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HR视野看基层公务员
从HR角度看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
在基层公务员建设中，人才的去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做好公务员队伍建设任重道远
1.小康社会的实现要靠基层，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是实现小康社会的短板，而基层公务员队伍的人发展农村基层的重要力量，所以怎么做好基层公务员的队伍建设就成了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在新的形势下公务员队伍建设有新的现实需求
2.公务员的队伍管理有其特殊性，是由公务员的性质决定的，一直以来都用纪律来实现管理，在现在的现实情况下，从HR的角度怎么看待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问题 3.
第二篇：从法律视野看水浒传
从法律视野看《水浒传》
一、快哉，《水浒》
《水浒传》是一部尚武之书，武艺高超身强力壮的英雄好汉个个形象鲜明值得崇拜，那些除暴安良的故事引人入胜。这部书虽然被有些人咒骂为“诲盗”之作，其实政治颇为正确，书中的英雄不光武力超强，也经得起正义标准的粗略检视。当然，要是依据法律标准来衡量，这些人动辄手起刀落，哪个不是以武乱禁之人？
鲁智深是一个令人大感快哉的英雄，出家前是略府提辖，俗名是“鲁达”。鲁达一看就是个军官模样，按照《水浒传》中的描写：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一脸络腮胡，身长八尺，腰阔膀圆，性情凶暴焦躁，好打抱不平。出场结识天下豪杰，结识了便喝酒。喝酒的时候，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唤来一问，原来是名叫翠莲的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随父母从东京来到渭州，母亲病故，父女两人流落在此。当地财主镇关西郑大官人强媒硬保，要她作妾，写了三千贯文书，需钱实契，要了她的身体，未及三个月，被郑家大娘子赶打出来，还责成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当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却来追讨。父亲懦弱，和有钱有势的郑家争执不过，父女两个只好酒楼卖唱。鲁达一问方知那绰号镇关西的郑大官人就是状元桥下杀猪卖肉的郑屠。鲁达给了父女两人十五两银子做盘缠回东京，回到住处，气闷得晚饭也不吃，气愤愤睡了。鲁达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次日一大早，便照顾翠莲父女上路。店小二阻拦，还被他叉开五指，脸上打了一掌，打得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下两颗门牙。两个时辰后鲁达径投状元桥来，寻得郑屠，拳脚教训，这是书中一段妙文，把教训镇关西的过程写得有声有色，令人叹为观止。不料下手太重，郑屠不经打，竟死了，鲁达自思“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因考虑到“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便逃离而去。
拳打镇关西是一个令人大呼畅快的故事，令人畅快是因为郑屠作为一个恶霸，欺凌弱小，可恶至极。君不见书中鲁达听了翠莲父女的遭遇抑制不住愤怒，其实读者读书至此又有谁不义愤填膺？在《水浒传》的社会里，有钱有势可以称霸一方，无钱无势被他人压扁。法律与司法无法为体弱力薄之人伸张正义，当法律与司法不能维护好弱小者权利的时候，就只能靠见义勇为之士的拳头了。
从法律角度看，鲁达打死郑屠是一起故意伤害致死重案。死了人，死者家中“老少邻人径来州衙告状”，司法程序便循序启动起来：府尹升厅接了状子，亲自到经略府通报情况，然后差人到鲁达住处拿人，哪个还见得到人影？只好将房主人并邻居监下，又点了仵作对尸首再三检验，还发布海捕文书悬赏通缉鲁达，逼得逃亡中的鲁达剃除头发，削去髭须，做了僧人，继续展开轰轰烈烈的打斗人生。
读者在鲁达被海捕缉拿之时，都为他捏一把汗，当他寻得活路，摆脱了司法的纠缠和刑罚的阴影，大家都为之欣慰。这原因是啥？当司法暗昧、刑罚严酷之时，对待用拳头实现正义的英雄好汉，每个人心中都存了几分反法制之心。
误入白虎堂：这南衙开封府是高太尉家的 林冲误入白虎堂和雪夜上梁山的故事脍炙人口，因京剧《野猪林》和电影《林冲》以及《水浒传》电视剧几乎家喻户晓。
与电影、电视剧中林冲的形象不同的是，《水浒传》中对于林冲形象的描述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纪”。林冲娘子相貌如何，《水浒传》中并无描摹，读者全凭想象或者依京剧影视剧来确认。
高衙内是社会各色人中一个恶的典型，是太尉高俅的义子，“那厮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京师人惧怕他权势，谁敢与他争口，叫他做花花太岁。”这路货一见林娘子，又不知对方何人，怎肯放过？自然是纠缠不休。林冲闻讯赶过来，才解了围，但已将祸根埋下。
这高衙内有几分像少年版的西门庆，身边总围着些帮闲人物。高衙内见了林冲娘子，心中好生着迷，被林冲冲散，怏怏不乐。回到府中过了三两日，竟然还是纳闷自焦，没撩没乱。帮闲人物中有个叫干鸟头富安的，猜着心事，又出坏主意，让高衙内次日勾结虞侯陆谦引开林冲，乘机骗来林娘子再行调戏。高衙内依计而行，不料又被林冲破了局，弄得狼狈跳窗逃跑。高衙内经此一惊，欲心未遂，精神憔悴，恹恹病倒。高俅闻听此事，听了陆谦和富安的毒计，派人诱导林冲买一把宝刀，又借邀看宝刀之名，骗林冲误闯白虎堂。
