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和谐党群关系视角下北仑党代表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和谐党群关系视角下北仑党代表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和谐的党群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党群关系和谐与否关系着社会和谐发展,关系着人心向背和党的形象,同时也关系着党的执政合法性。但近几年来,党群关系局部出现了比较紧张的状态,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它不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也增加了社会改革的成本。影响党群关系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群众与党组织之间沟通渠道过长、过窄。2004年以来,北仑区在党代表中探索实施了党代表工作制度,经过几年的实践,逐步积累了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发挥作用的一些经验与思考,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升决策水平、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北仑党代表工作的基本做法
1、成立机构和活动组织。北仑区委在2004年成立区委党代会代表工作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委组织部,新增加二名工作人员,主要办理代表的建议书,督促建议书受理单位或相关部门认真及时办理,并将办理情况答复代表;负责联系代表工作,组织、指导、督查代表的各类活动;及时向区委汇报代表的意见和建议,等等。为了便于开展活动,将全体党代表分组成各个活动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自行设计、组织、实施党代表小组活动。针对党代表来自各个领域,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不同,设立不同的专业活动小组。比如,按工作职责和行业类别分为城市规划建设小组、党风廉政建设小组、基层组织建设小组、经济事业发展小组、社会事业发展小组、依法治区小组。
2、建立配套制度。一是活动制度。闭会期间,党代表集中活动一年应不少于一次,活动的主要内容组织代表开展调研、视察等活动,深入了解情况,提出意见建议,为区委决策提供参考。二是学习制度。学习主要由集中学习、个人自学、脱产学习和培训三种方式相结合。每年集中学习一般不少于2次,每次重点学习研究
一、两个问题,每次学习时间不能少于半天。三是联系制度。区委委员分片区联系三至五名区党代表,每年联系不少于两次,听取对区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在思想作风、勤政廉政、干部任用等方面的反映,区党代表联系二至三名党员和至少二名群众,每年联系不少于四次,征求党员群众意见,掌握党员群众思想动态等,畅通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渠道。四是提议办理制度。明确规定了几个重大事项应以适当形式在适当范围内征求党代表的意见建议。提议由区党代表办公室转有关单位。有关单位应及时答复。五是例会制度。由区委领导在例会上每年一次的通报工作情况,让代表在参与例会中增强代表意识、提高履职能力,提高党代表的政治地位。
3、设计活动载体。一是加强双向联系。通过制度,建立区委委员与基层党代表、区党代表与基层党员群众之间的日常联系。为丰富活动形式,还定期推出“代表活动日”、乡镇(街道)党员服务咨询中心党代表接待室等载体,进一步加强党代表与基层的联系。二是征
询意见建议。区党代表在党代会会议和闭会期间都可以以口头、书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区委提出意见建议,另外,在“北仑党建网”开通了区党代表信箱。三是开展持证视察。就区委近年来的重大决策和党建工作任务,设计视察专题,组织区党代表开展持证视察,通过视察、倾听汇报、询问工作落实情况、提出问题意见建议等方式,推进区委决策的落实。四是积极参与全委会。会前,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征求党代表对全委会的意见建议;全会期间,邀请基层党代表列席区委全委会;会后,不定期通过党代表团(组)活动、党代表座谈会等形式,向区党代表通报重要情况。
二、北仑党代表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1、扩大了党内民主,提高了区委决策的正确性。重大决策前,做到事先征询党代表的意见。比如,2004年以来,区委先后6次将全委会报告初稿提交代表讨论,征询意见建议;区委年度工作思路、《宁波市北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等重要决策出台前,都开展了向代表征询意见活动。区委日常工作决策,不定期通过新闻媒体、《基层党代表学习》专刊、代表团(组)活动等载体向代表通报,使代表及时了解区委工作部署和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便于区委采取相应措施,保证了决策的顺利实施,减少和避免了失误。
2、拓宽了监督途径,构建了更为广泛的监督制约机制。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后,区级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一般都提前半个月向代表征求意见,作为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的内容。区委每次召开全委会,一般都邀请区党代表列席,接受代表的监督,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此外,实行党代表任期制,也形成了针对党委、政府各部门落实区委决策的监督制约机制。比如,通过不定期组织代表开展视察,组织代表参与行风监督、民主评议机关、民意调查等活动,收集和办理代表提交的意见建议,有效促进了区委各项决策的落实。
3、畅通了上下渠道,密切了区委与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联系。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后,区委委员分片联系区党代表,区党代表分行业联系党员和群众,强化了代表作用的发挥,使代表成为区委和基层党组织、党员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区委的各项决策能够通过代表传达下去,基层党员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也能够通过代表及时反映上来,搭建了区委与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沟通平台。同时,通过组织代表开展调研视察、评议测评和建言献策活动,切实发挥代表的作用;通过受理、答复代表的提议,增强代表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进一步激发党内活力,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三、对党代表工作制度的进一步思考
党代表工作在北仑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总体来看还存在着党代表发挥作用积极性不高、工作载体有限且与人大政协有同质性倾向、党代表作用受约束比较明显等问题。为此,要进一步发挥党代表的作用,将改善党群关系落到实处,还需要进一步地探索与实践。
1、理清职责关系,解决好职能界定问题
党代表工作的职能主要是两个:一是反映基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和谐党群关系的构建;二是了解党的决议、决定和决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因此,党代表及其办公室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用来接访党员群众的,而是接近党员群众,让党员群众的心声以最快捷、最有效的方式传达到党组织。这一点,在今后党代表工作的宣传落实过程中必须加以明确,党代表不是处理信访案件的官员,党代表办公室也不是处理信访案件的部门。党代表及其办公室只是一个沟通平台,而不是一个工作部门,应该有别于信访部门工作室。
2、加强载体建设,让党代表网格化联系群众
党代表工作要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体现出实际成效,才能得到党员群众的支持和认可,赢得发展的空间。为此,必须加大探索力度,注重实践创新,拓宽党代表联系党员群众的形式。一是设立专门的党代表工作室。将党代表办公室的职能加以延伸,负责收集整理党代表的意见、建议,分送有关部门,跟踪落实情况,并定期向党代表和党员群众反馈。上级党委组织部门负责对党代表工作室进行检查指导,适时组织党员群众对党代表工作室工作情况进行评议。二是可以走访基层,结对党员群众。党代表要主动深入基层,贴近党员群众,积极开展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四进”活动,深入基层听取党员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倾听民意、收集民情。大力开展走访慰问困难党员群众活动,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三是可以开通党代表在线网络。借助网络资源优势,在党建网、政府网站开设互动交流平台,实现党代表在网上接见党员群众,切实提高转办和反馈工作效。四是关注公共服务。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社会热点问题、基层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以党代表为主体,邀请专家学者、职能部门负责人开办各类专题论坛,组织党员群众开展讨论交流,以此作为基层党员群众参与重大决策、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渠道。
