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制度反腐是遏制腐败的最佳办法
各级领导班子中的主要负责人,在班子中处于核心地位,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我从事检察工作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面对社会上许多“一把手”由于经不起考验,抗不住诱惑纷纷落马的现实,聆听着人民群众强烈的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呼声,直面党纪国法对“一把手”监督力度的日益加强。我始终坚信,以健全、规范的制度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有效开展,是遏止腐败的最佳办法,而加大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法制社会的必由之路,是势在必行之举。一、当前“一把手”腐败现象的典型特征。
特征一:财务“一支笔”。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的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自称是“党内个体户”,市委常委会他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政府年度计划、财政收支情况、城建计划等,他不在市委常委会上作详细报告,工作部署模糊不清。重大项目以及大块土地批租,都由他自作主张,土地出让金说免就免。特征三:大权“一把抓”。鞍山一名叫周伟的干部向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行贿后,慕便力主举荐他到沈阳任烟草局副局长、局长。在要求省烟草局吸收周当党组成员遭拒绝时,慕狂妄地表示:不给这个职务就不交税。仅此一项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高达上亿元。沈阳市物价局新建办公大楼时不成立基建办,不公开招标,一切都由局长王秀珍和原办公室主任暗箱操作。新楼施工质量差,群众议论纷纷,王勃然大怒:“谁再敢议论,就把他调出去。”而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阜阳任职期间,直接干预土地批租和出让事务,造成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据有关部门调查,1993年~1999年,阜阳城区共出让国有土地179宗,其中王怀忠利用职务便利,批条子,开协调会,直接插手干预79宗土地出让事务,造成损失上亿元。
二、“一把手”腐败现象的主客观原因。
高检院一位反贪专家面对当前“一把手”腐败现象曾直言不讳地说:这些腐败“一把手”,用人事权来扶持自己的党羽,且深谙舆论的力量,往往千方百计地“包装”自己,头上耀眼的光环越来越亮,官帽越戴越高,他也就越来越不可一世。人到了这样的程度,再想去监督,也就更难了。这些“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到的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受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不送则办不成事”的怪圈。据此分析当前“一把手”腐败现象的主客观原因不外乎有三:
一、位置重要,身份特殊。“一把手”是谋划一方发展的过程中,对大政方针的决策起着关键作用。但他们不是恪尽职守,励精图治,带领广大群众努力奋斗,而是凭借“一把手”的特殊位置追名逐利,弄虚作假,搞假繁荣,假政绩,突出表现自己,并以此为敲门砖,图谋个人私利。尤具特色的是,这些身居要害部门的“一把手”,任何一个单位、地区都有一整套规章制度,但往往又都是“贴在墙上,说在嘴上,做做样子,搞搞形式”。如沈阳市物价局共制定出各种规章制度49项计150多条,分别以《加强机关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和《沈阳市物价局管理制度》汇编成册,并人手一份。然而,这些制度只能约束副局长以下的机关干部,惟独约束不了原“一把手”王秀珍,用物价局机关干部的话说,“各项规章制度对王秀珍仅是一纸空文”而已。正是手中权力的无限制扩张,导致其游离于监督之外,随意侵占和挪用公款,最终成为“阶下囚”。可见
,监督必须以权力、权威为后盾,否则对权力监督就是一句空话。毕竟班子成员、下级和党员群众拥有的权力和权威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格局下是不足以制约“一把手”的权力的。二、权力集中,监督乏力。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说,全国省部级干部有2000多人。但迄今为止,对省部级干部的监管却一直是一个令决策层头疼的问题,很多对下级官员行之有效的监督体制到省一级就失效了,省内的人大、纪检都无法对省部级干部形成有效的监督。我国现在领导班子结构均是“金字塔”型,位于塔尖上的“一把手”位高权重,长官意志强,一些副职干部习惯于“一把手”拍板,真有意见也不敢提,一怕伤了和气,二怕打击报复对自己前途不利。原本行使监督职能的一些“要害部门”如纪律检查部门、人事组织部门的领导,大多由“一把手”提拔任用,不听话的就频繁“调动”,“要害部门”很快“清一色”地与“一把手”绝对保持一致,致使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如从阜阳市的基层干部一路升到副省长的王怀忠,平均每两年就加官晋级一次。对王怀忠的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群众早有反映。当地还有句民谣:“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然而,王怀忠就是在群众的质疑声中一路高升。一位曾参与考察王怀忠升迁的干部反映,早前就耳闻了对王怀忠的诸多不良评价。但当考察组前去征求意见时,听到的全是对王怀忠的赞誉;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和群众根本不敢或者没有机会向考察组反映问题。一些党建专家认为,理论上中国对领导干
