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盗窃犯罪新动向剖析（定稿）

第一篇：当前农村盗窃犯罪新动向剖析（定稿）

一、盗窃犯罪的新动向

2008年以来，xx县检察院受理盗窃案件 161人，其中团伙案12案43人。经过对二年多来办理的盗窃犯罪案件进行认真剖析调研，发现当前盗窃犯罪有如下新的动向：

1、犯罪方式团伙化。作案人员分工明确，盗销一条龙。今年该院受理的盗窃案中团伙作案43人，占26%。如曹某等六人都是河南商丘市梁园

区李庄人，与我市光山县的张某商量组成了所谓的“飞虎队”，团伙成员中有专门驾驶的、有负责销赃的、有负责扒车越货的。

2、犯罪组成人员家族化。共同作案人员有的是兄弟，有的是父子，有的夫妻，有的是亲戚关系。如崔某等四人涉嫌盗窃罪案。2008年3月19日，犯罪嫌疑人崔某、付某二人经预谋伙同周某、刘某等人于当日夜9时许，驾车至xx县小茴店镇南张斌鸭厂内盗走种鸭133只，价值2万余元。后将种鸭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陈某、李某夫妇，得赃款3000元。崔某、付某、陈某均是亲戚关系，陈某和李某是夫妻关系。四名犯罪嫌疑人是表亲和姻亲关系。

3、作案范围跨区域化。有的跨省作案，有的跨地市作案，给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影响。如王某等人盗窃团伙案，2008年3月份以来，王某等三人结伙从安徽省阜阳市流窜到河南省商丘市、周口市、驻马店市、信阳市疯狂作案几十起，驾驶车辆在宾馆、招待所，见到好的车辆便撬开后备箱进行盗窃，盗窃钱物价值几万元。

4、作案工具现代化。有的作案工具比较先进，开着汽车进行盗窃，作案被发现后，巡逻民警开着性能相对落后的车辆，根本追不上，很容易逃脱。如曹某一伙6人，于2007年1月15日深夜在国道106线上从一辆大货车上扒窃花生米40袋后，就将窃得的花生米运到仓库，刚打算再次伺机作案时，被一辆警车跟上，其中犯罪嫌疑人孟某某驾驶技术熟练，车速快，开着车沿着国道106线疾驶，很轻易地就将警车甩掉。

5、作案手段残忍化。有的犯罪嫌疑人在盗窃过程中，其行为被发现后便使用暴力威胁、强奸等手段阻止被害人报案。如徐某、张某盗窃案，2004年7月至2006年8月间，徐、张等人在盗窃的过程中被人发现后就进行抢劫，用强奸的方法阻止妇女报案，强奸、抢劫作案21次。案发后仅有2起受害妇女选择奋力反抗，使犯罪分子未能得逞，仅有 5%的受害者被强奸后选择报警，20%的受害者只在较小范围内告知亲人，知情人亦未告发，而75%的受害者选择忍气吞声。

6、收购赃物固定化。很多作案团伙，均有固定的赃物收购人员。有的收购人员就以赃物为主要货源。如犯罪嫌疑人李某，自2003年以来在xx县城关镇租赁一民房，固定长期收购赃物。案发后，公安机关从其家中搜查出被盗窃摩托车20多辆。经查李某收购赃车后，便以100元的费用雇用人员到安徽一窝点进行盈利活动，其收购的赃车达几十辆。

7、作案方法智能化。如孙某盗窃作案均为一人单独夜晚作案，给公安机关侦破案件、收集和固定证据及案件的诉讼、审理、判决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是侦查机关侦破案件难。孙某一人单独夜晚作案，被害人均没有发现被告人的面孔，没有目击证人，又没有同伙的供述加以印证，这也是被告人孙某长期作案而没有被公安机关抓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二是加大了收集和固定证据难。从公安机关收集到的证据来看，很多起案件案发后没有报案，只有凭被告人的供述来寻找被害人，再取被害人的材料，由于部分被害人系工程施工人员，施工完成后就离开施工地，侦查人员难以取证。三是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整个难。

8、作案地点入户化。据调查显示，在盗窃案件中，入室盗窃占40%。

二、主要原因

（一）政府层面的原因

一是基层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目前，乡镇政府行政执法权、行政处罚权小，难以运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指导工作，再加上受到财力的限制及人员素质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乡镇社会管理功能的弱化、对农村社会治安防范能力的弱化。

二是基层干部的积极性问题。近年来，干部考核中的社会稳定因素已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往往实行的是“捆绑式”考核或一票否决制。这种考核的目标往往是以“不出事”为标准，致使基层乡、村干部满足于做“太平官”，“无为而治”。加之乡镇干部人事交流受限，工资待遇偏低，个别乡镇领导的观念意识等因素，从而导致乡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不高。

（二）社会层面的原因

“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新时期对社会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从社会发展趋势和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经验来看，基层社会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当前基层治安防范工作总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⑴社会治安防范组织比较健全，特别是村级治安防范组织在维护基层稳定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⑵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后，追求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是人心所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忧的是：⑴基层治安队伍不稳。⑵基层治安人员的素质不高。（3）基层治安人员的待遇过低等等。上述三点是基层农村治安工作中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如不很好解决，很难吸引基层人员专门从事治安防范工作。

（三）基层群众层面的原因

一是很大一部分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不

高，法律意识淡薄，安全防范意识较差。一方面农村牲畜、家禽的圈养的场所十分简陋和分散，另一方面家庭的现金和贵重物品保管不善，这就使得违法犯罪分子比较容易得手。二是近年来人们注重经济发展，一切与经济效益挂钩，造成很大一部分人认为金钱至上，他们往往容易铤而走险，采取非法手段敛财。三是外出务工人员量大，流动性强，管理难度大。据调查，其中有一部分人以外出“打工”为名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并且作案次数较多，涉案金额很大，手段十分高明与凶残。

三、建议及对策

（一）必须转变思想观念

过去，政法工作强调破案、起诉、判刑，重打轻防，一部分政法领导干部认为抓防范既辛苦，又没有成绩，劳而无功，防范工作十分被动和盲目。因此，必须改变思想观念，从思想上彻底改变重打轻防的观点，把治安防范工作置于政法工作的重要位置。抓基层，促防范，变被动为主动，转变工作重心，从根本上扭转农村的社会治安局面，防患于未然。

（二）必须抓好基层治安防范

１、加强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努力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素质。在基层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开展经常性地为广大人民群众送法律、送科技等活动，提高广大农民的政治思想素质和法律文化素质，树立以盗为耻的思想。

２、建立行政管理的防范机制。建立基层辖区治安责任区，由相应的行政首长为责任区负责人，利用签订责任状、向社会公开承诺等多种形式，增强党员干部群众的防范意识。把防范工作与生产、生活等其它有机结合起来，作为党委政府的日常性工作，运用政府行政力量，推动基层治安防范工作。

３、建立群防群治的防范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利用农村的基层自治组织治保会、民调会，把群众组织起来，调动大家主动参与的积极性，达到控制整个辖区目的，有的放矢，切实搞好农村治安防范。

（三）必须做好农村社会治安工作

1、建立健全综治工作机构。建立和完善农村治保会、警务室、治安联防队及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等基层综治机构的组织建设，形成整治基层治安的有效合力，努力减少犯罪诱因和治安隐患，稳定农村社会治安。

2、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建立和完善治安预警制度，根据农村发案特点，定期发布治安动态预报和警示，增强群众的安全预防意识和防范意识。要切合农村实际，有针对性地推进物防、技防建设，特别是在有经济条件的地方推行视频监控建设。

3、强化重点打击和专项整治。以严厉惩治扰乱农业生产秩序、盗窃和破坏农业生产设备等毁农和涉农犯罪为重点，适时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专项打击和整治行动，特别是对跨区域的系列性案件和案件高发区域，采取重点攻坚措施，强化侦查破案和重点整治，增强辐射效应。

（四）必须大力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

进一步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坚持教育先行，正面疏导，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样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宣传宪法和法律法规，增强群众的法制意识和守法观念，防患于未然，促使他们自觉规范行为，遵纪守法，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保证良好的生产秩序和生活方式，巩固和发展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

