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域外网络征求民意做法的社会治理启示
域外网络征求民意做法的社会治理启示
2012-09-10 第06版：战略管理
作者：姚凤梅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359
3在信息时代，奈斯比特“代议制民主已过时，参与式民主变得重要”之言尽管有些夸张，但今天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确实构成全球范围内参与式民主实践的一道风景线。近年来，各级人大和政府一改传统群众路线式的意见汇集方式，把网络征求民意作为公共生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大到国家长远发展规划、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小到人大代表对议案的征集，处处都可以见到网络征求民意的身影，以至于今天网络征求民意正成为公共生活领域的一个符号。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关机关在通过网络征求民意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网络征求民意面相对较窄，目前主要限于立法领域，而行政决策领域鲜有通过网络征求民意的现象；再就是网络征求民意随意性较大，存在走形式的情况。诸如此类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如何破解这些问题？英美等发达国家将网络征求民意活动法制化的做法为我国提供了启示。
英、美两国的网络征求民意制度
1.英国政府网上咨询活动的行为准则
英国公众参与立法体现在四个阶段：政府咨询阶段、立法前审查阶段、议会审议阶段以及立法后审查阶段。其中，政府咨询是公众参与立法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政府保证公众参与法律制定程序最经常使用的方法。政府咨询是有关法案提交议会审议之前的一个程序，通常 1
是由政府有关部门就某个事项拟制定法律的初步考虑以白皮书的形式向社会公布，征询有关行业协会、商会、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公众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如果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该有关部门会在公众意见的基础上，撰写绿皮书。绿皮书是政府就某个事项进行立法已经基本定型的意见，其封面是绿色。绿皮书仍然要向社会公众征询意见和建议，以为议会立法提供依据。
为了保证政府征询的规范化，托尼 布莱尔在担任英国首相时期颁布了有关规范。2000年11月，布莱尔签署了《书面咨询实务准则》。《书面咨询实务准则》对政府咨询方式、咨询时机、咨询持续时间、咨询范围、咨询活动的可利用性、咨询活动的回应等作了相应规定。2004年1月，英国政府对《书面咨询实务准则》进行了修改，用《咨询实务准则》替代了旧准则。
根据《咨询实务准则》，征询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其中针对网络咨询公众意见的规则包括：
第一，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将咨询文件发布在其官方网站上，网上征询意见的时间不少于12周。网上公布的信息包括：白皮书或绿皮书的说明，征询文件的摘要，列举出政府需要向公众咨询的问题，确定公众回复的时间期限以及咨询部门公布公众回复意见的总结报告的时间，公布该报告的网址。
第二，确保公众通过网络回复意见成为很容易的事情。包括：各政府部门都要在其官方网站上开设咨询专栏，告诉公众如何查找更多信息，如何提交评论（如通过E-mail或通过邮寄等）；咨询文件的语言
要通俗易懂，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此外，确保公众通过网络参与的低成本。
第三，对公众意见进行反馈。《准则》要求咨询部门尽可能在咨询活动结束后的三个月内公布公众回复意见的总结报告。总结报告的内容包括：对公众就每个咨询问题的回复意见进行总结，说明根据回复意见可能对立法做出的调整，将要采取的下一步行动方案及其原因。
2.美国行政法规制定的“通告—评论”程序
“通告—评论”(noticeandcomment)程序是美国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的关于行政法规制定的非正式程序。美国联邦政府部门提出的立法动议或有关法案，要在《联邦登记》上发布，同时也在政府官方网站Regulations.gov上发布，这称为通告（no-tice）。该网站是电子法规制定项目于2003年发起设立的。电子法规制定项目由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担任管理合伙人，由新成立的项目管理办公室（PMO）来监督系统的开发、维护并开展与机构合作伙伴的协作。目前，联邦政府各部门和近300个联邦机构参与该项目。该项目的目标之一是使公众高效、高质地参与政府法规的制定。在2003年之前，公众对在《联邦登记》上公布的政府立法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发表意见，不过，他们需要到政府阅览室进行查询，并按照特定程序向起草机构提交评论。政府网站建立之后，公众可以在任何地方对正在讨论的法规发表评论。
政府部门在网站公布法案受《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3条的规制，该条要求除涉及国家安全、私人信息和保密信息等事项的行政法规
外，其他行政法规的制定都要有公众参与。根据该条规定，行政法规的制定需要遵循四个程序：第一，发布提议制定法规的通告。内容一般包括：文件摘要、法规草案的说明、法律依据、相关背景资料、需要公众关注的问题、提交评论的方法以及对公众评论的要求等。第二，给公众尤其是利害关系人提供参与法规制定程序的机会。公众阅读通告文件后，如果对法规草案感兴趣可以进行评论。公众参与评论需要进行网上注册，提供其基本认证信息，如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等。第三，政府部门对网上公众评论以及通过其他渠道获取的各方面意见进行评估反馈，决定是否对法规草案进行修改。如果决定修改，则需要再次把修改后的法规草案在《联邦登记》和网上公布，继续征求公众的意见。第四，修改后的最后法规还须在《联邦登记》和网上同时公布。公布的法规应附有制定法规目的的说明，制定的法律依据和主要理由，公众评论采纳的情况等。行政程序法赋予利害关系人有提出、修改或废除法规的请求权。“通告—评议”程序是美国法规制定最普通的程序，对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制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英美网络征求民意制度对我国制度建构的启示
根据对英美两国网络征求民意制度及其运行状况的分析，笔者认为如下几点值得我国借鉴。
第一，两国立法机关的网络征求民意活动都有相应的制度规范。美国的基本法律是《联邦行政程序法》，在该法的框架下，联邦政府各部门、行政机构，州、县、市都制定了相应的程序规范。政府立法须严格遵循这些规范，否则，将因法规制定程序违法而被法院宣布为无
