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优化侦查权配置的调研报告

第一篇：关于优化侦查权配置的调研报告

优化侦查权配置的几点思考

优化侦查权配置是当前法学理论界、司法实务界研究司法体制改革中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目前的侦查权配置存在一些问题，不能完全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和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安全感的需要，因此亟需理论界和实务界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探索出路。

研究侦查权配置的六大误区

个人认为，目前对优化侦查权配置的研究存在六大误区：

一是只看表面问题，不重视原因分析。许多人提到侦查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就会列举立案不实、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问题，但往往没有深入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二是过分注重对侦查权力的监督，不重视对侦查权的保障。单从法律条文看，我国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似乎比一些国家的范围要宽。但在实践中由于相关制度不配套和存在缺陷，以及对公民违反程序性规定缺乏明确、有效的处罚措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权往往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很显然，单一谋求将警察的手脚死死捆住，不应该是优化侦查权配置的基本方向。

三是过分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对被害人的权利重视不够。在侦查活动中，应当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同时更要注重使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使被害人遭受的损失及时得到弥补，只有这样，侦查工作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刑事诉讼活动也才能顺利进行。

四是只就事论事设计制度，而忽视相关配套制度的研究。例如，为防止刑讯逼供，有人提出要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对讯问全程录音录像。这一制度对防治刑讯逼供的确有积极作用，公安机关也正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但是，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使录音录像制度发挥作用，相关配套制度也必须跟进。录音录像的核心要求是要做到“全程”，如何保证有足够的侦查人员承担每一次讯问时录音录像的任务？此外，由此带来的装备、人员的保障方面的问题也需要一并考虑。如果没有这些配套制度的落实，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就只能是“看上去很美”。

五是只重视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而不重视对其他侦查机关以及审判机关的监督。学者一提监督制约，就必然奉“决定权、执行权相分离”是唯一的最高标准和最大价值追求。但是，在表述时往往只针对公安机关，走入“双重标准”的思维模式，罔顾其他机关自己立案、自己侦查、自己批捕、自己审判等客观事实。无论是对侦查权、起诉权实施监督，还是对审判权、执行权实施监督，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标准也应当是统一的。

六是关注确保公正的措施多，关注提高效率的措施少。“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如果不能有效提高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不能有效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甚至过多地束缚侦查机关的手脚，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破案率下降，被害人的权益得不到及时的补偿，社会秩序得不到及时恢复。

影响侦查工作开展的四大因素

在我们这样一个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正处于社会深刻变化的国家，侦查工作任务非常艰巨。与之相比，侦查权的配置远远不能适应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现实需要，公安机关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侦查工作开展。受经济水平限制，我国对侦查机关的投入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高素质执法人员少、培训体系不健全、办案力量严重不足、经费紧缺及装备匮乏等等。中国的警力配置在世界上属于低水平，2007年公安机关实有人数约190万，按人口比例只有1‰多一点，而日本为2.2‰，美国为3.5‰，俄罗斯为8.46‰。紧张的警力使绝大多数民警常年超负荷工作，侦查人员每人手中同时要经办多个案件，往往只能先处置紧急情况，暂时先放缓其他案件，这就使得看起来很长的羁押期限远远不够用，调查取证工作也无法深入进行，不得不采取先抓人再搜集证据的做法。经费紧张更是长期困扰公安机关的难题，国外警方普遍应用的高科技侦破手段在我国大部分地方都因经费原因而无法采用。

二是社会高速转型给侦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种明显不同于西方经验的转型期，一些在发达国家不是问题的事情在现阶段的中国可能就会成为突出问题，如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日益严峻，一般大城市可以达到犯罪的一半以上，在深圳等一些外来人口集中的城市，流动人口犯罪达到90%以上。但社会管理远远没有跟上，信用体制缺位，对于在本地没有居所、没有生活来源、没有家庭亲友的流动人口，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很难起到约束作用。另一个问题是犯罪的高发态势。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发案数一直居高不下，犯罪立案数不断增加，从2000年的360万起不断增长到近年来的460多万起。同时，犯罪的手段不断更新，智能化、组织化、暴力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大大增加了侦查工作的难度。

