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要素解析

第一篇：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要素解析

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要素解析

现代政府的实质是服务型政府。政府只有通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服务型政府既不是简单地强调服务态度的转变,即所谓“微笑服务”,也不仅仅是把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而是强调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按照公民的意愿提供的,要保持对公民和社会需要的回应性,追求的根本目标是公民满意。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是实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关键性因素,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基础性工程。

能力是行为主体相对于给定任务的胜任程度,它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统一体,各要素都可分解细化成众多的具体指标。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是指公务员能够适应公共服务需要的专门素质和职业胜任特征,即公务员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社会公众公共服务需求而具备的态度、技能、技术等综合操作而表现出的实际能量和成熟度,是公务员德能、体能、技能、智能的高度统一。对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进行合理的要素分解并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不仅可以为公务员提升自身能力提供具体、明确的路径与方向,也为公务员的能力评价和测定提供重要的依据,是公务员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根据《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对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的总体性规范,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构成及具体指标主要如下:核心要素

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的核心要素为公共服务意识。人的行为是其思想意识的外在表现和具体实践,公务员公共服务意识的确立程度决定着公共服务的成效,也决定了公务员为提高自身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努力程度,它体现了公务员的职业价值取向,具体指标应包括:

1.1 牢固的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各级政府以及公务员必须牢固树立的根本价值观念,是公务员一切行为的内在导向。它是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培养、开发和发挥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源泉。

1.2 明确的角色意识

从法理上讲,公务员是接受人民委托,为社会、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仆人,扮演的是为公众和公共利益服务的角色,而不应是一个管制者、一个当官者、一个主人、高高在上的角色。角色意识的明确程度直接影响着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发挥的程度和公共服务的水平。

1.3 正确的权力观

公务员在承担公共服务职能过程中掌握着大量的国家公权力,这种公权力是以公共服务为条件的。公务员只有确立正确的权力观念,才能真正保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权力观关系到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发挥的方向与社会效果。

1.4 富有责任心

责任心是对国家、对社会、对公众的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高度重视的精神状态与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在具体的实践中它体现为不回避矛盾,不因循守旧,不敷衍塞责,不徘徊不前,不打个人算盘,不逃避行为后果;体现为积极主动,大胆工作,勇于创新,宁丢乌纱,不误事业。责任心是公共服务能力的直接动力源泉,责任意识的不足或缺失就表现为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与缺失,公共服务方法与手段的单一和陈旧。

1.5 具有诚信力

诚信是为人之本,也是行政之本。公共服务事关公共事务,与社会公众的支持与理解密切相联。诚信力就是公务员能够负责任、可以被社会公众信任,让公众放心、让社会放心、让政府放心的能力 ,它不仅是一种道德能力,一种感召力和影响力,更是一种应用能力。支撑性要素

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的支撑性要素为联系群众的能力。密切联系群众,注意倾听群众意见,积极采纳群众的正确建议,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公务员义务的基本要求。公务员联系群众的程度和效果,不仅以公务员的热切愿望为前提,更取决于公务员以其良好的素质与人民群众沟通联系的技能。公务员联系群众的能力是实现公共服务宗旨的有力支撑,是获取群众支持、塑造政府形象的重要条件,是推进公务员和群众双向沟通、良性互动的重要保障,也是公务员各种能力成长的重要前提和手段,它包括以下各项指标:

2.1 正确的群众观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和主要的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以亲民、爱民、为民为自己的座右铭;其次,就是要坚持群众路线,注意倾听民意,反映民愿,集中民智,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次就是要坚持群众标准,坚持把广大群众是否受益作为公务员联系群众的主要