效。在英国，《咨询实务准则》对英国政府部门及有关机构而言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在咨询活动所涉及的事项专业性非常强的情况下，有关政府部门享有一定的裁量权，但仍须遵循《咨询实务准则》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并在咨询文件中说明没有遵守《咨询实务准则》的理由，以及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咨询活动的有效进行。英美两国的实践表明，正是由于《联邦行政程序法》、《咨询实务准则》给立法者施加了法律义务，才确保公众对立法过程的有效参与。在我国，网络征求公众意见的方式尚未法定化，导致实践中随意性很大，典型表现是：“网络平台时用时弃”、“征求阶段有早有晚”、“反馈程度参差不齐”。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出台相关法规，予以统一规范。
第二，从制度实践来看，网络征求民意并不仅仅局限于立法草案制定完成之后，在有关法案出台之前，政府就某个事项要不要立法应该征求公众的意见，这在英美两国都比较突出。英国的《咨询实务准则》主要适用于这个阶段。甚至在英国，公众参与还延伸到了立法实施后的评估阶段，立法机关就法律的实施情况听取公众的意见。相比之下，我国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立法机关仅把听取公众意见局限在法案拟定之后、通过之前阶段，范围过窄。
第三，给公众提供有关议题的充足的信息。公众拥有信息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公众的话语能力。英美两国在网上公开的信息内容非常丰富。以美国为例，2011年6月，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把《劳资关系法》修正案草案经《联邦登记》发布后在政府官方网站通告，征求公众的意见。通告文件提供的信息包括：摘要、征求意见时间、如何提
交评论、背景材料、修订内容概述、对公众异议的回应、监管程序等，总共36页内容，其中修改内容概述只占1/4的篇幅。在美国，联邦政府所有正在制定或者已经制定生效的法规都集中在Regu-lations.gov网站公布，公众很容易上网浏览或下载有关文件材料，并发表评论。与英美两国相比，我国的各级立法机关在征求公众意见时，一般只公布立法草案文本，没有立法目的、背景材料以及需要公众重点关注的问题等相关信息的说明，显得过于简单。
第四，重视对公众意见进行反馈。在英美两国，政府部门征询公众意见往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明确要求公众就什么问题提出回复意见，并鼓励公众就其回复的内容提供证据。对公众提出的意见，政府部门要进行分析。当然这种分析不是简单地进行票数统计，而是分类归纳总结，并给予相应回复。比如，2006年1月，英国工作与年金部发布了题为《福利新契约：促使人民就业》的绿皮书。据统计，咨询期间，共有624个团体或个人提出了意见，其中包括残疾人、普通公众、慈善团体、学者和议员。咨询期结束后的一个月，工作与年金部发布了官方回应书。回应书列出了来自不同领域的关键性建议，并一一给予答复。所有团体和个人的名字都列在回应书的附录里。总之，在英美两国，对公众意见的反馈贯穿在每一个意见征求的环节，换言之，只要存在征求公众意见的地方，就需要征询机关进行意见反馈。
第二篇：化解矛盾纠纷创新社会治理经验做法
化解矛盾纠纷创新社会治理经验做法
以真情解心结以实招促和谐
XX是江苏的“北大门”，因其东部沿海、中部平原、西部丘陵山区的地形地貌，就像一幅“微缩版的中国版图”。丰富的资源禀赋，造就了XX既有市民、农民，也有山民、渔民、盐民。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社会治理的差异化。面对诸多矛盾，我们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社会治理，以“解扣子”方法抓矛盾化解。今年以来，进京访、到省访数量同比下降33.7%和65.1%，安全生产事故下降29.2%，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上升到96.3%。重点抓了四项工作：
第一，进村头抓源头，派驻民情助理，变上访为下访。了解情况才能有的放矢，弄清症结才能化解矛盾。今年初，我们按照省委的部署，扎实开展“大走访”活动，聚焦30个经济薄弱村、42个沿海渔业村、767家工业企业，梳理出贫困群众“六大类”需求，需要就地打工7719户、医疗救助7084户、助学贷款1887户、小额贷款6654户、改造房屋4547户、技能培训4501户，企业需求1695件。针对这些问题，区、镇分级负责、分类指导，做到件件抓落实、事事有回音。目前，我们正在对全区34.8万户家庭开展家家到走访活动。为推进“大走访”活动由集中走访向常态走访延伸，我们选调优秀机关干部全覆盖到全区463个村（社区）担任民情助理，推行“五五”民情工作法，重点关注“弱势群体、边缘地带、真空部位、薄弱环节、矛盾焦点”，做到“贫困户、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外来租房户、社区矫正对象、工矿企业”必到，“突发事件、安全隐患、不稳定因素、重点人头异常情况、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必报，动态掌握基层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潜在隐患，推进工作阵地前移、管理重心下沉。为“发现在萌芽、处理在及时”布下“千里眼”“顺风耳”和社情民意“体温表”。我们还通过“微信公众号”、“民情”APP，搭建民情收集、跟踪处理、结果反馈平台，把
民情工作做实。
第二，建平台搭舞台，强化多元调处，变单打为混打。多用真情沟通，少用强制手段，是我们的一条基本理念。我们高度重视多元化调处在化解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注重访调结合、法调结合、纵横结合，织密“369”立体调解网，纵向建立以区级调处中心为龙头、以镇级调处中心为主干，以村级调解委为基础的3级调解平台，横向强化综治牵头、司法为主、公检法访6部门衔接联动，派驻调解工作室，全领域推动医患矛盾、交通事故、劳动争议、住宅建设等9个专业调解委员会，通过公调对接随警调、诉调对接配合调、检调对接筛选调等制度，在各个阶段嵌入调解元素。目前，全区设立基层调解组织534个，配备专兼职调解员1903名，实现了区、镇、村调解网络全覆盖，近三年累计成功调处案件近2.2万件，一大批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为此，涌现出了“全国优秀法官”姜霜菊、“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卢干景、钱鹤飞等一批“金牌调解员”、“专家调解员”和“草根调解员”。
第三，化怨气解怒气，夯实基层基础，变治标为治本。县里不抓村，工作没有根。基层矛盾纠纷大多是由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引发的，不抓好村级治理，就不能从根本上减少矛盾。我们在全区推行以村党组织为领导主体，村民议事会为议事主体、村民委员会为执行主体、村务监督委员会为监督主体的“一委三会”村级治理模式。开展以“三资管理、三调联动、三线齐抓”为主要内容的基层基础工作专项行动，比如“三资管理”不规范、不公开是造成干群之间相互猜忌、关系不和的一大焦点，对此我们坚持“把资产资源理清楚，把财务管理抓紧实，把产权交易统筹好，把‘三资’明细亮出来”，让群众做明白人，达到解惑、释疑、顺气的目的。我们还学习省委举办“县委书记工作讲坛”的做法，在区里开办“村支部书记讲坛”，让村支部书记轮番打擂台、赛做法，在全区深入开展学习钟佰均、争做“吴仁宝式优秀村书记”活动。我们还将中组部部署的“主题党日”活动延伸到村级治理，把“党员活动日、村务公开日、村民议事日、矛盾调解日”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使村务活动早知道、村级工作规范化。