林冲遭陷害，直接来自高俅的算计，这位太尉权势正炽，林冲被其节制，自然对其有所惧惮。英雄好汉为了向朝廷尽忠的名分和过正常安稳的生活，不得不向恶势力低头。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遭人坑害，更显高俅之可恶，无以复加。
人为制造的冤案，要么源于恶人的诬告，要么来自权力的腐败专横，要么就是两者的结合。当政治腐败之时，冤狱必多。高俅本是一个市井小人，得志之后便把官威做足，成为人见人惧的佞臣。林冲误入白虎堂后，高俅本来喝令左右拿下林冲要斩，闻听林冲喊冤申辩，意识到“这厮不服断遣”，转念“解去开封府，吩咐滕府尹好生推问，勘理明白处决”。《水浒传》里的司法不受信赖，原因之一是司法对于高俅这样的权势是不敢以公正的审判加以抗制的。
好在衙门不好，未必衙门中人个个都不好。偏是开封府里有个掌管文书档案的小吏孙定“为人最鲠直，十分好善，只要周全人，因此人都唤做孙佛儿。”他明知此事冤枉了林冲，向府尹禀明，要府尹周全林冲。府尹心里明白此案是上级领导有批示的案子，定要定林冲“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的死罪，哪里周全得了林冲？接下来的一段对话十分精彩：
“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
“胡说！”
“谁不知高太尉当权，倚势豪强，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触犯，便发来开封府，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却不是他家官府。”
孙定这番话击中要害，府尹听了有所触动，遂依孙定建议，最后定个“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脊杖四十，刺配远恶军州。这个定罪对于林冲来说当然还是冤枉，但毕竟保住了性命；滕府尹虽然意识到开封府并不是高太尉家的，但也得罪不起高太尉，只好做了个“留有余地”的判决敷衍了事。林冲发配，负责押送的是董超、薛霸两位公人，两位暗中得了陆谦送的十两银子，一路上恶行恶状，极尽虐待之能事，在野猪林下手要结果了林冲性命，幸好鲁智深一路暗中护送，才使这场谋杀未能得逞。不过，在后来的卢俊义案件里，这二位公差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双双成了燕青箭下的死鬼。对于董超、薛霸这种只要给钱可以胡作非为的官差，聂绀弩先生有一首诗说得甚妙：
解罢林冲又解卢，英雄天下尽归吾。
谁家旅店无开水，何处山林不野猪。
鲁达慈悲齐幸免，燕青义愤乃骈诛。
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
这后两句真是妙语，我看《茶馆》里总是双双出现，简直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灰大褂，就常常联想起那《水浒传》中的董超、薛霸。
林冲总算到了发配地，陆谦等人还不放过，又带了几个人前来烧了林冲看守的草料场，意在烧死林冲，烧不死也可嫁祸于他。不料当日大雪，草料场林冲住处的屋顶被雪压塌，林冲移居一座古庙，躲过死劫，不得不大开杀戒，将陆谦一干人在这世上灭了。提着枪，只顾走，冒着风雪连夜奔去梁山。
二、司法的悲剧
林冲雪夜上梁山是《水浒传》中最美的场景，但这背后却是一段英雄的苍凉与辛酸。本来独立、中立的司法可以避免的悲剧，在《水浒传》的世界里如同有着定数，要发生就必定发生，那司法无论是朝廷的还是高太尉的，真的就有那么大的区别吗？
武大郎谋杀案：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
西门庆与潘金莲合谋下毒鸩杀了武大，应了长期流传的一个经验：“奸近杀”——有了外遇奸情可就与杀人不远了。
人不幸长成武大那样，实在是造化捉弄人，即使在那个不重男色的时代也已经吃尽了亏。不幸的是，这个相貌过分自谦的武大还娶了个如花似玉、淫心正炽的浑家，真是上天错点了鸳鸯谱。
武松与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虽然模样不像同胞兄弟，那感情却处处呈现血浓于水。武大是善良之人，靠卖炊饼谋生，养活自己，也养活家人，老实本分，他的遇害，真令人一洒同情之泪。
武大郎谋杀案，作案手法大胆而鲁莽，鸩杀的死亡征象昭然若揭。西门庆收买何九叔，将何九叔置于凶险的境地，何九叔一见武大的尸首，大喊一声望后便倒，假装中了恶，也足够惊心动魄。何九叔在入殓现场藏匿了武大两块酥黑骨头，连西门庆给的贿买他的银子一起收好，只等着武松回来不可避免的一场祸事，夹缝中求生存的日子真是忐忑不安。
武松回来，惊闻哥哥暴亡，悲痛之余，开始了事实真相的调查和外围证据的搜证，很快取得进展。武松起初想通过官府解决此事，并不想用打虎之手杀人，这是守法之人的自然选择——解决公权力实现正义，但事与愿违，虽然到县衙告状，并提供何九叔和郓哥为人证、骨殖和银子为物证，然而由于知县与属吏“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自然“这件事难以理问”。司法腐败造成民众诉诸司法的权利打了水漂儿，社会能不日益暴戾化乎！
既然公权力走不通，只好自力救济，武松杀嫂的戏码就隆重上演了。西门庆、潘金莲、王婆子本来罪有应得，死不足惜。官府的腐败却将一个打虎英雄见义勇为好市民逼成杀人凶犯，这才令人扼腕。
权力腐败何处没有？武松刺配孟州时，蒋门神设计陷害武松，孟州知府也是得赃枉法，拟定了武松罪名，断了二十脊板，将其改配恩州，而两个押解的公人又受蒋门神收买，途中设计杀害武松，直逼得武松再次以杀虎之手杀人。