3、提升素质能力,着力提高党代表的履职水平
党代表工作能否有效运行,除了好的制度外,党代表的素质如何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加强党代表工作,关键在于建立一支综合素质高、履职能力强的党代表队伍。一是抓好学习培训,提高代表能力。从增强党代表行权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等方面,采取集中授课、经验交流、现场参观、专题讲座、组织学习等方式经常性地对党代表进行强化培训,努力建设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结构优的党代表队伍。各位党代表要利用工作室这个平台,定期交流和探讨做好代表工作的体会、经验和做法,进行充电加油,进一步提高履行职责的能力。二是
主动贴近群众,真诚听取意见。党代表应积极参加接见党员群众活动,诚心听取意见,广泛收集民意。要主动深入基层,通过召开座谈会、调研走访、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与基层党员群众加强联系,了解党的决议、决定以及各级党委的决策部署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反映基层单位党员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三是认真履行职责,抓好跟踪落实。党代表要提高自己的履职意识对党员群众反映的情况和问题,要及时进行梳理,做好跟踪反馈。能够当面解释的,当面给予解释;不能当面解释的,耐心细致地进行说明,认真研究提出妥善的处理意见,提交相关部门办理,并将办理结果及时向党员群众反馈。
总之,党代表及其工作制度是改善和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新平台,通过具体制度的落实,它可以更好地服务群众、化解矛盾、沟通基层,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升决策水平、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篇:和谐视角下的中国企业HRM问题与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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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视角下的中国企业HRM问题与解决之道
和谐社会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但2006年中国企业人力资源业界所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却让我们看到和谐的理想价值取向下,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所面临的矛盾与冲突正在逐步升级。
2006年,中国HR业界的“不和谐”声音不绝于耳:百度“闪电”大裁员,使人感受到组织的无情;杨元庆千万年薪,让人看到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华为员工胡新宇猝死引起的争议,反映了组织的高绩效文化与员工身心健康之间的矛盾;东航九名机长集体跳槽,昭示着人才流动中的职业道德与知识产权保护系统的脆弱;肯德基劳务派遣之争及日资企业中国员工的集体罢工,揭示了深层次的劳资冲突正在浮出水面……
这些标志性事件的发生,似乎在警示我们:在和谐社会的理想诉求中,现实的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正面临着新的挑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矛盾与冲突:无情与有情并存、差异与均衡共生、和谐与冲突交替。需要我们用极具智慧和操作性的人力资源系统解决方案,来保持这些看似矛盾的要素之间的张力,寻求两者间的平衡,以正确处理组织与员工之间的矛盾关系,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实现人与组织的协同成长与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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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差距日趋悬殊,调节应从分配依据入手
无疑,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人与人之间关系恶化,人们对社会财富分配不满,从而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与不和谐因素。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和谐并不否定差异,“有差异的和谐”与“和谐的差异”才是社会与企业的活力之所在。
在人力资源管理上,要澄清两种认识:第一,和谐不是要否定差异,更不是要搞平均主义,而是要承认差异;第二,和谐不是要否定内部人才竞争,恰恰是要承认内部基于能力的竞争,通过竞争优胜劣汰,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企业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否会破坏和谐,关键不在于差距本身,而在于差距产生的依据是否公平。如果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建立在人的能力与对组织的贡献差距上,那么这种差距产生的依据就是公平的、合理的。它不仅不会破坏和谐,而且还有利于促进和谐。中国目前收入差距的扩大之所以隐含着深层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与和谐的理想诉求相悖,主要症结在于产生收入差距的依据不公平。
首先,收入的差距产生于资源与经营的垄断所带来的收益。中国目前收入分配不公,主要体现在行业收入差距过大,而行业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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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的根源在于许多行业是垄断性行业;其次,收入的差距产生于权力寻租;再次,收入的差距产生于制度的缺陷;第四、收入差距产生于获取收入的机会不均等。
中国的财富之所以聚集在少数人手里,其根源在于许多人的财富不是来源于其自身的能力与贡献,而是来源于权力寻租,来源于“钻”制度缺陷空子的腐败致富与投机致富。这种获取收入的机会不均等,使得收入差距产生的不公平感迅速增加。
因此,要减缓因收入差距过大而导致的不和谐,关键不在于否定收入分配的差距,而在于减少直至消除产生收入差距的不平等因素,对收入差距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使差异与和谐处于可控状态。
从宏观的角度讲,一方面,要打破垄断,根治权力寻租与腐败,完善社会制度体系,减少制度缺陷,提供公平发展机会;另一方面,要通过国家收入再分配,调节社会收入差距。
从微观人力资源的角度讲,就是要建立凭能力、凭业绩吃饭,而不是凭政治技巧吃饭的机制,通过客观公正的价值评价体系,承认个人对组织贡献的差异,并给予其相应的回报,使差距更公平、更合理,避免由于价值评价与价值分配过程缺乏依据,而导致员工不公平感增加、心理失衡加剧以及人际关系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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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裁员愈演愈烈,刚柔相济方合情合理
企业要不要裁员?回答是肯定的。裁员是一种理性的人才退出行为,是组织为了保证持续成长和发展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裁员,而在于如何裁员,如何对裁员进行有效管理。
裁员的科学做法是,将裁员与人才退出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正常的管理职能,建立人才退出机制与管理体系,使裁员的过程更具人性化。
裁员本身是刚性的,而裁员的对象又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如果在裁员的操作过程中过于刚性,必然会导致裁员矛盾激化,使企业声誉受到影响,员工失去信心,从而大大增加企业成本。
裁员的人性化和理性化是衡量裁员管理水平的标志,而裁员管理的水平又是衡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标志。立马走人的“闪电式”裁员方式反映了企业管理体制的不成熟。事实上,联想与百度的裁员方式就有些过于生硬,采取“突袭”的方式,很难令员工接受。
