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市完善信访机制化解矛盾纠纷纪实

第一篇：榆林市完善信访机制化解矛盾纠纷纪实

榆林市完善信访机制化解矛盾纠纷纪实

信访，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信访制度，作为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权利救济制度，在改革开放的30年的大潮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在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群众上访反映问题是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是党和政府的责任。

满头银发的张克平老人今年已经80岁高龄，多年来她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这是因为她上访了30年的疑难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有些人说我讹诈政府，我就接受不了，必须讨个说法。”张克平说，“榆林市信访干部经过调查核实，能正确对待群众反映的问题，实事求是，说出的话令人信服，解决了群众的实际问题，树立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张克平反映的问题是，在1966年的社教运动中，政府将她家祖上留下的两处房产没收，其中有榆林市镇川镇南关一处四合院18间房子、6孔窑洞等，以及榆林市区南大街一处带有5间铺面的29间房子。在改革开放后，落实私房政策时只给退还了一部分。为此，张克平走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2009年7月，在榆林市、榆阳区两级信访机构经过反复研究，做了大量的劝说、协调工作后，终于得到圆满的结果。“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不是一句口号，关心群众疾苦，切实解决上访者实际问题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工作。”榆林市市长助理、市信访局局长任怀业说。

近年来，随着榆林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因政策落实、征地补偿、资源开发、劳动与社会保障、企业改制、农村问题、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退伍军人安置、涉法涉诉等问题引发大量矛盾纠纷，全市信访总量持续增长，群众来市上访量从2005年的9806人次，上升到2009年的18886人次。面对严峻的信访形势，如何建立和完善解决实际问题的信访工作长效机制迫在眉睫。

“十一五”以来，榆林市信访联席办坚持建立和完善各项信访工作长效机制，不断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注重夯实基层，一手抓解决问题，一手抓依法规范信访秩序，扎实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信访积案化解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全市信访形势持续好转，有力地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密切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实现了抓信访、保稳定、促发展的目标。群众进京非正常访从2006年的196人次下降到2010年的47人次，赴省集体访从2006年的70批1724人次下降到2010年的33批513人次。作为全市信访工作的主导部门，榆林市信访局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赢得上访群众的理解和信任，有效地化解了访民心中的积怨，一面面锦旗、一块块牌匾表达着人民群众对信访干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

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制度的健全是推动各项工作进展的有力保障。榆林市信访联席办按照有牌子、有人员、有台账、有制度的“四有”要求，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矛盾排查化解机制。健全市、县、乡、村四级排查化解工作网络，重点加强基层矛盾纠纷调处网络建设，切实发挥其在信访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以块为主、条块结合,全覆盖、无疏漏的大排查网络。

全市各乡镇、街道办都成立了由镇党委领导，驻地综治办、司法所、信访办、派出所等单位负责人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各村、居委会成立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小组，设立了信息联络员。市直涉访单位，也都建立了相应机构，由一名副职主管，配备专门工作人员协调处理本部门信访问题和及时报送信息。加大矛盾纠纷排查考核力度，逐月对来访和排查进行核对，凡出现来市到省进京上访而县区未在事先排查报送的，一一记录在案，在考核中予以扣分，有效防止漏报、瞒报。

完善排查、登记、报送、会商交办各项制度。对已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进行梳理，重大事项以市委办、政府办或联席办名义发文，确定包案领导，落实责任单位，责令限期解决。把排查、报告、化解、稳控的责任落实到具体人，有效防止责任不清、任务不明。2009年以来，榆林市信访联席办共排查出较大矛

盾纠纷448件，其中农村土地征用类57件，城镇房屋拆迁类13件，国企改制类30件，涉法涉诉类43件，复退军人问题15件，劳动社会保障问题73件，环境保护类5件，干部作风类30件，其他160件。已化解412件，化解率为92％。各县区联席办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982件，排查率达到98％以上，绝大多数矛盾纠纷都能够在基层得到化解。

建立信息汇集分析机制。以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络为基础，构建多层次、多方位的信息报送网络，保证了信息传递渠道畅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上信访将成为群众上访新的重要渠道。榆林市信访局和全国信访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建成外网网站，综合开发利用信访信息资源。从群众来信来访中筛选、整理、总结具有超前性、前瞻性的信息，以摘报和信访信息的形式及时报送，供各级领导决策参考。同时，就重大信访问题提出建议，及时推广各县区好的经验做法。

完善督查工作机制。榆林市成立了由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信访部门组织实施，维稳办、行政效能办、市委督查室、政府督查室以及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信访督查工作机制。2008年5月14日，榆林市委常委会又决定为市信访局增设督查科。各县区也成立了相应工作机构，定边、横山、榆阳等县区还配备了正科级督查专员，以进一步加强督查督办力量，对重点信访案件进行跟踪督查。

经过不断探索和研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09年，由榆林市信访局起草，经榆林市委常委会研究，并以市委办、市政府办名义下发五项重要制度性文件，分别是：《关于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关于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约访群众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关于建立健全信访劝返稳控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关于建立健全信访工作督查督办长效机制的意见》、《关于建立信访工作考核考评长效机制的意见》。围绕着这些核心制度，榆林市信访联席办、市信访局又进一步制订了具体的操作运行办法和实施细则，健全和完善了以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为基础、以领导接访下访包案为措施、以劝返稳控为弥补、以督查督办为抓手、以考核考评为动力、以责任追究为压力，各项常规工作有章可循，权责明确，紧急事件快速应对、安排合理的制度体系。为全市信访工作有序、稳健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积极落实六项保障措施

2007年11月，榆林市委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全市信访工作，形成了常委会会议纪要，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实施意见》指导性文件。会议通过了加强信访工作的六项重要保障措施：一是为市信访局配备两名正县级督查专员，强化督查处理重大信访问题的职能；二是各县区信访局长统一由县长助理兼任，便于工作协调；三是市财政设立200万元突发事件应急基金和信访救助基金，由市信访联席办审核认为应该给予帮助的，确定救济数额后，市财政局拨付到基层相关部门，用于解决信访疑难案件；四是保证信访业务经费，南六县按所辖区人口每人1.5元预算，北六县按每人2元预算；五是建立信访工作全面考核制度，对年终考核倒数第一，且进京、赴省访、中省案件未完成控制指标或发生重大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六是明确市、县区两级信访工作机构统一设为行政机构，所有信访工作人员全部纳入公务员序列。各县区均召开了专项会议研究相关事宜，保障措施逐步落实到位。

