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姆 《传播学概论》读书笔记

第一篇：施拉姆 《传播学概论》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

——威尔伯·施拉姆 《传播学概论》

网上对威尔伯·施拉姆的评价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他“对传播学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播学”。在仔细地阅读了他的代表作——《传播学概论》的前三章后，对以上的评价略有体会。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总是会搜集整合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等学科的专家在传播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介绍传播学知识，同时适当地补充自己的观点。

第一章 传播是怎样发展的作者以对一千二百前在夏威夷登岸的第一批岛民的联想开篇，进而逐渐地展开。初次看到这样的开篇，着实令人新奇不已。第一节从“传播”的含义讲起。作者提出“本书主要是论述人类社交的基本过程”。刚看到时对作者的这一说法有点疑问，随着阅读的深入也逐渐地有些明白起来。人类传播是人做的某种事，它本身是没有含义的，除非是人使之有含义。因此，在研究传播时，也需要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传播不是全部（甚至大部分不是）通过言词进行的。作者给了“传播”一词以冗长的解释，到最后也没给出明确的定义，对于刚刚接触的本人而言确实产生了一种混乱和迷茫的感觉。

第二节——传播开端，讲到传播学是从原始单细胞生物开始的，这些生物能处理某种信息，这就是传播学的实质。第三、四、五节从语言、文字到大众传媒，沿着历史的轨迹说明传播的发展。语言的产生是历史发展中的一大步。具有人的属性的动物把声音同某些经验或行为相联系，在使用中渐渐地把这些联系抽象化，逐步地就产生了语言。作者认为“势必要朝一种单一的世界语发展”。对于这一观点本人不赞同，就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而言，多元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向。

文字的发明是历史上震撼地球的大事之一。作者深信文字不是在一个地方形成的，且认为是从较老的画图经验中演变出来的，在人与人之间有了较多的来往和频繁的接触之后出现的。另外，文字还反映了各种文化是怎样产生的。

古腾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大众媒介所作的，就是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机器复制信息，无限制地扩大一个人分享信息的能力。在今天，广播、电视，尤其是互联网正承担着主要的职责。大众媒介还成了信息所走的道路上权力很大的把关人。现代媒介和现代生活是相互影响、不可分解的。

第二章 传播起什么作用

这一章的导言部分，首先点出了“传播起什么作用”难以用言词说明，原因是：(1)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必需的、无所不在的活动；(2)利用传播的各种理由往往是非常复杂而且不一定能从表面看出的；(3)传播的实际后果并不始终是有意的后果。然后提出了传播的雷达作用的概念。

第一节中作者引用了三位心理学家的关于传播的个人功能的看法，总结出传播行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为了提供自我满足和快乐的游戏，另外相当大一部分是工具行为，以及还有一些部分是自我中心的行为。这三种功能是互相交叉的大多数情形下，很可能在一次传播过程中同时具有上述多种功能。

在论述传播的社会功能中，作者借用的是几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传播的社会功能有：

（一）环境监视，（二）使社会各个不同部分相关联以适应环境，（三）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四）娱乐。这些研究者们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传播的社会功能，却出现了相当惊人的一致性。在这一节中，对于作者从博尔廷的理论中整理出来的传播的经济功能，感觉理解起来有些难度。

第三节像是作者自己的观点，从个人角度出发提出了四种传播的社会功能：社会雷达，操纵、决定（两者结合构成传播管理），指导，娱乐。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的占有的百分比大得惊人。我觉得现代的大众媒体或者说现代人都有着娱乐致死的倾向。

第三章 传播过程

这一章有明确概念的知识点较多，如平均信息量，如信息——凡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够减少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人们所需要的信息是那种将有助于他们构造他们所处环境的某些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方面与某种他们必须采取的行动是有关的。处理信息和与其他人分享信息的能力是最能显示人类特点的技能。