第四，化民风树新风，弘扬乡贤文化，变他律为自律。乡风好，矛盾少。钝化矛盾、构建和谐，一方面靠治理，另一方面还要重视春风化人。今年，我们把“新乡贤文化建设”与抓“工业项目”一样列为区级重点工程，开展新乡贤荐评、示范、传承等“六大工程，评选出爱乡睦邻、勤劳致富等1100多名新乡贤，编印《XX乡贤录》，深化“晒家训、比家风、讲传承”等活动，村树乡贤榜、镇建乡贤广场、区设乡贤馆，建立80多个乡贤会，组建纠纷调解“和事团”、乡风文明“督导团”等群众组织，开展“凤还巢”系列活动，有效实现了资金回流、企业回迁、信息回传、人才回乡，让“东南飞的孔雀筑巢家乡”，拓展了乡贤人士“乡情粘合剂”“和谐疏导阀”“发展新引擎”的空间，较好地发挥了新乡贤在乡村治理的“桥梁”、乡村发展的“智库”、乡风文明的“榜样”作用。26年如一日扶贫助困、教化乡邻的方敬教授正候选全国道德模范；不忘初心、创业富民的好支书钟
佰均荣获江苏“时代楷模”称号。
我们深知，社会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矛盾化解不可能一劳永逸，服务群众、化解民怨、维护稳定是一项永不竣工的工程。我们将以这次会议为新的动力，认真贯彻落实李书记、吴省长讲话精神，动真情、用细功、重实干，切实抓好社会治理，不断化解各类矛盾，扎实推进“两聚一高”新实践、全面建好“江苏北大门”，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第三篇：网络宗教的兴起及其社会治理初探范文
网络宗教的兴起及其社会治理初探
——以上海市调研为例
石丽 陆纪鸿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网络社会大规模、快速崛起，以宗教信息为主要内容和以宗教传播为目标的网络宗教开始兴起。这一社会事实与政府管理、社会秩序之间的关联隐含着政府、社会与个体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本文从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切入，通过对上海市网络和宗教管理相关部门的访谈，试图探寻网络宗教的社会治理机制和尝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上海市网络宗教的基本情况与主要问题
基本情况
在宗教事务管理中，网络宗教既包括实体宗教的网上传播和实践活动，也包括非实体和非宗教类网络媒体对宗教信仰类议题的讨论和传播。本文主要关注实体宗教网上传播和实践活动的情况。
（1）宗教网络媒介的类型与规模。目前，上海市宗教网络化的媒介主要有互联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两大类型。一是宗教类网站。上海市宗教界各门户网站已有一定规模的发展。据统计，迄今为止，上海市宗教界共有30个门户网站。从主办单位看，市级宗教团体网站3个（佛教、道教、天主教），宗教活动场所网站26个，宗教院校网站1个（华东神学院）。从教别分布看，佛教网站23个，道教网站4个，基督教网站2个，天主教网站1个。二是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号是目前国内使用较多的一种网络媒介，上海市一些宗教场所、团体和信徒个人也纷纷建立了微信公众号。上海城隍庙的微信公众号已有1.2万人的订阅量，每条信息的阅读量不低于2000人次。上海市一些宗教活动场所、团体和个人也纷纷建立了微信公众号。
(2)宗教类网站的主要内容。上海市宗教类网站的栏目设置主要有8类。一是本宗教情况介绍，主要包括本宗教的历史、文化和演化过程等。二是新闻动态，包括本宗教的时事新闻报道与评论等。三是宗教灵修，包括本宗教的教义与体验等。四是宗教仪式，包括在实体场所里的法事法会、弥撒聚会等事项的安排和虚拟宗教活动等。五是文化知识，包括网络宗教文化传播和宗教教育等。一些宗教门户网站上出现了宗教知识介绍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结合的趋势，比如城隍庙专门设有“中国传统文化”专栏，也常有更新。六是网络出版，包括本宗教和宗教学术研究方面的出版物发布等。七是捐赠流通，主要包括对宗教团体和场所的捐赠情况与宗教类用品的经营等。八是慈善公益，包括各宗教团体、场所、院校和宗教类社会组织的慈善公益活动通告和实践情况等。
(3)宗教网络媒介的运作情况。上海市宗教类网站工作人员多以兼职为主，设有专职的网站有天主教上海教区、华东神学院和玉佛寺等少数几家。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宗教活动场所和团体大力建设和发展自己的门户网站和新媒体平台，网站运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较高的是玉佛寺新媒体中心和上海城隍庙的门户网站。
从网络媒介内容的更新频率来看，上海市五大宗教门户网站的更新频率整体偏低，只有10%的网站每天更新内容，而有的一个月才更新一次，表明五大宗教门户网站的日常运作还处于比较粗放的阶段。调研发现，实体宗教在新兴媒体上的运作状况相对较好，宗教类微信公众号的内容更新率较高。
(4)网上与网下互动基本情况。总体上看，上海市五大宗教的门户网站的网上与网下互动频率并不高。从互动的向度来看，与一般网络媒体不同，上海市宗教界门户网站交互性不强，信息交换以单向为主。目前基本没有网站开设BBS或评论功能，一些曾开设过论坛的网站因为小广告骚扰、应对突发性事件困难和管理成本过高等原因而将该功能去除。
从互动的频度来看，绝大多数门户网站的点击率普遍偏低，社会关注度不高。只有玉佛寺、静安寺、上海城隍庙等宗教活动场所的网站已在信众和社会中形成了一定影响。
从互动的深度来看，有些网站比较重视通过网络加强对现有信徒的服务。如，上海财神庙网站开通了信众注册、登陆功能，信众上网预定法事，场所负责人希望通过网络渠道形成信众库，从而有针对性地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华东神学院网站设有校友录栏目，加强了与校友的沟通联络；上海城隍庙的微信公众平台功能将网上预约登记和现场登记结合，以此提高场所的工作效率。
(5)宗教网络媒介运行安全情况。从网站运行安全来看，目前上海市五大宗教的大部分（约占73%）网站的运营和维护由外包公司负责，根据其市场化程度不同，网站运行和维护的费用从几百元到几十万元（每年）不等。在宗教类门户网站中，除了3家网站采取主机自管的方式外，其余网站都是主机托管（14家）和租用虚拟空间（13家）方式。
在自媒体盛行的时代，宗教界代表人士和社会各界舆论领袖都纷纷建立了个人或团体的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网络社交平台。根据宗教类管理部门调研报告，总体上看，上海市已有的体制内宗教类网站和新型媒体运作较为规范，尚未发现严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现象。
(6)上海市外来人口的网络宗教传播情况。上海作为移民城市，外来人口数量逐年上升。他们运用网络媒介与迁出地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以伊斯兰教为例，上海的伊斯兰教信徒90%是外来迁移人口。同时，上海市城乡结合部区域的地下教会数量也不少（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和佛教等），这些外来人口的网络弘法和传教行为非常普遍，关于宗教方面的言论和评论也较为密集。
主要问题