三是执法环境给侦查工作造成很大困扰。受社会文化水平制约，公众心理受传统报应观念支配，对犯罪持强烈憎恨态度，认为对犯罪分子就得“抓起来”，如果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就是放纵犯罪分子。相当一部分群众还没有养成尊重法律的习惯

第二篇：司法系统调研报告：关于优化侦查权配置的调研报告

这是一篇关于调研报告的范文，可以提供大家借鉴！

优化侦查权配置是当前法学理论界、司法实务界研究司法体制改革中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目前的侦查权配置存在一些问题，不能完全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和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安全感的需要，因此亟需理论界和实务界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探索出路。

研究侦查权配置的六大误区

个人认为，目前对优化侦查权配置的研究存在六大误区：

一是只看表面问题，不重视原因分析。许多人提到侦查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就会列举立案不实、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问题，但往往没有深入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二是过分注重对侦查权力的监督，不重视对侦查权的保障。单从法律条文看，我国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似乎比一些国家的范围要宽。但在实践中由于相关制度不配套和存在缺陷，以及对公民违反程序性规定缺乏明确、有效的处罚措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权往往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很显然，单一谋求将警察的手脚死死捆住，不应该是优化侦查权配置的基本方向。

三是过分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对被害人的权利重视不够。在侦查活动中，应当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同时更要注重使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使被害人遭受的损失及时得到弥补，只有这样，侦查工作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刑事诉讼活动也才能顺利进行。

四是只就事论事设计制度，而忽视相关配套制度的研究。例如，为防止刑讯逼供，有人提出要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对讯问全程录音录像。这一制度对防治刑讯逼供的确有积极作用，公安机关也正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但是，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使录音录像制度发挥作用，相关配套制度也必须跟进。录音录像的核心要求是要做到“全程”，如何保证有足够的侦查人员承担每一次讯问时录音录像的任务？此外，由此带来的装备、人员的保障方面的问题也需要一并考虑。如果没有这些配套制度的落实，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就只能是“看上去很美”。

五是只重视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而不重视对其他侦查机关以及审判机关的监督。学者一提监督制约，就必然奉“决定权、执行权相分离”是唯一的最高标准和最大价值追求。但是，在表述时往往只针对公安机关，走入“双重标准”的思维模式，罔顾其他机关自己立案、自己侦查、自己批捕、自己审判等客观事实。无论是对侦查权、起诉权实施监督，还是对审判权、执行权实施监督，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标准也应当是统一的。

六是关注确保公正的措施多，关注提高效率的措施少。“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如果不能有效提高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不能有效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甚至过多地束缚侦查机关的手脚，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破案率下降，被害人的权益得不到及时的补偿，社会秩序得不到及时恢复。

影响侦查工作开展的四大因素

在我们这样一个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正处于社会深刻变化的国家，侦查工作任务非常艰巨。与之相比，侦查权的配置远远不能适应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现实需要，公安机关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侦查工作开展。受经济水平限制，我国对侦查机关的投入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高素质执法人员少、培训体系不健全、办案力量严重不足、经费紧缺及装备匮乏等等。中国的警力配置在世界上属于低水平，2007年公安机关实有人数约190万，按人口比例只有1‰多一点，而日本为2.2‰，美国为3.5‰，俄罗斯为8.46‰。紧张的警力使绝大多数民警常年超负荷工作，侦查人员每人手中同时要经办多个案件，往往只能先处置紧急情况，暂时先放缓其他案件，这就使得看起来很长的羁押期限远远不够用，调查取证工作也无法深入进行，不得不采取先抓人再搜集证据的做法。经费紧张更是长期困扰公安机关的难题，国外警方普遍应用的高科技侦破手段在我国大部分地方都因经费原因而无法采用。

