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与现代企业文化中国思想史

第一篇：孔孟之道与现代企业文化中国思想史

中国思想史结业论文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中国思想史结业论文

论文题目：孔孟之道与现代企业文化

摘要：

孔孟之道与现代企业文化何以联系起来？靠的是文化，文化指的是有关一批具有共同

于昨天，而明天又将不同于今天，但今天是我们全部过去的一种协力结果，文化，不管你乐意，它都要并且都在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工作是受当前文化的影响，而当前的文化又是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孔孟之道现代企业文化

题目：孔孟之道与现代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内部一种体现经济行为和要求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它是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混和，是经济与文化互相渗透，融为一体的运动过程。具体说，它是在企业生产经营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基本思想和凝聚力，是企业全体职工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同时包括企业环境、企业领导人和职工的文化心态、文化素质和文化行为，以及企业中有关文化建设的措施、制度和活动等，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又是一个受时代影响而不断变化的现实范畴。

企业文化的出现，是由于人们在寻求企业发展的活力时，认识到企业的基础不只是设备、资金、建筑体、销售网等企业管理的“硬件”因素，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企业人员、作风、技能、价值观念、最高目标等“软件”，它们是企业最牢固、最有活力的基础，这些便属于企业文化。总之，企业文化是一种渗透到企业一切活动之中的东西，它是企业的灵魂所在。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家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角色，他是企业文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领导素质和行为对企业文化具有直接、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

首先，企业家要“明明德”，“达德”。企业家自身的素质对企业精神的培育具有主导作用，孔子的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为政在人”就强调了领导者是政治的首要因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孔孟思想的首钢。修身是达到治理目标的手段，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为了安人，并通过安人以维持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修己，能实现领导者个人品德的完美，知识的丰富和形象的光辉，产生榜样的作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单令不行”，“上好礼，则民莫敢不用情”，“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是孔子主张的感应说，认为人性是纯的，有可塑性，提供适当的刺激，便会产生所期望的反应。孟子也是人性可塑论者，对如何受到良好的感应，提供规律性的见解；首先是施报对等关系，建立上下亲密的人际关系。他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要谨慎对待人际关系，你怎样去对待家人，人家亦将怎样回报你，上司关心爱护职工，一心为公，会导致职工的拥护，自利于形成企业的凝聚力和良好的群体意识。其次，处于主地位的上司要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先施德政，以利收到最好的感应。再者，要自觉地经常反省所起的感化作用。“欲政他人，必先自正”，自政便需修己，修己方能正人，安人。“安”符合人的本性，安居乐业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希望，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的内涵是相通的，自正人后正人的管理风格是符合人性的管理风格。

其次，企业家能举用贤才，企业中的上下级是人际关系的一面，企业领导要选用能人与有贤才的人。俗话常说：“ 买卖好做，伙计难搭，在经营管理上人是决定的因素，所以孔子说：“才难，不其然乎”？（《论语.泰伯》）又说：怎样识别贤才把他们选出来的话：“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这是说选拔你所知道的，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埋没他们吗？因为贤才，是德才具备的人，所以孔子说才难。能人虽低于贤人，同样要选择，在用贤才上，孔子主张放手让他干，不要多方干涉，事事“先有司”。孔子认为“无全备于一人”，金无足赤，人也不能求全。在有一方面有具体才能的人，也是企业所必需的。孔子说：“仲由，冉求，够不上“大臣”，是“可谓具臣矣”。具臣就是具有一方面才能的臣属，甚至道德上差一点也可用。用人时，先衡量各人的才德去分配任务，不能太求全责备，认清了才，把贤能识别清楚，分别任用，但要注意。“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是说把正直的提拔出来，位置要放在不正派而邪行外道的人上面，则人心服，作到反面了，则人心会不服的。

以上用人原则，要能做到孔子所说的，是相当难的，做到好处关键在于了解每一个职工，要了解他的德行、能力、性格、脾气、习惯，方能用得适当，发挥出每个职工的能力，这就

离孔子所说的不远了。

企业文化的建设，除了企业家的素质外，企业职工的文化素质也是重要的方面。企业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一般说来，是通过企业职工的文化素质来表现，要使全体职工为共同的目标和睦相处，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必须从人员培训这个基础工作抓起，包括：价值观、目标利益、操作技能、工作方式、行为规范等等。通过不断培训，促使职工的观念、知识、技能更新，集中到一个统一的目标上来。