认真开展领导干部下访和县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

2008年“6·28”会议之后，榆林市根据中省会议精神，迅速启动了各级领导干部下访和县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榆林市信访联席办要求各县区、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人人都要参与到大接访活动中来，主要领导要首先作出表率，做到“四个一”，即每月至少主持一次矛盾纠纷排查分析会，参加一次接访活动，化解处理一个信访突出问题，督办一次工作进展，并带动本辖区、本部门全体领导干部，全面落实党政领导阅批群众来信、接待群众来访、包案处理信访疑难问题和下访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等工作制度。

在大接访期间，榆林市委书记李金柱、市长胡志强分别就该市中央立案的榆林市第二毛纺厂改制、榆阳区居民尉迟达侠私房改造的问题，以及省上立案的复员军人安置等问题进行了多次接访，现场解决了许多问题。各县区委书记带头接访，通过开门接访、主动约访、深入下访、跟踪回访等形式，主动走到群众中去，使很多积累多年的疑难问题得到解决。

榆阳区离休干部魏某反映的问题是，在城内李学士上巷20号有他祖产院落一处，70年代初先后被政府强行指定给王礼、卢士祥两家修建并无偿占用面积共362.19平方米。现要求政府给予退还原物或经济补偿。

经工作组调查，魏某多年上访反映宅基地被侵占的问题情况属实。榆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政才负责接手此信访案件后，主动与上访人约访，并责成有关部门处理此案问题应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给予妥善处理。根据中、省、市有关政策规定精神，处理此类问题应给予退还原物或经济补偿。鉴于上访人宅基地被王、卢侵占是政府行为所致，加之两家已居住多年，且有的房屋进行了翻修的实际，他们又不同程度的办理了相关手续，现退还原物难度很大。依据榆林市国土资源局估价所的估价报告结果，通过协商由政府一次性给予魏家经济补偿，共计总地价1068190.00元。至此，一个时间长达近20年之久的信访积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2003年，佳县朱家洼村民高巧英之子万喜耀与吕改生之子何小飞因套兔发生纠纷，继而厮打致何小飞死亡。经陕西省高级法院二审，判处万喜耀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对此，受害人家属认为量刑过轻，多次进京上访，并将何小飞的死体抬放在高巧英家中，致使高家也被迫上访。榆林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杨树业得知情况后，迅速召集涉法、涉诉相关部门领导成立专案协调组，研究案件处理办法，并接待了双方当事人，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经过大量的法理、情理等多方面的说服劝导，最终双方相互达成谅解。被告人家属向受害人家属赔偿经济损失1万元，佳县信访局对受害人家属给予适当的困难救助，受害人家属主动掩埋了尸体，双方均保证不再上访。

榆阳区退休教师马志勇反映的文革期间其祖父金银玉器被查抄一案，多年来得不到解决，马志勇不断上访。时任市委常委、榆阳区区委书记刘汉利（现任榆林市政协主席）召集相关部门，主动约见上访人解决问题。按照政策依据和档案记载，在确认事实后，经过反复协商，对上访人进行了合理的补偿，上访人十分满意。

神木县华能电厂新建煤矿，在开挖过程中给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又不肯兑现承诺的补偿款，引起群众不满，形成群体上访事件。时任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现任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了解案情后，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现场，从政策、法律、情理等几方面给双方做思想工作，终于促使双方当场达成协议，握手言和。

米脂县农民申马则，文革期间被错判为反革命罪，服刑15年后改判无罪。根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定，其要求赔偿15年冤狱费8万元的问题不能通过司法渠道解决，上访人多年来不断在各级上访。在大接访过程中，包案领导时任米脂县委副书记王乃延和米脂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张生贤先后三次到上访人家中座谈，一方面真诚开导，一方面积极解决其反映的问题。了解到上访人的生活困难，通过多方努力，向其提供了58074元救助款，申马则深受感动，表示从此息诉罢访。

2008年，榆林市各县区在大接访活动中接待群众来访1101批，涉及13616人次，当场解决287批，确定领导包案492批，落实责任单位322批。其中县委书记、县长接待413批，涉及5432人次。

妥善化解矛盾纠纷着力破解信访难题

在大量的信访案件中，最棘手的就是历史遗留问题，由于此类案件时间跨度大，往往是几十年前的事件，调查取证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策的逐步调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以及物价的上涨等诸多原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很难和上访者的诉求达成共识，最终形成积案。

为此，榆林市联席办将2009年定位为“积案清理年”。除按时报结本年度中省交办的全部案件外，以历史遗留问题和三跨三分离案件为攻坚重点。对排查出的问题，因案施策、对症下药，转变思路，创

新举措，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大力开展积案清理活动。对带有政策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集中研究、综合施治，彻底解决了一批信访老案。

榆阳区尉迟达侠、张克平、马志勇等老上访户反映的历史遗留案件，过去挤牙膏式一点点研究解决，一直不能息诉罢访，反而使上访人要求越来越高。2009年榆林市对个体访政策适度放宽，两级信访联席办一个口径做工作，两级政府拿出上百万元一次性解决了这些遗留积案。

榆林市信访联席办规定，对上级交办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中梳理出来的重点案件，都要实行一个案件、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包到底的“五个一”责任制。严格落实“五包措施”，即包案领导要向市信访联席办全权负责案件的受理、办结和稳控等事宜。不仅要包解决问题，还要包沟通反馈、包思想工作、包息诉罢访、包稳控措施落实，除工作调动外，一包到底，不得换人。通过这个办法，使一些处理难度较大的钉子案、骨头案最终得到解决。对反映的问题有一定道理,但暂时不能解决的，主动说明情况，取得群众理解。

在具体问题的处理过程中，榆林市信访联席办本着以调解为主，多管齐下的方针，逐渐形成了一套“依法办事、兼顾情理、对症下药、多措并举”的办案思路，积极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相结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社会利益矛盾。