二是社会高速转型给侦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种明显不同于西方经验的转型期，一些在发达国家不是问题的事情在现阶段的中国可能就会成为突出问题，如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日益严峻，一般大城市可以达到犯罪的一半以上，在深圳等一些外来人口集中的城市，流动人口犯罪达到90%以上。但社会管理远远没有跟上，信用体制缺位，对于在本地没有居所、没有生活来源、没有家庭亲友的流动人口，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很难起到约束作用。另一个问题是犯罪的高发态势。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发案数一直居高不下，犯罪立案数不断增加，从2000年的360万起不断增长到近年来的460多万起。同时，犯罪的手段不断更新，智能化、组织化、暴力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大大增加了侦查工作的难度。

三是执法环境给侦查工作造成很大困扰。受社会文化水平制约，公众心理受传统报应观念支配，对犯罪持强烈憎恨态度，认为对犯罪分子就得“抓起来”，如果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就是放纵犯罪分子。相当一部分群众还没有养成尊重法律的习惯，不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暴力袭警、围攻执行取证和抓捕任务的民警的事件屡见不鲜。国外人们普遍自觉履行的作证义务，在中国很难实行。

四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手段、措施欠缺功效。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在立案方面，刑事诉讼对立案前的审查能够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没有明确规定。而对于多数案件来说，如不采取相关措施进行审查，难以判断是否应当立案；(二)在强制措施方面，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比较原则，实践中一些地方出于各种因素考虑，又将逮捕条件等同于起诉条件甚至定罪条件来掌握，使很多本应在逮捕之后做的侦查工作不得不在拘留期限内完成，侦查工作仓促。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条件不明确，执行方式单一，对保证人履行监督义务约束不够，公安机关往往不敢采用这两种非羁押措施；(三)在调查取证方面，没有明确规定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缺少强制作证等规定，侦查机关提取物证和其他证据的能力受到很大制约，不得不依赖于口供；(四)现场处置权不明。很多国家规定，在执法现场嫌疑人或者相对人如果不听从警察指令，警察可以依法采取任何可用的强制措施直至使用武器，而不用担心承担法律责任。我国因为法律规定不明确，警察往往会因为顾虑承担责任，不敢采取必要的强制手段，不能有效控制现场和嫌疑人。

优化侦查权，绝不能通过简单地“弱化”侦查权实现。如果法律没有赋予侦查机关有效的侦破手段，就会迫使部分侦查人员在各方面限时破案的压力下，采取非法的手段获取证据。所以，不论是加强人权保障，还是推进依法治国，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侦查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使之能够依法有效地侦破案件，而不必冒险违法办案，这也是优化侦查权配置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

优化侦查权配置的总体思路

我国的侦查权究竟应当如何配置，个人认为主要应当考虑以下思路：

一是必须保障侦查机关能够及时有效地查获犯罪、收集证据。在犯罪手段不断升级、危害不断加大的今天，侦查机关必须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犯罪总是在暗处，要想彻底发现和清除并非易事，即使是在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破案率也难以超过30%，因此，他们对于侦查机关的授权是非常充分的。例如，在意大利特殊侦查措施是警方调查有组织犯罪的常规方法，侦查人员在怀疑某人可能涉嫌黑手党犯罪时，可以向法官申请最长达5年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9·11事件”后，美国制定了爱国者法，赋予执法部门更大权力来预防、侦查和打击恐怖犯罪，如第203条规定执法部门在未经司法审查的情况下有权获得与美国公民有关的敏感信息。

二是必须处理好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公民基本人权的实现需要稳定的治安环境。保障人权要以提高打击犯罪能力为前提条件，通过立法保障侦查权的有效实施，是加强人权保障、解决执法不规范问题的根本方法。如果侦查权的配置问题不解决，侦查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仍维持在当前水平，而将“无罪推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非法证据排除”、“讯问时间限制”、“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律师全程介入侦查阶段”、“聘请律师不需要批准”、“律师会见不受监听”等内容全部写入刑事诉讼法，就会使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的关系失去平衡，最终无法收到预期效果。

三是必须考虑立法、执法的成本与效益。勿庸讳言，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法治需求相比，我国执法机关的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还不尽如人意，违反程序、滥用权力、执法不公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这里面既有执法人员主观意识方面的问题，也有客观上成本投入不足的问题。就立法来说，很多国家在立法时会考虑执行法律的预算问题，出台法律的同时，也会有专门的经费、编制到位。我国尚未建立这一制度，出台法律后，需要执行机关向政府申请经费、编制。很多时候，经费、编制不能与法律生效时间同步到位，甚至严重滞后，对法律的有效实施带来严重的影响。所以，今后制定、修改法律，都应当把成本核算作为立法和执法的关键问题。

