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外贸代理制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关于中国外贸代理制的几点思考

关于中国外贸代理制的几点思考

【摘要】

自1984年以来，我国一直在大力提倡推行外贸代理制并将其作为外贸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由于我国的外贸代理法规还不完善，存在着立法滞后、“代理”不规范等问题，与国际上通常采用的代理方式有所不同，使得外贸代理难以推行。本文主要阐述中外代理制的特征比较、中国国内代理制与外贸代理制的比较、中国外贸代理制产生的法律依据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我国外贸代理制的初步设想

关键词：外贸代理制，弊端，改革

中国外贸代理制 简介：

中国的外贸代理制自从1991年国家外经贸部《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以及1994年5月1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开始起走上法规制道路的。外贸代理制中的代理，不同于《民法通则》中的代理，其真正意义是指：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业，根据无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办理进出口业务的一种法律制度。它的产生是以中国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为基础的。在目前情况下，代理关系并非完全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代理人也仅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订立进出口合同。《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规定》：

根据外经贸部1991年颁布的《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规定》，外贸代理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权利义务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适用于双方都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间接代理指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权利义务由代理人对外承担，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权利义务由委托代理合同确定，适用于双方都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也适用于无外贸经营权的委托人与外贸企业之间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人们所说的外贸代理制即指间接代理及其有关制度。外贸代理制中代理人首先应具备企业法人的一般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且应当在核准登记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其次以外贸代理人必须具有特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外贸经营权，没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业必须委托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代理进出口，且必须以外贸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第三，外贸代理人还必须具有其所代理的商品的外贸经营权，无某类商品进出口经营权而为他人代理进出口的，应属主体资格不合格的无效行为。这种情况下，代理人对外仍需履行其所签订的合同，对内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可见，外贸代理制包括二个合同关系：即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受托人与外商之间买卖合同关系。因买卖合同产生的纠纷一般根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予以解决，因委托合同产生的纠纷则由国内有管辖权的法院处理。

中国《民法通则》第63条：

“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各国法规 对于代理的概念，大陆法系各国一般都规定得比较窄。《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规定：“代理人于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所为的意思表示，直接为被代理人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法国民法典》第1984条规定：“委托或代理，为一方授权他方以委托人的名义为委托人处理事务的行为。”大陆法系各国为了拓宽代理的适用范围还规定，只有当被代理人经过两道合同手续才能与第三人发生法律关系，第一个是代理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二个是代理人把有关权利转让于被代理人的合同。英美法系中代理概念的含义则较为完整并具有整体化的特征。英国法学家认为“当一人（代理人）根据委托人（被代理人）授权而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该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称为代理。代理人所订立的合同对委托人和该第三人发生效力。”显然这个概念表述的代理既包括显名代理、隐名代理，也包括未经披露被代理人身份的代理，并且即使是在未经披露被代理人身份的代理关系中，三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我国现行外贸代理制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不健全，立法不统一 这主要表现在《明发通则》和《暂行规定》之间。

在《民法通则》中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从这一规定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代理的两个最主要的法律特征：1.代理行为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的2.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而我国的外贸实践却突破了这一概念，在《暂行规定》规定的第二、三种代理关系中：代理人需要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代理行为产生的权利义务不由被代理人直接承担，而是由代理人对外商承担合同义务，享有合同权利。显然《民法通则》的规定只能适用于第一种情况。第二、三种情况在《民法通则》中找不到法律依据。

可见，我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代理与《暂行规定》中的外贸代理有着质的区别。在外贸代理实践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对称。