发生传播的关系看来是简单的：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由于一些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信息符号聚集在一起。然而，作者接下来运用了一系列例子论证其中的复杂性。作者认为传播关系中的任何两个参与者的经验与价值观念都是不完全相同的，不存在直接接触的桥梁，但参与者之间仍然可以存在传播关系，有着重合的传播环境。这说明了人类机体对传播的适应性，传播对所有参与者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传播关系是一种扩大了的双向关系，参加者在这一交流中参加的程度是不同的。传播共享是一个符号的“会聚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参加传播的人是由于某种支配他们的表现的契约而进入传播关系的。而人们进入传播关系在许多情况下是碰巧，但也是出于需要，是一个人对于进入某种传播关系所能得到的好处和这样做所遇到的困难所作的评估比较。社会雷达行为就是在一种不言明的契约的指导下做出来的。明确了人们对于已经确定的服务所寄予的期望，就能了解这些不成文的契约。比如，人们希望新闻应该是清楚准确的，而舞台上的表演应该是华丽多彩，使人感到愉快的。在以说服为目标的传播关系中，契约性的安排规定，说服是买方市场。而指导性的传播关系则是预先假定在教师和小学生之间的一个契约。作者提到学生没有求知欲，教师不能鼓励孩子们的求知欲就是一方废除了契约。以目前我国的教育现状来讲，这种在指导关系中的契约有很大一部分是处于废置状况的。

在传播过程中，在最低限度，要有一种A型传播行为，一套符号和一种B型传播行为。这一过程的特点之一是，在某一瞬间这些符号完全摆脱和不受参加这一过程的任何一个人的控制。我的理解是比如A先生已传达出了某符号，该符号已不能被A收回，即已摆脱了A。若此时B先生没有注意到该符号，那么该符号与B也没有关系。反馈是从信息产生的回流，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根据信息是否起作用，传播者可以适时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本章最后一节，作者用电灯电路的譬喻与人类的传播做对比，说明两者的本质是不等同的。人类传播不是信息从一个身体到另一个身体的简单传送。信息本身并没有什么力量，它只是激发了接受信息的人身上的力量的一种催化剂。在结束这一章时，作者加上了几个有关传播行为本质的注解。

这部著作反映了施拉姆对传播学的功绩，它把许多与传播学有关的学科和理论进行整合，进而构建起传播学的骨架，促使了传播学这门学科的正式形成。

可以看出，作者似乎是试图尽量将这本书写得通俗易懂，在每章每节中都通过大量的生活中常见的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解释每一个理论观点，并在几个章节后设有小结，使读者可以通过这些例子体会艰深的传播学概念。不过，由于看的是已经隔了一层的中文翻译版，又不太习惯 “葡萄式”的英语句式，对于很多说“这本著作的语言轻松明快”的评论实在不敢苟同。本来想快速地看一遍，可是就像在前文中说的，在看完第一章第一节后我只感觉到了混乱和迷茫，感觉云里雾里抓不到重点，不得已又重头开始仔细地阅读，我想应该是自己的火候不够。虽然对著作中的某些概念要理解很久，不过文中的丰富的例子都挺生动有趣的，看下来也不觉得枯燥；另外，作者严谨的论证风格也挺让人佩服的，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作者应是一个和蔼、有耐心的学者。

第二篇：传播学概论读书笔记

《报刊的四种理论》读书笔记

《报刊的四种理论》是施拉姆提出的，在施拉姆看来，有史以来的报刊控制模式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欧洲封建社会的集权主义，一种是前苏联体质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理论，还有两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主义论和社会责任论。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报刊类型；不同的社会类型，也有不同的报刊类型。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经济水平、人们的受教育水平等都对报刊的类型都有所影响。但是，施拉姆提出，实际上，一个社会政治制度对报刊类型的影响才是巨大的，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在封建社会时期，由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那个时期的报刊，多数是为了为统治者做宣传，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是统治者奴役人民思想的一种工具。文中例举了英国封建时期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例子，在那个时代，私人办报必须经过特许，而获得特许的一个重要的现实条件就是支持皇室的政策，维护皇室的统治。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说，报刊是统治完善自己统治的一个工具。