依据。群众观是公务员联系群众能力的核心指标。

2.2 良好的工作作风

工作作风是群众观的外在体现,是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条件,也是公务员联系群众能力的晴雨表。公务员作风踏实、态度诚恳,时刻注意深入群众之中,了解群众呼声,切身感受群众意见,及时反映群众意愿,并能对群众所反映或关注的问题予以及时有效地解决或反馈,必定会获得群众的广泛信任与支持,增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相反,公务员如果缺乏密切联系群众的踏实的工作作风,不深入群众,不了解民情,或高高在上、官味十足、盛气凌人,或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或装腔做秀,不解决实际问题,这不仅损害公务员自身的形象,也会最终失去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与人民群众之间产生距离和隔阂。

2.3 方式方法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公务员联系群众的实际效果与其具体的方式方法密切关联,这是公务员联系群众能力的最直接表现。就方式而言,公务员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会议、谈心、信访甚至直接参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等多种途径,与人民群众交流、协商问题,宣传政策,了解民情,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切身感受群众的意见。就方法而言,不摆架子、平等交流;动之于情、晓之于理,以情动人;选择适当的时间和场所;热情接待、实心办事、快速高效服务等这些在实践中被广泛运用的方法与手段对于提升公务员联系群众的能力有明显的成效。实质性要素

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的实质性要素是公共需求的把握能力。公共服务最终的质量与效果如何,不仅取决于公务员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以及公务员自身的勤奋努力程度,还取决于公务员对社会公共需求的把握程度。公务员对公共需求的把握能力是公共服务的实际质量和效果的保证,是衡量公共服务方向和行为价值倾向的重要标尺。同对市场需求的把握能力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一样,公务员对公共需求的把握能力关系到政府和公务员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公务员政治鉴别能力的最具体体现。从我国公务员队伍的实际状况和公共服务的内在要求来看,对公共需求的把握能力应该是公务员能力建设的重点。公共需求的把握能力的具体指标主要包括:

3.1 为民服务的务实精神

公共服务的关键落在一个“实”字上,实不仅体现在事情大小上,更主要的体现在能从实际出发,把群众利益落到实处。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最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认认真真为群众办实事,切切实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是一句空话,而应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能否真抓实干,针对群众面临的实际问题,找到解决的有效办法,推进工作的实际成效,成为公务员是否具备公共服务能力的试金石。那种高高在上、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摆姿态、做样子甚至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行为不仅是公务员工作作风不实的彰显,也是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缺失的表现。

3.2 正确的行为选择倾向

公共需求的把握能力与公务员行为选择的倾向性密切相关,即公务员的行为是以公众的需求和偏好为导向还是以领导的需求和偏好为导向,这实际上是公务员服务意识的具体反映和表现。尽管领导的需求和偏好有时候与公众的需求和偏好是一致的,但更多的时候两者存在着差异性,不能也不应完全以领导的需求代替公众的需求。公务员对公共需求的把握能力就取决于能否正确地把握和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调查研究显示,相当部分公务员把公共服务定位为“竭尽全力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耐人寻味的是,行政层级越高,行为选择的倾向性偏差越大,这实际上反映出了在我国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上还存在着致命缺陷,即公务员的行为忠诚对象名实不符,行政层次越高,这一问题越为突出。

3.3 公共服务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

公共服务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即公务员利用各种民意表达的工具和方法了解掌握公众需求和真实愿望的能力。就公众这一群体而言,他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和不同步性,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公共服务的需求还具有动态变化性。能否适应公共服务需求的这些特征和变化,准确把握公共服务的时代要求与精神实质,及时提供公众所需的公共服务,就成为公务员必备的能力之一。

3.4 对公众反应的回应性

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是公共服务的最终受益者和政府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也是行政管理活动的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对公共服务的具体内容、工作流程、公共服务的结果有着不同的要求,是公共服务的享有者和重要评价者。因此公务员应从公众对政府工作的反应中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和想法,听取合理的建议和意见,并依此改进自己的工作,提升服务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对公众反应的回应本身就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对老百姓信访、上诉、求助的回应等,不仅是政府和公务员形象的重要衡量要素,也是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的最直接反映。公务员对公众反应的回应能力可以通过多种因素来测定,如接待群众信访和办事的态度、解决问题的程度和速度、对公众的反馈状况与反馈速度、在公众中的信誉度等。形式性要素

