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遏制公款吃喝要扎紧“制度篱笆”
遏制公款吃喝要扎紧“制度篱笆”
2013年01月26日 来源:新华网
在全社会倡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风潮之中,遏制公款吃喝无疑是民意所向的一个重点。管住“乱吃喝的嘴”和“乱签字的手”,制度建设尤其关键。
所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严格而又切实可行的制度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基本保障。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是反对正常的公务开支,而是反对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借公务之名中饱私囊。“贪吃的嘴”屡屡突破正常开支的边界,滑向公众深恶痛绝的另一端,说明人们所期望的“制度篱笆”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制度篱笆”决口,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有意地做选择、搞变通。比如近来媒体报道,某地一个处室就把用于吃喝的公款变通为4个打印机报账。当上级规定不能大吃大喝,一些地方就三天一小吃、五天一小喝;规定午餐时不得喝酒,就放到晚餐去喝;规定不让公款消费喝茅台,就变通为喝拉菲。如此种种变通,又如何不使“制度篱笆”形同虚设? 制度规定的失范失效,深层原因在于权力的骄纵。每一笔财政资金要花在什么地方、怎么花出去,现实中都有规定。但由于在实施过程中,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突破相关规定的行为常常不被众人知晓,知晓者又常常是不当得利的共同体,这就使得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屡禁不绝,甚至在一些领域愈演愈烈。
狠刹用公款吃喝歪风,完善“制度篱笆”,关键在于约束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限定其活动边界,让其没机会染指不当利益,也没机会搞变通。应加大公款开销的审计力度,完善监督问责机制,管好“一把手”,约束“一支笔”,发现漏洞及时堵住,出现问题立即追查,该检讨的不掩盖,该问责的不袒护,真正形成让人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制度屏障。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遏制用公款吃喝歪风,政务公开还需加速。当每一笔财政资金的去向都能及时广泛地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一些人自会断了滥用权力的念头。
第二篇:关于有效遏制公款吃喝的几点建议
关于有效遏制公款吃喝的几点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施杰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礼仪之邦,热情好客更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特点之一,迎来宴请、馈赠礼品皆是传统意义上交流沟通、联络情感的有效方式。而近年来的三公消费,尤其是公款吃喝所引发的社会乱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无节制的公款吃喝,不合理的公务消费,不仅毁损了人民公仆的形象,蚕食了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同时还可能滋长浪费、腐败之风。为遏制公款吃喝恶习,杜绝铺张浪费愈演愈烈,倡导自觉抵制公款吃喝、提高防腐拒变能力,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会议,总书记提出了八项规定,要求各地厉行勤俭节约,遵守廉洁从政。自此,新一轮的遏制公款吃喝、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至上而下正式开启。
在中央的督促下,我们已感受到了这种抵制公款吃喝的运动所能带来的令人欣喜的变化:高端白酒价格下跌,奢华酒店、高档餐馆门可罗雀,铺张浪费的迎送宴请少了,节省务实的措施多了,这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防腐治腐的坚定决心。然而,我们应该将抵制公款吃喝,厉行勤俭节约,依法推进,改运动化为常态化,改行政命令为制度监督。
因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严格规范公务接待的财务报销手续,提高财务人员参与谎报、伪造报销名录的违法成本,并加大行政问责制的执行力度。建立健全严格的财务报销制度,是有效遏制公款吃喝的重要途径。一是要提高财务人员的法律意识,恪守不作假账的职业道德,明确财务人员有权利、有义务拒绝、抵制单位领导为掩盖公款吃喝而以其他名义谎报、伪造报销名录、躲避审计监管的要求。若为了帮助公款吃喝谎报、伪造报销名录的,一经发现,应依据《会计法》、《公务员法》、《刑法》等法律,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是严格追究公款吃喝后又谎报、伪造报销的主管领导责任,对已经报销的费用,由其限期如数退还,对尚未报销的费用由其自行承担。对屡次发生公款吃喝而谎报、伪造或要求财务人员谎报、伪造报销名录的,应处以警告、记过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