由此，我想到了，在中国的封建统治时期，也是如此。那是的报刊，即邸报，也是统治者宣传的手段之一，每期邸报印发的内容多是统治者施行的政策，官员的任免情况„„这些内容也都是经过官方的认证和允许才能签发。而流行于市面上的小报，虽然读者众多，但是，由于未经官方认可，所传播的一些内容含有官方所不允许的，所以是非法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封建时期的报刊所具有的极度的不自由性，受到当时的约束力特别的大。

紧接着，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社会由封建社会逐步的过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期间，社会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办报的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于是，报刊的类型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出现的是报刊的自由主义论，即“报刊不是政府的工具，而是提出论据与争辩的手段”，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报刊逐渐发展成为人民反应自己的要求与不满的工具，也成为人民得到更加客观和全面的信息的工具，同时，是人们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一种工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报刊才真正的发挥了它所应该有的责任与功效!

同样的，在社会责任论看来，报刊担负的是一个责任，他们主张报刊成为第四等级。报刊不仅具有传播信息的功能，更有维系社会安全与秩序，维护人民的权益的责任。

实际上，在西方社会种，发生过许多时间，都可以看出自由主义论和社会责任论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功用。

在“水门事件”中，其巨大作用的正是《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对其的不断揭露与报道，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他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为受弹劾的总统；另外，在克林顿的“拉链门”时间中，德拉吉报道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虽然这主要是网络的形式，但是它所起的作用和报刊也是十分类似。这些，都是在西方报刊自由主义论和社会责任论体制下，报刊所起到的巨大的作用。

在施拉姆的论述中，还有一种理论，是共产主义理论，在施拉姆看来，这种报刊理论的代表是苏联共产主义的报刊理论。这种理论，“正如旧的集权主义报刊理论一样，是作为统治力量的工具进行活动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一理论，报刊还是主要反映统治者的思想，报刊只是统治者的一种宣传工具，它承担的只是反应统治阶级的一致精神，将统治者的意图传输到人民的脑海中。

如果将报刊的四种理论于现在我国的报刊体质进行比较，那么，我国的报刊体质到底属于哪种报刊体质呢？

在我看来，我国的报刊体质可能是属于共产主义理论和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社会责任理论之间。首先，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与过去苏联的体质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不可否认，我国还是有一个相当复杂，比较严厉的报刊检查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不可避免的会禁止一些对党和政府不益的言论，从这个程度上说，我国的报刊是一个宣传思想的工具；同时，我国也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实际上，我国的报刊也是反映人民的愿望，体现人民意志的工具，这便也是西方社会责任论和自由主义论的体现。

我们国家一直把实现真正的民主作为目标，实现最终的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的希望。我国的报刊自由也在不断的进步，但是，毫无疑问，任重而道远。希望，在不久的未来，真正的报刊自由会出现在这篇华夏大地上。

第三篇：《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读书笔记

《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读书笔记

这个月读了《传播学概论》这本书中关于大众传播的内容，了解了大众传播的发展，什么是大众传播及其特点，以及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对传播又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大众传播的世道。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不仅普及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实现国家和社会目标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上各利益集团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同时又是社会文化和娱乐的提供者。大众传播的影响之普遍、作用之强大，使得它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的信息系统。

大众传播的定义

大众传播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信息系统，说它特殊是因为它具有其他类型的传播所不具有的性质和特点。理解这些性质和特点是我们把我大众传播的本质出发点。

那么什么是大众传播呢？简单的理解就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从事的信息传播活动就是大众传播，我们每天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就是在接触大众传播。不过这种简单的理解不能帮助我们把握大众传播的实质，要把大众传播作为社会科学考察的对象，就必须为它下一个较为严谨的定义。

澳大利亚学者苏利文提出的定义是“大众传播是即现代印刷和广播、电视等影像和声音媒介组织运用法人资金，借助高科技和产业化手段，在国家调控的范围内向未知的受众提供信息和娱乐产品的实践活动。”

关于什么是大众传播，学者们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澳大利亚学者苏利文提出的这个定义将大众传播的主体表述为“媒介组织”更为确切。