公务员公共服务的形式性要素是高效行动的能力,它是公共服务的本质要求,是一种以绩效为导向,需要综合运用现代各种公共行政方法和技能来降低行政成本和消耗、追求提高效率效果效益的行政能力。它是政府各项工作有效运作的基本保证,关系到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从公共服务的产出来说,它既有时间与速度的要求——快捷高效,又有质量上的要求——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统一,同时还有成本上的要求——以最小的行政资源投入实现最大最佳的公共服务目标。高效行动能力就是对这三个要求适应性的综合反映,它包括以下各项指标:

4.1 工作的胜任性

工作的胜任性主要是指公务员的能力和素质状况与公务员所承担的职责任务和岗位规范之间的适应程度和状况,它是高效行动能力的基础性指标。公务员的知识水平、职业素养、素质条件和能力状况与他的工作职责与规范相匹配或高于工作职责的要求,他就能保持准确、有效的行动能力和灵敏快速的反应能力,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就有了保证;反之公务员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就会感到力不从心,勉为其难,就更谈不上能够高效快速地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了。

4.2 良好的沟通协调性

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不仅取决于公务员的主观努力程度,而且还取决于服务对象和社会各界的关心、理解、支持和参与程度,因此公务员在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能否做好各种宣传教育和沟通协调工作,取得社会和公众的关心和支持,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沟通有无障碍、有无隔阂就成为其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4.3 工作方法与技术的掌握状况和运用程度

从公共服务的具体运作来看,公共服务实际效果的取得,或者说公务员公共服务能力的具体外在表现,离不开具体的公共服务方法与技术。公务员工作方法的适用性、丰富性、适应性状况以及综合运用各种工作技术的实际技能是这项指标的具体内涵。在近年来公共服务的实践中,传统的思想工作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和经济方法的有效结合以及政务公开、动员公众参与等现代管理理念和方法的运用,使得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为公务员展现公共服务能力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4.4 成本效益比较

所谓成本,主要是指为了获得某种利益而必须为之付出的代价。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说,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是人们各种行为的基本出发点,成本——效益原则是人类社会的首要理性原则。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提供的公共服务需要巨大的社会成本,包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等。各级政府

及其公务员在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必须引入企业的顾客导向和讲求效益机制,以最低的成本投入向社会公众提供最多最好的公共服务。衡量公务员公共服务的成效,不仅要看他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还要衡量他的服务成本。在公共服务的具体实践中,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和制度设计的不足,人们往往只重视产出而忽视了投入,只重视结果而忽视了成本核算。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要提高公务员公共服务的成本意识,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使公务员的能力建设走上制度化规范的轨道。

（人力资源管理 学术版2009年 第5期）

第二篇：如何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如何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要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首先是要正确认识自身岗位的工作职能，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做一切工作都要体现和维护人民的利益。例如从政策的调研、制定到执行、修正，都要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要确立人本意识，以民众需求为出发点，以民众意志为根本导向，在执行公务中做到保障民权，尊重民意，关注民生，开发民智。我所在的单位是地税系统，聚财为国，执法为民是我们的工作宗旨，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我们要关注民生，服务发展，要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还要增强责任意识，以提高服务质量为己任，以公众满意度为最高标准，以对民众负责为崇高使命，摆正自己与人民的位置。要确立正确的权力服务观，在权力运用中始终把服务放在首位，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税务部门要为纳税人提供高质量服务，做好税法宣传与税收咨询服务，要对税源进行跟踪管理与监控，确保税收收入任务的完成，构建和谐社会。

二是要提高公务员整体素质，不断专研学习。公务员素质的好坏，决定了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高低，因此我们要不断加强学习，善于总结。学习是公务员各方面成长的需要，我们要不断的学习，要勤于思考，善于积累，学有所获，要遵循工作规律，大胆创新，要勇于面对挫折，在失败中看到自己的短处，虚心接受批评，认真改进。要认真学习国家的法律法规，对从事的行业相关规章制度更要了熟于心。不仅要透彻理解各项政策，还要能正确运用政策，具有较高的业务能力和协调能力。我们税务系统的公务员要不断学习和积累，努力学习各项税收法规政策和税收知识，把理论应用于实践，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断充实自己，这样才能为纳税人提供过硬的服务。