三是要在公务接待报销时,应遵守严格的报销制度和程序,如要求报销人员提供公务接待详细的人员清单、用餐明细、部门领导书面同意以及经手人的签字等。事实上,报销时附上详细的接待清单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是普遍采取的方式,如在香港,公职部门的公务接待陪同的人数限定为至多两人,每人的消费额是250港元,并要求附上餐费的清单;在俄罗斯,公职人员则需提前向领导上交接待计划,汇报用餐地点、菜单和目的,经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接待。在报销时,需提供合规等额的发票,并注明用餐的菜名和价格,一般需经过一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方得以报销。看似复杂的报销手续、繁琐的报销流程,其实就是要提高公款接待的报销门槛。反观我国,在公款接待时往往只需领导的一个签字就能完成,消费的信息得以控制在消费人员、财务报销人员处。正是这种过于简单化、非正式化、非公开化的流程,让公款吃喝变得很方便,很隐蔽,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公款吃喝的不正之风。需要强调的是,此类资料应一并归档并接受纪律检查机关、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的执行力度,用全面的监督促使公务支出更加透明,更加规范;此外,建议推广采用统一定制的公务消费卡取代现金支出,一方面特殊的制卡更容易让群众识别出公款消费者的身份,便于监督,让使用者多一份自律;另一方面,通过刷卡,更有利于监管部门动态掌握最真实的公务接待经费的支出情况。
四是可以借鉴、推广地方经验,建立公务消费的电子监控平台,对公款接待进行实时的电子监察,让每一笔公务消费都有迹可查。各部门需定期按时登录该电子平台并填报“三公消费”报告表,详细报告有关费用具体开支情况,否则将无法进行报销;对于该平台中所反映出的大额消费、超预算等情况可以设置自动预警提醒,以便科学管理和监督。
二、明确公务接待范围和标准,通过奖优罚劣,将遏制公款吃喝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范畴。
在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中,对于公务接待的规制却过于原则和概括,如仅以“按照简化礼仪、务实节俭的原则管理和规范公务接待工作”一语带过,将具体制定标准下放至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建议一方面国务院主管部门制定出公务接待的范围和国家标准,在此基础上,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不超出国家规定的公务接待范围和不高于国家制定的公务接待的标准;按照政府决算的统计数据,对控制成效显著、勤俭突出的地方和部门,予以嘉奖,对监管控制不力,问题突出的,予以处罚,让遏制公款吃喝成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部分,充分调动各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鉴于媒体揭露的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为躲避监管而采取了许多更为隐蔽的方式继续公款吃喝的情况,如以个人名义预定、将宴请场所迁至市郊等。为有效遏制“地下”公款吃喝,建议税务部门加大对餐饮服务行业乱开发票的查处力度,严格杜绝以培训费、科研费、会务费等名义开具发票。并建议在公款消费的范围中明确,凡在与调研、培训有关的报销项目中,须将餐饮的费用限定在一定比例之内,并对一些高档礼品、菜品作为非报销科目不予报销。
三、加大监督查处力度,形成多层级、全方面的监督机制。
要遏制公款吃喝,必须加大监督查处力度。从体制内的监督体系来说,上级主管部门、监察部门、审计部门应加大查处力度,在特殊时间里,如重大节假日前后,提高查处的频率,加大检查的范围;从体制外的监督来讲,可以参考聘请交通协管员的成熟经验,聘请民间督察员,让更多的社会群众加入到暗访、查处、监督的队伍中来,形成一种人人皆可监督的良好氛围,让公款吃喝无藏身之地。充分发挥大众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反腐监督优势,对群众反映的公款吃喝、大事铺张的情况予以曝光,并将其交由相关机关和部门予以调查,对查证如实的,按照法律规定追究相应责任人,如单位领导、财务人员的责任,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向社会通报。
在如何遏制公款吃喝的问题上,不少专家提出了“让公款吃喝入刑”的建议。但在我看来,公款吃喝入刑与醉驾入刑不同,前者更为普遍,但更不易取证。二则,公款吃喝所引发的违纪问题、违法问题,如贪污、受贿等,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如《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公务员法》、《刑法》等中已有明确的规定,而若没有执行的魄力和决心,可供操作的程序和体制,再谈入刑,也只是形式大于成效;三则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各地公务接待标准都尚未统一的前提下,在无法划出一条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界限之前,将公款接待纳入刑法追究以刑责,则略显生硬和仓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规范财务报销制度入手,明确公款接待的国家和地方标准,让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监督共同发力,让运动式的抵制方式转化为制度化、常态化的问责机制,切实遏制公款消费所引发的不正之风,逐步树立起对公款吃喝零容忍的现代行政服务理念。
第三篇:把制度的笼子扎紧扎牢
把制度的笼子扎紧扎牢 ——谈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
2013年以来,中央纪委先后两次调整内设机构和人员配臵,在机构和编制总数不变的前提下,重新排列组合、优化结构、内部挖潜,将纪检监察室从8个扩容到12个,保证把主要精力向主业聚焦,往监督和办案上用力。这是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有效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应当说,近来中央在反腐败体制机制方面一系列创新做法,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一 反腐败重在解决体制机制问题
近年来,反腐败工作不断推进,一件件腐败大案被查处,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快,同时也对当前腐败现象反映十分强烈。一方面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腐败现象仍然屡查不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成效明显和形势严峻并存的局面呢?