《暂行规定》中虽然规定，对外合同权力与义务最终的负责人都是被代理人，但其内容却是不合理的。一方面，对代理人而言代理人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的合同，对外商承担合同义务在对外索赔、理赔，特别是诉讼或仲裁时，也是以其名义进行。这样就给代理人施加了非常大的责任，然而代理人却只能收取少量的代理费。此外，在对外代理商事活动中，代理人需要自行垫付货款或现行将国内厂商的货物购入在进行卖出，在这之间，就给代理人的现金流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代理人很容易陷入现金流陷阱。另一方面，对被代理人而言，当需要对外索赔、理赔、诉讼或是仲裁时，被代理人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因此一旦出现不利于被代理人的违约行为时，代理人由于自身技术或资源等自身情况的的限制，无法有效的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加之代理人虽是以自己名义行事却是为了被代理人的利益，这样就人为地增加了解决争议的难度，造成时间的拖延等现象。此外，在一些代理业务中，由于代理商具有各方面的优势和便利，不仅代理货物的进口和出口，还办理了某些授权范围以外的事项。如未经委托人许可，直接到提供货物的生产厂家检查质量、督促交货等。结果当国内企业违约，外贸公司向委托人转达外商的索赔要求时，委托方以代理人超越了代理权限为借口，推脱责任，致使本应由委托人承担的责任无法依据委托协议进行转移。在法律上，若委托人对越权代理不加追认，则被视为无效代理，代理人将自行承担责任。

可见，在外贸代理中，仅收取少量代理费的代理人要承担非常大的责任，而权利和义务的最终承受者却无保障自己利益的有效手段。这种责任与利益的不相称，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风险划分的不合理违背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则，也违背了一般代理的一般原则，因为代理一般应规定代理活动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屡屡发生纠纷，但找不到适当的解决办法。

外贸代理行业混乱

代理双方认识上的偏差。外贸企业普遍认为，获得外贸经营权的国内生产企业越多，推行外贸代理制的困难越大，放开经营权的改革方向与推行代理制互相矛盾。生产企业则以为，推行代理制是试图重新建立垄断，着眼点是保护外贸企业的利益。由于长期以来工贸脱节，工贸双方互不信任，互相防备心理很重，国内生产企业一直觉得外贸企业对他们封锁客户，封锁市场信息，为的是长期独占高额利润，而外贸企业则担心为生产企业代理出口后，自己的客户渠道被摸清，自己将被甩开。加上外贸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商作风，服务意识差，更加深了工贸双方的隔阂和对立。

外贸企业管理混乱，缺乏紧迫感。外贸企业作为推行外贸代理制的主要因素，其自身素质与广泛推行代理制的要求也有较大的距离。就目前来看，外贸企业普遍人浮于事，效率并不高，人均进出口额低，加上长期不重视内部管理，出口的平均费用水平偏高，经营成本大。同时，对于自身的弱点外贸企业尚无十分清醒的认识，在改变经营方式，实行代理制的紧迫感上意识不强，在思路上还不自觉地局限在恢复原来垄断经营的特权上。有些企业甚至提出，要推行外贸代理制，就应该给外贸企业“优惠政策”，给更多的配额和许可证。生产企业绕开代理制，倾向自营。外贸代理制需要生产企业承担出口成本的费用，在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比较困难，资金相对短缺的情况下，外贸代理实践中无力垫付从采购原材料到出口收汇期间的资金。此外，受国家出口政策调整的影响，在未执行“免、抵、退”税收政策的情况下，国内生产企业不仅要负担出口退税率降低的损失，还要承受国家退税时间差的压力，加剧了生产企

业的资金困难。一些生产企业为尽快得到生产资金维持开工，宁可把产品以微利或成本价卖断给外贸专业公司而不愿采用代理办法出口。

同时，国内生产企业由于对国际市场了解较少，普遍对国际贸易的风险认识不足，宁

愿自营出口，另外，有些生产企业在没有出口权时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吃过亏，受过气，对规范代理制的概念和意义不清楚，自己一旦有了外贸自营权，就坚决甩开外贸企业搞自营。

现行的外贸代理制难以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也不符合国际贸易代理制的发展趋势。我国的外贸代理制无论与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代理制都有很大差异。在大陆法中，代理分为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行纪。我国的外贸代理既不是直接代理也不是行纪如前述。在英美法中，根据代理人是否在交易中披露被代理人的姓名和身份，将代理分三种：显名代理，指代理人在交易中既公开被代理人的存在，也公开被代理人的姓名。隐名代理，指代理人在交易中公开被代理人的存在，但不公开被代理人的姓名。不公开被代理人身份的代理，指代理人在交易中不公开被代理人的存在，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自己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以上前两种情况中，代理人在交易中都表明了代理关系的存在，由被代理人直接承担代理活动产生的法律后果，类似于大陆法中的直按代理。在第三种情况下，被代理人原则上与第三人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他们之间的商业关系建立在两个连续性的合同基础上，即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合同和代理人与第三人的合同。那么，能否认为我国的对外贸易代理相当于前述第三种情况呢不能。因为按照英美法，未公开被代理人身份的代理活动的法律后果也可以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只要被代理人能证明他与代理人之间存在委托授权关系，仅可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或履行义务。第三人如发现代理人背后有被代理人时，他对根据其与代理人签订的合同享有请求权，既可向代理人提出，也可以向被代理人提出，但只能选择其中之