三是要提高全局意识，健全行政制度。目前，部门之间沟通相对缺乏，职能交叉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有利的事大家一起上，担责任的事相互推的现象偶有发生，政府公共服务在一定范围还存在“真空”区，跨部门政府服务难以联动。这种现象造成了群众有了问题往往不知找谁，或者办一件小事而需要跑很多趟，费时费钱又费心。所以，公共服务需要一体化。作为公务员，必须要从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大局出发，认真履行职责，杜绝推诿现象，树立良好的机关工作形象。税务部门已经实行了“一窗式服务”和“阳光办税”服务，但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要立足于纳税人的利益，从大局出发，健全行政制度，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尽自己的所能为人民服务。

第三篇：2014山东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推荐）

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2014山东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北京人事考试网：

2014年山东省公务员考试即将来临，为了帮助广大考生积极备战山东公务员考试，中公教育专家特别推荐最新考情资讯，深度剖析时下热点，整合公考疑难问题，预祝广大考生在山东公务员考试中金榜题名，荣获佳绩。

【背景链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要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2014年4月18日，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2013《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表明，我国总体质量指数达到及格水平，但政府质量公共服务仍然滞后，质量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市场发展动力仍然不足的突出表现。

武汉江岸区政务中心国土规划窗口首席代表陈慧丽，十年来为办事群众留下万张便民纸条，留下手机号码方便群众咨询，因而被誉称“纸条姐”、“最美基层干部”。

【标准表述】

[深入分析]

“纸条姐”的行为充分体现了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简单、质朴的行动诠释着公务员的职责，架起了党和群众间的连心桥。然而，从“纸条姐”走红的背后，依稀看到当前公共服务的短板。

群众办事时，常有因资料、证件不齐而往返多次的情况，究其原因，一是办事部门对审批程序、所需证件资料等办事须知并没有以丰富的形式让群众充分知晓;二是办事所需证件和资料过多，有的证件或资料难以一时找到，有的群众觉得有的证件或资料根本不需要。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当前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强，需亟待加强。

做好公共服务，是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在上学、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文化生活等方面公共服务的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缺位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意义]

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分配制度改革和利益格局调整持续深化，社会阶层分化和流动加剧，各种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客观上要求政府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提供保障。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处于主导地位，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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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供着核心关键领域的公共服务。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有利于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切实维护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

有利于满足广大群众的多样化需求。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程度、教育水平、传统观念、社会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居民公共服务的需求层次和消费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公众需求日益呈现出层级化特征。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诸如供需结构失衡、服务效率不高、方式手段单

一、公众参与不足等弊端，只有通过创新政府公共服务、加大对公共服务供给内容和形式的差异性的重视，加快推进政府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和方式转变，才能得以解决。

有利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发生较大变化，不同群体获取公共服务和产品的能力出现较大差异，部分人群获得公共服务和产品出现一定障碍。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由于缺乏有效的需求表达平台及话语权，导致其公共服务诉求难以得到及时有效满足。因此，亟需通过创新公共服务保障其基本权益。

[措施]

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当前，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投入不足;在交通、供水、供电等基础建设领域，政府投入过多。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应解决政府职责定位问题，以市场失灵作为政府行为的边界，注重发挥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教育、就业、环境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具有区域溢出性，人们会“用脚投票”选择居住地区，此类公共服务应由中央政府主导提供。养老、医疗等区域性强的公共服务，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中央政府在财政补助、社会保险等方面给予一定政策支持。

三是政府间财力与事权的关系。针对各级政府间“财力上移，事权下移”和一些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寅吃卯粮”等现状，公共服务的支出重心应向中央和省级政府上移，逐步推广省直管县模式以及乡财县管模式。进而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按照公共服务属性和地方政府财力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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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公教育北京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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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一）继续支持库区基础教育。