互联网作为“第五空间”的重要性已经在全球形成普遍共识，互联网治理也已经迈入全球治理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上海市网络宗教事务管理也逐步从宏观决策导向到实际工作层面发生转变。这里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1）关于网络宗教的相关法律、法规基本尚付阙如。网络宗教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已经存在，而如何准确定义“网络宗教事务”、“网络宗教行为”、“网络宗教活动”，并以具体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这是目前网络宗教事务管理中的最大难题。按照现行的宗教管理规定，传教弘法等宗教活动只能限于宗教场所之中，但是网络突破了这些限制。在具体的事务管理中，网络宗教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体制内的网络宗教依托实体性宗教场所、团体和院校，更容易纳入管理视野，较为容易明确网络宗教事务的管理主体、原则和任务。
另外，基于实体宗教场所、但并不仅限于实体宗教场所的宗教活动（如网上烧香、弥撒等宗教仪式），在网上建立宗教社区、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开办宗教院校、进行宗教教育、发展宗教信徒，是否属于宗教管理范畴，并没有进一步明确。
如今，有关网络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已有很多，相关的网络举报制度也已经建立和实施，但是还未有效覆盖网络宗教事务的管理工作。与网络宗教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直接与宗教管理相关的，如《宗教事务条例》等，二是非专门指向宗教管理的，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第一类法律法规还未把网络宗教纳入其中，第二类法律法规中虽有涉及宗教的内容，但还未在网络宗教规范化管理中被清晰梳理和合理使用。所以，在网络宗教的相关事件处理过程中，就会存在法律法规使用不当的情况。
(2)缺乏网络宗教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2000年，国务院制定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营利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未取得许可或者未履行备案手续的，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另外，针对微信等新兴即时通信工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14年8月发布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根据该《暂行规定》，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具备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
调研中发现，很多宗教类网站没有经过前置审批程序或在相关部门备案程序。准入机制存在漏洞，一些正规的宗教类网站就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非法的宗教类网站容易浑水摸鱼，也增加了普通市民识别正规网站的难度，不利于管理部门的事后管理。与此同时，退出机制的缺失导致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宗教网络平台未能得到及时评估和依法治理。
（3）宗教网络出版物和音像视频的管理制度尚未建立。2012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官方网站发布了由新闻出版总署草拟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这部规章草案多处强化了对网络出版的监管。宗教网络出版主要指提供宗教内部资料电子版的在线阅读。网络出版与实物出版的最大不同在于现实出版物的审核和出版程序较为严格，而通过网络出版的宗教性文章和书籍的审核、校订与出版还未有相关规定和实施细则。
调研中发现，一些宗教门户网站会有出版书籍的介绍和内容的公布。按照现行法规政策，对于现实出版物的网络版可以附加说明性的信息内容。可是，一些宗教界内部资料的电子版、音像制品等一般并未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核手续，却在网站上进行公开发布，比如一些寺庙的丛书系列，再比如某些基督教网站上的宗教领袖的讲道视频等。
（4）与其他网络平台的有效沟通与合作机制尚未健全。除了宗教界网站外，非宗教界网络平台也会报道宗教界的重要事件，比如某百科网站上记录的与事实不相符的某宗教事件信息。政府相关部门与这一主流媒体进行协调，到目前为止，该条信息还未修改。另外，有些商家在一些知名电商平台贩卖某些在宗教场所内才允许销售的宗教用品，尤其是利用知名寺院或道观的声誉进行商业活动。
以上情况除了表明相关法规政策的不够完善外，还表明宗教管理部门与其他管理和执法部门、宗教团体、网络商业平台尚未形成合作与协商机制。
（5）网络宗教治理的跨地区和跨部门合作机制尚未健全。出于对宗教的政治性、敏感性的考虑，在网络宗教相关管理部门权责不清、各自为政的情况下，有些涉嫌违法的宗教类网站站址所在地省份需要通过上报国家宗教管理相关部门，再由国家相关部门下达指令到地方宗教管理部门，才能进行有效管理与快速执法。换言之，管理部门之间平行协商机制已经不适应网络的无边界性与“点对面”的快速传播特点，网络宗教事务管理亟须形成区域间的横向合作治理机制。
另外，在对网络管理部门的走访过程中，发现存在着“以关代罚”的现象，还未形成相应的分级化、分类化的配套处罚规定和措施。对于网络内容进行管理的工信部门并不能将宗教方面的内容作为其工作的重要部分，宗教管理部门还未形成与网络管理部门进行沟通合作的工作机制。
网络宗教治理的对策与建议
基于以上的现实问题分析，也基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依法管理网络的十六字方针（“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根据以上的调研结果和网络信息自身特点，笔者提出相应的网络宗教治理的对策与建议。
1、构建网络宗教事务管理的法规和政策体系。
当年制定《宗教事务条例》时，网络宗教问题刚刚冒头，没有来得及纳入《条例》之中。如今，法治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理念和方式，可是关于网络宗教事务的法律法规体系远未完善。目前，我国有关互联网的法律法规不少，但是在网络宗教领域，还缺乏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法规和政策，宗教管理和互联网管理规定之间交叉点衔接不上，导致在网络宗教治理上存在盲区。
所以，建议由宗教主管部门牵头，加强与涉及网络事务管理的各政府部门、宗教界的沟通协调。建议组织开展网络宗教治理的座谈会和研讨会，逐步厘清宗教管理事务的内容和界限；对于网络宗教管理需要制定的必要法规和政策，可以适当参考原有的互联网法规政策，梳理已有的条文，进行增、删、改；倡导和鼓励宗教界内部商讨适合本宗教的网络宗教传播的策略和内容，并及时沟通，适时调整；倡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反映真实情况，积极参与公共决策。
2、建立网络宗教的跨界性、整体性治理机制。
在网络宗教具体管理中，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网络信息的跨部门优先目标战略的缺失。至今尚未实现政府信息系统关于宗教舆情连接的最优化和标准化，以及分类、分级评估体系和持续有效的治理体系建构。