对企业来说,裁员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要降低员工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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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失衡,降低裁员成本。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根据企业的战略转型制定系统的裁员计划,把裁员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以柔性化和人性化的实施方式保证裁员的良好成效。
同时,企业和员工都要调整心态。一方面,企业要转变心态,把裁员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及管理的层面来看待裁员,要主动地进行科学、理性的裁员规划和管理,并且从企业文化的层面对员工进行思想上的引导,使其正视裁员;另一方面,员工要变被动为主动,将裁员看作是一个新的工作机会的开始,看作是创造更大价值的起点。只有双方都能够以主动的心态去面对裁员,才能够避免目前很多隐藏在裁员背后的问题。
裁员要上升到战略、管理层面,人才退出机制更要加快建设。人才的退出机制是保持企业人才充满活力的源泉。我们以往的人力资源管理,忽视了人才退出机制的建设,往往把焦点仅仅投向人力资源的获取、使用和开发上,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人才有进无出。其结果是造成中国企业的人才“滞胀”,冗员过多。
科学的人才退出机制可以使得裁员管理选择面更大,操作更为灵活。人才退出机制中的内部人才创业、提前退休、技能培训、调岗、自愿离职计划等都是裁员管理的有效补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企业完全可以利用上述机制来替代裁员,这样既可以减少企业裁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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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痛”,又能保证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
三、核心人才流动逐渐频繁,控制流量、流速才是关键环节
核心人才频繁流动给许多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这种危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核心人才带走了其知识储备与客户;其二,人才的流失使得企业出现了岗位人才真空;其三,企业需要支付人才流失的替代成本与引进成本;其四,人才流失破坏组织的和谐,弱化了组织与员工的忠诚度。
事实上,核心人才频繁的流动与跳槽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的驱动力:一是有节制的人才流动可以带来人才自身的价值增值;二是高端的知识型员工不再是简单的追求终身就业的饭碗,而是追求终身就业的能力;三是高端人才与经营管理人才严重短缺,企业人才需求缺口大,使高端人才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因此,人才的流动是必然的,关键是要调节和掌控人才流动对象的流量与流速。企业防止员工集体跳槽与频繁跳槽的关键,不在于如何阻止人才流动与跳槽,而是要在机制与制度建设上,留住企业所需要的核心人才,同时提高人才本身流动的成本。为此,企业应做到以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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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视雇主协会的作用与雇主权益的维护。资本所有者权益的维护在中国企业是一个新问题,一方面,工会尚未发挥应用的作用,没有真正成为雇员的代言人;另一方面,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雇主协会,各类行业协会及企协并不能真正代表雇主,使得雇主在个体上是强势,在群体上是弱势。同时,劳动法更多的是偏重弱势群体,在现实中,不仅存在弱势群体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同时也存在资本所有者权益被内部人控制,被人力资本侵犯的问题,如何防止人力资本剥削货币资本是一个新课题。劳资双方只有两种力量达到均衡,才能真正化解冲突与矛盾。
第二,加快企业知识管理系统建设。中国企业目前最缺的不是人才和知识,缺的是知识管理系统。组织中个人的知识没有转化成公司的公共知识。企业一味追求留住人才的身,但恰恰忽视了如何留住人才的智、留住人才的心,要通过知识管理系统的建立留住人才的智、留住人才的心。
第三,强化企业的劳动契约管理约束,如企业要重视同业禁止合同的签订与履行。
第四,强化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与知识产权技术保护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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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人才激励要从短期激励转向对人才的长期激励,如股票期权、奖金的延期支付、福利等等。仅仅靠短期激励难以留住核心人才,要建立全面薪酬体系来防止核心人才的流动,提高人才本身流动的成本,如通过增加人才流动的心理成本、经济成本,抑制其流动行为。
四、劳资纠纷日渐升级,冲突管理要从根上做起
在中国企业的战略转型与组织变革期,劳资纠纷与冲突事件日趋频繁,内在冲突日益激烈,正在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导火索。几乎完全是体现公司利益的“霸王条款”式劳动合同;矿难频发,矿主不惜以矿工血的代价牟取暴利;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人身安全的保障纠纷(体罚、殴打、侵犯雇工人身权益);劳动合同的纠纷问题(不签劳动合同、合同不合法、无故解除合同、集体劳动合同流于形式、不履行合同)等等劳动者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案例不胜枚举。
劳资纠纷与冲突日趋激烈的根源是什么?众多学者认为,其根源在于劳资力量的不均衡。在中国的很多行业里,由于劳动力严重饱和,导致资强劳弱。事实上,主要根源并不是劳资力量失衡,而在于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劳资双方缺乏真正的利益代表,使劳资双方博弈无序。第二,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会滋生权力腐败,而权力腐败则导致资方对劳方的权力控制,这种权力控制实质会导致劳方对资方的一种普遍的对抗心理,使劳资双方严重对立。第三,各阶层对收益预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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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与货币资本收益的合理预期)认知的矛盾与失调。当企业整体获得特定收益时,一旦企业各阶层不能够准确预测自己能否分享到预期的份额,各阶层就不会尽全力为企业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各阶层不满意度增加,则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第四,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不完善,司法部门工作不到位,未能给劳资双方创造一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环境。
因此,要防止劳资双方的冲突与对立演变为社会冲突,进而不影响社会整体的和谐,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应关注以下三方面:其一,要强化与健全雇主组织与工会组织的地位与作用,淡化行业协会与工会组织的官本位色彩;其二,要深化体制改革,遏制权力腐败;其三,要建立相关利益者价值评价与分享机制,对企业各阶层收益预期进行有效管理。
五、职场压力与职业倦怠近在咫尺,员工心理健康应受重视
企业和谐的价值取向是追求员工的心理健康,释放员工的职场心理压力,并持续激发员工的工作激情。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中国企业目前所面临的员工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越来越沉重的职场压力得不到有效释放或缓解,使员工情绪高度紧张,工作效率下降。具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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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高绩效的业绩压力导致员工无休止加班,健康受到损害,严重者甚至可能出现“过劳死”;职位竞争压力导致组织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相互敌视。
另一方面,职业倦怠使得员工对未来充满迷茫,工作激情不足,工作绩效明显降低。表现在:
(一)企业家追求目标不高。职业怠倦也容易在许多企业家身上出现。许多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企业家本人并不想继续做大,不是将精力用于投入再生产和技术人才开发,而是忙着炒地产、炒股票,做投机生意。这样的企业注定做不大,而作为该企业的员工,更是无法看到个人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二)中基层员工没有活力,缺乏工作热情。很多企业虽然尚处于快速发展期,但很多中基层员工由于总是在重复地从事某一项工作,对工作充满了厌倦情绪,对工作敷衍了事,安于现状,不求进取。
因此,如何缓解员工职场压力,有效消除职业倦怠,对于激活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稳定员工队伍,提高工作绩效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要重视员工面临的职场压力,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压力管理,在企业内部实施职业压力管理方案(Occupational Stress Management Program),包括:
(一)科学地评估企业的压力状态,制定相应的压力管理措施;
(二)导入压力管理培训,帮助员工建立合理的信念,引导员工形成健康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
(三)开展压力咨询,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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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员工缓解和疏导压力。
第二,要重视企业面临的职业倦怠危机,对职业倦怠进行有效的调节和管理,激活员工的热情,包括:
(一)创新企业愿景与目标;
(二)提升组织成员的境界、抱负与追求;
(三)实现领导方式转型,对员工进行有效授权,提高员工的自主工作热情与成就感;
(四)强化内部沟通与交流,建立共享的知识与信息交流平台,使员工之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消除人际隔膜;
(五)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人力资源机制,消除员工由于工作量或报酬的不公平、绩效评价与升迁的不公平所带来的心理失衡;
(六)辅导员工正确认识自我并改变自我,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能力,善于利用机会,消除员工由于不合理的期望落空所带来的职业倦怠。
六、员工与组织期望难一致,员工的期望与预期冲突应进行管理
企业家最难控制的是自己的欲望。越是领袖型企业家,其原始的欲望冲动越强。这种欲望往往使得许多企业家盲目发展,最后步入“多元化”的陷阱。
而对于管理者来说,最难的是如何对员工的期望与预期进行有效管理。所谓员工的期望与预期管理,是指如何实现员工与组织期望与预期的平衡,使员工与组织能够同步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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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与员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主要源于双方在期望、目标上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其一,组织目标期望与个人目标期望失衡;其二,基于分工的组织角色期望与员工的角色定位矛盾;其三,组织的责任期望与员工的责任认知偏离;其四,组织对员工的能力期望与员工的能力水平不匹配;其五,组织对员工的业绩期望与员工的实际贡献存在落差;其六,组织对员工的行为期望与员工的行为相悖。
正是因为存在上述六个方面的矛盾,导致了组织与员工对收益的预期存在矛盾,从而使组织与员工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只有当组织与员工建立了对收益的合理预期,才能够实现组织与人共同成长与发展。
因此,对员工的期望与预期进行管理,主要应关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绩效管理建立组织目标的层层传递系统,使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一致;第二,建立基于胜任能力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通过建立员工的核心素质、专业素质、关键岗位素质、团队结构素质模型,实现组织的核心能力与员工的核心专长与技能的有效配置;第三,建立基于相关利益者价值的薪酬分配体系,明确企业内部各阶层的收益预期,形成利益共同体与事业共同体,驱动组织内各层级员工基于共同的利益与目标,团结一致,协同合作,真正意义上地实现员工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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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窗:
1.和谐并不否定差异,“有差异的和谐”与“和谐的差异”才是社会与企业的活力之所在。
2.企业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否会破坏和谐,关键不在于差距本身,而在于差距产生的依据是否公平。
3.裁员是一种理性的人才退出行为,是组织为了保证持续成长和发展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裁员,而在于如何裁员,如何对裁员进行有效管理。
4.人才的流动是必然的,关键是要调节和掌控人才流动对象的流量与流速。企业防止员工集体跳槽与频繁跳槽的关键,不在于如何阻止人才流动与跳槽,而是要在机制与制度建设上,留住企业所需要的核心人才,同时提高人才本身流动的成本。
5.劳资纠纷与冲突日趋激烈的最本质原因是劳资双方缺乏真正的利益代表,使劳资双方博弈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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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件回放:
2006年7月10日,百度采取了让业界哗然的“闪电”裁员——4个小时内,除运营总监外,企业软件事业部(ES)部门的30名员工被遣散干净。当员工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时,他们已经被告知公司邮箱账号将会被注销,而且在下班前必须离开公司。随后,一些媒体和个人博客纷纷以“没有人性”、“闪电战”等字眼来形容此次裁员。虽然期间百度采取了额外发放离职员工一个月薪水的补偿措施,但是还是没有得到外界的肯定。
2.“杨元庆千万年薪”
按照联想2006年5月下旬公布的2005年业绩,联想多位董事在期内都获大幅加薪,其中董事长杨元庆的薪酬由2004至2005的424万港币,增至2005至06的2175万港币,增幅超4倍。此消息一经传出,杨元庆及联想高管薪金激增成了业界关注热点。
3.“华为员工胡新宇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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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深圳华为公司25岁的工程师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不治去世。住院之前,胡新宇因工作任务紧迫持续加班近1个月,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导致过度劳累,诱发全身多个器官在一个月中不断衰竭。这一事件再度引发人们对白领人士的工作、生存特别是健康状况的关注,网上对于企业加班文化的声讨开始不绝于耳。
4.“东航九机长集体跳槽”
2006年7月,东航江苏公司再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九机长集体跳槽”案,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法院有了一审结果:九名机长向东航江苏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445万元。
该案件可回溯至2005年11月,因东航时常拖欠和克扣飞行员工资,造成九名机长集体罢飞,并同时提出辞职,但未获东航江苏公司同意。随后这九名机长提出劳动仲裁,最终被裁决解除劳动关系,并驳回东航提出每人210万元的赔偿要求。但东航不服仲裁向法院提起诉讼。南京市江宁区法院审理后认为,9名机长提前1月提出辞职符合《劳动法》规定,故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同时,综合考虑东航在招收、录用、培训飞行员的实际费用等因素,九名机长中按其年龄的不同、赔偿数额在107万到186万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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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肯德基劳务派遣之争”
2006年6月,闹得沸沸扬扬的“北京肯德基公司辞退劳务派遣工人”一案在东城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在肯德基工作了近11年的徐延格(以下简称徐)是一名派遣工人,与肯德基不构成事实劳动关系,所以驳回了徐对肯德基2万余元的索赔要求。