在武松刺配的故事里，最奇的当数杀威棒，孟州的管营相公称之为“太祖武德皇帝旧制”，凡是初到配军，都须打上一百以杀威。然而，此棒只要“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与他时，端的狼狈”，而且此地尚有两样可怖的私刑对付新到的配军，一是把两碗干黄仓米饭让配军吃了，趁饱将其带到土牢里，用绳索捆翻，裹了席子，塞住七窍，颠倒着竖在墙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性命；二是把人捆了，用一个布袋盛满黄沙，压在身上，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偏偏武松“不达时务”，令差拨大怒，惹得众囚徒纷纷猜测“必然害你(武松)性命”；又偏偏小管营施恩有求于武松，暗示武松称病，以便“寄下他这顿杀威棒”，倒把太祖武德皇帝的旧制送了人情。
如此暴虐的“法制”，如此贪腐的司法，难怪要制造出如此众多的反法制人物与故事。
读《水浒传》，很容易联想到这样一个法理学问题：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是应该盲目地遵从，还是暂且遵从，同时循着合法途径去改革，抑或立即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对于这个问题，法理学家们纷争不已，似乎并无达成一致意见的迹象。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不是法理学家，他们的禅杖、花枪、尖刀、板斧都是不假思索的。
清朝列《水浒传》为禁书，有深意存焉。
第三篇：从基层看管理
从基层看管理
管理是指在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运用一定职能和手段来协调他人的劳动，使别人同自己一起高效率地实现组织既定目标的过程。管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行为。管理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学习，也无时无刻都在运用。只是管理的运用需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也就是运用的时机，运用的行业或地点和运用的人群。就管理而言，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达到预期的管理效果，那不如逆向思维，从被管理者的角度看也就是从基层看管理，了解真正的“民意”，以求达到我们的管理目的。
以我之见，从基层看管理，不需要繁琐的管理程序，也不需要高端的管理技能，只是需要六子箴言即“沟通、鼓励、公平”。
沟通是为了一个设定的目标，把信息、思想和情感在个人或群体间传递，并且达成共同协议的过程。不管是同事关系，还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沟通是最好的关系桥梁。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沟通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唯一标准。
同事之间有了矛盾，大家需要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谈事件的起因、经过，并且共同商讨出一个解决问题的结果。这就是沟通，也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还有就是上下级之间的附属关系，当上级也就是管理者对下级也就是被管理者做出工作吩咐时，需要考虑被管理者的各类因素，因此需要同被管理者沟通协调工作，以求到达理想的管理效果。与此同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应经常沟通，一来是随时可以了解自己团队的动态变化，二来是随时可以了解工作、生产的状况。
鼓励即激发和勉励，也指振奋精神，正所谓鼓励使人进步，打击使人落后，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都把由衷的夸奖和鼓励做为心灵的甘泉。
记得微软公司的一名高层管理者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公司的员工，工作热情积极度很高，不仅仅是我们为他们提供舒适安逸的工作条件，也不是丰厚的福利和待遇，更重要的是我们经常鼓励和夸奖我们的员工”。每个人都有虚荣心，当自己得到了同事或者领导的肯定、夸奖和鼓励时，人的神经会自动产生荷尔蒙，使人心情愉悦，做什么工作都得心应手。所以适当的鼓励将会使管理和生产更上新的台阶。
公平是指公正、不偏不倚，一般是指所有的参与者（团体或者个人）的各项属性（人事、财力和物力）得到平均、合理、广泛的状态。公平一般是在理想的状态下实现的，但是正真意义上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即使如此，我们广大的员工还是希望能得到相对公平的待遇，所以这是我们管理者必需重视的。
管理者在处理问题时应做到合情合理，不能偏袒某一方或是某一个人，让他们承受应有的责任或享受应有的权利。所谓“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何启）。既是这个道理了。