孟子认为：“善致，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致民畏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政”就是法制禁令的制定和施行，“教”就是教化、教育。建设现代企业文化，要善于教育引导职工树立法制观念，培养自觉的组织性、纪律性；要引导职工树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思想，树立为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教育职工树立主人翁精神，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培育企业精神。今天，国际经济瞬息万变，科学飞跃发展，企业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存在下去，对员工的教育，尤显重要，孔子是主张先养，后教，再管理的。孔子周游列国时冉有为他赶车，看见人民众多，冉有问，有这么多的人民应该怎么办，孔子说“富之”再教之。要使员工富起来，乃是管理体制的先决条件，为员工富起业，必须生财有道。“生财有大道，必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从事生产的人多，非生产的员工省。对员工要施教，孔子说：“忠焉，能勿诲手？”这是说忠于他，能不教诲他吗？又说：“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举善”是提拔能人，“教不能”是教育能力低的人，教与劝勉结合，是说用教育方法来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今天欧、美、日本对员工的业务教育，非常重视，大力施行。

企业职工素质的提高，往往表现在他们有自学、自重和自励的意识。孔子非常强调学习，尤其是自学。“学而时习之”，他认为自学是修身入门之道。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多次否认自己是生而知之的全贤。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一生好学，“学而不厌”直到七十岁仍要学《易经》，而且好学达到了“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程度，他不仅自己好学，还谆谆教导弟子努力学习。今天我们建设现代企业文化，推广现代化管理非常需要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

学习，不仅要向书本学习，而且要善于向别人学习，这也是孔子所强调的。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既要学习“善者”的长处，又要克服“不善者”的短处。孔子还指，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既是一种向别人学习的态度，也是正确对待别人的道德修养。在建设企业文化时，必须大力提倡“见贤思齐”的精神，引导职工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造成一种学先进，赶先进，争当先进的风气，推动企业精神，不断向前发展。

孔孟还强调既要“学”，又要“思”，还要“习”。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是指出学到的东西要练习，要付诸行动。孔子关于学习要“不耻下问”的虚心学习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精神；“学而不厌”的顽强精神；“温故知新”的反复学习方法，都是我们现在要继承和发扬的学习精神和方法。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要我们反对读死书，不拘泥于书的片言只字，而要掌握其精要，根据时代的精神，需要加以取舍，运用、发展。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大力提倡的。

总之，孔子和孟子的伟大思想，不少内容可被用于企业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借鉴孔孟“为政以德”，“修身为本”，“齐之以礼”的管理思想，必须以企业精神为核心和灵魂；以调动企业家及职工自我修养的积极性作为培育企业精神的根本途径。“道之以德”，使企业精神深入人心，成为职行为的指导思想，精神的支柱，活力的源泉，凝聚职工向着企业的目标拼搏前进，使传统文化为现代服务，为企业文化的东方特色增添光彩。

文献：陈霞;;如何加强企业文化建设[J];北方经济;2006年20期汪晓民;;企业文化的价值取向[J];当代经理人;2006年01期廖政中;张岩;;中小企业文化建设研究与思考[J];广东科技;2009年15期孙政委;刘升;;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现状及对策初探[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06期5 周晶;;浅析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年21期陈晓军;作为组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文化[J];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S1期7 陈红玉;;对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再认识[J];经济与管理;2006年09期杨磊;;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J];科技经济市场;2006年06期常颖;;企业文化解说[J];内蒙古电大学刊;2008年01期黄左煜;;浅谈企业文化的改造[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04期

第二篇：孔孟之道与中国文化

孔孟之道与中国文化

摘 要：孔孟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在继承古代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应该让孔孟之道服务于我们当代文化，将孔孟之道的优秀内涵展现给世人。关键词：孔孟之道 中国文化 古代 现代 精髓