第二篇：盗窃犯罪悔过书

尹春燕的悔过书

原任职务：湖南省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系株洲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县级二级机构)处长

触犯罪名：受贿罪 判决结果：2012年1月17日，法院判处尹春燕有期徒刑八年。犯罪事实：尹春燕在任职期间，利用负责办理房屋产权证、管理房地产担保公司等职务之便，尤其是利用房地产担保公司可以向房地产开发公司发放贷款的权力，多次收受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贿赂89.1万元及价值16.9万元的住房一套。

新闻背景：这是尹春燕2011年4月27日在被“双规”期间写的悔过书。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写下一句著名的格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 在历史之中，人生是短暂的；在人的一生中，过去的每一年、每一天也是短暂的。在星空之下，人是渺小的；在道德法律面前，任何猥琐、违法犯罪行为都无法遁形。道义是天际的星光，法律是指路的灯火。

这些天来，我为自己在任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处长以来与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不正当经济往来深感后悔、愧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做了对不起良知、触犯法律的事，只能自己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大家都这样’的想法，泯灭了我心中对法律的敬畏” 记得当年我怀着一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豪情，选学了法律专业。1991年大学毕业后，我到湖南省株洲市房地产管理局法制科工作。从科员、副科长到科长，我深受组织的信任和栽培。在这期间，1998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法学院研究生。2001年，我任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以下简称产权处)主任，同年取得法学硕士学位。2004年单位升格，我被任命为产权处党委书记、处长。

产权处受房产局委托，履行房屋交易登记、市场管理、测量、租赁、档案管理等最基础、最核心的行政职能。在我的带领下，产权处的管理工作逐步规范，在全省乃至全国，株洲市的房屋登记工作都受到业内注目。我本人也非常热爱并认真钻研权属市场管理业务，作为业内专家参与了住建部起草、修改行政规章《房屋登记办法》、《房屋登记簿管理办法》等。我还被选任为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产权户籍委员会副秘书长，组织参与编写了房屋产权登记干部考试培训教材。

在钻研业务的同时，我逐渐放松了对自己廉洁自律方面的警惕。我的家庭条件不错，而且每年我都会外出讲学，出书的报酬也有不少，因此，对钱我并不看重，也无所谓，更不讲究吃穿。但是有些房地产开发企业送到我办公室或家里的现金，我确曾收下了。回想起来，如果当初坚辞不接受，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是学法律的，知道受贿是触犯法律并被定罪判刑的，但是当时太不把它当回事，开始随波逐流。一种“大家都这样”的想法，泯灭了我心中对法律应有的敬畏，觉得自己担任处长以来，确实为单位做了不少工作，对株洲这个不起眼的四线城市能在全国业界有所影响而沾沾自喜，没能抵挡住行贿受贿的洪流，丧失了一个领导干部最基本的底线：明白做人，清白为官。

“自己一上三楼就曝了光，污浊之处一览无余”

人年轻时都是在用加法生活，但是到了一定的层次，要学会用减法生活。如果心灵被所得堆满，最后就会累于得，尤其是违法所得。我现在不仅心累，而且内心被赎罪、愧疚充满。这几天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思考了很多。想起丰子恺说过，人生可以看做“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过好，锦衣不愁，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样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玩玩，或者就久居在这里。这是专心学术或者科研、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间也有很多，即所谓的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等。最后，还有些人脚力好，就会爬上三层楼去看看，探索人生的究竟。在他们看来，财产名誉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唯有灵魂生活充实才是最具内涵的。

我深入剖析了自己的灵魂生活，认为自己一上三楼就曝了光，污浊之处一览无余：一是自认为是学法律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强，其实这是在蔑视法律，最终一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二是自己想往知识分子这层靠，其实动不动就被一些有目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拉入第一层，抵挡不住物质和金钱的诱惑，有污知识分子的形象。三是不义之财不可得，如果凭自己正常的收入，满足第一层物质生活是完全可以的，至多让人觉得你层次不高。但是触犯了法律，不管所得多或少，都会轻则以违纪追究责任，重则以违法犯罪论处。

权力是柄双刃剑，握不好就会害得自己鲜血淋漓。诚然，开始我们一班人带着产权处全体干部职工确实是想做事，也做成了事。在受房产局委托负责管理产权处下属的株洲市房地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公司)时，我肯定了担保公司以房屋吞吐形式借贷取得高息的做法。虽然固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但当时《放贷人条例》未出台，这种擦边球打得惊险，还擦得自己沾上了污点，收受了贷款企业的贿赂。每笔业务基本上都是担保公司联系好了我就签字的，并不为自己求得什么，但是人家给了我也就收了，有些心安理得。殊不知权力不能这样交易，即使单位答应了，老百姓也不答应，法律更不答应。担保公司现在年收入1200多万元，规模和业绩在全国也很有影响。我们的初衷是为了单位利益，为了把工作做好，但是揭开光环，发现里面存在很多问题，让人惋惜。因为我的决策，也害了我的下属。如果我当初不同意以房屋吞吐形式贷款，不尝试这种不规范的经营方式，就不可能出现后面的违法犯罪现象。我感到对不起他们和家人，不但没把班子带好，自己还陷进去了不能自拔，可现在后悔为时已晚。

“在人生的第三个20年之初就出了事”

我看过不少不廉洁自律的反面教材，他们一开始或有功或清白，放松了警惕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深陷泥沼不能自拔，最终走上自我灭亡的不归之路。我感谢组织对我的问题展开调查，让我有时间好好反思自己，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往不归路走去。现在警钟敲响，惊慌之余，我非常盼望能得到组织上的再次宽待，拉我回到正道。

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其他人有求于我，无非是看重我手中的权力，或是为了贷款，或是为了登记或办事方便，或是为了让我帮忙进人或提拔，目的性、功利性一览无余。我利用手里的权力，为他们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们的钱物，已经构成犯罪。不管我是积极向组织坦白，还是上交所有非法所得，都否认不了我是有罪之人这一事实。

我有负父母、学校、组织的培养，有负职工、群众对我的信任。这种影响太恶劣，我已经想到了业界沸沸扬扬的惊讶和叹息。

有人把20年光阴比做一把尺子，用它来度量人生。

按责任担当来衡量，人生第一个20年处于依附和成长阶段，因而担当的责任分量不大，有责任也是间接责任，责任权重不到30%；第二个20年，是人生的真正起步，也是责任担当的全面开始，责任权重要超过80%；第三个20年，无论在家还是在单位都是顶梁柱，责任权重大到100%；第四个20年，是人生最休闲的时间段，责任权重几乎为零。

第三个20年，是从人生顶峰走向成熟，再回归到起点的过程。这一阶段应该过得比较坦然，也算是人生中比较清醒的阶段。我今年42岁，还是做事的时候，在这一阶段之初就出了事犯了法，于我不一定是坏事。我认真思考了自己的所有问题，决心不管组织怎样处理都要接受并积极配合。恳求组织充分考虑我的所有积极表现，拉我一把，让我在最黑暗之处找到指路的明灯。篇二：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忏悔录列入反腐“任务清单”

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2015-03-25）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头版新闻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李劲峰、陈尚营、李斌)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这项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今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列出了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其中包括: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

“新华视点”记者对多名落马官员的悔过书进行了梳理和跟踪采访。悔过书的三大类型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同时,与忏悔书配合的案件反思报道,披露了“滥发索要奖金”“影视业潜规则”等细节,让读者感到震惊和唏嘘。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的忏悔陈述,以及湖南株洲一名处级干部文采斐然的反思,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按照作者的核心心理诉求,悔过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高调表功型。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忏悔书中说道,“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史联文也在忏悔书中高调表功,“做了很多前人没有做成的大事”“辽宁广播电视台的改革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一面旗帜”。

告诫建议型。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历,提出建议告诫后人。倪发科在悔过时告诫“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不要让我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史联文则在忏悔录中,从干部使用、与商人打交道、注意圆滑人、对待身边人四个方面,对其他领导干部提出建议。