部的监督机制是健全的,但实践中却经常遇到问题。对“一把手”权力监督,对他们是“管得着的不了解,了解的管不着”,同级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难度较大,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又无法监督,人大监督则隔着一层皮,群众监督更是无能为力。更何况在“一把手”集人、财、物支配权于一身之际,发生诸如违规操作,办事不按程序,决策主观臆断,用人不讲原则,以权谋私,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私有财产,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把权力商品化、私有化、资本化,不受监督、逃避监督、干扰监督,甚至赤裸裸地反对监督,使权力得不到相应的制衡的情况时,腐败也就自然产生了。三、违规界限模糊,出现问题查处难。一个单位里,自主决策、指挥有力与独断专行、滥用职权有时很难划清,有些“一把手”往往打着自主决策的旗号而贪求个人私利。为满足个人私欲,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财产,从而走上犯罪道路。有专业学者曾指出:党内监督在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进展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监督机制不顺畅,纪委权力来源于、依附于同级党委,很难履行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制约,同级监督难以取得明显效果;监督重点不明确,多为对下级监督,没有形成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监督机制;党的民主生活会制度不能坚持,没有形成有效的上下结合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综上可见,当前导致“一把手”腐化堕落的主客观原因已呈多样性,即:在思想道德上,一些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化;在权力运行上,民主机制不完善,法律体制缺失;在法制建设上,规章制度不完善,法律体制不健全;在惩治腐败上,查处力度偏小,腐败风险系数低;在社会环境上,各种面向领导干部的公关活动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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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遏制“一把手”腐败的对策。
近年来,中央及地方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完善的遏制“一把手”腐败的监督措施,如民主生活会制度、述职述廉制度、纪委负责人同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谈话制度、诫勉谈话制度、巡视制度、政务公开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一系列的制约措施,抓住了要害,体现了反腐战略的重大转变。强调了主要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不能成为特殊党员,更不能成为“党内个体户”。1.充分发挥现有监督机构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具体负责反腐倡廉的机构主要是党的纪委、行政监察部门和检察机关。这些机构相互分立,工作各有侧重,在反腐倡廉工作中负有重要职责、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种机构设置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机构分散、性质不一,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难以配合协调,影响整体监督效能。其次是难以对各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有效监督。纪委,行政监察部门分别受同级党委、同级政府的全面领导,人事任免、人员编制、经费均受其辖制。这就使得纪委、行政监察部门对同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其主要领导难以进行真正的监督。检察机关因未能真正实现检察独立,同样也难以在此方面有大的作为。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理顺监督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注意通过专门立法,明确划分不同种类、不同层次机构的职责权限,并对其进行统一协调。要通过制度的创新解决难以监督“一把手”的问题,如将纪检机关、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的反腐败职能划为一体,成立单独的反腐败机构,这一反腐败机构实行上下垂直领导,不受同级党委的领导,避免行政干预,防止司法权地方化。应强调检察机关优先受理原则,进一步健全案件受理、移送制度。
2、建立高效的防范体系,使腐败行为“不能为”。“一把手”之所以能够利用职务进行犯罪,是因为具有犯罪的环境条件,有可乘之机,也就有空可钻。因此,必须通过对一个时期以来的腐败案件的发案原因、