孔孟之道是指由孔子和孟子的言论及思想所构成的一套理论体系。孔孟之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是源远流长的。从汉代董仲舒上表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今天我们国家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针，这些都体现了孔孟之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那么什么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呢？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在各国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较量的文化大格局下，孔孟之道又怎么才能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呢? 对于孔孟之道的文化精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孔孟之道包含许多思想，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在今天也值得人们思考的主张。我认为，从今天的视角来观察孔孟文化，其精髓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的提出。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讲求“仁者爱人”，他们一直向统治者阐述普通百姓对一个国家、对社稷的重要，这在以权为尊的古代是很难能可贵的。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还主张君王要像周文王那样将皇家园林与民众共享，说：“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下》）；《论语·尧曰》赞扬历代古王的“民为贵”行为——“„„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对于民与国的关系之轻重，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不居住在**的国家”，以免生命受到威胁（“乱邦不居”）。孟子继承他的思想说：“杀害无辜的老百姓，读书人就可以离开他的国家。”（“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

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孟子又在回答梁襄王“谁能统一天下”的问题时说：“不轻易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些，充分体现了孔孟之道把人民的生命看得比国家、君主都重要。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每一个在位的古代君王取得的统治上的昌盛都离不开对人民的关心和重视。现在说“爱是没有国界的”、“和谐地球村”，也就类似孔孟之道的“大同”思想。这种思想与今天我们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的方针是有共通之处的，当然孔孟之道中的爱民是建立在忠君的基础之上，这与今天我们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今天，中西方文化不断交融、摩擦。如果有人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能够背诵《论语》等中华经典名著中的名句，恐怕很多中国人都难以置信。然而在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这位年逾花甲的韩国前外长说起《论语》来如数家珍，展现出了鲜为人知的深厚的中华文化功底。日前潘基文接受联合专访的时候透露，他一生深受到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多年来，在他的钱包里一直放着摘有孔孟思想经典语句的名言警句小卡片。在新加坡，商人受着中西两种文化的熏陶。新加坡经济的腾飞表明，经济的兴衰成败，不能完全依赖于一种哲学思想。在多元的文化价值观环境里，孔孟之道需要何种自我调整？怎样把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化推向全世界人的面前？怎样让中国的文化实力与日俱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思考的问题。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拉开帷幕，从西方始源的世界运动来到了历史源远的东方大国，这是西方与东方的握手、这是文化与运动的邂逅。张艺谋的设计团队将孔子文化作为代表展现给了世人。今天我们要想向世界展示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深厚与精华，就必须将孔孟之道以及古代文化中那些忠君、愚民封建思想彻底去除，取其精髓、去其槽粕，与时俱进，不断的发展与拓宽孔孟之道的文化内涵，这样才能让孔孟之道在今天的中国文化的舞台上散发出新的光辉。

第三篇：中国思想史

中国古代思想主线：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晋——由儒学衍生出玄学，佛教开始大规模传播 宋元——朱熹理学成为官学 明朝——王阳明心学成为官学 分支：

两汉——古今文之争（本质为士大夫和地主贵族之争）

两晋——玄学的三次演变（中央皇权和门阀士族之争），谍谱学的兴起（士族与庶族之争，一直延续到唐朝）

南北朝：与佛教的斗争（佛教与儒生、佛教与皇权之争）

两宋——理学与心学之争（学术上的讨论，不过有自己的政治趋向——鹅湖之会）

明末清初——异端的兴起（李蛰、顾炎武等人，实质是资产阶级萌芽与封建制度的思想斗争，后期则有对清王朝的斗争）

依据思想史自身演化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可以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亦即嘉道年间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第一个时期，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可以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可以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样，中国近代思想史便可以分为嘉道年间到1895年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文化运动兴起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四个阶段。