支援省（区、市）要鼓励本地学校与库区学校开展“一对一”、“结对子”、“手拉手”活动，通过教学现场观摩、远程培训等方式，开展库区教师培训；建立教师岗位聘用、业绩考核与支教经历直接挂钩等机制，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方面向有支教经历的教师倾斜，支持优秀校长、教师到库区支教。国家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库区基础教育，在项目安排上继续向库区倾斜。

（二）支持库区提升职业教育水平。

支援省（区、市）、国家有关部门要帮助库区职业院校调整专业和课程设置，开发实用性教材，为库区培养市场适用人才；以“双师型”教师为重点，支持职业院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支援省（区、市）要每年邀请库区教师到本省（区、市）学习交流，派骨干教师赴库区支教。

（三）加大对库区医疗卫生支持力度。

支援省（区、市）要组织本省（区、市）医疗卫生机构到库区对口帮扶，与有条件的库区县级医院建立远程会诊系统，组织专家到库区进行义诊或医疗讲座，开展基层医务人员交流，为库区基层医务人员开展培训；要发挥在办院理念、人才、技术、设备等方面的优势，与库区医疗卫生机构共建特色诊室。湖北省、重庆市在实施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安排补助资金时，继续向库区倾斜。

（四）支持库区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发展。

支援省（区、市）应利用自身优势，加强对库区基层科技、文化、体育等专业人员的培训，与库区开展文化、文物保护、体育的合作与交流。国家有关部门要继续加大对库区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支持，关心库区基层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对文物保护利用的指导与支持；在开展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公益性体育设施建设等项目时，继续向库区倾斜。

（五）支持库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拓宽库区社会保障资金筹资渠道，加大经费保障力度，做到应保尽保，确保城乡居民最低生活有保障。支援省（区、市）要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帮助库区政府加快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湖北省、重庆市要按照规定做好外出务工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相关工作，维护库区外出务工人员养老保险权益；在实施“金保工程”二期、“社会保障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社会保险百千万人才队伍建设工程”时，重点向库区倾斜。

第五篇：民主集中制：要素解析

内容摘要：“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作出的最具创新性的理论发展。这个定义式的论述表明，民主集中制包含着两个基本过程，即“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四个关键的要素，即“民主”、“集中”、“指导”和“相结合”。要正确理解和执行民主集中制，就要科学的、合理的解读这四个要素。为此，本文另辟蹊径，把研究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点放在研究两个过程中的四个要素上，展开详尽的探讨，解析了其所含的基本涵义。

关键词：民主集中制要素解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关于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作出的最具创新性的理论发展。这个定义式的论述阐明，民主集中制包含两个过程，一个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一个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两个过程不能相互脱节，而必须紧密联系，把它们很好地“相结合”起来。显而易见，在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所作的创新性论述中，包含着四个关键的要素，即“民主”、“集中”、“指导”和“相结合”。这四个要素究竟包含哪些基本涵义，怎样才是给予了科学的、合理的解读，这是关系到能否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大问题。笔者认为，研究党的民主集中制，在重视研究“制度”的同时，应转向研究“过程”并重点研究处于过程中的“要素”。为此，本文另辟蹊径，围绕民主集中制“两个过程”中的“四个要素”，就何谓“民主”、何谓“集中”、何谓“指导”和何谓“相结合”四大方面，力求作出符合民主集中制制度规定的解析。

一、何谓“民主”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第一个过程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着“民主”的要素，也有着“集中”的要素，那么，这样的“民主”要素和“集中”要素究竟包含什么样的涵义呢？我们先来解析“民主”。这里所谈的“民主”，显然是指全体党员（也包括党的干部和由党员组成的各级党组织在内）所享有的民主权利。这些民主权利归结起来，主要就是下列诸项：