究其原因,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与我国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密切相关。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历史经验表明,这一时期往往是腐败高发期。诱发腐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人的官德失守,也有社会的利益诱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反腐败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为腐败的滋生蔓延留下了空间。
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长期以来,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的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不够,反腐败机构分散,形不成合力。有的地方党委和政府给纪委交办了不少与反腐败工作无关的任务,纪委主业不突出,工作越位、错位、不到位情况时有发生。
微评
老虎不打不死,苍蝇不拍不灭,腐败不会自动消失,放任不管只能愈演愈烈。
反腐败问题上,不能只设“高压线”,关键得“通电”。
权为民所用,纵然是清风两袖,自当流芳百世传佳话;利为己所谋,即便有众多豪宅,也会遗臭万年殃后人。
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有的地方党委担心查办案件会损害形象、影响发展,心存顾虑,甚至包庇姑息腐败分子;有的地方纪委执纪执法偏宽偏软,奉行好人主义,该严厉惩处的没有严厉惩处,致使很多腐败分子逍遥法外;一些地方和部门腐败案件频发,却追究相关责任不够。
监督机制不完善。上级监督存在“鞭长莫及”的问题,巡视制度不够经常有效,派驻机构覆盖面不够广;同级监督忌讳多,觉得“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很难监督别人,这些年发生的“一把手”腐败问题,很少有同级纪委主动报告的;社会监督渠道少,受理的几率低,一些信息不够透明。
这些体制机制上的问题很不正常,必须有所改变。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随后,中央发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紧接着,中央纪委对内设机构进行了改革,各级纪委也相应作出调整,建立起完善的反腐败体制机制,编织一张紧密无疏的反腐天网。
二 坚持“两个责任”明确谁来抓
2013年,安徽省对一批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领导干部进行了责任追究。此举在全省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领导干部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是抓不抓都行,而是必须抓紧抓好,“光说不练”会有严重后果。
完善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重要举措。早在2008年,中央就提出各级党委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责任主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落实好 2 “两个责任”,就抓住了党风廉政建设的“牛鼻子”,就能形成全党动手、全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强大合力。
党委负主体责任。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各级党委的主体责任是前提、是基础,只要党组织和领导真正负起责任,再难的工作也能抓好。各级党委要承担好主体责任,种好自己的“责任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为分内事情,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把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坚持选好用好干部,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人要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同时洁身自好、管住自己,当好廉洁从政表率。
纪委负监督责任。各级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对党风廉政建设责无旁贷,必须聚焦中心任务,监督执纪问责,更好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过去,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有的纪委承担了很多与主业无关的任务,出现了“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的状况。各级纪委应进一步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从大量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督促检查相关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更多地担负起惩治腐败方面的责任,组织协调有关力量,加大办案工作力度,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完善失职责任追究制度。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者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承担相应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只有进一步明确责任、落实责任、追究责任,“两个责任”落实到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再是“纸老虎”、“稻草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才有坚强的制度保障。