几乎国内所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其开端。但我认为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不仅人为地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而且有外因决定论之嫌。它只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没有进一步探讨西方挑战所以能引起中国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原因，忽略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对中国思想近代转型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主张以整个嘉道年间而非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嘉道时期复兴的经世思潮为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则为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正是在嘉道时期中国传统思想迈出了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近代尤其是晚清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详见拙文《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之我见》，《光明日报》2007年9月19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给经世思潮注入的新内容，主要是魏源等人于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开启了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嘉道之后，先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接着是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兴起。作为一次旧式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并把中国传统的平等思想推到了极致。同时，它对西方新式武器的采用，尤其是洪仁?《资政新篇》的提出，又使它具有了一些不同于旧式农民起义的思想内容。而兴起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就性质而言，是对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实践。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割地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次巨大灾难。这场灾难不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机变得日益严重，同时也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正是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我们所谓的学习西方，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覆灭，则标志着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洋务运动的破产则说明，学习西方不能仅仅只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还必须从西方学习更多的东西。于是中国从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开始进入到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曾风靡西方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民权平等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并成了人们要求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和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在此之前，人们要求变革的理论依据是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人们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是传统的“民重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在西方，宣传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掠夺和征服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其他民族服务的，但在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它则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正是在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开始形成。而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便是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在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案：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的方案。其结果，革命派提出的方案虽然战胜了立宪派提出的方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形式上建立了起来，但在实质上，封建专制主义依然存在，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辛亥革命的失败，不能不引起思想界的反思，于是有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也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首先，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人知道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开始其追求，虽然不始于新文化运动，但却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才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因为新文化运动不仅以民主与科学为自己的旗帜，而且就它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来看，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取向和思想主张，又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原则，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学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的是一种个人独立自主和社会平等自由的精神；科学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讲的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相对立的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是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再加上这种追求和崇尚又与对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愚昧思想以及旧伦理、旧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其次，西学传播进一步丰富和广泛。如果说1894年前传播的主要是西学中的“艺学”，亦即自然科学，1895年后是“政艺兼学”，而以“政学”亦即社会科学为主，那么，自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都先后传到中国。在传入的这些西方的思潮、学说和观念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西方各种思潮、学说、观念的传播，各种思潮、学说、观念之间的论争也是此伏彼起，并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想派别。此后发生的思想文化论争，大多是在这三大思想派别之间进行的。

对于发生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的是它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矛盾的影响，而很少关注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尽管有梁漱溟、杜亚泉等人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认同和提倡，但从社会的主流意识来看，受进化论的影响，人们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因而对它持的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然而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与斗争之结晶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成了鼓舞人们士气、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所以九一八事变后，尽管有胡适、陈序经等个别人仍然在那里提倡所谓“全力西化”和“全盘西化”，但社会的主流意识则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持的是一种认同和维护的态度。这与九一八事变之前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好相反。与此同时，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在中华文化遭到摧残的严重时刻，思想学术界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仅视作是争取国家独立、复兴中华民族的斗争，同时也视作是保卫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斗争，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由此兴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各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结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当然，在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和斗争也始终存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又成了人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思想流派都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和方案，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和方案取得了胜利。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把中国近代思想史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主要依据的是我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演化之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我要强调的是：无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如何分期，它都应该具有思想史的特点，反映思想史演变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而不能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来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二、所谓“存在决定意识”

依我个人之见，总的来说，思想史的框架，应该有两个方面的突破，左的方面与与右的方面，这也是我长期与王先生相处，对他的思想的一个提炼。下面举两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来自左面的现代思想观念，即“存在决定意识”。通过教科书和庸俗的马家店的直接或间接的建构，这个观念实在是深入人心。但是似乎没有人去想想它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首先，迎合科技的负面的力量，火上加油。我有一个很长期的想法：本来，传统中国的意义世界是完整的，是可以提供人生的基本幸福感的，但是科技来到中国，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存在的一系列变化，以及人的社会意识的变化，这是事实。但是这个“存在”对“意识”的影响、改变、甚至操作与控制，不仅不能成为必然地“决定”人的意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理性，而且当这一大因缘决定着人的所有意识包括精神价值的源泉，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才行。但是正是在源泉、根本，这个问题上，“存在决定意识”，被浅薄化、被利用来作为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至上的理论护身。其结果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空洞化，成为一物的崇拜的加速度发展的国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权力”和“金钱”就是最大的、最进步的，最能代表着人生方向的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决定着人的意识。我这里当然说的是中国一般人的思想状况。至于知识人，当然知道意识也可以决定存在的辩证法，但是第一，这只是附属于存在决定意识的，第二义的。其次，在科技、新社会、进步等大叙述的面前，知识人并没有多少自主思考的余地的。还是“存在”第一的。第三，什么意识可以不被存在简单决定掉，其实现代知识人了无资源可托，可以说是来无可藏身之地，去无可往之乡。