一。由上可见，我国的外贸代理制既不同于英美法系的代理制，也不同于大陆法系的代理制，这妨碍了我国与国际间代理法律制度的协调。

完善我国外贸代理制的几点建议

加强代理立法，完善我国的外贸代理方式，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1.建立间接代理的法律制度，使代理人以自己名义对外签约的情况有法可循。我国外贸实践中代理人以自己名义对外签约的情况占代理的大多数，而立法上却没有相应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代理仅指代理人以委托人名义对外进行民事行为的情况。建议在今后的立法中，引入大陆法间接代理制度，以法律规范当事人之间关系，避免发生纠纷时的责任不清。

2.建立补偿制度，防止委托人过河拆桥行为。外贸公司的人才、销路、市场分析等是一种无形资产，如果缺乏法律保护，极易被他人侵犯。在完善代理立法中，应引入合同终止和补偿制度，对未订立代理期限的合同，任何一方提出终止合同，都必须经过一定合理期限后方可终止。合同终止后，代理人对由于代理行为产生的利益有权要求补偿，如委托人继续与代理人联系的客户业务联系，继续执行代理人代为签订的合同等情况。

3.明确代理人与委托人的权利及义务，保证两者必须对等。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法律原则，代理人根据其提供的服务收取约定的佣金，不应该承担主合同是否履行的风险，那种只收取少量的佣金，却承担全部风险的做法不符合民法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也与国际上通行做法相违背。

4.建立非竞争机制，保护委托人合法利益。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合同终止后代理人有权要求委托人给予一定补偿，同时委托人也有权限制代理人在一定期间内继续在合同规定地区、原有客户范围内与委托人的商品相竞争的活动。

随着中国入世，外贸经营权的逐渐放开，外贸公司垄断地位被打破，国际竞争的激烈等因素，促使外贸公司不得不改变自身的观念，改变生存方式，建立起自己的发展战略，增强风险与竞争意识。外贸公司本身不是生产企业，必需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学会与市场竞争者、合作者和消费者的谈判，学会与生产者的合作，学会设计和实施自身的市场战略和竞争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石长青.我国外贸代理制的现状与出路

李文艳.试论我国的外贸代理制

张 云.对我国推行外贸代理制的几点思考

投资与创业-2012年 第5期.完善外贸代理制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现代企业文化-2011年 第15期.《合同法》第402条的理解与适用

商品与质量：理论研究-2011年 第5期.我国外贸代理制度探析

第二篇：推行信访代理制的调研思考

近年来，我县深入实施“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县城人口急剧增加，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化水平不断推进。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出现了一系列较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异常上访、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时有发生，**镇也成为矛盾的突发地、信访的集中地和维稳的主阵地。为建立与城市化发展相适应的信访工作机制，畅通群众信访渠道，引导群众理性、有序地反映利益

诉求，**镇从2006年初开始，先后在6个社区、36个行政村推行信访代理制度，该制度的推行有效地遏制了群众信访高发、突发态势，两年来，没有发生集体访、越级访和重复访。目前，信访代理制被全市推广，**镇也先后被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省级文明镇”、“省法制宣传教育先进集体”、“省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一、主要做法