写悔过书三大心态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监狱服刑等时期。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侦查期间,这些官员在短时间内,面临从台上光鲜到仓皇落马的巨大人生反差,不少人会选择以悔过书的方式

系统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心态一——尘埃落定后的彻底解脱。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害怕被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这类官员往往会通过写忏悔书,将违纪违法问题一股脑说清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贪污受贿金额超过1200万元。他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不仅主动供述检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还在悔过书中写道:从受贿至案发的8年多时间里,自己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中,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被查处后,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

心态二——排解惶恐争取尽早解脱。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处于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一些人就会借助写悔过书,系统回忆和梳理其违法问题和心态,争取交代清楚,尽早解脱。

心态三——心存侥幸企求网开一面。

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宽大处理避免进入司法程序。一旦被起诉后,这类官员即便写下悔过书,也容易找出各种理由来翻供。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反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只恨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认受贿。经多次开庭和质证,徐亮受贿290多万元,及其妻子与证人串通翻供情况被查明,徐亮被判刑13年。

一位基层纪检干部告诉记者,对于腐败官员的调查和处理,是在掌握大量事实和缜密证据的基础上依法进行的,不可能出现涉案者写下详细的悔过书,就简单给予党纪处分完事的情况。

谨防“投机性悔过”

一些受访的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表扬加分的考虑情节。

全国法院从2014年起实施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湖北省法院系统一位法官表示,官员若在双规或者司法调查过程中写“悔过书”,对所犯罪行进行承认和反省,对于最终减轻量刑会起到积极作用。

悔过书的公开警示教育功能作用,在纪检系统也一直备受重视。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列入2015年的工作任务,且提出要深入剖析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用好用活反面教材,发挥警示、震慑和教育作用。

“用好忏悔录这个反面教材,通过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自悔自新,现身说法,将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研究处处长苏静说。

江苏省委在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提及,在省委全会印发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13名省管干部悔过书,以案明纪,引导领导干部引以为鉴、吸取教训。云南彝良检察机关收集整理89份《悔过书》,并结合悔过书内容在当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讲座。

安徽省一位基层官员表示,每次看到官员的悔过书,都会不自觉地对照一下,因为很多“悔过书”反映的很多情况都是在工作中容易遇到的,“例子很具体,很容易类比,对公职人员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 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这种“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说,从预防腐败的角度来看,有关方面从落马官员心路中总结其以权谋私所利用的制度缺陷和漏洞,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对于从根本上反腐具有实际意义。篇三：2班1号李栋,王南盗窃案公诉词 公诉意见书

被告人：王南

案由：盗窃 起诉书号:检刑诉【2011】56号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五条之规定，我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对由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 盗窃一案支持公诉，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为有助于法庭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公诉人就本案发表如下意见，请法庭注意。

一．被告人王南犯盗窃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我国刑法规定盗窃罪是: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可分为四次：第一次，攀窗进入湘湖小区一家属楼二楼一住户家中盗窃，显然，该行为构成入户盗窃。第二次，被告人来到另一栋家属楼前，爬上二楼一家阳台，因门窗均已上锁无法打开，盗窃未得逞。属盗窃未遂。第三次，被告人攀窗进入隔壁另一家住户家中，该行为构成入户盗窃。第四次，被告人再次来到一楼一住户家中盗窃，该行为亦构成入户盗窃。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入户盗窃的，构成盗窃罪。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秘密窃取为手段，一夜之间三次入户盗窃，已构成盗窃罪。

综上所述，起诉书指控的本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二．本案的社会危害性和各被告人应负的责任

刑法修正案

（八）对入户盗窃规定，不论次数，不论盗窃价值的多少，一

律追究刑事责任。入户盗窃不但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住宅权，而且极易引发抢劫、杀人、强奸等恶性刑事案件，严重危及公民的人身和生命安全。基于加强对人身、财产权的保护的立法宗旨，刑法作此修改。被告人为非法获利入户盗窃的行为虽未造成财产损失，但严重地侵害了公民的住宅安全，严重危及公民的人身和生命安全。造成了对社会秩序、社会公德、和国家法纪的严重破坏。且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悔过之意，在一次盗窃未果后，又多次侵入他人房屋入户盗

窃，主观见之于客观，足见被告人犯罪气焰之嚣张！对这样的被告人用刑罚严惩是必要的。

根据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时，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判处。被告人王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秘密窃取为手段，多次侵入他人房屋入户盗窃，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构成盗窃罪。对于盗窃罪，我国刑法是这样规定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就本案来看被告人一夜之间3次侵入他人房屋入户盗窃，严重危害了公民的住宅安全，给公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带来极大隐患，根据立法宗旨，建议对其在有期徒刑 2年至 3年的刑罚幅度内量刑。

公诉意见发表完毕，请合议庭在评议时及时采纳。

公诉人：李栋 2011年11月15日篇四：保安偷盗电脑的检讨书

保安偷盗电脑的检讨书

尊敬的工厂领导：

面对我这种作奸犯科的错误，我感到无比的羞愧。作为一名工厂保安，我的本职就是看管工厂财物，确保财物不受损失。

可是此次错误我恰恰是监守自盗的错误行为，我的行为是触犯了法律，违反了工厂规章制度的。身为一名保安，我自身存在这样的行为，实在是非常可恶与可怕的。这个错误发生以后，我这几天很是懊悔很是为自己感到伤心难过。分析我错误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个人没有清晰完全的法律意识，自身品德修养不足，自身缺乏控制能力。由于我从小父母也没有怎么管教我，因此沾染上了偷盗的恶习，而且屡教不改。

第二，对于偷盗这等罪恶行为没有清晰的意识，没有厌恶罪恶，最终导致我犯了这样的错误。我缺乏必要的逻辑认知，很大程度上讲我没有彻底认清楚自己的处境。

第三，贪恋与自私自利的思想在心中滋长。自己的偷盗行为，归根结底是从心中发出来的。如果心中没有这些恶念，行动上怎么可能会做出来这些行动呢? 总的来说，我知道错了，以上就是我的反省。现在，我表示愿意承担这次错误的责任，我愿意付出代价，赔偿工厂损失。希望工厂领导念在我的工厂工作这么多时间的份上，能够原谅我这一回。

此致!篇五：“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

“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

作者：熊志

在奥古斯丁那里，“我忏悔故我在”，落马官员们把它转化为，“我忏悔故我的政治命运可能还在”。在这种功利赤裸的转换中，我们从没有看到良心的位置，和赎罪的叩问。“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

不用搜索，不用浪费多少脑细胞，估计你也能很快大致判断，讲话者为何身份，讲话背景是什么。

是的，这是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的悔过书。高墙内外，落马官员摇身一变，之前夸夸其谈廉政建设，而今声泪俱下现身说法，季建业不是第一个，亦非最后一个。日前，有媒体报道提及，至少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其中，近六成人发表自己的贪腐史，剖析个人贪腐原因；有14人“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虽然不少忏悔者告别了官场生涯，但成为标配的悔过书，已构成另一种的官场话语。那么，从大数据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独特且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用大数据的思维分析来看，落马官员的忏悔，到底有何规律？

分析之一：高频词汇同质化 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托尔斯泰这样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用这句话的前半句，来套用落马官员自陈的堕落缘由，再合适不过。

浏览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你总能发现，他们坠入深渊，要么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要么是在“金钱（或者美色）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脱离了组织生活”，“法律意识淡薄”。防线一松懈，自然而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或“拜金主义”乘虚而入。此外，信仰、纪律、底线、廉洁、信念，这些词汇更是信手拈来。这些饱含德化色彩的词汇和概念，官员在位讲，落马也讲，在源头上，它发轫于党纪党规的思维模式。这可以看做一种呼应，有无反思效果姑且不谈，除去话语使用上的惯性，其中的一些功利因素不可忽视：官员的不少忏悔会写在双规期间，大谈德化话语，意在将问题限定在党内处分层面。分析之二：八股体例套路化 “忏悔体”的套路化，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还体现在悔过书的谋篇布局上。不妨看看官员的忏悔录，其结构，多数是三段论式的。

