易使建设项目缺乏相互的制约和监督。第二，权力是把双刃剑，既能造福民众，又具有与生俱来的腐蚀性和扩张性。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就要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建立起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然而，交通管理部门的管理权力过于集中，很容易导致独揽大权的厅(局)长滥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第三，项目投资体制以及交通建设组织形式上的问题。我国公路建设指挥部形式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内部管理松懈。加之交通行政部门与负责公路建设的公司多为母子关系，筋血相连，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这正是交通系统腐败之源。(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高源)交通厅长

岗位风险系数 5.5 风险点：我国公路建设体制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不够。1.既是行政长官，又是企业领导； 2.项目利润大，寻租很简单； 3.大权独握，监督匮乏； 4.管理松懈，机制不健全 县委书记岗位如何“脱险” 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要求以增进制度执行力作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抓手，到廉政准则和一系列新的廉政措施的颁布、实施，我们已看到了下一步制度创新的指向所在。

要使县委书记岗位“脱险”，第一，要减少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使之回归管理监督的职能，政府更不能使自己“开发商化”。第二，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权力制约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在强化权力监督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官员问责制度。不仅要查处以权谋私的犯罪活动，对没有履行监督职控的监督、审计等部门负责人也要追究责任。第三，要加强法制建设。在严厉惩治腐败的同时，还要严厉惩治行贿犯罪，净化廉政环境。

对于已经或即将身处县委书记这一“高风险岗位”的领导干部来说，“解危”的办法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只要坚持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照章办事，就能守的住清贫，顶得住诱惑，抗得住歪风，练得就“百毒不侵”之身。绝大多数处在这一岗位上的领导干部，都做到了勤政廉政，就是一个有力地证明。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书

安徽定远原县委书记陈兆丰：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和抱着干一番事业的想法来到定远，1990年我被选为副县长。那时我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所以在金钱方面比较淡泊。我常跟家属讲，如果是一些农民、工人、困难户送一些农副产品来，拒绝不了，怎么办？就拿家里的烟酒跟他交换。这样我内心比较平衡。

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人们都讲究交换。交换这个词原来是用在商品交易上，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交换这个词已经远远冲破了商品交易领域，而进入了政治领域、人事领域和思想领域，甚至成了人们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一个因素。现在的人又讲求实惠。比如你到人家去，什么东西都不带，只是嘴上说“老领导啊，感谢你呀”之类的话，你离开后，老领导可能不说，但他的家里人或者其他人会说你这个人尽耍嘴皮子，尽玩虚的，这样你搞了两次人家还理你吗？当然不理！

所以，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一个原因就是价值交换这个意识已经深入到了我的思想观念里面。第二个就是讲究实惠，实惠这个词已经被我更加具体化了。(陈兆丰被喻为安徽省第一巨贪，110顶官帽卖了150万，于2006年落马。)县委书记的致命弱点

县官自古以来就是“亲民之官”，是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联系的桥梁纽带。县委书记，作为全县的“一把手”，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而据人民论坛杂志社调查结果显示，55%的受调查者认同县委书记的岗位风险高，位排第四。

“一把手”的监督软肋

县委书记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对上，县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相对独立，县委书记可以针对县里的任何事、任何人说了算；对下，县委书记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也就是说大事可以抓，小事也可以抓。

县委书记面临的“利益诱惑”也很大。县一级的城市拆迁、中小国企的改制等“项目”，往往是资金涉及到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重大工程”，这些项目往往需要那些具有实权的县委书记“一锤定音”，其中的“利益诱惑”对一般的领导干部而言都是一种考验。

县委不是基层，但紧靠基层；不在一线，但直面一线。县委书记，主政一方，有“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之险。然而，目前对县委书记的选用、管理、监督等没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往往造成县委书记权力过大而缺乏真正监督，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问题。

由于没有人真正能监督县委书记，这种权力最容易产生腐败，他们有的大肆卖官鬻爵富得流油，有的贪污受贿腐败惊人，有的一心只图当大官办自己的事而失职渎职，对群众的利益漠不关心，甚至麻木不仁。