徐是肯德基配销中心的仓管员,于1995年2月通过社会招聘进入肯德基的母公司——百胜集团在北京的一家物流中心。2005年10月,徐因工作失误被肯德基辞退。被辞后徐想索取经济补偿金2万余元,但结果让其深感意外:他根本不是肯德基员工,而是被“北京时代桥劳动事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派遣到肯德基的劳务派遣劳工,肯德基无需对此做出任何补偿。接到上述判决后,徐仍觉得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经双方协商,2006年8月8日,北京肯德基公司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已与徐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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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律师法修改视角下加强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几点思考
一、我国律师制度的演化
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有了能言善辩的助人诉讼的专门人才,如郑国著名的法学家邓析,不仅参与立法,还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当时甚至还出现了代理制度。但这些远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律师制度。
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人民法庭通则》规定,人民法庭应保障被告有辩护和请人辩护的权利。1954年7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出了《关于试验法院组织制度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决定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试行开展律师工作。1954年9月,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被告人可以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使律师制度有了宪法保证。经过了十年**的巨大颠簸之后,1980年8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直到1996年5月15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律师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标志着我国的律师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能够适应迅猛发展的“依法治国”观念的需要,这部律师法适用了十年之后,于2007年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改,删去了原来的“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淡化了律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强了律师的中立性。虽然新修订的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其反映出的权利义务变化,符合对人权保护和社会公正的需要,同时也给检察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2007年律师法的修改使反渎职侵权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一)对律师社会价值的重新认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9年4月13日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规定了我国在未来两年人权保护方面的措施。实现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追求的理想,也是我国人民和政府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并庄严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律师权利义务规定的多次调整,实际上正是我国人权保障不断加强和完善的体现之一。
2007年《律师法》第二条对律师这一法律角色给予了全新的定义,其最大意义在于,突出强调了委托人对于律师法律服务的意义和律师对委托人的关系,从而实质上将“委托人——律师”这一基本关系范畴引入律师法中。结合《律师法》第一条所确定的立法宗旨,从总体上扩大了律师有关权利,符合宪法保障人权的精神。新法律体系下的律师制度不论对于律师的法律实践还是律师法学体系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检察机关必须高度重视律师法修改,重新审视自己与律师之间的关系:第一,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律师则是受当事人委托,维护当事人的利益;第二,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并不一致,但不能简单地将双方对立起来,他们是在同一法律体系下,只是以不同身份出现而已;第三,两者之间需要形成互动,检察机关应重视研究律师在侦查工作中的作用,加强与律师的交流、沟通。
(二)律师的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扩大
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第35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职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这两条从几个方面扩大了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
1、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
现行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新的《律师法》将“后”字取消了,虽然一字之差,但这意味着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即可在场。
2、律师会见和调查取证的批准问题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再需要经司法机关批准,而“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调查取证也不再需要经过检察机关的批准。这样的规定表面上看只是简化了会见手续,从操作上为会见当事人提供了方便。从更深刻的层次考虑,不需经侦查机关批准的会见,大大减少了司法机关对律师会见的干预,提高了律师办案效率,对犯罪嫌疑人的保护更为充分。
3、律师会见的方式
此前律师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谈话的时候,侦查人员可以站在旁边监听,客观上避免和减少了律师利用会见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传递消息,甚至串供的行为,有力地保障了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但是为了更大限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让他们能够与自己的律师进行全面沟通,新的律师法就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会见方式进行了重大的修改,明确了这一过程“不被监听”的要求。
4、律师会见的次数
律师会见的次数不受限制。这意味着律师可以随着对侦查机关所掌握证据了解程度的逐步深入,多次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沟通,使犯罪嫌疑人深刻了解自己的言行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同时犯罪嫌疑人也可以根据自己思想的变化随时与律师沟通,获得律师的法律服务。
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使检察机关第一次讯问时相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优势减弱,突破口供的难度加大;无需经检察机关批准的调查取证和会见使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证人不愿作证或改变证言的可能性增大,这些都对检察机关的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对于渎职侵权案件,“取证难”本就是长期困扰侦查人员的老大难问题,在律师会见权和取证权扩大的背景下,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证人证言的难度进一步增加,侦查活动的对抗性进一步增强。
三、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工作应积极应对律师法的修改