第一部分，落马官员通常会“痛说革命家史”，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讲起。如果不是“农民的儿子”，那也无碍，有一个凄苦的经历，也够了。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当庭忏悔时，就强调自己的孤儿经历。总之，尽量把自己步步爬升的曲折展现出来，将苦难的过去剖白给世人看，对接底层的怜悯和共鸣。

有的官员被剥脱了政治生命，有的甚至剥脱了“同志籍”，这些官员“向何处去”？自述家史的艰辛，在这里，有一种回归底层的意味。回不回得去，群众接受不接受，另当别论，动机摆在那里，姿态已到位。就好像一个盗窃被抓现行的小偷，你还没开始批评，他就痛哭流涕地诉说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苦难，总有点让人狠不下心的味道。

道尽艰辛，忏悔往往进入第二层面。如何丢掉信仰，如何“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各个位置上怎样贪污腐败堕落，吃拿卡要，收了谁的钱，竹筒倒豆子地讲出来。理论上，悔过书中有没有这些内容，事实都会被严查，写进判决，对外公开。不过，交代腐败史的环节却鲜有官员省略，哪怕是记流水账，也要交代清楚，聊表“诚意”。用媒体的话来讲，“痛说革命家史”之后，往往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忏悔就要道歉，向谁道歉，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对不起“党和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领导的信任”，欺骗了“群众的感情”。面向未来，在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洗心革面”。

从过去讲到现在和未来，以时间为轴，官员忏悔完成了毫无保留的“交心”。当然，具体到各个落马官员而言，交代的过程可能有所打乱，甚至有所省略，但套路却如出一辙。

分析之三：忏悔模板标准化

我出身××（可以是“农民的儿子”，可以出身贫寒??），从小××（吃苦耐劳的成长史一定要再现），经过××努力，成为公务员?? 担任××以后，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或者“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廉政词汇要活学活用，大谈信仰丢失准没错）??先后收了××（谁）的××（多少钱）??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或者领导，或者组织），我××后悔（形容词要用得浮夸，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今后，我一定××?? 2007年7月11日，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张绍仓当庭悔过，然而记者发现，其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悔过书有几处雷同。这样的文本，可以套用到所有落马官员身上，贪官忏悔，等于在做填空题。

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忏悔是出奇地容易，且随时进行，尽管它是廉价的。分析之四：语言战术表功化 真正给忏悔打上个人印记的，往往是各自夹带的私货。夹带私货的手法，不限于“农民的儿子”开头。比如，张曙光在二审的忏悔中说道，“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说完贪腐历史，不忘高调表功，潜台词呼之欲出。2014年10月17日，张曙光及其辩护人表示，他为中国铁路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但这一请求并未被认定为立功。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讲完问题直接讲成绩，赤裸裸表功，更多的忏悔，是将问题和成绩巧妙地糅杂在一起。

第三篇：当前农村热点问题剖析

农村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中国农村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之前的农民负担问题、干群关系问题，不再是问题，但农村更多深层次问题暴露出来。以下就四个重要的农村热点问题作些讨论。

一、土地产权问题

土地问题显然是当前农村中的一个大问题，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农民上访中，为土地上访的比例很高，接近占到农民上访总数的50%[1]。因此，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给农民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甚至提出要将土地私有化。

不过，农民为土地上访的案例，大多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农民为土地上访的案例较少，且中西部为土地上访的案例中，上访农民所针对的对象，往往不是国家，甚至不是乡村干部，而是村庄大多数村民的意愿。

具体地说，在土地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农民对土地抱有三种不同的期待。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土地的非农开发，土地附加价值大大增加，土地可以带来极大的利益。为争夺土地非农开发的利益，地方政府、村社集体和个体农户等等各方有激烈的博弈。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越多的土地产权，就意谓着分享土地附加收益上越强的谈判能力。土地非农化的巨大利益，使沿海地区和城郊农村的农民要求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土地私有化当然就更好了。

在土地缺少非农使用空间的广大内地农村，经营农业的土地收益不会太多，农民种地仅可以保持“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水平。取消农业税前，因为农民负担较重，粮价较低，农民种田不划算，甚至有农民发出“我不要地还不行吗”的抗议。取消农业税后，国家给农民种粮补贴，粮价也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种田有了收益，这个时候，内地农村土地的承包权重新变得重要起来。有一些已经放弃承包土地的农户再次回到村里要回自己的承包地，然后以比如每年每亩200元的租金转包给真正种田的农户耕种。

也就是说，在当前种田有收益的内地农村，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农民，一种是并不真正种田，但可以将土地转包给种田农户以收取租金的农民。明确的土地承包权（一定30年不变）使那些已经脱离土地的农民可以继续从土地中获取租金，真正种田的农村的农户向不再种田的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户（务工经商户）交租，农村为城市提供资源。显然，越是明确的土地产权，就越是使那些已经脱离农业的农民可以从土地中获益。而在土地产权比较模糊的情况下，真正种田的农户本来可能借土地集体所有，通过几年一调整的办法来免费获取耕种土地的权利。这样，真正种田的农户（当然也是更难非农就业的农户）就不得不在比较收益较低的情况下，再另外交上一笔租金给那些有机会非农就业的已经进城的农户。

这样，在内地经营农业土地上的两类农户中，那些已经非农就业的农户，的确可以从更多土地产权中获益，而那些更难非农就业因此不得不继续种田的农户，就事实上会在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中受到损害。

如此一来，农村土地更为明确的产权，是沿海和城郊农村农民所欢迎的，也是已经非农就业的农户所欢迎的，却不大为那些真正种田的农户所欢迎。而当前我们讲到农村中农民的弱势群体，或我们一般所指的农民，恰恰就是那些仍在种田的农民，这样的农民不仅占中国农民的绝大多数，而且是中国农民中处境最差、最需要得到政策好处的农民，也是那些声称给农民更多土地产权以道德力量的让人同情的农民（而非珠三角地区已经变成土地食利者阶层的农民）。土地产权更加明确的政策所损害的农民利益，恰恰正是这部分农民的利益。更糟糕的是，因为农村大部分公共品是建立土地基础上的，有一部分农民已经非农就业，但他们仍然在农村占有土地，这些非农就业的农民，就不大愿意为农村公共品建设出钱出力，他们甚至不大关心自己土地的收成：农业收入只是自己收入中不重要的部分，有无都无所谓。而真正经营农田的农户，因为在大片的农田中，有几户已经非农就业且不太关心自己农业收入农户的土地串插其中，这几户农户不愿为公共品（比如水利建设、灌溉费用）缴费，就切割了农村中的利益结构，使农村公共品供给更加困难。

此外，越是明确的土地产权，就越是形成不可调整的既得利益，这就使得农村在需要自下而上供给公共品的现实下，使农村内生的公共品供给更加困难。村社较多的土地权利，可以较为有效地通过调整土地，来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土地产权是明确了，土地的农业收益却更少了（因为公共品供给更不足了），且农业收益的分配更不合理了。

二、村民自治与村委会选举

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也是当前农村中的热点问题之一。村民自治因为与村委会选举联系在一起，给人以民主的想象，而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但村民自治在当前的中国农村，发展十分不平衡，且很难对村民自治寄以过高的期望。

从村委会选举的角度来看，有两类地区，村委会选举较为激烈，一类是村庄有资源的农村，包括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因为土地的非农收益，而使村庄占有较多资源。还有就是如山西有大量煤炭资源的农村。正是因为村集体占有资源，村委会选举的背后涉及巨大利益的分配，村委会选举因此激烈。在这类农村地区，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就很容易出现，并且几乎没有办法克服。

另一类村委会选举激烈的农村地区，是村庄内存在着若干分裂的小型集团的地区，典型是华北农村，村庄中一般有若干个以家庭联合为基础的小亲族群体，村委会选举成为村庄中不同小亲族群体合纵连横，激烈竞争的工具，村委会选举不是提高了村庄的民主诉求，而是充当了宗派斗争的手段。

在广大的中西部农村，人财物资源不断地流出农村的背景下，村民自治缺少基本的资源基础。因此，在内地农村，村庄精英往往不愿参加村委会的选举，村民自治徒有其表，村庄中以“一事一议”为基础的公共品筹资机制，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农村基层组织在村民自治的表象下，逐步解体。