实际上，由于大众传播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任何一个简短的定义都不可能概括出它的全部特征，结合传播学的宗旨，对这一概念作出的界定是：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

大众传播的特点

从以上定义出发，与其他类型的传播活动相比，大众传播具有的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1、大众传播中的传播者是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这些媒介组织包括报社、出版社、广播电视台以及大量发行为目的的各种音乐、影像制作公司。在西方国家，媒介组织以公共法人和企业法人形态为主；在我国则以采取企业经营方式的公有制事业机构形态为主。这个特点说明，大众传播是有组织的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组织目标和方针指导下的传播活动。

2、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大众传播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印刷技术以及电子传播技术的进步。

3、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即“受众”。受众是一个模糊的集合概念，并不特指社会的某个阶层或群体，而是指社会上所有的“一般人”。受众的广泛性，意味着大众传播是以满足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息需求为目的的大面积传播活动，也意味着它具有跨阶层、跨群体的广泛社会影响。

4、大众传播的信息既具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大众传播作为生产信息产品的产业，期产品价值是通过市场得到实现的，人们无论从印刷媒介还是从电子媒介获得信息，都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说明大众传播的信息产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但是另一方面，信息产品又与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一般物质产品不用，人们对它的消费主要是精神内容即意义的消费。意义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

5、从传播过程的性质来看，大众传播属于单向性很强的传播活动。大众传播的单向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组织单方面提供信息，受众只能在提供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和接触，具有一定的被动型；二是没有灵活有效反馈渠道，受众对媒介组织的活动缺乏直接的反作用能力。大众传播过程的单向作用性质为它赋予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既包括正面的，也包括负面的。

6、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这个特点是由以上五个特点所决定的。换句话说，由于大众传媒是从事信息的大量生产和传播的信息产业，由于它的内容与社会观念、价值和行为规范具有直接关系，由于传播过程的特殊性赋予它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会把它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

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

从以上对大众传播基本特征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执行着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中来理解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

（一）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

1、环境监视功能，自然与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只有及时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对社会起着一种“瞭望哨”的作用。

2、社会协调功能。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有机体，只有实现了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和统一，才能有效的适应环境的变化。传播正是执行联络、沟通和协调社会关系功能的重要社会系统。

3、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完善、发展和创造。传播是保证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机制。

这三项功能是包括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在内的一切社会传播活动的基本功能。大众传播不仅具备这些功能，而且起着突出重要的作用。拉斯韦尔是在传播学研究史上最早对传播的社会功能作出较为全面分析的人。

（二）赖特的“四功能说”

美国学者赖特继承了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并在此基础上围绕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问题提出了“四功能说”。

1、环境监视——大众传播在特定社会的内部和外部收集和传达信息的活动。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警戒外来威胁，二是满足社会的常规性活动的信息需要。在这里，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起来尤为重要的作用。

2、解释与规定——大众传播并不是单纯的“告知”活动，它所传达的信息通常伴随着对事件的解释，并提示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反应。其目的是为了向特定方向引导和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其含义与拉斯韦尔的“社会协调”是一致的。

3、社会化功能——大众传播在传播知识、价值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现代人的社会化过程既是在家庭、学校等群体中进行的，也是在特定的大众传播环境中进行的。这个功能与拉斯韦尔的“社会遗产继承”功能是相对应的，也有一些学者称之为大众传播的教育功能。

4、提供娱乐——大众传播中的内容并不都是务实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了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如文学的、艺术的、消遣性、游戏性的内容等等。大众传播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提供娱乐，尤其是在电视媒体中，娱乐性的内容占其传播信息总量的一半。

（三）施拉姆对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概括

施拉姆把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遗产继承归入政治功能的范畴，而把社会控制、规范传递、娱乐等归入一般社会功能的范畴。施拉姆分类法的重要贡献就是明确的提出了传播的经济功能，指出了大众传播通过经济信息的收集、提供和解释，能够开创经济行为。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不仅仅限于为其他产业提供信息服务，它本身就是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施拉姆的这个观点已经为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证实。