1、组织建设，突出“全、强、整”。一是建立社区、村信访代理工作站。在全镇6个社区、36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信访代理工作站，并在社区服务大厅设立信访代理服务窗口，实现了信访网络向社区到农村的全覆盖。二是配强代理员队伍。信访代理工作站站长由社区主任、村委会主任兼任，每个信访代理工作站聘请3-5名热心为群众办事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老干部、老党员或法律工作者等人员，由这些人员担任信访代理员。同时，还聘请社区内的楼组骨干、社区工作积极分子作为信访信息员和调解员。三是整合信访综治力量。不断完善镇综治工作中心建设，按照“主体不变，分工负责，联合运作，方便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要求，改变过去“单头抓、抓单头”方式为上下“整体抓，抓整体”的方式，形成“五联五统一”的矛盾化解机制（即联勤、联防、联调、联治、联创，统一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和矛盾纠纷，统一分流事件的处理单位或部门，统一协调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统一监督办事效率，统一归档资料、案卷）。同时，实行信访首问负责制、定期反馈制、限时结案制，进一步完善了工作例会制度、情况排查制度、纠纷回访制度等。

2、信访处理，坚持“疏、代、陪”。一是帮疏导。信访代理员对平时了解、收集到的社情民意和苗头事项认真予以分析，经筛选后，对其中部分群众较为集中并带有信访苗头的事项，及时给予群众疏导，理顺情绪，使信访苗头发现在早，解决在小。二是帮代理。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后，代理站根据情况进行分类分解，并直接受理、办理，尽量做到就地化解矛盾。经社区、村调解不成功的，由代理站代替信访人向镇综治中心提出信访要求，并在限定时间内及时反馈处理结果。镇综治中心受理信访事件后，根据工作分工转交相关领导、办公室处理；需要县有关部门协调处理的问题，由镇综治中心提请镇政府和县信访局协调督办。三是帮陪访。根据信访人的要求，信访代理员陪同信访人一起到相关部门咨询政策、参加听证、跟踪处理进展情况。对有的案件，代理机关与处理机关商议，实行现场接访，“零距离”解决问题。

3、载体设置，力求“联、包、议”。一是通过“庭式”调解法联动调解。对于一些代理站调解不成的信访件，镇综治工作中心通过“庭式”调解的办法，召集信访代理员、司法调解员、镇村（社区）干部共同参与，给予及时解决。二是通过领导包案重点调解。根据代理站上交的信访代理情况，及各种不稳定因素排查的结果，镇综治工作中心及时对信访突出问题进行梳理，每季度召开一次信访突出问题交办会议，逐一落实包案领导。并规定每次交办会后的第20天为集中汇报日。三是通过居民“议事乐园”互动调解。社区居民“议事乐园”，每月召开一次居民会议，由居民代表和社区小组长参加，开会前5天召开预备会议，收集民情，在正式会议上提出问题，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则按信访代理程序逐级解决。

4、掌握动态，做到“勤、沉、恳”。一是勤下访。信访代理推行每月下访制度，对辖区内的信访苗头、不稳定因素进行全面排查，把排查结果作为信访工作的重点，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防范，让群众上访为干部主动下访。二是沉下身。信访代理员、镇村（居）干部带着感情走访居民，主动招揽群众烦心事的同时，对特困、残疾、孤寡等困难群体从扶贫济困的角度，为他们解决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实际困难。三是诚于心。通过走访慰问、召开会议、谈心交心等方式，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心声，做到在交淡中疏导情绪，在交心中化解矛盾，努力实现“让方便带给群众，让麻烦留给干部”的信访服务机制。

二、初步成效

1、畅通渠道，解决了问题。通过实行信访代理制度，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基层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使信访工作抓早、抓小、抓苗头的要求落到了实处。由于信访代理员来自于不同行业，各个层次，通过信访代理这个载体，在最基层建立了一支信息灵、工作实、能做工作、肯做工作的信访工作新队伍，有效调动了社会力量，使更多的社会人员关心信访工作，形成了社会共同参与的信访工作机制。同时，通过代理工作站和代理员参

与信访，形成了代为反映、代为反馈、陪同引导的群众工作机制。代理员把信访事项转送上级办理单位办理，同时在处理中负起督促责任，既避免了群众来回奔波和盲目上访，又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少数单位拖延扯皮现象，有利于在第一时间对群众呼声作出回应，使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使自己的利益诉求有人管、有人听、有人办。“有事找代理员”，已成为群众的共识。今年