也就是说，因为中国农村地域广大，情况复杂，不同地区农村的情况相差太大，同样的农村政策，在不同地区找到的接应力量不同，而导致政策实践效果的差异很大。那些迷信民主可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人忽视了当前农村大规模人财物流出农村的基本事实，忽视了农村越来越被城市所边缘化、农民越来越丧失主体性的基本事实。

三、农村的价值失落

当前中国农村的问题，显然不只是农民的经济收入问题。因为现代性因素的进入，农民得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价值开始解体，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失落问题。

在农村调查，最触目惊心的可能就是农村老年人越来越差的处境。我在一个村庄调查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这个村的老年人回答我说，最近几年，村里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说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虽然有点夸张，却道出了当前一些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估计，当前中国关于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率（主要是自杀）的公开数据，可能远低于实际非正常死亡率。农村老年人去逝，往往无论什么原因都被作为正常死亡，而只要调查足够深入，就会发

现，“正常死亡”的老年人中，相当部分其实都是“喝农药”或“上吊”而死。

老年人“不得好死”，就给农村中青年人以强烈的暗示和预期，人们不再对未来抱有高的期待，及时行乐就十分合理。正是：生儿育女一大堆，辛苦到头却不得好死，不如“只生一个好”。

也与农村老年人有关的是办丧事的黑色幽默。2006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以“丧事上跳脱衣舞”，报道江苏农村办丧事请戏班子表演脱衣舞的事情。我近年在全国农村调查，发现在最近5到10年，农村丧事竞争中，表演欢快歌舞的情况极其普遍，且以很快的速度在传播。举例来说，我在苏北、河南安阳、陕西关中、湖南衡阳和湖北农村的调查中，均发现了丧事上请歌舞班子表演类似脱衣舞的欢快歌舞的现象，其中在河南安阳农村调查的10天，亲眼见到数场这类表演。

丧事上欢快歌舞表演的关键不是丧事大操大办的问题，而是丧事本身的哀伤与神秘，被这些欢快的歌舞搞得不伦不类，从而使人们不再能从丧事仪式上获得意义。在另一些农村，倒是丧事上不表演欢快歌舞，而是将丧事简化到草草了事的地步。因为子女不孝，不仅老年人被薄养，而且去逝后也被薄葬，子女以完成任务的态度对付父母的死亡，这种“唯物主义”态度，使人们不再有对任何神秘力量的敬畏和期待，一旦慎终追远的丧礼仪式变成搞笑游戏，或草草了事，则农村基本的价值准则也就无法存在，其后果就会十分地严重。

农村价值失落的原因，既与当前农村社会转型有关系，又与国家农村政策失误有关系。比如，计划生育方面，仅仅考虑降低人口，减少生育，而对农民传统的构成安身立命基础的“传宗接代”观念彻底抨击。丧葬上，紧紧为了节约土地，甚至是为了让某些部门从火葬上得到好处，而不顾农民的感受，不分地区地强制推行火葬，且建议农民将骨灰草作处理[2]，这样的态度，就进一步加强了农村的价值失落。而如江西万载县曾下文强制将宗祠改建为农村文化活动中心，甚至说宗族组织是未经政府登记的非法组织，要禁止宗族[3]，都说明了当前政府在农村价值失落问题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自2002年开始，我们一直在湖北荆门五村进行农村公共工程建设的实验，尤其是水利建设实验。取消农业税前，因为乡村组织还可以从农民那里提取一些用于公共品供给的费用，一些维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公共品还能供给。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不再能够向农民收取税费，国家指望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来筹集公共品建设所需资金，至少在荆门农村十分地不切实际。结果，在我们的实验区，因为没有与之匹配的农民内生组织，乡村行政组织又已经退出，以前依靠大中型水利设施进行灌溉的农田，不再能有效使用，农民不得不花巨资打深井来灌溉。深井灌溉的问题有三，一是深井灌溉的成本很高，打一口井的成本要数千上万元，而灌溉能力有限。二是深井灌溉水稻，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可以解决问题，一旦出现大旱，离开从大江大河调水的大中型水利设施，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就大成问题。三是一些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户打不起深井，又不再能从以前廉价的大中型水利设施获益，农业生产因此变成靠天收，经济状况陷入恶性循环。

结果，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是减轻了，但农民投资水利设施的支出却是大大地增加了。有报道说取消农业税后，农民投资水利的积极性提高了，因为农民用于水利建设的支出增加了。问题是，农民水利建设支出的增加，是被迫还是主动？是使农村水利建设更合理了，还是既有的大中型水利设施被新投资的小型水利设施所切割和破坏了？是农业生产的风险增加了还是农业生产的风险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乡村组织因为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乡村组织不再有介入农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农村公共品供给成了个体农户的私事。而个体农户在公共品建设上得出的经验是“怕饿死的会饿死，不怕饿死的不会饿死”，意思是说，只有那些最需要公共品或最担心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农民，才最愿意出钱出力解决公共品供给之不足，这些农户因此在每次公共品供给中都出资出力最多，而另一些农户却可以搭便车。次数一多，那些每次都出钱出力最多的农户就成为村庄经济上最为贫穷，社会地位上最为弱势，因此说不起话、办不成事的真正弱势群体，他们越怕饿死，就越是要多出钱解决全体农户所需要的公共品，因此就越是首先要被饿死，而那些不怕饿死因此次次搭便车的农户，却因为有便车可搭而生活得很好。但最终，怕饿死的人都饿死了，这些不怕饿死的人，就不再能得到免费公共品，因此迟早也会饿死。

我们面对实验区如此严峻的公共品供给困境，多次与当地政府沟通，当地政府不是不明白从大江大河调水灌溉的大中型水利设施对于季风型气候的当地农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当地政府却认为这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种田农户自己的事情。当地政府甚至将几乎所有大中型水利设施都拍卖、承包给农户经营，这样可以减少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又可将水利供给失败的责任推给承包人和农户。总之一句话，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认为，农户经营层面的事情，包括基本的公共品供给，是与地方政府无关的事情。恰恰在2003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后进行的配套改革，提出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以钱养事”。理论上“以钱养事”好象很通，实践中，地方政府却变成了“我不再向农民收税，农民也别再找地方政府的麻烦”，地方政府越来越与农村社会成了互不相关的两张皮。

而一旦离开地方政府的强制力，农户自发合作的可能几乎没有。这不仅表现了水利灌溉这类生产所需基本公共品的供给上，也表现在其他各种与农民生产生活秩序维持相关的公共品供给上。

这样一来，除自上而下由国家出资，并作具体项目安排的公共品建设可以有些增长以外，农村内生供给公共品的能力越来越弱，状况越来越差。而离开农户对自己生产生活所需公共品偏好的表达能力，自上而下安排的公共品建设资金，将大量被无效地用在地方政府所在乎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上。

在国家事实上不可能包揽所有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情况下，如何依托包括地方行政力量在内的力量来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合作难的问题，是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农村当前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另外一类表现则是农村社会的灰色化。所谓“灰色化”，是指农村正式组织逐步退出之后，农村社会带有黑社会性质力量的崛起。其中包括以暴力和暴力威胁为基础的谋利集团，这些集团强占农村公共资源，欺行霸市，从而破坏了农村的基本秩序，也破坏了农民的基本预期。也包括农村以地下六合彩泛滥所代表的无序力量。地下六合彩在全国大部分农村都深有泛滥，且其后果极其严重。地下六合彩在很短的时间便吸干了农民的积蓄。还包括农村邪教的快速传播。2004年以来，我先后在全国约10省市的10多个农村地区调查，几乎每个地区都有地下邪教的快速传播。用我个人的调查感受来说，地下邪教传播速度之快，其后果之严重，用任何词汇来形容都不为过。

（贺雪峰 刘燕舞）

第四篇：盗窃犯罪悔过书(共9篇)

篇一：尹春燕的悔过书 尹春燕的悔过书

原任职务：湖南省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系株洲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县级二级机构)处长