管理的法则无穷无尽，关键是在于一颗为他人着想的心。我相信“沟通、鼓励、公平”这三把利剑将是管理者必需具备的能力，同时也是被管理者的夙愿。当他们三者被融为一体，正真用到工作上的时候，那么一个崭新的团队、一个崭新的企业将以它独特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第四篇：从离职现状看HR如何留人
从离职现状看HR如何留人
员工离职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外部市场对他的吸引，一种是他对企业内部环境的不满。企业内部有一股推力把员工推向外边，同时外界对员工也有一股潜在的拉力，在这两种力量的综合影响下，员工会产生离职倾向。
但是据调查，大多数员工选择离职主要是企业往外的力量把他们“推走”了，这股推力可能源自于企业的环境、部门的管理等诸多因素。
员工的离职有公司的责任，部门管理者的责任，同时也有我们HR工作者的责任。
据统计，以工资、社保、福利费用、培训费用、劳保费用、住房补贴及办公成本等项目统计，我们企业为一名基层员工一年投入的人工成本超过4万元，为一名基层管理人员投入的年均人工成本超过了6万元，每位员工都是我们企业的财富。
作为HR工作者，我们该如何帮助公司、部门留住员工？现在从目前公司的离职现状入手，让我们一起来看作为HR人，可以采取哪些对策来预防人员的流失。
目前我们的离职人员多为试用期员工、服务1～1.5年的熟练型员工（工龄在1年～1.5年）、和服务3年左右的老员工。针对这三类不同工龄层次的员工，我们分别采取不同的HR对策。
一、试用期员工
时间特点：员工的呵护期
员工心态：员工与企业进行不断的磨合，员工心理上对企业的迷惑，不解，矛盾，冲突等层出不穷。H R分析：新入公司的员工对于企业的认识犹如一张白纸，我们是第一个给员工做入职引导的部门，是在员工心目中的企业图上画第一抹色彩的部门。在目前离职员工中，超过20％人员是试用期员工。新员工刚来到公司时，HR部门及时的为新员工提供了考勤卡、工资卡、新员工培训及员工的各项咨询等。但是当员工奔赴到各部门上岗的时候，他们工作在第一线的工作岗位上，HR工作者与员工的距离远了，少了与新员工进一步交流的机会和时间。
其实对于新员工的入职引导，不仅仅是一堂培训课所能够完成的。新员工在试用期的三个月里是需要HR部门和用人部门共同、持续关注的！但是我们作为HR人，不能把新员工放在了用人部门里，放在工作岗位上就把和新员工交流和沟通的责任完全交给了部门管理人员。新员工在入职后的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的都还是非常需要我们HR的很多的关注、引导、解疑答惑。我们对新员工的引导和服务工作是一个需要持续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工作。在试用期三个月中的每一个月里，员工和企业的之间处于磨合期间，他们每天都会产生新的，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对企业文化、企业行为、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等方面的思想冲突、心理冲突。所以我们提供的HR服务要保持持续，要长久，要深入！
HR对策：在员工试用期的每一天里，人力资源部要把新员工当作自己部门的员工来看待，来关注，来培养。新员工在试用期里天天都是人力资源的人，是人力资源部的一份子。积极引导新员工的行为、观念、主动观察和关注他们，及时合理的解开员工随时产生的对企业、部门、岗位、环境各方面的困惑，培养员工积极向上的工作情绪，乐观的工作态度，使员工尽快融入企业。
二、1－1.5年工龄的员工
时间特点：员工的学习期
员工心态：他期待企业为自己计划点什么……
H R分析：员工经过1-1年半的学习成长，已经成为公司的“熟手”，对自己的岗位、部门环境、公司环境都比较了解了，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工作特点，适应了企业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被企业同化了，对企业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他们也开始形成职业规划意识，寻求最适合自己的岗位和发展方向。他们能积极投入工作，抱着对职业发展的热情，期望通过公司的培养和自身的学习自己能有所发展，期待公司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给他们锻炼。他们对部门，对HR部门都有期待，期待得到栽培和被发现，期待HR部门给他们学习的机会，提供职业发展的指导帮助。
目前很多部门管理者都有大量的业务工作要处理，他们没有很多时间来关注如何培养下属，也没有时间来学习管理员工的技巧，员工在工作中更多的是依靠自己摸索来提升自我。员工在摸索中很容易走弯路，思想上也很容易产生波动。我们HR人要帮助部门管理者来提升他们的管理技巧，协助他们根据员工的性格特点、所掌握的知识、技能等主动为员工做好职业规划，帮助员工找到适合的岗位，指导员工看到正确的发展通道。有些员工的性格、工作经历不适合做销售，可是他们往往赶大流拼命往销售靠，去不了销售，就走人；有些员工具备销售人员素质特点，可是基础知识和技能不扎实，选拔考试通不过，又走了。行行出状元，这话到现今也是很有用的，员工所在部门的管理者要思考自己手下的人该怎么培养，怎么挖掘潜力，我们HR部门要多和用人部门交流，根据各管理者对部门员工的分析，结合每个岗位对员工的要求，为不同类型的员工做好适合他们自己的规划，为每个员工预先做一个培养的计划，帮助员工认清自己的发展需求，多为他们提供培训、换岗学习的机会，帮助员工更加顺利的发展。
HR对策：我们HR部门的工作者要多走出去和员工沟通，和各部门沟通，不要只在办公室里面闭门造车，等待员工来拜访我们，要多主动的了解员工的心声，了解他们在岗位上工作的情况，定期开办不同类型的员工座谈会。HR要做的是，协助用人部门根据员工特质来确定他适合的岗位，他适合的部门，制定适合他的职业发展通道，引导他积极开展工作。HR部门在这个时期要扮演好部门管理者的好参谋的角色，和用人部门共同为员工做好职业计划和培养计划。