上半年,社区、村信访代理站受理信访事件49件，已解决45件。

2、理顺情绪，规范了秩序。由于信访代理员所处位置比较贴近群众，更易与信访人进行思想沟通，增强了信访人的信任感。当信访人对处理意见不服或不理解时，代理员主动上门与信访人面对面地交流思想和感情，拉近了双方的情感距离，信访人更听得进，更接受得了，更能及时解开群众的思想疙瘩，提高了思想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使群众在第一时间内息诉罢访，减少了越级上访的发生。同时，代理员在工作中积极宣传《信访条例》和有关法律政策，增强了群众依法信访的观念，最大限度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稳定在基层。如：今年6月份，河上村叶金清等448人为了解决该村生产和生活饮用水问题，联名致信镇政府。由于该问题牵涉到县水利局、县自来水公司、雾溪水库管理处等多个单位，镇综治工作中心要求县里给予协调解决。于是，县里确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符香环为包案领导，同时明确镇包案领导和干部。工作小组立即召开协调会议，并达成处理意见。目前，村民们已吃上了洁净安全的自来水。

3、拓展职能，密切了关系。一方面，设立信访代理站，拓展了社区服务功能。在居民区普遍设立信访信息员，直接为群众排忧解难，做群众的贴心人和代言人，不辞辛劳，以情感人。比如，中山社区内一拆迁安置区已建成七、八年，但其中一段路未硬化，涉及到100多户居民，群众意见较大，部分住户准备到县集体上访。社区信访代理员代理此事后，一方面与居民签订了承诺书，做好居民稳定工作，另一方面立即起草了三份报告分别递交给三个相关部门，并做好部门沟通，经过努力，终于使该道路硬化工程动工建设。另一方面，群众反映大多是道路、卫生等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通过信访代理制度，群众可以在家安心等待办理结果，既方便了群众，又体现了党和政府抓信访工作“关口前置、重心下移”的原则，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正如一位代理员所说，开展这项工作以来，取得的成绩虽然是初步的，但已搭建了一个社区与居民、政府与群众之间紧密联系的平台，我们自己的压力更大了，工作更实了，与群众的距离却更近了。

4、维护稳定，促进了和谐。推行信访代理制以来，信访工作变被动为主动，拓宽了解决信访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群众的上访行为更趋于平和、理性，一批群众信访问题当场或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解决，一批信访群众停访息诉，一批不安定、不稳定因素得到有效化解，不仅有效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今年上半年，全镇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案件113起，各类矛盾纠纷案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8.3%；受理群众来信来访44件647人次，信访量比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2.3%；刑事案发率也比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4%。

第三篇：为民服务代理制材料

走完最后一公里 走进最远一家人

——XX镇全力推行“为民服务代理制”

党的十八大提出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要求，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XX镇以“积极主动、热情周到、便捷高效、群众满意”为目标，在全镇推行以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为主要内容的“为民服务代理制”，打造便民利民的“窗口”，沟通党群干群关系的“桥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推手”，促进政府职能和干部作风转变，提高工作效率，受到了群众欢迎。

解民需，方便群众办事

我镇辖区面积大，居住较边远村社的群众到镇政府办事的路程远，交通不便，客观上造成群众办事难度加大。特别是一些五保户、退伍军人或伤残群众，来镇政府领取优抚经费和物资等十分不便。为此，我们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针对偏远村社群众办事不方便的实际情况，深入推进“为民服务代理制”，建立以村民小组为民服务代理点和本村为民服务代理接待室为基础、镇为民服务大厅为主体的为民服务代理网络，把服务平台直接放到村里，确定文书为代办员，村民小组长为协办员，把村民的报户口、盖公章、开介绍信、办理养老卡、领取大病救助等事宜全部由协办员搜集分类，每七天向村代办员汇总上报一次，由代办员汇集代办事项后到镇为民服务大厅办理，对镇上权限以外的代办事项，镇政务大厅工作人员每七天统一到县上办理一次，最大程度地让群众少进一次镇，少跑一家门，少找一个人，从根本上解决了群众办事来回次数多、等待时间久等问题，密切了党群关系。同时，“为民服务代理制”将镇党委、政府职能前移，使镇党委、政府由过去的“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密切了干群关系。此外，“为民服务代理制”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践行群众路线提供了平台、创造了条件，进一步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