在处理涉法涉诉案件上，对诉讼能力和经济能力较差的当事人，建立了由信访和司法部门共同组建的信访法律援助制度，由市法律援助中心派出律师为其免费提供法律服务。司法机关判决没有实质问题，但办案过程中有瑕疵的，主动认错，取得理解。判决确有错误的，积极引导和帮助其通过再审渠道解决。执行不到位的，积极协调督促解决。赔偿方无赔偿能力，但受害方生活困难的情形，通过信访救助基金、民政救济、基层帮扶等多方力量协调解决。对已经处理到位，但上访人由于多年上访导致生活困难，思想上也有些转不过弯的案件，信访工作机构主动对上访人在生活上多加关心，适当放宽给其一定的经济和政策帮助。同在本市内的三跨三分离案件，由市联席办牵头协调解决。问题发生在外地的人案分离案件，榆林市信访联席办要求本地政府主动与事发地协商，寻求解决办法，使一些多年来因部门和地方之间、县区和县区之间，以及本地和外省区之间责任不清沉积下来的信访老案得到彻底解决。

清涧县老上访户袁保阳，因儿子在京打工期间坠楼死亡，对北京警方作出的自杀结论无法接受，多年来流浪北京，以捡拾破烂为生，不断上访讨说法。过去清涧县采取民政救济的办法给了不少帮助，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2009年该县转换了工作思路，由清涧县司法局局长带领法律援助工作组，赴京帮助协调解决，最终在北京西城区政法委的帮助下，使袁保阳得到30万元的补偿，终于圆满解决了这一问题。

严格督查督办严肃责任追究

加强督查督办。在原有的督查长效工作机制外，大接访期间，榆林市信访联席办为了进一步加大督查工作力度，从市委、市政府抽调120名干部组成16个工作组，由市级领导带队，深入各县区、各部门下访督办。督查重点是“五查五看”，即：查源头治理，看哪个部门，哪个县区上访量居高不下；查领导责任，看领导接待日有没有落在实处，包案领导有没有作为；查基层建设，看乡村矛盾纠纷化解机构有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查问题处理，看中省市交办的案件有没有按期结案；查依法处理，看对上访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有没有尽到责任。

严格考核考评。榆林市信访联席办确定以进京访、案件办理、重大突发事件处置、赴省访、来市访、班子建设、经费投入、领导接访、信件办理、信息化建设等10项信访主要考核指标，严格考核。对平时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在全市范围内予以通报，并列入扣分项目，计入年终考核。

强化责任追究。榆林市信访联席办规定凡出现50人以上赴省集体访和10人以上进京非正常上访的地方，一律实行责任倒查，严格进行责任追究。如出现影响全国、全省社会稳定大局的重大事件的,县区和部门主要领导要引咎辞职。

2008年以来，榆林市信访联席办多次对出现工作不负责任，导致出现进京非正常访、集体上访的单位和县区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特别是对于靖边县11名群众集体进京非访事件和绥德县27名群众

集体进京上访事件，进行了专门通报批评。先后针对横山、神木、府谷进京集体非正常上访事件在全市发了3次通报批评。并特别强调涉访县区要对此进行责任倒查。县区主要领导也对有关乡镇党政主要领导进行了诫勉谈话。2009年6月15日，横山县殿市镇发生一批10人次集体非正常访事件，省市领导亲自过问，责令横山县进行责任倒查。横山县纪检委按照规定就地免除了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的职务，包片领导和村干部也分别给予警告处分和严重警告处分。

全力推进信访联合接待大厅建设

2009年底，陕西省将榆林市确定为“一站式”联合接待大厅建设试点，榆林市立足市情工作实际，全力推进信访联合接待大厅建设，有效协调和解决了大量信访疑难问题，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同。

2009年10月，榆林市信访联席办组织市县信访局长和组织、人事、编办等部门分管领导，对沈阳市及沈河区信访大厅的运行模式、硬件配备、管理流程等进行了实地学习考察。考察学习受到榆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长胡志强在《学习考察报告》上批示要求认真学习“沈阳经验”，结合榆林市实际，拿出具体实施意见。市委书记李金柱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集体观看了沈阳模式纪录片，讨论通过了实施意见，决定以市联合接待大厅为龙头，以榆阳、靖边、米脂三个试点县区为重点，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进“沈阳模式”，实现全市信访工作模式的整体转变。

学习沈阳经验、建设信访大厅，不仅要搞好硬件设施、提供集中办公场所，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实质精髓、立足实际讲究实效。基于这种认识，榆林市将建设信访联合接待大厅作为全面加强信访工作的基础工程和取信于民的民心工程，强力启动，扎实推进。

为了有效解决长期以来榆林市政府信访集中接待场所向外租赁、面积狭小、设施陈旧、秩序混乱的问题，市上投资500余万元新建了信访大厅，总面积达1200平方米，设施齐备，配置超前。大厅分上下两层，近500平方米的接待厅冬暖夏凉，宽敞明亮，为上访人员专门设置了座椅、饮水处，能够一次性同时接待上访群众300多人，极大地提高了接待承载能力。

新改造的榆林市信访大厅全面实现了现代化办公，信访大厅工作人员每人配置一台电脑，打印、扫描、传真、音像采集、电子显示屏、服务器等设备一应俱全，完成了市县两级信访信息网络和政府政务网络对接。所有接访、办案和公文的流转均通过内网运行，市信访大厅与各县区信访大厅之间可以随时召开视频会议，为联合接待大厅各项工作高效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撑，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大大节约了办公经费。

为了能让信访大厅真正实现决策有权威、指挥有力度、运行有规范、调处有效率,榆林市委、市政府将信访大厅职能定位由原来以协调、接待为主，调整为“接待受理、直接调处、协调指导、监督查处”为一体的综合性办事机构。

信访大厅与市信访局合署办公，大厅主任由市长助理、信访局长兼任，副主任由信访局分管接待的副局长和四套班子副秘书长担任，下设管辖登记分流处、案件审查督办室、综合协调室等三个职能科室，具体负责登记分流、指挥协调、督查督办、信息报送、档案管理等日常事务管理。设立4个县区接待窗口和涉法涉诉、国土资源、住建执法、交通工信、农林民政、能源环保等6个部门接待窗口，并有2个县区13个部门入驻。其他业务量小、未进驻大厅的部门按照来访量的变化弹性安排，随叫随到。此外，在大厅候访区增设4个工作台，为来访群众提供茶水、问卷调查、资料发放、程序咨询等服务，让来访群众不出大厅就能得到专业的、终结性的答复，初步形成了“一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的信访工作模式。