特点和规律进行认真的分析,在行业和部门的管理流程上找出存在的漏洞,建立和完善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防范体系,堵塞漏洞,使腐败行为没有产生和环境和土壤。一是建立行为规范。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借助于社会舆论、自身的理想信念、社会习俗等来调整“一把手”的思想和言行,使其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珍惜自己的职业。二是强化对“一把手”行为的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腐败的本质就是权力的失控,是权力拥有者超越授权的范围和程序进行的活动。要通过内部监督,把问题和错误解决在萌芽状态。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作用,将“一把手”所有的行为都置于监督之下,努力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就实行到哪里。3、注重现行制度执行的实效。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即使是建立得最完美的制度,如果未能被严格执行,就不能作用于现实生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反腐倡廉视制度建设为关键环节,就是要经健全制度的充分实施,规范社会行为,发挥制度廉政的优越性。在制度建设中,不仅要求制度本身对其执行作出具体规定,而且各级监督机构要严格执法执纪,各部门“一把手”在制度面前要令行禁止。其中,司法公正非常重要,因为查处构成犯罪的严重腐败行为是司法机关的职责,惩治腐败最能体现制度的强制性,事关制度建设的成果,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因而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确保重要廉政制度的严格执行。为此,要从机构设置、人员任免、经费保障、队伍素质等方面着手,保证司法独立,提高执法水平,使廉政制度得到严格执行。
4、进一步加大打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力度。要通过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以权谋私、严重渎职等行为的查处,追究权力行使者的责任,以打促防,给腐败分子以威慑。一是建立健全“一把手”腐败现象的发现机制。采取多种有效形式进行法制宣传,让全社会都了解腐败现象的特征、危害和查处的管辖机关,使人们知道到哪里举报、怎样举报、举报后的查办结果等,扩大对腐败现象进行揭露的信息网络,完善对腐败现象举报渠道。二是提高对“一把手”腐败案件的查处技能。查处腐败现象时要不为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要抓住最本质的东西,在错综复杂的案件线索处理和查办过程中,善于审时度势,随时解决实际问题。检察机关要找准立足点以及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结合点,选取腐败现象严重,党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领域作为主攻方向。对重大疑难案件要争取党委、人大的支持,统一协调,统一指挥,集中优势力量进行突破。要提高办案质量,把每一件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让党和人民满意、放心。
5、健全“一把手”廉洁自律制度。要反腐倡廉,必须使“一把手”摆脱非法物质利诱,自觉廉洁自律。在制度建设上,要健全以防止经济领域腐败为核心的“一把手”廉洁自律制度。首先是实现工资福利、离职后待遇的规范化、制度化,奠定廉洁奉公的物质基础。低薪和对生活保障的担忧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在国力许可的条件下,改善“一把手”的经济条件,能使“一把手”自觉权衡得失,抵制非法的物质利诱。其次,要健全廉洁自律的各项具体制度,通过制度建设为“一把手”的廉洁自律提供外部环境。“一把手”要在指定的日期内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财产情况公之于众,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公民有权查阅“一把手”的财产与纳税情况;建立和完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述职述廉制度、接受质询制度;建立和完善金融实名制度,存款用实名,清查匿名,打击各种形式的洗钱活动;建立独立审计制度,审计部门与党政系统脱钩,独立行使职权;改革现行行政审批制度,建立和完善招标投标制度,分解重要岗位公务人员的权力,切实保证权力运行透明;建立和完善有关领导干部晋升、管理和法律制度,政治透明制度,民主评议、民主选举、弹劾制度,以及组织监督、司法监督、立法监督、内部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制度等。坚持制度建设和创新,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从根本上消除腐败。6、健全政务公开制度。防止权力腐败,最可靠的莫过于置权力于人民的监督之下,置权力于整个社会的全面监督之下。但民主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必须以政务公开为前提。因此,实现政务公开是制度建设的又一重点。凡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办事内容、办事程序和结果,同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都应公开。应畅通各种社会监督途径,并将群众评议、定期走访,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领导接待、聘请人民监督员等行之有效的举措规范化、制度化。要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通过社会舆论反映群众意愿,揭露腐败现象,从而对当权者造成心理震憾,引导整个社会关注和支持反腐倡廉工作。总之,实行政务公开,可以在权力体系内部横向制约之外,由社会对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外部监督,防止权力间的相互制约因当权者的共同利益而流于形式。