渎职侵权犯罪妨害国家机关公务的合法、公正、有效执行,败坏国家声誉、降低政府威信、毒化社会风气,损害国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有效性的信赖,致使国家与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一种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犯罪。近年来,渎职侵权犯罪发生率不断攀升,危害后果日趋严重。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反渎职侵权工作,从侦查办案的合法性、规范性入手,从侦查思维、侦查模式和侦查手段等方面积极应对律师法的修改,牢牢把握办案的主动权。
(一)调整办案观念、规范侦查行为
从法治建设要求的角度考虑,2007年律师法的修改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体现出权力制约、人权保障和社会和谐的理念,是对“重权力,轻权利”陈旧观念的冲击。我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专门就“拓宽民主渠道,强化行政执法和司法中的人权保障,提高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保障水平”的方式作出规定,特别强调“完善预防和救济措施,在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依法保障人身权利。”“推动完善被羁押者权利保护与人道待遇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具体内容包括“进一步完善被羁押者的处遇制度。完善被羁押者通信、会见”、“加强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等等。因此,检察机关应充分认识人权保护的重要意义,并从这个意义上正确理解和把握律师法的修改,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律师法修改给反渎职侵权工作带来的挑战,适时转变观念、改进侦查模式和侦查手段,推动反渎职侵权工作从过度依赖口供,向整合现有资源,提高收集其他各种书证、物证等证据能力的方向转变。
同时,律师法的修订对侦查活动的规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律师权利的扩大使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透明度大为增加,侦查活动更多地暴露在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面前,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强化规范意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开展侦查活动,以保证所取证据的合法性,避免因程序上的不规范而陷入被动。
(二)提升人员素质、提高侦查能力
1、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虽然自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后,侦查模式已经逐步由“自供求证”向“先证后供”的方式转化,但是由于渎职侵权犯罪的手段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而且作案方式多样,现有的渎职侵权侦查工作还没有完全摆脱“无供不定案”的影响。就此而言,律师法修改的内容相对于反渎职侵权部门现有的侦查能力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在客观上大大增加了侦查工作的难度,也对侦查人员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各地反渎职侵权局的成立和发展,很多检察机关已经对侦查人员进行了相应调整,侦查人员的能力和水平大为提高。但是应当承认,与当前反渎职侵权工作的要求相比,人员的能力素质状况还不十分理想,而且由于侦查人员多是法学专业出身,而渎职犯罪案件往往涉及经济、建筑、保险、计算机等复杂的多学科知识,因此,必须加强对反渎职侵权人员的系统培训,提高侦查人员的侦查取证能力和法律政策水平。
2、加强初查工作力度。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初查是立案的前置程序,也是立案后侦查工作的基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8条规定,“在举报线索的初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渎职侵权案件本就具有对象特殊、调查取证难、案件查办难等特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有可能使这些特点得到进一步强化,因此,为了尽可能减小律师介入对侦查活动的影响,反渎职侵权部门应把工作重心前移,大力加强初查工作,充分利用询问、查询、勘验、鉴定等措施为侦查活动打好基础。
3、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及时完善固定证据,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几种证据中,犯罪嫌疑人供述是最直接的定案证据,却也往往是最不稳定的证据。相对于其他证据而言,律师的介入对犯罪嫌疑人供述更容易发生影响。因此,反渎职侵权部门在严格执行讯问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充分发挥这一制度所具有的补强和固定口供的作用,减少口供变化可能性的同时,还应特别注重提高外围取证能力,注重收集调取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并强化证据的完善和固定工作,及时发现并堵死证据链接中的缝隙,通过完善由其他证据形成的证据链而减小对口供的依赖。
4、做好充分准备,提高首次讯问的成功率。首次讯问是侦查人员与渎职侵权犯罪嫌疑人的首次正面交锋,也可能是律师介入的开始,首战能否告捷对其后双方的心理战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侦查人员应高度重视首次讯问工作,在初查所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提前制定好讯问方案,考虑好讯问的步骤、重点、讯问谋略的使用等等,对讯问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努力提高首次讯问的成功率,为后续的侦查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5、注重与律师沟通。双方是一对相互排斥又依赖的矛盾体,虽然检察机关的任务与律师的职责具有一定的对立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检察机关与律师开展工作所依据的法律是一致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目的也是一致的。因此,检察机关应该重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学会如何与律师沟通。对于侦查人员而言,律师的存在犹如一面镜子,将侦查工作中的点点滴滴都清晰地反映出来,侦查人员通过听取律师的意见和辩解,可以更好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发现、弥补自己在侦查工作中的漏洞或考虑不周之处,及时查漏补缺,确保侦查质量。
(三)完善工作机制,形成打击合力
为了更好地应对律师法修改对反渎职侵权工作的挑战,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通过有效整合内部资源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
一是进一步完善公诉引导自侦取证机制。公诉部门担负着审查起诉及出庭支持公诉的职责,因而比侦查人员更能客观地审视证据,并能按照法庭审理的需要考察现有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分析现有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并对下一步侦查取证工作提出具体建议。因此,反渎职侵权部门对于一些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应按照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要求,积极邀请公诉部门提前介入,加强对案件定性、侦查取证等方面问题的沟通,更好地围绕庭审需要全面收集固定证据。
二是进一步完善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侦查一体化是多年来反渎职侵权工作经验的总结,是应对反渎职侵权工作中“三难一大”问题的有力手段,是整合上下级检察机关的资源,形成打击犯罪合力的有效方式。反渎职侵权部门应当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这一机制,更好地发挥上级检察机关的指挥与协调作用,提高侦查工作的整体水平。
(四)提高保障水平,体现科技强侦
在现代科技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渎职侵权犯罪往往利用了一些技术手段而更具隐蔽性。为了获取犯罪证据,侦查部门必须具有与犯罪手段相对应的技术装备和技术能力。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加大对侦查设备的投入,不断改善通讯、交通、侦查取证设备等装备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提高对侦查活动的技术支持力度。此外,针对包括渎职侵权犯罪在内的职务犯罪高发、律师法修改挑战职务犯罪侦查能力的现状,呼吁立法机关适时赋予检察机关特殊侦查措施的使用权,从技术角度提高职务犯罪侦查能力。