网络宗教事务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事关多个部门。对于网络上出现的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类网站和内容，网络管理的相关部门已有一定的处理办法，但是尚未形成日常治理和应急处理联动机制。因此，网络宗教事务管理需要中央与地方、宗教管理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间协同治理。这需要各方商讨执法边界，明晰各自的职责，建立各部门、宗教界与其他社会组织、商业组织之间定期和不定期的磋商制度。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可与高校和智库部门长期深入合作，与研究宗教和网络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共享调研资料，共同探讨宗教治理思路，定期对网络宗教的共性问题、可以公开讨论的宗教问题和事件进行交流和研讨，建立更加科学系统的访谈资料库和大数据库。
另外，建议宗教相关网站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合作。对于宗教管理部门而言，对涉及宗教不良信息或网络宗教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在本部门执法权限内、职责范围内调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线索会商、线索移送、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
3、建立网络宗教治理分类化治理机制。
2005年3月，我国已经开始实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第12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互联网IP地址备案管理办法》。根据以上法规，网络宗教治理的准入制度可以在宗教界自查自管的前提下，尝试登记或者备案制度。如果需要建立前置审批，则需要缩短前置审批时间，简化审批手续和流程，公开审批流程和步骤。另外，从长远看，为保证宗教活动的合法性、规范性，需要各政府部门、宗教团体和信众一起根据各种互联网法律法规，构建宗教网络诚信体系，制定网络宗教的退出机制标准，优化网络宗教发展环境。
根据相关规定，从事宗教网络出版服务机构需要取得《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其他网站在提供专项链接、人工干预搜索排名、广告、推广等服务时，也应查验服务对象的《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及业务范围。宗教网络出版服务单位须实行编辑责任制度，包括出版物内容审核责任制度、责任编辑制度、责任校对制度等管理制度，确保出版质量和内容合法。
因此，宗教网络出版物的审查需要政府各部门合作。新闻出版部门作为网络出版服务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备案和监管工作。工信、网信部门作为互联网行业主管部门，对网络宗教出版服务实施相应监管。宗教管理部门需要对网络出版物进行检查或抽查。公安执法部门对于违法违规的，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一定的处置和处罚。
此外，建议建立网络宗教舆情分类评估与预警制度。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网络宗教事务也涉及到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相关管理部门可以对网络宗教事务制定更为细致的分类化管理制度，制定出较为详尽的分类、分级的指标体系。根据政界、教界、学界的研究成果和实际情况汇总，对于宗教类网络突发事件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机制及时予以客观评估，对造成负面影响的个案因素和形成机制进行跟踪研究，从而建构网络宗教舆情的综合汇总、分析研判、风险评估和预警治理体系。
4、建立健全网络宗教治理的立体化媒体平台。
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宗教管理相关部门可以尝试建立宗教事务新闻发布会制度。健全和拓展政府部门的网络平台，尽量做到信息公开，定期发布和推送国内外宗教研究成果，帮助澄清宗教界敏感性事件的真相，客观报道宗教界事件的发展始末等。政府管理部门可以联合学者和宗教界人士一同开展网络宗教宣传周（或月）活动，面向普通信众、青少年学生和社区居民，宣传有关网络和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提高社会公众对邪教和迷信活动的识别能力，提升有宗教信仰的网民的网络公共空间行为规范。
5、建立宗教类网络突发性不良事件应急处置机制。
调研中发现，上海市不少政府部门和宗教团体、场所、院校的相关部门对于网络突发事件基本上采取事后封堵的办法，大多没有建立事前预防、事中应急处理机制。所以，具体建议如下：（1）宗教突发性不良事件发生前，制订几套应急预案，做好宗教突发性不良事件的分级、分类指标体系，做好一定的应急准备。（2）事件发生时，启动跨部门、跨地区联动反应机制，实施应急措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3）事件发生时或发生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联合宗教团体相关管理者和社会各界宗教人士主动发布真实可信的信息，作出积极理性的回应。
综上所述，网络宗教是社会各个层面和各个部门的综合性问题，政府、宗教团体和社会大众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形成网络宗教的秩序与良性运行，需要各方共同发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方的力量会有不同的表现，也会形成不同程度的均衡。发展与秩序是社会治理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它们之间并不是毫无矛盾。网络社会的兴起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同时也会带来一些矛盾和问题。
对于政府来说，网络宗教治理的目标是善治，也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对于社会来说，网络宗教治理的目标是发展与秩序，也即多数人可以在公共领域合法地行使自己的各种权利，达到一种和谐平衡的状态。对于个体来说，个人可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自我伦理和道德的约束下，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意志和享有个体信仰自由。只有各方在长期合作博弈中达到某种权力和利益边界的确认，才能达到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最佳状态。当然，其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石丽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陆纪鸿系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法宣处处长）
第四篇：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典型经验做法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典型经验做法