四是必须深入研究侦查权优化配置的价值目标。侦查权的优化配置，必须坚决避免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和办法，简单地去改革某一个方面，用一种现象去掩盖另一种现象。应当明确侦查权优化配置的价值目标，置放于整个司法体制框架内来研究、规划，使之真正适合我国政治制度。

第三篇：试论检察机关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理性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反思与重构

张慧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摘要】：我国进入经济和社会转轨时期以来，职务犯罪已经成为一项多发性犯罪，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因此，惩治职务犯罪，刻不容缓。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在独立性、统一性、高效性等方面均存在不足，为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应从多方面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反思重构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理配置与运作与否，不仅关系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强化和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更关系到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和运行方式的完善。但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和侦查体制，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在独立性、统一性、高效性等方面均存在不足，本文试对目前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和探讨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使其更合理、更科学、更能整合侦查资源，提高侦查水平，从而更能体现职务犯罪侦查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保障国家法律的贯彻和实施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一、职务犯罪侦查的含义及特点

所谓职务犯罪侦查，是指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为了查明案情、收集证据、揭露职务犯罪和职务犯罪人，享有的依照法律进行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有关强制性措施的一项活动。职务犯罪侦查的具有以下特点：

1、侦查程序倒置。与普通刑事案件“由案及人”的侦查过程不同，职务犯罪的侦查一般是“由人及案”的侦查过程。职务犯罪的侦查，往往一开始就会有明确的犯罪嫌疑人，而对于是否存在犯罪事实，该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怎样实施犯罪行为并不确定。侦查部门必须围绕确定的嫌疑人，通过调查取证，首先查明是否存在犯罪事实，然后再查证是否为犯罪嫌疑人所实施。这是“由人及案”的侦查过程。而普通刑事案件侦查程序的启动，是以一定的犯罪信息为前提的，围绕发案的犯罪事实追查作案人，一旦作案人被查明，案件就视为侦破，这一侦查过程常被称之为“由案及人”。

2、主动发现案件难。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在实施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活动中往往与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并有合法的身份和形式作掩护，作案手段诡秘，又不直接涉及公民个人的切身利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属于“隐性犯罪”，不容易被揭发，主动发现案件的难度很大。目前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来源绝大多数是靠群众举报。

3、侦查取证难。职务犯罪是一种掌握权力的人的犯罪，这些人大多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权势，具有较高的素质、较深的社会阅历、较广的社会关系，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在案发时或案发中通常会动用各种政治权力资源对抗侦查活动，甚至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进行反侦查活动。由于其主观上有反侦查愿望，客观上具有反侦查条件和能力，因此侦查活动中的干扰多，阻力大，取证非常困难。

4、保密性强。职务犯罪的侦查，由于其“由人到事”的特性，决定了对保密性的要求更高。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犯罪嫌疑人固定明确，具体的犯罪事实却需要通过侦查逐步查证核实。如果出现泄密情况，犯罪嫌疑人在觉察到自己成为侦查对象或知晓侦查部门的侦查方向后，必然会采取行动，设法阻止侦查部门接触、获取有关证据。另外，实践中还常常会伴有各种各样的说情、阻碍，这在初查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最终的结果或困难重重、或一无所获、1或停止调查。因此，在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保守案件秘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外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之简介

从国外关于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立法例来看，可以说，当今世界各国对官吏的职务犯罪案件很多是由检察机关侦查的，或者是由检察官指挥警察侦查的。

在美国，检察机关直接进行侦查的案件主要包括：特别重大的贪污案、行贿受贿案、警察腐败案、白领犯罪、智能犯罪等。

在俄罗斯，2001年《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规定由检察院的侦查员进行侦查的案件包括滥用职权、受贿、玩忽职守、违反公正审判的犯罪等。在日本，检察机关主要对部分经济与公司案件、严重偷税与漏税案件、公务人员贪污受贿案件进行侦查。一些高等检察厅还成立了“特别侦查部”，专门负责这类案件的侦查工作。