三、3年以上工龄的员工
时间特点：员工的贡献期
员工心态：2－3年员工开始主动为自己做些计划了……
H R分析：前3年，员工在学；后3年，员工在用。2-3年工龄的员工开始真正的为企业创造价值。这时候的员工已经具备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他们具备跳槽的资本了，因此他们时而会有蠢蠢欲动的念头，甚至还能煽动他人。不过，一般来讲，他们不会轻易的离开培养他多年的企业，他掌握的资源、技术、经验等等最适合在本公司的舞台运用发挥，他们首先选择在公司伺机等待让自己升值的机会，他们会主动在公司内部寻求合适于他们的职位或者他们一直向往的岗位，他们敢于去为实现自己的计划去挑战和冒险了。如果他在公司内寻求无果，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离职了，所以说他们的离职是经过了慎重的思考。
这个时候他们往往不甘于现状，例如现在的岗位，现在的薪水，现在的职务，现在的环境等等，如果这个时候公司没有为他们提供配套的发展计划，没有给他们空间，他们就会凭借自己的经验能力，到外面的世界寻求适合他自己的更大的舞台。
H R对策：对于3年左右工龄的员工，我们HR部门要想在他们前头，工作做在他们前头，向他们展示一
个再努点力就能够到空间，在他们为自己计划之前就帮他们做好计划！在集团里，在公司里，在部门里为他们选择最能够展示个人价值和最能够回馈他们的岗位。
所以，不要再让我们的员工就像诗中写的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留住他们也是留住了企业的财富。
第五篇：从大历史的视野看邓小平改革
从大历史的视野看邓小平改革 一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一再倡导用大历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历史，分析历史人物。概因对于一个时代、一个人物，局限于一时、一国的视野，便难以得到清晰的认识，因而须将时间拉长，辩明其所处的时间点，同时站在高处去俯视。对于邓小平这样一位政治领袖和他开创的改革开放进程，亦须将其放置到这样的视野中。这个视野就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历史大势——当然这有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四个现代化”。参照中国传统标准，一个人若想获得不朽，也就是赢得后人怀念而“伟大”，须在三个方面异常突出：立德、立功、立言。邓小平为人耿直、疾恶如仇，文革中曾多次与江青、四人帮等人叫板，可谓“立德”；创建红七方面军、领导百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又开创改革开放新历程，可谓“立功”；以简短的语言说明建设的方向和理由，可谓“立言”。有此三不朽，邓小平已然进入了历史伟人的行列。目前国内的纪念大都是围绕这些方面展开的，以说明邓小平的光辉成就和历史功绩。但这种判断并不能完全准确的解释他和他的改革。邓小平的改革是在毛泽东奠定的现代化基础上，顺应大众之需的可贵努力，更是中国近代以来整个现代化和全球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当然，严格地说，邓小平时代的萌芽是在1975年：邓小平的大力整顿，这也是他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也为他获得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去世，邓小平逐渐获取了从军事到舆论的最高权力，从而能够进入一场与毛泽东貌似不同实则历史使命相同的大改革。）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一直在一个相对封闭和自主的空间，以不断的王朝更替实现着政权合法性的转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一直显示着超强的稳定性。尽管明末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手工作坊，但按照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相互依存逻辑，中国并不能在短时期内自然的演进到以市场经济和数目字管理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清朝中前期的政治经济状况正好反映了这一点。虽然乾隆时期人口激增，生产力亦有大幅度提高，但整个国家的发展却日益走向封闭。而此时西方强国正以资本全球化扩张为轴心启动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接下来便是两个世界不可避免的相遇。“天朝上国”和“天下中心”的心态和文化悠久的优越感使清朝政府不可能答应与西方列强建立不平等的商贸关系。列强要的是利益，最终选择用枪用炮，打开清朝的大门。中国的失败，开启了有别于以往改革的新努力。洋务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从经济，技术上虚心学习。这一努力直到甲午海战被日本战败方告破产。进而中国人反思，中国的问题不在技术而在制度，日本战败中国亦因其实行君宪政治。