今年以来，*按照“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先易后难、试点先行”的工作思路，探索构建了“九个一”县域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支撑体系，至此，排查主要靠“脚”、统计主要靠“表”、监测主要靠“问”的“人海战术”被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替代。“将*建成全省乃至全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杆示范县”目标不是空谈。
一个保障。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党建引领为首位，成立以县委书记，县长为组长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技术支持、项目建设、后勤保障四个职能组。以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为路径、以网格化服务为抓手、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健全完善了党w领导、zf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一个团队。即组建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团队。建设一支集政法干警、综治维稳队伍、镇干部、村（社区）干部、律师、专兼职辅警、专兼职网格员、调解员、社会群团组织等多元多专多能的社会综合治理团队，实现职责明晰、统筹协调、人员整合、分类保障、横纵贯通、上下联动。
团队将重点推进革命化、正规化、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培养一批政治合格、业务精湛、勇挑重担的政法基层社会治理青年骨干力量。
重点推进“一村（社区）一辅警”警务工作模式，对全县*个城镇社区配备一名专职辅警、*个村配备一名兼职辅警，协助辖区开展平安建设工作，实现“治安防范到位、信息采集到位、矛盾化解到位、法治宣传到位、服务群众到位”。
重点推进网格化联动联情服务管理，吸纳大中专应往届毕业生、乡贤能人、社会治安积极分子、平安志愿者、基层党员干部、退役军人、优秀农民工等作为专兼职网格管理员，实现“信息掌握到位、矛盾化解到位、治安防控到位、便民服务到位、特殊人群管理到位”。
重点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在总结法治扶贫经验基础上，选优配强*名法治辅导员，把加强和改进乡村社会治理作为主要任务，开展普法用法护法宣传。充分发挥司法所功能作用，推进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建设覆盖城镇、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化公共法律服务网络。着眼村（社区）法律服务，配备法律顾问，开展“以案说法”活动，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一个阵地即规范建设县、镇、村三级综治中心。县综治中心总占地面积*平方米，计划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投入*余万元，已完工并投入使用，建设任务为县级指挥中心、数据中心规范化建设和*个镇、*个社区和*个重点村综治视联网平台建设。
综治中心集监控研判、指挥调度、联合会商、综合服务为一体，设置群众接待室、矛盾纠纷调解室、监控研判室、社会心理疏导室、联合指挥室、办公区、多功能会议室等*余个区域。特别是多功能会议室的现代化办公会议系统和硬件设备为应急联动指挥调度提供了科技支撑。财政专项投资*万余元新建独立变压器为综治中心智慧大脑提供用电保障。
一个机构。即设立*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指挥服务中心（简称*综治中心）。整合原有的各中心、平台全部或部分职能职责，新融入综治中心职能职责，融合形成综治维稳、党建扶贫、应急指挥、调度协调、舆情管控等相关职能。成立由县委政法w直接领导下的实体化、实战化、联动化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指挥服务中心，实现重点工作联动、突出问题联治、服务管理联抓的实战化、扁平化、合成化的效能。
一个网治。即构建“*”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全科网格作战体系。将现有综治网格扩展为覆盖基层主要工作的大联动、微治理全科网格，建设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即一个网格总长、一个网格副总长，一个网格总长办公室主任，县、镇、村、组四级网格长）领导指挥体系，实现“一网铺开、一网多格、一格多员、多员联动”的网格化模式。
全县*个镇*个城镇（社区）*个村划分为*个网小格，设计作战体系“社会治理一张图”管理系统，分层分级精确管理网格内人、事、地、物、情，减少重复采集和重复上报，为基层人员减负。
一个平台即打造全域可视指挥调度平台。平台采用“*+*”模式整合建设为大整合、高共享、深运用的全域可视智能指挥调度平台。“*”即*大信息基础平台，含维稳综治、心连党建服务、公安*指挥、智慧城市管理、应急指挥调度平台；*即为预留接口，可统一标准、按需融入的平台或拓展的运用模块，打造“信息研判+协同联动+应急指挥”的可视智能应急指挥体系。一套“高速畅通”的网络传输系统、一套“全域可视”的视频监控系统、一套全县贯通“协同可视”的视频会商系统、一套直达一线“调度可视”的可视化调度系统将在该平台上全部呈现，实现县、镇、村三级综治中心应急资源、人力资源可视化管理，对各级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统一协调指挥。
一个门户。即打造集政务服务和指挥调度等为一体的“*·心连网”APP。将“心连网”平台全面升级，推出包括“*·心连网”“*”APP、社区服务公众号和服务热线等，集办事服务、生活缴费、新闻资讯、医院挂号、旅游景点、医保查询、违章查询、政策咨询、个人信息登记和查询、网格信息、问卷调查等服务板块为一体，群众也可通过“*”APP反映身边各类事件、问题或建议，工作人员将处理结果及时回复。
一个机制。即建立基层社会治理“三治”（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居民积分管理机制。发挥自治强基、法治保障、德治教化作用，用积分制管理机制，提高村（居）民、单位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学习和自我约束的能力。“三治”融合积分管理对象为县域*周岁以上常住人口、各级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均以*分为基础赋值。根据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细化内容，每项内容制定评判标准、审核流程、奖惩规则，在管理系统自动生成积分，并通过手机短信提醒当事人（可通过APP查询）。积分累计到一定数量后，可通过积分兑现物资奖励或给予现金奖补等激励；积分扣除到一定数量后，将在管理系统和APP上公示人员和单位名单并受到一定限制，以增加守信红利和提高失信代价，从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手段。
第五篇：网络舆情考量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网络舆情考量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来源：网络传播 10年7月号" >网络传播