三、救亡与启蒙之外

这就要谈到另一个须要破除的思想框架。来自右面的思想即所谓启蒙主义。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中国人最有名的一个框架，即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至今，仍然是一个流行的、比较通俗的，解释力相当强的框架。譬如，我们就说矿难，一方面，肯定是对于生命的漠视问题。我在2003年写李杨《盲井》的影评，以为最后的了。可是04、05 不断出来。对生命权的麻木不仁，是启蒙不够。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生存的问题，农民要生存，地方要发展，现代化的代价，农民也要铤而走险。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煤矿都封了。所以生存即救亡的逻辑也很强。启蒙与救亡时时在冲突，就像四川那个地方经常发生的因载人过多而沉船的事件。过河是必然的，死人也是必然的。“过河”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思想史的框架不仅要看他是否回应了中国的问题，不仅真实关心我们生活的时代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分析，要多想想问题由何而来。如果只是救亡与启蒙的变奏，其实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对这个框架的修正，如以下两点：

一，这个框架中，启蒙是未经反省的，可能也是需要进一步修正，即反思理性。

二，这个框架中，也有一个缺失，即中国文化传统的缺席，中国文化的全盘破产，这个前提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其实这两点是大家都讲到的，我就不说了。我补充一个新的意思，我认为其实二元是不够的，大家都还没有多想想，有没有可能这个二元的框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还应该增加一元，即三元，三元，可能才是思想不停留在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

那么，除了救亡、启蒙而外，还需增加什么呢？我称之为“正本”。正本，“正”就是端正，挺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的“正”。“本”，就是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有些东西也启蒙相关相重叠，也有些东西是启蒙不能代替的，也可以校正启蒙的过于“解放”的局限。中国的文化传统，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传统与宗教哲学，很大程度，都是正本的系统。孔孟老庄释氏，不仅是忧世，而且忧生、忧万古之人心。苏格拉底的思想绝不仅是为了雅典的民主城邦。康德“头顶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也不仅是为了解放人的现代性。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也不仅是为了颠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韦伯的操心，也不仅是理性的胜利。具体说，正本的系统，就是要做中西方关于精神价值的尊重、发扬的大文章，重建中国政治与道德的基础，为现代中国固本培元。也就是，回应“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大理障，建设性地开发出一种关心：如果不甘心、不屈服于“存在”如此独断地“决定”着“意识”，那么，究竟什么可以建构我们良性的、开阔的、四海为家的、自由的意识？什么可以使我们免除悲观、危机的忧患？什么可以作为此种意识的自主

课程章节目录

专题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学科建设

（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题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要内容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基本线索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分期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研究理论和方法

专题二：新民主主义理论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二）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加深了解的几个内容

（三）学术界的主要分歧

专题三：各种三民主义思想

（一）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二）戴季陶主义

（三）改组派的三民主义

（四）胡汉民的三民主义

（五）叶青的三民主义

（六）蒋介石的三民主义等

专题四：中国自由主义

（一）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

（二）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

（三）自由主义的几个个案研究

专题五：现代新儒学

（一）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

（二）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

（三）现代新儒学的几个代表人物

（四）对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的认识

第四篇：中国思想史教案(简要)

中国思想史教案（简要）

一、地主阶级抵抗派：“开眼看世界”

1、林则徐，编译出《四洲志》《各国律例》等资料。林则徐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2、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编撰出《海国图志》。（1）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外国技术，以抵御外侮，使国家富强。

（2）特点:只学“器物”,不变制度。

二、地主阶级洋务派：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

1、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乃不能及”。于是，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

实践：

掀起一场洋务运动，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开设了一批新式学堂，迈出了中国进代化历程的第一步。

三、资产阶级维新派：维新变法思想 1、19世纪60年代早期维新思想的出现。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等。

思想主张：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进行商战；

2、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1）时间：19世纪90年代初。

（2）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3）主张：

①变法图存；②兴民权、设议院、君主立宪制； 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4）过程：

①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撰写《孔子改制考》一书，借助经学的外衣，否定君主专制统治，宣传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②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危害和顽固派的因循守旧，宣传伸民权、设议院、变法图存的思想。

实践：1898年，在维新思想的推动下，光绪帝实行变法，这就是戊戌变法。

四、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新文化运动

1、主要内容：

（1）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科学”，是指科学精神和近代自然科学法则。

（2）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有人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3）它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4）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高举社会主义旗帜，进入新时期

2、影响和评价：（1）进步性 ①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是一场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

②弘扬了民主与科学，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空前解放了思想。

③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④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2）局限性

①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倾向。②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没有和群众运动相结合

五、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1、过程：

（1）1918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率先举起社会主义旗帜。

（2）五四运动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3）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出现，建立了一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4）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