所以有康，梁的激进政治变革，试图从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上改变中国的被动局面，激发这个老大帝国的生命力。但因改革难以取得既得利益权贵的支持而失败。后来，在孙中山暴力起义的压力下，尤其是在日本战胜俄国的刺激下，连慈禧也不得不接受各方对立宪改革的强烈呼吁，开始预备立宪。捡起光绪当年的一系列措施，可惜为时已晚。国人对政府的认同正在激进思潮的冲击下逐步消解。随后便是辛亥革命的爆发。民国诞生，实为一场“政治上进步，社会上退步”的大变革。这个庞大帝国的传统实在是过于顽固了。袁世凯亦想通过建立帝制改变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带来的权威不足的难题。当时的中国太需要一个强大的权威引导国家走出困境，实施建设。但袁世凯的做法违背了共和的潮流。在权威和共和之间，当时的中国人选择了形式上的共和，此为现代化的潮流。袁世凯死，国家分崩离析，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于是现代化进入了第三阶段：文化改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精英们试图从反思文化传统，输入现代人文精神着手，培育这个民族新的精神气象。
但这终究是小圈子的事。整个国家权威统一的历史使命是由蒋介石基本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在最开始也是同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具有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规划：宪政三步走。但因为其政权与资本的高度结合，一般大众的利益未能得到权衡。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依靠大众的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奠定一个新的政权实体。这个政权实体也是共和国，其经济现代化的模式选择是苏联的工业化和公有化。这是毛泽东这一代领袖承担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严格科层制的政党体系，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有效权威和政治传递机制。这一权威的有效性远远高于蒋介石政权内部的松散结构。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具备了政治上的必备条件。实际上，邓小平后来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所能动用的权威资源正是毛泽东那代人创立的。尽管毛泽东曾试图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冲击官僚体系的利益集团化。
经济上，毛泽东依据他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和国内工业基础薄弱的认定，选择了大力发展工业，压制轻工业和消费品的战略。这一发展战略打下了中国的工业基础，也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准备了必要的固定资产和公共设施。
文化上，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反右”，“知青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他的理想是创造“新人”，而不是按照现代化的“世俗化”目标承认并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反右”针对的是大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欲望，“知青下乡”是想培育知识青年与土地和农民的血肉联系，“文化大革命”是想从根本上改造人的灵魂。不管这些运动实际上演变成什么样子，毛泽东的初衷主要是精神性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个人的理想主义气质带来整个国家的强制性文化规范和政治扭曲，实际上远离了现代化的大趋势。毛泽东所做的并不是一个执政党领袖应该做的。因为革命后社会的主题是建设，是发展经济。但他要的是不断革命和不断的阶级斗争，并通过这种革命和斗争来保持人的精神的超越性。这是理想主义兼浪漫主义。
三
邓小平与毛泽东相反，他适时的使整个国家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转向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将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致力于繁荣经济文化满足百姓的世俗需要。种种压力正顺应了中国近代以来曲折而迟到的现代化诉求。也就是说，邓小平的改革将中国再一次从现代化的歧路上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在以下几个方面，邓小平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拉回正轨：
（一）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
（二）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三）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四）向全球体系的靠拢