网络舆论的兴起给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舆论已成为社会舆论的发源地和放大器，正深刻地改变着社会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日益展示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互联网为党委和政府提升执政能力、推动执政风格的开放带来全新的模式，科学应对网络舆情正在成为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一个重要手段。
互联网是社会观念和思想的显示器和晴雨表，已成为各阶层利益表达、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的舆论主渠道，给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带来严峻挑战。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网络舆情，提高新形势下网络舆情的分析能力，及时准确地掌握社会舆情动态，科学引导网络舆论，优化社会治理环境，将成为地方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地方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和严峻挑战。
舆论直通车考量地方政府网络舆情表达的快捷性，信息多元方式的互动，具备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在互联网上网民普遍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互动意识、参与意识，它以即时、互动为特点，为公众表达民意，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方便快捷的“舆论直通车”，已成为广大公民参政议政、表达诉求的重要平台。
网络改变了我国社会舆论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崭新的网络舆论场，在新的舆论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对政府管理方式正产生着一系列冲击和深刻影响。实践证明，相对于普通的社会舆情，网络舆情具有更广泛、便捷甚至真实的优势，这种原生态的舆情和智慧如能得以集纳与传播，可以知民情、纳民意、聚民智、解民忧、谋民利，从而为党和政府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正鉴于此“，网络舆论场”的独特作用，日益受到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与肯定，它不仅使得政府工作更加透明，也使社会民主化进程更加完善。
网络舆论既是引发政府信任危机的“催化剂”，又是化解危机的“灭火器”。由于常规民意表达渠道不畅通，传统媒体的舆论场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我国的互联网承载着更多的民意表达、情绪宣泄功能。在信息公开化、行政透明化逐步推进的今天，能否通过互联网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搭建快速广泛的沟通平台，不仅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量，更是对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检验。领导干部重不重视网络、懂不懂得网络、上不上网、用不用网，这不仅仅是个个人习惯的问题，而是说明领导干部是否具备现代意识、能不能跟上时代潮流的一个重要标志。
现在地方许多干部都有不同程度的“网络恐惧”心理，担心个人信息、工作疏漏或违规行为会被网络曝光而一发不可收拾。其实并非如此，公众并非政府的敌人，而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是政府和公权力的监督者，是与政府所捍卫的公共利益是一致的。政府坦诚
地公开信息，坦诚地面对舆论，让公众参与到一些问题的治理中，就能共同面对一些棘手的问题，从而帮着政府一起解决。把舆论当成站在对立面的敌人，政府永远无法以正确的姿态应对网络舆论，无法与舆论形成治理问题的合力。
妥善、宽容、积极地对待网络舆论监督，是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进步，更是一个现代政府和负责任政府应该具有的品格。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网络、学习网络、运用网络、管理网络，抛弃“轻而视之”、“敬而远之”、“居高临下”的观念，坚持以开放的胸怀、开明的姿态、阳光的心态面对网络舆情，积极参与互联网上的各种讨论，虚心听取和收集互联网上的民意，为决策提供依据。在新媒体时代，全面了解网络舆情的特点，充分尊重媒体，坦诚对待公众，加强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增强网上权威声音的力量，掌握网络舆论的话语权，以开放的态度看待网络舆情，以娴熟的技巧应对网络舆情，让网络成为地方领导工作的得力助手，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舆论阵地，这是各级党政部门和官员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科学应对网络舆情化解社会矛盾
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深刻改变了政治生态环境和民主政治的参与方式，对促进民主决策、科学决策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社会加速转型期，各种矛盾叠加，各种利益纠结，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多样、复杂，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现，网络舆情热点层出不穷，涉及的地域越来越宽广，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学会正确处置网上舆情危机，已经成为当前地方党政干部面临的避不开、躲不过的现实课题。目前中国网络舆情呈现出热点多、涉及面广、持续性强、社会影响增大等特点，网民把社会问题“暴露”在网上，形成民间舆论的集散地，网络对现实社会影响日益加大。
网络舆情热点凸显公众对公权力
的信任缺失，体现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追求真相是网民对网络舆情热点穷追猛打的直接原因，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促使网民不自觉地团结一致，形成一股无形的社会力量，通过包括“人肉搜索”在内的各种手段，改变事件的发展方向。在2009 年的多起公共突发事件中，一方面说明网络舆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对待网络舆情的态度和方式还不够成熟，未能与网民形成良性互动。网络是现实的影子，社会转型期，矛盾复杂多发，在群众关心的问题上，在涉及群众利益、公共权力的使用、社会良俗维护等问题上，互联网开辟了民意诉求新渠道，网络民意的“力量”在近两年愈发强大，正对现实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网络民意正助推各级政府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互联网不仅是一种认识真理的工具，也是一种新的治理工具。对地方政府来说，应该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尽可能多地把公共事务交由社会管理，实现公共管理职能社会化。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管理者的地位没有改变，但其权力的运行空间被缩小，运行过程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监督和制约，运行结果要经得起有效性和责任性的评价。实践证明，网络表达与政府监管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及共同合作的可能，网民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着大量可以共建却未共建与共治的领域。