信访大厅建立后，榆林市委组织部从进驻部门各选定一名业务素质强的副县级后备干部代表本单位进驻大厅。市信访局对每一位工作人员在上岗之前统一组织培训，定期进行法律法规、政策知识、道德规范专门培训。大厅接访人员统一制服，挂牌上岗。工作人员年终考核为优秀的干部，由信访大厅向组织部门提交考察报告，建议优先提拔使用。

信访大厅建立以来，首先把制度建设作为信访大厅高效运转的纲领，先后出台了《信访大厅主任例会制度》、《信访大厅组织规则》、《信访大厅管理规则》、《信访工作考核办法》、《关于建立信访工作责任追究长效机制的意见》等一系列管理规程，明确了信访大厅的职能职责，理顺了信访大厅的运行机制，将信访大厅建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轨道。为了进一步规范接谈、交办、督办工作程序，专门制定了《信访大厅工作细则》、《文明接访守则》、《职业道德规范》等工作规程，统一制作了格式化的来访登记表和信访事项交办单、督办单、责任追究建议单，形成了“一表三单”的工作流程，确保信访大厅各个环节顺畅运行。

为了真正使信访工作强基固本、实现市县两级信访机构的有效对接，榆林市规定，各县区必须在原有基础上新建或改建信访大厅，并要求各级财政在足额预算信访经费基础上，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增加信访专项经费。明确规定市级财政每年安排200万元信访基金，北六县不少于100万元、南六县不少于50万元，专项用于解决信访疑难问题。

榆林市信访大厅运行以来，累计接待来市上访群众45000多人次，妥善解决了尉迟达侠、张克平、袁保阳等一大批信访疑难积案。信访大厅在推动信访问题就地解决、增强干部群众互动互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过程中发挥出日益明显的重要作用。

（3）

第二篇：创新信访工作机制 努力化解矛盾纠纷

创新信访工作机制 努力化解矛盾纠纷

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张建宗

涉诉信访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人民法院处在处理矛盾纠纷的最前沿，信访压力大，维稳任务重。近年来，全市法院认真贯彻落实省委政法委、省高级法院和市委政法委会议精神，把有效化解涉诉信访积案作为人民法院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中心工作来抓，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各项制度，创新工作机制，靠实工作责任，狠抓工作落实，真情实意为民解忧困，使一大批疑难复杂和历史遗留的涉诉信访积案得到有效化解和妥善处理，为实现全市涉诉信访形势进一步好转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涉诉信访问题的现状。

自06年以来，全市法院连续开展了涉诉信访积案和重信重访案件的专项集中清理化解活动，一大批涉诉信访积案得到了有效化解，全市法院工作秩序、信访程序大有好转。2008年，全市法院共接待来访群众1155人（次），登记来信502件，同比分别下降34%和12%；2009年接待来访群众855人（次），登记来信301件，同比分别下降35%和16.7%。今年1-11月份接待来访群众580人次，登记来信143件，同比分别下降17.2%和18%。涉诉信访态势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是，仍有部分涉诉信访积案还没有得到有效化解，新的重信重访案件还在产生，个别已息诉的案件还在反复。

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正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特殊历史时期，这就使人民法院面临的信访形势更加严峻，担负的信访工作任务更加艰巨。一方面，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的政策和振兴经济政策的实施，推进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的深入，劳资、债务、投资分配，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流转、资源开发等方面矛盾纠纷会相应增加，人民法院民商事、行政、刑事案件将会上升；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预期和要求也进一步增强，个案裁判的社会传导效应和连锁反应，以及与社会稳定的关联度也会增加。这些都决定了全市法院维稳和涉诉信访工作，必将更加繁重和艰巨，责任更加重大。

二、涉诉信访问题多发的原因。

引起涉诉信访案件高位徘徊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涉诉信访案件处理无法可依。目前，对涉及人民法院的涉诉信访案件如何处理尚无成文法规，参照的是行政信访规范。参照行政信访制度处理涉诉信访问题，从另一方面打破了现行的法律规范，诉讼案件由二审终审演变成了三审终审。比如，中院作出的终审刑事、行政判决，只要一方当事人不服申诉，终审二字即时失效，重又进入中院复查、省院复核和终结的往复循环。有时即使判决正确的案件也不得不再行审查，直至信访人息诉罢访。如此，裁判至始至终无法得以终审，使各级法院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去复查，去做息诉罢访工作，这样即不利于维护法院的威信，也无法维护法律的尊严。

二是信访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与信访工作不相适应。目前法院信访干警年龄整体老化，知识结构普遍偏低，释法说理的能力不强，新的法律主体、新的法律关系、新的矛盾纠纷的不断出现，形成信访形势与信访干警的素质能力间的强烈反差，由于审判力量不足，抽不出业务知识比较全面，素质较高的中青年力量充实信访队伍，致使加强信访队伍建设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难以得到彻底解决。

三是信访工作的运行和考核机制有失科学。一些基层组织对信访工作的认识普遍存在误区，即使正当合法的群众来信来访都是认为是“不光彩”的事，在给整体工作抹黑，一味的堵、压、哄、骗，致使很多能通过基层调解就能解决的矛盾纠纷未得到及时化解处理，同时，信访工作“一票否决”使一些基层单位对信访工作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自身的主要职能，一到“敏感”时期，都要放下手头工作，全体动员反复排查、重点布防，抓稳控多、解决实际问题少，一些反映多年的问题被一年一年“稳控”下来，形成信访积案和矛盾纠纷涌入人民法院处理。尤其是“信访案件属地管辖”的规定，更使一些基层法院陷入既无权解决问题，又要承担信访稳控责任的极为尴尬的境地，从而使法院的涉诉信访工作走进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四是借机对历史问题翻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自中央下大力气、下大决心开展信访积案化解活动以来，一批疑难信访案件得以圆满化解，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些文革期间的历史老案的当事人亦加入到正常的信访中以图翻案。近年来，我院收到的从全国人大、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转来属此类申诉案件就有刘多元、乔修亮、裴树堂等一批在文革期间形成、文革后期审判的历史案件，这些信访人的诉求都是要以现行的法律去衡量当时的判决，并要求全案平反、赔偿损失。这些信访案件的办理目前无法可依，作驳回处理后当事人一直缠诉缠访。