在韩国，检察厅法规定，在大检察厅及地方检察厅内设置不正腐败事犯特别搜查本部和特别搜查部（班），负责受理、侦查、起诉特别重大的公务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联合国大会1990年批准的《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特别指出：“检察官应当适当注意对公务人员所犯罪行，特别是对贪污腐化、滥用权力、严重侵犯人权、国际公认的其它罪行的起诉，和依照法律授权或当地惯例对这种罪行的调查。”

由此可见，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几乎成为世界各国的通例，检察官指挥侦查并提起公诉指控犯罪这也是各国的通例。

三、检察机关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宪政基础

1、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决定检察机关必然成为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国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国家设立了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行使行政权、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从宪政层次上看，我国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实行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与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相结合的机制，在这种宪政结构下，相对于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等具有强大的实体性处分权的权能而言，检察权只是一种程序性权力，相对而言最为柔弱，赋予其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既可以保持权力之间的平衡，防止行政权、审判权的滥用，又不会导致检察权的过分膨胀。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实现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一宪政职能的主要方式，如果解除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等于否定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也等于直接否定了作为我国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和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质的同一性。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依法立案侦查和进行追诉，正是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体现。检察机关对这类犯罪案件侦查，促使其严格执法、廉政勤政，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行为，是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制权的过程，带有监督执法和司法弹劾的性质，这正是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所要解决的问题。可见，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无论从侦查对象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来看，还是从这类犯罪案件所具有的“职务性”特点来看，都具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使权力进行监督的性质，与法律监督的主旨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而与公安机关对社会上一般刑事案件所进行的侦查具有本质区别。检察机关通过惩治职务犯罪，保障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保持法律监督的威慑力，增强制度的约束力和教育的说服力。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不仅不是边缘化和可有可无的权力，而且还是法律监督的重点，是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关键。

法律监督关系只能是一种基于诉讼法产生，并由诉讼法调整的法律关系。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执法活动的监督就是以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作保障，以刑事侦查法律关系为依托的。脱离了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犯罪的行为就无从监

督，检察制度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就无从实现。同时，监督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查究活动。检察机关对其获得的职务犯罪的线索和材料必须进行审查和调查，才能了解和确认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是否犯罪。如果检察机关自己不能积极主动地去调查，而必须依靠其他机关的审查、调查和侦查活动，那么，作为法律监督主体的检察机关就不能决定是否启动监督程序，就难以实行切实有效的监督，法律监督工作就会处于被动的局面，甚至丧失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基础。

四、检察机关履行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势分析

1、领导体制上的优势。国家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都明文规定，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工作，由于这种领导体制而导致全国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上形成一体化工作格局。在反腐败查办职务犯罪大案要案上，可以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统一协调指挥，统一调配侦查力量，密切开展区域间的侦查协作，进一步提高查办案件的反应速度，进一步增加大要案的突破能力，这是在以往的工作实践中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而这种优势是其他部门所不具备的。

2、独立行使职能上的优势。国家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履行检察权，不受任何组织、机关和个人的干扰。但在现实司法活动中，由于执法环境不够理想，地方保护主义对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特别是查办职务犯罪大案要案工作进行了严重的干预和影响，这种干预和影响始终困扰着反腐败查办职务犯罪大要案工作的深入开展。由于检察机关依法享有执法独立性，其抗干扰能力比较强，这一点是任何其他部门所无法比拟的。

3、侦控合力上的优势。检察机关拥有审查批捕权、审查起诉权，这两种权力一方面是对侦查工作进行监督，另一方面是巩固侦查成果并将其纳入诉讼活动中的审判环节。由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所决定，其侦查所获取的证据大都是比较单一，一比一的证据较多，侦查工作的方向常常决定办案的成败，而检察机关实行内部办案协作机制，对于有影响、有震动的大要案，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提前介入案件侦查，一方面使监督工作前置，增强侦查监督的实效性，另一方面按照逮捕和起诉的证据规格，对侦查部门的调查取证和甄别证据给予一定的客观性引导和指导，把握收集证据的方向，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侦控合力。有人提出职务犯罪的侦、诉权同为检察机关所有，基于利益上的一致性，可能会影响监督的效果，其实这种担心是片面的，也是多余的。