7、严把选人用人关。要把对“一把手”在选人用人上的监督作为重点。首先是上级任用下级部门“一把手”要坚持走民主渠道,引入公开、民主、竞争的机制,防止公示制走过场。应实行“一把手”推荐责任制和党委讨论票决制等,并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选人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办法,强化对“一把手”选人用人权力的责任追究,防止一些领导干部“带病上岗”。其次要切实实行“党内民主”,使“一把手”在用人等重大问题上也只能是一票。要在党内引入竞争机制,党组织在推荐任命干部前,要在党内通
过一定的民主程序产生推荐名单,并且可以进行差额选举。再次要监督“一把手”的生活圈、社交圈,要权力监督和舆论监督并重。第二篇:制度反腐是遏制腐败的最佳办法
制度反腐是遏制腐败的最佳办法
近年来,随着我国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一把手”腐败问题日益浮出水面,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1990年至1999年,全国查处省部级以上干部24人,厅局级干部19645人,县处级干部17963人;2000年以来,全国查处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21人,厅局级干部727人,县
处级干部106667人。以上数据显示,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不仅是党和国家反腐败工作的重心所在,也是广大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满意不满意的重要衡量尺度之一。特别在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更是以法规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就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中的主要负责人。
各级领导班子中的主要负责人,在班子中处于核心地位,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我从事检察工作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面对社会上许多“一把手”由于经不起考验,抗不住诱惑纷纷落马的现实,聆听着人民群众强烈的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呼声,直面党纪国法对“一把手”监督力度的日益加强。我始终坚信,以健全、规范的制度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有效开展,是遏止腐败的最佳办法,而加大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法制社会的必由之路,是势在必行之举。
一、当前“一把手”腐败现象的典型特征。
特征一:财务“一支笔”。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的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自称是“党内个体户”,市委常委会他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政府计划、财政收支情况、城建计划等,他不在市委常委会上作详细报告,工作部署模糊不清。重大项目以及大块土地批租,都由他自作主张,土地出让金说免就免。
特征二:用人“一言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经常把主管人事工作的负责人找来,当场口述干部任命名单,并安排作为组织部意见提供给书记办公会。1998年12月,王怀忠一次提出75名干部的任命意见,让组织部长作为组织部的意见向书记办公会汇报,对有争议或考察明显不合格的干部,仍强行安排。阜阳市原来两个干部因和王怀忠个人关系密切,王力排众议,安排他们任副市长,后来两人均因受贿被立案查处。而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竟然能“让谁当厅级干部,写个条子就能解决;让谁当处长,打个电话就行”。李真在国税局作风霸道,为了表明不同一般,他为自己配备了3个秘书、两个女服务员和一名在部队服役的警卫人员;他每天上下班,一部电梯不准别人用,只供自己专用;副局长及其以下人员要向李真汇报工作得提前预约,否则,不得进入他的办公室。
特征三:大权“一把抓”。鞍山一名叫周伟的干部向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行贿后,慕便力主举荐他到沈阳任烟草局副局长、局长。在要求省烟草局吸收周当党组成员遭拒绝时,慕狂妄地表示:不给这个职务就不交税。仅此一项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高达上亿元。沈阳市物价局新建办公大楼时不成立基建办,不公开招标,一切都由局长王秀珍和原办公室主任暗箱操作。新楼施工质量差,群众议论纷纷,王勃然大怒:“谁再敢议论,就把他调出去。”而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阜阳任职期间,直接干预土地批租和出让事务,造成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据有关部门调查,1993年~1999年,阜阳城区共出让国有土地179宗,其中王怀忠利用职务便利,批条子,开协调会,直接插手干预79宗土地出让事务,造成损失上亿元。
二、“一把手”腐败现象的主客观原因。
高检院一位反贪专家面对当前“一把手”腐败现象曾直言不讳地说:这些腐败“一把手”,用人事权来扶持自己的党羽,且深谙舆论的力量,往往千方百计地“包装”自己,头上耀眼的光环越来越亮,官帽越戴越高,他也就越来越不可一世。人到了这样的程度,再想去监督,也就更难了。这些“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到的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受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不送则办不成事”的怪圈。据此分析当前“一把手”腐败现象的主客观原因不外乎有三:
一、位置重要,身份特殊。“一把手”是谋划一方发展的过程中,对大政方针的决策起着关键作用。但他们不是恪尽职守,励精图治,带领广大群众努力奋斗,而是凭借“一把手”的特殊位置追名逐利,弄虚作假,搞假繁荣,假政绩,突出表现自己,并以此为敲门砖,图谋个人私利。尤具特色的是,这些身居要害部门的“一把手”,任何一个单位、地区都有一整套规章制度,但往往又都是“贴在墙上,说在嘴上,做做样子,搞搞形式”。如沈阳市物价局共制定出各种规章制度49项计150多条,分别以《加强机关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和《沈阳市物价局管理制度》汇编成册,并人手一份。然而,这些制度只能约束副局长以下的机关干部
第三篇:浅谈腐败和反腐
《形势与政策》
题目:浅谈腐败和反腐
班级:生物工程二班
学号:1109034222
姓名:周兆
2012年11月
浅谈腐败和反腐
近年来,一些老百姓总在抱怨,觉得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老百姓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这种现象的深层本质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反腐败已经到了深水区。其次,就是人们的认识上的不足。什么是腐败,按照世界公认的观点,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利才是腐败。有些人把腐败当个筐,什么东西都往内装。把经济领域里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房屋面积缩水、虚假广告、虚假彩票等违反诚信原则和市场秩序的行为,不守信用、服务态度差、形式主义等工作作风和封建迷信、人情淡漠等消极现象以及黄赌毒等社会丑恶问题,都归结为“腐败现象”。还有,有些人之所以感觉到现今的腐败问题很严重,除了把腐败这个概念泛化外,也与他们获得腐败信息的渠道有关。2003年,有个省就“您和您周围的人感受腐败的渠道”作了一个专题问卷调查,结果是13.92%的人亲身经历过腐败;54.3%的人从国内书报、3.9%的人从境外媒体上感受到腐败很严重; 13.87%的人听别人说腐败很严重;12.536%的人说不清。由此看来,亲身经历腐败的人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是听媒体和别人说的,这值得我们深思。当然,当今的中国的确存在许许多多的腐败事件,中国的反腐事业任重而道远。
腐败产生的原因
私有制的存在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产生而产生的,只有私有制被消灭,国家、阶级消失之后才能真正消除腐败现象。此外,从物质条件来看,我国目前生产力不发达,物质和文化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资源分配权力过于集中,造成了很多的腐败机会和条件;从人的因素来看,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廉政勤政”和“依法行政”的思想树得还不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还比较严重;从社会环境来看,受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的影响,一些人把腐败当作“臭豆腐”,崇尚廉洁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
腐败的危害
国外主要从四个方面总结腐败的危害性,一是腐败动摇政治稳定的基础、影响人心的向背,二是腐败对经济资源造成巨大浪费、阻碍经济发展,三是腐败破坏法律实施、损害社会公正,四是腐败导致人们灵魂蜕变、败坏社会风气。他们这种认识很深刻,也很具体。我们讲得最多的是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比较宏观。人们深恶痛绝的官员腐败损害了社会道德,让一些百姓在对金钱的态度上变得玩世不恭。有的医生向病人收取红包,也有大学生向别人行贿以出版自己的作品,等等。
如何治理腐败
这是个世界性难题,尤其是从根本上杜绝腐败。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关键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要从制度上做文章,釜底抽薪,才能真正遏制住腐败。每年“两会”,热点话题之首都是反腐败,腐败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所以高层领导才说“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反腐败也成为每届中央的头等大事。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整体联动、综合防治、全面推进,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1、要更加注重提升惩防腐败体系的整体功能;
2、要更加注重发挥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综合效应;
3、要更加注重增强反腐
倡廉的整体合力。即反腐败要建立综合战略。一是教育,对公务员进行廉政建设培训教育。有的国家,不但对公务员,而且在中小学学生中推行廉政建设教育,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廉政意识;二是惩治,对腐败者从政治、经济、法律上进行惩罚;三是预防,要建立预警机制,通过一套指标体系来预测、监控腐败可能造成的危害。另外,还要加强公民参与。西方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体和立法来反映民意,进行反腐败。
中国的反腐为何总是治标不治本?