五是法院裁判既判力不强引发涉诉信访。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所作出的生效裁判非经依法撤销就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现状是，同一性质的纠纷诉到不同法院，甚至不同合议庭，裁判结果可能不同。上下级法院、异地法院裁判各异的情况也客观存在，正是由于生效判决的既判力不强，适用法律不尽统一，以致当事人互不相让、各执已见，最终导致上访。如今年中政委交办的杨福元信访案，在信访人十多年来不断信访的压力下，三级法院前后经过7次审理、重审、再审，本案被告人由原判的故意伤害罪改判为故意杀人罪，由原来的有期徒刑改判为无期徒刑，但信访人至今未息诉罢访，反而更进一步提出判处被告死刑立即执行，赔偿400万元的不合理诉求。

六是低信访成本导致涉诉信访案件不断出现。民事诉讼法规定正常民商事案件需要缴纳诉讼费用，而走信访途径则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特是去年新《民诉法》颁布施行后，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民事案件可不经二审上诉直接进入上一级法院的信访申诉及再审程序，这就使很多群众择信“访”而非信“法”，以致二审法院信访量急剧增加，信访案件层出不穷。

三、涉诉信访问题解决的有效措施和办法。

根据院党组确定的“抓源头治理，控制信访总量；抓规范办理，提高信访案件办理质量；抓息诉罢访，强化信访案件的办理实效；抓无理访信访积案的消化解决，维护社会稳定和信访秩序”的工作方针和“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根本要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涉诉信访问题。

（一）提高办案质量，从源头上减少和避免涉诉信访。审判活动不仅要求法官做到实体处理公正、办案程序合法，而且要求法官司法行为规范，审判作风严谨，工作方法得当。一是严格遵循平等中立原则。在审判活动中，一些法官在开庭审理案件时言行不谨慎，甚至出现情绪倾向化现象，让当事人对法官产生司法不公的合理怀疑，有的甚至导致当事人与法官和法院产生对立情绪，从而造成既是公正的裁判也让当事人难以顺情顺理地接受，或不主动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进行无休止的上访缠诉。这种情况在我们受理的涉诉信访案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应始终高度重视树立法官平等中立的司法理念，始终把平等中立贯穿在审判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以此来赢得当事人的信任。二是重视和加强诉讼调解工作。我们在民商事案件的审理、执行中，普遍运用调解、和解、协调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近几年全市法院民商事一、二审案件的调撤率达都达到70%，调解案件的自动履行率达到92%以上。调解率和自动履行率的逐年上升，使信访人数和信访案件逐年下降。三是做好判后释疑和初访答疑。判决后，在送达判决书时，通过办案法官辨法析理，让当事人全面理解裁判理由和依据，输得明明白白，赢得清清楚楚，避免不必要的上访申诉。当事人初信初访的，由信访人员和原办案人员共同接待，由原办案法官对事实认定、证据采信、裁判理由和法律适用等给来访者解答疑问，掌握涉诉信访工作的主动权，力求把问题解决在初访环节，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二）强化工作措施，有效解决重点信访案件。针对当前严峻的涉诉信访形势，全市法院应以解决重点信访案件和非正常上访案件为着力点，特别是把赴省进京访和重复上访作为重中之重，采取多种措施，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使重点信访案件案结事了，息诉罢访。一是争取各方力量化解矛盾。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加强与当地政府信访部门及信访人员所在地党委、政府、社区（村委会）的沟通与联系，借助上访人的单位、社会、家庭、舆论等社会力量，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采取邀请人大、政法委、信访部门等单位召开联席会议等措施，取得支持和配合，逐案解决问题，逐案化解矛盾。二是狠抓执行和执行积案清理工作。涉及执行问题的信访案件占信访案件总数的比例相当大，通过执行工作敦促被执行人履行法律义务，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是解决信访案件的重要途径。因此，要进一步强化措施，加大力度，扎实工作，使多年形成的执行积案及无财产执行的案件有突破性进展。执行中，对执行信访人急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的，通过落实财产救助措施、解决低保、零就业家庭就业等措施，解决信访人的生产生活困难，有效减少涉诉信访案件。三是领导包案化解信访案件。对重信重访案件及赴省进京访案件应确定包案领导、包案庭（室）和包案责任人，通过进一步落实“四定四包”责任制，使涉诉信访案件处理取得良好效果。

（三）完善信访机制，加强和规范涉诉信访工作。一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涉诉信访案件处理长效机制，继续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做信访人的思想疏导和息诉罢访工作，化解和处理好每一起涉诉信访案件。二是进一步建立健全案件评查工作机制，继续搞好涉诉信访案件评查，使涉诉信访案件评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三是进一步充实信访力量，把那些做群众工作有思路，解决纠纷有办法，说理释法有水平，思想疏导有耐心的同志充实到信访工作第一线，从信访力量上确保涉诉信访案件的办理。四是通过建立和落实涉诉信访案件通报制度、信访案件报告制度、信访听证制度、信访案件息诉制度、信访案件“双向规范”及信访工作考核考评机制等措施，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信访工作。五是进一步落实涉诉信访责任追究制，把涉诉信访工作绩效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和执法质量考评体系，纳入干警执法档案，纳入干部提拔考核的重要内容，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对工作失职，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处理，确保办案质量，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三篇：深入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

当前我们国家仍然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管理方式滞后、社会矛盾复杂多样以及国际对敌斗争尖锐复杂等情况，就必须加强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社会矛盾是引发案件的主要因素，案件是各类矛盾发展的结果，是最突出、最严重的矛盾。以往要求政法机关发挥职能作用更多的是强调依法办案，现在进一步要求把执法办案工作向化解社会矛盾延伸、向社会管理工作拓展。因此，审判机关要充分认识肩负的重大责任，把深入推进化解社会矛盾工作作为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结合办案拓展和延伸审判职能，从源头上化解，从管理上预防，努力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 深入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是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的重要举措，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关键 性工作，只有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健全制度机制，真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始发阶段，才能筑牢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第四篇：完善信访举报机制之我见

完善信访举报机制之我见

一、目前法院信访举报受理处置工作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举报平台的搭建与实际使用脱节。目前，法院搭建的常规举报平台有举报电话、举报信箱、网上电子信箱、信访接待室、院长接待日等。举报电话，几乎每个基层法院都有公开的举报电话，但在实践运行中，却形式大于实际，再加上老百姓对此的不信任，所以作用极为有限。举报信箱，只是法院门口一固定的风景，网上电子信箱，高科技的产物，可基层的老百姓对此并不熟悉，目前看来基本上也是个摆设。院长接待日，可有几个法院将此固定下来，老百姓又有几个知道院长接待日的确切时间，举报平台看似形式多样，极易方便当事人举报，但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又有几个？