要充分重视和高度尊重网民的呼声和利益诉求，面对汹涌的网络民意，政府和主流媒
体只能因势利导，主动揭示真相，澄清流言，坦然承认和认真改进政府管理的缺失，才能赢得主动权，争取话语权； 只有主动吸纳网络舆论，意识到民心可用、民怨可畏，才能化危为机，优化社会治理环境，推动良政和善治。以公共治理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有助于社会的互动与和谐，培养网民参与社会管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是地方政府走向善治的一个重要契机。
提升地方政府应对能力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网络舆情的形成、发展、传播变得非常迅速，影响力巨大，地方政府对舆情的判断和处理显得尤为重要。研究熟悉网络，重视网络舆情处理，学会运用网络获取信息，了解民意，汇集民智，是新形势下对地方政府职能的基本要求，也是政府服务职能的集中体现。只要科学应对，善于运用，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将会为实现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政府汲取民间智慧提供一个重要平台，成为地方政府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建设性力量。
加强宣传和培训，提高党员干部增强对网络舆情的政治敏锐性，自觉培养适应网络舆论监督下开展工作的能力。日益开放透明的舆论环境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面对舆论压力要有承受能力，更要提升应对水平； 不仅要使信息公开成为常态，更要学会主动研判网络舆情。要在公务员培训中加入应对舆情的课程，特别是根据新媒体特点，定期开展舆情培训，创新舆情管理能力培养的方式方法。通过专门培训，提高公务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运用互联网的能力、舆论引导的能力，提高网络舆情的敏锐性，确保政府在应对舆情中掌握话语权、占得主动权。作为一个新时期称职的领导干部，面对舆情，官员首先应该摆正位置，真正弄明白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之间的关系，真正把民众利益当成政府施政的方向。同时要树立正确的网络舆情观念，既不畏惧网络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也不忽视网络的优势和作用，把网络建设成为表达民意的平台，善于从网络舆情中发现工作的盲点、弱点和问题，寻找舆情形成的社会基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发挥政府主流网络媒体的作用，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要加大对本地主流新闻网站的扶持力度，使其尽快发挥应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真正成为能对本地网络舆论起主导作用的权威网站。要努力加强正面舆论引导，用正面声音占领网络阵地，用正确舆论引导广大网民，充分发挥重点新闻网站舆论引导“主力军”、主要商业网站正面言论“放大器”和政府网站权威信息“资源库”的作用，构建大范围、宽领域、多层次网上舆论引导平台。要充分发挥网络媒体传播迅速、网民参与面广、互动性强、容易形成热点等优势，实现舆论引导效果最大化。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通过准确、客观、全面的报道，向社会提供全方位信息，满足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用正面宣传挤压各种噪音杂音的生存空间，用正面声音消解各种错误、反动观点的不良影响。
建立健全应对舆情的工作制度和应对机制，提升网络舆情危机的化解能力。要建立信息发布制度，在主流媒体或重要门户网站，及时将重点、热点工作信息公布。要建立舆情监控制度，利用舆情工作者队伍密切监控重要舆情动态，掌握舆论动向。同时要建立健全网络舆情快速应对机制，积极探寻内在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建立应对网络舆情的预警机制，对涉及本地且可能造成突发舆情的事件及时预警，掌握舆论发展动向。要强化正面疏导，建立应对网络舆情的处置机制。对网民反映情况属实或有一定根据的批评性网络舆情，做到及时纠错、公开答复，争取工作的主动性及靠前性； 对于反映情况失实或恶语中伤的，要通过正当途径公开辟谣、以正视听； 对于不当炒作、可能引发重大不稳定事件的，依法妥善处置； 对媒体关注甚至热炒的有关敏感案件，可以通过新闻发布会、接受专访等方式，做好有关解答。要利用大众媒体建立应对网络舆情的联动机制。争取媒体的支持和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客观地发布信息，避免出现不利的舆论导向，在危机处理中争取到广泛的理解、合作与支持。
以优化社会治理环境和推进社会治理水平为目标，构建网络问政新体系。互联网在反映群众心声、表达群众诉求方面有独特优势。运用得当的话，可以成为党和政府发现问题的“显微镜”、体察民情的“晴雨表”。要认真对待每个网民留言，通过网民留言办理工作，建立网民与地方官员直接对话的网络平台，进一步拓宽信息沟通渠道，认真听取群众的好意见、好想法、好思路，努力集思广益，避免闭门造车，从而使决策制定体现公共性、增加透明性，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网络问政的意义在于对民意结果的运用，要确保民众反映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确保群众贡献的智慧得到有效发挥，从而把网络优势转化为执政的优势。网络问政应该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要以建立长效机制为目标，完善信息运作体系，细化工作职责，加强组织协调，建立顺畅的舆情集中、归纳、核实、提炼、处理、反馈的机制，让网络成为干群沟通联系的绿色通道。各级领导干部是网络问政的主体，也是网络建设和维护的主体，在掌握网络技能的基础上，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开明开放的执政理念，以宽阔的胸怀、强大的承受力、超强的应对能力，引导群众思想和社会舆论。要通过科学民主的程序，把网络民意内化成一种良性的执政思维与行动，争取更大范围的理解和支持，自觉把互联网的优势转化为推进社会治理的现实动力和强大合力。真正做到让网民满意、使工作受益，以实际行动解民之忧、取信于民，改善政府形象，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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