第四篇:新常态下纪检监察工作的实践与思考(范文)
新常态下纪检监察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近年来,在省联社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扬中农商行纪检监察工作按照省联社工作部署,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习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要求,增强全行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为树立清正廉明、风清气正的优良形象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
一、主要做法
1.齐抓共管,在落实两个责任中厘清工作职责。一是在年初下发的党建工作意见中,就明确了落实“两个责任”的具体要求。总行党委与22个支部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实行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二是严格对照“监督责任清单”,本着对班子负责、对组织负责的态度,督促各层级主要负责人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其他党员切实履行好“一岗双责”,通过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把责任传递到每个岗位、每一个人。三是为将党风廉政建设落到实处,还将相关落实情况与经营责任制挂钩,实行一票否决。通过明确责任,进一步健全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和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纪委密切聚焦中心任务,围绕执纪问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整体推进预防和惩治腐败各项工作。
2.立足实际,在促进效能优化中体现主业主责。一是在日常工作中,积极围绕全行重点工作、重点项目、经营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全行上下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选题立项,开展效能监察,采取事前参与、事中监督的方式,规范程序,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二是在效能监察过程中,通过座谈走访、现场查看、模拟 1 办事、陪同办事、跟踪观察等多种形式,深入到总行机关相关部门、各基层支行,对作风效能建设进行明察暗访,严肃查处工作中存在的“慵懒散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吃拿卡要以及其他影响发展的问题。三是为强化效能建设,对党委年初确定的22项重点工作,通过与行长室密切配合,同研究、共布置、齐检查,实施全程监督,并及时在本行内网醒目位置上公布各项工作完成进度,对未能序时完成的分管领导和责任部门要求说明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同时建立台账,及时跟踪了解工作进展,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成效。
3.多措并举,在强化权力监督中找准角色定位。一是抓重点项目,有效实现对权力节点运作的监督。重点加强了对基层网点装潢工程等招投标工作的监督,要求招投标必须3家以上参加,并由本行纪检监察、合规、财务、办公室等部门参加。同时,加强对贷款发放、大宗物品购置、员工招聘、资产处置等方面执行情况的督查,规范贷款发放程序,提高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优化内部经营环境。二是盯重要时点,督查党员干部廉洁从业情况。春节、端午、中秋三大重要年节,做到节前有提醒,节中有监查,节后有通报。由监察室牵头,合规、内审、计财等部门配合采取检查、暗访等形式开展作风建设监督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公款送节礼、代币券卡、公车私用、公款违规吃请等。三是查来信来访,及时发现苗头隐患。加强对群众举报线索受理工作,对实名举报、上级部门下转的信访件加大核查力度,在查清事实、认定责任的基础上,举一反
三、防范未然。通过来信核查,反思全行在内部管理、业务经营,特别是干部管理上存在的薄弱环节,及时完善内控,对相关人员进行提醒谈话。四是强问责处罚,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对外部检查、内部审计、职能部门业务检查发现的问题和不良贷 2 款责任认定的问题,做到责任到位,处罚到位。今年以来,全行共对11人进行了行政处分,其中:解除劳动合同1人,撤职1人,降职1人,记过3人,警告5人;经济处罚255人(次),金额105万元。通过强化监督,切实增强全行干部员工“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的意识。
二、工作体会
当前形势下,纪检监察工作越来越受关注,工作责任越来越大,要履行好职责,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改进和提高。
1.角色定位上要做明白人。要准确把握中纪委“三转”的精髓,回归主业,明确职能定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将纪检监察工作融入到全行中心工作中去谋划,为全行各项业务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2.履职尽责上要做有心人。日常工作中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要通过对权力运行节点、关键时点的监督和来信来访的核查,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提高监察实效。
3.遵规守纪上要做带头人。“打铁还需自身硬”,纪检监察干部是监督干部的干部,必须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真正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三、几点思考
当前纪检工作,应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严明纪律,切实改进作风,不断提高纪检工作科学化水平。
1.建立领导机制。建立纪委例会制度,通报工作情况,分析全行纪检工作新动向、新问题和新特点,研究防范对策、措施,为全行防范各类案件工作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
2.建立协调机制。对外,纪委将加强与检察公安机关、银监等部门相互协调的组织体系建设,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网络,实现信息共享,强化社会监督,并借助这种监督切实强化内控机制建设,继续深入推进不良行为排查,全面把控员工行为动态;对内,各党支部、纪检监察、审计、合规等部门,切实将防范案件工作纳入到职责中去,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协同做好全行的纪检工作。
3.建立预警机制。针对员工素质参差不齐、思想情绪错综复杂的特点,坚持提醒和惩诫相结合,努力做到关口前移,对于苗头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及时约谈、函询、诫勉谈话,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同时,切实将纪检工作寓于各项业务工作之中,同研究、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遇有重大活动、重要事项时应及时沟通和交流,并按有关程序规定上报,必要时,可请求银监、公安、检察等相关部门适时参与,提供工作指导和法律帮助。
4.建立激励机制。为全面落实纪检工作任务,纪委应根据需要适时组织督查,对工作开展检查考核,严肃处理各种违章违规违纪问题,全方位地宣传和表彰先进典型,特别是应将重要岗位、重要环节和高管人员案件防控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作为典型推广,努力培育亮点,建立激励机制,对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的机构和人员毫不留情实行一票否决。
5.建立培训机制。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应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知识学习相结合,按照政治坚强、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要求,通过党纪条规、法律法规等业务知识的学习和培训,不断优化纪检监察干部知识结构,提升纪检监察工作水平
第五篇:新常态下党建工作的思考与实践
新常态下党建工作的思考与实践