放眼全国，县委书记腐败的新闻时有发生。在安徽，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先后有18名县委书记因腐败被查处。过去四年，河南共查处贪污受贿的县委书记22名。最为典型的案例莫过于株洲原县委书记龙国华。在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还不到十天，龙国华居然顶风做案，突击提拔调整领导干部100多人，成为倒在中央“必杀令”前最“倒霉”的第一位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成了县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辖范围内，很难找到可以有效制约他的力量。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一把手”的堕落会直接导致区域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

真的“山高皇帝远”吗

一般来说，远离中心城市的县一级往往是处于“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地理边缘”，使得权责不对称、“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成为县委书记工作中的最大困难。在分税制下，财政分配不合理，地方财力不足，也使得这些书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县级是突发性公共事件的高发地区，如何保证发展与稳定，是对所有县委书记的考验，如果处理不善，“瓮安事件”就是前车之鉴。这种“政治地理边缘”，一方面给县委书记开展工作带来难度，另一方面，导致了官场潜规则更容易流行。

县一级主管的权力过大，干部们会把这个县看作是县委书记个人的天下，好一点的会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坏一点的就主动参与买官卖官的潜规则。

这种现象在一些少数贫困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如“千万县令”安徽定远原县委书记陈兆丰、“三光书记”福建周宁原县委书记林龙飞等都是卖官鬻爵“致富””的贫困县县委书记的典型。因为他们处在贫困县的位置，“要想富，动干部”，除了卖官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致富”门路了。一县几百科级以上干部的任免权，只要紧紧地攥在县委书记手里，就是一笔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财富。

“郡县治，天下安”。为保证县委书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避免因擅权滥权而激化社会矛盾、堕入腐败深渊，党中央决定对全国近2000名县委书记进行轮训，但光靠几次集中培训，显然是不够的。

原监利县委书记杜在新在悔过书中提到，有人曾提醒我前任监利书记有“八大金刚”神通广大，要我谨慎小心免得重蹈复辙。而我呢？一到监利就被代某、胡某、苏某等人盯上了，汽车行进的方向完全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事实说明，除了要加强对县委书记的培训和教育，还必须进一步完善机制、改革体制、创新制度，加强对县委书记行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普通老百姓真正成为监督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将极大地弥补“山高皇帝远”的制度缺陷和侥幸心理。(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艾芸)公安局长的“白与黑”

近几年来，不断曝出的黑幕让一些 公安局长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湖南耒阳公安局原局长肖强，河南南召公安局原局长李平，山西大同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亮，……一个个 公安局长相继落马。据人民论坛杂志社调查结果显示，51%的受调查者认同 公安局长岗位风险高，位排第三。这些落马的 公安局长，如果把他们的履历翻到十年以前，很多都是“根正苗红”的“优秀干警”、“明星警察”，有的甚至是“明星局长”，著名“打黑局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的 公安局长落马竟然是打黑打到自己。7年前，湖南耒阳明星 公安局长肖强荣膺“打黑英雄”称号，获取荣誉无数；7年后，他被自己发动的打黑风暴席卷，锒铛入狱；2000年9月19日，文强活捉中国头号悍匪张君，声名远扬，10年后，文强在重庆打黑中为自己的官场生涯画上句号。

有人说，公安局长本来就是在染缸边沿行走，每天与各种刑事犯罪、违法行为、地痞流氓、黑社会打交道，容易坠入染缸。公安局长虽然是“白道儿”的人，但是管的是“黑道儿”的事，在这个各取所需的社会里，如果无视党纪国法，背离正确的价值观，公权就会与黑社会结合，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后果极其恶劣。“黑老大”或直接缴纳“保护费”；或让“保护伞”在其长期盘踞的行业、企业入股分红，甚至直接成为幕后老板。各种不当得利就此通过“黑老大”们的巧取豪夺，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保护伞”手中。同时，“保护伞”使他们继续逍遥法外。金钱和利益就像一块磁性很强的磁铁，公安局长时时刻刻都要使出浑身解数，防止被吸住，在“黑”与“白”之间搏斗。为什么这些落马 公安局长行走在“白与黑”之间？有人说，当上局长以后，接触的世界不一样了，于是耐不住公务人员依靠工资的简朴生活，在一些“富人”面前内心失衡。