触犯罪名：受贿罪

判决结果：2012年1月17日，法院判处尹春燕有期徒刑八年。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写下一句著名的格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 在历史之中，人生是短暂的；在人的一生中，过去的每一年、每一天也是短暂的。在星空之下，人是渺小的；在道德法律面前，任何猥琐、违法犯罪行为都无法遁形。

这些天来，我为自己在任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处长以来与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不正当经济往来深感后悔、愧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大家都这样’的想法，泯灭了我心中对法律的敬畏”

记得当年我怀着一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豪情，选学了法律专业。1991年大学毕业后，我到湖南省株洲市房地产管理局法制科工作。从科员、副科长到科长，我深受组织的信任和栽培。在这期间，1998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法学院研究生。2001年，我任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以下简称产权处)主任，同年取得法学硕士学位。

产权处受房产局委托，履行房屋交易登记、市场管理、测量、租赁、档案管理等最基础、最核心的行政职能。在我的带领下，产权处的管理工作逐步规范，在全省乃至全国，株洲市的房屋登记工作都受到业内注目。我本人也非常热爱并认真钻研权属市场管理业务，作为业内专家参与了住建部起草、修改行政规章《房屋登记办法》、《房屋登记簿管理办法》等。

我的家庭条件不错，而且每年我都会外出讲学，出书的报酬也有不少，因此，对钱我并不看重，也无所谓，更不讲究吃穿。但是有些房地产开发企业送到我办公室或家里的现金，我确曾收下了。

我是学法律的，知道受贿是触犯法律并被定罪判刑的，但是当时太不把它当回事，开始随波逐流。

“自己一上三楼就曝了光，污浊之处一览无余”

人年轻时都是在用加法生活，但是到了一定的层次，要学会用减法生活。如果心灵被所得堆满，最后就会累于得，尤其是违法所得。我现在不仅心累，而且内心被赎罪、愧疚充满。这几天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思考了很多。想起丰子恺说过，人生可以看做“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过好，锦衣不愁，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样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玩玩，或者就久居在这里。这是专心学术或者科研、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间也有很多，即所谓的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等。最后，还有些人脚力好，就会爬上三层楼去看看，探索人生的究竟。

我深入剖析了自己的灵魂生活，认为自己一上三楼就曝了光，污浊之处一览无余：一是自认为是学法律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强，其实这是在蔑视法律，最终一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二是自己想往知识分子这层靠，其实动不动就被一些有目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拉入第一层，抵挡不住物质和金钱的诱惑，有污知识分子的形象。三是不义之财不可得，如果凭自己正常的收入，满足第一层物质生活是完全可以的，至多让人觉得你层次不高。

权力是柄双刃剑，握不好就会害得自己鲜血淋漓。诚然，开始我们一班人带着产权处全体干部职工确实是想做事，也做成了事。在受房产局委托负责管理产权处下属的株洲市房地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公司)时，我肯定了担保公司以房屋吞吐形式借贷取得高息的做法。虽然固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但当时《放贷人条例》未出台，这种擦边球打得惊险，还擦得自己沾上了污点，收受了贷款企业的贿赂。每笔业务基本上都是担保公司联系好了我就签字的，并不为自己求得什么，但是人家给了我也就收了，有些心安理得。

担保公司现在年收入1200多万元，规模和业绩在全国也很有影响。我们的初衷是为了单位利益，为了把工作做好，但是揭开光环，发现里面存在很多问题，让人惋惜。因为我的决策，也害了我的下属。如果我当初不同意以房屋吞吐形式贷款，不尝试这种不规范的经营方式，就不可能出现后面的违法犯罪现象。

“在人生的第三个20年之初就出了事”

我看过不少不廉洁自律的反面教材，他们一开始或有功或清白，放松了警惕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深陷泥沼不能自拔，最终走上自我灭亡的不归之路。我感谢组织对我的问题展开调查，让我有时间好好反思自己，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往不归路走去。

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其他人有求于我，无非是看重我手中的权力，或是为了贷款，或是为了登记或办事方便，或是为了让我帮忙进人或提拔，目的性、功利性一览无余。我利用手里的权力，为他们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们的钱物，已经构成犯罪。我有负父母、学校、组织的培养，有负职工、群众对我的信任。

第三个20年，是从人生顶峰走向成熟，再回归到起点的过程。

我今年42岁，还是做事的时候，在这一阶段之初就出了事犯了法，于我不一定是坏事。我认真思考了自己的所有问题，决心不管组织怎样处理都要接受并积极配合。

篇二：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忏悔录列入反腐“任务清单”

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2015-03-25）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头版新闻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李劲峰、陈尚营、李斌)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

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

悔过书的三大类型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

按照作者的核心心理诉求,悔过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博取同情型。

据基层纪检干部介绍,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难的过去剖白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也在不少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心理。高调表功型。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

告诫建议型。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历,提出建议告诫后人。

写悔过书三大心态

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害怕被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贪污受贿金额超过1200万元。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处于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

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宽大处理避免进入司法程序。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反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只恨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认受贿。

谨防“投机性悔过”

悔过书的公开警示教育功能作用,在纪检系统也一直备受重视。

“用好忏悔录这个反面教材,通过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自悔自新,现身说法,将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

江苏省委在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提及,在省委全会印发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13名省管干部悔过书,以案明纪,引导领导干部引以为鉴、吸取教训。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 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

篇三：检讨书 检讨书

尊敬的收我暖手宝的人：

我这种只顾维护自身生命健康权，而忽视了各位宿管利益和荣誉的行为，是非常错误的。虽然国家法律规定公民依法享有生命健康权，有权依法享有的生命安全不被非法剥夺、危害，有权依法保护自己身体各器官、机能安全，但是通过仔细研究《南京审计学院学生手册》和《南京审计学院宿舍管理规定》等相关资料，并没有找到有关维护学生生命健康的条款，只找到了截然相反的一条：“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

腊月的南京可谓寒气逼人了。虽然还没有向北方一样飘落瑞雪，可窗上的冰花足以诉说寒冬的肃杀。南京是大河沿岸的城市，高空气湿度和对流风导致该城市比同纬度的其他城市气温低5-6摄氏度，与中国华北地区温度大致相当。但是，由于南方没有类似于北方的集中供暖系统，导致习惯了北方室温的我无法忍受这种严寒，生命受到了极大威胁。专家指出，长期受冻会导致严重的关节炎和寒湿性腰痛，严重的甚至会影响肝肾机能，破坏人体的生殖系统。从两个礼拜之前开始，我的手脚受冻后出现了发红、痒、痛等症状。通过咨询医生，我了解到这是季节性过敏的症状。严重可能导致冻疮、溃烂。经过考虑，我为了维护自身身体健康，自觉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弘扬法律精神，我选择了购买暖手宝来缓解病情。几天前，我发现放在床上的被盗。报警之后，最终发现暖手宝在宿管处。通过研究学生手册，我发现找不到条款索回该暖手宝。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今天，楼下甚至发出通知，要求我进行检讨。

比天气更寒冷的，是人心。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我引用这句话并不是说请求宿管体谅我的难处，而是说我应该牺牲自身利益，努力维护宿管工作的正常进行，为和谐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通过宿管收取暖手宝，有利于促进宿管收入增加，刺激消费，进而反作用于生产。同时，宿管收取暖手宝将导致暖手宝需求量扩大，刺激商业发展、城市繁荣，最终为提高gdp总值、促进国家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根据我的调查，国家2008年的最新标准规定“大功率用电器”是指电功率>300w的用电器。而标准暖手宝的电功率是70w。

关于发现暖手宝丢失后报警这件事，我也有很大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盗窃罪的定义是：在未得到他人许可的情况下，以自以为不会被他人及时发觉或者及时维护的方式取得财物或其他物质的行为。由于宿管获得暖手宝后未与我说明，而且涉案暖手宝此时正由宿管持有，我错误的认为该行为构成盗窃罪。但是，通过研究学生手册，我未发现有明确条款指出中国法律适用于宿管阿姨。

学校给出的官方解释是：禁止使用暖手宝的理由是避免宿舍电路过载，杜绝安全隐患。不过我并不知道连几个暖手宝都禁不住的电路是怎么通过国家安全标准的，也想不通我们交这么贵的住宿费，却被安排住进连人体正常生理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的残破宿舍，学校领导人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战胜了内心的愧疚而存活于世。