2、影响：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南，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

3、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精华的载体，是一个民族命运前途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力量。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中有糟粕，更有精华。我们既不应融合而抛弃传统文化的特质，也不应保存民族文化特质而拒绝吸收和融合。只有以自己的文化为基础，不断地融合汲取外来文化中先进的因素，才有助于自己文化的发展。我们要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

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一）三民主义

1、内容：

①民族主义：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即：民族革命。

②民权主义：指“创立民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政治革命”。

③民生主义：指“平均地权”，即“社会革命”，以解决土地问题

2、关系：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是核心，民族主义是前提，民生主义是补充和发展。

3、评价：

（1）积极性：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 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发展经济的共同愿望，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

（2）局限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和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纲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二）新三民主义的提出

1、内容：

①民族主义：突出反帝内容；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

②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③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承认“耕者有其田”，谋求改善工人、农民生活

2、意义：①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大革命时期的旗帜

②有力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七、疑难突破

（一）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比较

1、相同点

（1）目的：都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目标。

（2）性质：都是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3）作用：都成功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2、不同点（1）内容：

①民族主义：旧三民主义主要反对满洲贵族统治，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新三民主义增加了对外反帝、对内主张民族平等的新内容。

②民权主义：旧三民主义是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为目标；新三民主义主张民权为一般的平民所共有，把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为建立反封建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

③民生主义：旧三民主义只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新三民主义增加了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内容。

（2）影响：

①旧三民主义是指导辛亥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②新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指导国民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有力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

第五篇：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而梁启超的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初趋于成熟，梁启超通过其文章著述对这一时期思想气候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史的过渡》一书中，作者将其作为探讨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对梁启超的思想变化过程及相关事物的研究来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

在梁启超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对此，作者特地提醒我们在强调外部影响的时候不能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虽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晚清传统领域里的思想仍然在继续发展。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其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力。对于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思想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所以对研究晚清思想的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文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问题。以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及其发展来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的变化动力。再根据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作者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收改良运动的影响，思想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而这场运动巨大的思想意义却常被人们所忽视了。

关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从儒学的内在变化上来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眼里，儒家思想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哲学体系，或一种知识研究。还有实用主义动机和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本质。学术研究从内部对儒家思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对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的争议中，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新儒学。而今文经学派中的一些成员试图将儒家赞同的经世致用和含义模糊的改制思想奉为真正汉学的核心内容，并因此企图否定汉学在经验主义研究学派的地位。最后，在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经世理想惟一的维护者的经世学派中，特别强调将行政上的革新作为儒家治国之术的一个必要成分。这些思想倾向以及它们与西方冲击的相互影响，经康有为的中间作用，成为19世纪90年代初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转折点。

康有为出生于一个新儒学家庭。从小立志要成为圣人。他在1891年所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1897年发表的《孔子改制考》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动摇了中国学者和士绅的思想基础，它们所造成的思想反响分别被比作一场飓风和火山喷发，读后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汉学应该在西汉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中寻找。他为今文经学派辩护，反对古文经学派。试图摧毁那些作为经验主义研究学派依据古文经学的阵地，从而确立今文经学为孔子教义的真正宝库。揭示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理想为经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倾向制度改良而非维护传统教义和制度。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一个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称经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世理想的实现需要制度的改革。

与19世纪的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一样，康有为把富强理想作为中国目前历史阶段的首要政治目标。不同的是，康有为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设计了全面和大胆的改革方案，梁启超指出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观的核心。认为新儒学氏康有为的仁有机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康氏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梁启超亦受其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自幼受良好的教育，16岁乡试中举，此后几经波折，辗转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在万木草堂几年的思想训练和发酵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此后的运动中，在与严复，谭嗣同，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的接触中其思想不断的在发展。作者认为在1898年之前两年中，梁启超思想经过康有为这一中介，成了晚清经世传统的转折点。梁启超的经世理想主要有三个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一场全面的思想运动使得士绅精英群体产生了思想分化，从而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

经过一系列的改良运动及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犹豫。他曾倾向于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终因各种原因终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这在梁启超许多实际考虑的层面上发挥了作用。

文中作者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梁启超代表了中华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其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以下显著的特征：它是对组织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公民感和组成统一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它意指无条件地承认民族国家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

作者认为，当自治的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而其国民理想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启超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