大众传播的产生是人类传播技术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在大众传播诞生以前，人类经过了以口语和手抄文字传播为主的漫长时代。15世纪40年代，古登堡在中国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机，是信息的机械化生产成为可能。19世纪30年代之前，印刷媒介尤其是报纸已经在社会变革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报刊成为大众传播媒介是19世纪30年代的事情，其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廉价“便士报”的出现（以19世纪30年代《纽约太阳报》和《先驱报》的创刊为标志）。在这个过程中，报纸完成了两个转变：一是由“观点纸”向“新闻纸”的转变，二是有政党经费运营向市场运营和企业运营的船业，只有到了这个时期，报纸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的产生与发展

大众传播时代的起点是19世纪30年代以后，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电子媒介的出现。1838年，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电报机，1844年，美国开设了第一条电报线路。此后，这种“闪电式的传播线路”迅速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通信网络。电报本身并不是大众传媒，但它为大众传播提供了快速有效的通信手段，而作为现代中药传播媒介的通讯社，也是在电报技术发明之后才出现和发展起来的。

与电报不同，电影一开始就是作为传播大众文化的媒介登上历史舞台的。电影的发展十分迅速，自1895年巴黎出现第一家电影院以后，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由“一个新奇的玩意”进化成了一种主要的大众娱乐形式。早期的电影内容良莠不齐，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电影很快发展成为包括生产、发行和放映在内的大规模产业，成了艺术、娱乐、商业和现代技术的融合。

电影虽然创造了新的大众文化，但它并没有进入一般人的家庭。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家庭的大众电子媒介是广播。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收音机越来越趋于小型化、便携化，价格越来越低廉，成为现代人获得信息和娱乐的便利媒介。

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电视在现代社会中所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使得电视迅速成长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大众传媒。

在电视出现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媒介拥有如此众多的受众和普遍的影响。电视的吸引力来自于它的媒介特性：电视集视听手段于一体，通过影像、画面、声音、字幕以及特技等多方面的传递信息，给受众以强烈的现场感、目击感和冲击力；它不仅是人们获得外界新闻和信息的手段，而且是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娱乐的主要提供者。电视不仅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且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像。

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接触大众传媒是现代人的重要生活内容，大众传播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角落，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

——大众传播为我们提供新闻、信息和知识，帮助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动向和变化；

——大众传播为我们提供关于生活的有用信息，帮助我们安排日常生活。——大众传播为我们提供文化享受，能够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

——大众传播为我们提供娱乐，使得我们缓解紧张压力，获得放松和休息。大众传播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体现了大众传播对现代人的重要作用，大众传播还作为一种改造的力量，对现代人的意识和行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第四篇：读施拉姆的《毛泽东》有感—（本站推荐）

读施拉姆的《毛泽东》有感

施拉姆十分重视对毛泽东生平的研究，他的《毛泽东》一书是海外毛泽东研究中极具开拓性的著作，该书也是第一部在大陆出版的海外毛泽东传记，发行量上世纪就超过50万册。

一、作者简介

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R.Schram）是国际上权威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和著名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家。他于1924年出生于美国，1944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195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中国问题研究。1967年以后长期担任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政治系教授，兼任该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施拉姆多年从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著作甚丰，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他的主要著作有《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年），《毛泽东》（1966年），《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集（1956-1971）》（1973年），《对毛泽东的初步重估》（1984年），《毛泽东的思想》（1989年）等。1989年后应聘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持英文版《毛泽东集》的编纂工作。现由他主编的10卷本英文版毛泽东文集《通向权力之路》己于1992年以后陆续出版。这是由施拉姆主持，许多西方学者精心编辑和翻译的学术杰作。

施拉姆不仅学识渊博，还是一位天才的语言专家，他掌握的语言主要有英语、法语、德语、汉语、日语、俄语等，这为他进行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频繁参与中国大陆学术交流活动，密切了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促进了海内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鲜为人知的是，施拉姆在从事毛泽东研究之前，曾经是一位核物理学家，参加过著名的“曼哈顿计划”（美国陆军部于1942年6月开始实施的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亦称曼哈顿计划）。《毛泽东的思想》是施拉姆教授迄今为止最后的一本学术专著，也是他本人认为自己最具代表性的成熟之作。在该著作中，施拉姆依据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汲取消化新的文献史料和观念，并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作为参照系，对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历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