篇四：保安偷盗电脑的检讨书 保安偷盗电脑的检讨书

尊敬的工厂领导：

面对我这种作奸犯科的错误，我感到无比的羞愧。

可是此次错误我恰恰是监守自盗的错误行为，我的行为是触犯了法律，违反了工厂规章制度的。身为一名保安，我自身存在这样的行为，实在是非常可恶与可怕的。

第一，个人没有清晰完全的法律意识，自身品德修养不足，自身缺乏控制能力。

第二，对于偷盗这等罪恶行为没有清晰的意识，没有厌恶罪恶，最终导致我犯了这样的错误。

第三，贪恋与自私自利的思想在心中滋长。

总的来说，我知道错了，以上就是我的反省。现在，我表示愿意承担这次错误的责任，我愿意付出代价，赔偿工厂损失。

此致!篇五：盘点落马官员悔过书 刘志军哭诉张曙光表功 盘点落马官员悔过书 刘志军哭诉张曙光表功 2014年07月03日03:15 第一财经日报 王培霖

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反腐力量的加大，以及众多贪官的查处，落马之后和贪污腐败有关的忏悔，也几乎成为多数落马官员必做的动作，甚至去年被查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也已经写了一份悔过书，并成为其他地方党政官员的学习材料。

既然是贪，就和钱脱不开干系。

除了心里不平衡，这也和贪官们所处的充满诱惑的环境有关系。

从2002年至2011年初，李日亮在收受贿赂、权钱交易的犯罪道路上走过了9个年头，最终在2011年8月初的一天因举报而事发，他回忆说：“反思自己陷入受贿犯罪的漩涡、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都是权力惹的祸。” “随着职位的升迁，自己耳濡目染一些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后，思想上渐渐发生了变化，直至发展到收受他人贿赂。

悔过书六类型

对于腐败官员的忏悔，有时候也会被拿出来让在任官员进行反思。

据人民网披露和分析，贪官忏悔分为三个时间段：“双规”、庭审和入狱后。“双规”阶段，问题官员希望以忏悔逃过司法，而到了司法审理阶段，则是先忏悔后翻供屡有发生。

(原标题：落马官员的六种类型悔过书)篇六：“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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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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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志

在奥古斯丁那里，“我忏悔故我在”，落马官员们把它转化为，“我忏悔故我的政治命运可能还在”。

是的，这是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的悔过书。

日前，有媒体报道提及，至少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其中，近六成人发表自己的贪腐史，剖析个人贪腐原因；有14人“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

分析之一：高频词汇同质化 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托尔斯泰这样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图片已关闭显示，点此查看

但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

浏览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你总能发现，他们坠入深渊，要么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要么是在“金钱（或者美色）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脱离了组织生活”，“法律意识淡薄”。

此外，信仰、纪律、底线、廉洁、信念，这些词汇更是信手拈来。这些饱含德化色彩的词汇和概念，官员在位讲，落马也讲，在源头上，它发轫于党纪党规的思维模式。

2012年03月23日，湖北黄石的《东楚晚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刊登了一份当地落马官员袁小安撰写的“悔过书”，一时成为网络热点。不过，该报电子版很快就删除了头版内容。官员忏悔在词汇使用上的同质，还不止于此。正如媒体盘点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落马官员钟爱的开头，比如，原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

分析之二：八股体例套路化 “忏悔体”的套路化，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还体现在悔过书的谋篇布局上。

第一部分，落马官员通常会“痛说革命家史”，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讲起。如果不是“农民的儿子”，那也无碍，有一个凄苦的经历，也够了。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当庭忏悔时，就强调自己的孤儿经历。

有的官员被剥脱了政治生命，有的甚至剥脱了“同志籍”，这些官员“向何处去”？自述家史的艰辛，在这里，有一种回归底层的意味。回不回得去，群众接受不接受，另当别论，动机摆在那里，姿态已到位。

道尽艰辛，忏悔往往进入第二层面。如何丢掉信仰，如何“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各个位置上怎样贪污腐败堕落，吃拿卡要，收了谁的钱，竹筒倒豆子地讲出来。理论上，悔过书中有没有这些内容，事实都会被严查，写进判决，对外公开。用媒体的话来讲，“痛说革命家史”之后，往往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忏悔就要道歉，向谁道歉，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对不起“党和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领导的信任”，欺骗了“群众的感情”。

从过去讲到现在和未来，以时间为轴，官员忏悔完成了毫无保留的“交心”。

分析之三：忏悔模板标准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文本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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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身××（可以是“农民的儿子”，可以出身贫寒??），从小××（吃苦耐劳的成长史一定要再现），经过××努力，成为公务员?? 担任××以后，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或者“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廉政词汇要活学活用，大谈信仰丢失准没错）??先后收了××（谁）的××（多少钱）??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或者领导，或者组织），我××后悔（形容词要用得浮夸，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今后，我一定××?? 2007年7月11日，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张绍仓当庭悔过，然而记者发现，其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悔过书有几处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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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忏悔是出奇地容易，且随时进行，尽管它是廉价的。

夹带私货的手法，不限于“农民的儿子”开头。比如，张曙光在二审的忏悔中说道，“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2014年10月17日，张曙光及其辩护人表示，他为中国铁路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该为中国铁道、为中国梦做更多的贡献，但是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学习”。“更多的贡献”是无法兑现了，但“现有的贡献”却通过它的忏悔之口说出来。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就表示，“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天天写，每天给你们写一幅。”姿态低入尘埃，软磨硬泡，只求保住性命。

将忏悔战术玩到极致的，上述这些人还不算。忏悔功利化，也是个官场战术的问题，官员落马后依旧将这套战术用得游刃有余者，当属成克杰。

落马官员在忏悔时，战术运用不止于此，比如有的官员深度不够、字数来凑，有的官员将责任推到“亲戚朋友”，有的官员避重就轻，怪组织没提醒?? 无法真正忏悔的贪腐官员

现在见诸网络的官员忏悔录，其实远不止上述媒体盘点的53篇。仅仅《检察日报》的贪官忏悔录栏目，从2006年连载至今，已有数百篇。忏悔的滥觞，以及格式化的写作模式，也说明忏悔的警示后人的功能，并没有如预期般起作用。

这些动辄悔不当初、声泪俱下的落马官员，其实没有学会过忏悔。在位时，他们被官场话语和思维模式所浸淫，讲话靠秘书写稿，一旦身陷囹圄，那套日常挂在嘴边的廉政用语和思维得到了接续，但是忏悔却得亲力亲为。

家的时候，都不走大路，都串胡同，跟我说这样近，做人要学会走捷径”。

专栏作者王书亚曾这样写道，当奥古斯丁说到忏悔时，包含着类似法庭审判的场景。这场景有三个因素，一是有审判者，他倾听、问责，并施恩赦免；二是场景的透明性。人可以审判人的行为，但人不知道人的心。

落马官员的忏悔，在这三个层面都存在着缺席。在审判者意义上，官员的忏悔，通常是面向党和人民这样的大词，更功利者，直接面向决定他命运的组织，对组织说话，恳求组织的宽宏大量，而非对那些被权力伤害的人。

之于透明性层面，同样如此。

篇七：贪官的悔过书：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 贪官的悔过书：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 2011年12月13日 09:26:47 来源： 检察日报

新华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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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钱不情愿，想交代又不敢，江苏启东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沈和新受贿后恐慌不安——

忏悔人：沈和新

原任职务：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触犯罪名：贪污罪、受贿罪

随着手中权力的增大贪欲逐渐增强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兄弟姐妹四个，我是家里老大。我15岁那年父亲生病，21岁那年父亲病故，母亲把我们抚养长大成家。

1992年，我入了党。我先后担任过启东市聚南乡党委书记、王鲍镇党委书记、启东市计经委副主任，从2004年起任启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2007年7月任启东市人大常委会督导员。