三 落实“两个为主”创新工作机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组织者、协调者、参与者,是反腐败之剑。只有进一步理顺反腐败体制机制,才能使这把剑更加锋利,使反腐败工作更加有效。
我们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是基本符合党情和国情的,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提出了“两个为主”的改革思路:一是“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臵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二是“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第一个为主,从办案上强化上级纪委领导。掌握案件线索和查办腐败案件是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内容,是反腐败威慑力的关键所在。在原来的习惯性程序中,不少地方纪委如果发现本地重大案件线索或者查办重大腐败案件,都必须先向同级党委报告,在得到主要领导同意后才能进行初核或查处。如果案件线索处臵和查办必须同时向上级纪委报告,上级纪委同时知情,那么就会对地方党委形成制约,就不能轻易放弃对案件的查办,这有利于推动查处腐败案件,打击腐败犯罪。
第二个为主,从人事上强化上级纪委的领导。纪委书记、副书记是一级纪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他们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有利于强化他们同上级纪委的沟通和联系,有利于他们更加大胆地履行监督职责。
这“两个为主”要求,是创新反腐败工作机制的有效做法,既坚持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保证了纪委 4 监督权的行使,有利于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
四 实现“两个全覆盖”完善监督机制
腐败是一种滥用权力牟取私利的现象,通俗地说就是以权谋私。因而,有人把腐败形容为权力的“影子”,认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可能产生腐败。从这些年的反腐败实践看,一些所谓的“清水衙门”也发生了腐败案件。这说明权力不论大小,只要失去制约和监督,就可能被滥用。
为了强化监督、管住权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落实“两个全覆盖”。一是“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二是“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这“两个全覆盖”,目的在于完善监督机制,促进权力规范运行。
第一个全覆盖,是派驻监督全覆盖。派驻机构是纪检监察部门延伸到各单位的触角,是监督权力、防治腐败的有效形式。根据党章规定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任务需要,对派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全面派驻。原来中央纪委主要在政府部门设臵派驻机构,下一步要逐步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二是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派驻纪检组长继续担任驻在部门党组成员,全面履行监督职责,在党组中不分管其他业务工作。三是各项工作保障由驻在部门负责,工作经费列入驻在部门预算。这样就能确保各派驻机构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到监督上来,不当老好人,不和稀泥,铁面执纪,确保监督实效。
第二个全覆盖,是巡视监督全覆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已开展了三轮巡视,共巡视22个地方、12个单位,即将开展新一轮巡视。凡是去过的地方都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前两轮巡视向纪检监察机关移交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1879条,成为发现问题的“尖兵”。要坚决落实《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巡视工作的意见》和 5 《中央巡视工作2013—2017年规划》,进一步扩大范围、加强力量、加快节奏,实现巡视工作对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创新组织制度和方式方法,不固定时间、地点、人员,机动灵活开展专项巡视,突出发现问题、强化震慑作用。加强对巡视工作的责任追究,对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的、发现问题没有报告的,要追究相关巡视责任。
此外,还要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近年来,很多腐败案件都是通过群众揭发出来的。应当进一步扩大社会监督的视野和范围,畅通人民群众举报和监督渠道,注重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特别要适应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趋势,发挥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监督作用,将腐败分子网罗其中。
反腐倡廉神州兴,风清气正促梦圆。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追寻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断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持之以恒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正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长风破浪、扬帆远航,为中国梦圆梦成真,创造风清气正、催人向上向善的良好环境。
----------------------------问:什么是巡视制度?