2、部门协调处理机制不完善。由于当事人举报方式方法的不确定性，在处理当事人举报上就容易产生协调不畅问题。在实践中，比较突出的有法院内部协调问题、法院与辖区党委政府纪检监察协调问题、法院与上级法院间的协调问题等。

3、信访件的线索总体质量不高。目前的信访举报线索，除少部分反映的问题有可查性外，大部分是看到、听到的一些表面现象或个人猜测，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导致线索可查性不够，成案率不高。

4、善于举报的人数不多。据平时掌握的情况来看，多数较有价值的举报由于举报人对国家法律的一些具体规定不熟悉，对涉嫌违纪犯罪的数额、情节、作案的方式方法表述含糊，不能较好掌握违纪犯罪的基本特征，只有找到举报人对举报材料进行深入挖掘才能使涉嫌违纪犯罪的行为比较清晰，致使一些可能立案的信访线索流于一般信访件进行处理，从而影响了信访件的调查初核质量。

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对涉诉信访工作认识不到位。一些法院在上级强调时抓一下，敏感时期突击一下，平时工作主动性不强，缺乏做好涉诉信访工作的决心、信心和恒心。一些法官本位思想严重，不愿正视自身问题，工作被动应付，甚至敷衍了事。

二是没有建立解决信访问题首问负责制等有效的工作制度。使一些领导及工作人员，对群众的初信初访，有的不够重视，有的在办理过程中存在偏听、偏信、庇护的观点，对群众的反映没有作出积极态度，有理有据进行说明解释，处于应付，解决也不彻底，使一些个访逐步变为集体上访。

三是信访渠道不够畅通，工作机制不够科学。信访渠道方面主要表现在：一些法院存在“重接访、轻来信”现象，对来信要么长期没有回音，要么回复时轻描淡写，不作实质性解答，导致来信转化为来访。初访工作做得不够，存在着“重点时期紧，平常松，越级上访紧，一般上访松”的现象。信访工作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缺少严格的信访案件登记、分流交办、督办反馈、责任追究等办理流程机制。二是法院各部门间存在分工不明、权限不清现象，办案责任和信访责任分离，造成一些业务部门对信访案件能推就推，能转就转。三是上下级法院之间沟通不够，“两不管”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

二、当前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

1、盼望能公正处置信访问题，担心办案人员徇私枉法；

2、希望能把自己反映的问题得到迅速解决，担心久拖不办，互相推诿；

3、盼望工作人员讲真话、办实事，担心找借口敷衍搪塞，言而无信；

4、盼望院领导能够亲自接待和处理，甚至给出重要批示，担心领导不予理睬；

5、盼保守秘密。在处理举报信和信访中发现，大多数举报人都要求为他们保密，他们最担心的就是遭到打击报复。现实生活中一些举报人因举报而被压制、下岗，甚至遭到灭门之祸的恶性事件的发生，也加重了举报人的后顾之忧。

6、盼望在信访举报中受到尊重，怕工作人员有“冷、横、硬、推”现象。

三、深入做好信访举报工作的建议

分析新形势下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我们认为要从坚持司法的人民性入手，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都要依靠人民群众，在信访工作中坚持走群众路线，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让群众充分行使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举报权，拓宽和保持信访渠道的畅通，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公正廉洁司法的关切，尊重群众，方便群众、服务群众，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方能促进法院科学发展，为促进社会发展提供优质的司法保障。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对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的领导。

当事人的信访举报，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我们在思想上不应排斥和拒绝。我们应转变对当事人举报的认识，正是由于当事人的举报，才使我们的法官队伍更加纯洁，才使我们的法院工作日趋进步。因此，我们应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当事人的举报，认真对待当事人的每一起举报。充分认识做好信访举报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对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的领导，始终把信访举报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积极推动信访举报工作规范有序地开展。

（二）进一步畅通和拓宽信访举报渠道，努力营造良好的信访举报环境。

为了进一步畅通和拓宽信访举报渠道，应该抓好以下五个环节：一是正确认识和对待群众举报。充分认识群众举报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二是引导群众正确举报。应当引导群众实事求是地举报，教育群众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引导群众逐级举报、依法举报、署实名举报。三是方便群众举报。要拓宽举报渠道，改进工作作风，建立领导下访、公开接待、现场办公等制度。四是保护群众举报。要认真执行保密纪律，特别是不能将举报信件交与被举报人或透露给被举报人，严肃查处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案件。五是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应该解决且能解决的要及时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要向群众作出解释，得到群众的理解。对于一些无理要求，也要坚持原则，决不姑息迁就。

（三）狠抓信访问题的处理落实，维护和保障群众正当权利。

首先，狠抓信访问题的落实，就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行动，是取信于民的有效措施。凡是群众反映的内容具体、情节严重的问题，都要认真调查核实。做到事事有结果，件件有着落。

其次，信访举报工作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标准。现在，群众对这项工作最不满意的就是解决问题不力。群众不满意之处，就是我们要改进和加强的。

再次，转变观念。处理信访举报不能仅满足于及时转出，关键是抓有人办，能办好。认真克服等、拖、踢、压、欺、瞒、哄等错误的做法。

（四）高纪检监察干部的素质能力。

目前，基层法院纪检监察干部的配备方面，普遍老化，不熟悉审判业务，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甚至不具有法官资格，素质普遍不高，很难适应新形势下的纪检监察工作。因此，我们在配备纪检监察干部时，应转变传统观念，选派一些品格高尚、年富力强的干部充实到纪检监察一线来。同时，应加大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教育培训力度。

（五）狠抓信访初核，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查处信访案件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认真查处信访案件，使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落实，各类违纪问题得到处理，才能化解信访矛盾，减少重复、越级信访。因此，必须将纪检监察工作的立足点应放在对每一件来信来访的初核上，从阅信、接待到调查的全过程，都坚持做到快传递、快审批、快结案、快答复，努力提高信访件办理质量和效率，使群众反映的事情尽快得到解决。坚决查办信访案件，有效惩治腐败。针对目前信访反映的问题匿名化、违纪人员手段隐蔽、知情人少、反映的情况不具体等特点，要求办案人员开动脑筋，细心分析，积极探索查办信访案件新路子，坚持充分依靠群众的信访举报和初步调查的情况发掘线索，找准突破口。认真分析案情，做到快中有细，粗中有细，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在“细”中发现问题，查清问题，取信于民。