但是，我因为忙于工作而放松了学习，进而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

在三种心态的驱使下滑向犯罪深渊

分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时的心态，归纳起来有三种：

二是失衡心态。我在上世纪80年代就经商办企业，起步比别人早，规模比别人大。可是从政以后，自己手里的企业没有了，手里的钱也不如人家多了，尤其是这几年有的人通过搞房地产赚得盆满钵满。

三是崇尚权力的心态。当年我在办企业的时候，经常遇到办事得要表示表示的潜规则。印象最深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为办理进出口经营方面的事情，我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

上述三种心态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交织的，有时同时存在。不如原来办企业做一个订单。

这些年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8年多来，我的内心一直充满着矛盾和纠结，把受贿的钱退还给人家，自己心里不愿意;向组织主动交代问题，自己又不敢。因此，这些年，我是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我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现在总结起来有三点教训：第一，不要耍小聪明，心存侥幸。为了表白自己的清正廉洁，我把逢年过节收受的一些为数不多的小额钱财上交廉政账户，以此掩盖收受巨额贿赂的犯罪事实;抢在组织审查自己的问题之前，与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第二，在组织查处自己的问题时，不应该避重就轻。第三，在自己的错误面前，不应该患得患失、怕这怕那。一个人既然已经做了错事、犯了错误，就要敢于承担责任，勇于改正错误。

篇八：检讨书 检 讨 书

我怀着无比愧疚和遗憾的心情向组织递交这份工作失职的检讨书。由于今年6月份在市局半年执法质量考评中我所办理的xxx盗窃案和xxx吸食毒品案在网上交叉评比中被发现程序不规范和社区戒毒起算日期错误的问题后被市局通报批评，此次通报给我局脸上抹了黑，蒙了羞，这次案件质量问题使我不仅感到耻辱，重要的是给我局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使我局因此而蒙羞，拖了我局的后腿，更重要的是愧对局党委对我的信任，愧对领导的关心。

造成我所出现案件执法质量的原因：

我作为所长，在部署工作上，要求多，具体落实抓得不够，跟踪监督不到位，没有做到每个案卷亲自把关，心存侥幸心理，执法办案“五级审批”流于形式。

针对以上问题，今后我所将着力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我们深知局党委的严格要求，既是规范民警的行为，更是对民警自身的保护，用心良苦。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会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从细节做起，规范内部管理，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学习培训，提高民警法律素质和执法水平，使我单位的执法质量明显提升，全盘工作更进一步。

ｘｘｘ

年 月 日

篇九：检讨书 尊敬的公司领导 检讨书

尊敬的公司领导： 您们好！内心欲望的花花世界通常将人们本身发自内心深处的那些原则和理性蒙

行自我检讨才能将造成错误的面纱掀开，才得以体现真正的根源实质，才不致于

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靠的是大家来共同维护建立起来的，而我自己这次却犯了

环境下，对于一名合格的公司职员，不触犯规定，不违反纪律，做好自己的事是

一项最基本的责任，也是最基本的义务。

对不堪承受的经济负担，竟不懂在特殊时期调控焦虑情绪，一时见利心动，更显

让公司形象受损，还给全队上下不懈努力，尽职尽责换来的工作业绩抹了黑，丢

对于这一切我还将进一步深入总结，深刻反省，恳请领导相信我能够记取教训、经很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督。

相信领导看到我这个检讨，可以知道我对这次事件有很深刻的悔过态度，相信

我的悔过之心，我的行为不是向法律进行挑战，是自己的一时失足，希望领导可

同时，我也要以我的亲身经历作为反面教材，向其他同事进行警示，使大家都

第五篇：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犯罪情况、危害及对策

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犯罪情况、危害及对策免费文秘网免费公文网

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犯罪情况、危害及对策2010-06-29 18:21:28免费文秘网免费公文网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犯罪情况、危害及对策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犯罪情况、危害及对策(2)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犯罪情况、危害及对策

近年来，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在我市呈上升趋势，每年以8%-12%的速度攀升，仅去年全市就办理此类案件41件54人。涉案金额虽然不大，平均到每个犯罪嫌疑人也就1万多元，但因其涉及最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其危害程度是相当大的。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今

天，基层党组织廉政建设问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一、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情况

我们对近两年来我市办理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梳理研究，纵观这些案件，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情况可见一斑。

1、经济问题。

在部分地区，村委会掌握着很大一笔集体资金，如村提留款、农副业收入、村办企业利润留成、罚款收入等等，同时控制着土地承包款、国家的救灾和扶贫款、土地税，公益事业捐赠等资金的使用。少数村干部私欲膨胀，利用职权，在财务上弄虚作假，贪污挪用，主要表现为：在收费环节做手脚。有的村村干部向农民收款无正式收据，以白条代替发票，不少收费不入帐或少入帐，从中截留侵吞，以”加班费”、”误工费”等名目乱发补贴，自己”奖”自己。如沿河村96

年至2003年的白条占支出总数的53％，徐河桥村已1年半没建账，党支部3名成员私分交通局建电站占地款，偷发工资2万元，单从账面上无从发现犯罪痕迹；少数村干部在国家规定上交税费的基础上层层加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将这部分非法资金转入”小金库”，私设帐外帐，供极少数村委会干部挥霍，如菜园村虽未更换过会计但就有4套帐，各套帐之间又相互牵连，村属企业帐目与村财务“互通有无”，管理混乱，形成了很多的呆帐、无头帐，会计从中大钻空子，利用重复记帐的方法肆意侵占公款；虚报冒领，向国家资金伸手，极少数村委会干部不仅把平时个人请客送礼、接客招待的费用设法变换为公务招待公费报销，自用自批自报，有的还在上报的统计数字上造假，涉及到扶贫款，救济款就会想方设法多要、多报、少发，乘机发困难财，为自己捞好处。

2、滥用职权。

1、村干部虽然不是国家干部，但因其

处在国家政权的最基层，全面管理辖区村务，同时受政府委托，行使部分行政管理权，如代征，代缴税金，发放扶贫救济款，计划生育管理等，权力不小。受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少数村干部把权力作为资本与群众搞等价交换，在土地开发利用、审批村民建房用地、建筑工程发包、村级企业承包等项目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如北市区梁庄村书记、村长、会计3人私自将本村征地款60万挪用给他人，收取好处费3万元。又如刘家营村在签订打井合同时公开招标流于形式，书记、村长从中收受贿赂2万元；有的不在其职权范围内，就以去上级部门为其打通关节为名，公开向群众索要财物。更有甚者在审批二胎指标上也大肆索贿，不给好处不办事，如某村主任肖某在任职期间无视国家的政策、法规，公开倒卖计划生育指标，每个指标卖2000元至3000元，只要有钱交罚款或向其行贿，就可以多生、超生，在村里，超生户比比皆是。

3、违反政策构成犯罪。

少数村干部利用集体公款给乡镇领导，甚至更高一级的领导送礼，美其名曰”为父老乡亲致富跑跑路子”，实则为自己找门子、跑关系，甚至为自己建关系网、树保护伞，以此”壮胆”，办起事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不仅在职期间个人及亲属办事方便，而且为自己下台留后手。如某村支书刘某，任职期间，以为”村办企业跑销路”的名义用集体公款向乡领导及企业局负责人大肆行贿，寻求靠山，铺路子。刘某卸任后，利用企业改制的政策，将该村办企业廉价收购，依靠任职期间用集体公款疏通的关系，很快成为村里的”爆发户”。

二、危害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民群体的同时，派生出一个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村官”群体，而这个群体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农业社会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如果这个群体出了问题，其带来的社会危害则是十分巨大的。日前，人民

网称“村官腐败”正在打造“腐败航母”，应是媒体向社会发出的一个言之成理且言而有据的警示，也反映出了人民群众对农村基层组织犯罪频发的现状产生的担忧。

1、“村官腐败”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老百姓打交道最多的是广大农村基层组织中的党员干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些人就是党和政府的代言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农村基层组织腐败行为严重违背党和政府向人民群众郑重承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勤政廉政、扎实践行‘三个代表’”的誓言，使党和政府陷入言而无信、欺骗愚弄群众的地步，导致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在贯彻落实中走了样，动摇党和政府对农村和农业工作的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