一是党员享有了解党内事务的权利。党员在党内构成党的主体，发挥着主体作用，党员和党的各级干部有了解、知悉党内事务的必要和责任。因此，党内事务应实行公开原则，即把党务向全体党员和干部开放。党不应该是一个“暗箱”，党内事务也不能搞“暗箱操作”。党要及时地向自己的党员和干部主动通报党务。党提出的要建立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就是为了使党务能够在党内得以及时的传达。情况通报的内容既包括一般情况通报，也包括重大情况通报。要根据通报内容的不同性质和特点规定时限，一般性的工作情况一个月或一个季度作一次通报，有重要性或紧急性的工作情况则要即时通报，以使党员和干部对党内各方面的事务都有所知晓。

二是党员享有广泛参与党内决策的权利。党内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必须广泛征求党员意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保证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各级党组织能否作出正确的决策，关键在于是否遵循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反映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愿，是否按客观规律办事。进行决策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时，应把需要征求意见的决策内容，根据征求意见的范围提前告知给征求意见对象，给征求意见和参与决策的党员群众充分的时间。要合理确定征求意见的对象，扩大征求意见的范围，解决征求意见面偏窄、人数偏少的问题。征求意见的形式可采取调查研究、座谈讨论、交流协商、专家咨询、个别谈话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和收集党员对决策和重大决策的意见、建议。党员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的各种看法、观点。

三是党员所在的支部、总支部以及各级党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要定期举行会议。党的各级组织通过会议形式进行党的工作，是党内实行民主，党员和党的干部参与党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体现。特别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必须实行常任制。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度是指，党代表资格是常任的，任期与同级党的代表大会相同；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党代表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及闭会期间的活动，在任期内始终发挥参与决策、监督、参谋和桥梁

作用。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常任制，有利于保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不是倒过来成为各级党委的陪衬，作为“参谋”、“耳目”。在建立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同时，要建立各级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度。党代表提案，是指党代表就党的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或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向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提出，请求列入党的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书面意见和建议。对代表的提议，各级党代表大会和党委要认真研究、处理。对涉及有关部门、单位的提议，各级党代表大会和党委要责成有关部门、单位及时处理，并加强督办；承办部门、单位要向同级地方党委报告处理结果。对于代表提议的处理情况，要以书面形式，向代表作出认真负责的答复；一时难以解决或需要暂缓处理的，要向代表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也要建立健全党的各级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和报告工作的制度。首先，建立健全定期召开全委会会议制度。凡涉及重大问题，都应在充分论证基础上，通过召开全委会会议讨论决定，并在全委会监督下实施。应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加全委会议次数。其次，改变过去全委会只听取报告、接受指令和任务、发言表态的单一内容和形式。再次，常委会应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包括报告常委会及其成员廉政建设的情况，接受全委会的审议。最后，建立健全全委会会议议题双向提出制度、民主议事决策制度、全委会票决制度。

四是党员享有选举各级干部的权利。党的各级干部必须经由民主选举产生或由民主任命产生。要大力改进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党员具有推荐权，应建立党员或代表的提名制度；改进候选人介绍方式，候选人的介绍，在“组织介绍”的同时还应有“自我介绍”；试行候选人的竞选方式，对竞选演说的范围、承诺内容及方式等作出详细的规定，通过竞选演说、接受党员的质询与提问以增进了解，让党员对候选人的参选目的、动机、施政纲领有充分的认识；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和层次并改进和完善差额选举制度；党的各级干部职务都是可以变动的、都有一定任期的，不存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五是党员享有监督权。党内任何人都有监督权，也都要受到他人的监督。实行党员监督制，特别对不称职的干部实行罢免或撤换，是采取民主的办法解决党内干部更新淘汰的基本制度，其方法是由党员、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或党的委员会成员，向党的组织或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罢免或撤换不称职干部的动议，实行自下而上的制约监督。

二、何谓“集中”