4、侦查队伍素质上的优势。有人提出，目前检察官素质不高、专业化程度偏低不能适应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需要。持这种观点的既不客观，也不实际。由于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其业务的内容和性质要求广大检察官不断强化自身业务素质。检察官们所具有的法律政策水平，普遍较其他部门工作人员要高上一筹，特别是反贪部门的广大干警多年与腐败分子周旋、较量，了解和掌握了职务犯罪分子的心态和反侦查手段，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而且多年处在腐蚀与反腐蚀的前沿，担负着职务犯罪侦查重任的检察官们早已在灵魂上、思想上形成了抗体，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这些业务和思想上的素质优势，是反腐败查办职务犯罪大要案的致胜关键所在。

综上，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宪政体制下，结合我国现有的技术侦查水平，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第四篇：水务局开展地表水资源优化配置调研

水务局组织开展地表水资源优化配置调研

近年来，由于降水偏少，横山岭水库以下丘陵地区的小水库、塘坝大部分处于干库或蓄水量很少的状况，造成原来依靠小水库和塘坝灌溉的农田、菜园和果树得不到及时灌溉，局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

县水务局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局班子成员和有关技术人员召开专题会，认真分析和研究了丘陵地区的地形、地貌和全县的水资源状况，认为利用横山岭水库和燕川水库较为充沛的地表水资源，通过磁右灌区渠系工程为丘陵地区的小水库和塘坝等蓄水工程进行补水，即可发挥这些工程的效益。为尽早解决这一问题，推进我县地表水资源优化配置，水务局明确一名副局长牵头，组织50多名干部职工对灌区范围内的小水库、塘坝、输水渠线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摸底。经调查，我县磁右灌区范围内共有小型水库和塘坝49座，总库容945.2万立方米，现状总蓄水量70万立方米，需补充水量405万立方米。磁右灌区灌溉渠系纵横密布于丘陵地区，大部分渠道进行简单维修可直接向小水库、塘坝输水。通过对这些小水库、塘坝进行补水，既可解决近2万亩农作物的灌溉问题，又能有效补充地下水资源，改善小水库、塘坝周边生态环境，推进我县绿色产业发展，助力绿色崛起。目前，县政府已同意水务局作出的向小水库、塘坝补充地表水的工作报告，近期即将开始实施。

第五篇：当前我国公安机关侦查权的配置缺陷及完善

当前我国公安机关侦查权的配置缺陷及完善

摘 要 现行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在于缺乏硬性约束的制度设计对其进行有效制约。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妥善处理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使权力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进而通过必要的制度限制权力。鉴于公安机关内部，侦查权在刑侦、经侦、缉毒、治安、交通、出入境、网络监察等警种中较为分散的实际，应当建立专业性的侦查部门统一行使侦查权，并在侦查系统内部强化上下级管理关系，实行上下联动、整体作战、快速反应的新型专业化侦查体制。

关键词 公安机关侦查权 侦查措施 权力受制 优化配置

中图分类号： D915.3 文献标识码：A

如何实现公安机关侦查权的优化配置，这是在我国法制化进程中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由于我国具有独特的司法结构，要在公安机关中构建一个科学、有效、正当的侦查权体系，以平衡国家调查犯罪的需要，以及维护犯罪嫌疑人人权之间的关系，这显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有关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的诸多现实问题，也不能简单地仅仅从法律层面进行研究，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些具体而现实的障碍，以务实和严谨的态度，在现有的宪政、法律框架下进行渐进式的探索，避免改革流于形式，才能在公安机关侦查权优化配置的改革之路上取得成果。

一、公安机关侦查权概述

（一）侦查权的概念界定。

在我国，侦查是指国家专门机关为收集证据、查明案情、证实犯罪和缉拿犯罪嫌疑人而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的有关强制性措施。而侦查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关国家机关为实现侦查目的而依照法定的侦查程序，依法运用各种合法、有效的手段对案件进行侦查的权力。