施拉姆教授在哈佛大学于2003年12月召开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暨表彰施拉姆教授在毛泽东研究中杰出贡献学术研究”上讲道：“从各种各样的角度看，毛泽东的政治本能都是健全的。他力图为中国人民谋利益。只不过50年代以后，他在个人的情感方面，过于感情用事、固执任性和狂热，从而铸下大错，甚至比此更过，但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中国。我认为人们会因此而永远铭记他。”

二、施拉姆在研究毛泽上做出的巨大贡献

施拉姆汲取了以往研究成果的合理内容，于1967年公开出版了他的精心之作《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以往的“翻版说”与“异端说”都是不确切的。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首先从整体上讲，施拉姆研究毛泽东是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为线索全面展开的。从历史的的角度，施拉姆以马克思在中国的具体化为线索全面地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研究。如前所述，施拉姆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同经过改造的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施拉姆着重指出：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毛都在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还认为，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放弃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自己长期坚持的正确的路线。这些观点，尽管有失偏颇之处，但的确发人深省，给人以启迪。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研究毛泽东的过程中，施拉姆自觉不自觉地选取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研究角度，如侧重从人的性格特征、特殊性、非传统的研究视角等。其一，施拉姆对毛泽东的人格研究，侧重的是个性心理及性格特征，而我们国内学者对毛泽东人格的研究，侧重的是人品层次、伦理特征。因此，施拉姆的著述多是谈论毛泽东多么与众不同；而国内研究者却多谈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是多么伟大。施拉姆专注于毛泽东性格的研究，认为“尚武，无疑是毛泽东个人性格中的一个根本特征，这个特征我们在毛泽东一生每个转折关头都能看到”。并且还援引毛泽东早期发表的论文《体育之研究》为例，强调“尚武”精神在毛泽东身上的体现。他进而推导出毛泽东主张武装斗争与早期的尚武是根本一致的。其二，施拉姆研究毛泽东，特别注重对毛泽东特殊性的挖掘和研究，而国内则注重对其作为共产党的杰出代表的普遍性的研究。这不难看出，施拉姆谈论毛泽东思想，实质上是指毛泽东的思想，而国内大多谈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对于毛泽东的横空出世，施拉姆说：“乃因于中国人忧虑国家前途，也因捉摸不定究竟能够或应当从历史上批判地继承些什么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应运而生。他又进而指出，“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之后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有既是理论家又是活动家的毛泽东决定的”。其三，与西方传统的观点相悖，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但中国因素的影响占有主要地位，毛泽东最深厚的情结仍是中华民族的。毛泽东终其一生的奋斗，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

总体上讲，国内学者则大多把毛泽东视作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者，而施拉姆研究毛泽东则主要把毛泽东当作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传人来把握的。对此，施拉姆的论据有二：首先在于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他指出，毛泽东的著述语言，大多是浅显流畅的中国语言，大量使用中国古典文学谚语。这些事实，在他看来是似乎可以表明毛泽东的思想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其次，毛泽东的一切理论探讨均是从现实的中国国情出发，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而做出的理论回应。中国问题的现实要求和适时回应，才是毛泽东的思想的本质归宿。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施拉姆所提出的毛泽东的语言风格和表述方式，是属于形式上的、表面上的，而关键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和分析毛及他的思想，才会得出不失公允的科学结论。

三、施拉姆研究毛泽东上的不足之处

仅管施拉姆作为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大家，十分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甄别，并在研究方法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对推动海外毛泽东研究有着重要作用。但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是过分强调了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和作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他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经过改造的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相结合的产物。他所谓的“民族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思想：整个中华民族不仅是个重要的历史统一体，而且是一种强大的历史进步力量；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仅是反帝斗争的旗帜，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价值。施拉姆认为民族主义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认为它是引导毛泽东走向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桥梁。