当然，除了这几个方面，邓小平的努力还表现在对实现国家统一的政策制定上，但这一点更多是传统的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从现代化的历史大势看，笔者认为，邓小平开启的事业主要是下面将要论及的四个方面，而且，这四个方面的进程虽然已经开始，但邓小平所走的仍然是万里长征的头几步而已，剩下的征程和难题正在考验日益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
（一）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毛泽东时代最强调的是精神，邓小平时代最强调的是经济，是偏物质的东西。精神因容易受到误导而导致巨大的破坏性和伤害力，而且只有精神支撑的政治对一般大众来说并不能太长久。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人的期待高于人的现实状态。邓小平对人性没有过高的期待，他对人的现时需求有充分的理解，对人性的真实有理性的认识。比如对自留地的问题，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能够理解现实中的人是需要物质激励的，只有精神激励并不行。这一点也是与现代经济的特征相一致的。这里运用的是常识理性。
现实主义的另一方面就是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任何改革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牵涉的面广、人多，各方面情况差异性强，因而他不是理想主义的一蹴而就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试验开始向全国推行。这是从现实出发，看到每个人所处的利益位置，改革只能调整利益而不能大规模的重整利益。这使他的改革比较平稳。当然，邓小平启动改革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毛泽东时代的不断斗争和革命使中国没有能够保留下一个人数庞大、结构僵化的官僚集团，因而邓小平的改革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成果向权力资本聚集带来的阻力，也是邓小平生前没能着手解决的。
最后，现实主义同时体现在邓小平搁置意识形态的高调和标签，强调实际效果能否有益于国家振兴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著名的“黑猫白猫”论说明邓小平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种思维使他在解决问题时少了诸多思维上的条条框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摆脱了近代以来的革命话语和定性主义取向，走向了一个常规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常规政治思维。
（二）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性政权之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环境，迫使他一方面搞建设，一方面“抓革命”。这是革命的惯性。近代以来，自谭嗣同引颈就戮开始就逐步对流血赋予了一定的认同，直至苏俄革命的示范使“革命”一词具有了政治话语中的正当性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正是对革命正当性的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人才前赴后继的开展斗争，直至确立新政权。但革命的取向和思维习惯并未从此而终止。西方对中国新生政权的压力和苏联赫鲁晓夫的所为更使毛泽东的“革命取向”进一步强化。与经济建设和物质生活相比，政治不变色自然是第一位的。
到了邓小平时代，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出访美国，直到争取到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中国的外交压力减轻。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受到外在威胁，而国内民众对执政党的强大需求和期待，也促使邓小平坚持中国共产党真正转型为执政党。否则，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这就是邓小平常讲的“亡党亡国”。所谓执政党，简单的讲就是“告别革命”。不再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和做法处理和平建设时期的事情，也就是实现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变。文革结束，中国最需要的是恢复秩序，发展生产。邓小平首先做的就是这些工作。同时，他又适时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如改变终生制、建立离退休制度；明确党政职能，实行党政分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建立法制等等。这一系列的努力都是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必须。邓小平试图建立一个常规的制度平台，以实现共产党领导能力的可持续性更替，从而稳定执政党的地位。