答:巡视制度,是指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通过建立专门巡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的制度。巡视工作有4个重点:一是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二是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三是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四是着力发现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违规提拔干部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张军:巡视工作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惩”达到“治”
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军认为,巡视工作非常强调抓早抓小,对领导干部存在的苗头性问题要及时咬咬耳朵、扯扯袖子,甚至当头棒喝、敲响警钟,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这就是“严管厚爱”,既体现了对干部的关心爱护,也有利于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变被动惩处为主动预防。
第四篇:扎紧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
扎紧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治党同样需要制度规范,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落实治党的责任,把权力与责任、义务联系起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员干部要勇于担当,认真负责。当制度的笼子越来越牢固,我国的政治局面才会越来越安定,经济社会才会协调发展,各项事业才会稳步前进,人民群众才会安居乐业。
扎紧从严治党的笼子,以政治的规范要求社会秩序向正确的轨道运行,实现我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全方位扎紧制度的“笼子”。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措施,先后制定完善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使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
扎紧制度的笼子,“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陆续出台或修订了党内法规50多部。其中《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后,理顺了巡视工作的领导体制、工作方式,明确了巡视的对象、任务和纪律;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同步实施,一个重在立德,树立道德高标准,一个重在立规,划出纪律的红线;《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则是为了重点解决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乱担当的问题,以问责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长白县十三道沟小学
胡艳荣
第五篇:中国公款吃喝一年3千亿 九三学社拟提议案遏制
中国公款吃喝一年3千亿 九三学社拟提议案遏制
2012-03-02 02:29:09 来源: 新京报(北京)跟贴 4923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数据显示,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开销达3000亿元。九三学社中央拟提案建议,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决定官员仕途。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三公消费”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九三学社中央拟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提案《关于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议》。
提案建议,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决定官员仕途。
现状
公款吃喝一年3000亿
九三学社中央拟的提案列举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数额,挤占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例如2009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和公共安全三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6%;同时,教育、科技、文体与传媒、社保和就业、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支出等民生支出,比重不足38%。
国外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多低于10%,如日本是2.38%、英国是4.19%、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