（六）建立部门协调机制。

一是加强与法院内各部门的沟通协调，力争使所有举报案件归口纪检监察部门处理，重视每一条举报线索。院党组在这方面要积极支持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加大考核力度。二是加强与区内各受理部门之间的协调。对于“一信多投、一访多走”的老大难问题，应当主动加强与各受理部门之间的联系，互通情况，共同研究，相互协作，从而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同时，法院应将其他部门转交的举报案件的办理结果及时反馈。为了更好地查处举报案件，实行查处回避，应积极邀请其他纪检监察部门的同志组成联合调查组。三是加强与上级法院纪检监察部门的沟通联系。在老百姓心中，级别高的就能管住级别低。因此，上级法院往往受理许多涉基层的举报案件，基层法院应及时与此沟通，了解举报情况，及时查处案件。

第五篇：劳动纠纷处理机制的完善

论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完善

（彭小燕）

摘要：当前随着劳动关系的巨变，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明显，劳动争议不仅数量日趋上升而且内容也变得日渐复杂，现行的仲裁前置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在处理这些新问题时逐渐呈现出不适应现实的弊端，无法及时有效缓解劳资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建立新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成为社会现实和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

关键词：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存在问题；完善建议

一、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概述

（一）劳动争议的概念

劳动争议(Labor Dispute)也叫劳动纠纷、劳资争议或劳资纠纷。何谓劳动争议，各国法律对其都有不同解释。美国国家劳资关系法第二条第九款就将其定义为：包括任何有关就业规定、期限或条件的争执，包括从事谈判、确定、保持、改变或寻求新的就业条件的人们的结社或代表权的问题，不问争议人是否与雇主和职工处于亲近的关系[1]。德国的劳动争议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单个雇员与雇主因工资、解雇等发生的争执；第二、集体合同方面的争执；第三、企业委员会与雇主之间发生的争执[2]。而我国则在2007年12月29日通过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用列举的方法规定，以下六种情况为劳动争议：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在法律对其作出规定的同时，学术界对劳动争议的概念也进行过分析，我国台湾已故法学家史尚宽先生就劳动争议作了如下定义：劳动争议，广义的谓以劳动关系为中心所发生的一切争议。于此意义，因劳动契约关系，雇用人与受雇人所生之争议，或关于劳动者之保护或保险，雇用人与国家间所起之纷争，雇用人团体与受雇人团体本身之内部关系所生之纠纷，以及雇用人或雇用人团体与受雇人团体间因团体的交涉所生之纠纷。皆为劳动争议。然本章所称劳动争议，乃指狭义之劳动争议而言。即仅以个个之雇用人与受雇人间所生之争议及雇用人或雇用人团体与受雇人团体间所生之争议为限[3]。大陆也有学者将劳动争议定义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劳动争议是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因劳动关系所发生的一切纠纷；狭义的劳动争议是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因劳动权利、劳动义务发生分歧而引起的争议[4]。这些阐释基本反映了劳动争议的内涵。但是在我国目前有关劳动立法和劳动法学中，一般论述的都是狭义的概念，所以本文探讨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也是建立在狭义劳动争议基础上的。

（二）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基本构架

根据《劳动法》、《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实行的是“仲裁前置，一调一裁两审”制度。即当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有调解权的调解组织申请调解，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适用两审终审制。其中的调解并不是必经的程序，也就是说调解不具有强制性。而仲裁却是必经的程序，非经仲裁不得进入诉讼程序。虽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了有条件的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但这并未改变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基本构架。

(l)调解。调解一般是处理劳动争议的第一个程序，但必须以当事人双方的自愿申请为前提。劳动争议发生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到下列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和企业代表组成。职工代表由工会成员担任或者由全体职工推举产生，企业代表由企业负责人指定。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成员或者双方推举的人员担任。”调解应当自当事人申请调解之日起15日内结束，到期未结束的，视为调解不成；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如果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的，或者达成调解协议以后又后悔的，对方当事人均可以在法定的期间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申请仲裁。

(2)仲裁。劳动争议仲裁是劳动争议处理的必经程序，也是诉讼的前置程序，即只要有劳动争议中的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庭即可受理，并不以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意为条件。当事人申请仲载，应该从其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1年内提出书面申请，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劳动争议进行调解和裁决。《劳动法》第81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同级工会代表、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组成。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担任。”劳动争议仲裁处理劳动争议，应当组成仲裁庭。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仲裁庭可以由1名仲裁员独任审理或由3名仲裁员合议审理。劳动争议仲裁实行一次裁决，应当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申请之日起45日内结案；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可以适当延期，但是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15日。对于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未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此，仲裁尽管较调解有相当的规范性，但与诉讼相比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更能体现劳动争议当事人的高度意思自治和充分的自主权，使仲裁在解决劳动争议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3)诉讼。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诉讼是解决纠纷的最后阶段。劳动争议当事人如对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或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不服的，应当自收到裁决书或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法院起诉；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或者逾期未作出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法院起诉。法院对劳动争议的审理，必须以当事人已经申请过仲裁为前提，如不经过仲裁程序，法院不予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由民事审判庭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程序审理，实行两审终审制，所作出的生效判决即为劳动争议的最终处理结果。

二、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审理劳动争议的处理机制一般被称为仲裁前置解决机制，在这种解决机制中，发生劳动争议发生的当事人之间协商不成时，可以将劳动争议纠纷提交给企业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企业调解委员会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种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在我国劳动争议的解决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劳动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动争议数量日趋上升，劳动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日益呈现出多样性、复杂化的发展态势，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在处理新问题时显得有些滞后，致使部分劳动争议不能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的稳定。