摘 要: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我党的建设工作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我党要全面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着力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基础党组织带头人,密切联系群众,推进基层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同时,全体党员还要廉洁自律,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关键词:新常态 党建工作 思考 实践
众所周知,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单位的工作重点之一。在新时期,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将进一步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影响着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本文将对当前新常态下的党建工作的特点和工作方式方法作以阐述。
一、创新载体,全面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在信息时代,社会在飞速发展,党中央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在这种背景下,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既是对当前适应新形势的工作要求,又为群众起一个榜样带头作用。全面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首先要加强组织领导,在党员之中进行广泛宣传,营造一个浓厚的学习氛围。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为其他党员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并建立健全学习制度,为进行持久的学习打下基础。同时还有利用多种渠道加强宣传,把学习理念深入到每一个党员的心中。其次,要提倡对关键的政治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进行重新学习,做到温故而知新。学习型党组织要以“全员学习、终身学习”为根本理念。要把学习作为一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会学习,还要爱学习,并经常对学习的结果进行反思和总结。再次,要不断进行思维创新,把所学习的知识进行系统化整理,并努力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当中去。最后,还要鼓励学习中的创新行为,把终身学习和进行工作思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联系起来,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打下理论基础。
二、德才兼备,着力培育高素质基层党组织带头人
基层党组织书记是全体基础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领头羊,是党在基础的执政骨干。在进行基础党组织建设的时候要加强党组织带头人的培养。为了选拔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党组织带头人,各地要健全选拔、教育、考核、激励等一系列保障机制。
首先在选拔方面,地方党组织要在坚持民主、公正、公开、竞争的原则下进行。所选拔的干部要具有奉献精神、品行优良、本领过硬、诚实守信,确保把群众拥护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础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来。其次在党组织带头人的培养方面,各地基层党组织要建立起干部教育培训的制度,形成上下联动、整体规划、分级实施、逐步推进的一体化培训模式,全面提升基础党组织带头人的工作能力。对干部的培训不但要有政治理论的学习,还要有实用技术、科学管理知识等多方面内容的其他培训。为了更好地发挥好培训的作用,在培训时要整合各种培训资源,做到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收获。最后,在对干部的管理方面,还要做足文章。为了“把权利关进笼子里”,我们要完善民主评议制度和监督管理制度,对不合格的领导干部及时予以调整,做到能上能下。
三、加强监督,扎实推进党在基层的民主集中制建设
推进党在基层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可以有效地加强群众对党的工作的监督作用。民主制度发扬得是否充分可以直接影响着党的执政水平的高低。近几年我国的民主集中制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党员和干部的民主意识逐渐得到增强,然而,在实际的决策执行的过程当中,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是民主集中制的精髓,所以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是一条重要的途径。领导干部只有掌握了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在进行党内讨论的时候做到有的放矢。为了避免“一言堂”的现象,就要建立健全各项民主制度,使民主生活走向常规化的道路,避免其流于形式。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时候,要接受党内外各个渠道的监督。另外,抓制度的贯彻落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纵观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并不是因为无章可循,而是有章不依。在反腐成党内生活常态的今天,我们要让民主监督这个防腐剂督促党员干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律。
四、以人为本,紧密联系新时期党群干群关系
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两者之间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我们只有摆正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才能党务工作更加顺利地开展。然而随着我党政权的巩固,党群干群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有部分党员干部开始脱离群众。造成两者之间关系疏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部分党员的服务意识不强,不相信群众,当做群众工作的时候方法简单粗暴,存在明显的官僚主义。有的干部不愿意深入基层,工作浮躁,因为对群众的需求不了解,所以一旦出现了矛盾就不能顺利解决,甚至因为解决方式的不当,造成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群众出现了疏远了执政党,他们在经济取得发展的时候不明白取得这一成果的真正原因,缺乏对党的感激之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对这一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要教育群众正确地看到党对人民群众所做的工作,另一方面要明确这是群众的公民意识的提高,他们民主意识的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我党更应该调整工作心态、改进工作方法,力争把我党领导的政府建设成一流的服务型政府。
五、廉洁自律,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以成为一种常态,在这个前提下,一些有关廉洁自律的观点就有了新的论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主要是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的能力。对于群众所反映的违法违纪案件要从源头查起,无论牵涉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同时还要从预防入手,抓制度、抓教育、抓监督。无数事实一再证明,只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对政策进行具体的执行、落实和监督,才能使干部队伍具有较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对党的工作安排的执行方面,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全局,严禁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出现。要正确运用各级巡视组,对领导干部的工作情况进行巡视。一旦发现问题立即向上级纪检监察部门汇报。同时还要切实加强廉政文化教育,加强党员的政治信仰教育、从政道德教育、党纪法纪教育,增强其廉洁从政的自觉性。
参考文献:
[1]张俊强.关于提高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思考[A].广西烟草学会2006学术年会论文集[C].2007.[2]朱雪萍.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 推进企业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A].浙江盐业[C].2013,1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