以上我们解析了“民主”的涵义，现在接着解析“集中”的涵义。由于民主集中制里的“集中”，是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和强调“集中”的前面有个“民主基础上的”限定词，即“集中”必须是民主的，而非其他什么别的东西。这个认识非常重要，因为从根本上说，“集中”有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形态，一种是与民主相联系的、从属于民主制度的“集中”，即民主的“集中”；另一种则是与专制相联系的、从属于专制制度的“集中”，即专制的“集中”。由于有着这样两种性质不同的“集中”，对“集中”的规定和要求也就截然不同。把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与民主相联系，使之从属于民主制度，这就必然要求实行以上五项民主权利，党内必须充分开展民主，然后，才能在“民主基础上”进行“集中”。而且，在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时，必须实行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和民主程序，即要求少数人去服从多数人的主张，当然多数人也要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益，这就是说，大家都要按照多数人达成的共识办事。反之，如果把“集中”与专制相联系，使之从属于专制制度，这样的“集中”必然无视民主，它也无须顾及民主原则、民主程序，搞得当然就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那一套，恰恰要求的是多数人去服从少数人，甚至是服从于某一个人，这就势必造成“一言堂”、“家长制”独裁、掌控的局面。这样的“集中”，必然使民主集中制变质走样。

那么，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要形成和达到什么样的“集中”呢？其“集中”的结果，大致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重大决策形成的“集中”。党的活动和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对国内外重大问题和党的重大事务作出决策。这样的决策，产生的是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等等结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是党的生命线，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和党组、总支部等组织，承当着就重大问题和重大党务进行决策的重任。在实施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党内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甚至允许进行争论和辩驳。重大决策还要经过民主程序，切忌变成少数人的空忙。要采取会议表决的形式，达到过半数或三分之二以上的才能获得通过。这样的“集中”，才真正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具有公信力和约束力。

二是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形成的“集中”。党要顺利地开展各项活动和工作，还需要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党的规章制度作为“党规党法”，是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行动的准则，具有科学规范性和长期稳定性。制定党的规章制度，是一件十分慎重的事情，绝不能成为某个人或某一些人意志的体现和需要的满足。党的规章制度的产生和以后的修改完善，同样需要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广泛的民主讨论，使之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是通过选举或任命干部形成的“集中”。党组织的活动和工作，总是由党的各级干部负责和主持的。各级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人民的公仆。通过民主选举或民主任命干部形成的“集中”，就是赋予这些干部以职责，在集体分工、个人负责情况下所具有的执行权，即“首长负责制”的办事权力。需要强调的是，授给民主选举或民主任命的干部的“集中”权力，仅仅是完成党的任务的执行权力，即为执行和完成党的任务过程中所负有的指挥权、督查权，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权力。

三、何谓“指导”

民主集中制的第二个过程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即集中要发挥“指导“民主的作用。和第一过程“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既有“民主”又有“集中”这两个要素一样，第二个过程“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是同时具有“集中”和“民主”这两个要素。而且，遵循逻辑一致的原则，在第二过程“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里的“集中”和“民主”的基本涵义，同第一过程中的“民主”和“集中”的涵义必须是一致的。它们的涵义只有一致了，才能一以贯之，否则就会鸡同鸭讲，前言不搭后语，前后互相矛盾。假使认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讲的“集中”和“民主”，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所讲的“民主”和“集中”意思不一样，并有意进行更改，甚至瞒天过海、偷梁换柱，例如把第二过程中的“集中”说成是某个人“意志的集中”，悄悄地变成与专制制度相联系的“集中”，这样一来，民主集中制的这两个过程，前后之间就没有必然的内在的关系了。讲清楚这个道理非常重要，目的在于可以使我们有效地防范有人任意地把前后两个过程的“民主”和“集中”解说成不一样的不当做法。

那么，“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究竟是怎样地用“集中”来“指导”着“民主”呢？按照前后一贯的规则，“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当然就是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所形成的三个方面来“指导”民主。