二是错误地认为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又把马克思看成是经济决定论者，把毛泽东思想的创新和发展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如，施拉姆认为，导致“文化大革命”这场公开冲突的党内矛盾起源于“大跃进”，其实质是关于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两种不同方针政策之争，也是党的领导层就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大辩论。他不同意国外某此人把个人权力欲和虚荣心看作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他认为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为推行自己的政策，而更深刻的考虑是培养接班人，反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试图建立一种天生能预防官僚主义的新型党组织。

三是错误地分析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原因，把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说成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起点，并把群众对领袖的爱戴看成是个人崇拜的主要表现等等。尽管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瑕不掩瑜，施拉姆对毛泽东思想和生平的研究观点及其研究方法，对国内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四、联系施拉姆著作的启发

由于社会和个人的历史局限性，施拉姆对毛泽东的研究不可能完美无缺，但瑕不掩瑜，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对国内学术界还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也对我们国内深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要注重整体性

目前，国外对毛泽东的研究已取得十分丰硕的理论成果，并在向更完整、更全面的方向发展，但还远远未达到在理论层面再现毛泽东的完整性程度。在对毛泽东的思想研究过程中，以施拉姆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过于强调革命和建设阶段的不同，而弱于对毛泽东早期、成熟期和晚期思想发展全过程的内在联系的把握。而事实上，毛泽东的思想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割裂这种有机联系，无疑失去了真实性，是不符合实际的。反之，对于我们国内，寻求完整的毛泽东，实质上也是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思我们党所走过的历史，冷静地认识我们这个民族的顽强的生命力与自身的局限性，其目的在于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以完成对毛泽东的超越。

（二）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要注重科学性

如前所述，施拉姆关注于毛泽东的性格研究并据此推断出毛泽东的许多异于常人之处，这都是欠科学性的表现。不可否认，个人品格因素在历史进程中会发生影响，但它毕竟是属于历史偶然性范畴的。夸大这种因素的作用，往往会对历史人物做出不切实际的评价。诸如此类的分析和研究，显然是把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了。不过，与同时期其他西方学者相比，他对毛泽东的个人品格尽管发表了一些不太正确的见解，但总的说来，在这方面采取了较明智的态度，对这种分析的局限性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而在中国国内，自从《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后，国内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按照决议的精神进行的，这又是另一种偏颇。这里要注意的就是，研究过程中可以借鉴西方从毛泽东个性和品格着手的思路和方法。当然，研究毛泽东的人格，无论是从个性心理还是从伦理特征出发，都有其合理性，都具有部分真理的价值，而鲜活的毛泽东则是这两者的统一。国内对毛泽东人格的心理特征和伦理特色的研究基本上是分离的，对毛泽东人格的研究与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基本上是脱节的。而从辩证的观点出发，兼顾这两方面的统一研究，则应是国内毛泽东研究的内在要求。

（三）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要与时俱进

对我们来讲，重要的在于毛泽东的研究要寻找新的研究角度和创新研究方法。理论研究终归是要服务现实；为此，要结合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根据时代特点，着力研究一些毛泽东思想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这些课题不一定大，但一定要联系实际，这些课题不一定新，但要有新见，要有创新。另外，要积极主动寻找毛泽东研究的突破点，现在我们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理论研究仍然相当薄弱，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可待加强。比如，近年来关于毛泽东研究中涉及的三个举足轻重、争论较大的问题是：关于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关于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有若干争论，也值得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由于历史原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国外的研究状况知之不多。尽管国外学者的研究队伍、理论水平和资料来源，从总体上不如国内，但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讨却不乏新意。当然，国外学者囿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源于各自的研究目的，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抱有偏见的不在少数。近几年，西方学者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上，广泛引进了诸如博弈论的方法、比较性的方法、符号理论的方法、后现代主义方法以及政治社会学的方法等。对于这些新的研究方法，有些是我们可以借用的，有利于我们以新的视野和角度来拓宽毛泽东研究的领域。