邓小平也多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其核心就是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即国家体制的问题。对于这一艰巨而复杂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工程，他未能在有生之年真正地付诸实施，但他的问题意识却是顺应政治现代化潮流的。
（三）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现代经济只能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政府作用的发挥并不矛盾，但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是主导性的，是第一位的。蒋介石时代是官僚资本主导下的商品经济；毛泽东时代是准计划经济（相比苏联而言），从总体上看，商业生产和流通的水平较低。邓小平的改革就是一步步走向市场经济。确立市场经济的政治正当性。
市场经济的基本假定是人的需求多样化和多层次性只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满足，政府整齐一律的规划和过分干预将导致价格扭曲和资源浪费。在邓小平对市场经济（最开始的叫法是商品经济）肯定的过程中，市场能够激发生产力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对人们生活水平须不断提高的认识是另一重要原因。虽然邓小平从未忽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计划干预倾向比较强的国家，他一再强调市场的作用，实际上是试图使中国的经济真正走向现代形态。淡化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让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在“共同富裕”，不出现“两极分化”上，从而将现代经济形态和现代政府职能的兼顾凸现出来。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启动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的商品生产和消费。毛泽东和毛泽东以前的中国，大众消费从来都没有今天这样的普及性和深入性，更没有今天这样的正当性。以现代社会的标准看，关注大众的消费，让市场发挥作用，充分满足大众多层次需求，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的必要指标。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强调市场，发展消费品，正好顺应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潮流，使中国经济步入市场化的轨道。
（四）向全球体系的靠拢
邓小平在国际环境有所改善的背景下，强调和平和发展的两大主题。积极建立和发展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经济特区，大力引进外资。这实际上是融入全球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改变毛泽东时代相对封闭自守的国家取向。虽然毛泽东在晚年也曾努力打破与美国的僵化关系，但整个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封闭性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时代，与外国的交流和互相沟通日益频繁，相互依存的程度愈加深厚。中国全面加入世界，真正进入全球化大潮中。这一进程是自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以来程度最高的。
全球化会带来诸多便利和好处，也会带来相应的压力和束缚，因为全球化意味着多国共同遵守一个规则。但这些规则中又夹杂着部分大国的国家利益。因而在邓小平主导的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初期，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给予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并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封锁，而国内的政治秩序也有左倾回潮之势。邓小平于1992年再次启动改革，其实既是对既有改革方案的重申也是试图打破封闭状态的努力，也就是再次融入全球体系而不是封闭发展。
当然，邓小平对融入国际体系的期待不是依附于资本主义体系，而是寻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中政权体系的共存和互补，这种全球化的眼光有别于西方霸权主义的全球化，以此可以确立不失中国主体地位的全球化秩序。这一秩序若最终建立，则与近代以来中国对全球体系相对依附的格局大不相同。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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