一是用重大决策的集中“指导”民主，就是不让有人公然在言论和行为上有公开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等的民主权利。当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等等形成之后，也不是永远地定于一尊、不可更变的，个别人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在下一次会议或适当的场合提出异议和动议，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变更，以形成新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结果。但是在没有做出这样的改变之前，任何人是不允许任意反对和拒不实行现行的规定的，不能说什么“我有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等等。

二是用规章制度的集中“指导”民主，就是不让有人具有不服从、不遵守规章制度的民主权利。规章制度形成之后也不是再不可以改变的，但同样地，在未作出新的改变之前，任何人也没有任何理由不予服从遵守。

三是用干部分工负责所具有的集中的权力“指导”民主，此时，除了领导者个人把执行权滥用来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以及规章制度可以理所当然地被拒绝和控告外，是不允许任何人有不服从他的执行权的所谓的民主言论和行动。

由上可见，“集中”何以能“指导”着“民主”呢？这是因为，“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而产生的“集中”，它代表着“众意”和“共识”，所以才有资格和能力“指导”着“民主”，即大家在集体所形成的看法、观点、意见、规范付之行动面前，必须讲服从、讲遵守。此时，倘若还有个别人或少数人不愿意，仍然说三道四，还要保有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表示反对、不予理睬的“民主”，那就要对这样的“民主”施加纪律的约束和处置。

反之，我们要反对另一类的“指导”，即用与专制制度联系的“集中”去“指导”民主。如果是用与专制相联系并从属于专制制度的“集中”去指导民主，由于失去了“众意”、“共识”，不过是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意见强加于众人、控制于众人。这样的“集中”显然不具备有指导民主的资格，它所指导的也不可能是什么民主，而是众人已经从根本上被剥夺了民主。用这样的专制的“集中”指导民主，自然与民主集中制背道而驰。

四、何谓“相结合”

民主集中制的两个过程“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并不是孤立存在、相互割裂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为此，必须实现两者的“相结合”，使两个过程相互衔接，无穷地循环往复，不断的深化发展。这样的“相结合”，也才是完美的。那么，怎样使“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两个过程完美地“相结合”呢？必须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能任意颠倒民主集中制的过程顺序，把第一个过程变成第二过程，或把第二过程变成第一过程。民主集中制是先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开始，再到“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为止，这个关于前后顺序的规定非常重要，说明了民主集中制总是起步于民主，是从“民主”环节而走向“集中”的，然后，因为有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才有“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而如果有人贸然把“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放到前面去，使它成为第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制度就将变成“集中民主制”，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制度的民主性和民主化。

其次，不能轻视民主集中制的第一个过程而片面地看重和强调第二过程，甚至把第一个过程弃之不用，只讲第二过程。理解和执行民主集中制，现在在一些党组织和领导者那里，觉得“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特别符合自己的口味，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则不符合，因而就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搞得轻飘飘的、无足轻重一般；反过来，把“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当成最为重要的方面，不断地强化，乃至于无以复加。在一些党组织和领导者那里，民主集中制甚至变成了“没有民主”的环节，只剩下了“集中”的环节，或者只有“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过程，这是完全割裂民主集中制两个过程必须紧密关系的错误行为。应该强调，如果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就不可能有“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二者缺一不可，相得才能益彰。

最后，无论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还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们之间的“相结合”，体现的是都是民主，民主集中制的实质也正在于民主。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讲的是民主本身，而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讲的还是民主本身。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对多数人的认识和意见的“集中”；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集中”，也是以多数人的认识和意见进一步“指导”即约束和规范少数人的不正常的民主行为，不允许少数人任意去推翻多数人的认识和意见。由此可见，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说到底体现的是对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的尊重，在其本质上就是民主，也只能是民主。因此，绝对不能把“集中”理解为是和民主相抵触的。归根到底，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和“集中”，都是发展民主的动力而不是阻力，都是推进器而不是绊脚石。

有了以上对民主集中制四个要素基本内涵的准确解读和认识，今后在党的工作和党内生活实践中，我们就可以进行对照、判断、检查，把凡是不符合以上民主集中制的那些错误言行摒弃在外，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项根本原则和制度。

原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