去年,国家部委打开“三公公开”大门。监察部网站2月29日发布《全国政务公开与政务服务工作成效明显》文章显示,去年全年,编报“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的131家中央部门,99家公开了“三公”经费。这表明,仍有部分中央部门未公示三公经费。另据统计,截止到去年11月1日,仅有三个省级政府公开其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数。
上月,人民网网调两会热点,20个热点问题中,“三公公开”的关注度、点击率位列前三。对于去年中央部门“三公公开”表现,超过50%的网友很不满意,33%的网友不太满意。
建议 “三公浪费”应法律约束
提案认为,长期以来,对公款吃喝的处理,除了个别涉及贪污受贿外,其他的不仅没有列入犯罪之列,甚至还得到放纵和鼓励,这也是长期以来公款吃喝等政府浪费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因此,界定公款吃喝的“罪与非罪”是核心问题。提案建议,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问题纳入《刑法》的调节范畴,用法律规范官员和公务员的公务行为。让浪费有罪深入人心,让惩治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各种浪费行为有法可依。
降低行政成本也是政绩
“行政成本过高的政府,不是高效率的政府;花钱过多的官员,不是真正能干的官员。”提案认为,行政管理实质上是一种服务,而任何服务都应该控制成本。如果修路、盖楼、绿化、招商引资、GDP增长和财政增收可以算作政绩,那么精打细算、降低行政成本,同样应该是重要的政绩之一。
提案建议,在制度上尽快把行政成本核算机制引入各级政府的考核之中,建立既注重结果,又注重成本的现代行政绩效考核体系,把每一项行政行为背后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与行为的结果,以及公众的满意度等指标都纳入这一体系中。
民间知名人士牵头监督
提案援引德国前央行行长威尔特克的案例乘出差之便,带家属住超豪华酒店,并报销所有费用,经媒体披露后,丢掉了年薪35万欧元的德国央行行长职位。
提案提出,依靠纪委、人大、政协,甚至动用公安的力量,监督公款吃喝。这些体制内监督的手段存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嫌疑,不符合公共管理的原则。
因此,根本解决公款吃喝问题,需特别加强体制外监督。可以批准建立群众性监督组织,由诚信度较高的民间知名人士牵头;更应该强化以监督为天职的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保障媒体行使监督公款吃喝的权利。另外,提案建议,直至乡镇政府,包括所有事业单位,公款接待一律网上公示。
对话
公款吃喝严格限定预算比例
中央财大学者曾康华认为,公款消费尚无严格责任追究机制
长期调研政府公务支出,行政消费的学者,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财政学系主任、财税研究所所长曾康华认为,遏制“三公消费”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制度设计,对资金严格把关。
基层机关公款吃喝更严重
新京报:地方政府的公款吃喝情况,你们做过调研吗?
曾康华:做过调研,非常严重。越是基层机关,公款吃喝越明显。除了通过预算安排的公务接待费用之外,还会有别的情况。很多地方都挪用项目经费用于公款吃喝。同时,在官本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部门往往是官员说了算。一个部门领导拿着餐费报销,哪怕费用超支,或者压根不符合规定,工作人员也不会不报。
新京报:之前有报道,香港或国外一些政务人员请吃饭,往往是盒饭;而国内却是豪华的宴请。
曾康华:这个确实有。我曾经认识一个俄罗斯人来中国开会,宴请的标准让他受宠若惊,他说自己在俄罗斯都从没有吃过这么高规格的宴会。
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有些部门为面子和形象原因,导致消费膨胀。其次,现有的财政体制下,只要公共财政资金不进入自己的腰包,其他使用情况就没有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
从预算的角度看,做预算时都尽力要钱;年底花不完的钱还要上交回去。这就引发乱花钱的情况,反正不花白不花,公款就是唐僧肉。
遏制公款消费要制度设计 新京报:这是否意味着制度管理上有漏洞? 曾康华:制度有漏洞,执行过程也很宽松。
从预算的角度讲,是主管领导负责,而主管领导本身就是公款消费的重要人物;预算审批中主要是总量控制,而且也有弹性。
同时,目前我国在发票管理、转账和提现等方面非常混乱。有些单位的账目,看公款吃喝的额度并不高,但事实上也可能被其他名目报销了。
新京报:如何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遏制公款吃喝?
曾康华: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制度设计,对资金严格把关。要对公款吃喝有着严格的数量界限,比如不能超过预算资金总量的比重是多少,是8%还是10%?一旦设定标准,要严格要求不能突破。同时,要严格用途,不能与其他资金混淆使用。打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一旦发现违规情况,就要进行严惩。
除去内部监督还要公众监督
新京报:包括公款吃喝在内,行政经费在国内已经是一笔庞大的支出。曾康华:是的。我们曾经做过调研。1978年,我国行政经费占财政支出总量的8%;2007年,这一占比上升为27%。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来说算高的。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个因素:因为人员效率较低因此公务人员偏多。
新京报:如何确保这些钱是否用得合理?
曾康华:这就是下一个手段,要进行公开,通过社会力量来监督。在现有立法部门、财政部门内部监督的情况下,还要有媒体和公众的监督。比如去年中央政府公布“三公”经费,虽然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数据,但如果今后每年公布,从连续性上,慢慢就能看出一些问题,也可以进行比较。责任编辑:NN044(本文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