（一）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调解能力不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到下列调解组织申请调解：1.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2.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3.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但现实是，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参与调解的案件在劳动争议处理中所占的比重十分小，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国的调解实行的是自愿调解，并且法律规定的调解组织没有足够的权威与影响力，因而使其难以成为解决劳动争议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劳动者对调解组织也没有足够的信任，大多时候产生的结果就是调而不解。企业内部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尽管由工会代表、职工代表、用人单位代表三方共同组成，但实际上很难代表职工利益。因为当前的很多工会组织并不能达到相关法律所设计的功能标准，甚至很多的工会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企业内部的福利发放机构，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自然就无法发挥其职能，加之工会组织在人事、经费、场所等方面均受制于企业，根本没有能力为劳动者维权，从而导致企业调解委员会调解工作开展不力，不仅不能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反而会一定程度上拖延劳动争议的解决，导致双方矛盾的激化[5]。

（二）强制仲裁违反了当事人自愿的原则

“仲裁”一词起源于拉丁语，从其概念的内涵理解，是指争议双方当事人自愿将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给第三方(可以是个人或者机构)作出公正的裁决[6]。由此可见“自愿性”是仲裁的核心原则，也是仲裁与诉讼最明显的区别之一。一般来说，是否请求审判外纠纷处理机关介入纠纷的处理应出于当事人自愿，对方当事人亦无应诉义务。所以，纠纷处理机关发挥纠纷解决作用的前提在于这种利用和回应的自发性。就连这些纠纷处理机关中性质比较特殊的仲裁型机关，尽管其利用和回应中包括了对第三者最终判断的强制性承认，但仍属于以自愿为基础的一种合意方式。当劳动纠纷发生之后，当事人是否选择仲裁作为其解决方式，应该完全由当事人自主决定，体现“意思自治”这一仲裁基本属性。从世界各国的仲裁立法情况看，大多数国家也都是采用这种做法。

但是根据我国《合同法》、《仲裁法》的相关规定，经济争议、民事争议的仲裁采用的是当事人自愿原则，而劳动争议中实行的却是强制仲裁的原则，不管争议当事人是否愿意，都必须经历仲裁这一程序。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程序性依据仅为一方当事人的申请，甚至无需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即可立案审理，直至作出裁决。这种纯粹中国特色的程序设置不仅没有体现出仲裁应有的自愿原则，也无法体现市场经济体制下主体意思自治的要求，致使当事人不能自主地选择争议解决方式，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公权对私权的干预和行政权、仲裁权合二为一的特征[7]。仲裁前置程序从本质上说就是妨碍当事人诉权的自由行使。诉权作为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表明任何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法律争议时，都有请求司法保护的权利，由中立的司法机关给予公正裁判。该权利是由法律赋予的，不可让渡也无法被剥夺，而且公民这种权利的享有不应受到任何的限制。但是目前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模式以劳动争议仲裁作为劳动争议诉讼的前置程序，实质上就是限制当事人诉权，也就是说即使当事人不愿意仲裁，他也必须要经历这一程序，方能获得资格站在审判庭上，为受到伤害的劳动权益寻求最终的诉讼救济，否则将失去最终的司法救济手段的保护。这显然是一种限制，而且是一种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不当限制，妨碍了劳动争议当事人自主选择解决劳动争议方式的请求权和诉权的自由行使，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劳动权益。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在各国的实践表明，劳动争议仲裁并非是争议解决的关隘和必经之路，实行强制仲裁的范围大多被严格控制在影响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范围内的劳动争议，其他争议则有多种救济程序同时适用。这种强制实际上是对仲裁强制性的错误理解和运用[8]。

三、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对策

（一）完善劳动调解制度，拓展劳动争议解决渠道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以及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深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利益冲突日益增多，其诉讼数量也呈上升趋势。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调解制度的功能，是解决劳动纠纷的关键所在。首先，在调解组织上，要组成多元化、多层次的调解机构体系，充分发挥调解委员会、社区的人民调解员、工会、劳动行政部门的作用，在仲裁、审判过程中应广泛使用调解方式；其次，在程序上，除利用调解方式的灵活性、便利性等特点之外，还要重视操作的规范化，制定科学规范的程序，以保障调解的公正性；第三，在调解组织和程序方面确保规范的前提下，应赋予其调解结论以法律效力。当事人自愿接受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规定的，必须严格执行，确有必要的应适用民事诉讼的审判监督程序。

（二）实行选择性仲裁，精简仲裁和诉讼程序

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前置于司法审查，看似减轻了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实质上使得劳动仲裁成为过程性处理，失去权威性，徒然增加社会成本，迟延纠纷的解决，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因此应当回归仲裁的本来面目：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只有在双方当事人有书面或口头约定仲裁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仲裁，同时还要赋予仲裁相当程度的法律效力。对当事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以由当事人选择仲裁，采取“仲裁优先”，一旦选择仲裁，就不得再进行诉讼，除非程序存在问题[9]。当然，法律可以规定特定劳动争议案件为仲裁案件，实行“仲裁前置”。另外，目前指派仲裁员的做法带有过强的行政色彩，应改为由当事人选择仲裁员的国际通行方式。我国劳动仲裁和诉讼实行“一裁两审”，程序太过复杂，处理周期长、成本高，已经成为劳动者维权的羁绊，不适应市场经济下劳动关系调整的现实需要，亟待变革。简化劳动仲裁程序和诉讼程序是当务之急，其中仲裁终局应是方向之一。我国新近的法律对仲裁终局作了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47条规定：“对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12个月金额的争议和对因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的仲裁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另外，也可以进一步研究劳动争议诉讼的起诉期限、审理期限和申请执行期限，最大限度地从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出发作出合理的规定。

（三）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专门的劳动法庭

目前我国劳动争议事件分布极不平均，经济发达地区发生率较高。以广东为例，广东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占全国的1/4，而仲裁员的数量却只占全国的1/ 15，在该地区实行全面的裁审处理制度，难度较大。因此，在这些地区处理劳动争议时，可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专业化的劳动法庭，将劳动争议案件集中由其管辖，并全部适用简易程序，由专职法官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虽属普通民事案件范畴，但更有专业化特点，适用的法律法规广而杂，政策性强、涉及面广，专业化要求高，因而要求法官不仅要精通一般的法律知识，更要精通劳动专业知识。由专职法官组成劳动法庭，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有利于案件及时、有效地解决。建立基层劳动法庭，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节省诉讼资源；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弥补劳动者举证能力弱的欠缺[10]。

综上所述，我国应当构建多元化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正与效益的平衡，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意志与自由，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当然也应该看到，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是一个由多种解决机构和解决方式组成的有机整体，其建立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各种因素的协调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妥善调整劳动关系，有效维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从而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保证我国经济秩序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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