在当今世界各国，拥有侦查权的国家机关主要是警察机关。在英美法系国家，警察被设计成最主要的侦查主体，能够独立处理侦查事务，自主开展调查工作，享有广泛的调查权。而大陆法系国家则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在德国，从法律规定上看，检察官、警察被同时设计为侦查主体，但警察在刑事侦查中要接受检察官的指挥。在法国，侦查的主体既有警察、检察官，还有预审法官。

我国侦查权的配置状况也有其特点。侦查主体包括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走私犯罪侦查机关等等。其中，检察机关承担着一部分自侦案件的侦查任务，其他侦查机关也在各自领域内对特定案件行使侦查权，其余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任务均由公安机关承担，公安机关是我国行使侦查权最主要的主体。公安机关侦查权的运用的程度既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最终结果，也影响到犯罪嫌疑人和其他相对人人权的保障，在某种意义上必然涉及国家司法体制整体运转的效率性，以及涉及国家对社会安全的控制力。为了防止侦查权的滥用，提高国家的控诉能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就有必要对公安机关侦查权进行优化配置。

（二）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的现状。

从规范层面及现实层面分析，我国公安机关侦查权的配置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公安机关对绝大多数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侦查权十分广泛并且高度集中；公安机关侦查权内部配置比较混乱；对于公安机关侦查权的监督主要以内部制约和法律监督等方式为主，等等。

1、公安机关对绝大多数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

我国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进行刑事诉讼，行使刑事司法职权，基本上围绕着侦查权的行使开展。《刑事诉讼法》第3条对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阶段的权力分工做出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由此可见，公安机关享有概括性的第一次侦查权（即对绝大多数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是行使侦查权最主要的主体。

2、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十分广泛并且高度集中。

对于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公安机关有案件的立案权和撤销权，有权自行决定除逮捕这一强制性措施以外的侦查措施，不仅包括在立法层面上的传唤权，讯问犯罪嫌疑人权，询问证人、被害人权，勘验权，检查权，搜查权，扣押物证、书证权，鉴定权，通缉权，技术侦查权等，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强制性措施，以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同时还包括采取法无明文规定的秘密侦查手段，如监听、侦查陷阱等，权力范围非常大，自主裁量权也很大。

3、对于公安机关侦查权的监督主要以内部制约和法律监督等方式为主。

一是公安机关的内部控制。在实施有关侦查措施前，侦查人员必须取得其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批准，对于限制人身财产自由的强制措施，还必须由单位负责人签发相关的许可令。二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行使监督权。但是，检察机关除了决定批准逮捕之外，并不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直接的控制，而是多数采取事后监督的方式，不带有强制性。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如若遭致滥用，无论从行政、民事、刑事方面都难以寻求到切实有效的救济，缺乏有效的控权制衡机制导致了公安机关侦查权易于滥用的现状。

二、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的缺陷

（一）检察监督不力，内部制约虚无。

检察院的监督主要体现为立案监督、审查批捕监督、审查起诉等，监督方式基本依赖卷宗，脱离实际侦查活动，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非法侦查行为不得而知，是不可能起到实质监督作用的。对于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则缺乏法律控制，检察院可以动用任何强制措施，那么，谁来监督这个“监督者”呢? 显然不能由其他检察官进行法律监督，因检察官均要服从检察机关首长的命令，几个检察官所承担的相互矛盾的诉讼职能最终还要集中到检察长一人身上，这样，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事实上也成了一句空话。

公安机关对侦查权的内部控制，主要是在实施有关侦查措施时，需要由公安人员或负责案件侦查的检察官取得其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批准，并签发相关的许可令，公安机关内部的法制办、法制处等部门也具有一定的监督职能。内部审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侦查措施的质量，但是如果某项非法侦查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风险，这种“关上门说话”的内部控制就极有可能演变为包庇与保护。