在中国政法行政体系中，公安局长们大都身兼要职，要么是市委(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要么是副市长(副县长)，位高权重。如果 公安局长再兼职政法委书记，权力的触角还能伸进法院、检察院。公安局长一旦偏离了应有的执政理念，滥用职权，危害比一般干部要大得多。(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常青)公安局长 岗位风险系数 5

风险点：较之于其他部门，公安机关拥有广泛的权力，其管理及职责范围涵盖行政执法及刑事司法两方面。

1.社会关系网复杂，诱惑重重； 2.流血牺牲，人命关天； 3.压力巨大，危险重重； 4.一言九鼎，监督薄弱

监察部解析国土局长为何高危 称权力不受监管

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专项治理工作案件查处情况和20起典型案件。

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监察部副部长郝明金介绍，去年7月，中央决定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把查办案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严肃查处了一批工程建设领域违法违纪案件。从2009年10月开始，各地区各部门以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为重点，对2008年以来立项、在建、竣工的建设项目进行了排查。截至今年4月底，共排查项目28.1万个，发现问题10.2万个，整改和纠正问题3.15万个。今年4月，中央组织24个检查组，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结合扩大内需政策落实情况的检查，对31个省（区、市）开展专项治理的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共检查项目527个，发现问题736个，目前已经有359个问题得到了整改，377个问题正在整改。

截至2010年4月底，全国共受理工程建设领域举报线索17269件，立案9188件，结案8656件；给予党政纪处分5241人，其中地（厅）级57人，县（处）级611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058人。郝明金指出，当前工程建设领域违法违纪案件具有四大特点：第一，发案环节广泛，案件涉及工程建设领域的全过程和各个主要环节，其中尤以土地出让、规划管理、招标投标这三个环节违法违纪案件比较集中；第二，涉案主体多样，其中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的情况比较突出，另外，评标专家利用特殊身份在评标过程当中收受贿赂的问题也值得关注；第三，作案手段比较隐蔽，有的是以补偿费、咨询费的名义收受财物，有的是让配偶、情妇等特定关系人代为收受，有的是在位的时候为当事人谋取利益，退休以后再收受贿赂，有的是收干股、红利、房屋等其他形式的财物；第四，工程建设领域的违法违纪案件一般涉及的金额都比较大。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监察部执法监察室主任傅奎表示，工程建设领域情况非常复杂，治理起来难度比较大。目前举报数量在上升，投诉在增多。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规正在起草或者陆续出台之中，成效已经初步显现。专项治理小组将加大工作力度，扎实工作，努力达到中央确定的目标，给社会一个满意的答卷。

平均每案涉及金额550多万元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公布了20起典型案件，数额最少的58万元，最大的2200多万元，平均每个案件涉及金额550多万元，涉及地（厅）级官员57人。

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监察部副部长郝明金表示，虽然此次公布的20起案件没有涉及省部级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案件，但是在以往中纪委监察部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中，例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陈同海，山东省委原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这两个腐败案件，都涉及工程建设领域问题。

“以后如果还有这方面的案件，我们还会适时向社会公布。”郝明金说，对于腐败案件，中央历来态度非常坚决，只要是腐败案件，不管发生在哪个领域，不管涉及谁，不管涉及哪个级别的干部，都会一查到底，绝不放过。

“国土局长”为何成高危岗位？

“最近有这种调查，说是国土部门的领导成为高危岗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监察部执法监察室主任傅奎表示，腐败之所以滋生，原因都是大同小异的。从根本上讲，都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得不到有效的制约。

在傅奎看来，“国土局长”之所以是高危岗位，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一是从客观上来讲，土地和矿产资源是稀缺资源，社会的供需关系非常紧张，一些利益主体总想从中获得一杯羹，所以“权力寻租”的空间比较大。二是国土部门是集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于一身的，有的部位监督制约机制和管理制度没跟上。三是个别领导干部在面对很多诱惑的情况下，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

“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会把土地和房地产领域作为这次治理的重点之一，加大工作力度。”傅奎表示，主要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推进有关部门进行改革。要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把能够交给市场的都交给市场，最大限度地压缩行政权力行使的空间。

二、推进监督措施。最近国土部门更多地采用集体会审制、专家论证制，推进一些“阳光”措施。

三、在查办案件中进一步把土地领域的案件作为重点。（综合本报记者姜洁和新华社记者谭浩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