很多人会奇怪,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公众所期盼的那样,彻底从源头遏制腐败呢?有心人会对中国的反腐败产生一种微妙的感觉:高层也想从源头遏制腐败,但总是有心无力,结果便是一招接一招,招招都是花招,不但治不了本,甚至还不能治标。还有从法律上讲,虽说从1979年至今,中国全国人大共计通过了380多部法律,国务院已颁布了800多部行政法规,全国地方性法规共计8000余部。可以这样说,以宪法为核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已经初步形成。目前面临的严峻问题是,20年来,我们可以制定上千部法律,但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恐怕不是几十年就能做到的。现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方略,要实现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执法问题不解决,则立法成果难以保障。现在,《立法法》允许下面有自己相应的立法权。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那么必然产生立法利益偏向的问题,结果是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这种在立法上以局部利益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廉洁行为,是下一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的重要内容。
看看国外的反腐
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反腐方式上有一些很严厉的措施,例如新加坡的连带责任,美国80年代的死盯运动,这两个措施的确很厉害。新加坡在反腐败上提出两个口号:一是要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二是要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对付贪污者,除了要没收其所贪污的钱财,还要给予数倍、数十倍的罚款,为此,新加坡设立了一个法律上的连带责任,责令贪污者的上司与其一起还钱。在这里,上下级关系不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共同体,一损俱损。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搞的死盯运动更厉害。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冒充大公司的职员,去给政府官员送礼,哪个敢收,就把哪个抓起来。这种死盯战术在打击腐败方面的确可以起到特殊效果,让政府公务员感到身边到处都是陷阱,稍不留神就会掉下去,迫使他们洁身自好,遵纪守法。
中国与外国的合作
今天,腐败已经是世界性的通病,反腐败是各国政府必须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大国,当然不能“关门反腐败”,理所当然地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2003年1月11日,中国廉政建设项目启动会在深圳举行。中国廉政建设项目的实施,是我们在反腐倡廉领域对外交流和合作的深入和扩展。目前,中国已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督、监察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从2005年起,通过中美执法合作联络小组反腐败专家组与美方建立起联络机制,定期磋商机制以及信息交换机制。我国近年来还与一些国家加紧签订双边引渡条约,这也使一些久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与国外合作,有利于我们学习、研究、借鉴国外地区开展廉政建设的有益经验和有效做法。尽管国情不同,我们不可能
全盘照搬过来,但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和思路。
中国特色的反腐
中国绝大多数腐败案件线索来源于群众举报,而不是上级发现,这是中国特色的腐败发现模式。所以群众举报在反腐败工作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已经成为反腐败主渠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中国特色的腐败发现模式反映了老百姓对腐败现象的疾恶如仇,同时也涌现出许多举报勇士,他们的义举让社会感动。国外发现腐败的主体一般是监督者、制衡者,是有权机关。如果这些机关不能及时发现存在的腐败问题,就是一种渎职。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官员的权力很大,又缺少必要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加上官员普遍对上负责的机制,因此腐败不易被有权机关发现。但腐败分子生活在老百姓中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还有就是网络举报的数量大了,网上举报与传统的举报方式相比,提高了效率,也加强了举报人和检察机关的互动,又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举报人的安全。这种快捷的举报方式,为群众拓宽了举报渠道,为检察机关拓展了案源,也给群众降低了举报成本。早在2003年最高检就设立了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举报网站:进入最高检网站主页,“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的链接非常醒目。点击进入举报中心,再点击“我要举报”,就可以看到一张中国地图,举报人可以选择相应省份,点击即可进入该省检察院的举报平台进行举报。“举报中心”会自动生成一个密码,举报人据此密码可以随时查看举报的处理情况。这样,最高检就把全国的举报线索纳入统一管理,适应了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的要求。举报人与最高检的互动是网上举报的一大亮点。举报者登录举报网站,除了能与工作人员网上交流,还能看到他们的举报信息受理情况。举报者可以看到他的举报材料是分流了,还是移送到其他机关,或者是转到相应的有管辖权的检察院。最高检规定,收到举报信息,一个星期内告知举报人受理情况,3至6个月告知案件处理情况。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以检举揭发贪官的腐败行为为己任”的职业举报人,他们对贪官的腐败行为明察暗访后,将举报材料报给当地检察院举报中心,并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据某地检察院统计,去年职业举报人举报的案子多达50余起。这与检察院出台的《奖励举报有功人员暂行办法》有关:法院认定犯罪数额在1万元至10万元的,按犯罪数额的5%奖励举报人;认定犯罪数额在10万至50万元的,按犯罪数额的10%奖励举报人;举报50万元以上的犯罪额,将给予特殊奖励。同时,检察院还给予职业举报人全面的保护:严守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信息。职业举报人的出现,其实是对举报工作的一种肯定,说明我们国家的举报工作已经收到明显实效。
十八大与反腐败
2012年11月15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全程看了习总书记的讲话,让人耳目一新,极富个性,又具新鲜感。语言十分平实、朴实,让老百姓一听就懂,少了许多非常官方的语言。通篇讲话中所贯穿的“责任”、“人民”、“管党”等主题十分鲜明,让人充满期待、充满希望。在这之中,总书记关于党内问题的阐述,尤其令人深刻,他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语气凝重而坚定,充分展示新一