促落实，快捷办结事项

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镇机关干部下村入户少了，与群众打交道少了，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不能及时得到深入贯彻，许多村情民意不能及时反映上来，群众的事情没人问、没人管，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协调、排解，增加了社会不和谐因素。为此，我镇把推行“为民服务代理制”作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有效载体，为农民群众提供一个反映问题、寻求帮助的主渠道，通过建立首问负责制、直接办结制、承诺代理制、联合 办理制等基本制度，畅通服务渠道，使干部与群众面对面，及时了解群众的烦心事、急难事、困惑事，把握群众思想动态。通过建立完善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为群众提供热情、高效、优质的服务，如在钱家窑村委会公告栏上，还有几张详细记录农资综合补贴的公示表格，村民不出村，只要到村委会就可以领到农资综合补贴的存折；中心村代办员俞树江急群众所急，主动为9户西瓜种植户办理自产自销证明，在镇为民服务大厅办理审核后当晚就送到了群众手中。同时，镇机关设立了为民服务接待室，每天安排一名干部24小时值班，解决了群众办事因找不到有关站所而漫无目的询问、逗留的问题，截至目前接待群众150人次，办结事项128项。

暖民心，密切干群关系

一些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的素质和能力不高，工作作风不深入，先锋模范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使基层组织建设面临新的挑战。“为民服务代理制”的推行，使更多干部更加主动了解民情，变“群众跑机关找干部办事”为“干部下村为群众服务”，更多地为老百姓提供了便捷的服务，有效克服了镇村办事拖拉、相互推诿的现象，使广大党员干部为民服务意识不断增强，干群关系更加密切。XX镇计生服务中心结合“为民服务代理制”做法，通过部门服务窗口下移，计生干部到村到点服务，有效地 解决群众办事难的问题。将《二孩生育证》、《计划生育服务手册》、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独生子女父母奖金、计划生育政策法律咨询等列入“为民办事全程代理”的主要事项，方便群众申请代理，通过“为民服务代理制”给农村计生户带来实惠，有效地克服了镇村办事拖拉、相互推诿、吃拿卡要的现象，镇村干部在为群众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增进了同群众的感情，工作作风明显改善。截止目前，全镇共走访、联系群众500多户，解决群众反映的生产生活实际问题 45个，化解矛盾纠纷22起，发放各种宣传材料1000多份。

下一步，我镇将立足为群众提供更多各类政务服务和生活服务，整合服务资源，健全服务网络，拓宽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式，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改进干部作风，方便群众办事。

第四篇：关于乡镇街实施全程代理制的理性思考

“三位一体”是农村基层政府的一种新的工作机制，目标是建立服务型政府，最终实现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它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是查民情，由纪检部门牵头，组织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采取“访、看、评、查、纠、建”等办法，对全市行政村贯彻落实国家“三农”政策、执行各项制度、村干部廉洁自律和干群矛盾纠纷等情况

进行走访检查；二是解民难，就是创新农村基层信访工作模式，乡镇建立信访大厅，由专人负责信访工作，主动化解社会矛盾；三是办实事，即乡村联动，公开乡镇管理的社会事务，乡镇建立政务服务中心，村建立服务站，组建立服务点，全程代理农民所要申办的所有事项。

查民情是完善党内监督，这种监督是一种全覆盖的监督（全市335个村逐一排查）、全方位的监督（内容涉及农村所有工作）、全天候的监督（这项工作不是阶段性工作而是经常性工作）；解民难是健全信访渠道，是三级信访网络的组成部分；办实事是建立公开办事制度，这是“三位一体”的主体与核心，是服务型政府的根本标志。三者都是围绕民情、民事、民利而展开，而且互相补充、互相制约，共同构成完整的工作体系。查民情、解民难是治标，办实事就是治本，“三位一体”是一种标本兼治的工作机制，是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的实践。

一、”三位一体”转变了政府职能

乡镇是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最基层的政府，是党的农村政策的直接执行者，肩负着农村发展和稳定的重任。乡镇工作特别繁重，人们形容为“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计划经济时，乡镇不但是行政管理的领导者，而且也是生产活动的经营者。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乡镇生产经营的职能让给了农民，只剩下行政管理的职能，而且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管理的内容和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村民自治改变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一种指导的关系。取消农业税以后，改变了乡镇政府的工作内容，乡镇工作完全从催粮要税的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对社会事务的管理自然就成了乡镇工作的主要内容。其实，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一直应该是乡镇工作的主要内容，乡镇政府也一直在探索转变职能，但由于催粮要税工作压力特别大，加之乡镇不仅要对发展地方经济负责，还要对自身的财政负责，造成了乡镇政府一直处于“越位”、“错位”、“缺位”状态。