参考文献

1、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M].红旗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二版；

2、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R.施拉姆教授[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

3、邱观建、贾钢涛，论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6月。

作者：金昊

第五篇：传播学读书笔记

从以上摘抄不难看出，波兹曼认为，童年不同于婴儿期，它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而是一种社会产物。而童年的概念，来源于中世纪以来的成人与孩子之间那道“秘密”的墙，如今电视媒体的兴起将这座墙推到了，所以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模糊了，童年也就逐渐消逝了。作者借用哈罗德•英尼斯的学说，指出历史上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 所以，作者在此所表达的“童年的消逝”应该指的就是儿童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改变。

作为90后的我们，就是在电视的环境中成长的，代表的是“电视时代”。日本学者林雄二郎提出的“电视人”概念就深刻的发映出伴随电视的普及成长的一代人的特点：在相对封闭、缺乏现实社会互动的环境下形成的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较为薄弱。这与父辈所代表的“文字时代”重理性、重视逻辑思维确实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我们的很多启蒙教育来自各种影视作品，而非来自传统的父辈的“面授机宜”；

记得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在纪录片《请投我一票》中，参与民主选举班长的两个小男孩，竞选时唱的歌竟然是《童话》和《北半球的孤单》，还模仿了电视中歌星一样，走下“台”去，和“歌迷”一一握手。这无不讽刺着现在的儿童成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儿童已经在失去本属于他们的纯真和魅力。周国平说，中国当今的现实是，不但是电视文化，而且印刷文化，二者共同导致了童年的消逝，而且消逝的更为彻底。

其实影响这些“小大人”的不仅仅是电视，然而电视节目却提供了最易模仿的案例。成人的世界，通过这些媒介活动越来越暴露在儿童面前。电视的传播需求是要求我们将“事件典型化”“人物故事化”。对此波兹曼一针见血的指出：“电视以视觉形象的形式而不是语言来表达大多数的内容，所以，它势必放弃文字阐述，而使用叙事的模式。„„电视上播放的一切都可以采用故事的形式，不需要论点和一连串的想法。政治变成了故事；新闻是故事，商业和宗教也是故事，就连科学也变成了故事。”

我们从生活中不难发现，在新闻传播的领域中，对“眼球效应”和形式主义的过度追求，很可能让一个有理想、负责的新闻记者在发现了真相之时，在他企图为观众带去如何的启蒙之时，却发现他制作出来的新闻内容淹没在美女主播、美好时代的电视广告、歌功颂德的晚会等等这些迅速滚动的、处于“12岁儿童的心智”的洪流之中。于是这让务实、负责的新闻工作者沮丧地发现：真相、真理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也许有人露出思考的意愿，但立即将被节目结束之后的广告、电视剧拉扯而至娱乐至死的领域。因此消逝的不仅是童年，还有我们被打断的思维，还有我们曾经追求的新闻理念。

不论是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还是《童年的消逝》都可以看出，波兹曼对于电视媒介相当排斥，而对于它的批判则显得过于片面和苛责。他把电视称作一种“毫无保留的媒介”，一种除了“图画和故事”之外别无其他内容的媒介。“电视基本上是24个小时不停地播映，它的外在形式和符号形式都使它没有必要、其实也不可能将观众加以区分，它要求不断有新鲜而有趣的信息来吸引观众。因此，电视必须发掘利用文化中每一个现存的禁忌。”他在分析媒介对于儿童的影响时似乎夸大了这些媒介本身的作用，忽视了还有新闻传播把关模式和“把关人”的存在。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电视也毫无疑问的具有其应有的积极效应。而且，随着电视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一些更加理性、富有深度的电视节目、专业频道已形成自己稳定的收视群体，电视生态有所改善。当然，波兹曼的分析是基于美国商业广播体制而言的。面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媒介体制，相关分析也会产生不小的差异，还需要因时因地而异。不过，“因地制宜”的来看，不知道现在重庆电视台“西红柿”（熙红市）模式，究竟能不能改变“娱乐至死”的局面，能不能给孩子们重新找回“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