届领导集体推进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从而以实实在在的成效真正取信于民。“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既是谆谆告诫,更是反腐倡廉的动员令。我们党要始终保持纯洁性、先进性,就要在教育、惩戒和制度等方面,特别是制度层面,加大反腐倡廉建设,着力推进依法治国。当年,总书记曾经在宁德主政期间铁腕治吏。面对未来,我们寄予无限希望与期待。
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15日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中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并获中央委员会批准。新任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出任新一届中纪委书记,赵洪祝、黄树贤、李玉赋、杜金才、吴玉良、张军、陈文清、王伟当选副书记。外界分析认为,王岐山在过往的从政经历中屡次担当“救火队长”角色,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高手”和“处理危机的铁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内地腐败形势日益升级,金融、证券领域成贪腐重灾区,而王岐山早年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深谙金融规律和中国现实,金融领域反腐亦是王岐山的“拿手好戏”。由其领衔肃贪倡廉,显示中共进一步加强治理贪腐的决心与力度。纵观此次新当选的中纪委常委可以发现,19位常委几乎全部具备多年的纪检监察工作经验,并且绝大多数来自于中央重要的党纪和政法部门。除书记和副书记外,其他10位常委均是来自解放军总政治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部、中直工委、国家机关工委、审计署、监察部等中央重要机构和部门主管纪检的高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任,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全社会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都要求我们党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只要我们清醒认识腐败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旗帜鲜明、以一贯之地反对腐败,就一定能够清除腐败这个毒瘤。
第四篇:遏制“车轮腐败”
遏制“车轮腐败”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确保专项治理工作有理有序有效开展。从年初起一系列的动作已经表明,中央已将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工作作为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上了议程。
费用过高,私用严重、使用效率底、浪费大、超编超标配备屡禁不止……这些典型的公车腐败现象,一直饱受诟病。据统计,早在上世纪“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约为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随着近年来公民意识的觉醒,很多人认为公车使用是涉及纳税人的钱怎么花、公权力如何得到合理规范使用的问题。如果放任公车问题不管,不仅会影响到执政党的诚信,还会导致仇官心理因素的增长。因此,中央抓公车腐败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我认为,国家实行公车管理模式的改变才是“治疗”的根本。把公车改革当做一项全国统一部署的工作来抓,强制推进全国的改革工作,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只抓下级部门,只有做到这样,我们的专项治理才能有成果,有成效。
第五篇:腐败原因及遏制
腐败原因及遏制
腐败是世界各国无一例外要面对的一大难题。联合国某年测算表明,“政府的腐败”每年使世界约损失资金6000多亿美元,腐败已经成为不少国家执政党丧失政权,领导人下台的直接原因。腐败是一个世界通病,也是一个历史通病。翻阅自古至今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人类自从出现了阶级,就有了腐败现象,过去有,现在有,甚至可以说将来可能还会有。中央有,地方有。政府有,基层也有。所谓腐败无处不在,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地滋长着。官场、商场、考场无孔不入。腐败活动的猖獗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每年得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从事反腐败活动。究其原因,腐败发生主要是因为法律的不完善、反贪机制的不健全和官员的权力过大、不受约束等。而最根本的就是他们的观念变质,产生了私人的贪欲。
何谓腐败?就语义而言,是谓腐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中的腐败即为此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是指一个社会像一个有机体那样腐烂、变质,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在现象层面上,腐败意味着一个社会充斥着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挥霍浪费社会公共财物、假公济私等丑恶现象,以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官僚主义严重,思想滑坡、道德失衡,社会风气败坏;2从实质上看,腐败是权力变质和异化的产物,是权力的腐化,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偏离既定的目的,不再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被用来换取个人利益,成为社会上少数拥有权力者或集团攫取私人、局部利益的手段或工具。因此,腐败实际上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或者说是权力的商品化与金钱的权力化。
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通过了也很难实施。4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确实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认为:在权力不受限制或社会控制薄弱,而行使权力者自身又缺乏道德约束力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为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伴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以市场配臵资源,以市场调节经济生活。而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具有雏形。与市场相配套的一系列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备,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前述政府庞大的权力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在体制、职能、机构、人员、运作等诸方面仍然紊乱、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在这种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社会管理出现许多盲点、空点,例如价格双轨制、行政管理高度集权与供求矛盾突出的并存就易于产生为紧缺物资而行贿受贿、“官倒”等腐败现象。