同时，政府好比机器，要想用老机器生产出新产品，必须改变其结构和工作方式。要想转变职能，运用老的工作模式是难以实现的，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而且致力于转变乡镇政府的职能，但在实践中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因此，要使乡镇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在体制不变的条件下，必须转变工作机制。“三位一体”工作机制就是这种能在现行体制下可以转变政府职能的运行机制。

第一，“三位一体”能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权力寻租”一直是政府中难以根除的腐败毒瘤，它不仅影响着政府的工作效率，更影响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只要有“权力寻租”，服务型政府就难以建立。产生“权力寻租”的原因有很多，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集中、权力不透明。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确保权力正确使用，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三位一体”工作机制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办实事工作中，实施“全程代理制”，乡镇建立政务服务大厅，村建立服务站，村民组建立服务点，把所有农民要办理的事项全部集中在一个大厅中，公开服务项目、办事程序、申报资料、承诺时限、收费标准，要求做到即办件直接办理、承诺件限期办结、上报件全程代理、退回件明确答复，变过去的“暗箱操作”为现在的“阳光作业”。这就把原来权力的神秘面纱一下子彻底揭开，使权力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当权力失去了权威性，权力也就变成了责任和义务，当人为责任和义务而工作时，其职能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

第二，“三位一体”能使权力在有效的监督下运行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要滋生腐败。要确保权力正确使用，还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传统的乡村管理对干部的监督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群众监督，二是上级领导监督。村民自治后，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加之乡镇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发展经济任务繁重，相对来说，来自上面的监督有所减弱，监督的重心转到群众方面。另外，村务决策往往是村委会和村级党组织共同做出的，而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又无权对村级党组织进行监督，因为从体制上讲，村民会议是管不到村级党组织的决定的。这样，作为村民自治的最高机构

第五篇：浅谈中国文具外贸发展

浅谈中国文具外贸发展

据统计，2012年1-4月份中国文化用制造行业出口交货值累计61.35亿元，累计同比增长幅度5.11%。从数据不难看出，中国已经成为文具世界第一，在全球经济萎缩的情况下，中国市场依然稳步前进。早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已经在全球文具制造工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金融危机之后，欧美贸易保护壁垒频繁指向中国企业，使国内的文具企业蒙受巨大损失。其行业前景如何呢？如何取得突破呢？

从对外贸易壁垒来看

由美国经济衰退引发的全球经济放缓，必然使中国文具外贸出口增速下降，而由此引发的贸易保护政策纷纷对中国进口的文具产品提高了各种检测。除了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对中国产品提高了税率以及进口检测条款条例。

中国文具产量巨大，有一大部分产品是做出口外贸的，如何寻找突破口，赢得国际市场的认可，是中国文具品质上升一个台阶的关键所在。

从动漫卡通行业的迅猛发展来看

中国的动漫行业发展蓬勃，为商业社会带来了无限商机。选择与动漫品牌合作，已经成为不少文具企业的理想策略。这势必会给中国卡通文具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个竞争上升的机会。而随着动漫卡通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红火，中国的动漫卡通产业也是掀起一股投资热潮。各个文具厂家也相应把目光投向动漫卡通授权，由于大家都想进入这个行业，投资盲目性比较大，同类产品重复引进现象严重。

内忧外患产业升级是必须的文具产业升级才是出路，不能仅仅看到贸易保护政策，一直以来中国制造业留给世人的印象就是廉价，中国制造如何走向中国创造？我们不能一味的OEM，要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关键的技术，因为廉价，因为技术含量低，每次只要欧美国家提检测标准，国内的厂商就苦不堪言。

文具企业不但要考虑单纯的生产环节，更要在设计研发、品牌创立、市场策略、广告营销等诸多方面广泛着力，对企业行为模式和价值理念作一次全面更新，在实施企业的经营行为中努力达成社会和市场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