（二）警法关系缺位，侦查权缺少控制。

尽管“分工负责、互相独立和相互制约”的机制原则似乎也涵盖了警法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中却没有任何相关的规定。警法关系的缺位，导致审判权与侦查权、检察权相比，在刑事诉讼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小的地位。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确立有关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但一些类似的规则却存在于司法解释之中，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凡经查证属实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法院既“不能就追诉活动的合法性举行任何形式的程序性裁判活动”，也“难以对审判前的追诉活动进行有效的司法控制”。

（三）警民冲突屡现，侦查执法环境有待改善。

我国近期接连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瓮安打砸抢事件、孟连警民冲突事件、上海袭警事件。这三件大事都是以刑事案件的侦查形式作为导火索的，暴露了民众对刑事司法的不满。对此，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2007年7月至2008年6月曾经进行过调查，其中，关于“是否信任公安司法机关”的调查中，62.7%的被调查民众选择了“不大信任”，11.5%选择了“非常不信任”，而选择“非常信任”的民众只有2人。三机关相比，只有7.8%的民众选了“公安机关形象比较好，比较有威信”。一方面是民众对公安机关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是公安机关调查难、取证难，遭到破坏的执法环境使警民关系陷入了一段恶性循环，侦查执法环境有待改善。

三、公安机关侦查权的优化配置

现行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在于缺乏硬性约束的制度设计对其进行有效制约。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妥善处理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使权力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进而通过必要的制度限制权力。对于公安机关而言，重点应在维持和加强其侦查主角地位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鉴于公安机关内部，侦查权在刑侦、经侦、缉毒、治安、交通、出入境、网络监察等警种中较为分散的实际，应当建立专业性的侦查部门统一行使侦查权，并在侦查系统内部强化上下级管理关系，实行上下联动、整体作战、快速反应的新型专业化侦查体制。

（一）检警一体化改革。

检警一体制度主要存在于大陆法国家，根据德国现行法规定，侦查权由检察机关行使，司法警察为检察官的助手，在检察官领导和指挥下实施具体的侦查活动，检察官享有广泛的侦查权力，他可以自行侦查，传唤和讯问犯罪嫌疑人、证人和鉴定人，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命令进行搜查和扣押，以及对犯罪嫌疑人或证人进行人身检查。在法国，检察官虽然不再是司法警察的组成部分，但仍享有司法警察的一切权力，并可以指挥所在法院辖区内的司法警察进行侦查，对拘留措施进行监督。司法警察在知悉现行犯罪时，必须立即通知检察官。如果检察官到达现场，司法警察即卸其职责，由检察官接管案件的侦查;他可以亲自侦查，也可以指派任何司法警察完成各种侦查活动，并有权延长拘留时间24 小时。因此，在侦查方面，检察官相当于司法警察的上级长官。但在实践中，检察官很少亲自负责侦查，也很少指令司法警察调查他们不愿意调查的事实。

（二）建立补充侦查的审查制度。

《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并提出补充侦查建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延期审理，补充侦查应当在1个月以内完毕。可见，补充侦查往往是因为在法定的侦查期限内没有获得足够的证据，致使无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指控，故检察机关要求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以获得充分的证据的一种诉讼活动。虽然法律明文规定补充侦查应当在1个月内完毕。但司法实践表明，由于多种原因，补充侦查期间常常被随意拉长。为了提高司法效率，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采取逮捕等强制措施之后，从人权保护的角度出发，法院应该加强对补充侦查环节的制约，严格执行法律规定，防止无限期的补充侦查。

（三）完善非法证据的排除制度。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因此，这一规则设立的初衷主要是用来约束刑侦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就我国立法现状而言，虽然司法解释对这一规则已有了相应的规定，但《刑事诉讼法典》对此至今尚未确立。而且，有关司法解释将非法证据的范围限定在言词证据上，将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排除在外。应该说，在审判阶段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事后制约侦查活动的有力途径。从证据制度上对侦查权加以限制，应当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制定系统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程序规定，明确排除申请提出、证明责任、审查主体、救济途径。同时，建立法院对证据的实体和程序审查，进而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适度平衡。

（作者：甘肃政法学院公安分院，助教，从事刑法学、犯罪学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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