这样,权力更易于与金钱相结合,“寻租”更为容易,腐败现象因此大量发生。由此可见,“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法制不健全,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就法制建设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没有一套完备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权力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况且人性中本有趋利避害的因素,更须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我国近年来法制建设固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法律制度还欠完善,没有系统的关于权力的设立、运行、行使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更缺少专门遏止政府官员腐败的法律如“反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经济立法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运行没有充分的规范约束,经济运行无充分的法律依据,利益归属没有明确的划分,各类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序、失控的状态。国有资产产权界限不明,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无有效的法律控制手段,等等。在这样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控制的、法律秩序紊乱的经济环境中,权钱交易、不正当竞争之类的腐败现象就势所必然了。其二,执法行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的目的。许多领域并非无法可依,而往往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党纪、政纪代替法律制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原因是执法环节缺乏有效的程序规范和责任机制,执法者往往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追究。其后果是法律的权威荡然无存,民众对法制建设丧失信心,无法建设良好的法治秩序。而执法过程中的交易更成为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就监督机制而言,主要表现为:没有完备的权力监督机制。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膨胀,这是社会的需要,本来无可厚非,可相应的监督制度却没有得到发展,以致行政权力失控,滥用权力成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固有的权力机关对行政权等权力的监督,由于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而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现有的一些监督机构如行政监察机关等,其职权手段都不够强大有力,不能满足需要。社会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赋予公民以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除了“信访”等有名无实的途径之外,公民的监督权力没有法律制度予以保证;新闻舆论的监督也是无法可依,更因为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不高,一般不为社会所知晓,极有限的社会舆论监督也往往无从着手。
反对腐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走的另一条长征之路。夺取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反复之所以显现出长期性,是因为反腐败斗争本质上是反对剥削阶级的思想与行为的斗争,他与中国共产党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的目的相一致,在党的最高纲领实现之前,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剥削阶级及其思想意识,那么其派生物——贪污腐败行为就会存在。实现党的最终奋斗目标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持久性。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作祟外,还与革命与建设事业中体制,机制,法制上的完善与否有关。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建立与健全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创建运行过程中,难免有“疏漏”、“缝隙”、“漏洞”和“时间差”,有些人就利用它,大肆贪污,搞投机活动,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所以反腐倡廉的根本措施之一是深化改革,健全机制,体制,法制,但要做到这些,向其他新生事物的成长一样,需要经验的积累和时间,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反腐倡廉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治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作为祖国后备力量的主体——大学生更应该认识到今天的局面,认识到“廉洁”所面临的挑战,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从而带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正所谓:欲廉洁,先修身。对处在社会化重要时期的大学生来说,修身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当代大学生,廉洁修身是社会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当代大学生的崇高使命已经由人民赋予,在党的十六大会议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使命,既是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是大学生的崇高使命。而致力于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是当代大学生的首要使命;科技创新是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使命;此外,大学生还肩负着名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文化使命。这些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提出了具体的人才规格要求,其中廉洁修身就是其核心内容之一。社会腐败现象一直是大学生廉洁修身的主要制约因素,其负面影响既体现在大学校园之内,更多体现在大学生走出校园之后。有些腐败分子在大学阶段也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步入社会以后,廉洁修身的道德免疫力在强大的腐败面前瓦解。尽管很多大学生知道腐败可能破坏廉洁的美德,可能伤害自己的荣誉,甚至可能剥夺自己的自由,但也有一种可能,如果腐败不被追究,却可能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在思想上的利益博弈中,一旦腐败的合理性占了上风,腐败便由可能走向了现实。所以引导大学生抵御来自社会腐败的侵扰,是廉洁教育的根本目的。